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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以物兴”与“物以情观”——刘勰关于自然与情感审美关系的认识



摘 要:中国古代关于自然与情感审美关系的认识都是从“物”与“情”的关系开始的。 刘勰提出的“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就是他关于自然与情感审美关系的认识,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情以物兴”是情感受自然物色的感发产生创作与审美冲动,“物以情观”是用情感观照自然,发现自然之美。 “物”是自然物色,“情”既包括政治伦理道德,也包括自然、自由的审美感情。 “物”“情”关系呈现为交互关系,它们之间相互感应,相互成就,共同在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中发挥作用。 从文学艺术创作体验的角度来看,“情以物兴”言说的是情感的表达,而“物以情观”言说的是自然物色的表达,这两种表达都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再就“物”与“情”的呈现来说,“物”能够自由呈现,而“情”则不能,“情”必须与“物”相伴才能呈现。 这就使得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变得非常微妙。 “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代表了刘勰对自然和情感审美关系认识的深度。

关键词: 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自然;情感;审美关系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物”都是一个意涵极其广泛的哲学范畴。 “物”紧密关联着人,“物”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呈现为一种共在关系。 人有人性,“物”也有物性。 人性是人的个性、气质、思想、情感、道德和行为的有机融合;而物性则是指物的形状、现象、性质与功能、用途的合一。 在现实生活和审美中,物性与人性产生了异质同构,故而,人们常常以物性类比人性,或者以人性类比物性,不经意间架起一座表达、理解、解释人和世界的桥梁。 文学艺术表达情感离不开“物”,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必须借助于物,创造美妙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营造心物一体、情景交融的境界。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又人为创造并发现了许多新的“物”。 在科学的加持下,“物”的种类逐渐丰富,“物”尤其是人造之物的功能超出了人的预期,“物”的地位也随之改变。 “物”与人的关系在不断重塑,情感的表达出现了新的情形。 正因此,尽管当今人们所关注的“物”仍包括自然之物,但似乎对科学之物、技术创造之物关注得更多,以至于物性、物质性以及物质文化等成为哲学、美学、诗学讨论的重要话题。①相关讨论请参阅张进:《物性诗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尤其当下,以数字技术、AI 为代表的科学之物、技术创造之物引领人们的生活,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开始忽视自然,自然之物仿佛远离了人的心灵,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人暂时的麻痹与幻觉,实际上,自然依然是人们心灵的向往与追求。 不可否认的是,自然之物与科学之物(技术创造之物)、社会之物(社会现实)一起成为哲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的对象,会丰富“物”的审美意蕴。 自然对人的情感和审美的影响,古今中西学界的探索已经很多,提出了诸如感物、模仿、物化、移情等诸多观念与范畴,而科学之物(技术创造之物)究竟如何感发人的心灵、情感? 对人的情感和审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未来性的话题,现在还无法给予合理解答。 正是受当下“物”的观念的刺激,我们暂且收拢沉浸在现代科技中的思绪,回到诗性,聚焦中国古代,选择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提出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重新进入,思考“物”之于情感表达的价值,阐释“物”独特的审美意义,以期进一步揭示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

