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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传统”与古代晚期东哥特族群的形成



摘 要: “核心传统”概念由文斯库斯提出,他认为古代晚期蛮族族群身份的构建以各部落的统治者为核心,这些统治者的事迹通过部落成员的口口相传逐渐转变成为某种历史记忆,最后更是成为本部落共同的起源传说和情感纽带。围绕是否存在“核心传统”、“核心传统”与族群身份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东哥特人的族群认同并不以阿玛尔家族为核心,服兵役的军事精英们才是维系族群身份最坚实的基础。与其说“核心传统”构建了东哥特族群,不如说东哥特族群缔造了“核心传统”。王室族谱和族群起源神话的真伪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因为哥特人愿意接受编造的谱系,阿玛尔家族才能强调自己与生俱来的统治权。

关键词: “核心传统”;古代晚期;东哥特王国;族群身份;阿玛尔家族

一、古代晚期族群身份研究中的“核心传统”概念

古代晚期蛮族的诞生与族群身份研究一直都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961年,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在鸿篇巨制《族群生成和法制》(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中认为,蛮族在诞生之初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认同,他们将文化、宗教和语言作为纽带加强自己与同胞之间的联系。随着罗马的衰弱,蛮族部落大规模进入帝国境内,掠夺财富,占领土地,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或个人选择加入其中,这就导致蛮族部落在构成上变得更加多样化。文斯库斯强调,虽然蛮族部落吸收了外来成员,但传统认同并未发生改变。他提出了“核心传统”(Traditionskerne)① 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历史研究》2014 年第4 期。的观点,认为发生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民族大迁徙”② “民族大迁徙”这一术语是否准确,西方学界仍有争议,详情参见李隆国:《“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和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 年第3 期。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仍采用传统术语“民族大迁徙”来定义古代晚期蛮族部落进入罗马帝国境内这一历史事件。看上去规模宏大,实则都以各部落的统治者为核心,这些人处于领导地位,他们的事迹通过部落成员的口口相传逐渐转变成为某种历史记忆,最后更是成为本部落共同的起源传说和情感纽带。即便蛮族部落在行进过程中吸纳了无数外族成员,但只要作为部落核心的小部分统治者们坚守着“核心传统”,并将之作为构建整个部落相互接纳和认同的工具,那么该部落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此外,历史记忆和情感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那些新加入的成员,他们了解并接受了“核心传统”,最终遭到同化,成为部落的一部分。① 可参见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李隆国:《“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和发展》。

文斯库斯的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西方学界关于“民族大迁徙”的研究长期受到“台球论”的影响。所谓的“台球论”认为,族群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单位,有独特的文化,在生物意义上能够自我繁衍,不会受到外来群体的干预。古代晚期各蛮族族群一经形成便会永远保持不变,他们从边界外迁入帝国境内的过程就像台球从一个地方滚动到另一个地方,运动结束之后,台球除了位置发生改变,其他没有任何变化。②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任颂华译,中信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 页。“台球论”否认了族群发生融合的可能性,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文斯库斯开创性地提出了“族群生成理论”,认为后世耳熟能详的各个蛮族就是在“民族大迁徙”中形成的。这些蛮族族群自诞生起便联系紧密,同时在袭击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当然“雪球”的核心就是那部分处于统治地位的军事贵族精英,他们的事迹最终成为整个部落共享的起源传说和情感纽带。

沃尔夫拉姆(Herwig Wolfram)继承了文斯库斯的观点,仍然强调“核心传统”在构建蛮族身份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基础,他将出现在罗马史料中的日耳曼族群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苏维比人和切尔西人为代表,他们生活在靠近帝国的边界地区,深受罗马文化影响,往往在内部爆发过所谓的“高卢—西日耳曼革命”(Gallic-West Germanic Revolution),即推翻了拥有古老世系的国王,从部落成员中挑选最英勇的战士充当新王,或者干脆接受帝国当局挑选的人员作为国王。在沃尔夫拉姆看来,这类蛮族政权极不稳定,由于古老王族消失,构成族群身份基础的“核心传统”不再延续,部落成员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中断,最终整个部落的族群身份都发生了改变,要么融入其他部落之中,要么成了新的罗马人。第二类以哥特人、汪达尔人或法兰克人为代表。起初,他们与罗马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从未爆发过“高卢—西日耳曼革命”,统治者可能是拥有或宣称拥有传统谱系的国王,也可能是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强人,王室牢牢控制着部落的政治权力和神圣职责,这样“核心传统”得以保留,族群身份也就一直延续下来。③ Herwig Wolfram,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trans.Thomas Dunlap,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14-20.

