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古代都城的轴线传统自上古时期即可见端倪,西汉晚期南北郊祀制度的确立与王莽时期的宗庙祭祀改革,使中国古代都城坐北朝南的轴线布局基本确立。 辽、金、元的崛起对北京城市规划有着重要影响,金中都已有中轴线的设计。 当代北京城中轴线可追溯到元大都时期,儒家礼制及草原传统对元大都中轴线的形成均有一定作用。 明初国家礼制进一步体系化,而嘉靖时期由“大礼议”发端的礼制改革对北京城市布局及中轴线的形成影响最为深远。 天地南北分祀及宗庙改革进一步凸显了礼制建筑作为中轴线标志性景观的意义,同时嘉靖朝外城的建设更使得中轴线向南延伸并最终定型。
关键词: 礼制;皇权;族群;北京;中轴线
“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 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①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5 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7 页。1951 年4 月,梁思成在一篇题为《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中如是说。 在梁思成看来,自元代奠基,明代基本定型的古都北京城市格局,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而中轴线的存在则代表了北京的“城市格式”。 梁思成应当是现代学者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中轴线”概念的学者。 近年来因北京的中轴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学界对中轴线问题颇为关注。② 李建平:《魅力北京中轴线》,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年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著:《古都北京中轴线》,北京出版社2017 年版;单霁翔、刘曙光编:《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故宫出版社2017 年版;岳升阳:《中轴线与北京古河道》,北京出版社2023 年版。但此前研究多关注中轴线本身,尤其是元大都以来北京中轴线的形成及其演变,而未能从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与思考都城轴线的发展史,从礼制与都城布局的角度展开的研究①已有学者注意到都城礼制建筑的设计布局及其与儒家礼制的关系,如朱士光:《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唐都学刊》1998 年第1 期;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 年版。 日本学者提出从“礼治”与“政教”的角度观察中国皇帝制度与皇权,其中朝会礼仪、郊祀与宗庙仪式、都城礼仪空间等主题的研究都涉及礼制与都城布局的关系。 参见沟口雄三、小岛毅:《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43-498 页;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系统总结中国古代都城与王朝礼仪的关系,参见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高兵兵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72-95 页。尚显不足。 尤其对塑造中轴线的政治理念与儒家礼制的因素②在这方面,杨宽先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关注不够。 本文认为,自西汉末至王莽时期确定的天子南郊祭祀及此后逐渐完善的宗庙祭祀制度是皇权威仪及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从礼制上决定了都城布局的南北朝向。到明清时期礼制与皇权互相支撑,为中轴线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辽、金、元等王朝也将北方民族传统引入城市规划中,影响了中轴线的设计与走向。 本文一方面借助考古资料及先秦文献展示早期都城形成过程中的轴线现象,同时重点发掘明代礼制格局对北京都城轴线形成的重要影响,并分析族群因素如何重塑都城轴线,以推进对以北京中轴线为代表的古代都城中轴线的理解与认识。
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考古学以其丰富的资料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考古学家张光直曾指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中国早期城市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③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年版,第6 页。因此,王权与礼制特色在早期城市的发展阶段就显现出来。 许宏提出,从史前城垣建筑技术的特点来看,追求方正的传统要在早期王朝所处的黄河流域来寻找。 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出自中原。 龙山时代及之后的中原城址基本上为长方形或接近长方形。 这种布局特色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具有表达宇宙观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影响中国古代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中原。④许宏:《何以中国:公元2000 年前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63-64 页。这种服务于政治中心的都城设计理念为中轴线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从城内主要建筑布局来看,徐苹芳认为“先秦城市中商和西周时代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宫庙杂处,城内所见的大型夯土台基,皆是宫庙之遗存”⑤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 页。。 可见,早期的宗法制与礼制共同支撑着都城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表达。 先秦文献中的记载也能与之印证。 西周时期的何尊铭文中“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也明确表明周武王在庙廷祭告于天,将在此治理民政。⑥于省吾:《释中国》,中华书局编:《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2 页。
