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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何以成功:认知—情感张力下学生合作学习模式与发展轨迹研究

教育研究



摘 要:合作学习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常陷入低效困境。 其挑战在于实现学习深化所必需的认知冲突与维系合作所依赖的情感和谐之间的张力。 为揭示小组合作成败的原因,研究对6 个小学生项目学习小组进行了为期12 天的观察,识别出“高效协同型”“冲突内耗型”“表面和谐型”与“不平等参与型”四种合作模式。此外,合作的轨迹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其分化点在于小组能否通过有效的调节管理认知冲突。 成功的调节能将认知冲突转化为知识共建的契机,开启认知与情感协同增益的良性循环。 反之,调节失效则导致认知停滞与情感内耗,合作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合作成功的关键并非避免冲突,而是建立有效的调节过程,将认知冲突转化为深度学习契机。

关键词: 合作学习;认知互动;社会情感互动;认知冲突;调节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学习理论认为,意义并非孤立产生于个体头脑,而是深嵌于人际互动与具体情境中。① 德日进:《人的现象》,范一译,译林出版社2014 年版,第198 页。作为这一理念的体现,合作学习已成为培养学生21 世纪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② 林崇德主编:《21 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5-108 页。然而,尽管合作学习在课堂中被广泛采用,其教学效果却远未达预期。 许多小组合作仅停留在信息交换与任务分配的浅层,未能有效激发更高层次的意义协商与知识共建,伪合作与低效合作普遍存在。 究其原因,成功的合作内含着一个核心矛盾。 一方面,合作要突破组内浅层认知循环,实现高层次的知识共建,成员间的认知冲突不仅不可避免,甚至至关重要。③ 张冬梅、王陆:《认知冲突管理对合作学习质量的影响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21 年第9 期。观点的碰撞、批判性的论辩④ 批判性论辩指一种以认知探究和知识共建为目的的对话形式。 它区别于以赢为目的的对抗性争论,其核心在于成员间通过批判性推理来共同评估主张、协商意义。是打破思维定势、激发深度学习的关键。①Asterhan,C. S. C. and Schwarz,B. B.,“Argumentation for learning:Well-trodden paths and unexplored territories,”Educational Psychologist,vol.51,no.2,2016,pp.164-187.另一方面,合作的维系又依赖于积极的社会情感氛围,如信任、尊重与心理安全感。②Baker,M.J.,Andriessen,J.and Järvelä,S.,“Introduction:Visions of learning together,”in M. J. Baker,J. Andriessen and S. Järvelä(eds.),Affective Learning Together:Soc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bingdon:Routledge,2013,pp.1-30.然而,引发深度学习的认知冲突与维系合作基础的情感和谐存在张力。 这一张力在于,服务于认知建构所必需的批判性论辩,如质疑、反驳,在人际层面极易被感知为对个体能力或地位的威胁与冒犯。③Andriessen,J.,Baker,M. and van der Puil,C.,“Socio-cognitive tension in collaborative working relations,”in S.Ludvigsen,A.Lund,I. Rasmussen and R. Saljo(eds.),Learning Across Sites:New Tools,Infra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London:Routledge,2011,pp.222-242.这种社会认知威胁容易激发个体的防御情感反应,如挫败感、焦虑或敌意,从而导致高阶的认知活动(例如就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协商)容易滑坡为人际摩擦与情感冲突,④Linnenbrink-Garcia,L.,Rogat,T. K. and Koskey,K. L. K.,“Affect and engagement during small group instruction,”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vol.36,no.1,2011,pp.13-24.最终破坏小组合作基础。 这就将合作小组置于一个两难困境。 过度追求和谐,可能导致小组为了维护表面的人际关系而主动规避必要的认知冲突;而不加限制的论辩,则容易破坏小组的信任基础与情感联结,导致冲突。 那么,是什么调控着这一过程,帮助小组在认知深化的必要性与情感破裂的风险性之间走钢丝?