沃尔夫拉姆承认罗马人在蛮族族群生成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正是罗马人从被征服的高卢人那里借鉴了日耳曼人的说法,之后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所有族群都被冠以日耳曼人的称号。他引用格里(Patrick Geary)的名言,宣称“日耳曼世界可能是罗马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创建的最伟大最持久的产物”。④ Herwig Wolfram,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p.9.相关讨论可参见Patrick Geary,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vi.当然,与文斯库斯相同,沃尔夫拉姆的研究还是立足于蛮族的“核心传统”,强调通过历史记忆维系的情感在族群认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文斯库斯和沃尔夫拉姆最初都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二者收获了大量拥趸,众多学者共同组成了研究蛮族身份认同的“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学派”的理论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支持者不少,但也受到诸多质疑,其中最著名的反对者是高法特(Walter Goffart)。⑤ 参见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李隆国:《“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和发展》。 在《蛮族与罗马人》中,高法特说道,“根据研究在20 世纪非洲幸存下来的口头传统的学生的说法,一个部落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上次移民之前居住的地区,但不能再往前追溯”。⑥Walter Goffart,Barbarians and Romans:A.D.418-58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1.他认为,蛮族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只有口头语言,并未发展出书面文字,只有罗马人的文献才会记载关于本族群的事情,因此他们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历史记忆的混乱和中断。高法特罗列了具体史实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公元418 年之后占据阿奎塔尼亚的西哥特人的历史记忆只能追溯到公元395 年之前,那时候西哥特人还定居在多瑙河以北;公元443 年之后盘踞在高卢东部的勃艮第人的历史记忆只能追溯到公元436 年的莱茵河王国;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人的历史记忆只能追溯到公元454 年到公元488 年之间他们游荡在潘诺尼亚的岁月。在这种情况下,蛮族根本就没有机会维持本族群的情感,所以他们并没有诞生出“维也纳学派”宣称的“核心传统”。①Walter Goffart,Barbarians and Romans:A.D.418-584,p.11.在《蛮族浪潮》中,高法特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反对“核心传统”的观点,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蛮族真的存在“核心传统”,那为什么6 世纪的法兰克人在面对其他族群时明明处于优势地位却仍然无法将本族群的历史记忆追溯到三代以上?② Walter Goffart,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p.6.在高法特看来,所谓的“核心传统”在罗马帝国晚期蛮族的身份建构过程中根本就无关紧要,学界应该考虑的是“罗马人—蛮族”的关系,因为这些蛮族关心的不是寻找和坚守本族群的过去,而是如何在与罗马人交往这一新情境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以便更好地融入或排斥罗马人。③Walter Goffart,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6.高法特的观点同样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为他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所以这部分学者便组成了“多伦多学派”,对“维也纳学派”的观点提出异议。④ 除“多伦多学派”外,尚有诸多学者对沃尔夫拉姆的观点表示怀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他举了保加尔人的例子,意图证明流传下来的谱系很可能是编造的,不能作为阿玛尔家族长久统治的佐证。参见Peter Heather,“Cassiodorus and the Rise of the Amals:Genealogy and the Goths under Hun Domination,”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79,1989,p.108.哈尔索尔(Guy Halsall)也强调,沃尔夫拉姆构建模型的最大缺陷是过于笼统,将不同时代的观念融合到一起。参见Guy Halsall,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458-459.

面对挑战,“维也纳学派”一方面加紧革新学说,推动理论建设进而填补观点中的漏洞⑤ 参见李隆国:《“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和发展》。还可参见 Walter Pohl,“Ethnicity,Theory and Tradition:A Response,”in Andrew Gillett,ed.,On Barbarian Identity: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Turnhout:Brepols Press,2002,pp.221-239.。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回应质疑。2007 年,沃尔夫拉姆的学生波尔(Walter Poh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关于《蛮族浪潮》的书评,声称:“该书的根本弱点在于,通过重新建立起罗马主义者同日耳曼主义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它远远地落后于当前的争论。”⑥Walter Pohl,“Review of Barbarian Tide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7,p.913.他在论文《哥特族群身份》中进一步强调,以高法特为代表的反对者们曲解了“维也纳学派”的观点,使得双方辩论的成效大打折扣。⑦ Walter Pohl,“Gotische Identitäten,”in Hans-Ulrich Wiemer,ed.,Theoderich derGroße und das gotische Königreich in Italien,Berlin:De Gruyter Press,2020,p.318.沃尔夫拉姆也转变了自己的某些看法,例如承认古代晚期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日耳曼族群。⑧Herwig Wolfram,Das Römerreich und seine Germanen,Weimar:Böhlau Press,2018,pp.30-31.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沃尔夫拉姆宣称再也不会使用“核心传统”的概念,⑨Herwig Wolfram,Das Römerreich und seine Germanen,p.39.但他坚持认为国王在构建蛮族族群身份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⑩ Herwig Wolfram,“How to Stay Gothic without a Gothic King,”in Sabine Panzram and Paulo Pachá,eds.,The Visigothic Kingdom:The Negotiation of Power in Post-Roman Iberia,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20,pp.139-152.可以想象,未来学界对于“核心传统”问题的争论势必持续下去。⑪ 斯温(Brian Swain)总结了近年来关于哥特族群认同的相关研究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参见Brian Swain,“Goths and Gothic Identity in the Ostrogothic Kingdom,”in Jonathan J.Arnold,M.Shane Bjornlie and Kristina Sessa,eds.,A Companion to Ostrogothic Italy,Leiden:Brill Press,2016,pp.203-229. 国内学者李隆国和康凯对此也有独到见解,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详尽地梳理了“维也纳学派”同“多伦多学派”观点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研究者们理解相关的学术背景提供了很大帮助。⑫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李隆国:《“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和发展》。