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建中立极理念的具体实践,最早可见于二里头遗址中的宫城规划。 二里头晚期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2 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⑦许宏:《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92-93 页。长期从事都城考古的学者刘庆柱也提出,都城“轴线”和“中心点”的设计思想早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1、2 号宫殿建筑中已存在。 秦汉以后历代都城的“轴线”与“中心点”则更为突出。 都城“轴线”与“中心点”不是简单的建筑技术问题,也不能仅从“类型”去考虑,它们实际上集中体现了都城的政治意义,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内涵。⑧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 年第7 期。他还依据古代都城考古发掘的案例指出,中国古代都城的轴线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①刘庆柱还指出,中国古代大型宫庙,大多存在建筑轴线,宫庙的建筑轴线一般为南北走向,从河南偃师二里头1、2 号宫殿建筑遗址、偃师商城宫城的4、5 号宫殿建筑遗址、陕西周原凤雏与召陈宫庙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椒房殿建筑遗址及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建筑遗址等均可发现这一特点。 参见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670-672 页。
据考古资料,二里头的1 号宫殿基址乃建立在大型夯土台基上的复合建筑,坐北朝南,中庭是朝堂式礼仪建筑,很符合此后宫殿建筑的布局。 《吕氏春秋·慎势》篇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②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 年版,第2054-2055 页。都城居天下之中,以宫庙建筑象征天子的皇权威仪,这种做法二里头时期初见端倪。 《荀子·大略》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③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470 页。何尊铭文里的中国指的是洛阳。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洛阳“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④《史记》卷4《周本纪第四》,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133 页。居中才能代表天子管理四方。 这种中国古代理想都城的设计模式和理念集中体现为《周礼·考工记》。 《周礼·考工记》可以称为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文献。 多数学者认为该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⑤顾颉刚先生认为《周礼》乃战国时期齐国人关于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目的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 辑,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40 页;贺业矩也认为《周礼·考工记》作于春秋末期的齐国,参见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年版,第176-180 页;杨宽则认为《周礼·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初期,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1 页;史念海认为《考工记》成书最早也只能是春秋战国之际,也许就在战国前期,撰著者取法的是魏国的安邑城,参见史念海:《〈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 年第3 期。,但也有学者认为该书成书时间较晚,反映了西汉的都城制度。⑥陈寅恪认为“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书,则无可疑”,他认为西汉长安“宫市之位置与考工记匠人之文”恰好符合,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63 页;近年又有考古学者提出,汉长安城是总结了东周都城建设的成就而建成的,而《考工记·匠人营国》条目则是对汉长安城都城建设成就的描述与总结,应当成书于西汉末期,参见徐龙国、徐建委:《汉长安城布局的形成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写定》,《文物》2017 年第10 期。从《周礼·考工记》的材料来看,春秋战国到汉代为都城制度变化的关键时期,都城轴线也在此时发生重要变化。
礼制建筑乃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都城的设计与礼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据杨宽的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结构;从西汉到东汉,都城布局从坐西朝东转变为坐北朝南;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从坐北朝南发展为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 他认为,西汉以前的都城采用坐西朝东的城市布局,将宫城造在西南部,是因为古代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作为尊长居住之处。 东汉以后都城布局改为坐北朝南,是推行推崇皇权的礼制,以南向为尊。 礼制规定在国都南郊举行皇帝祭天之礼,是都城布局坐北朝南的重要原因。 此外,坐北朝南的都城布局也是为了适应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皇帝仪式的需要,从而更加巩固皇权,维系大一统格局。 唐代长安城棋盘格式的中轴线布局的出现,正是统一王朝的权力达到高度集中的一种标志。⑦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4-189、193-202 页。近年来考古学者进一步深化了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及轴线走向的研究。 刘瑞指出,汉长安城早期的朝向为东向。 从作为礼仪性建筑单元的“阙”的设置来看,汉长安城东侧三门均设有双阙,未央宫与建章宫均建东阙。 而且城市东西向大街都是城中最宽阔的大道,整个城市东西向的格局明显。 到汉元帝时代,随着南北郊祀制度的逐渐确立,尤其是王莽时期的南北郊与宗庙祭祀改革,基本奠定了城市南北向的格局。 与杨宽的看法不同,刘瑞认为都城的南北向格局并非“创始”于东汉洛阳,而是完成于西汉晚期并在王莽时期最终定型。⑧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42 页。
