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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国思想的历史书写 刘文飞 摘要: 俄国思想的兴起相对较晚,但是其发展却十分迅捷,涌现出众多思想大家,从而成为欧洲和世界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 doi: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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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思想史上的古今之辩(18世纪到19世纪初)



摘 要:古今之辩与俄西之争,是18—19 世纪俄国思想史的恒常主题。 这两个主题虽有相互交织与联系,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 18 世纪到19 世纪初侧重于古今之辩。 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思想家把现代西方启蒙思想引入俄国;18 世纪后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法国启蒙思想家有许多交往,并进行了政治改革尝试。 虽然也有关于自由主义带来俄国道德败坏的观点,但未公开发表。 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中也表现了新与旧的思想冲突。 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是启蒙主义在俄国盛行时期,但也有斯佩兰斯基的自由主义与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争论。 只有到了十二月党人那里才有了推翻沙皇专制和建立共和制的思想构建和实践努力。

关键词: 俄国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君主专制

任何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都存在着守旧与革新、走自己特色道路与效法西方普遍模式的思想争论。 俄国的现代化历程也不例外。 18—19 世纪的俄国思想史上,产生了俄国启蒙运动、保守主义、神秘主义、十二月党人运动、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等诸多思想运动与派别。 在这些思想流派中有两个反复出现和贯穿始终的主题——古今之辩与俄西之争,即古代文化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之辩,俄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优劣之争。 从外部表现来看,这两个争论主题是结合在一起的,古代是指俄国古代,也就是彼得改革之前、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俄国制度与文化,现代主要是指现代西方启蒙主义(有时也指当代俄国开明君主制)。 因此,其中讨论和争辩的核心问题,是俄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 但如果深入理解,这场持续两百年的古今之辩与俄西之争,在不同阶段是具有不同侧重的。 18 世纪到19 世纪初,以古今之辩为核心和重点,思想家和政治家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接受先进的现代启蒙思想,改进本国落后状况;这一阶段在俄国思想史中虽然已有俄国与西方的划分,但主要还是外在划分,生活方式与习俗上的划分,还没有上升到生活原则与文化类型上的划分与对立。 直到19 世纪30—40 年代,斯拉夫派在与西方派的论战中从宗教、哲学和道德观上论证了俄国与西方的差异,确立了俄国的文化自信,才使得这一思想争论从侧重于古今之辩转变为侧重于俄西之争。

本文选取前一阶段,旨在考察18 世纪到19 世纪初的俄国思想史如何看待古与今、旧与新、传统与变革的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怎样的争论。 这一阶段按照俄国历史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彼得大帝执政后期及其后继者时期(18 世纪初到1760 年代初)、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1762—1796)、保罗一世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1796—1825)。

一、彼得大帝“学术侍从”的现代思想

彼得大帝改革在俄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使得后来的俄国思想史经常以此为标志,把俄国历史划分为前彼得时代和后彼得时代,前彼得时代是旧俄时代,后彼得时代是西化时代。 因此彼得改革作为对俄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也经常成为后来的保守派与革新派、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对象。 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对18 世纪的俄国文化变革进行了这样的概括:“18 世纪是俄罗斯文化史中一个独特的时期。 一方面是与莫斯科公国的过去的彻底决裂,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决裂受到某些势力的干扰和某些势力的影响。 彼得大帝的激进行为在文化领域也许是最具有革命性的。 忽然之间,俄罗斯跨越了经院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阶段,从狭隘的、神权的和半中世纪的文明走向理性时代。”①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65 页。

这一概括在总体上强调了俄国文化在18 世纪发生的重大转变,是一个正确判断。 不过,如果纵观此一时代前后的俄国历史,那么,断言这个转变是“忽然之间”的“彻底决裂”,则未必确切。 首先,按照另一位俄国哲学家所言,“彼得大帝仅仅是完成并确立了在他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接近西方并与西方交往的那一进程,这一点对历史学家而言,已经是毫无争议了”②ЗеньковскийВ.В.РусскиемыслителииЕвропа.М.:Республика.1997.С.13.。 其次,俄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18 世纪之后的俄国并没有也不可能与俄国文化传统彻底决裂,俄国的“理性时代”还远未到来。 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是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这一改革之路也得到了同时代俄国思想家的理论支持。