“维也纳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观点的相左恰恰反映了“核心传统”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注意的是,二者都是基于宏观的“日耳曼民族”和整个“蛮族世界”进行讨论,这种全景式的研究当然有其优点,但客观来看,宏大叙事可能会牺牲不同蛮族群体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有鉴于此,笔者在吸收两派观点的基础上,从相对较小的历史情境出发,将视野聚焦于古代晚期的重要族群东哥特人身上,这一方面是因为东哥特人有着相对完整的王位传承顺序,另一方面也因为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留存了较为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方便研究的展开。本文力图证明,东哥特人的族群认同并不以阿玛尔家族为核心,与其说“核心传统”构建了东哥特族群,不如说东哥特族群缔造了“核心传统”。此外,王室族谱和族群起源神话的真伪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因为哥特人愿意接受编造的谱系,阿玛尔家族才能强调自己与生俱来的统治权。

二、阿玛尔家族与“核心传统”

在沃尔夫拉姆的笔下,阿玛尔家族从哥特人诞生以来便作为王族进行统治,他们的英雄事迹为后世口口相传,逐渐变为本族群共同的起源传说和情感纽带。以此为基础,沃尔夫拉姆重现了以阿玛尔家族为“核心传统”的哥特简史:某个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的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诞生了这样一批人,他们用本族群的语言称呼自己为何已无从考证,所以后世使用罗马人赋予的名字即哥特人或“哥通人”(Guton)来描述他们。哥特人和周边的族群全然不同,他们在军事力量和政治制度建设上远胜自己的邻居。部落首领(Reiks)的位子牢牢地掌控在阿玛尔家族手中,英勇的战士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身旁,这些人中有的可能来自外邦,因为哥特人不是一个排外的族群,所以任何有能力拿起武器战斗的自由民都能在宫廷中出人头地,只要他们乐于接受阿玛尔家族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哥特人在同其他蛮族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到公元2世纪末,从多瑙河到顿河间的辽阔土地都被阿玛尔家族收入囊中,第一个强大的哥特人王国成型,并同南方处于盛世末期的罗马产生了冲突和摩擦。① Herwig Wolfram,History of the Goths,trans.Thomas Dunlap,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3.

公元271年,奥勒里阿努斯(Aurelianus)皇帝彻底解决了困扰帝国近四十年的哥特入侵问题。② 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trans.A.T.Fear,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0,p.358.战争的失败对哥特人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幸存者们开始质疑阿玛尔家族的统治权,曾经稳固的哥特王国发生了分裂。阿玛尔家族在德涅斯特河以东的土地上保住了自己的王位,他们的臣民便是为后世熟知的东哥特人(Ostrogoth)。巴尔蒂(Balth)家族取代阿玛尔家族统治着生活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人们,这部分哥特人也有了新名称,即西哥特人(Visigoth)。③ 参见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trans.Van Nuffelen and Lieve Van Hoof,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20,p.283.时光荏苒,东哥特人并入了匈人的多民族帝国当中,直到阿提拉死后才得以重获自由。不久以后,东哥特人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意大利创建了新的王国,他们的统治者提奥德里克英明神武,甚至连远在高卢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都对其俯首称臣。从这时起,阿玛尔家族再度确定了自己在哥特族群中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公元540 年,提奥德里克的孙女马塔松塔(Matasuntha)嫁给了查士丁尼皇帝的侄子日耳曼努斯(Germanus),标志着阿玛尔家族与罗马皇室的彻底融合。④ 参见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368.自此以后,那些想成为哥特国王的人“既缺乏具体象征,也缺少家族辉煌”,失去“核心传统”的东哥特人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当中。⑤ 参见Herwig Wolfram,History of the Goths,p.15.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沃尔夫拉姆还构建出一套阿玛尔家族自神话时代诞生以来的完整谱系:刚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诞生的哥特族群崇拜着战神高特(Gauts),这位英勇的神灵就是阿玛尔家族的先祖;高特之子为胡姆利(Humli);胡姆利之子为阿吉斯(Augis);阿吉斯之子便是阿玛尔;阿玛尔之子为希萨拉(Hisarna);希萨拉之子为东哥达(Ostrogotha);东哥达之子为胡努(Hunuil);胡努之子为阿塔拉(Athala);阿塔拉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唤安西拉(Ansila),小儿子为阿马拉里克(Ermanaric),他是阿玛尔家族在匈人到来前的最后一任国王。⑥HerwigWolfram,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pp.26-27.

这套谱系表看上去荒诞不经,但沃尔夫拉姆解释道:“目的不在于事实和真实事件,而是关于人类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⑦HerwigWolfram,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p.14.他以东哥特王国的政治宣传为例,强调提奥德里克的先祖是否真的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国王为代表的所有东哥特人都坚信如此。因此在沃尔夫拉姆看来,阿玛尔家族的谱系并不只是文学故事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成了哥特人普遍认同的起源神话,揭示了该族群想象中的血缘关系。概而言之,阿玛尔家族的事迹正是哥特人集体意识的表达。

沃尔夫拉姆倚重的史料直接源于《哥特史》。该书由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哥特裔神职人员约达尼斯所著,完整地记载了哥特人从诞生到最终灭于贝利撒留之手的长达两千零三十年的漫长历史,① 约达尼斯在原文中称哥特人漫长的统治前后维持了将近两千零三十年之久。参见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368.是后世学者进行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当然,《哥特史》的缺点非常明显,作者本人的文学修养并不算出色,甚至很难流利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这种情况下《哥特史》自然不能称得上是一本佳作。中译者罗三洋在评价该书时称:“结构显得不尽合理,叙事次序颠三倒四,语法错误连篇,文风呆滞死板,语句不断重复,很多地方读来令人费解。所有行文流畅的地方,几乎全都是约达尼斯对其他作家著作不加修改的摘抄。”② 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注,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xiii 页。

