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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苏州周庄“八景”与区域水文环境变迁



摘 要: 周庄镇的市镇结构自清代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从以富安桥为核心向四周发展的态势逐步过渡为向富安桥河以西、以南地区延伸。水文环境变迁、行政中心设置、新圩区开发等因素成为造就这一态势的主要原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周庄镇士绅民众对周边环境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从“贞丰八景”到“周庄八景”,当地文人雅士均进行了细致品评。这些景致是对当地自然、人文环境具象化的真实写照,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中有关水文环境的景致在乾隆至光绪年间的变化最为突出,并发生着显著的环境变化,这也带来不同时期社会人群对风物景致的迥异判读。

关键词: 周庄;“贞丰八景”;“周庄八景”;水文环境

“八景”是历史时期社会人群通过对周边环境的地理感知,将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风物加以组合、提炼而形成的复合型序列集合。“八景”之内容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花草林木等自然景观,又涉及佛寺道观、名人遗迹、农耕渔樵、民居桑田等人文景观。① 张廷银:《传统家谱中“八景”的文化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4 期。伴随着人们对“八景”的认识不断深入,“八景”“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结构化的风景园林现象,几乎每一个古代城邑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八景’体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多次更新”②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编著:《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年版,第43 页。。在此基础上,探讨“八景”变迁过程及其背后之生态问题,从古人的环境感知中提取经验智慧,可视为文化景观和环境史研究的有益补充。③ 目前的相关研究有李德楠:《从地方志“八景”看区域水环境变迁——以康熙、乾隆、光绪〈鱼台县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4 年第7 期;周琼:《“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1 期;周琼:《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清史研究》2008 年第2 期;吴建新:《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2 期;等等。

苏州周庄地处苏州城以南的东太湖圩区,区域内水网星罗棋布,白蚬江纵贯而过,澄湖、淀山湖等湖泊点缀其间。周庄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中后期,相传时任迪功郎的周氏在此设庄征收粮赋,因而得名。①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人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545 页上。元末明初,富商沈万三之父沈祐由浙江南浔迁居周庄东垞,凭借其经商才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使周庄始辟为镇。②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2页下。上述溯源多限于传说,目前可以推算周庄设镇当在康熙年间,“向属长洲县”,雍正四年(1726)改由苏州元和县、吴江县和松江府青浦县分管,即所谓“界三县跨两府”③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地界》,第401 页下。。

清代,人们最晚到乾嘉时期已经对该镇的水文环境有了基础性认识,如“自南至北,为富安桥河。河之南为南湖,俗呼南白荡。河之北为急水港,从港过西为白蚬江,通陈湖,过东为东垞港,进永安桥。过东为银子浜,再折而南为箬泾,常多淤塞。出贞丰桥外,为西湾,湾之南为新开河”④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水道》,第407 页上。。从清代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周庄及其周边地区水文环境在此阶段变化显著。目前关于周庄“八景”及其反映的水文环境变迁问题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化,从而为历史时期江南市镇综合研究提供依据,也有助于当下更好地了解周庄历史文化景观面貌,促进周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一、清代苏州水网平原环境与风物景观

古人对风物景致的品评,既可以展示鲜明的区域地理特征,也能够体现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他们通过对各地风景特质的品评与欣赏,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基本认知、共同的审美趣味以及阶层的价值取向。北宋时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度支员外郎宋迪的山水画技艺和“八景”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记录和审读,“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⑤ 沈括著,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岳麓书社2002 年版,第137 页。。这一记录体现了宋代文人对自然景致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

