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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行范:孔子的道德教化思想



摘 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汲取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的精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素养。道德教化是培养社会成员良好道德品德和情操、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先秦时期孔子理通行范的道德教化思想,独具匠心,对于我国新时代提升公民道德教育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孔子;道德教化;理通行范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汲取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7 页。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面对春秋时期“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71 页。的“天下无道”的道德式微局面,以“使天下归于正道,使人心归于正途”为己任,构建了“仁与礼”相统一的伦理思想体系,强调忠孝仁爱诚信等道德价值,希冀以仁与礼来匡正世道人心,形成了“理通行范”的道德教化思想体系。孔子理通行范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培育公民道德素养、提升道德教育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道德教化的理论基石

孔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他从人的道德性出发,基于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后天性以及德教与刑罚的比较优势,立论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首先,道德与人具有同一性。在孔子看来,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即人之为人在于讲道德。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 页,第 178 页,第 24 页,第 181 页,第 12 页,第 210 页。如果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言而无信,不讲信用,人们之间还能往来相处吗? 类比而言,人不讲信用道德,犹如大车或小车失去横木不能行进一样,将会寸步难行,无法在社会中立足。这表明,人们一旦不遵守信用等社会道德要求,就会因德性缺失而无“人样”,即有人形而无人性,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人。显然,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者,道德是其必备的素养。一言以蔽之,人不能离开道德而存在,一旦缺乏道德的滋养,将无以成人,因为道德是使人远离动物性的必备武器。为此,孔子非常强调做人要遵守各个等级的行为规范即“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 页,第 178 页,第 24 页,第 181 页,第 12 页,第 210 页。。“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 页,第 178 页,第 24 页,第 181 页,第 12 页,第 210 页。。作为人,只有通晓伦理内蕴之理和道德原则,具有仁德,成为仁人,才能够正确地对待礼乐制度和音乐。讲仁义道德,既是人性的要求,也是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其他事物和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人的品德的形成具有后天习得性。人性是先秦时期哲学家们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他们立论道德缘起的理论基础。与先秦时期其他儒家思想家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比,孔子不以善恶言人性。他的名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 页,第 178 页,第 24 页,第 181 页,第 12 页,第 210 页。依孔子之见,人的本性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本质差别,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完全是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人们道德品性的好坏也是后天习得的结果。虽然“人的本性——为善或为恶的潜在性及其才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能由天生的属性来判断人的仁与否;经过后天的习学,则人之为善与为恶就大相径庭了。”⑤ 陈少锋:《中国伦理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5 页。故而,与其他先秦儒家思想家相比,孔子“劝学而不尊性”⑥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第11 页。,因为人们的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社会个体思想境界、品德和情操的差异是后天学习、修养和环境影响的结果。由于遵守道德不是人的天性,所以,人们崇德与循礼,需要社会道德教化。

再者,道德教化优于刑罚。道德与法律是人类创设出的维护社会有序发展的两大重要规范体系,因此,德治与法治是人类社会的两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对于道德与法律治理的社会效能,孔子承继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认为道德优于刑罚。他的著名论断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⑦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 页,第 178 页,第 24 页,第 181 页,第 12 页,第 210 页。孔子的这一论断,蕴含了三方面的内涵:

其一,国家的优良治理是德教为先、刑罚为后。由于人们对行为规范的要求,不是生而知之,需要后天通过学习而知晓。因此,国家首先应该对人们进行礼仪法度的教育,使社会成员熟知行为举止的规范要求,唯有如此,人们方能遵规守德。质言之,唯有国家对民众先进行广泛的道德教化,使人们既了知行为规范要求、又懂得规范要求内蕴之理,才能明理守规,知书达理而不逾矩,自觉远离不仁不义之行。孔子清楚,再好的道德教化也无法完全消除顽固不化之徒的为非作歹行径,所以主张对于那些难以道德感化的不仁不义之人,必须要施之刑罚治之。即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运用好德教与刑罚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对于社会成员要“先礼以教之,然后继以刑折之也。夫无礼则民无耻,而正之以刑,故苟免。”⑧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上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80 页,第80 页,第80 页。由之可见,孔子虽然推崇德教,但绝不拒斥刑罚的作用,认为“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⑨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上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80 页,第80 页,第80 页。毋庸置疑,孔子并不反对刑罚的必要性,只是主张先礼后兵,在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教化、使之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后,再对那些明知故犯的少数人施以刑罚,因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⑩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 页,第 178 页,第 24 页,第 181 页,第 12 页,第 210 页。如果不经过道德教化而一味实施刑罚,就会导致律法繁琐和刑罚增加。“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⑪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上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80 页,第80 页,第80 页。

