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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九叶”评论背后的诗学思考



摘 要: 吴思敬是坚守在当代诗歌现场的诗评家和诗论家,同时还是“九叶”诗人群的守候者和研究者。郑敏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与40年代的承继关系,吴思敬从当代诗歌发展出发,思考“九叶”诗人创作给80年代诗学理论建构带来的启示与拓展意义。具体来说,他首次指出了新诗创作中的“穆旦现象”;与郑敏就“新诗有没有传统”进行讨论,主张现代自由体诗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自由体诗如何建行的诗学构想;在“智性”诗及“理性”创作态度倡导方面,吴思敬也与“九叶”诗人诗学观多有共鸣。本文试图结合吴思敬新诗理论相关研究文章,考察其“九叶”评论,发掘他对于中国现代诗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阐述由“自由”和“理性”所构成的现代诗辩证发展观是吴思敬对于当代诗坛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吴思敬;“九叶”;诗学;穆旦现象;新诗传统

20 世纪80年代以来,吴思敬先生作为当代诗坛的亲历者和守望者,是一位坚守在当代诗歌现场的诗评家和诗论家,被誉为当代诗歌浪潮坚定的摆渡者和引路人。与此同时在吴思敬的学术视野里,活跃于40年代被唐湜称为中国“新诗潮”发展的一翼,在80年代归来的“九叶”诗人群亦成为他关注、守候和研究对象。1981年《九叶集》出版带来当代诗坛对“九叶”诗人群的关注,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吴思敬结识并熟悉了多位“九叶”诗人。上世纪90年代,伴随“九叶”诗人先后去世和步入晚景,“九叶”研究热潮渐趋式微,而1994年吴思敬主持《诗探索》工作以来,为“九叶”诗人的再宣传与传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开设诗人研究和纪念专栏①在《诗探索》总目录中,关于“九叶”个人研究专栏的记载,如下:穆旦研究(1996 年第4 辑);杜运燮研究(1998 年第3 辑);郑敏研究(1999 年第1 辑);唐湜研究(1999 年第4 辑);陈敬容研究(2000 年第1-2 辑);辛笛研究(2000 年第3-4 辑);袁可嘉研究(2001 年第3-4 辑);杜运燮研究(2014 年第1 辑);唐祈研究(2015 年第4 辑);陈敬容研究(2023年第4 辑)。带有纪念性质的个人研究专栏有:纪念曹辛之(1996 年第1 辑);纪念杜运燮(2002 年第3-4 辑);纪念杜运燮诞生百周年(2018 年第1 辑);纪念唐湜诞生100 周年(2020 年第3 辑);袁可嘉诞生百周年纪念(2021 年第4 辑);纪念辛笛诞辰110 周年(2023 年第1 辑);纪念郑敏(2023 年第2 辑)。“九叶”整体研究专栏记载有:关于九叶诗派(2001年第3-4 辑);纪念《九叶集》出版40 周年(2022 年第1 辑)。;二是策划理论和诗歌创作研讨会并刊登论文选辑①据《诗探索》总目录统计,关于“九叶”诗人研讨会的记载,如下:辛笛诗歌创作70 年研讨会论文选辑(2004 年春夏卷);唐湜诗歌创作座谈会论文选辑(2004 年春夏卷);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选辑(2004 年秋冬卷);穆旦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2006 年第3 辑);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选辑(2010 年第1 辑)。。

吴思敬对于“九叶”诗人群的守候、再宣传和传播不是偶然的。郑敏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与40年代的承继关系,那么“九叶”诗人创作及诗学理念会给80年代诗学理论建构带来怎样的启示与拓展意义? 吴思敬为七位“九叶”诗人撰写过诗评和评论,其中《冲撞的精灵——中国现代新诗卷》(1994)中有辛笛《风景》、陈敬容《窗》、郑敏《金黄的稻束》和唐湜《背剑者》的诗歌简评。关于“九叶”诗人诗歌和诗论述评文字则有唐湜:《闪烁的光 透明的雾——〈新意度集〉读后》(1991);郑敏:《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2004)、《郑敏——诗坛的世纪之树》(2010)、《郑敏文集·总序》(2012);穆旦:《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2007);辛笛:《看一支芦苇——辛笛先生百年诞辰怀想》(2012);唐祈:《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2016);而在其撰写的《20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中则论及袁可嘉的诗论(2002)。纵观吴思敬的批评和研究文字,我们发现都与当代诗歌的发展息息相关,“九叶”评论背后同样渗透了他对于现代诗未来发展的思考,而同时蕴含了他所坚持的由“自由”和“理性”所构成的中国现代诗未来的辩证发展观。