在江南地区,尽管许多市镇起源于宋元时期,但直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江南地区市镇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呈现显著增长,逐渐形成“府州县-市镇-乡村”的多级城镇化体系。这些新兴市镇不仅成为连接城乡的经济枢纽,更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型的重要过渡形态,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深刻变革。一方面,“非正式管理”方式在江南市镇中广泛存在,展现了不同地域文化因素的交融;另一方面,因水网结构的有效运用,区域经济变革推动了江南市镇的社会变化,带来了商业化、城市化的逐步呈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市镇社会的存续与发展,不仅促进了区域人群的社会流动,还在强化地域认同的过程中,推动了人们对地域文化精益求精的追求。江南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其独特的水文环境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作用,造就了江南文化的独特风貌。

在明清文献中,时人对该区域水文环境的解读是“东吴泽国,千泾万渎,皆潴于三江,浮于震泽,萦带而下,至琴川分为五浦,而后入于海”⑥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四《津梁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 号),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996 页下。。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明清两代治理太湖水利仍以河道疏浚为主,并将吴淞江、浏河和白茆浦作为疏浚工程的重点对象。据统计,明清两代疏治吴淞江不下二三十次,针对浏河、白茆等港浦开展的工程也不少。⑦ 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 页。但是,吴淞江、浏河等干流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反而随浚随淤,河道疏浚的间隔期呈现渐次缩短的趋势。此外,由于明清两代并未对太湖水利进行通盘考量,加之因上游河道侧方侵蚀和掏蚀问题而出现大量泥沙,使得中下游地区河道日趋浅狭,整体河道最终丧失排水主干道的作用。太湖下游的主干河道入海情势逐渐由三江泄水演变为黄浦一江承担。

正是太湖洪水出路宣泄多有不畅,一旦出现洪涝灾害,太湖流域,尤其是水网平原地区就会出现不同等级的洪涝灾害。面对如此情势,当地民众以民间自救的方式,来建设圩田水利,进而推动圩区治理和工程技术的发展。而圩区治理和工程技术在这一时期的显著进步,有助于防范梅雨季节的夏涝风险。由此,因排水、灌溉之用,大量港汊河道得以陆续开挖。这些河道多呈现为十字、丁字和乙字等形态,错综复杂的水系构成了当地自然景观的主体。市镇、农村聚落多依河分布,傍水而建,参差错落于水道两岸,鱼贯而行的舟楫,穿梭来往,人员和货物因此流动不息,构成独特的“水乡”风貌。①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19-21 页。

自清初以降,由于江南地区“腹地人口密集”,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体系相对健全,为农户和高级市场之间的直接联系提供了良好的运输和交往环境。② 迈克尔·马默:《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引自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45 页。同时,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棉纺丝织等手工业作坊得到普遍发展,因此,以苏州为核心,所属府、州、县为架构,如繁星点缀的市镇群体和市场体系逐渐形成③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而且“市镇的广泛性成长更甚于集约性成长”④ 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 本第3分,2002 年 9 月,第 451 页。。与之相应地,大量外来工商业人员的持续性涌入逐步成为这一时期江南城镇社会的重要特征。⑤ 王晗:《清代中晚期苏州顾文彬家族的社会融入与身份重塑》,《苏州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6 期。

至清代康乾时期,太湖流域的水网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三十里一小镇、六十里一大镇”的城镇带。在此期间,盛泽、震泽、芦墟、浒关、木渎等市镇发展迅猛,如盛泽镇,在明代中叶仅有百户人家,此后“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焉,遂成巨镇”⑥ 乾隆《盛湖志》陶葆廉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443 页下。。直至今日,该镇的纺织业仍久盛不衰。又如芦墟,在元末明初仅为村落,到康乾时期逐渐成为“居民至千家、货物并集”的市镇。⑦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63 号),成文出版社1975 年版,第124 页。当地民众通过对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全方位认识,将风景名胜、历史文化、生产生活通过各类风物景观的形式予以表达,如表1所示。

表1 苏州地区方志材料中的“八景”举例

资料来源:乾隆《震泽县志》卷首《图·补图》,《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0 号),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69页;乾隆《吴江县志》卷一《形胜》,《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63 号),成文出版社1975 年版,第64 页;乾隆《震泽县志》卷首《图·补图》,《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0 号),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100 页;乾隆《吴郡甫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185 页;乾隆《吴郡甫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7 页下-178 页上;民国《木渎小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11 号),成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17 页。