一、“物”“情”关系与自然审美

中国古代关于自然与情感审美关系的认识都是从物与情的关系开始的,《周易》就提出了观物取象的思想,这是物情关系的最早表述,所观之物皆是天地自然万物。 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创造,皆受自然万物的感发,古人用这些卦象、爻象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并借以表达思想和情感,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系辞下》)②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659 页。。 这种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和审美的启发很大。 如果说,《周易》古经彰显的是符号的形象理性,即用形象的符号描述物与情的内在关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真理,那么,《礼记·乐记》则关注的是物与情的感性表达,揭示的是物与情的感性体验关系,即物对情感的激发所产生的心物交融,强调音乐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其实就是在思考物与情的审美创造关系。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③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976 页。“物”感发了人的情感,促成了音乐的发生,说明音乐的创造与情感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情感,就没有音乐。 这个“物”就是自然事物(包括社会现实)。 情感的激发必须靠自然事物,因此,感物昭示的就是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和美学中,“物”作为自然事物的意义基本稳定。 这是因为,“物”的本义就是自然之物。 《说文解字》云:“物,万物也。 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段玉裁注:“戴先生《原象》曰:周人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 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于斗牵牛也。 按许说物从牛之故,又广其义如此。”④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53 页。因“物”由牛、勿两个部分组成,故而,许慎说“从牛,勿声”。“牛”即牵牛星,那是古人命名的一个星座,是古人观测自然星象进行数术计算的起点,密切关联着古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从中我们可以领悟牵牛的自然属性。 而最关键的是“万物”,“万物”即自然万物。由此推断,古代所谓“物”,基本与“自然”同义。 先秦时期,老庄所说的“物”皆是自然之物。 在《老子》一书中,经常会提到“万物”,诸如“万物作而弗始”(二章),“以万物为刍狗”(五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等等,“万物”皆指包括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在内的许多事物。 《庄子》一书中所说的“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齐物论》)⑤王先谦:《庄子集解》,王先谦、刘武撰:《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沈啸寰点校,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5 页。,“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⑥王先谦:《庄子集解》,王先谦、刘武撰:《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沈啸寰点校,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58 页。,等等,其中之“物”也同样包括社会现实在内的自然事物。 他们都偏重物的自然属性,非常看重自然。 庄子还以梦蝶的寓言言说物化,强调人与自然万物一起迁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些“物”,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物”既包括自然之物(社会现实)也包括人造之物(科学技术创造之物)的宽广意义,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人造之物(科学技术创造之物)由于蕴含人类所赋予的极强的功能性和目的性,与自然之物完全是两个层次,其对文学艺术创造与审美的意义也不可能类同于自然之物。 古人之所以非常重视自然之物,除了追求自然的本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崇尚天人合一,那是一种极高的境界。 在古人的观念中,人与自然一气贯通,自然不是死寂的,而是充满生机的。 自然能够与人产生交流,发生感应。 古代的物与情关系的观念背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

尽管自然之物包括社会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古人对二者没有区分。 其实,古人对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还是有着比较明确的区分的,区分的名称就是“物”与“事”。 一般地说,“物”指的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物象,“事”是指自然和现实中发生的故事与事件。 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自然之物称之为“物”,社会现实则往往称之为“事”。 物、事的界限比较分明。 然而,由于古人认定它们都是自然的,故而,又常常混淆不分。 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古人时不要过分拘泥,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指自然物象,哪些指社会现实。 它们都是自然之物。 无论自然物象还是社会现实事件都会引发人们的情感,使人们产生创造与审美的冲动,因此,班固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①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72 页。 这里所说的“缘事”之“事”是指社会现实。 班固记述汉武帝以来的采诗活动,着眼的是诗歌对社会的政治统治表现及其态度。 陆机也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②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1 页。 这个“物”的意义就比较宽泛了,不仅包括自然物色,也包括社会现实,“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指在创作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构思、语言和思想情感不能够很好地指称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的现象。 “物”与“情”难以实现高度的契合。 到了清代和晚近,人们仍然在讨论这一话题,足见这一话题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 叶燮《原诗》强调理、事、情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其实三者说的都是“物”。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③王夫之等:《清诗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576 页。王国维在讨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时提出“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人间词话》)的问题,从其所举之例可以看出,“物”都指自然之物。 同样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明确论及自然之物:“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 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④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26 页。在作家、艺术家的眼里,不管“物”为何物,自然物色也好,社会现实之物也好,都是自然之物,都能够感发、寄寓人的思想情感。 这说明,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确实是一个文学艺术创作无法绕开的、永恒的问题。 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实生活需要,不能缺少;其之所以永恒,是因为它能本质地展示自然之美,表达情感之真,进而深入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 “物”与“情”审美关系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