其二,国家的优良治理是德教为主、刑罚为辅。在孔子看来,用政令来诱导民众,用刑罚来整顿他们,民众出于对政令和刑罚的畏惧虽然会暂时不越轨作恶,但由于他们不清楚、不明白违规行为的非正义性,缺乏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只是慑于严厉惩罚的威慑而不敢为非作歹。一旦人们内心对规则要求未能诚服,就会因缺乏廉耻之心的内在规制而伺机投机作恶。相反,如果对民众施之道德的引导和礼的教化,使民众懂得遵规守德的正当性,形成是非善恶的廉耻之心,人们就会以违规作恶为耻而自觉拒之不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道德教化要比刑罚更高明,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①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7 页。为此,西汉大儒董仲舒指出:“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② 班固撰:《汉书》(第三卷),颜师古注,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2184 页,第2182 页。无疑,在孔子看来,从社会治理的长远成效来看,德教使人们出自羞耻之心而不愿作恶,优于政刑使人们仅是出于惧怕处罚而不敢作恶的方式。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孔子虽然主倡德教,但从来没有否认政刑的辅助作用,而且鲜明地表示,政刑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应该说,既主张明德慎罚,又强调以刑佐教的“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

其三,国家的优良治理是德教昌、律法简。以德之道和礼之规对百姓进行社会道德教化,使百姓熟知人伦日用的行为规范,通过“化与心成”,人们形成“日用而不觉”的道德意识、观念和行为,就会知礼节、懂荣辱,社会道德水平就会普遍提升。具而言之,对人们进行人伦日用的道德教化,人们知晓如何处理人伦关系和遵守人伦要求,就会对父母行孝、对兄弟友爱、对朋友讲信、为官清廉。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人伦角色,尽分内之责、做分内之事,国家就会处于良性运转之中。基于道德教化有利于形成天然的政治纽带优势。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1 页,第123 页。为政者用道德治理国家,使百姓内心归服,人们行为有度,为政者就会犹如北极星一样,群臣百姓自觉地围绕其转动,进而会达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描绘和向往的“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④ 班固撰:《汉书》(第三卷),颜师古注,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2184 页,第2182 页。的国家善治之态势。贤能的人尽心尽力管理国家,百姓有仁有义,行为合乎礼义,社会道德就会昌盛,百姓就会和睦相处,相反,如若对百姓不教而罚,惯用严刑峻法,就会使民积怨。因为“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法令极而民哀戚。”⑤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上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80 页。

二、理通行范的道德教化体系

孔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是知识性的道德认知、说理性的道德认同与行为示范的道德辐射共同构成的系统。在孔子看来,有效的道德教化,既要传授好道德的相关知识及其规范要求,让人们“知其然”,知道在社会生活中如何恰当做事,也要讲清讲透道德规范要求的正当性,让人们“知其所以然”,明白遵守道德要求的天道义理性,从内心诚服,愿意遵守,还要为政者、教育者、家长等群体自觉按照“礼”的要求去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民众、受教者和孩子们做出道德榜样。基于此,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教育”二字的解释最为贴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显然,道德教育不单是传授知识和通晓事理,更在于人们身边的人能够有良好行为,形成上行下效的社会氛围,培育人们向善行善的品德和情操。