一些研究将调节视为平衡认知与情感的关键手段,它指的是小组为达成目标而对任务、认知及情感进行有意识的管理活动。⑤De Jong,F.,Kolloffel,B.,van der Meijden,H.,Staarman,J.K.and Janssen,J.,“Regulative processes in individual,3D and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learning context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vol.21,no.4,2005,pp.645-670.⑥Järvenoja,H. and Järvelä,S.,“Emotion control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ituations? Do students regulate emotions evoked from social challenges?”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vol.79,2009,pp.463-481.高效的调节能帮助小组规划进程、化解紧张、建立信任。 特别地,调节可以从孤立的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发展到成员间相互支持的共同调节(co-regulation),乃至最终形成集体规范的社会共享调节(socially-shared regulation)。⑦Hadwin,A.F.,Järvelä,S. and Miller,M.,“Self-regulated,co-regulated,and socially-shared regulation of learning,”in B.J. Zimmerman and D. H. Schunk(eds.),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Routledge,2011,pp.65-84.理论上,调节应能有效管理上述认知—情感张力。 调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情感调节,即小组成员主动管理负面情绪、维护人际信任与心理安全感。 面对认知冲突引发的情感威胁,小组成员能通过建立信任、使用幽默、重申共同目标或提供情感支持等策略,主动管理和缓冲那些防御性情感。 为批判性论辩的发生建立了安全空间。 二是认知调节,即小组对任务目标、策略和进程进行监控与调整。⑧Järvenoja,H.and Järvelä,S.,“Emotion control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ituations?Do students regulate emotions在社会情感得以维护的前提下,认知冲突不再是威胁,而是一种可利用的认知资源,用以激发元认知反思与更高层次的知识共建。 社会情感调节为认知调节的发生清障;而认知调节的成功又反过来巩固了小组效能感等积极情感,进一步推动合作走向成功。⑨Baker,M.J.,Andriessen,J.and Järvelä,S.,“Introduction:Visions of learning together,”in M. J. Baker,J. Andriessen and S. Järvelä(eds.),Affective Learning Together:Soc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bingdon:Routledge,2013,pp.1-30.然而,尽管现有研究已分别探讨了合作中的认知建构⑩炕留一、朱珂、苏林猛等:《跨学科视阈下在线协作学习知识创造螺旋模型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23 年第11 期。⑪蒋纪平、满其峰、胡金艳等:《在线协作知识建构的知识进化:内涵、本质与模型》,《开放教育研究》2022 年第6 期。、情感体验⑫张凯、李玉、陈凯泉:《情绪体验与互动模式对合作学习情感投入的作用机理》,《现代外语》2023 年第3 期。⑬孟艳、宋阿莉、张炳林:《本科生合作学习情感排斥的扎根理论分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24 年第11 期。或调evoked from social challenges?”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vol.79,2009,pp.463-481.节行为①Kwon,K.,Liu,Y.H. and Johnson,L. S. P.,“Group regulation and social-emotional interactions observed i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omparison between good vs. poor collaborators,”Computers ﹠ Education,vol. 78,2014,pp.185-200.②Tao,Y.,Zhang,M.,Su,Y.,et al.,“Exploring college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soci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socio-emotional interactions during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riting activities,”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vol.31,no.5,2022,pp.531-545.,为我们理解合作的特定侧面提供了启发,但其分析视角往往是割裂的。 多数研究将认知、情感与调节作为独立变量进行考察,尚未能在一个整体框架下,揭示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塑造了合作的轨迹。 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问卷或单次观察等静态测量方式,难以捕捉小组合作的演变过程。这些局限性导致一个问题仍待解答:面对认知与情感的内在张力,学生合作究竟何以成功,又何以失败?为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动态视角,通过对6 组小学生在一次为期12 天的合作任务中的互动过程进行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一、在认知与情感张力下,小学生的合作学习会形成哪些模式? 二、不同模式的小组,其合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本研究期望能揭示合作成功的机制,为破解课堂中的伪合作困境提供启示。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一个真实的课堂环境中,对多个小组合作学习进行动态考察。

(一)研究情境与对象

研究在北京一所公立小学展开,研究对象为该校六年级一个班级的40 名学生。 授课教师依据学生的学业水平与性格特质对其进行异质性分组,共组建6 个小组,每组6 至7 人。 研究依托于一个为期12 个在校日(总时间跨度为17 天)的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童年不散场”。 该项目以核心驱动问题“如何策划一场能展现六年成长与同学情谊的毕业活动?”为牵引。 各小组需以团队形式合作完成一系列产品,如纪念册、微视频、宣传海报等,并最终将所有成果整合为一场毕业联欢会。 在解决复杂任务的过程中,学生必须经历观点碰撞、意义协商与知识建构,这使得完成任务的过程转化为了一种高强度的合作学习过程。 研究采用非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在教室角落进行记录,避免介入小组互动。 此外,在长达12 个在校日的长期沉浸中,学生逐渐习惯了研究者的在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观察引发的社会期望行为。

(二)数据采集点

为捕捉合作过程中的关键互动,本研究在项目的三个里程碑节点,对各小组的讨论进行数据采集。这些阶段被视为计划、冲突与协商等行为最密集的情境。 阶段一:概念化与方案规划。 小组通过集体讨论,形成初步设计方案。 阶段二:原型创作与反馈修正。 小组将方案具体化为初稿,并获取反馈意见。阶段三:成品完善与最终整合。 小组依据反馈完成作品的最终修订与整合。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多源数据进行三角互证。 核心数据为6 个小组在三个关键节点的讨论录音(共约11 小时)。 这些录音辅以研究者记录的观察笔记(用以捕捉非言语互动与情境细节)与各小组提交的作品(方案、初稿与成品)。 项目结束后,研究者对每种模式的代表小组进行了半结构访谈,以获取成员对合作过程的主观阐释,为分析提供佐证。

(四)数据分析

首先,小组讨论录音均转录为文本。 为全面捕捉互动中的非言语社会情感线索,转录文本与田野笔记进行了交叉比对与信息标注,重点记录了情绪语气、笑声、沉默及显著肢体动作等副语言信息。 随后,连续的对话流被分割为以意义单元为载体的独立话语轮次,作为编码与分析的基本单位。 本研究采用的编码框架包含认知互动与社会情感互动两个维度:

第一,认知互动:编码依据Gunawardena 等的模型,分为低层次(分享比较、发现矛盾)和高层次(意义协商、测试修正、达成共识)行为,见表1。①Gunawardena,C.N.,Lowe,C. A. and Anderson,T.,“Analysis of a global online deb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 for examining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computer conferencing,”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vol.17,no.4,1997,pp.397-431

表1 认知互动编码

类别编码操作性定义编码示例低层次认知互动C1:分享/比较陈述事实、观察、个人观点或已有信息,或对不同成员提供的信息进行简单比较我找到的资料说,纪念册应该包括同学寄语这部分C2:发现矛盾/分歧识别并指出不同观点、信息或方案之间的差异、矛盾或不一致之处刚才A 说封面用蓝色,现在B 又说用红色,这两个颜色差得有点多,到底用哪种?高层次认知互动C3:意义协商/共识建构通过解释、论证、提问、补充或整合他人观点,来共同建构一个更丰富的共享理解我同意伤感基调,但可以在结尾加一些快乐的片段,这样就能体现成长主题了C4:测试/修正观点对一个已经提出的想法或方案进行批判性评估,预测其可行性,或基于推理和证据提出修改建议如果我们把所有照片都放上去,纪念册会显得很乱。 不如我们每个人只选三张?C5:达成共识/综合应用对一个经过讨论和整合后的观点达成一致,并开始计划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就这么定了,视频主线是成长,结尾是快乐第二,社会情感互动:编码依据Rogat 和Linnenbrink-Garcia 的框架,分为积极(鼓励、幽默、凝聚力表达)和消极(不尊重、打击、忽视)互动,见表2。②Rogat,T.K.and Linnenbrink-Garcia,L.,“Socially shared regulation in collaborative groups:an analysis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quality of social regulation and group processes,” Cognition ﹠ Instruction,vol.29,no.4,2011,pp.375-415.