这里的其他作家著作指的是古代晚期三部早已失传的史学作品,分别是普利斯库斯(Priscus)记载的某些关于匈人和阿提拉的只言片语、阿布拉比乌斯(Ablabius)编纂的一部从标题到内容都不详的哥特史以及最重要的卡西奥多鲁斯编纂的12卷本《哥特史》。约达尼斯在给友人卡斯塔利乌斯的信中承认,他写的这部《哥特史》不过是对卡西奥多鲁斯版本的删节、润色和稍微地增补。约达尼斯还说,为了能更加客观地了解卡西奥多鲁斯写作时的真实想法,他特地找来这位元老当年的下属,花了三天时间让其给自己通读了一遍原文。在信件的最后,约达尼斯向卡斯塔利乌斯保证,虽然他已经不太能记得清卡西奥多鲁斯版《哥特史》的原文了,但是大致意思都完整地留在自己的脑海中。③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p.221-222.

约达尼斯的这番表态正是沃尔夫拉姆不加辨析,大胆采用该书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卡西奥多鲁斯用《哥特史》来呈现哥特人的历史,而约达尼斯没有以任何方式来改变这一点”。④Herwig Wolfram,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p.29.在沃尔夫拉姆看来,文学涵养较低,仅仅粗通拉丁语的约达尼斯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篡改卡西奥多鲁斯版的《哥特史》,所以他在《哥特史》中传递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卡西奥多鲁斯的意思。而作为东哥特宫廷要人,同时受到提奥德里克直接领导的卡西奥多鲁斯有条件阅读关于哥特人发展历史的核心档案,他的《哥特史》显然是值得倚靠的原始材料。

沃尔夫拉姆对史料的态度受到高法特的诟病。在《蛮族与罗马人》中,高法特委婉地批评了沃尔夫拉姆过度相信约达尼斯杜撰的谱系神话,称“那些将约达尼斯的传说变成自己(研究)的现代学者不仅要彻底修改它的日期,还要努力寻找语言学、人种学和考古学上的详细说明,把在勃艮第的案例中遇到的相同类型的碎片拼凑在一起”。⑤Walter Goffart,Barbarians and Romans:A.D.418-584,p.21.高法特为约达尼斯的史家身份做了正名:“许多学者,尤其是过去的学者并不认为(约达尼斯)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叙事)的。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苍白的影子,(立论)背后的文本都归功于卡西奥多鲁斯”,⑥Walter Goffart,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59.但“将卡西奥多鲁斯的历史与约达尼斯留给我们的删节本等同起来,或者称之为‘约达尼斯版本的卡西奥多鲁斯’,是不合理的,而且过于笼统。虽然卡西奥多鲁斯是约达尼斯的主要来源,但约达尼斯传达的是他自己的作品,即使它是复制粘贴借用的汇编”。⑦Walter Goffart,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61.高法特明确表示,约达尼斯的神话故事不足为信,他将哥特起源追溯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神灵高特有着深层次的政治因素,“目的是离间和妖魔化那些长期生活在罗马土地上的蛮族”。⑧Walter Goffart,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8.在高法特看来,让沃尔夫拉姆深信不疑的哥特人的“核心传统”实际上是在查士丁尼时期编造的,而约达尼斯的《哥特史》“既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哥特式古物的仓库,也不打算让哥特读者们对自己的过往产生自豪”,⑨Walter Goffart,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70.它的目的就是想让皇帝的哥特臣民们接受贝利撒留消灭东哥特王国的现实,乖乖地服从罗马人的统治。

约达尼斯的《哥特史》到底是对卡西奥多鲁斯版本的复述还是得到君士坦丁堡授意的原创性“政治宣传手册”,本文暂且不表,但“维也纳学派”的某些观点确实有相当大的漏洞。为了印证阿玛尔家族是东哥特人族群生成的“核心传统”,所有在史书中有迹可循的哥特部落首领或国王都被沃尔夫拉姆纳入阿玛尔家族的行列当中,这种论述不仅生硬粗暴,同时也不够准确。在介绍公元251年洗劫菲利普波利斯(Thracian Philippopolis)并击杀罗马皇帝德基乌斯(Decius)的哥特王克尼瓦(Cniva)时,沃尔夫拉姆依据约达尼斯的记载,将之视作东哥达的继任者。① 根据约达尼斯的观点,克尼瓦继承了东哥达的王位,参见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270.然而除了《哥特史》外,大部分史料都没有提过克尼瓦的出身,例如佐西莫斯(Zosimus)只是非常笼统地记载了这场入侵:“斯基泰人趁各地因腓力无暇顾及而肆虐开来的混乱渡过了塔奈斯河,开始劫掠色雷斯附近的村庄。”② Zosimus,New History,trans.Ronald T.Ridley,Melbourne: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press,1982,p.8.对哥特首领的个人经历只字未提。《斯基泰人》(Skythika)中倒是出现了克尼瓦的身影,但德克西普斯(Dexippus)的观点与约达尼斯截然相反。他认为克尼瓦并非东哥达的继承人,二者都是哥特族群的统治者,且相互敌视和竞争。德克西普斯写道:“当斯基泰人的首领东哥达听说菲利普波利斯被攻占,实际上,斯基泰人非常尊敬克尼瓦,他们歌颂他,就像他们祖先的习俗一样,当他们在战争中获得特别的好运和胜利时,他们就将他(东哥达)置于不受重视的境地,指责他的懦弱与失败。”③ Dilyana Botena,“Some Considerations Related to the Scythica Vindobonensia,”in Fritz Mitthof,Gunther Martin and Jana Grusková,eds.,Empire in Crisis:Gothic Invasionsand Roman Historiography,Vienna:Holzhausen Press,2020,pp.203-204.实际上,沃尔夫拉姆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参见Herwig Wolfram,“How to Stay Gothic without a Gothic King,”pp.141-142.较之约达尼斯而言,亲身经历过哥特入侵的德克西普斯显然更值得信任。努菲伦和霍夫也强调约达尼斯的记载失之偏颇,他是为了保证哥特王位继承的连贯性才刻意地将克尼瓦塞入阿玛尔家族的谱系当中。④ 参见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62.显然,克尼瓦并非阿玛尔家族的成员。