无论“物”是自然物色还是社会现实,它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 单纯的自然物色具有审美意义,是因为它鲜活、灵动,能够感染和启发人的心灵;而被寄寓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自然物色,只要寄寓的是人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思想和情感,也同样鲜活、灵动,具有审美的价值。 早在南朝时期,“物”“情”关系所隐含的自然审美问题,就对刘勰产生了深刻的触动。 他的《文心雕龙》“剖情析采”,论述文学创作与审美,不时触及这一话题,进一步弘扬了“物”“情”关系的理论价值和理论意义,最为经典的表述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文心雕龙·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 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136 页。显然,这是从辞赋创作着眼提出的话题,仅仅针对的是辞赋的“义”和“词”,弘扬辞赋的“丽词雅义”。 我们可以将这一问题扩大到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审美。 实际上,刘勰延续并整合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及“物”“情”合一、感应等问题,发现了它们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将先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二、“情以物兴”:自然对情感的审美感发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讨论辞赋创作,提出“情以物兴”,同篇还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 “睹物兴情”和“情以物兴”是一个话题,都说的是“物”对“情”的感发。 其实,这都是接续前人的话题。 《礼记·乐记》说音乐的产生缘于感物,“感于物而动”,才有音乐。 《毛氏诗传》曾经说:“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登高之旨”就说的是“升高能赋”。 《毛诗正义》云:“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①转引自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137 页。“睹物兴情”就是看到自然物色而兴发感情,随之产生创作的行为,把登高所看到的用诗表达出来。 “兴”即兴起、兴发之意。 从刘勰的整体思想出发,我们可以得出最基本的判断:他说的“兴”不是自然而然的兴起、兴发,仍包含着刻意的成分。 这是孔子“诗可以兴”思想的延续。 孔子的“兴”,朱熹理解为“感发志意”(《论语集注》)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78 页。,就是强调“兴”是刻意的,带有教化的意图,“志意”即儒家的伦理道德。 在言说赋的起源时,刘勰提到“诗六义”。 “诗六义”是指风、赋、比、兴、雅、颂,可见,“兴”也是“诗六义”之一。 “诗六义”的核心是教化,与孔子之“兴”一脉相承。 《诗三百》中的诗被刻意赋予了教化的内容。 在钟嵘之前,大凡对“兴”的运用和理解都和儒家教化紧密关联,也就是说,情感的兴发不是自然而然的行为,是刻意的、不自由的。 钟嵘开始打破对这一传统的理解,对“兴”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其新的意义。 钟嵘说,“兴”是“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品序》)③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第2 页。,似乎远离了教化,至少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了。 刘勰与钟嵘虽然都生活在齐梁时期,刘勰稍稍年长于钟嵘,但是,即便生活在同一时代,也会产生观念的差异,这取决于个人的素养和志向。 刘勰深厚的儒学素养和他的政治志向,是我们判断他的“兴”带有刻意成分的依据。

再看刘勰对“兴”的解释便可印证我们的判断。 他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文心雕龙·比兴》)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601 页。 刘勰强调,“兴”就是“起情”,即引发情感,那是自然物色的兴发。 他说“兴”的特点是“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类似于‘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但比‘春秋笔法’又多了层修辞学上的意义”。⑤李健:《比兴思维研究——对中国古代一种艺术思维方式的美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99 页。可见,刘勰所说的“兴”,儒学味极浓。 他不仅没有摆脱儒学,而且仍主张宗经、征圣,追求文学的讽喻与教化。 因此,他赞美《诗经》,赞赏屈原及其《离骚》。 这些都表明他对儒家的尊崇。 这种态度无可非议,其存在是合理的。 任何一种思想,既然已经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不能抹杀它的意义。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刘勰对儒家思想继承的一面,还应看到他对儒家思想超越的另一面。 他还认识到“兴”“随时之义不一”的特征,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兴”可以在刻意教化这种情感不自由的意图左右下引发“物”“情”关系,也可以在纯粹审美的、不带有任何功利的自由意图左右下引发“物”“情”关系? 这两种“物”“情”关系的审美特质是完全不同的。 综观刘勰的思想,“兴”能够引发这种复杂的“物”“情”关系的看法是存在的。 在他的意识中,“物”作为自然物色已经独立,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 这显然是站在道家、玄学的立场看问题的。 他认同自然物色之美,《文心雕龙》很多篇章对自然物色进行了描绘,都赋予自然物色以灵性,赋予其鲜活的生命特征,正是这些自然物色激发了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创造。 再回过头来说,即便作家、艺术家刻意赋予自然物色以政治人伦道德的意义,倘若在具体的描绘中,既表现了人伦道德之美,也生动传神地展现了自然物色之美,这又有什么妨碍呢? 毕竟文学与社会的现实生活脱不了干系,社会现实生活当然无法回避政治伦理道德。 这说明,“兴”无论是刻意的还是自然、自由的,都能够充分展示“物”“情”关系,赋予自然以审美的意蕴。