八景名称 八景内容震泽八景 具区云涛、西山爽气、梅里春花、平沙落雁、简村远帆、麻漾渔歌、莺湖秋月、慈云塔影松陵八景 龙湫甘泉、雪滩钓艇、简村远帆、西山爽气、垂虹夜月、具区云涛、鲈乡烟雨、塔寺朝阳吴江八景 平湖落雁、太湖春波、洞庭白云、垂虹夜月、华严晓钟、海云夕照、夹浦归帆、龙庙甘泉甫里八景 分署清泉、西汇晓市、鸭沼清风、吴淞雪浪、海藏钟声、浮图夕照、长虹漾月、莲阜渔灯唯亭八景 古寺乔柯、石桥夜月、元泾听潮、渔沼荷风、青邱野眺、金沙落照、曲水环山、阳城渔艇木渎十景 法云古松、白塔归帆、南山晴雪、斜桥分水、虹桥晚照、下沙落雁、山塘榆荫、灵岩晚钟、姜潭渔火、西津望月从表1分析可得,所谓“八景”只是一个概数,也有“十景”“十二景”等表述。在苏州地区方志材料中,有关“八景”的记录主要以卷首附图与正文文字表述两种形式呈现,其中以文字描写为主导,一般分布于“形胜”“山”“川”“古迹”“艺文”“人物”等类目之下,体现出地方志在景观记录中以叙述性文本为核心的编纂倾向。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些风物景观至少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考量:第一,“八景”多以治所的核心区域为中心,逐渐扩至四周,各处景致虽独立成名,但又彼此联系,构成富有层次和内在逻辑的景观系统,展示了当地民众对区域地理环境的认知。第二,“八景”与区域社会人群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同的景观设置虽有不同的意境和韵味,但均可以反映社会人群普遍认同的生活旨趣。第三,“八景”作为方志卷首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通过图象资料更为具象地掌握区域内的地理事物,从而达到对区域环境更为全面的认知。第四,“八景”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景观会因为不同时期社会人群的审美意趣和价值取向而发生调整,也会因生态环境的变迁而进行重置。这种调整和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演区域生态的变化过程以及与周边区域生态变迁之关系。

二、乾隆“贞丰八景”与水文环境认知

据查,清代周庄存世文献中的方志材料主要有四种,分别是乾隆《贞丰拟乘》、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光绪《周庄镇志》和《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其中,乾隆《贞丰拟乘》、嘉庆《增辑贞丰拟乘》的存世问题有一定争议。乾隆《贞丰拟乘》为镇人章腾龙仿宋常棠《澉水志》之体例所纂。①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章腾龙序》,第399 页;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八《列传下》,《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8 号),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1255 页上。但由于该志书“著述之成未有刻板,即所有抄录旧本亦皆残缺”②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陈勰序》,第397 页下。,因此很难单独付梓成书。而嘉庆时人陈勰鉴于“自癸酉屈指及今,几六十载矣。天道变于上,人事迁于下,吾镇之有待于书记者,又不少矣”③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陈勰序》,第397 页下。,故而以乾隆《贞丰拟乘》为基础,续纂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后人对此做法虽有不同见解,但陈勰对原书“虽删节处多不逮原本,而此书实藉以存,不可谓非其功也”④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人物》,第558 页下。。因此,我们仍可以从嘉庆《增辑贞丰拟乘》中辑出康乾时人章腾龙《贞丰拟乘》的相关文献记录。如陈勰在增辑之时对清代康乾时期的“贞丰八景”(即“旧八景”)的诗文多有保存,另注“周庄八景”(即“新八景”)诗文,并进行了景观变迁的原因诠释。