“斜眼”提奥德里克(Theodoric Starbo)的家族归属问题也反映了沃尔夫拉姆的观点过于绝对。这位哥特王的妹妹嫁给了势力如日中天的帝国大将阿斯帕(Aspar),自己也在君士坦丁堡的政界和军界混得风生水起,甚至一度威胁到了芝诺的皇位。沃尔夫拉姆运用了词源学方法进行分析,相当肯定地认为“斜眼”提奥德里克是阿玛尔家族的一员。他说,阿斯帕的一个儿子名叫阿马拉里克,意为“阿玛尔家族最高贵者”。阿斯帕本人是阿兰裔,所以只有母系血脉能让阿马拉里克同哥特王室产生联系,这就意味着“斜眼”提奥德里克兄妹都出身于阿玛尔家族,而他们与另一位提奥德里克之间的斗争只能算作阿玛尔家族的内战。⑤HerwigWolfram,History of the Goths,p.32.该推论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约达尼斯明确表示“斜眼”提奥德里克并非阿玛尔家族出身:“那位提奥德里克,即特里亚里乌斯(Triarius)的儿子,同样是哥特人但来自不同血脉,也不属于阿玛尔家族,却在他们当中崛起。”⑥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347.有趣的是,沃尔夫拉姆选择性地忽视了这番言论。希瑟认为,“斜眼”提奥德里克兄妹并非阿玛尔家族成员,他们所属的哥特群体即所谓的色雷斯哥特人进入罗马境内的时间要早于东哥特人,甚至获得了“同盟者”的特殊称号。⑦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第288 页。还可参见Peter Heather,The Goths,Oxford:Blackwell Press,1999,p.153.当东哥特人来到巴尔干地区,两方势力发生了严重冲突,最终阿玛尔家族大获全胜。“斜眼”提奥德里克因从马背摔下意外殒命,他的继承人雷西塔克(Recitach)在公元483 年或484 年被另一位提奥德里克派遣的刺客暗杀,从此以后大部分色雷斯哥特人都并入东哥特人当中。

沃尔夫拉姆机械地将“斜眼”提奥德里克塞入阿玛尔家族的世系,这样的论断很难令人信服,以此类推,他可能过分强调了阿玛尔家族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哥特人而言,阿玛尔家族的统治并非构建族群身份的“核心传统”,它的作用远没有“维也纳学派”认为的那般重要。

三、东哥特族群与“核心传统”

公元540年,提奥德里克的孙女马塔松塔嫁给了查士丁尼皇帝的侄子日耳曼努斯,这对新人育有一子,也叫日耳曼努斯。在《哥特史》中,小日耳曼努斯的诞生意味着阿玛尔家族同皇室的彻底融合,约达尼斯说:“在他身上,阿尼西皇族同阿玛尔王室后裔的血脉结合在一起,如果上帝允许,仍然会给两个家族带来希望。”① 参见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368.沃尔夫拉姆也大力赞扬了这场婚姻,他认为二者的结合使东哥特人彻底转变为罗马人。② 参见Herwig Wolfram,History of the Goths,p.15.这样的论述看似无可指摘,但沃尔夫拉姆忽视了关键性问题,即当时阿玛尔家族已经不再作为王室进行统治。

公元535年,东哥特王国的摄政太后阿玛拉松塔(Amalasuintha)死在自己的堂兄提奥德哈德(Theodahad)的手中,这场内乱为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军事干预的口实。一年之后,东部帝国的舰队在贝利撒留的率领下从阿非利加起航,直扑意大利。提奥德哈德绝望地向查士丁尼皇帝恳求和平。他在一封借由东方使节彼得转交的信中这样说道:“因为虔诚,最近派到我们这来的使节和最博学的人彼得,提醒您,最富有智慧的元首,我们是多么热切地希望与您的庄严宁静而和谐地相处。现在,我们相信,同样的尝试必须再次通过最受祝福的人,他(指彼得),来传递,这样您就会判断出您所听到的是真实且友善的。的确,我们没有理由发生冲突,我们真诚地寻求和平。”③Cassiodorus,Variae,trans.M.Shane Bjornlie,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9,p.411.但是除了遣使以外,提奥德哈德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抵挡东罗马帝国的军队。④ 艾弗尔·卡梅伦、布莱恩·沃德—帕金斯、密西尔·怀特比:《剑桥古代史》卷14《晚期古典世界:帝国及其继承者:425—600 年》,祝宏俊、宋立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2 页。当贝利撒留占领西西里岛之后,忍无可忍的东哥特军队发动叛乱废黜了提奥德哈德。非王室出身的将领维提吉斯(Vittigis)穿上紫袍,阿玛尔家族对东哥特王国的统治告一段落。