一、对创作自由与诗人主体性的高扬:关于“穆旦现象”及辛笛、唐祈

在吴思敬诗评及理论述评文字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自由”,他是中国新诗发展自由精神的秉承者和倡导者,这一思想渗透在他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外部创作环境营建以及诗人个体创作自我要求两方面。在《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一文中,吴思敬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穆旦从青年到晚年对诗的坚贞不渝的追求,穆旦所蒙受的苦难,以及由写诗向译诗的不得已的转折,构成了一种“穆旦现象”。这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上“郭沫若现象”、“臧克家现象”、“何其芳现象”等一起,正可以构成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命运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不同谱系。②吴思敬:《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65 页。

他引用伊格尔顿观点“文学与社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③吴思敬:《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65 页。,借此说明对于穆旦创作道路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对文学的强力切入,有助于总结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经验与教训……”④吴思敬:《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65 页。,在此他意识到并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外部创作环境营建问题。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识,袁可嘉有过同样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在其《论新诗现代化》(系40年代系列评论文字结集)自序中提及:“一九四六冬到一九四八年底,……那个时期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在国统区文艺界,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相当流行。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自有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但这种观点也确实导致了一些流弊……。”⑤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 页。其流弊正在于20 世纪40 年代以来,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解放区的宣传与贯彻,一场政治意义上的文坛批判运动蔓延到国统区,国统区“人民”文艺运动高涨,“人民”文艺论者以时代主流意识代表的身份,压制以自由民主为方向的文艺团体及文艺发展。袁可嘉发表了诗与政治、诗与民主、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关系等系列论辩文章。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政治的根本在文化”⑥梁漱溟:转引自辛笛《中国已非华夏》,王圣思编《辛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310 页。,袁可嘉的“民主”解读跳脱了狭隘的政治内涵,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应该是一种文化模式或内在的一种意识形态。他反对“人民”文艺论者以政治绑架文学的狭隘文艺观,主张以宽阔视野和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建构中国新诗创作“和而不同”的外部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

在中国新诗经历从20世纪50至80年代长达三十年时间里,直如吴思敬所说是当代中国政治对文学强力切入阶段,政治意识形态以其权威的姿态和不容置疑的强硬方式规范了文艺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以及表现内容和手法,其结果文艺百花园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枝独秀”。政治意识形态对于诗歌创作者的钳制,使诗人们笔下诗的精灵难以自由地翱翔,一大批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走过来的现代诗人纷纷搁笔,沉默或被迫中断创作几近三十年。如何总结中国这一段特殊历史阶段“文学与政治一体化”带给中国新诗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吴思敬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学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相对于袁可嘉更多关注文化和政治外部环境的营造,倡导自由与包容对于诗人创作“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尊重,经历过中国政治历史风云的吴思敬,则更为关注在外部环境不自由的前提下,诗人创作内环境的营造,他认识到诗人自我“独立性”的坚守和“主体性”创造对于现代诗创作的重要性。

诗人创作“主体性”创造前提是自我“独立性”的坚守与维护。“独立性”体现为诗人的人格追求,是诗人对于自我社会价值观、生命价值观乃至艺术观的坚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诗人创作的外部环境并不是个体诗人所能左右的,每位诗人都会面临被时代政治潮流裹挟而不能自主的处境,那么诗人“独立性”的自我要求对于诗创作的“主体性”体现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在吴思敬“九叶”评论文字中,他尤为感佩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诗人辛笛的人生智慧以及他对于现代诗歌观念的坚守。他评论辛笛:

“实际上,辛笛的每一步的选择,都与诗相关。……作为一个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工业部门工作,成了文艺圈外边的人,在漫长的近30年中,他远离诗坛,不怕孤独,耐得寂寞。他所做出的不再写诗并远离文学界的选择,也是为了忠实于他的艺术信念,保护他心目中的诗神不受玷污。而当新时期到来,春回大地,他的诗情又立即迸发了。……很明显,改革开放,让诗人焕发了青春,找到了诗歌,也找回了自我。”①吴思敬:《看一支芦苇——辛笛先生百年诞辰怀想》,《中国当代诗人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1 页。

事实表明,辛笛新诗创作的第二段沉默期以及改革开放后又“找回了自我”,正是诗人辛笛作为诗人坚守自我人格的“独立性”,维护了自我“主体性”的体现,他是以沉默坚守了其现代诗创作理念,以内在的人格力量维护了诗的艺术性。

吴思敬高度评价了唐祈在特殊政治年代写下的诗篇,他认为唐祈写于1958至1960年“北大荒短笛”组诗“是带血的呼喊”,“是愤怒的抗争”,“是面对历史的宣告”,在特殊年代北大荒的独特背景下,正是唐祈“大胆、真诚的吟唱,给读者强烈的情绪冲击,并引起读者对那一悲剧年代的反思”,因此“无论从还原历史真相来说,还是从真实地抒写诗人的心灵世界而言,唐祈的‘北大荒短笛’均在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页”。②吴思敬:《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序一)》,《唐祈诗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 页。他认为正是唐祈作为诗人主体真实地裸露了在特殊历史时代的自己的内心,使他的诗歌具有史诗般的意义,以诗人个性化的声音留下了时代的回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于人类艺术史和人类文明史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人类和艺术对于“自由”精神的向往和艺术实践史。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中国新诗传承下来最宝贵精神是“自由”,但自由不仅仅是方向,更是创造!吴思敬由“穆旦现象”引出问题,又通过辛笛和唐祈诗歌评述告诉我们,对于中国新诗创作者来说,外部创作环境的自由是必要的,但诗人自我精神的“独立性”要求与诗歌创作中诗人“主体性”创造才能使诗歌创作过程中的自由真正得以实现。

不仅如此,他更深化了关于诗人创作“主体性”内涵及其具体特征表现的思考。在总结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时,吴思敬首推第一大重要品格是“主体性的强化”,可见他对于诗人创作“主体性”的重视和感触之深。何为诗人“主体性”? 吴思敬引用黑格尔《美学》中的论述,认为诗歌“主体性”在于“发生情感的灵魂”。那么赋有情感的诗人主体灵魂又应该具有哪些具体特征呢? 其一,吴思敬引用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的话“应该给予你内心世界以自由,应该给它打开一切闸门,你会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在你的意识里,关着远远多于你所预料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来说明诗人维护内心世界的“自由”是“主体性”思想感情彰显的必要条件。其二,以但丁“我是这样一个诗人,当爱情激动我的时候,我按照它从内心发出的命令,写成诗句”和赫兹利特“诗发源自我们内心的圣地,为自然的活的火焰所燃着”的言说,来说明诗人源自内心的“真诚”创作态度是其主体性体现的重要因素。其三,关于诗人“主体性”所呈现的内涵,吴思敬以黑格尔的话作总结“作为抒情诗的内容,最实在最有实体性的东西也必须经过主体感觉过,观照过和思考过才行”,意即诗必须通过诗人“感觉的真”“思考的真”去达到“艺术的真”。其四,吴思敬对于作为个体的诗人“主体性”内涵还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引用黑格尔所说:“主体也不应理解为由于要用抒情诗表现自己,就必须和民族的旨趣和观照方式割断一切关系而专靠自己。……真正的抒情诗,正如一切真正的诗一样,只表达人类心胸中的真实的内容意蕴。”作为和共和国一路走过来的新诗评论家,吴思敬认为“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具有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因为他坚信“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因此他主张“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即从诗人充满个性的主体声音里发出时代人民的心声。做到这样,他认为诗人的创作就“越是个性的,越是主观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①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绪论)》,《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19 页。