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1686—1750)是彼得大帝的“学术侍从”(научная дружина)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他在青年时代曾在普鲁士、萨克森、西里西亚、瑞典等欧洲国家地区学习。 他与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和安提欧·德米特里耶维奇·康捷米尔(1708—1744)一道,反对传统的“莫斯科公国”体制,尽最大努力不让旧制度复辟。

塔季谢夫社会政治思想的世界观基础是自然法则(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закон)和社会契约论。 他的著作表明,这些思想来自柏拉图、西塞罗、亚里士多德、普芬多夫、洛克、霍布斯、格老秀斯等古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思想家。 他在作于1733 年的《两个友人关于科学与学校利益的谈话》(后来有修改)一文中写道:“自然法则……在创造亚丹时即已深入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自然法则的基础是合理地自爱,这同成文法的原理是非常符合的。 因为一切善行都是从合理地自爱产生的;而一切恶行则都是从不合理的自爱或自尊中产生的”。③转引自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58 页。塔季谢夫企图将整个伦理学建立在合理的自爱的基础上。

塔季谢夫把国家理解为社会契约的产物。 他通过“前契约”状态的假设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在那个状态下发生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所以需要人们的联合劳动以获得造福所有人的成果和利益,最终导致了建立一个作为社会契约的国家。 在契约基础上,就产生了主人对仆人、强者对弱者的权力。塔季谢夫反对奴役和奴役地位,认为这些社会关系形式是残酷的,所有这些都与基督教经文相矛盾。 他认为奴隶有权捍卫自己的自由,因为这种关系形式是暴力的,有悖于社会中健康的人际关系。 他呼吁地主关爱农民,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让他们能够种植自己的农场、养殖牲畜和家禽,这一切都应当通过契约固定下来。 这些伦理观和社会观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点。

但塔季谢夫对国家体制问题则有自己的具体认识,他主张应根据领土大小、人口数量和国家边界的安全水平等因素,来选择一种或另一种政府形式。 民主制度适合于城邦国家和小共和国;贵族统治适合于具有特定地理位置的中小国家,比如不会受到敌人突然进攻的岛国;君主制度则适合于国土广阔的陆地国家。 “至于大的和有外患的国家,如无大权独揽的君主,势必不能保持完整。”①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64 页。

塔季谢夫认为君主制是适合于俄国的国家治理方式。 这被普列汉诺夫认为是为俄国现实的君主制作辩护。 但塔季谢夫也提出对君主制加以限制的某些手段,其中包括有可能把立法权授予“全民”,即全部特权阶层。 他在1743 年起草了一个政府改革方案,即《俄国贵族群体关于国家治理的自由的和共同的判断与观点》,包含着独特的国会两院的设想:应当帮助女王陛下建立“上政府”或参议院(由21 名成员组成),其活动由“下政府”(由100 名成员组成)补充,“下政府”的任务实质上是主管国内经济事务。 上政府和下政府出缺时,其递补人选由这两个机关的联席会议决定。 联席会议还应选举省长、副省长及军队的主要司令官。 该方案还规定了新法律的制定程序。 女皇具有立法的倡议权。 “如女皇陛下命令制定某种法律,应即迅交各委员会详细审议,数日后,每一共同制定或由某人单独制定的法律草案,应在会议上向政府宣读,在充分讨论后,呈女皇陛下批准。”②转引自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95 页。

彼得“学术侍从”的另一位成员安·德·康捷米尔是摩尔达维亚国王之子,其父为躲避土耳其苏丹,带领全家逃到俄国,成为彼得一世的谋臣。 他因积极参与了使安娜一世(1730—1740 年在位)登上皇位的政变而提升官位,1730—1740 年被任命为驻伦敦和巴黎特使,1738 年升为全权大臣。 他在国外期间与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数学家莫佩尔蒂关系密切。 康捷米尔翻译了多部西方哲学著作,包括法国哲学家封特奈尔的《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和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

康捷米尔的政治观点与早期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一致。 意大利作家阿加罗蒂在《关于俄国的书信》中回忆说,这位驻巴黎的俄国公使把自由称作“天上的女神,她能让他恳请居住的那些国家的荒漠和山崖露出愉快的笑容”③МаслинаМ.А.(ред.)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философии.М.:ИНФРА-М.2016.C.107.。 康捷米尔反对封建道德,承认所有人的自然平等,呼吁推广启蒙精神,认为这样才能促进公民政治积极性的发展,他把对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指出必须进一步加强理性教育,促进青年国民养成热爱劳动、诚实可靠的良好品格。