现存的史料都表明,提奥德哈德政权的垮台是整个东哥特族群做出的决定。卡西奥多鲁斯的《书信集》(Variae)中收录了维提吉斯对全体东哥特人发表的演讲,他这样说道:“因为正如你们所听到的,我们的族人面临危险,于是我被征召出来承担与你们所有人一样的命运。”⑤Cassiodorus,Variae,p.420.普罗科比乌斯(Procopius)也将维提吉斯称王视作所有东哥特人选择的结果:“哥特人,在列盖塔(Regata)集合后,挑选维提吉斯作为他们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国王,虽然不是名门之后,但早年间当提奥德里克对格皮德人发动战争时,他就在西米乌姆战役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⑥ Procopius,History of theWars,Vol.3,trans.H.B.Dewing,London and New York:William Heinemann and G.P.Putnam’s Sons Press,1919,p.109.即使是对阿玛尔家族极有好感的约达尼斯也没有尝试掩盖这一点,他这样写道:“哥特人的军队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们大声要求把不受信任的提奥德哈德赶下台,并要求立提奥德哈德的战友维提吉斯为王。”⑦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366.东哥特人主动推翻阿玛尔家族的统治,选择维提吉斯作为国王,这点在约达尼斯的另一本著作《罗马史》中表达得更加清晰:“(东哥特人)突然对他产生了热情,一致宣布维提吉斯为王。他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王位,很快接受了人民的愿望,派了一些盟友,在返回拉文纳时杀死了提奥德哈德。”⑧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212.显然,提奥德哈德丢掉王位绝非偶然,不是外力因素的干预导致阿玛尔家族失去了统治权,这场王位更迭事件是整个东哥特族群主观上的选择。由此可见,对于东哥特人而言,旧王室并非维持族群身份的“核心传统”,一旦阿玛尔家族做出不符合整个族群利益的出格之事,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对其进行替换。

提奥德哈德和维提吉斯的例子再次证明,沃尔夫拉姆有关“核心传统”的研究失之偏颇。然而,古代晚期的哥特人乃至所有的蛮族人是否都像高法特宣称的那样,“更关心的是融入罗马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固守和肯定他们的过去”? 阿玛尔家族想象的谱系对维系哥特人的族群身份难道毫无价值?

罗马帝国的物质文化固然重要,但完全否定蛮族对于本族群认同的观点可能过于绝对。波尔对高法特的言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非罗马传统在创建蛮族王国新的族群身份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强调“作为一个族群,肯定能带来某些不同,并且让他们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归属感”。⑨Walter Pohl,“Ethnicity,Heory,and Tradition:A Response,”p.234.哥特人的例子可以提供证明,提奥德里克就从法律、政治地位、宗教文化等方面不断强化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差异,如他将哥特人视作保卫国家的战士,而罗马人则是赋税的缴纳者;他强调阿里乌斯教会作为“哥特人教会”的重要性;他使用两部法律分别管理哥特人与罗马人。① 参见Patrick J.Geary,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p.110-111.也可参见1.24;3.24;4.36;7.3 等信件,Cassiodorus,Variae,p.58;Cassiodorus,Variae,p.139;Cassiodorus,Variae,p.189;Cassiodorus,Variae,pp.280-281.卡西奥多鲁斯的书信暗示,在国王的宫廷中,懂得哥特语的元老如西普里安(Cyprian)相较精通古典文化的精英而言,更容易平步青云。② 西普里安的家族以向哥特人宫廷提供军事服务而著称,他本人则因为精通哥特语和强制自己孩子学习哥特语而受到提奥德里克的称赞。参见Patrick 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54.进一步讨论参见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罗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 156-157 页。西哥特王国的情况也和东哥特王国类似。③ 参见艾弗尔·卡梅伦、布莱恩·沃德—帕金斯、密西尔·怀特比:《剑桥古代史》卷14《晚期古典世界:帝国及其继承者:425—600 年》,第131-134 页。进一步讨论参见 Patrick J.Geary,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pp.127-135.也许这些蛮族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对族群话语加以操控,人为地建构出对于本族群的认同,但正如波尔强调的那样:“族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有意识地促进某些思想的努力,利用了族群话语,这是人们在某些隐含假设的基础上谈论族群的一种基本上不会被反映的方式。”④Walter Pohl,“Ethnicity,Theory and Tradition:A Response,”pp.233-234.宣扬的族群认同需要在臣民们的潜意识里得到接受和认可。如果提奥德里克区分哥特人和罗马人是为了适应实际需要,那么在东哥特王国里肯定有这么一个群体认同自己作为哥特人的族群身份。

希瑟的研究为该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阿玛尔家族并非维持东哥特人族群身份的关键,真正应该考虑的是整个族群的精英阶层。希瑟认为,东哥特人的族群身份是以跟随提奥德里克到达意大利的军事精英为纽带构建的,该群体由服兵役的全体成年男性自由民构成,可能占整个哥特族群人数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⑤Peter Heather,The Goths,p.xiv.这些军事精英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刻意宣扬自己勇猛好战的形象,以便同罗马人分离开来,他们是维系东哥特族群身份最坚实的屏障和基础。

根据《战纪》的记载,东哥特人曾因阿塔拉里克(Atalaric)的教育问题而产生争执。在提奥德里克逝世后,王位交由外孙阿塔拉里克继承。摄政太后阿玛拉松塔非常关心儿子的教育,希望“他在生活方式上能像罗马的王子一样,并且已经要求他进入一所由修辞教师开设的学校学习”。⑥Procopius,History of theWars,Vol.3,p.17.但是东哥特人对此极不满意,他们觉得阿塔拉里克应该接受祖先的传统。于是大批军事精英们聚集起来向阿玛拉松塔**,声称:“凡是在任何工作中都要表现得大胆而有名望的人,都应该从教师所激发的胆怯中解脱出来,并接受军事训练。”⑦Procopius,History of theWars,Vol.3,p.17.