第一,明规讲理。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在总结中国古代道德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建构了“以‘仁’作为社会的道德核心,以‘礼’作为社会道德原则的总体框架,以智、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等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德目”。⑥ 罗国杰主编:《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5 页 在孔子看来,仁与礼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方面,仁不能离开礼,仁人是践行礼而育成的。人们按照礼的要求而行动,言行遵规有度,就能对欲望、冲动给予合理的节制和约束,就会成为有仁德的人。因而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⑦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1 页,第123 页。另一方面,仁是礼的内核。礼乐是有灵魂和精神的,所以,礼的本质在于仁,没有仁,就没有真正的礼乐。没有仁的礼乐,只是纯粹的仪节和器物。无论是“仁”还是“礼”,人们都不是先天具有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学习,所以,孔子提出了“学而知之”的重要教育思想。既然人们的知识、思想品德非生而有之,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培育“仁德守礼”之人呢? 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不仅要授规,而且要释理,促使社会成员形成对道德正当性的认同,进而激发人们遵守道德原则的行动自觉性。为此,他要求教育者不仅要讲清“达仁之方”和“礼”的行为要求,让人们知晓言行举止如何做才是恰当的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积极践行“忠恕之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要讲明“仁”和“礼”内蕴的道理。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90 页,第 63—64 页,第 39 页,第 177 页,第 82 页。众所周知,孔子非常强调用诗书礼乐进行道德教化。“六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② 司马迁撰:《史记》(第四卷),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2021 年版,第2771 页。在孔子看来,六艺即《礼》《乐》《书》《诗》《易》《春秋》,有益于教化万民和治国理政,因为《礼》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乐》可以熏陶人们具有和谐的情感,《书》对史事的叙述可以使人们以史为鉴,《诗》可以使人们抒发情怀和表达情思,《易》用来演绎神妙的变化,《春秋》用来阐发微言大义。所以,孔子在教学中,既善于用各种典籍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又善于运用六经中所切中的事理进行引导,用各种礼节约束他们的言行,促使学生们向善修行,以致于他的弟子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90 页,第 63—64 页,第 39 页,第 177 页,第 82 页。

第二,学思悟道。孔子认为,人们良好道德品行的养成,光靠老师的教导是不够的,还需要行为者在学习阅读文献中体悟蕴含其中的“道”并自愿尊理践行。典籍文献中蕴含着治国理政和为人处事之道。人们博览典籍文献学习的目的,不只是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中体悟其中蕴含的道理,然后在明理懂礼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以礼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离经叛道之事。故而,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90 页,第 63—64 页,第 39 页,第 177 页,第 82 页。依孔子之见,广泛阅读典籍文献是培养人们君子品格的重要途径。其中的原由《礼记》做了具体的阐释。“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⑤ 胡平生、张萌译注:《四书五经·礼记》(第四卷),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951 页,第960 页。社会成员道德的养成,除了惯常接受传授性道德教育和广泛阅读典籍文献外,人们还要有道德的主体性,善于反省并坚守。“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⑥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90 页,第 63—64 页,第 39 页,第 177 页,第 82 页。看到周围贤德之人就要以其为榜样,向其学习和看齐;看到缺乏贤德的人,就要反观自身,反躬自省,看自己是否存在类似的道德问题,进而避免产生类似的失德行径。为此,孔子要求人们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⑦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90 页,第 63—64 页,第 39 页,第 177 页,第 82 页。显然,在孔子看来,人们的道德学习,不只是向书本学习,也要向社会学习。人们通过对所见所闻之事的反思与反省,勉励自己崇德向善,会促进人们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认同的转化。因为人们通过自己的博学思考以及道德反省所认同的“道”,会强化人们对“道”的坚守,达至“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⑧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90 页,第 63—64 页,第 39 页,第 177 页,第 82 页。的境界。