弄清了刘勰“兴”的理论意蕴,我们再进入他的思想,对他的“情以物兴”进行现象学的还原。 “情以物兴”说的是人的情感的激发,那是由自然物色的激发而产生的。 自然物色何以能够激发人的情感?是因为人的情感本身也是自然的组成部分。 刘勰曾经说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65 页。 由于他的“兴”包含着浓厚的刻意成分,那么,“情以物兴”所表述的“物”“情”关系就不全是自由、自然的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因为其中之“情”掺杂了为实现儒家政治伦理道德教化而与纯粹艺术和审美不相符的内容。 其实,刘勰本人也游移于刻意教化和审美自由之间,态度比较矛盾。 因此,在《文心雕龙》中,出现了一个人们不太好理解的现象:一会儿“言志”,一会儿“缘情”。其中,“志”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接近“情”,亦即“诗缘情”之“情”,如“感物吟志”“体物写志”,“斯乃化感之本原,志气之符契也”(《文心雕龙·风骨》)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513 页。,“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674 页。,等等;而“情”在很多情况下指称的则是政治伦理道德抱负,亦即“诗言志”的“志”。 试为举例:“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文心雕龙·原道》)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2 页。“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文心雕龙·征圣》)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15 页。“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文心雕龙·宗经》)⑥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21 页。“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文心雕龙·明诗》)⑦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65 页。对此,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在刘勰的观念中,“情”与“志”是一体的,“情”就是“志”,“志”就是“情”。 他所说的“情”是被儒家礼乐和伦理道德熏染过的情,不是自然的、自由的情。 因此,他所说的“情”就与“兴”在意义连接上实现了严丝合缝。 《文心雕龙·原道》讲过“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情性既然可以雕琢,就说明它的自由度受到了限制。 可见,刘勰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情以物兴”是情感受自然物色的触发而产生的创作冲动,这个情感包括长期涵养、埋藏在心里的政治伦理道德,虽然政治伦理道德有很多限制性的内容,给人的情感表达添加了许多非审美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否认,这种情感的抒发仍含有自由的成分,这是因为,对于一些作家、艺术家来说,政治伦理道德已经化作他们的精神血液,确实成为他们的思想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物色的美当然能触发他们的政治伦理道德情感,并与之产生感应。 在这一过程中,“兴”所起的只是中介作用。 我们可以将“兴”视为感应,尽管这种感应不完全是自然、自由的,但是,毕竟有自然、自由的成分。 我们强调感物的自然和自由,其实,这自然和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并非无限的。 现实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凡是在场的,都是有限的。 自然物色和人的情感都是一种“在场”,它们是有限的。 它们相互之间可以超越,“物”超越“情”,或“情”超越“物”,即“物”“情”完全处于自然、自由的感发状态,“物”对“情”的感发完全是审美感发,但是,这种超越也只能限定在现实世界之中,受社会现实的支配。 因为所有人都是现实中人、社会中人,情感是人的情感,自然物色都来自现实世界,不可能须臾离开社会现实的语境。 对于“情以物兴”之情的刻意和不自由,刘勰讲得很清楚:“义必明雅。”我们用西晋文体学家挚虞的观点来阐释。 挚虞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章流别论》)⑧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905 页。 所谓“义正”就是义雅,“正”即“雅”之意,因为《毛诗序》说过“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① 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344 页。。 刘勰要求“情”的表达应符合儒家雅正的标准,他把这看成一个很高的标准。 而今天的我们,则认为这是一个浅层次的标准。 这是因为,这一标准,只要人着意附会都可以实现。 而自然而然地表现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则是一个较高的标准,倘若没有较高的审美素养,没有情感的自由表达是很难做到的。 由于刘勰之“情”所包含的刻意的东西较多,必定会在审美的超越中受到限制,故而,“情以物兴”的“物”“情”关系的层次有浅深之别。 刻意的以教化为宗旨的“物”“情”关系是浅层次,自由的以审美为宗旨的“物”“情”关系是深层次。 无论层次的深浅,“情以物兴”的“物”“情”关系都彰显了自然与情感的审美独特性。