表2 社会情感互动编码

类别编码操作性定义编码示例积极社会情感互动SE1:鼓励/肯定通过语言或非语言表达认可、赞赏、信心这个想法太棒了!SE2:幽默/营造轻松氛围使用轻松的玩笑、幽默或自嘲来缓解气氛,营造愉快氛围这个任务简直比爬珠穆朗玛峰还难SE3:表达团队凝聚力使用包含“我们”的集体性话语,强调共同的目标、身份或情感这是我们组的共同作品,要一起努力消极社会情感互动SE4:不尊重/贬低 表现出贬低、嘲讽、人身攻击或不耐烦动动脑子好不好?SE5: 打击参与阻止或忽视他人参与,独占话语权或资源 你别管了SE6:忽视/排斥冷漠对待他人或将其排除在小组活动之外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排斥成员,如对某成员的提问或建议不作回应,或转移话题数据分析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识别合作模式。 在完成数据编码后,本研究统计了各小组在认知与社会情感互动各编码类别上的频率与相对占比。 基于互动特征,对小组进行归类,以识别出典型合作模式。 其次,描绘合作发展轨迹。 为探究不同模式小组合作的动态发展过程,本研究采用极端案例比较策略,选取合作最高效与最低效的两个小组进行纵向分析,旨在揭示促成合作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分析将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展开:宏观上,通过描绘各阶段的互动频率变化来呈现合作发展的整体趋势;微观上,通过对关键对话片段进行质性剖析,重点识别并分析调节行为在其中的具体体现,并评估这些调节如何在关键时刻影响小组互动。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对6 个小组在三个阶段的对话文本进行了编码与频次统计。 表3 呈现了各小组在认知与社会情感互动各编码类别上的频次,及其占该小组总互动频次的相对比例。 为分析数据,本研究构建了两个关键指标:

表3 各小组认知与社会情感互动编码频次(占比)统计表

编码类别G1 G2 G3 G4 G5 G6互动总频次322 204 190 190 268 199 C1 104(32.3%)67(35.26%)72(35.29%)70(36.84%)94(35.07%)81(40.7%)C2 52(16.15%)22(11.58%)21(10.29%)25(13.16%)42(15.67%)27(13.57%)C3 57(17.7%)16(8.42%)17(8.33%)21(11.05%)34(12.69%)20(10.05%)C4 26(8.07%)6 8 7(4.21%)(2.94%)10(5.26%)19(7.09%)(3.52%)C5 21(6.52%)4 5 7 9(1.96%)(3.68%)(2.63%)12(4.48%)(4.52%)SE1 25(7.76%)8(3.92%)13(6.84%)26(13.68%)19(7.09%)15(7.54%)SE2 15(4.66%)7 8 8 10(5.26%)(3.43%)18(9.47%)(2.99%)(4.02%)SE3 7(2.17%)7 3 5 4(3.43%)12(6.32%)(1.58%)(1.87%)(2.01%)SE4 5(1.55%)25(12.25%)9 3 7(1.58%)(4.74%)11(4.1%)(3.52%)SE5 5(1.55%)22(10.78%)11(5.79%)4 9(2.11%)12(4.48%)(4.52%)SE6 5(1.55%)5 15(7.35%)15(7.89%)(2.63%)12(4.48%)12(6.03%)统计指标高层次认知互动占比40.00%22.50%26.36%27.05%32.34%25.00%净积极情绪值9.94%-19.60%-4.74%23.15%-1.11%-0.50%一是高层次认知互动占比:衡量小组进行深度知识建构的程度,计算方式为:(C3+C4+C5)频次÷认知互动总频次。 该值越高,表明小组的认知互动深度越高。

二是净积极情绪值:反映小组社会情感氛围的整体质量,计算方式为:(SE1+SE2+SE3)占比之和-(SE4+SE5+SE6)占比之和。 该值为正且越大,表明情感氛围越积极;反之越消极。 选用占比而非频次比较,是为消除各小组互动总量差异,如讨论时长、发言量带来的偏差。

(一)合作模式的识别

首先,基于表3 的两个关键指标“高层次认知互动占比”与“净积极情绪值”,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认知—情感二维坐标系(见图1)。 该坐标图识别出3 个在认知与情感表现上具有明显特征的小组:G1(高认知—高情感)、G2(低认知—低情感)与G4(低认知—高情感),分别被归纳为“高效协同型”“冲突内耗型”与“表面和谐型”合作模式。 同时,坐标图显示,其余3 个小组(G3、G5、G6)聚集在Y 轴附近,在“净积极情绪值”上均接近于零(分别为-4.74%,-1.11%,-0.50%)。 这一结果表明,仅靠小组的总体数据不足以揭示这三组的内部动态。 因此本研究引入了互动结构这一分析维度,考察认知与情感互动在小组成员间的分布均衡性。 分析发现,G3、G5 和G6 小组内部均呈现出显著的参与不平等和情感两极分化,即部分核心成员主导了高阶认知,而边缘成员则体验到被忽视,并因此被识别为第四种模式——不平等参与模式。