第三,行为示范。孔子在阐述道德认知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强调人们通晓道德要求正当性之理的基础上,还论述了行为示范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人们由知理、明理、认理向践理的转变。在孔子的“成德之教”⑨ 程志华、聂民玉:《孔子道德教化思想的义理体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5 期。中,他不仅注重对社会成员进行说理性的道德教育,而且强调行为的示范作用,重视良好道德行为的辐射效应。道德辐射包含感动、感化,是道德榜样的良好德行对其他社会成员形成的正向道德引领及其形成的效仿欲望和行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德教化方式。“社会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离不开道德示范,只有被认同的道德示范才具有道德教育的价值和作用。”⑩宋五好:《论道德示范认同的危机及建构》,《思想教育研究》2014 年第7 期。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道德品行是影响社会道德风气的关键因素,为此,他非常注重为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及其对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示范作用,认为政者应当成为遵规守德的典范,率先践行各种道德要求,成为社会道德的践行者和引领者,以致于良好的德政就会借助政治影响力促进社会成员积极效仿道德典范。“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乎?”⑪ 胡平生、张萌译注:《四书五经·礼记》(第四卷),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951 页,第960 页。孔子认为,在人伦社会关系中,“政”是“人道”中最重要的中枢环节。社会对“为政者”的道德期待就是率先律己身正,成为具有君子人格的人。为政者言行举止正派得当,老百姓就会积极效仿,社会就会营造出人人向善的上行下效的良好氛围;相反,如果为政者践踏社会道德要求,行为不端正,老百姓就会因没有看齐的标杆而无所适从。只有君“正”百姓跟从而行“正”,社会才会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政令通达是一个国家有序发展的基础,而政令通达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为政者具有君子人格而行范身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36 页,第 138 页,第 129 页,第 73 页,第 68 页。为政者言谈举止合乎礼仪法度,行为端正恰当,即使不发布让人们遵守社会道德的政令,人们也会因看到和感受到为政者的率先垂范而践行道德要求;相反,如若为政者自己不践行社会道德要求,纵使三令五申发布让社会成员遵守道德的政令,人们也不会积极践行道德。“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36 页,第 138 页,第 129 页,第 73 页,第 68 页。正人先正己,是使民众信服的前提。一旦为政者率先破坏道德,他们的道德形象受损,社会道德就会因缺乏权威性致使百姓不信从而陷入衰败境地。所以,社会要弘扬道德,首先要强化为政者的道德意识,端正其言行,发挥他们作为示范群体的道德榜样作用,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36 页,第 138 页,第 129 页,第 73 页,第 68 页。总之,为政者的道德态度与道德品行能够引领社会道德风尚。为政者“孝顺父母,慈爱幼小”,百姓就会对为政者“尽心竭力”;为政者任人唯贤、知人善用,百姓就会勤勉奋进。为政者具有何种德行,百姓就会效仿何种德行并形成相应的社会道德风尚,因为社会成员就像草一样,会随着为政者道德风貌跟风而行。

三、孔子道德教化思想的现代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孔子理通行范的道德教化思想,不仅奠定了自先秦以来儒家道德教化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挖掘其时代价值,有利于推进中华优秀道德文化传承,有利于新时代公民道德的培育。

首先,有效的道德教化不是单纯的“道德知识”传授。道德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类型相比,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特征,因此,道德教育不只是教育者对道德知识的讲解,使人们接受和理解道德知识,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道德知识的传授和普及,使社会成员能够认同和践行道德知识内蕴的价值原则,树立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具有良善的道德精神。为此,需要纠正社会中存在的把道德教育仅当成纯粹知识传授的做法。孔子反对照本宣科式的道德教育方式,主张教育者不仅要讲解好道德知识,而且更要讲清讲透其中内蕴的道理,使学生真正理解并认同相应的道德原则。具言之,孔子对学生的教导,不仅重视文化知识的提高,更重视他们履行所学之道的行动,致力于对学生忠信品行的培养。“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36 页,第 138 页,第 129 页,第 73 页,第 68 页。孔子对学生既进行诗书礼乐的教育,又善于启发学生理解“文”中之理,并引导学生学以致用,践行“文”中之道,在社会生活中,做到忠诚守信。孔子的“四教”,体现了道德教育由知到行的规律,即从知理、认理到行理。在教育过程中,孔子反对“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教学,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⑤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36 页,第 138 页,第 129 页,第 73 页,第 68 页。教师的教育活动要根据学生的接受、理解程度和求知诉求,适时进行相应的教育方式,不能不管不顾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而自说自话。那种让学生死读书的教学方式,在我国古代就受到了批判。“今之教者,呻其佔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才。”⑥ 胡平生、张萌译注:《四书五经·礼记》(第三卷),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702 页,第705 页。显然,新时代提高道德教育的成效,需要改进道德教育的方式,尤其要避免那种教育者或领导人的居高临下式的道德说教。为此,孔子主倡学生要会“举一反三”,要学思结合。因为如果人们学习不寻其义,只是一知半解,学习就难以有成效;同样,人们光思考而不学习,思想就会枯竭。其实,学思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目的在于人们能够身体力行,践行所学之道。毋庸置疑,道德教化的终极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在理解讲授道理的基础上,能够将道德价值作为自己的行为志向,立志成为仁人、君子,矢志不渝、不懈追求。“善教者,使人继其志。”⑦ 胡平生、张萌译注:《四书五经·礼记》(第三卷),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702 页,第705 页。概言之,在孔子的道德教化体系中,道德教化不只是道德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在讲清道理的基础上,促进人们的道德认同,继而在行为中自觉服膺道德原则,具有良好的品德和情操。