在清人眼中,周庄镇虽为“蕞尔一隅”,但“跨连三邑”,河道密布,“波流浩淼接天,帆影云连,漕艘达江淮之路,人烟雾集,商船当吴会之冲,地狭民稠,泉甘土沃,岁书大有,户比小康,东郊多选胜之场,南陌有寻芳之侣”⑤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文·贞丰里纪胜乞言》,第462 页上。。因此,乾隆《贞丰拟乘》所载“八景”(雨花春晓、小桥流水、全福晓钟、蚬江渔唱、南湖秋月、急水扬帆、庄田落雁和东庄积雪)多有与水文环境相关的风物景致。在这八景中,四季花时、山水风光等单一的自然景观有两处,桥梁、寺观、田园、渔樵等人文景观有六处之多,其中,“八景”之中与“水”直接有关的景观有四处。据乾隆《贞丰拟乘》等相关记载可知:小桥流水,指在周庄镇沈万三故居北侧雨花庵附近的景致,该桥“不逾丈,非富安等桥之比,以其流向水处,向为八景中之一”⑥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桥梁》,第406 页上。。早在顺治康熙年间,镇人徐汝璞曾做“八景”诗,并以“非村非郭亦非山,茅舍清幽盖几间,家近石桥春寂寂,门前流水日潺潺”来描述“小桥流水”景致⑦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八景》,第452 页下。。至雍正乾隆之际,乾隆《贞丰拟乘》著者章腾龙对“小桥流水”的评价为“碧水渟泓,野花盈岸,春光明媚,如在武陵渡口”⑧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八景》,第403 页上。,这里所指“武陵渡口”当位处今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的武陵山区,章氏在以掌书记的身份辅佐内甥杨俊出任广西兴业县令期间,曾经游历两广、江浙、两湖、河南等地①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之《贞丰拟乘自序》,第399 页。,武陵山区亦为章氏游历之地。故而在晚年编纂《贞丰拟乘》时结合镇内景观有此类比。此外,曾有明中叶诗人何景明留有“古洞入青冥,山通武陵渡。渔郎莫放舟,恐失花间路”的诗句② 沈乃文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何氏集二十六卷·何景明》,黄山书社2015 年版,第504 页。,可以和清乾隆间镇人徐棱“小桥流水”五言诗“曲水平桥锁,涓涓洗市尘,此中听远志,江海去无垠”相对比③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诗》,第453 页上。。徐棱为周庄镇人,久居于“镇之后港”的磊园,常以诗篇吟咏为乐④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人物》,第554 页下。,他对章腾龙所录“贞丰八景”多有诗文评论。除章氏、徐氏之外,还有乾隆初年诗人俞达诗文评议⑤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人物》,第555 页。。从上述诸人诗文中,我们皆可看出,此处景致是因为水流缓慢、景色静谧而得名。

蚬江渔唱,指周庄镇河道主脉之一的白蚬江,该河道在清初的水道记录为“长九里,阔亦如之”⑥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水道》,第407 页下。。据《国语正义》注,“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曰上江,亦曰东江”⑦ 董增龄:《国语正义》卷十九,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藏》(精华编1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7 页上。。据《太湖备考》载,单锷在《水利书》中曾言,“欲泄震泽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无水患”⑧ 金玉相纂修:《太湖备考》卷三《水议·单锷水利书》,《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0 号),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 234 页。。嘉庆《增辑贞丰拟乘》中另以奇闻轶事记载该江险情,“有异人来云,江底有九泉,某日某时有红虾九浮于水面,可预备铁柱,从虾钉下可以塞之。里人如教,遂为安澜,然风作辄不能行”⑨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水道》,第407 页下。。有关白蚬江险情的记录又见明初姚广孝《风阻夜泊蚬江口怀徐贲诗》“颠风渡江难,停橹依茭葑,涛烟翳暝光,滩月浸寒梦,渔归候火明,凫眠忌芦动,遇险更思君,陡觉离愁重”⑩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水道》,第407 页下;卷下《诗》,第445 页下。。