图1 认知-情感坐标图

1.高效协同模式:认知与情感的双重增益

此模式的特征是合作中高水平的认知互动与积极的社会情感氛围并存。 作为该模式的代表,G1 在认知—情感坐标中位于第一象限。 该小组不仅拥有最高比例的高层次认知互动(40.00%),同时还维持了积极的情感氛围(净积极情绪值达9.94%)。 值得注意的是,G1 呈现出最高频次的“发现矛盾”(C2,52 次),同时其“意义协商”(C3,57 次)的频次也尤为突出。 这表明高频的认知冲突与高频的深度协商在该小组中同时出现。 这种能够容纳大量认知分歧,并将其导向建设性讨论的特点,使小组形成了一种批判性友好的合作氛围。 例如,在讨论海报主题时,当A1 以一句“星空是好看,但会不会和毕业没啥关系?”(C2)① 为区分不同小组发言者,所有对话片段中的成员均以“字母+小组编号”标注,如A1 代表G1 的成员A,C2 代表G2 的成员C。 括号内的代码(如C2、SE1)为依据编码框架对当前语句的分类。提出认知挑战时,该观点并未遭到驳斥或引发对立。 相反,它被其他成员转化为一个需要共同解决的创造性问题。 B1 提出混搭的构想(C3),将看似矛盾的两个元素进行整合;这一想法又被C1 以“给每个人手里都画一个纸飞机”(C3)的意象深化,赋予了奔向未来的象征意义。 最终,在D1“这个好!”(SE1)的积极肯定中,认知分歧不仅被化解,更升华为一个超越原始构想的、更富创意的集体共识。

2.冲突内耗模式: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损耗

此模式的核心特征表现为低水平的认知互动与负面的社会情感氛围。 作为该模式的代表,G2 位于认知—情感坐标的第三象限。 其净积极情绪值为所有小组中最低(-19.60%),讨论中充斥着“不尊重/贬低”(SE4)与“打击参与”(SE5)等负面行为。 与此对应的是,该小组的高层次认知互动占比在所有小组中处于最低水平(22.5%)。 小组精力严重消耗于人际冲突,而非任务解决。 这一数据表现与观察到的公开汇报中的告状行为及成员退组事件相符。 例如,C2 并未对集体方案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而是直接评价“这图画得也太丑了,谁画的?”(SE4)这种非建设性指责直接导致了A2 的退场。 随后,C2 的言论进一步升级为对A2 的攻击:“你看她,说一句就走!”(SE5)将任务分歧彻底转为人际矛盾。 在此情况下,其他成员“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式的简单调解已无法缓和局面。 这种互动使得负面情感加剧,阻断了知识共建途径,最终造成任务失败与团队瓦解。

3.表面和谐模式:以认知停滞维系情感和谐

此模式的核心特征为积极的情感氛围与浅层的认知互动并存,呈现出一种为和谐而和谐的倾向。作为该模式的代表,G4 位于认知—情感坐标的第四象限,其净积极情绪值在所有小组中列榜首(23.15%),但高层次认知互动的占比却相对较低(27.05%)。 该小组的互动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冲突规避倾向。 讨论通常停留在信息分享层面,鲜少出现深度协商(C3)。 面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或反馈时,小组成员倾向于迅速达成妥协,而非通过辩论寻求最优解。 例如,当面对“老师说我们这个视频缺少情节,像幻灯片展示”这一反馈时,小组并未深入探讨“情节”的要求。 相反,A4 以“有点难啊”开场,并提出了一个表面化的解决方案:“要不我们加点转场动画?”(C1)这一无需深入讨论的提议,迅速获得了其他成员“我觉得可以”(SE1)和“嗯,就这么办吧”的附和。 通过这种方式,小组绕过了可能引发分歧的深度协商,快速达成了浅层共识。 这种以牺牲认知深度为代价换取的和谐,虽然保障了成员关系,却导致其最终成果质量不高,印证了部分成员在访谈中所言其首要目标是尽快完成任务而非追求卓越。

4.不平等参与模式:认知与情感的不均衡分布

该模式的核心特征为认知互动不均、社会情感氛围两极分化及参与机会不平等。 采用此模式的小组(G3、G5、G6)在认知—情感四象限图中位置不固定,但基本分布于y 轴附近,净积极情绪值主要为负(G3:-4.74%;G5:-1.11%;G6:-0.50%)。 高阶认知互动占比可能不低(如G5 为32.34%),但通过互动结构分析发现,这些互动集中于少数核心成员(通常为组长及其亲近组员)。 情感互动中,“忽视/排斥”(SE6)频次占比偏高(G3:7.89%;G5:4.48%;G6:6.03%),为主导消极行为。 具体而言,核心成员间开展深入认知探讨、方案协商与决策,而边缘成员仅被动接受任务。 边缘成员尝试参与或提出异议时,常遭核心成员无视,其贡献与积极性受挫,最终转向沉默或仅执行分配任务。 例如,在G5 讨论方案时,当边缘成员C5 尝试提出一个与核心成员不同的合理建议——“用电脑做吧,手画改起来不方便”(C3),这一观点并未被纳入讨论。 相反,核心成员D5 通过一个明确的非语言行为——停顿,未看C5,直接转向其他成员(SE6)——将其完全无视,并继续原先的议题:“咱们用彩铅还是用水彩笔画?”这种互动模式造成了小组内部的隔离。 核心决策圈实现积极的认知建构与情感体验。 边缘执行圈被排除于意义协商之外,体验疏离与忽视。 该模式下的高认知水平并非全体共同建构,尽管这种模式也能完成任务,但合作学习的价值被严重削弱。