其次,有效的道德教化需要发挥教育对象的能动性。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的效果,除了受教育者讲习明道、为政者行为示范的影响外,还需要激发人们的道德热情,发挥社会成员道德修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反,如果人们不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教化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人们不努力去培养自身的德行,不善于学习和思考,知道应该做的事(义)而不为,发现自身有错误又不主动地去改正,社会道德就会令人堪忧。从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系统论角度来看,道德教化不单是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更是受教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活动。孔子不仅注重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道德知识传授以及价值引导方式,而且特别重视发挥受教者的主观能性,注重发挥受教者自身在道德意识强化和道德人格追求中的自我锤炼和道德完善的追求。一是人们要具有道德反省能力,不断地对自身言行与道德标准进行校准,进而在对自我言行不断反思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完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通过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不断反省,找寻不足而改之,不断地完善自己。二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要不断观察和学习道德典范,通过比较找出差距和不足,然后进行改正。为此,孔子提出君子要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显然,人们的道德完善,不只取决于博学而懂礼,也取决于人们在与贤人言行进行比较中,形成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事物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故此,习近平总书记为了强化高校思政课教育成效,既强调教师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同时也要求“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④ 《大思政课,总书记心中的一件大事》,《人民日报》2022 年5 月22 日,第01 版。由此推之,与道德教育的外因相比,在人们的成德培育中,道德修养的内因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人们的道德修养,除了要不断进行道德反省和学习道德榜样外,还需要在社会中,多听多闻,增加社会见识和道德经验,进一步提升道德判断能力,以便在道德选择中,能够从善如流。“多闻,择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⑤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

再者,有效的道德教化需要促进人们言行合一。在孔子看来,人们对“仁”“礼”的学习,要在不断学习和思考中,深化对道德的认知和认同,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⑥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但人们无论是道德学习还是思考,其目的不是为了“道德认知”,最终目的是社会个体能够按照社会道德价值原则而行动。一方面,社会成员要从我做起,积极践行道德要求,而不是把道德仅停留在口头上。为此,他要求人们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⑦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培养人们的君子人格,要从人们的言行一致抓起,人们为人处世,要先行其言做出来,而不是夸夸其谈光说不做,因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⑧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君子应该以光说不做或说多做少为耻。真正的善德不是抽象的,是做出来的,是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培养具有仁德的人,要从日常生活的人伦关系做起,家庭中的父子、兄弟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要培养人们的仁德,首先要使人们在家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唯有如此,人们才不会犯上作乱。“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⑨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 页,第 3 页,第 177 页,第 73 页,第 18 页,第 17 页,第 155 页,第 2 页。显然,人们德性的养成,需要从基本的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做起,在道德实践中不断育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直至形成品德和情操。一言以蔽之,人们唯有言行一致,才能成为真正的有德之人。显然,新时代的公民道德教育工程,需要“坚持提升道德认知与推动道德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推动道德实践养成,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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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116-06

作者简介: 李欣隆,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与道德关系视域下平台经济伦理研究”(22CZX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