二、对自由诗体与诗行建构的思考:与郑敏共话“新诗传统”

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一直伴随着格律体诗与自由体诗的论争,而“自由”精神和方向始终贯穿于吴思敬对于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思考中,他坚决主张现代诗自由诗体发展方向。在《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2010年)一文中,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人”的解放,呼唤“自由精神”的高度,为中国新诗诗体变革和发展寻找到内在精神和方向层面立论出发点。他总结道:

“自由”二字可说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这是因为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②吴思敬:《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 页。

他同时梳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各自发展史实,认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天平的一端越来越向自由诗倾斜。”他说“回顾90多年的新诗发展史,对新格律诗或现代格律诗的最热心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大致集中在新诗发展的前期……新月诗派成了新诗史上的第一个格律诗派,也成为后来的新格律诗的主要源头。”他列举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叶公超、陆志韦等撰写探讨新诗格律论文的史实,又指出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提出的“现代格律诗”主张,卞之琳提出的“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理论,以及林庚提出的“典型诗行”和“半逗律”等主张,吴思敬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新格律诗的理论探索大多属于学术角度提出方案,而新格律体诗的创作尝试则很少。与此同时,他推崇五四以来以自由体诗为主要创作形式的重要诗人如胡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以及牛汉、绿原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和以穆旦、郑敏、辛笛、唐祈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吴思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海子、西川、韩东、于坚等“第三代诗人,”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的新新诗人,大多是以自由体诗为主要写作手法,因此他认为自由体诗成为中国新诗主流是明显和毋庸置疑的①吴思敬:《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6-8 页。。在吴思敬看来,“自由”是中国新诗精神的品质概括,“自由体”诗则成为中国新诗创作的主要形式,成为中国新诗诗体发展新的传统。

针对中国“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讨论,其实是关于中国新诗诗体“定型”问题的讨论,吴思敬曾与郑敏进行过一次对话并继而撰写《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2004年)一文,其讨论焦点集中于新诗诗体“定型”和新诗语言“音乐性”两大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剖析和回答体现了吴思敬关于中国新诗体建构及美学规范的思考。郑敏认为:“从诗歌艺术角度讲,我觉得新诗还没有什么定型”,又说:“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完全把诗的形式放弃了,诗写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散文化。”②郑敏、吴思敬:《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徐秀整理,《粤海风》2001 年第1 期。 郑敏话中所指有两层含义,一是她认为新诗没有形成与古典诗歌相类似的定型的格式规范;二是新诗没有形成定型的审美规范,而这两点主要是针对新诗外在语言格式而言的。吴思敬认为中国新诗“诗体大解放”打破的就是传统诗歌的定体格式,因此“不定型”才是新诗自身传统所在。他说:

对于新诗来说,是写成四行还是八行,是押韵还是不押韵,诗行是整齐还是参差,都不必遵循既有的规则,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如何自由地抒发他们的诗情。③吴思敬:《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 页。

吴思敬认为新诗诗体由“定型”到“不定型”不仅仅体现了现代以来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不定型”诗体的产生源于现代诗人创作观念的改变,如果说古代诗歌是在定型的格律规范中表情达意,那么现代诗人是根据自己所表达的需要来创造最适宜的抒情形式,他们要为每一首诗创造一种最适宜的诗形式,“不定型”是必然的。吴思敬从中国新诗实践来说明:

闻一多的“豆腐干诗”、林庚的“九言诗”、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臧克家的“新 格律诗”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设计在实践中全碰了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正好印证了新诗存在一种不定型的传统。④吴思敬:《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20 页。