“情以物兴”既是自然之物激发了情,又是情寻找到了它赖以表达的自然之物。 “物”“情”双向互动的审美品质虽然刘勰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证——他是将之作为一般的常识,但是,从他的“义必明雅”的论断中可以推测一二。 情感(情志)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引发之物和寄寓之所,自然与情感实现合一。在“情以物兴”的过程中,物居于主导地位。 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的“感于物”。 自然之物触发了人的情感,使人产生强烈的创造冲动,创作出了文学艺术作品。 这一冲动,既可能包含着浓厚的教化因素,即进行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也可能包含着浓厚的审美因素,即自由、自然地表达人的情感,只能依据具体的语境言说来进行判断。 如果我们联系刘勰感物美学的其他方面的言说就会感受到,他的真正意图就是要寻求人的心性灵明的一刹那,寻求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隐秘的心理,而“情以物兴”作为由“物-情-文学作品(义必明雅的赋)”构成的创作路径,只是揭示了创作规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物以情观”。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以当下的美学观念对他的这种思想进行超越性的理解,将之作为一个审美心理学和审美体验的问题进行深度阐发,以期客观、科学地认识“情以物兴”蕴含的自然与情感审美关系。 但这是未来的研究目标。

三、“物以情观”:情感对自然的审美观照

刘勰提出“情以物兴”的同时,还提出了“物以情观”。 将这两者放在一起,便可以把刘勰关于“物”“情”的观点看得更为分明。 在他的意识中,“物”“情”之间的关系是交互、对应的,它们之间应该做到天衣无缝。 既然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是交互的、对应的,那么,情感作用于自然,自然当然也作用于情感,两者之间一气贯通。 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情感与自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存在主次差别。 “情以物兴”,“物”是主导,“物”引导情感的走向;“物以情观”,“情”是主导,用“情”观照“物”,“情”决定“物”的意义指向。 两者结合在一起,“物”“情”皆是主导,相互衬托,相互成就,共同完成有意义的审美创造。 在不同情感的支配下,自然物色具有不同的意义。 因此,同样是月亮,有时是欢乐的,有时是忧愁的,有时是思念的。 同样写友情,可以用“桃花潭水深千尺”(李白《赠汪伦》),也可以用“草绿湖南万里情”(刘长卿《别严士元》)。 刘勰试图给“物”“情”关系找到一个自洽的审美逻辑,他最终找到了这个逻辑,这便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情以物兴”的字面意思是,情感因自然物色的感发而产生,“物以情观”则说的是,自然物色必须用情感来观照方具有审美意义。 自然物色感发了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使之产生了创作的行为,完成了审美创造的过程,而自然物色原本都是鲜活的、富有灵气的,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作品里,都能成为审美的重要元素。 自然界的自然物色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景物描写,本身都蕴含着美,要体验它们的美,必须用情感来观照。在自然中体验到的美与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体验到的美可能会不对称,可能会存在差异,但是,这种不对称、差异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 而自然物色,只有用情感来观照,才能够真正发现其美的价值,彰显其存在的意义。