(二)合作发展的动态轨迹与分化机制

为探究不同合作模式的发展轨迹,研究采用极端案例比较策略,选取了高效协同型(G1)与冲突内耗型(G2)小组进行纵向分析。 据表3,这两个小组在“高层次认知互动占比”与“净积极情绪值”两个核心维度上表现最为两极分化,代表了合作成功与失败的最典型案例。

1.高效协同型小组的发展轨迹

(1)宏观趋势:从发散到收敛的合作深化

从三个阶段的数据看(见表4),G1 的合作呈现出合作深化趋势。 其互动模式在项目不同阶段发生了变化。 项目初期以发散性的信息铺陈为主,低层次的“分享/比较”(C1)占据了主导地位(55.00%)。 进入项目中期,小组的合作模式进入了高强度的认知建构期。 随着方案的具象化,“发现矛盾”(C2)的占比升至21.43%,小组开始直面具体的技术与审美挑战。 然而,认知冲突的激增并未导向合作的停滞或内耗。数据显示,C2 的峰值与“意义协商”(C3,25.00%)及“测试修正”(C4,10.71%)的峰值同步。 这表明,认知冲突的暴露激发了小组更高层次的协商与验证行为。 这种高效的认知转化,根基在于一个稳固且积极的情感环境。 在认知冲突最激烈的中期,尽管消极互动略有抬头,净积极情绪值仍为正。 这表明,G1 成功将任务型冲突维持在了认知层面,而没有让其溢出为破坏性的关系冲突,为深度、理性的协商创造了空间。

表4 高效协同型小组三阶段互动编码

编码类别阶段一(N=100)阶段二(N=140)阶段三(N=82)C1 55(55.00%)25(17.86%)24(29.27%)C2 10(10.00%)30(21.43%)12(14.63%)C3 12(12.00%)35(25.00%)10(12.20%)C4 3(3.00%)15(10.71%)8(9.76%)C5 4(4.00%)10(7.14%)7(8.54%)SE1 7(7.00%)10(7.14%)8(9.76%)SE2 4(4.00%)6(4.29%)5(6.10%)SE3 2(2.00%)3(2.14%)2(2.44%)SE4 1(1.00%)2(1.43%)2(2.44%)SE5 1(1.00%)2(1.43%)2(2.44%)SE6 1(1.00%)2(1.43%)2(2.44%)(2)微观机制:通往建设性共识的合作路径

为揭示高效合作模式的发展轨迹,研究选取了G1 在项目中期一次关于海报配色的讨论进行剖析,见表5。

表5 G1 组中期讨论的对话节选与编码

发言人对话内容编码A1等一下,海报红、绿、蓝配色都太深了,很堵。 之后毕业礼的时间、地点这些字写在哪里? 肯定看不清C2 B1留一块白色的地方,画个框,把字写在框里就行了C1 C1不行不行,那样太丑了,像个补丁,一下子就把画面全破坏了C2 D1那用最粗的黑笔写呢? 或者给白色的字描个黑边?C1 B1这样更难看了,一点都不清新C2 A1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气氛停滞D1我有个想法,我们背景不用水彩笔涂得那么实,用彩色铅笔轻轻地画一层怎么样?C1 A1但彩铅画出来很像儿童画,很幼稚C2 D1你本来就是儿童啊C3 A1你才儿童,你全家都儿童!SE4 B1我觉得这个红配绿本来就很难看! 要不我们干脆把校门这个主题换掉吧?C2续表

发言人对话内容编码C1你开玩笑呢? 都到这一步了再重来? 那不是白干了!SE4 B1总比最后做个丑八怪出来强!SE4 C1别吵了! 颜色打架你们也打架SE2 E1好了,大家先停一下。 想办法解决问题。 现在光用嘴说,谁也说服不了谁认知调节E1我提议:我们花15 分钟,每个人拿一张小纸,把你觉得好的方案画出来…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C4 C1能动手就别吵吵!SE2成员们 别吵吵SE3十五分钟后D1你们看我这个,天空不用一种蓝色,而是从上往下由深变浅,弄成这种渐变色……这样不就有地方写字了吗?C3 A1好看,这个渐变色的效果真的不错!SE1 B1嗯,确实,这个比之前画的那个框框好看多了。 而且颜色有层次后,红配绿也没那么难看了C3+SE1 E1那我们就定这个方案? 用渐变水墨做背景,在中间的浅色地方写字。 同意吗?C5成员们 同意!C5这段对话展示了高效小组如何将濒临失控的认知冲突,转化为认知突破的契机。 其发展轨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认知僵局与情感危机。 对话初期,小组陷入了低层次认知循环。 成员们不断提出各自浅层的修补方案(C1),但这些方案很快就被其他成员否定(C2 频发)。 这种“提出—否定”的循环并未导向更优的解决方案,反而积累了挫败感。 当成员B 提出要推倒重来时,任务层面的认知冲突迅速升级,外溢为带有攻击性言辞(SE4)的关系冲突。 此刻,小组处于合作失败的危险边缘。

阶段二:关键转折——调节的介入与生效。 在争论即将失控的关头,一系列调节行为扭转了局面。第一步:社会情感调节。 C1 的两次幽默发言,化解了剑拔弩张的气氛,阻断了负面情感的扩散。 这种行为超越了个体对自我的调节,构成了对集体情感氛围的共同调节。 第二步:元认知与程序性调节,为认知跃迁搭建桥梁。 组长E 的介入至关重要。 他首先进行元认知调节,将成员锚定在“解决问题”的共同目标上,随后提出“画小样对比”的程序性解决方案。 当整个小组采纳这一方案并共同行动时,个人的调节便升华为共享的调节。 这一策略将人对人的对抗转为方案对方案的竞争,成功将小组从崩溃的边缘拉回。 这一过程体现了高效调节的两个特点。 一方面,它在内容上实现了“先处理情绪,后解决问题”的递进;另一方面,它在主体上完成了“由个体引导向集体负责”的跃升。 二者的结合,确保了最终方案既具备情感上的可接受性,又具备认知上的可行性与集体行动上的约束力。