祭祀制度在汉代为何发生这种转变? 从国家层面,田天认为,西汉末年国家祭祀整体上“走向南郊”。 自汉宣帝开始对国家祠庙系统进行初步调整,到西汉中后期发生的复古改制风潮,汉成帝宰相匡衡推行的南郊郊祀制度历经反复。 直至王莽改革以《周礼》为依据使得南郊郊祀制度最终确立,实行天地合祀,五帝配天,以长安城为中心设置了一个百神毕集的巨大神坛。①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年版,第207-248 页。还有学者从皇帝制度与国家宗教的层面来解释这一问题。 如甘怀真提出,支撑皇帝制度的权力机制主要表现为礼制。 郊祀礼变革与古代帝王的天下政体建构有着密切关系,即所谓“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学说。②甘怀真:《中国中古郊祀礼的源流与特质》,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3-18 页。郊祀礼在西汉的成立正是由于儒家经典被制度化为圣经与国法,天命观被制度化为国家礼制,郊祀、宗庙与明堂等礼制是其具体的实践。③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增订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 年版,第35 页。
南郊祭祀与“左祖右社”的布局自汉代以来逐渐定型,到东汉洛阳我们看到了南北宫的布局,城市中轴线的布局初见端倪,但当时并未出现以中轴线为中心的规划。 城市中轴线到东魏、北齐时才逐渐成熟。 曹魏时期的邺城明确设置了城市中轴线,城址正南门与宫殿区的主要宫殿衔接成贯通南北的城市中轴线,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④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330、346 页。 隋唐时期,长安城成为中国中古时期都城建设规划的经典模式。 此时中轴线的概念基本形成,将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重合而一,皇城的南门朱雀门正对位于长安城中心线上的朱雀大街,拓宽朱雀大街正是为了凸显其在长安城的中轴线作用。⑤王贵祥:《浅议中国古代宫殿与都城的中轴线》,《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8 辑,故宫出版社2014 年版,第88 页。自此,东西对称与南北中轴的布局成为此后王朝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
从都城发展史来看,对北京最重要的五个王朝为辽、金、元、明、清。 由于辽南京建立在唐代幽州城的基础上,并未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也没有明显的轴线设计,直到金中都时期才出现了城市中轴线。金元时期的都城建设对北京中轴线的形成影响深远。
刘浦江曾指出,女真建立的政权有一个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 其早期都城会宁府在王朝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没有京师名号,被称为“御寨”。 金熙宗即位以后,其政治制度才全面转向汉化,汉化改革包括中央职官与地方行政、法律、礼制、历法与宗庙、都城制度等方面。⑥刘浦江:《宋辽金史论集》,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33-49 页。金中都城由渤海人张浩及汉人苏保衡于金天德三年(1151)开始建设,贞元元年(1153)正式建成,随后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改名中都。 北宋汴梁城的宫室制度成为金中都重要的参照对象。 金中都宫城以大安殿、仁政殿为中心,宫城南门应天门内直北,为宫城中路,金中都的中轴线。 宫城的主要殿、门均位于这条中轴线上。⑦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 年版,第93 页。金中都宫城南门应天门外还修建了御道,与东西大道形成“T”形广场,广场东南为太庙、来宁馆建筑群,西南为尚书省、六部机关、会同馆建筑群,东西对称。⑧于杰、于光度:《金中都》,第73 页。此时还未有社稷坛的建设,但基本呈现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王朝体制的布局模式。
从国家祭祀礼仪来看,按《金史》的说法,金人仰慕北宋汴梁的典章礼乐制度,攻入汴梁之后只是将有关图籍及法物、仪仗带回,此后在上京会宁府建宗社,也是草创而已。 “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 继以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以还。”⑨《金史》卷28《礼一》,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739 页。可见,金朝的祭祀礼仪制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关于郊祀礼,《金史》称:“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 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 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寖备。”①《金史》卷28《礼一》,第740-741 页。天德是海陵王完颜亮的第一个年号,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之后在金中都建设了郊祀礼制建筑:“南郊坛,在丰宜门外,当阙之巳地……北郊方丘,在通玄门外,当阙之亥地……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阙之卯地,门壝之制皆同方丘。 夕月坛曰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当阙之酉地,掘地汙之,为坛其中。 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②《金史》卷28《礼一》,第741 页。但值得注意的是,《金史》又说:“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议配享之礼。”大定十一年(1171)已经是金世宗中期了。