彼得大帝改革虽然广泛涉及行政、经济、军事、科学教育、生活习俗等多个领域,但其首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物质文明。 彼得时代的俄国启蒙领袖们大多抱有务实的态度,他们“着眼于启蒙运动直接的、实际的利益”,“他们未曾料到,政治和社会制度或也需要进行彻底改革”④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1 页。。 他们相信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能够引导国家走向文明和进步,就连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莫斯科大学创始人罗蒙诺索夫(1711—1765)也持有这样的信念。

由此可见,与西方启蒙思想具有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不同,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启蒙思想家所接受的自由主义人文理念并未导致政治民主化的结果,而是仍然认同君主专制,这一矛盾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仍然存在。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俄国启蒙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社会思想中的古今之辩,表现为改革者顺应时代要求,尝试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又转向保守,以及启蒙思想家从传统道德的立场对社会生活新现象的讽刺与批判。

叶卡捷琳娜二世被称为“开明君主”。 她在执政前期对法国启蒙思想在俄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她积极引进法国启蒙思想,甚至试图联系卢梭这样的激进思想家,并邀请卢梭访问俄国。 只不过卢梭既未接受邀请,也未接纳十万卢布的报酬,他称这是“俄国暴君”试图贬损他在子孙后代心目中的名誉。 但另一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和狄德罗等曾对这位俄国君主颇有好感。 狄德罗在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称她是“伟大的女皇,我跪在您的脚下,我向您伸出我的双手”①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4 页。。

叶卡捷琳娜二世还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尝试。 她在1767 年召集了旨在编纂新法律的法典委员会,还亲自起草委员会《章程》,其中使用了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的著作,确认自己信仰启蒙主义的自然法理论,承诺将俄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这个国家将尊重所有人的自然权利。 她宣布:“上帝保佑,在这些立法措施完成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俄国更公正,能比俄国更繁荣。 我们的立法初衷也可能难以实现,我不希望我活着看到这种不幸。”②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4 页。不过,这个法典委员会仅存在了一年,1768 年,她以俄土战争为由解散了法典委员会,且此后再未召集。

在这一时期,一些俄国哲学家引进了当代法国启蒙主义新思想,以唯物主义反对1750 年代在莫斯科大学、彼得堡科学院占主导地位的沃尔夫主义的宗教唯心主义。 比如雅科夫·科泽尔斯基(约1729—1794)、德米特里·阿尼奇科夫(1733—1788)、谢苗·杰斯尼茨基(约1740—1789)。 他们在当时的俄国是主张引进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先驱人物。

叶卡捷琳娜二世从政治改革到保守的转变,以及对法国启蒙思想态度的改变,与国内外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有关。 一是国内的普加乔夫起义(1773—1774)。 起义被镇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拒绝接受自然权利理论,选择保守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1723—1780)作为她的导师,而不再是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 在她的新立法中,冷静、务实的倾向取代了之前的自由主义措辞。 她如今把自己先前起草的法典委员会《章程》称为“空谈”,并如此总结她早期的种种努力:“我的抱负自身并不太糟,但或许我过于自负,相信人可以变得理性、公正和快乐。”③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8 页。此时,她把狄德罗描绘成一个天真的、不现实的梦想家,不理睬狄德罗关于重新召集法典委员会作为永久机构的建议,并反复对他说:“您是一位哲学家,您在纸张上工作,纸张能承受一切;而我这个可怜的女皇,却在人类的皮肤上工作,人类的皮肤要敏感得多。”④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7 页。

另一重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国王被处决,令她“像被锤击一样震惊”,并最终与百科全书派分道扬镳。 同时立即开始镇压俄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家:1790 年拉季舍夫被流放西伯利亚,1792 年诺维科夫未经审判就被囚禁于施吕瑟尔堡要塞。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这一时期开始对旧俄传统产生兴趣,沉湎于俄国历史,她珍视这样一项研究,即法国和苏格兰许多山脉和河流的名字均源于斯拉夫语,墨洛温王朝可能起源于斯拉夫部族,甚至连拉丁语人名Ludovic(德语“路德维希”、英语“路易斯”的来源)也源于斯拉夫语“人们”和“运动”(Люд+двиг)。