他主张打破“定型”诗体,坚持“自由体”诗(即“不定型”)才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正所谓不破不立,如果说“定型”是对于新诗外在语言形式的探讨,那么吴思敬与郑敏关于中国新诗“音乐性”问题的讨论则是关系到中国新诗外在语言形式和内在情感形式如何协调来建构现代诗体的深层诗学问题探讨。郑敏认为:“诗歌不能脱离语言的音乐性,是语言音乐性的集中体现,如果文学创作对语言的音乐性抱着很粗糙的态度,那么文学的高峰就很难达到。”⑤郑敏、吴思敬:《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徐秀整理,《粤海风》2001 年第1 期。。

郑敏所说“音乐性”主要是指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注重诗歌语言外在的音乐美带给诗的听觉节奏美感。吴思敬并非全然反对,他说:“不是说新诗完全排除音乐性,排除节奏感。”在此他提到一个关键名词“节奏感”,不过他要指出由外在语言节奏感(即“外形式”)转向诗人内在情绪节奏韵律(即“内形式”),对于现代诗体建构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内形式是外形式的灵魂”,是关乎诗歌的本源和本质确定的问题。在批评实践方面,吴思敬以格律诗人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为例,认为其音乐性的成功乃在于“音节的波动服从于情感的流露,不拘泥字句的均齐而任其自然,其形式与节奏完全是新的”,即其外在语言的音乐节奏完美契合了内在情感流动才使它成为一首成功的作品。随着中国现代诗由“乐的诗”向“思的诗”的转向,吴思敬认为现代的新新诗人对于诗歌语言外在音乐性的摒弃更形成了一种普遍现象。①吴思敬:《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0 页。

那么现代诗体如何建构,审美规范如何确立? 吴思敬推崇艾青所倡导的诗的“散文美”。从外在语言形式来看,这种“散文美”的形成是由新诗的“分行”来完成的。在《谈新诗的分行排列》中吴思敬指出,“到现在,分行已成了散文诗以外的各体新诗的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一首诗可以不押韵,可以不讲平仄,却不能不分行。”他说“我国古代诗歌是只断句而不分行的”,但现代诗分行其意义有三:其一是通过行与行的组合,形成鲜明的对照,使诗获得新的意义;其二诗的分行排列自然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停顿,可以把视觉间隔转化为听觉间隔,从而更好地显示诗的节奏。举朱湘《采莲曲》为例: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吴思敬认为“那长短不一的有规律跳动的诗行,活生生地再现了行舟采莲的欢快节奏。……短促的诗行造成的视觉节奏转化为轻快的听觉节奏,使诗歌如行云流水,显现出流畅的音乐美。”而如果以散文句式来安排这首诗,则诗中“跳动的欢快的节奏也丧失殆尽。”其三,吴思敬从鉴赏角度认为诗通过分行能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使他们的心理活动向审美对象集中,能更清晰而完整地进行艺术鉴赏。②吴思敬:《谈新诗的分行排列》,《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2-324 页。

吴思敬提出的“诗该如何分行”正体现出现代诗的本质及美学特质。他认为:

诗的分行是适应诗人的感情波动而产生的,是诗人的奔腾的情绪之流的凝结和外化。诗行不仅是诗的皮肤,而是奔流其中的血液;不仅是容纳内容的盒子,而且本身就是内容的结晶。③吴思敬:《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 页。

在此,他指出诗的分行是诗人的感情波动的外在呈现方式,突出了诗人感情波动对于分行的决定性意义,明确了诗人的感情波动——这一诗人内在情绪节奏(诗的内形式)之于现代诗诗体建构的意义。他阐明:“在创作中,随着诗人情绪的流动、起伏、强弱,诗行便会发生或长或短,或疏或密,或整齐或参差的变化。”他举艾青《巴黎》一诗为例,认为“诗人在这里不是为了押韵或外形的整齐,而是根据内在的激情而分行的。……它不遵循定型的格律,而显示出情绪流动的轨迹。”④吴思敬:《谈新诗的分行排列》,《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5 页。