关于宗庙和社稷坛,《金史》称“金初无宗庙”,故而金太祖建庙于陵墓。 “皇统三年,初立太庙,八年,太庙成,则上京之庙也。 贞元初,海陵迁燕,乃增广旧庙,奉迁祖宗神主于新都,三年十一月丁卯,奉安于太庙。”③《金史》卷30《礼三》,第777 页。“贞元元年闰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坛于上京。 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坛于中都。”④《金史》卷34《礼七》,第859 页。皇统年间(1141—1149)宗庙祭祀礼制仍以上京为中心,随着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金中都也逐渐完善了宗庙祭祀。 从金中都的都城布局与礼制建筑建设过程来看,仿照并推崇儒家礼制、模仿汉人宫室制度成为其都城设计的主导思想。 金中都以大安殿的政治与礼仪空间与轴线设计及礼制建筑互相支撑,反映了游牧民族政权向王朝政权转变的轨迹。
按照通行的说法,元大都规划的主要依据为《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条确立的原则,据此忽必烈极力显示新建立的元王朝乃中原王朝正统的合法继承者,以争取汉人士大夫的支持。⑤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增订本),北京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1-102 页。侯仁之在《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一文中也说:“大都城这一平面设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一个古代关于营造封建国都的理想设计,结合实际的地理特点,在最近似的程度上,创造性地体现了出来。 这个理想的设计,见于《周礼·考工记》。”⑥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214 页。据此,以《周礼·考工记》作为主要依据解释元大都的规划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
《周礼·考工记》代表的是传统儒家理念及其实践。 为何忽必烈倾向于以儒家礼制传统来建设元大都? 这首先是因为都城建设是忽必烈宣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选址来看,忽必烈登汗位前后,先锋元帅霸突鲁向他进谏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 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 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⑦《元史》卷119《木华黎传·附霸突鲁》,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2942 页。从“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来看,当时的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儒家传统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性。 随后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兴建大都。 当时也有人对忽必烈行“汉法”提出质疑。 《元史·高智耀传》称:“会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⑧《元史》卷125《高智耀传》,第3073 页。可见元代统治阶层内部对此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忽必烈不为所动,仍坚持“汉法”。 正如当时的理学名臣许衡向忽必烈建议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 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 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 国朝仍处远谟,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⑨许衡:《鲁斋遗书》卷7《立国规模》,载《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29 册,北京出版社2011 年版,第163 页。许衡首先从立国原则上提出行“汉法”,而且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认为北魏、辽、金因推行“汉法”而国祚较长。 在此背景下,忽必烈重用的汉人谋士刘秉忠开始建两都,定国号,创制朝仪与历法,确立官制,极大推动了元代的“汉法”实践,因此有学者认为刘秉忠乃元初汉法派官僚的领袖。⑩葛仁考:《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李治安序。 刘秉忠在给忽必烈的上书中强调“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劝导忽必烈“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①《元史》卷157《刘秉忠传》,第3688 页。从忽必烈此后的表现来看,刘秉忠的想法是符合忽必烈的期待的。
刘秉忠乃元大都的总设计师。 元人陆文圭在给一位参与元大都规划的官员写的墓志铭中称:“会旧燕土泉疏恶,将营新都,刘文贞公经画指授,命近臣伊苏布哈典其役。 兴工浩繁,置副难其人,旋以畀公。 时至元七年也。 禁省、院监、城池、苑囿,规制一新,鸩工告备……(至元)十六年三月,创立太庙、新寺、司天台、皇城内外桥梁。”②陆文圭:《墙东类稿》,载杨讷编:《元史研究资料汇编》第12 册,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598-599 页。这里提到的“旧燕”即北京西南的金中都城,因“土泉疏恶”不能达到元朝帝王对都城的要求,于是刘秉忠开始整体设计。 据元代官员虞集的说法,“至元四年,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 立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为孙子万世帝王之业。”③虞集:《大都路城隍庙碑》,载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86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1 页。前期参与其事的还有刘秉忠的得意门生赵秉温。 据元人苏天爵所作赵秉温行状称:“(中统)三年,诏择吉土建两都,命公与太保刘公同相宅。 公因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图赴功。 至元五年,两都成,赐名曰大都,帝定都焉;曰上都,巡守居焉。”④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366 页。这里可以看出,元大都的选址与规划除类似《周礼·考工记》的“祖社”与“朝市”之制,应当还有道家的风水学说。 另外,从“公因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稽图赴功”的表述来看,元大都在规划之前似乎先有设计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赵秉温也是元代朝仪与礼制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元史》称他“至元七年,创习朝仪,阅试称旨……二十九年,编国朝集礼成,帝特命其子慧袭侍仪使”⑤《元史》卷150《赵瑨传·附赵秉温》,第3555 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正是忽必烈及刘秉忠推行“汉法”的直接载体,依据传统儒家理念设计都城应当也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汉法”实践体现在都城建设上更多表现为主体宫殿、苑囿及其建筑形制等方面,其具体的规划方式可能更加多元。