另一方面,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法典委员会成员中,也有批判现代启蒙思想带来的自由主义、崇尚传统道德风尚的不同声音。 1767 年,米哈伊尔·谢尔巴托夫(1733—1790)作为雅罗斯拉夫的贵族代表参加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组建的法典委员会。 他在法典委员会上多次发表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维护农奴制和贵族特权的讲话,这些讲话在宫廷圈子里广为人知。 他在1787 年前后写了《论俄国道德的败坏》一文,其主要观点是,俄国向“良好的启蒙”之路的迈进,却造成了俄国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悲剧性冲突。 社会中发生的改变伴随着社会宗教—道德基础的崩塌。 彼得改革给俄国人的生活带来一种传统社会生活中没有的“骄奢淫逸”(сластолюбие),也就是力求满足所有感官欲望的自由冲动,以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道德无政府主义。 谢尔巴托夫批评彼得发动的反对迷信的战争用力过猛,他把彼得比作一个没有经验的园丁,对树木修剪太甚。 “迷信少了,但信仰也少了;先前对地狱的恐惧消失了,但对上帝及其神圣律法的爱也消失了。”①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32 页。与此相对立,他把古代社会理想化,甚至赞扬原始部落生活的原始平均主义,包括财产公有,尽管他也指出,这种平等主义难以持续存在。 部落生活并非无忧无虑的“自然状态”或“自然的自由”,而是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来自宗教信仰和贵族宗法。 孩子们的成长完全处于宗教影响之下,怀有对“上帝律法”的应有恐惧。 贵族的家族威望和传统则有利于培养公民美德,限制个人的野心,使个人野心服从于家庭利益和阶层利益。

显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这种对俄国社会现实的道德批判是不合时宜的。 谢尔巴托夫善于隐藏自己的贵族反对派立场和道德严苛,因此他仍然博得了女皇的好感和厚待,身居高位。 实际上,这篇文章也只是为了“教导后人”而作,当时只在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小圈子里传播。 直到70 多年后的1858 年,才由赫尔岑在国外发表,在俄国首次全文发表已是100 多年以后的1896—1898 年间。②МаслинаМ.А.(ред.)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философии.М.:ИНФРА-М.2016.C.120.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新与旧的思想冲突,也表现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思想中。 女皇执政前期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使得社会批判成为当时俄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共同核心话题。 女皇允许发表意义深远的社会评论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她自己也曾创作讽刺文学风格的戏剧作品。 这一具有理性时代的典型特征的言说形式在俄罗斯迅速发展。 讽刺文学是18 世纪俄国作家偏爱的一种文学流派,其中有俄国第一位剧作家杰尼斯·伊万诺维奇·冯维辛(1745—1792),其代表作《纨绔少年》(1782)成为讽刺喜剧的经典。 俄国作家和社会思想家批评俄国人的落后、粗野和腐败,想方设法促使他们走向文明。 同时也讽刺和谴责国人崇拜西方特别是法国,对自己的国家妄自菲薄。

尼古拉·诺维科夫(1744—1818)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想家。 他在1767—1768 年曾做过法典委员会的秘书,这一工作使他非常了解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这些社会问题对中等阶层和农民的影响。 法典委员会解散之后,诺维科夫以极大热情投身于讽刺杂志的出版,他不仅是出版人,还是编辑和主要作者。 《雄峰》杂志1769—1770 年作为周刊出版,后被查封;1772 年诺维科夫又获准出版的《画家》杂志,1773 年也被迫停刊。 诺维科夫在这些杂志中尖锐揭露了俄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弊端:官僚主义和司法的任性,受贿,盗窃国库,农奴主的残酷和愚昧无知。 在这些批评中反映出诺维科夫的改良主义社会政治思想:不是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而是应当对君主和农奴主进行启蒙教育,让他们知道农奴制和集权制的非道德性,希望他们通过人道主义改造来确立合理的制度。 他的社会制度理想是宗法的君主制,这一君主制高于全部私人利益,能够把全部社会阶层团结起来致力于共同幸福。 贵族不占有农民,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贵族主要是农民和最高政权的中介者,负有对农民的责任和义务,贵族要像父亲那样关心农民,在水灾、火灾、荒年和其他自然灾害的时候要帮助农民。