南湖秋月,指在富安桥河以南的南湖,又称南白荡,相应地标建筑有城隍庙、贤圣堂、纵目亭等。南湖一带“风帆沙鸟,朝旭宵辉,四时无所不宜”⑪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古迹》,第415 页下。,是当时周庄镇较为偏僻所在。也正是由于南湖僻静,镇志中多将旱涝、瘟疫等自然灾害与南湖的奇闻轶事相联系。乾隆十九年(1754)八月,“自朔至望,连阴水涨,几与雍正四年等,南湖、北港一望汪洋”,又乾隆二十年(1755),“南湖等处,夜有盗艘屯集,高悬号灯,闪烁水面,荡漾而来”⑫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杂录》,第443 页上。,次年即发生严重的瘟疫,致使“民死者相枕藉,棺木无办,以盐包芦席裹尸甚众”⑬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杂录》,第443 页上。。上述灾害或以“瘟部神放水灯后乃大疫,识者以为轮回中一劫数”解之⑭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杂录》,第443 页上。,或以大蚌蕴明珠为由来诠释⑮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异闻》,第438 页下。。故而在有关周庄南湖的文献中多是描述自然风光和奇闻轶事,而鲜少表达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景象。

急水扬帆,指全公桥外急水港,位处周庄镇主河道富安桥河北侧⑯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水道》,第407 页上。。清代方志中关于急水港的文献多体现为“东西利于交通”“南北苦于往来”。就“东西利于交通”而言,急水港一带由于水面较宽,河道流速湍急,素为“云间运道,舳舻联接,巨浪排空,帆影漫天,势雄声壮”⑰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八景》,第403 页上。。镇人徐汝璞曾撰有写实性诗文“江涛滚滚界苏松,日逐征帆趁好风,伫立市梢遥一觑,依稀秋雁字排空”⑱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诗》,第452 页下。,这让我们更为具象化地了解这里的水文情势。此外,该港附近有侧洞村,该村据传“宋时韩世忠屯兵于此”,“此地松江出海咽喉,诚为要地”①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古迹》,第414 页上。。故而急水港具备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至于“南北苦于往来”,由于急水港的水文环境不利于架设桥梁,镇人前往急水港南侧的白家浜、耘田港等地从事经济活动很是受限。为此,当地士绅陶唐谏曾捐田设方舟济人,以利民生②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人物》,第418 页下-419 页上。。

整体来看,清代中前期的周庄镇逐渐形成以地理位置偏东的富安桥为核心向四周发展的态势。在当地士绅民众的参与下,周庄镇内至少出现三次适度性改造市镇结构的行为,如康熙五十年(1711),清远庵僧在西湾南侧开凿新开河;雍正元年(1723),镇人将合镇河道疏通;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镇人又开凿箬泾,使之可通舟楫。③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水道》,第407 页上。对于环镇周边的诸河道,如急水港、白蚬江等,虽然相对镇内核心区域来说略为偏北,但这些区域为东西交通要冲,更是经松江入海的主要河道,因此该区域的军事、经济意义不言而喻,自然会吸引更多的民众以此作为主要的谋生场所。而南湖尽管更靠近富安桥这一核心区域,但是文献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是自然风光,除了文人骚客踯躅忘返、部分士绅避祸于此外④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诗》,第452 页下-454 页下。,当地民众鲜少定居。