元大都都城规划的草原传统也很突出。 首先,从国家祭祀的角度看,其“左祖右社”的宗庙祭祀格局是逐步完善的,而且在具体祭祀仪式及实践方面体现出鲜明的草原传统。 《元史·祭祀志》称:“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 其郊庙之仪,礼官所考日益详慎,而旧礼初未尝废,岂亦所谓不忘其初者欤。 然自世祖以来,每难于亲其事。 英宗始有意亲郊,而志弗克遂。”⑥《元史》卷72《祭祀一》,第1779 页。太庙祭祀,“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 “凡大祭祀,尤贵马湩。 将有事,敕太仆寺挏马官,奉尚饮者革囊盛送焉。 其马牲既与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馔,复与籩豆俱设。”⑦《元史》卷74《祭祀三》,第1831、1841 页。可见,在儒家礼制看来最重要的郊祀与太庙祭祀中,仍掺杂了大量草原传统。 明初颁定的《大明集礼》对元代吉礼如此评论:“元初用其国俗,拜天于日月山。 成宗大德六年建坛合祭天地五方帝。 九年始立南郊,专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 然皆不亲郊。 文宗至顺以后亲郊者凡四。 惟祀昊天上帝。”⑧《大明集礼》,《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435 册,北京出版社2022 年版,第33 页。对儒家礼制最看重的南郊祀天,元朝皇帝并不十分热衷,成宗大德六年(1302)才有南郊礼制建筑的设立,但祭祀仪式几乎缺位。
其次,元大都在全城设立了几何中心,即中心台与中心阁。 侯仁之先生曾指出:“元大都在城市设计的同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了明确的标志,在历代城市规划中,还没有先例,这也反映了当时对精确的测量技术用在城市建设上的极大重视。”⑨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第173 页。中心阁与中心台的设立为中轴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昔宝赤·却拉不吉提出:“建城之前首先测定了城池的中心点和中轴线,中心点蒙古语叫做(kuisen cig),直译为‘肚脐眼点’。 中轴线直译为‘肚脐眼线’。 城池有了中心点和中轴线,城市布局如同一盘棋,重点突出,井然有序。”他进一步解释道:“蒙古族建筑的中心点、中轴线学说起源于蒙古包的经营管理学,千百年来在高原地区的恶劣环境中生活的蒙古族,创建了抗风沙、抗雨雪、抗地震、合乎力学原理的圆形住宅——蒙古包。 蒙古包中心点置在蒙古人崇拜的戈拉图拉格火灶处,戈拉是火,图拉格是支架,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有生命的神圣之处,是一家一户兴旺发达的标志。 从中心点向门口画一条直线就是肚脐眼线,即中轴线。 蒙古包的肚脐眼点就是中心点。 元大都布局的形成,就是确定了整个城池的肚脐眼点和肚脐眼线以后,在‘家业兴旺’戈拉图拉格处,营造了皇城,中轴线上建筑了大朝主殿——大明宫和忽必烈薛禅汗起居宫殿紫檀殿。”①昔宝赤·却拉不吉:《元大都研究——元大都七百五十周年祭》,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2-104 页。据其说法,蒙古人初建大都时首先提出了“肚脐眼点”和“肚脐眼线”(中心点与中轴线)的理论,而且将此理论贯穿于建外城、内城及皇宫宫殿的具体实践中。
溯诸史实,这种草原传统的都城规划实践有其发展的过程。 帝国历史上曾先后建造四座都城,即元太宗窝阔台建于太宗七年(1235)的哈拉和林、元世祖忽必烈建于宪宗六年(1256)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的元上都、忽必烈建于至元四年(1267)的北京元大都以及元武宗海山建于大德十一年(1307)的元中都。 其中,哈拉和林是元代历史上修筑最早且位于漠北的都城。 哈拉和林城平面为不规则的方形,城内建筑多位于南部。 据考古学者吉谢列夫等人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调查研究,窝阔台宫殿遗址位于都城的西南角,其主殿是一座沿着南北中轴线修建的方形建筑,其左右建筑对称分布,这种布局成为随后蒙古建筑发展的趋势。②C.B.吉谢列夫等:《古代蒙古城市》,孙危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129-130 页。另据1995—1996 年日蒙学者的联合调查研究,哈拉和林城内万安宫与元大都大内宫殿很可能是按照同样的尺度建造,其都城以万安宫为中心建造。③白石典之、袁靖:《日蒙合作调查蒙古国哈拉和林都城遗址的收获》,《考古》1999 年第8 期。整体上看,哈拉和林城的草原特色更为突出,但宫殿的轴线设计与主殿位于城市中心的布局已经显示其特色。
再看同样由刘秉忠设计的元上都,在宫城与皇城的布局上也有中轴对称的特点,且最重要的宫殿居于宫城的中心。 根据考古调查的结果,元上都宫城中以正北的阙式建筑、正中的方形台基和南墙正中的御天门,为一条南北中轴线。④魏坚:《元上都(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年版,第50 页。陈高华、史卫民认为正中的方形台基即元上都最重要的宫殿建筑大安阁的遗址。⑤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07 页。这也是将宫城最重要的建筑置于其中心位置。 但其宫城内部的十余座建筑则打破了中轴对称布局的方式,展示出草原游牧民族的自由特色。 因此有学者将其城市布局的特色总结为“汉式中轴对称与蒙式自由布局并存”。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名文件(上)》,文物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5-156 页。
从元中都的规划布局来看,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的结论:“宫城坐北朝南,呈规整的长方形。 其建筑具有严整对称性和明确功能分区,各类建筑按照通过南北城门的纵轴左右对称分布。 中都宫城的一号台基位于宫城中心,规模最大,据此推断应当为大朝正殿,其位置坐落在宫城几何中心略偏北,其前殿则正好是中心。 宫城内还存在有可能放置毡帐的空地,兼具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双重特色。”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元中都:1998—2003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 年版,第470-471 页。有学者结合考古报告与实地调查,认为元中都内城形成了以正殿为中心、周边环绕数座次级殿堂的格局,与哈拉和林万安宫、查干浩特城内城、沈阳故宫“十王亭”三座草原城址里最高规格建筑群的布局有一定的相似性。 沈阳故宫大政殿与“十王亭”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辽金以来的“帐殿”之遗意。 这些游牧民族的传统深刻影响了其城址选择与宫殿建筑的规划,体现了汉法与草原旧俗的融合。⑧陈筱:《元中都内城所反映的汉地城市与草原城市规划思想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304-306 页。