维提吉斯上台后面对全体东哥特人发表的演讲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的哥特同胞以祖先的方式赋予了我们王室的尊严,被高举在盾牌上,与士兵们的刀剑为伴,这样的武器就可以赋予我们已经蓄势待发的军事荣耀。”⑧Cassiodorus,Variae,p.420.维提吉斯认为哥特人的勇武是祖先的风俗。前文提到了,提奥德哈德之所以丢掉王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面对东罗马军队的入侵毫无作为,这与军事精英们刻意塑造的本族群形象发生了严重冲突,而维提吉斯吸取了教训,不断强调自己的英勇和已经取得的功业:“因为你们肯定知道我之所以被选出来,不是暗箱操作,而是在宽阔的战场上。寻求我帮助的人也不是那些谄媚的侍臣,而是那嘹亮的号角声,这样一来,哥特人的马尔斯,被这种骚动的欲望所唤醒,就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具有本族群美德的国王。在战争的动荡中成长起来的勇敢的人们,他们还能忍受一种未经考验的元首多久呢? 因此,无论他如何努力维护他们的名誉,他只能以自己的勇气为前提。因为一个族群应该有一个与他们的名声相称的统治者。”⑨Cassiodorus,Variae,p.420.维提吉斯以此来同罗马人划清界限,讨好政权里的哥特军事精英们。显然,史料中提供的信息能够支撑希瑟的观点,东哥特王国的统治基础是服兵役的哥特自由民,他们对本族群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是维系东哥特族群身份最重要的因素。

东哥特人有能力对阿玛尔家族进行替换,但如果王室符合族群利益的话,他们也会认同阿玛尔家族想象的谱系,坦然接受统治。格里的研究表明,古代世界的人们会根据现实需要,选择性地利用起源神话和家族谱系,进而重塑或加强本族群的认同。克尼瓦统治下的哥特人与提奥德里克的臣民们在语言、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尽不相同,然而只要东哥特人继承了“哥特”之名,他们就愿意追溯二者间可能存在的传承历史,相信连续性的存在。正如格里总结的那样,“随着新群体的出现和旧群体的消失,蛮族的族群身份是非常不稳定的。保留的往往是一种信念,即畅想这群人有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过去”。①Patrick J.Geary,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pp.78-79.从这个角度来看,“名称是可再生资源;它们有可能使人们相信连续性,即使生活的现实是彻底的断裂。古老的名字,无论是像哥特人或苏维汇这样的古代族群的名字,还是像阿玛尔这样的显赫家族的名字,都被重新捡起,应用于新的环境中,并被新的强权作为战斗口号”。②Patrick J.Geary,The Myth of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Europe,pp.118-119.

由此可见,想象的血缘或起源神话并非毫无意义,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求,徐晓旭认为:“当血缘被选择作为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准、标志、内容和话语方式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和遗传学名词,而是变成了一个负载着文化内容的社会性名词了。”③ 徐晓旭:《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历史研究》2006 年第4 期。因此,阿玛尔家族的先祖是否真的是战神高特? 哥特人是否真的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这些问题的真假可能没那么重要,真正应该关心的是阿玛尔家族如何利用编造的谱系宣扬自己与生俱来的统治权。

提奥德里克曾经尝试以阿玛尔家族为纽带,统一整个哥特族群,在他眼里,东西哥特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血缘联系。当时西哥特人面临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联盟的威胁,为了表明自己坚定地支持同族的态度,提奥德里克在给勃艮第王贡多巴德的信中这样说道:“看到与我们亲近的王室成员之间的敌对意图,而袖手旁观,并且忽视了可能会出现的破坏其中一方的事情,这是严重错误的。如果他(克洛维)执意要摧毁我们支持的亲族的话,我们难免会变得非常愤怒。”④ Cassiodorus,Variae,p.120.还可参见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马百亮译,中信出版社2020 年版,第 86 页。公元507 年,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在武耶战役中阵亡,西哥特王国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乘此良机,提奥德里克有条不紊地推行着合并计划。他派兵撵走了阿拉里克二世的私生子盖萨里克(Gesalic),将自己的外孙,也就是阿拉里克二世同提奥德哥塔(Theodegotha)所生的阿马拉里克扶上了王位。⑤Cassiodorus,Variae,pp.242-243.在沃尔夫拉姆看来,这位阿马拉里克简直就是阿玛尔家族同巴尔蒂家族融合的最好证明,他的合法性要远高于盖萨里克。⑥Herwig Wolfram,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p.215.巴尔蒂王室的财富被运往意大利,西班牙的粮食也不断供给东哥特王国。提奥德里克在一封写给安培利乌斯(Ampelius)的信中这样说道:“这样在我们的统治下,罗马可以更加愉快地接受它古代的贡品。”⑦ 参见Cassiodorus,Variae,pp.231-232.按照希瑟的观点,此时提奥德里克“是把两个哥特王国作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进行统治”。⑧ 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第90 页。