三、光绪“周庄八景”与水文环境认知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著者陈勰在增辑志书过程中对乾隆《贞丰拟乘》的“贞丰八景”进行了修订,将“雨花春晓、小桥流水、全福晓钟、蚬江渔唱、南湖秋月、急水扬帆、庄田落雁和东庄积雪”改为“指归春望、钵亭夕照、全福晓钟、蚬江渔唱、南湖秋月、急水扬帆、庄田落雁、东庄积雪”,其中将“雨花春晓、小桥流水”改为“指归春望、钵亭夕照”。陈氏给出的理由是,“吾镇旧有八景,前辈多吟咏之。但岁月屡迁,风景易变,如小桥流水今已水道淤塞。而雨花春晓,昔为徐氏家庵,今为尼姑杂处之所,窃不自揣,以指归春望、钵亭夕照易之。余六景俱仍其旧焉”⑤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八景》,第403 页下。。由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小桥流水”所处水文环境在乾隆中期至光绪年间是否出现严重“淤塞”? 陈勰“周庄八景”中有关水文环境的其他风物景致在此期间是否也在发生变化?

查嘉庆《增辑贞丰拟乘》之《桥梁》篇,“小桥流水”之“小桥”位处严字圩雨花庵后,该桥“不逾丈”,桥下河道当在3.5米以内,相对较窄。另据嘉庆《增辑贞丰拟乘》之《诗》载,顺治康熙年间,镇人徐汝璞曾有“贞丰八景”诗,有关“小桥流水”的诗文为“非村非郭亦非山,茅舍清幽盖几间,家近石桥春寂寂,门前流水日潺潺”⑥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诗》,第452 页下。。同样的诗文亦可见乾隆年间镇人徐棱“贞丰八景”之“小桥流水”诗文,文中有“曲水平桥锁,涓涓洗市尘”的诗句⑦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诗》,第453 页上。。如此具象化的描述,可以得出自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严字圩小桥附近的水文环境并无明显变化,河道面积较为有限,河水流速也较为舒缓,仅可称为“涓涓细流”。至嘉庆年间,小桥附近的河道已经出现严重淤塞现象,甚至小桥西北方向的主干道箬泾也“常多淤塞”⑧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上《水道》,第407 页上。,这种情况到光绪年间并未明显改观⑨ 光绪《周庄镇志》卷二《桥梁》,第510 页下-512 页上。。

其余和水文环境相关的“三景”蚬江渔唱、南湖秋月、急水扬帆,在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和光绪《周庄镇志》的记载中,均可见当地士绅、民众对其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如陈勰在《贞丰里地理论》中将白蚬江、急水港的河道走向与富贵功名相联系,如下文评论。

从来人定可以胜天,而地灵亦能人杰。观吾里之所以兴,及其所以衰,有明征矣。盖白蚬江北接陈湖,东通淀水,其源远流长,吾里之富贵功名,实由于此。其最妙者,莫如金龙祠畔,筑一石梁,始地盘不至有漂泊之形。石梁不成,则必于北严圩嘴角,筑一石埂,向北十余丈长,又于水中筑一墩,约二亩许,将东岳庙迁在墩上。而庙侧又造文星阁,将永庆庵中文昌魁星,供奉在彼,俱西向。庶水望东流,汪洋之膏泽,得以留住。而支流或从镇北向镇南出,财气秀气俱有所归蓄矣。吾里向日之有小富小贵者,以予幼时所见,北严圩嘴角,比西岸尚有六七丈冲出。今则风摧浪打,日渐坍颓,蚬水经过,有一泻千里之势,而进水咽喉,又被东岳庙塞住,将何以藏风聚秀,使一镇之有生色耶?① 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卷下《文·贞丰里地理论》,第466 页。

陈勰久居周庄,对这里的水文环境多有见解。他出于为周庄凝聚富贵功名的目的,试图对急水港南侧之金龙祠畔和北严圩嘴角进行人为改造,并设想将东岳庙、文星阁迁至这里。这一想法可以视作他多年观测周庄周边环境后所做出的判断。此外,陈勰将幼年所见的水文环境和六十年后的情形详加对比(陈勰生卒年为1746—1817),如在乾隆中期北严圩嘴角“比西岸尚有六七丈冲出”和嘉庆年间该地“风摧浪打,日渐坍颓,蚬水经过,有一泻千里之势,而进水咽喉,又被东岳庙塞住”。如此具象化的文献记录足可以看出白蚬江、急水港一带环境变化的剧烈程度。