据此分析,元代四座都城,轴线布局与建筑的对称分布,宫城最重要的宫殿在中轴线之上几乎是一以贯之的。 皇城或宫城的几何中心一定分布着重要的建筑。 据王灿炽先生的考证,元大都在全城的几何中心先建钟鼓楼,后建万宁寺,而中心阁是万宁寺内元成宗的御容殿——广寿殿。 元大都宫城北面中轴正对着钟鼓楼,这一传统自元大都开始确立。⑨王灿炽:《元大都钟鼓楼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4 期。中心阁与鼓楼(即元代齐政楼)都是元大都全城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综上所述,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儒家传统礼制以及推行“汉法”以寻求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具体表现为宫殿与礼制建筑的规划建设。 同时由于刘秉忠儒释道兼备,应当也借鉴了道家的堪舆与风水学说;另一方面,元大都规划仍带有强烈的草原传统,从确立中轴线依据的中心阁与中心台的设立即可看出,在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实践中草原传统仍有较大影响。
明代是中国礼制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 其中,明初的洪武礼制与嘉靖年间的礼制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中,郊祀与宗庙礼制的改革尤为关键,改革的结果就是礼制建筑在都城的布局,南郊祭祀得到强化,轴线布局得以定型。
从洪武礼制来看,明太祖曾总结元末天下大乱及最终灭亡的教训之一就在于“纪纲不立”。 即位之初,朱元璋编定的《皇明祖训》,首章中就提出“严祭祀”:“凡祀天地,祭社稷,享宗庙,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①《皇明祖训》,《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24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版,第761 页。可以说,明太祖为明代礼乐教化的传统奠定了基础。 礼制因素在都城规划布局上的直接反映就是礼制建筑的兴建与国家祭祀仪式的重建。 首先,恢复宣示皇权威仪与天子身份的南郊祭天礼,“明初,建圜丘于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方丘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②《明史》卷47《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226 页。。 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明太祖亲祭昊天上帝于圜丘,次年五月,亲祭地于方丘,实行“天地分祀”。 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又命李善长等改建圜丘于南郊,“改定合祀之典,即圜丘旧制,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凡十二楹。 中石台设上帝、皇地祇座”③《明史》卷47《礼志一》,第1227 页。。 据《洪武京城图志》的说法:“天地坛,在正阳门外,山川坛东。 按古以南北二郊分祭,扫地以行事。 国初尝因之,风雨寒暑,屡致弗调。 皇上断自宸衷,以王者父天母地,无异祭之理,乃以天地合坛而祭,配以仁祖淳皇帝。 严以殿宇,左右列坛,以日月星辰、岳镇海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历代帝王、天下神祇,及有城隍之神从祀。 礼意极殷,定为万世之制。”④《洪武京城图志》,南京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 页。 引文原文作“天下神祗”,笔者据现代汉语用法,认为应为“天下神祇”。其次,重视宗庙祭祀,“左祖右社”的安排布局更加符合《周礼》的规定。 与元大都太庙及社稷坛远离宫城的布局不同,明初南京及永乐时期确立太庙与社稷坛位于宫城两侧,更加凸显了皇权尊严,轴线布局更加明显。 太庙“在端门之左”,社稷坛“在端门之右”,“旧尝分祭,有乖礼意者多。 皇上历考古制,互有不同,以为五土生五谷,所以养夫民者也。 分而祭之,生物之意若无所施。 于是合祭于一,春祈秋报,岁率二祀”,⑤《洪武京城图志》,第23 页。符合“左祖右社”的要求。明太祖的礼制实践从整体上化繁为简,奉行合祀为主,凸显皇权的集中。 这一祭祀传统也自此成为明代祭祀的祖制。
永乐年间,洪武都城礼制布局的传统在朱棣营建北京城的规划中得到继承。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戊辰,朱棣以北京宫殿即将建成,昭告天下曰:“眷兹北京,实为都会。 惟天意之所属,寔卜筮之攸同。 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 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⑥《明太宗实录》卷232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版,第2244 页。营建原则上,“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⑦《明太宗实录》卷231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第2235 页。正德《大明会典》称:“(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复每岁亲祀如仪。”⑧正德《大明会典》,《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428 册,北京出版社2022 年版,第237 页。永乐十八年建成的天地坛即后来的天坛前身。 据《日下旧闻考》称:“天坛在正阳门之左,永乐十八年建,缭以垣墙,周迴九里十三步。 初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称为天地坛,后既分祀,乃专称天坛。”①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915 页。当年同时完工的还有山川坛。“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 缭以垣墙,周迴六里。 洪武三年,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七坛:曰太岁,曰风、云、雷、雨,曰五岳,曰四镇,曰四海,曰四渎,曰钟山之神……永乐建坛北京,一如其制。”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7 页。自此天地坛与山川坛在南郊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