为了进一步安抚西哥特人,提奥德里克选择恰当的时机在西班牙“重新发现”了一位阿玛尔家族的后裔。此人名唤艾塔里克(Eutharic),是阿马拉里克之子托里斯蒙德的重孙。根据约达尼斯的说法,托里斯蒙德之子贝里蒙德对匈人残暴的统治很不满,同时也非常鄙视懦弱的族人,所以他带着忠心的部下前往西方投奔西哥特人。⑨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303.艾塔里克是贝里蒙德的孙子,按照东哥特人编造的谱系来看,他肯定属于阿玛尔家族。提奥德里克非常重视艾塔里克的回归,他将女儿阿玛拉松塔嫁给他,并将其选为继承人。⑩Jordanes,Romana and Getica,p.361.希瑟评价这段婚姻时认为,年迈的哥特王就是打算让“幸福的夫妻继承他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南部高卢,换句话说,新统一的哥特王国将在他死后继续存在下去”。⑪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第95 页。

虽然融合东西哥特人的尝试最终失败,但提奥德里克推行的政策似乎取得了一定效果。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西哥特人对同族干涉内政的行为产生过抵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提奥德里克的政治宣传。后世史家如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并未对提奥德里克的行为提出质疑,反而感谢他恢复了哥特人的统治:“但是,意大利国王提奥德里克听到他的女婿死亡的消息后,立即从意大利出发,粉碎了法兰克人,收复了被敌军占领的那部分王国,并恢复了哥特人的统治。”① 参见Isidore of Seville,History of the Goths,Vandals and Suevi,trans.Guido Donini and Gordon B.Ford,Leiden:Brill Press,1970,p.18.

作为后罗马时代最重要的秩序构建人之一,提奥德里克推行的种种措施必定经过深谋远虑,在西哥特人能够接受的基础上大做文章。无论东西哥特人在遗传学和生物学上是否真的同属一族,只要他们认为彼此之间有亲缘关系就够了。同理,阿玛尔家族是否真的掌握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并非关键,只要臣民们愿意相信这点,那么阿玛尔家族就能成为整个哥特族群的“核心传统”。正如格里强调的那样:“他们赋予‘人民’族群成员的身份来源于模糊的家庭传统,这些传统被他们所处的新形势重新诠释和改变。特别是这些新王国的成功统治者声称自己有古代王室或贵族家庭的显赫血统。无论这些主张是否合法,无论这些家族在过去是否指挥过规模可观的蛮族军队,都被认为是真的。”②Patrick J.Geary,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p.108.波尔也认为,虽然阿玛尔家族的故事就像哥特历史那样支离破碎,有章可循的真实成分可能都不超过提奥德里克的父辈,但大力宣传起源神话和祖先谱系的目的就是要让哥特人相信他们共享过去,“无论这样的过去多么的模糊和难以界定”。③Walter Pohl,“Ethnicity,Theory and Tradition:A Response,”pp.231-232.

东哥特人的族群认同并不以阿玛尔家族为核心,服兵役的军事精英们才是维系族群身份最坚实的屏障和基础。正是先有东哥特族群这一实体的存在,提奥德里克才能借机宣传阿玛尔家族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提奥德哈德对罗马侵略军卑躬屈膝的时候,东哥特人毫不犹豫地废黜了他,选择了非王室出身的维提吉斯成为新的统治者。显然,阿玛尔家族的地位远没有沃尔夫拉姆宣称的那般重要,完全可以被替代。与其说“核心传统”构建了东哥特族群,不如说东哥特族群缔造了“核心传统”。此外,提奥德里克试图利用想象的血缘促进哥特族群融合的尝试卓有成效,这就证明王室族谱和族群起源神话的真伪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臣民们愿意接受,那么阿玛尔家族就能将编造的谱系推而广之,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为整个哥特族群与生俱来的统治者。

生活在古代晚期的残酷世界当中,北方的蛮族每天都要为生计发愁,同时还要提防敌对部落和罗马人的突袭,无数族群在纵横捭阖中突然崛起,但旋即因为某场战役的失败导致整个部落的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断定王室谱系的真实性与否。只有当蛮族部落在旧罗马的行省上安顿下来时,原本文化相异的成员逐渐整合统一并萌生了对于本族群的认同感,统治者才有能力宣传王室在本族群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巴尔蒂家族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为西哥特人的“核心传统”;哈斯汀家族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为汪达尔人的“核心传统”;墨洛温家族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为法兰克人的“核心传统”。与东哥特人的阿玛尔家族类似,这些家族起初并非本族群唯一的王室,他们需要压制各自的竞争对手来赢得统治权。随着王权的加强,编造的谱系和血缘神话对这些家族而言愈发重要,正如格里所言:“成功的国王将他们家族想象中的过去投射到整个人民身上,为整个军事精英提供一种共同的起源意识,同时压制对合法权威的其他主张。”④Patrick J.Geary,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p.108.这种宣传为臣民所接受,又进一步强化了族群身份,“核心传统”与族群身份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54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026-10

作者简介: 周旭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24&ZD3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