阶段三:共识达成——认知与情感的良性循环。 调节的成功介入,为小组的互动开启了一条从认知到情感、再回到认知的良性循环通道。 (1)认知到情感:组长的程序性调节,催生了成员D 高质量的认知产出。 这个方案本身的说服力立刻激发了其他成员的情感认同和解决问题的喜悦。 (2)情感到认知:积极的情感氛围反过来扮演了认知润滑剂的角色。 它消解了成员间原有的观点对立,让先前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也能转变立场,从而加速了小组在创新方案上达成高质量共识的进程。

(3)小结:合作成功的机制与轨迹

G1 的历程展示了合作如何走向成功。 宏观数据显示的认知冲突激发高阶认知的趋势,在微观互动中得到了揭示。 其互动链条为:由认知分歧引发的情感张力,在关键节点被有效的调节所管理。 具体而言,通过成员间的共同调节(情感降温)与社会共享调节(程序性引导),小组成功地将潜在的关系冲突约束于任务层面,并将互动从低效的观点对立转向了高效的方案评估。 这一转化促成了更高层次的认知深化,其产出的高质量方案又激发了积极的情感反馈,从而加速了形成共识的进程。 这种“认知成果促进积极情感,积极情感又为后续认知活动提供支持”的循环,揭示了合作发展的一大特性——路径依赖,即早期的成功调节与互动,为后续的合作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引向了高效协同的稳固模式。

2.冲突内耗型小组的发展轨迹

(1)宏观趋势: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恶化

从数据上看(见表6),G2 的合作轨迹呈现出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恶化趋势。 在认知层面,该小组的互动未能突破浅层。 尽管在项目中期,“发现矛盾”(C2)的频次有所增加,占比达到峰值(11.11%),但高层次的C3(意义协商,8.89%)和C4(测试修正,3.33%)没有被带动起来,小组的认知活动被困在浅层循环中。 更致命的是情感氛围的急剧恶化,最终吞噬了所有认知建构的可能。 数据显示,小组的消极互动占比从第一阶段的13.33%,飙升至第三阶段的51.85%。 这表明,小组的精力已从如何完成任务转向了情绪对抗,这耗尽了小组本可用于深度思考的时间与精力,导致合作失败。

表6 冲突内耗型小组三阶段互动编码

编码类别阶段一(N=60)阶段二(N=90)阶段三(N=54)C1 28(46.67%)32(35.56%)12(22.22%)C2 6(10.00%)10(11.11%)5(9.26%)C3 5(8.33%)8(8.89%)4(7.41%)C4 2(3.33%)3(3.33%)1(1.85%)C5 1(1.67%)2(2.22%)1(1.85%)SE1 4(6.67%)3(3.33%)1(1.85%)SE2 3(5.00%)3(3.33%)1(1.85%)SE3 3(5.00%)3(3.33%)1(1.85%)SE4 3(5.00%)10(11.11%)12(22.22%)SE5 3(5.00%)9(10.00%)10(18.52%)SE6 2(3.33%)7(7.78%)6(11.11%)(2)微观机制:滑向关系破裂的冲突路径

为揭示“冲突内耗型”小组的合作发展过程,研究选取了G2 在项目中期一次关于感言墙版面设计的争论,见表7。 其发展轨迹可分为三个阶段。

表7 G2 组中期讨论的对话节选与编码

发言人对话内容编码A2所有照片和留言框都弄成一样大的吧,用尺子画好格子,这样看起来整齐C1 C2太土了! 又不是做表格。 有大有小,才有设计感C2+SE4 A2有大有小? 你那样才会乱! 别人还以为我们没尺子C2+SE4 C2(语气开始不耐烦)这是设计,你懂不懂?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SE4续表

发言人对话内容编码B2(抱怨)到底怎么弄! 还做不做了?认知停滞D2(试图打圆场)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SE3(调节失败)A2听他的? 他上次画的那个画,颜色都涂出去了,还好意思说设计感?SE4 C2我涂出去也比你那种土里土气的审美强!SE4 A2行! 你厉害,你的审美最高级! 你这么能耐你自己弄吧!SE5 C2我弄就我弄! 没你我们还做得快一点!SE5讨论不欢而散,A2 离开阶段一:从任务冲突到关系冲突的滑坡。 讨论始于合理的认知分歧(C2),即秩序感与设计感两种设计理念的碰撞。 然而,小组未能将分歧维持在认知层面,成员A“别人还以为我们没尺子”的言论已带有轻微贬低(SE4)倾向,成员C“你懂不懂?”的反问则彻底将争论推向人身攻击(SE4),标志着冲突性质从“对事”向“对人”的恶性转化。

阶段二:调节失败与冲突的恶性升级。 面对冲突,小组内部并非没有尝试调节,但其所启动的是一种无效且回避的负面调节。 组长“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的干预旨在平息表面争执,却回避了冲突的认知根源,未提供解决设计分歧的方案,也未能真正抚平对立情绪。 这种消极的调节非但未扭转局面,反而传递出分歧无法解决、只能被压抑的信号,实质上纵容了冲突升级。

阶段三:合作崩盘。 无效的调节将小组彻底推向了认知与情感相互绞杀,这一破坏性循环体现在两个方面:(1)情感恶化到认知瘫痪:首先,由人身攻击所主导的情感氛围,摧毁了成员之间进行理性探讨所必需的心理安全感。 成员的认知资源不再用于解决问题,而是转向了自我防卫和情绪对抗,这直接导致了认知活动的停摆。 (2)认知停滞到情感激化:反过来,任务上毫无进展的认知停滞,又加剧了成员的挫败感和焦虑感。 这种负面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进而激化了成员间的相互指责和人身攻击,使关系冲突不断升级。