与郑敏把诗歌语言外在的音乐性作为诗歌审美规范不同,吴思敬是把诗人内在情绪流动的节奏作为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规范。他说:“新诗的分行,也体现了一种自由的精神。”①吴思敬:《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 页。笔者认为,采用诗人“内在情绪节奏”(内形式)来建构诗体遵循的是一种自由而有度的精神,现代自由诗体“度”的把握正体现在诗人能把“内在情绪节奏”外化在参差的诗行中,而现代诗的本质,现代诗美学特质的核心要素正在于此。

吴思敬关于现代诗体建构思想与现代以来戴望舒、叶公超等诗人诗论家们诗学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九叶”诗人杭约赫对新诗建行亦有过自己的探索,他的《题照相册》最后一段,把“青春”二字断开,分排在上下两行头尾(上一行的尾和下一行的头),这样的分排正如吴思敬所总结的,分行排列使词意内涵增加了,丰富了诗意;同时也起到了通过视觉间隔转换达到了听觉节奏美感的效果。而吴思敬关于自由体诗的构想与辛笛诗学思想也非常契合。辛笛认为:现代诗不能规定一个普遍固定的诗体来代替自由体,新诗可以从古典诗词、民歌、十四行诗中汲取营养,但仍然得化成自由体的诗。辛笛不仅是一位自由体诗的倡导者,也是把诗的外在语言形式与诗人内在的情绪节奏配合地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辛笛诗中“散文化的句子”其实并非散文化,而是配合诗人情绪有节奏感的长短句。他的诗多以2顿和3顿为主要组合方式,目的是为了符合现代人说话的节奏,显得亲切自然。如《月光》是方块诗,但靠字词停顿变化形成听觉上有节奏感的长短句。在新诗用韵(“音乐性”)方面辛笛主张:现代诗要是押韵就在根本的几句押韵,即不用每一句都押韵,跳个两三句才有韵,这样语言节奏更令人感到多样化,而且更能体现情绪节奏的流动状态。

吴思敬关于自由体是现代诗发展必然方向的主张,体现了现代以来对于自由精神的坚定不移的追求,他在与郑敏讨论中主张打破为现代诗“定型”的思想,是意在打破现代诗外在语言格式及音乐性韵律(外形式)镣铐;他突出的是诗人的“情感的节奏”(内形式)对于现代诗体建构的决定性意义,这一诗学思想将引领现代诗体建构由外在语言节奏模式向内在情绪和思想的节奏模式转变,为现代诗提供新的本质属性;他推崇现代诗“散文美”特质,也已然或将成为现代诗审美新规范。

三、对“智性”诗及诗人“理性”创作态度的倡导:与“九叶”诗人的共鸣

如果说“自由”精神是吴思敬诗学思想的一翼,那么“哲学”追求则是其诗学思想的另一翼,这体现了他诗学思想的辩证性。吴思敬第二部诗学论文集取名为《走向哲学的诗》,其意味是深长的。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在我看来,现代诗歌有一种走向哲学的倾向。”②吴思敬:《后记》,《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82 页。而“哲学”对于吴思敬来说,包括多重内涵,但都与现代诗相关,它既代表对现代诗“智性”内涵的追求,又是对现代诗人“理性”创作态度的要求。

中国现代诗歌走向哲学的倾向从20世纪40年代起,穆旦认为这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现代诗风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为艾略特(T.S.Eliot)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③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诗文集》(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59 页。而同时是由于“七七”抗战以后的中国现实,要求中国诗人放逐过多热情的抒情诗行(无论是牧歌式的、自然风景式的、还是口号式的),转而要求诗人在理智深处处理过热的情感,“有理性地”鼓舞人们去看待事物,去争取光明。陈敬容就以诗句说明时代需要“理性”:“鞭打你的情感,从那儿敲出智慧……/抚摸并疗治一切创伤,/最后给带来新生的朝阳。”④陈敬容:《智慧》,《新鲜的焦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51 页。袁可嘉则以理论家的敏锐对兴起于20 世纪40 年代以来的“新诗潮”做出概括总结:“现实、象征、玄学。”①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4 页。他认为这三点代表了中国现代诗歌新的综合传统,而其中“玄学”正说明中国现代诗在那一时期对于“理性”的迫切需要以及走向。