再看太庙和社稷坛。 “太庙,在阙之左。 永乐十八年建庙京师,如洪武九年改建之制。”“社稷坛在阙之右,与太庙对。 坛制二成,四面石阶,各三级。 上成用五色土,随方筑之。”③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第241、271 页。宗庙建筑建成后,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甲子,永乐帝“是日早,躬诣太庙,奉安五庙、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诣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孙诣社稷坛,奉安太社、太稷神主”。④《明太宗实录》卷233 永乐十九年正月甲子,第2247 页。通过国家祭祀仪式宣示北京作为帝王都城的合法性,左祖右社的规制也显示了皇权的威严。
到嘉靖年间,明初奠定的礼制格局发生很大改变。 因嘉靖帝以藩王继承大统,于是以“大礼议”事件为发端,嘉靖帝为追求皇位的合法性进行了一系列国家祭礼改制,涉及宗庙礼、郊祀礼以及帝王庙与孔庙的祭礼变革。⑤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明史称其“以制礼作乐自任”。⑥《明史》卷47《礼志一》,第1224 页。从礼制建筑布局来看,嘉靖帝对国家祭祀的改造首先体现在郊祀礼的“天地分祀”。 在嘉靖年间编定的《嘉靖祀典考》中,针对有官员提出天地合祀的合理性,嘉靖帝明确加以反驳:“或有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为夫妇同牢之意。 此等言论亵渎神祇,渎视祭祀,无理之甚。 莽贼之辞,决不可用。 朕闻朱子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其祭天时岂可将许多神祇都排作一堆祭? 此言正大,足可世万为法。”⑦《嘉靖祀典考》,刘铮云主编:《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22 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 年版,第10 页。 本文中《嘉靖祀典考》引文原文作“神祗”,笔者据现代汉语用法,认为应为“神祇”。嘉靖帝称王莽为“莽贼”,认为发端于王莽的南郊礼制不可取,转而从朱熹及《周礼》中寻求更多依据。 他还对洪武礼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何天地之祀,后定合祀之礼,恐上下之分、阴阳之义未得。 祖尊于社,何以祖配社? 恐反卑之也。 日月运行,賛上帝以成化工,止岁一从祭,不得专诚以享,恐无以酧其功,而太岁风云雷雨等神却又专祭,是过于日月也。 及大祀,以群神从之,天地神祇失其上下之位。 凡此者朕心巨疑。”⑧《嘉靖祀典考》,刘铮云主编:《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22 册,第6 页。于是,在得到大学士张璁的支持后,他们开始改革郊祀礼。 嘉靖帝称:“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 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 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⑨《明史》卷48《礼志二》,第1247 页。张骢最初并不同意改革郊祀礼,嘉靖帝又提议以占卜之术来决定,但结果均为“凶”。 而此时给事中夏言上疏请举行亲蚕礼,依据《礼记·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粲盛;王后亲蚕于北郊,以供纯服”,这一提议正中嘉靖帝下怀,为分祀天地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⑩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第91-95 页。 经过嘉靖帝及部分官员的努力,嘉靖九年(1530)五月,郊坛开工,十月圜丘建成。 嘉靖九年十一月,明世宗谕礼部曰:“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祇坛,著载《会典》,勿得混称。”⑪《明世宗实录》卷119 嘉靖九年十一月丙申,第2833 页。这就是北京主要坛庙得名的由来。 当年十一月,世宗亲祀圜丘于南郊。 次年五月,亲祀方丘于北郊。 此后嘉靖十九年(1540)又兴建皇穹宇,形成了圜丘建筑群。 天地分祀与天坛建筑群的兴建自此奠定了明清郊祀礼仪的基本格局,更加凸显了天坛作为国家最高等级礼制建筑的地位。
此外,嘉靖帝还在永乐帝山川坛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嘉靖十一年,即山川坛为天神、地祇二坛,以仲秋中旬致祭。 别建太岁坛,专祀太岁……前为拜殿、宰牲亭。 南为川井,即山川坛旧井,有龙蛰其中。坛西南有先农坛,东旗纛庙,坛南耤田在焉。”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第217 页。天坛与山川坛、先农坛也形成左右对称格局,最重要的郊祀礼制建筑自此延续到清代,祭天与亲农共举,成为中轴线上礼制建筑的标志性景观。
嘉靖帝对太庙与社稷坛祭祀礼制也进行了大量变革。 他通过先立世庙,然后采取“同堂异室”的制度,最终实现了其生父兴献帝“称宗入庙”的目的。②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第33-52 页。从社稷祭祀来看,嘉靖九年(1530)社稷祭礼改制与郊祀礼改制同步进行。 嘉靖帝称:“夫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此次序尊杀之理也。 奉祖配天则正矣,又奉祖配社,岂不失其序欤?”③《明世宗实录》卷109 嘉靖九年正月庚申,第2579 页。 为此,他罢除以祖宗配社稷,恢复洪武时期的配位,“太社以后土句龙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④《明世宗实录》卷109 嘉靖九年正月庚申,第2580 页。。
至此,自“大礼议”为开端,经过郊祀与宗庙祭祀的全面改革,嘉靖帝在与文臣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可谓步步为营,借由部分官员的支持而获得了全面胜利。 这无疑显示君权的扩大及其对文官集团的控制,而以《周礼》为代表的古礼则成为嘉靖帝改革的依据。 这进一步说明礼制与皇权之间的密切关系,礼制变革的外在表现则是礼制建筑与都城布局中皇权威仪的提升,这为明代中轴线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皇权礼仪通过都城建筑布局完美体现出来,正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所言“前近代的王权之权力与权威所涉及范围,几乎局限于点与线构成的、以都城为核心的城市网中”⑤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72 页。。