至道光年间,由于“运河阻滞,创行海运,费用大减,漕政一清”② 同治《苏州府志》卷十六《田赋五》,第437 页下。,周庄镇“急水扬帆”的风物景致逐渐消亡。至光绪《周庄镇志》编纂时,纂者陶煦从弟陶然曾考虑“以淞南水操易之”。后经商议,陶煦终以“国家漕政,随时变更,安知将来不复行河运”为由,“仍其旧以俟后人”③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胜迹》,第489 页上。。由是可见,白蚬江、急水港“运道之总口”的经济区位因之减弱。不过,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性影响,太平军和清军在江浙一带的战事呈现胶着状态。而白蚬江、急水港的军事地理位置得以凸显,清代后期,清政府长期在此驻守水军④ 光绪《周庄镇志》之《贞丰里庚甲见闻录》,第607 页。。

至于南湖,自乾隆至光绪年间似未有明显的环境变化,当地民众仍鲜居于此。直至清末,时人对南湖的沿革、方位、面积、水质、流速等方面已经有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南湖,本名张矢鱼湖,俗称南白荡,在镇之南,袤三里,广亦如之。……此湖水清而味冽,以之酿酒胜他处,相传湖底有酒缸罗列,云惟风浪作时每易覆舟,即报恩桥下之水,亦多奔流急湍也”⑤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水道》,第484 页下。。其中对于利用南湖水酿酒的描述尤为细致,“白酒以新糯米蒸成饭,和酒药入缸中。俟成酒酿漉去其糟,加以河水贮之甏,置壁旁月余,色清味冽谓之靠壁清,以十月酿者谓之十月白,味尤佳。相传有木渎酒家邀此间酒工往彼酿之,味终远逊,良由南湖、蚬江之水使然耳”⑥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第493 页下。。水质“清而味冽”,这也从侧面证明南湖的水文环境在清代数百年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自嘉庆年间以降,周庄镇富安桥河以西以南的南江字圩、中江字圩和下江字圩得以长足发展。许多寺庙、宗祠、聚落、圩田等人文景观均建设于此,作为行政中心的巡检司署和文化中心的城隍庙建于南江字圩。因此,富安桥河的镇中核心地位在此时期有所变化。在此阶段,清末时人对于周庄镇地理环境的认识更为细致和深入。从水文环境记录的条目数量上来看,乾隆《贞丰拟乘》和嘉庆《增辑贞丰拟乘》的《水道》篇中关于周庄水文环境的记载分为四个条目,而在光绪《周庄镇志》之《水道》篇则分为“镇中水道”“环镇湖荡”“白蚬江”“急水港”“和尚渠”“南湖”“陈湖”“太史田”“长白荡”“淀山湖”“元荡”和“三白荡”十二个条目。从水文环境的条目内容来看,由于镇中居民逐渐增多,民众对于土地和河湖渠荡的有效利用程度也逐渐增强,以至于在乾隆年间尚可通舟楫的箬泾一线已然出现“跨水多架屋,不能通舟楫”的拥堵现象⑦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水道》,第483 页上。。此外,光绪《周庄镇志》之《水道》篇专门对周庄地区的数十处河港湖荡先进行总括式梳理,然后再对颇具特色的湖荡进行细致记录,如将和尚渠“西自大王庙至东南栲栳湾”一带定位为急水港之“广阔潴蓄处犹南之沙田也”①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水道》,第484 页下。,再如将淀山湖界定为“凡吐纳众水之处,以此湖为雄长焉”②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水道》,第485 页下。。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光绪《周庄镇志》中多有体现,亦可视为评判清末时人对周庄及其周边地区的水文环境认知程度的重要依据。