历史行进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正如杜运燮在1979年创作的《秋》中所言:“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②杜运燮:《秋》,《海城路上的求索》,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3 页。,这是对中国所经历的那段长达30 年历史最隐喻的总结。历史的过来人谁也不会忘记时代政治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文艺乃至中国新诗的影响,在单一化、政治化的文学规范孵化出的中国新诗创作模式背后,流行着如20 世纪40 年代诗坛一样徒有高昂情绪、振振有词、空洞的口号诗,缺乏可贵的真诚声音,缺乏理性的抒情方式和深致的情感表达。时代再一次呼唤“理性”,而这一次吴思敬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新诗潮”的重要发言人。

尽管现代诗的发展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但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吴思敬推崇具有“智性”内涵的现代诗。他评论郑敏的诗是“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哲学的沉思与人文的气质”构成郑敏诗歌具有特色的两翼。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诗歌创作至新世纪,郑敏以“其沉思、宁静的诗歌哺育了数代人,尤其是她晚年所写的《诗人与死》《最后的诞生》等诗体现了诗人对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生与死的透彻哲思。”多少人为诗人唐祈的命运痛惜,但吴思敬认为郑敏所写《诗人与死》以其绵长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辨和融合中西的意象超越了唐祈个人的悲剧,抒写并反思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③吴思敬:《〈郑敏文集〉总序》,《中国当代诗人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97-99 页。,正符合吴思敬对于现代诗及诗人创作的理想:

诗,不仅是情感的抒发,也是灵魂的冒险。诗人是人类心灵的探险家,这种探险,只有借助哲学的光亮才得以进行。哲学家也是探险家,不过他们是从隧道的另外一侧进行的。只要是真正的探险家,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最终将相会在一起。④吴思敬:《后记》,《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82 页。

吴思敬主张诗人打开生命之泉(这其实诗人的情绪之流,是诗创作的发端),以诗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去探讨哲学家所揭示的世界秩序。对于以抒情见长的“九叶”诗人辛笛,吴思敬评论其诗论的亮点是关于诗的定义:印象(官能通感)÷思维=诗。他认为这一说法,跳出了“诗是情感的直写”的拘囿,突出了“思维”在诗创作中的作用。吴思敬认为“晚年的辛笛,经过了八九十年的人生历练,他的诗更呈现出一种参透人生、珍爱生命,昂然向上的生命意识”。⑤吴思敬:《看一支芦苇——辛笛先生百年诞辰怀想》,《中国当代诗人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113 页和122 页。他欣赏的是辛笛诗歌中蕴含的人生智慧。郑敏曾以理智的情感为唐祈的逝去写下《诗人与死》组诗,吴思敬则以深沉惋惜的感情为《唐祈诗全编》作序——《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一位是作为诗人,一位是作为评论家,他们内心都燃烧着“赤色的火焰”——生命炽热的情感,但他们都以理性包裹着热情,以思辨梳理着热情,以文字抒发着热情,他们放逐的不是生命的热情,而要改变的是抒情和叙写的方式。因此确切地说,吴思敬对于现代诗“智性”内涵的主张,正如他在《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所说是“一种智性的抒情”倡导,如同袁可嘉及20 世纪40 年代的现代诗人一样,他们要放逐的不是情感本身,而要追求中国新诗“理性”的抒情方式和“智性”内涵,创造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