嘉靖年间对北京都城布局规划影响深远的一项工程是兴建外城。 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十九日开工建设,原本设计全面建设外郭城,后考虑到工程难度及财力等问题,嘉靖帝接受了严嵩先修筑南面城郭的建议。 当年十月辛丑,“新筑京师外城成。 上命正阳门外门名‘永定’,崇文门外门名‘左安’,宣武门外门名‘右安’”。⑥《明世宗实录》卷403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第7060 页。十年之后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工部尚书雷礼请增缮重城,备规制,谓永定等七门当添筑瓮城,东西便门接都城止丈余。 又垛口卑隘,濠池浅狭,悉当崇瓮深濬。 上善其言,命会同兵部议处以闻”⑦《明世宗实录》卷528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乙巳,第8609 页。。 次年正月瓮城完工,外城得到进一步完善。 外城完工后,北京城自此形成“凸”字形格局。 据明代万历年间宦官刘若愚记载,改建外城之后北京形成了“京城内外十六门”的格局,不同的城门分别对应皇帝所祭祀的坛庙:“正阳门,掌门官一员,管事官数十员。 带管外罗城南面居中之永定门。 凡冬至圣驾躬诣圜丘郊天,并耕籍田,咸由正阳门出也。 北面居东者曰安定门。 凡遇夏至圣驾躬诣方泽坛祭地,即由安定门也。 东面则朝阳门,即俗称齐化门也。 圣驾春分躬诣朝日坛,及藩王之国,则由朝阳门出。 西面则阜成门,俗称平则门也。 圣驾秋分躬诣夕月坛,则由阜成门出。”⑧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出版社1963 年版,第54 页。正阳门地位最为重要,为天子祭天及赴先农坛耕田亲祭所出之门,这也成为此后直到清代皇帝祭祀仪式的基本规范。 而此后北京城门所谓“内九外七十六门”的格局一直延续到20 世纪中期,达400 年之久。 外城完工之后,外城的永定门成为北京南大门,自正阳门南抵永定门的大街被拓展,由此也成为北京中轴线的南段。 而且随着外城的兴建,天坛已位于外城东部,因此天坛需改西门为正门,使其西邻大街,与先农坛隔街对峙,以壮观瞻⑨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年版,第67 页。,更加凸显了中轴对称的布局。
永乐时期奠基的紫禁城,宫殿朝堂等级规制森严,轴线分明。 随着嘉靖年间坛庙建设及外城建设,北京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礼制秩序。 美国学者芮沃寿评论道:“此城不论与宋都相比还是与隋唐长安相比,都更接近于古典宇宙论……南北轴心为重,宫城接近于居中地位。 宫内朝堂在前,寝宫在后。 全城——特别是紫禁城与皇城——面南。 太庙与社稷坛按古制布置。 在细节及大致轮廓上,都力求此城与最古的都城相一致。”他还认为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之所以延续不绝,理由是“中国的城市象征主义已成为帝王思想的一部分……它强调了中国中心论,天子在文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明代北京标志着这种宇宙论发展到极致,芮沃寿认为原因是从城市建设来看中国人自北宋以来一直取守势,随后又是近百年蒙古人的统治,这就带来了明代中国人狂热的复古主义。①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75-76 页。 从洪武到嘉靖的礼制改革及都城布局,确实让我们看到明代都城设计“回归古典”的趋向及其实践。 当然,这背后嘉靖帝个人因素及依托礼制加强皇权的趋势非常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嘉靖皇帝确立的礼制格局基本被清代帝王所继承。 从康熙年间的《康熙南巡图》中可见,康熙帝南巡归来自永定门直至紫禁城太和殿的路线,天子威仪与轴线景观、空间序列尽显无遗。②王南:《〈康熙南巡图〉中的清代北京中轴线意象》,《北京规划建设》2007 年第5 期。明代嘉靖年间以后直至清代,在中轴线这条线性景观带上,我们看到的是礼制与宫廷建筑、皇家礼仪与市井生活并行不悖,共同塑造了北京城市生活的丰富画卷。
多年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学者郑孝燮曾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形制具有“以礼为本”的整体性。古代“以礼治国”是城市传统形制的基础。 如“辨方正位”“择中而立”“四方为形”“五方为体”等理念的具体实践就是明显的例证。③郑孝燮:《中国古代城市形制“以礼为本”的整体性》,《城乡建设》2004 年第1 期。这种整体性的形制是随着礼制的变化而逐步确定的。 杨宽先生从礼制角度对都城布局的变化予以解释,认为南郊祭天及朝贺仪式的推行,是礼制配合皇权的需要,也为都城布局提供了依据。④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95-196 页。 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框架为理解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礼仪的制度与仪式是观察都城设计布局的重要因素,礼制是金中都尤其是明清北京城市规划与中轴线形成的重要因素。 礼制的变化,尤其是郊祀礼的变迁,正是儒家礼制的“经典化”实践。 这种儒家礼制与《周礼》的都城设计相配合,西汉晚期及王莽改制以后,支配了此后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走向。 历经曹魏时期尤其是隋唐长安城的标准化实践,基本形成了左右对称与南北朝向的都城布局模式。
元代北京中轴线的形成及都城布局深受儒家礼制的影响,又有其特殊性。 元大都中轴线形塑背后有多种因素,需要多元视角加以审视。 元王朝将其草原传统带入都城规划之中,郊祀制度与全城确立几何中心以及重视水系建设等是其都城布局的重要特色,设计师刘秉忠“儒法道兼备”的特点也让其在城市规划中融汇了道家的思想。 到明代,经过明初的礼制建设,尤其是嘉靖帝的“制礼作乐”,明清北京大量坛庙礼制建筑的兴建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威仪。 嘉靖年间外城的修建及轴线景观的定型与礼制建设互为表里。 清代国家祭祀礼仪基本遵循嘉靖以来的传统,到乾隆时期完成了都城建设与祭祀仪式的“经典化”。 正如李宝臣先生所说:“明清京师,通过一条城建中心线,把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纳为一体,在四重城市空间结构与文化意义上,充分表达了皇权意志与都城社会文化特征的正统权威性。”⑤李宝臣:《礼不远人——走进明清京师礼制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24 年版,解题絮语。
作者简介: 李扬,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4ZDI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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