(3)小结:合作失败的机制与轨迹

G2 的历程展示了合作如何走向失败,其发展轨迹表现为恶性循环。 宏观数据显示的认知停滞与情感崩坏趋势,其内在机制在微观互动中得到了复现。 互动链条为:始于合理的认知分歧,但由于调节失效与缺位,情感张力升级为关系冲突,从任务辩论转向了人身攻击。 此后,小组的认知活动陷入停滞。更关键的是,认知停滞带来的挫败感与情感恶化导致的敌意相互加强。 这种“认知停滞—情感恶化—更彻底的认知停滞”的循环显示出合作发展的路径依赖特性,即早期在关键冲突节点上调节的失败,使小组不断重复之前的失败模式,直到合作崩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小组互动过程的分析,回答了研究最初提出的问题。 首先,回应问题一,研究发现小学生的合作学习并非同质,而是依据认知深度与情感氛围两个维度,表现为四种典型模式。 其次,回应问题二,研究揭示了不同模式小组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有效的调节是管理认知—情感张力、决定合作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整个发展过程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性。 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合作并非单一的行为模式,而是依据认知深度与情感氛围两个维度,展现为四种典型类型:“高效协同型”“冲突内耗型”“表面和谐型”与“不平等参与型”。 这要求对合作质量的评估必须超越关注任务结果的单一维度。 成功的合作要求小组在认知与情感的张力中达到平衡,即在通过批判性论辩深化认知建构的同时,有效维护合作所必需的积极社会情感氛围。①Isohätälä,J., Näykki, P., Järvelä, S. and Baker, M. J., “Striking a balance: Socio-emotional processes during argumentation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teraction,”Learning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vol.16,2018,pp.1-19.特别地,“表面和谐型”与“不平等参与型”的存在证明,不能仅凭表面的和谐氛围或最终任务产出来评判合作的质量。 一个看似和平的小组可能牺牲了认知深度;一个产出尚可的小组可能固化了内部参与的不平等,这两种模式都偏离了合作学习旨在促进深度探究与公平参与的初衷。

第二,积极的社会情感是小学生合作中进行深度认知建构的脚手架,而非附属品。 合作中的心理安全感与积极情感联结,是进行观点碰撞、批判性论证等高层次认知活动的基础。 本研究为Baker 等人提出的“情感与认知在合作中不可分割”的主张,提供了实证支持。 本研究未观察到任何一个小组在全体成员深度参与的同时,却总体处于情感氛围负面的状态。 “冲突内耗型”小组的认知水平之所以停滞不前,正是因为情感的崩坏耗尽了所有认知资源。 而“不平等参与型”小组看似高认知、负情感的数据表象,实则是少数核心成员在互动中维持了局部的积极情感联系,这种高认知是以牺牲多数成员的参与权与情感体验为代价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智慧。

第三,认知冲突是导致合作模式分化的关键节点。 本研究发现,认知冲突的出现,标志着小组互动超越了浅层信息分享,具备了向更高层次知识建构跃迁的潜力。 然而,小组如何应对观点碰撞所伴随的情感张力,直接决定了其合作的走向。 高效小组能将认知冲突成功约束于任务层面,将他人的不同意见视为他山之石,在批判性论辩中达成更高层次的认知共识。 反之,低效小组则将认知冲突视为威胁。 他们或因规避冲突而陷入表面和谐的认知停滞,错失了深度学习契机;或因无法有效管理分歧而任由认知冲突演变为关系冲突。 因此,合作的最终质量并非取决于认知冲突的多寡,而在于小组能否建立起高质量的调节,成功将认知冲突转化为深度学习与创新的契机。 正如张冬梅和王陆指出,有效的认知冲突管理是促进学生达成群体知识建构的重要调节变量,成功的冲突消解是达成深层次建构的重要途径。②张冬梅、王陆:《认知冲突管理对合作学习质量的影响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21 年第9 期。

第四,调节是转化认知冲突的关键手段,其有效性取决于调节主体的集体化与调节内容的完备性。本研究发现,小组能否将认知冲突转化为知识建构的契机,其关键机制在于调节的介入与质量。 一个高效的调节机制,其效能体现在两个维度。 首先,在调节主体上,有效的调节必须超越孤立的个体,走向集体化。 合作的失败往往源于社会性调节的缺位,使得成员退回到孤立且无效的自我调节,无法形成集体合力。 与之相对,高效合作的标志是小组能够成功地运用社会性调节,比如共享调节,即调节内化为一种集体规范,由整个小组共同监控和管理其互动过程。③Hadwin,A.F.,Järvelä,S. and Miller,M.,“Self-regulated,co-regulated,and socially-shared regulation of learning,”in B.J. Zimmerman and D. H. Schunk(eds.),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Routledge,2011,pp.65-84.其次,在调节内容上,需实现认知与情感调节的整合。 认知与情感在合作中密不可分。 单纯的认知或程序性调节若忽视成员的负面情绪,则可能因缺乏心理安全感而难以被接纳;反之,单纯的情感调节若不能解决核心认知分歧,则可能导致问题悬置。