“物以情观”是用情感观照自然。 依刘勰原本的意图,他的“情”向来是包含“志”的,融合“情”和“志”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使得这一过程有些复杂。 这一点,我们上文已经讨论。 “观”因是“情观”,当然是感性之观,与孔子所说的“可以观”的“观”意义不太一样,但也绝非没有关联。 我们不能否认刘勰之“观”和孔子之“观”的联系,就如同“情以物兴”之“兴”与孔子“可以兴”的联系一样,“观”的思想源头与儒家脱不了干系。 刘勰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支持者,尽管他在佛寺生活了十多年,佛学修养深厚,尽管《文心雕龙》中存在着大量的运用道家观念解析文学问题的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他崇儒的事实。 孔子的“可以观”之“观”,后人的理解大体一致,都认为其中蕴含的是教化的内容。 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①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689 页。朱熹释:“考见得失。”(《论语集注》)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78 页。 这都说的是教化。 《文心雕龙·诠赋》谈论自然与情感的表达,明确地强调教化:“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 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 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 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135 页。这里讲赋体在汉代的发展。 汉赋中所描绘的自然物色,拟诸形容,象其物宜,都有经国、附理等教化的企图。 可见,刘勰虽然主张用情感去观照,其实也包括站在政治伦理道德教化的立场去观照,所观照之物必然会被政治伦理道德的意蕴熏染,呈现出情感上不自然、不自由的状况,影响审美情感的表达。

然而,“物以情观”又追求纯粹的审美观照。 自然物色之所以能够进入作家、艺术家的视野,是作家、艺术家情感选择的结果。 这种情感选择的过程,用杜威《经验与自然》一书的说法是“沟通”。 “沟通”是“情”与“物”的沟通,“物”原本是灵明的,然而,“物”的灵明仍需要情感的参与才有意义。 作家、艺术家在用情感观照“物”时与“物”互动,生成了“物”的意义。 这不是中国传统中的寄托,寄托是单向度的行为,是作家、艺术家刻意把思想情感寄寓在对象上。 而沟通本身是双向的、互动的,是“物”与“情”的互动,即自然与情感的互动。 假如认定自然物色是死寂的,如何沟通? 因此,杜威说:“在有相互沟通的地方,事物就得到了意义,因而也就有了代表、代理、记号和涵意,而后者较之在原始状态中的事情就更加无限量地服从于人类的管理,更加持久和更加适用了。”④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167 页。在这里,杜威虽然不是站在中国传统的立场言说,思考问题的语境相差甚远,但是,却关联到中国传统的问题,似乎连带“物以情观”的形象创造及审美效果都涉及了。 代表、代理、记号和涵意都关涉形象(意象、意境)创造问题,自然会牵连到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 作家、艺术家的文学艺术创作不仅要表达情感,还要艺术地呈现自然物色,激发自然物色的灵明,展现自然物色之美。 “物以情观”,以情观物,物中含情。 观也是相互的,我观物,物也观我,物我互动,一气贯通。 这是中国古代道家所倡导的物化。 显然,这不是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所说的移情——移情以“我”为主,“我”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 因为移情的哲学基础是主客二元论,那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而物化的哲学基础则是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 因此,“物以情观”包含着物化的审美意蕴。 这一审美意蕴催化了自然与情感的互融,推动文学艺术创作与审美朝着自然、自由的方向迈进。