正如现代诗创作的“自由”环境最终是源于诗人主体的独立性坚守和主体性创造,现代诗“智性”内涵的追求最终亦来源于现代诗人“理性”的创作态度。1990年唐湜出版《新意度集》,吴思敬撰写了《闪烁的光 透明的雾——〈新意度集〉读后》,他认为唐湜这本诗论著作高举了两面旗帜,一是经验,一是理性。而这两面旗帜正与诗人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态度有关。且不说把生活经验转化成生命经验,最终以文学经验呈现需要诗人深层的心理因素起作用,带有明显的理性沉思意味。单说“理性”本身,它可不单单指诗人要表达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诗人清醒的创作态度。吴思敬认为其中《论意象》一文中的看法极有见地:“意象正就是最清醒的意志(Mind)与最虔诚的灵魂(Heart)互为表里的凝合。……意象的自然成熟后仍必须有意识或意志的匠心的烛照与运斤。匠人般的工作方法是里尔克向罗丹学到的由浪漫蒂克转向成熟的古典精神的体现。”①吴思敬:《闪烁的光 透明的雾——〈新意度集〉读后》,《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2 页。如果说“意象”是诗人的创作手法,那么唐湜这段话正说明了诗人的“意象”创造与诗人“理性”创作态度之间的关系。在论及现代诗人需要“古典精神”(即理性克制)的创作态度时,唐湜借鉴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虚静”观。吴思敬同样关注这一现代诗人必须具备的创作态度,并且从学理上加以阐释。1994 年吴思敬撰写《虚静浅说》。他通过溯源刘勰的“虚静”说,认为“作家在审美对照时要排除庸欲繁杂的日常事物的干扰,排除主观成见,使心灵呈现明静虚空、朗如满月的状态”是“对诗人创作心态高度准确的描述,并为无数诗人的创作实验所证实”。吴思敬同时把“虚静心态”和现代诗人创作时的“沉思”状态联系起来,认为“虚静心态可使诗人从具体的时空环境和具体的事务堆中超脱出来,提供广阔的心理时空,有利于展开艺术想象。”为了说明“虚静心态”对于现代诗创作的意义,他引用台湾诗人叶维廉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描述,来说明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由虚静而进入的“出神”状态,观者(诗人)与自然的事物间进行的对话,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其语姿是一般的观者所达不到的。吴思敬总结说诗人创作的“虚静状态”能让诗人“听到我们寻常听不到的声音,看到我们寻常看不见的活动和境界”。②吴思敬:《虚静浅说》,《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2 页。文中对于诗人“理性”创作态度进入“虚静状态”所进行的细节描述对于现代诗人创作有特别具体而细致的指导意义。不仅如此,吴思敬还进一步指出现代诗人保持虚静心态的关键在于避俗。而如何能避俗,他认为诗人要“在心灵深入保存一个真实的自我,葆有一颗真诚的童心。”他寄希望有志于诗的作者:

要有意识地净化自己的灵魂,稚化自己的思维,减少“心理年龄”,使自己少一些倚老卖老,多一些异想天开,少一些人情世故,多一些自然纯真,经常对世界抱有一种陌生感,经常让自己的思维在不同的方向上自由地驱驰。③吴思敬:《虚静浅说》,《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5 页。

由此,我们看到吴思敬认为诗人要达到真正的创作自由,是要通过灵魂的“真诚”和创作的“理性”态度过滤之后达到的自由。

都说诗人多有憧憬,作为诗歌评论家的吴思敬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渴望新诗作为自由的精灵,能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中自由地翱翔。“无奈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特殊环境与时代氛围下,新诗与政治无休止地纠缠,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就像一双沉重的翅膀拖着它,使它飞得很费力,很艰难。……新世纪,又遭到了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的冲击”④吴思敬:《后记》,《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2 页。。现代诗人的心灵怎样才能自由飞翔,中国现代诗如何摆脱沉重的翅膀? 吴思敬的“九叶”评论文字和相关诗论文章给予了我们答案:“自由”是精神亦是目标,是诗人创作内外环境的双重需要,更是现代诗的发展方向。而“理性”是思维方式,它提醒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在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不自由以及社会潮流裹挟情况下,要坚守自我独立人格,以真诚和理性的创作态度去营造诗歌创作的内环境,在创作中把过多的热情冷却转化为沉思的“智性抒情”。众所周知,“自由”和“理性”是20 世纪以来现代思想两大核心观念,而蕴含于“九叶”评论中由“自由”和“理性”所构成的辩证诗学思想正是吴思敬所坚持的中国现代诗未来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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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134-09

作者简介: 王芳,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