思想启蒙与教育密切相关。 诺维科夫提出儿童教育分为体育、德育、智育三个部分的思想。 教育的第一部分就是关心身体,父母的责任是努力使孩子有健康和强壮的体格。 教育的第二个部分,其对象是对心灵的教育,学者称之为德育。 即使儿童的心灵不要有混乱的愿望而躁动不安,不要有嫉妒、淫欲、虚荣、沮丧。 第三部分是理智教育,即根据公民等级使其具备或多或少的知识,或高或低的文明程度;某些公民等级甚至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 因为理智的启蒙能够促进人的高度幸福。③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З.А. и др.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ии.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1997.C.88-89.

亚历山大·拉季舍夫(1749—1802)是俄国启蒙运动的最杰出思想家。 他在年轻时曾被送往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 在莱比锡期间,他还研习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著作以及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对爱尔维修、卢梭和马布里尤感兴趣。 他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和《自由颂》是启蒙时代的杰出成果和自由精神的赞歌。 “自由啊! 自由,/无价之瑰宝,/你是上天馈赠的美好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请允许奴隶为你把颂诗吟。 /把你的热情注入人们的心灵,/挥动你强有力的双手,/把奴役的黑暗化为光明。 /愿布鲁图和泰尔再生,/沙皇当了权,/听到你的声音也会胆战心惊。”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第82-83 页。 拉季舍夫最热情推崇的两个国家是英国和美国,他称赞这两个国家均能保障其公民最大限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 拉季舍夫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则有些矛盾。 他赞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但也表达了遗憾,认为“国民议会和之前的国王一样独裁,违反了言论自由原则”。 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和拿破仑的帝国野心消除了拉季舍夫早年对法国大革命建立自由制度的希望,因此,当在启蒙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一世1801 年接替保罗登上皇位时,他甘愿把他的信赖再次投向开明君主制。

三、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自由与保守之争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时期(1801—1825)是启蒙主义在俄国盛行的时代,但同时也存在着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抗拒。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772—1839)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国务活动家、政治思想家,曾经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治改革顾问和最亲密的战友。 1802—1804 年,斯佩兰斯基为正在考虑改革的沙皇编纂了许多政治笔记,如《论国家根本法》《论社会改善的渐进性》《论社会舆论的力量》《再论自由与奴役》《关于建立俄国司法和政府机构的思考》等,他在这些文献中首次阐述了俄国国家机构的状况与专制权力服从法律的改革必要性。 1809 年,斯佩兰斯基起草了一份《国家改革方案》,旨在对国家最高领导权实现改革,将最高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 按照后人的评价,这份文献中“表现出俄国政治思想中的早期自由主义倾向。 这些改革方案是在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框架内构建的,依据了‘自然法’‘社会契约’等概念,提出了确立宪法和解决公民权问题的必要性”②Степин В.С.и др. (ред. совет) Нов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М.: Мысль. 2001. Том III.С.620.。

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则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保守主义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斯佩兰斯基改革方案的反对者。 他在青年时代曾是伤感文学的典型代表,对社会改革兴趣较少,更热衷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理想。 他在早年的《一位俄国旅行家的书信》中以充满激情的评论表达了对西方的热爱。 后来,由于法国大革命后期国王被处死和雅各宾派的恐怖专制,卡拉姆津放弃他感伤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转而热情地捍卫专制体制,将其视为旧秩序唯一的永久支柱。 他之前信仰欧洲,如今却转而批评欧洲是革命、混乱和分裂的温床,他称赞俄国恰与欧洲相反,是一个拥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开明的专制政府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国度。

由于俄国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早期的自由主义,尤其是斯佩兰斯基在皇帝的要求下计划实施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使得卡拉姆津保守的民族主义得到强化。 保守的反对派对仿效《拿破仑法典》重组俄国的计划感到愤怒,因为拿破仑不仅是俄国的敌人,还是法国大革命的篡权者和继承者。 1811 年,在斯佩兰斯基的政治改革思想影响达到顶峰时,卡拉姆津在他的著作《论古代和现代俄国》中表达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他在这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他对俄国历史的反思,他主张一种极端的历史持续论,这种观点如此极端,乃至拒绝一切不是源自本民族传统而是基于外国理论前提或模式的立法。③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63 页。与斯佩兰斯基相反,卡拉姆津维护专制体制,认为专制体制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权力,君主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受任何成文法律或宪法之限制,但要受制于不成文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是在习俗和道德信念中形成的。 这是典型的传统宗法观念,是与启蒙主义现代观念格格不入的。