刘勰在讨论“物以情观”时还提及语言问题,这是我们考察他对情感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认识时不能不注意的。 无论“物”的表现还是“情”的表达都借助于语言。 语言在彰显自然和情感的审美关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观”的重要手段。 刘勰的这一思想受挚虞的影响较大,二人都非常重视辞赋创作,都非常关注辞赋语言。 挚虞评说西晋及稍前的辞赋创作是以“事形为本”,所谓“事形”就是写形,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写气图貌”,即描绘出自然物色的气质、形貌,表现自然之美。 这与以“情义为本”的古赋形成鲜明的对比。 “事形”因为追求自然物色描绘的真切与细微,必须使用繁复的语言,而繁复的语言因为飘忽无常必定会影响情感的表达,因此,“事形”对情感投射会产生限制,也就是说,“情观”的效果会打折扣。 所以,挚虞批评“言当而辞无常”的“事形”之赋。 这种赋是不能真正实现“物以情观”的。 在陈述古今之赋的差异之后,挚虞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文章流别论》)①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905 页。这也正是刘勰“物以情观”观念提出的依据之一。 在提出“物以情观”之后,刘勰紧接着说“词必巧丽”。 何以“物以情观”就能做到“词必巧丽”? 因为情感的表达必须搭配华艳的语言,这是魏晋南朝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追求。 这种审美观念与审美追求是陆机最早确定下来的。 《文赋》曾说过“诗缘情而绮靡”。 “缘情”与“绮靡”相伴,意谓情感的表达必须借助华艳的语言。 刘勰认同自然物色的审美表现必须以情感为主导,使用华艳的语言,因此,“巧丽”的语言也成为“物以情观”的应有之意。 如此看来,“物以情观”以情为主导,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情以物兴”的明晰的创作路径,即“情-物-文学作品(语言巧丽的赋)”的路径。 这是对传统感物美学的理论充实。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在巧丽的语言加持下显得更加丰盈,更充满美的智慧。

“物以情观”所昭示的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表明,“物”“情”本身是双向互动的,二者之间充满感应。 自然物色本身是美的,正是因为它本身的美,引发了人与自然的感应,人的情感便参与其中。 由于人的情感的参与,自然物色就更具有可观性,愈发凸显了其审美价值。 这是因为,自然物色虽然是一种“在场”,如果没有人的“在场”,它的存在便无意义。 所有的意义包括美的意义都向人而生,自然万物因人的灵明而灵明。

余论

“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是刘勰关于自然与情感审美关系的归纳,是他的美学思想尤其是感物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问题的提出原本是针对辞赋创作的,而理论的影响却超越辞赋创作,延伸到整个审美体验领域。 从文学艺术创作体验的角度来看,“情以物兴”言说的是情感的表达,而“物以情观”言说的是自然物色的表达,这两种表达都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再就“物”与“情”的呈现来说,“物”能够自由呈现,而“情”则不能,“情”必须与“物”相伴才能呈现。 任何一种情感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缘起,或受某一自然物色的感发,或受某一事件的感发。 “物”的自由呈现是一种纯粹的生物行为,而“情”是不能自由呈现的,“情”的呈现必须依赖“物”。 这就使得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变得非常微妙。 “物”与“情”双向互动,产生感应,在此基础上生成审美体验,创作出文学艺术作品。 假如“物”的呈现只是生物性呈现,虽然自由,倘若没有情感的参与也没有意义。 而情感一旦受自然物色的感发获得呈现,也就同时获得了自由。 情感的呈现虽然自由,但也绝不可能像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它再自由,也超越不了特定时代和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也就是说,它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存在于空间之中。 正是因为时间和空间,“情”在人的心里形成了固定的结构,才能为人所理解,为人所接受。 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形成无穷的张力。 这是刘勰“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话题,容后再深入思考、讨论。

刘勰以“物”与“情”谁为主导将文学艺术创作分为“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这是对“物”“情”双向互动的理论肯认。 然而,在刘勰看来,“情以物兴”与“物以情观”就其单个意义来说都不完美,尽管它们中间都存在着“物”与“情”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无法掩饰缺陷。 基于此,刘勰认为,一种理想的方式是“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的双向互动。 可见,刘勰的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之中蕴涵着多层次的双向互动。 倘若实现了这种多层次的双向互动,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就完全自由了。 “物”与“情”都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机遇。 “情以物兴”能够导致“义必明雅”,“物以情观”能够导致“词必巧丽”。两者双向互动之后,则形成了更为完美的状态。 刘勰高度赞美这种状态:“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136 页。这种双向互动的状态,实现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本真,也实现了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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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57-08

作者简介:李健,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规律”(18ZDA27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