第五,合作的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并遵循循环上升或下降的轨迹。 成功合作的互动链条为:“认知分歧—情感张力—有效调节介入(情感降温、程序引导)—认知深化(意义协商、方案迭代)—达成共识、巩固积极情感—新的认知分歧……”(如图2)在此路径中,小组突破了浅层认知互动。 有效调节的介入不仅化解了冲突带来的情感风险,还为解决认知僵局提供了方案。 认知上的成功又会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而这种积极氛围又会反过来为下一次的认知碰撞提供心理安全保障。 这就形成了一个“认知突破—情感强化—更高水平的认知突破”的良性循环。 失败合作的互动链条为:“认知分歧—情感张力—调节失效或缺位—冲突升级(转向关系攻击)—认知停滞与情感恶化—合作崩溃或低质妥协”。 在此路径中,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节,任务层面的分歧溢出为针对个人的关系攻击。 小组的认知活动陷入了“提出观点—轻易否定—固守己见”的低层次循环。 认知上的停滞加剧了成员的挫败感,进一步激化了负面情绪。 最终,小组在“认知停滞—情感恶化—更彻底的认知停滞”的循环中走向失败(如图2)。 这种由早期互动质量决定后期发展走向的现象,体现了合作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

图2 成功与失败合作的发展轨迹

(二)建议

合作何以成功?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四点教学建议。

第一,营造和而不同的合作文化,引导认知冲突的建设性表达。 本研究发现,认知冲突是促使小组合作从浅层走向深层的关键节点。 当小组回避冲突时,其认知活动便会停滞于低效循环;而当小组直面并有效管理冲突时,不同观点的碰撞才能真正激发更高层次的意义协商与认知突破。 然而,重视认知冲突不等于忽视情感氛围。 这一点对正处于去自我中心化发展阶段的小学生尤为重要。该阶段的学生容易将针对事的认知挑战误读为针对人的否定,从而将宝贵的任务冲突激化为人际矛盾。 因此,教师要营造一种高心理安全感的课堂文化,其核心是提倡和而不同,引导学生区分“任务型分歧”与“关系型对立”,帮助他们掌握理性友好的沟通规范,学会在尊重他人感受的前提下,清晰地表达不同观点。 使学生将认知分歧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激发深度思考的宝贵契机,而非需要规避的人际风险。

第二,训练学生合作中的调节能力。 合作的成功不能仅寄希望于学生的自发行为。 本研究发现,高效小组展现出的冲突管理与情感维护能力,本质上是一系列复杂的调节技能,而调节失效则是导致合作走向失败的关键原因。 因此,教学中应将学会合作这一笼统要求,具体化为可观测、可练习的调节技能,引导学生从孤立的自我调节走向社会共享调节。 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调节话语的训练。 调节能力首先体现在话语层面。 教师应引导学生识别并对比合作中的建设性话语与破坏性话语。 通过提供话语范例、组织对比研讨等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将分歧导向问题解决的沟通策略。 二是,调节过程的元认知引导。 教师应设计专门的教学环节,引导学生跳出任务内容,转而观察和反思合作过程本身。 例如,组织小组复盘,让学生评估本组在冲突处理、决策制定、情感支持等方面的调节表现,并据此共同协商、优化本组的合作规范与决策程序。

第三,为应对合作的路径依赖,教师干预的重点在于早期引导。 本研究发现,小组合作的良性或恶性循环一旦在初期形成,便会自我强化。 Kwon 等人的研究也为早期干预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他们发现,高效合作小组在项目早期就表现出密集的调节与情感互动,从而建立了信任与社会资本;而低效小组则在早期缺乏互动,直到后期信任破裂、冲突爆发时才向教师求助,但此时的干预为时已晚。①Kwon,K.,Liu,Y.H. and Johnson,L. S. P.,“Group regulation and social-emotional interactions observed i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omparison between good vs. poor collaborators,”Computers﹠Education,vol. 78,2014,pp.185-200.因此,教师的干预不应是被动地等待冲突发生后再去调解,而必须是前瞻性的,在合作的起始阶段就介入。本研究建议教师的观察重点应聚焦于小组处理其首次认知分歧的方式。 一旦识别出合作恶化的早期指标,例如,观点被轻易否定而非得到论证、出现针对个人的而非针对任务的言论,或有成员的参与被持续忽视,教师就应将其视为关键干预点。 这种早期介入旨在帮助小组建立建设性的冲突解决规范。 一旦帮助建立了良性的互动模式,教师便可逐步放手,将学习的主动权归还学生。 此时,教师的角色便如佐藤学所言,转变为一个通过深入观察、组织交流以促进深度学习的引导者。②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30 页。

第四,合作学习需兼顾过程与结果的多维评价。 评价是指挥棒。 若评价只关注最终结果,则会间接固化甚至鼓励合作的不公。 为了追求最终成果的高分,小组内的核心成员可能会选择大包大揽的捷径,而边缘成员的想法则被忽视。 这违背了合作学习的初衷。 因此,合作过程的质量应被纳入评价的核心。教师可运用观察记录、学生反思日志等作为过程性评价证据,评价标准应涵盖认知互动的深度、社会情感氛围的质量以及调节的有效性。 此外,引入学生自评与同伴互评相结合的多元主体评价,能更全面、公正地反映合作全貌,从而识别与抑制“搭便车”或参与度不均的问题。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小学生合作学习的动态追踪,揭示了不同合作模式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轨迹,为理解课堂中合作学习的成败提供了参考。 然而,受研究方法与设计所限,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 在样本代表性方面,本研究仅聚焦于一个班级内的6 个小组,虽有利于对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剖析,但在样本多样性与外部推广性上存在一定局限。 本研究识别出的四种合作模式,以及路径依赖的合作轨迹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年级、不同学科背景或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学生群体,仍需持谨慎态度。 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一方面,可以扩大样本范围,纳入更多元化的学校和班级,通过更大规模的实证数据来检验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另一方面,未来的研究也可以探索不同干预手段,如本研究建议的调节技能训练、早期引导等,对合作的实际改善效果。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G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53-14

作者简介:刘珂瑗,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常永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琬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