但在卡拉姆津思想中也有自相矛盾:他在维护专制体制的同时又支持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等俄国古代的“商人共和国”。 在《论古代和现代俄国》和12 卷本《俄罗斯国家史》(1818)中,也有关于专制体制与旧俄“共和”体制之斗争的类似描述。 卡拉姆津在晚年的一封信中甚至写道,他“在内心里始终是一位共和主义者”。

在斯佩兰斯基与卡拉姆津的自由与保守之争的同时,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还发生了一场更加激进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这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 十二月党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制度。古今之辩在他们那里表现为追求现代政治理想,试图废除旧制,变法维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 在其领导人之一尼基塔·穆拉维约夫(1795—1843)起草的宪法草案中,提出未来的俄国将以美国的政治体制为模型,建立一个由14 个州组成的联邦,每州皆都有其首府,每州均设两院议会,各州享有经济、行政和文化等方面自主权,但无立法权。 整个联邦的最高权力将被授予由最高杜马和众议院组成的“人民谓彻”(Народное вече)。 沙皇仅为联邦首脑。 为避免宫廷小集团的有害影响,为皇家服务的人士将被暂时剥夺政治权利。 宪法草案主张公民拥有完全的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废除书刊审查制度,国家对科研、艺术或教学不加干涉。

在另一位领导人帕维尔·彼斯捷尔(1793—1826)起草的题为《俄国法典》的宪法草案中,详尽描述了未来将被引入俄国的政治制度,俄国将成为一个共和国,所有20 周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享有选举权。立法权属于单一的议院,即人民会议,行政权属于由人民会议选举产生的五人国家杜马,国家杜马任期五年。 司法和监督职能属于由120 名当选的终身委员组成的最高理事会。

十二月党人把来自现代西方思想家杰里米·边沁、本杰明·贡斯当和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主义观念,与古代俄国的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并且把后者加以理想化,将其与伊凡雷帝之后的帝俄沙皇专制制度对立起来。 在他们的文献中有许多古老术语,如杜马(дума)、议事会(собор)、理事会(управа)、谓彻(вече)和大贵族(бояре)等。 他们认为,在基辅罗斯不存在独裁统治,王公们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关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均由人民会议作出。 他们是城邦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狂热崇拜者,认为这种传统文化仍然具有现代实践意义,因为他们确信,对自由根深蒂固的爱就是俄罗斯人的固有特性,他们祖先身上那种“自由精神”仍然存在。 雷列耶夫写道:让我们敲响大钟吧,数世纪间初心不改的诺夫哥罗德民众将聚集在钟楼前。① 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77 页。 他们把专制体制在16 世纪的成功看作是迥异于俄罗斯精神的鞑靼人政治原则的成功。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遭到镇压而失败,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成为后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来源。

从俄国启蒙思想发展的宏观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18 世纪到19 世纪前25 年的俄国思想史看作是俄国思想启蒙的初级阶段,其特点是:第一,抱着功利的目的接受西方思想,在倡导和宣传启蒙主义的同时,对启蒙精神的价值内涵还理解不深,古今对比停留在现象层面,对俄国古代文化与制度的价值内涵尚未进行深入挖掘。 第二,大多数思想家仍然主张和认同俄国君主制,没有看到这一制度与现代性的根本冲突。 直到十二月党人那里,才产生了推翻沙皇专制、建立共和制度的思想和实践。 第三,这一阶段的俄国思想中还没有关于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系统性差异与对立的观念,俄国传统文化还没有成为可以与西方相抗衡的精神实体。 只是到了下一阶段的斯拉夫派和新斯拉夫主义者那里,才把俄国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俄国的道德中心论与西方的抽象理性主义、俄国的信仰精神与西方的世俗主义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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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14-07

作者简介:徐凤林,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18ZDA01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