四、结论:风物景致的脉络、变迁与传承

自宋元以降,“八景”之设逐渐向地方普及。随着世人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人为意象化的“八景”所呈现的地域文化亦出现多元化发展,由此,“八景”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着变化。在江南地区,由于水网结构的有效运用,经济变革推动市镇形态的变迁,继而带来商业化、城市化逐步显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市镇社会的存续与发展,不仅促进了市镇内部格局的结构性调整,还强化了区域人群的地域文化认同。从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和光绪《周庄镇志》的市镇布局来看,清代前中期,周庄镇总体表现出以地理位置偏东的富安桥为核心向四周逐渐发展的态势,而且为了谋求社会经济发展,自康熙后期至乾隆中期周庄镇内的市镇结构先后经历了至少三次适度性改造。这三次改造行为既有对整体镇内河道的疏通性举措,又有分别针对富安桥河东西两侧的河道开凿工程。时至清后期,周庄镇的总体发展逐渐趋于向富安桥河以西、以南地区延伸,其原因除了巡检司署、城隍庙等人文因素外,更应考虑自然因素的作用。如白蚬江、急水港方向来水对严字圩嘴的侧方侵蚀和掏蚀,严重影响富安桥河以东的人口聚落分布;箬泾、小桥河等河道长期淤塞,难以疏通,不利于以水为生的居民扩大生产和生活;中江字圩、南江字圩、下江字圩、化字圩、胡家圩、西友字圩等大量农田在清中后期得以陆续开发,势必会吸引本镇居民和外来移民迁居于此,从而成为影响这一时期周庄市镇结构发展的有利因素。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周庄在清代中后期的发展与整合过程中,也出现了向白蚬江和和尚渠延伸的市集。而这两条河道皆为周庄镇和外地往来的交通干流,相关商贸活动在江岸的延伸,势必会强化周庄镇和外界的商贸联系,同时,这种联系自然也会带来周庄镇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和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的丰富。

在这二百余年间,文人雅士对“贞丰八景”到“周庄八景”每一处风物景致进行细致品评,对当地自然、人文环境进行具象化的真实描绘,其中关于水文环境景致变化的描述最为突出,“小桥流水”因河道淤塞而景观消弭,“急水扬帆”几因“运河阻滞,创行海运”景观不复而险被替换,“蚬江渔唱”虽然在光绪《周庄镇志》中得以保留,但白蚬江在此期间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光绪年间时人所见白蚬江已经和康熙乾隆间时人所见迥异。

时至当下,新的周庄八景与清代八景存在较为明显的更替。2016年出版的《周庄镇志》记载有“周庄新八景”,即全福晓钟、南湖秋月、急水卧虹、箬泾穿舟、双桥烟雨、桥楼弦唱、迷楼诗韵、塔影夕照。③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周庄镇志》,方志出版社2016 年版,第65-66 页。清代的“周庄八景”多数风物景致已经发生变化。其中,旧有风物景致得以较好存留的有“全福晓钟、南湖秋月”。而急水港因沟通苏申外港线航道的需要,此地已建成周庄大桥,由于该桥如长虹跨南北两岸,故而原有“急水扬帆”遂改为“急水卧虹”。“箬泾穿舟”则是当地民众为了复原“轿从前门进,船从家中过”的江南民俗文化,故而将清代前期的“小桥流水”的景观进行了有效复原。至于其他四处景致则主要是周庄当地政府围绕新出现的景观进行的全新设置。由此可见,“周庄新八景”是对清代“贞丰八景”和“周庄八景”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如何将旧有的文化遗存进行合理保护、对更新的风物景致加以有效阐释,进而将之盘活和传承,成为当下城镇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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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068-08

作者简介: 王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2022 年度苏州市重大文化工程《苏州全书》编纂工程项目“苏州历史地理研究丛书”(SZQS202202)、江苏文脉研究工程项目“苏州明清人居文化研究”(22WMB015)资助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