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首页 > 当期文章
当期文章 更多+
推荐文章 更多+

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探析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摘 要: 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在多语环境下进行中文教学和传播,是重要的超语实践主体。对欧美7国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考察发现,超语实践在组织活动中十分普遍,以专业语域最为突出。社团组织常用的超语策略包括语际和语内策略、有基础语和无基础语策略等,其超语实践受到语言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语域特点和语言资源的影响。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发挥了语言双向/多向传播、身份构建和话语体系建设等功能。未来应多方努力,鼓励并促进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

关键词: 超语实践;社团组织;国际中文教育

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指双语者用以在双语环境中进行交流的动态多语实践①García O.,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AGlobal Perspective,Oxford:Wiley-Blackwell,2008,p.44.,是说话者使用整体语言库存以获取知识、制造意义、表达思想,以及交流如何使用语言的过程②García O.and LiW.,Translanguaging:Language,Blingualism and Education,London:Palgrave,2014,p.10.。超语理论强调打破语言和符号资源间的界限,将双语/多语者的语言资源视为整体符号资源库,为当前多语环境下的语言应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李嵬等学者指出,超语实践理论是一种可以对社会交流,尤其是多语使用者的社会交流、理解、创意等语用现象进行研究的创新方法,并对其概念、功能及研究方法做了系统论述③ 李嵬、沈骑:《超语实践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 年第4 期;Li Wei,“Translanguaging as a Practical Theory of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vol.39,no.1,2018,pp.9 - 30;Li Wei,“Translanguaging as method,”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vol.1,no.3,2022,pp.1-4.,该理论引入外语教学界后,研究主要围绕超语实践如何丰富外语课堂的语言符号资源,促进外语学习及学习者的知识建构等① García O.and LiW.,Translanguaging:Language,Blingualism and Education,London:Palgrave,2014;郑咏滟、邱译曦:《“全英文”学科课堂中的超语实践与知识建构》,《外语界》2024 年第1 期。。

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与实践近年受到学界关注,学者们对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多语政策、实施状况及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② 莉萨·J.麦肯蒂-阿塔利尼斯、方小兵:《当前国际组织语言政策面临的挑战》,《语言战略研究》2022 年第2 期;张治国:《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政策:多语和单语的博弈与平衡》,《语言战略研究》2022 年第2 期;张慧玉、安雨晨:《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不少中国学者关注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应用状况,对组织的官方语言、网站及工作人员中文使用等展开考察③ 文秋芳:《中文在联合国系统中影响力的分析及其思考》,《语言文字应用》2015 年第3 期;邹煜、卫酉祎:《中文在国际组织官方网站的使用情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2023 年第1 期;韩霄、刘佳欣:《国际组织工作人员中文使用状况及动因》,《中国语言战略》2024 年第1 期。。结果显示,当前中文在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明显不高。从已有研究的数据中发现,国际组织同时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大量存在,中文和其他语言的使用往往相互交织,而非界限分明,组织的语言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海外中文应用的复杂性为研究的计量、描述与分析带来了一定难度,某些情况难以用传统理论加以解释。王祖嫘等研究了国外中文教育NGO,归纳出此类组织的语言文化、社会治理、国际事务三大功能④ 王祖嫘、张晓睿:《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中国语言战略》2024 年第11 期。。国际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同样身处海外环境,其语言应用状况与前述国际组织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中文教育社团组织是推动中文国际化的直接责任主体,本土化特征更加突出,成员的同质性更强,因此其中文应用状况十分值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以信息介绍为主⑤ 何文潮:《美国大纽约地区中文教师学会简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2010 年第3 期;黄甸:《英国汉语教学研究会简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2011 年第1 期。,甚少关注组织的语言应用。鉴于此,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超语理论对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语言应用情况进行分析,了解相关组织如何调用多种语言符号资源进行工作,有组织地进行中文传播,其超语实践有何策略及影响因素等,以期更好地解释社团组织在多语生态下的语言应用策略,为语言竞争中的中文国际传播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义为海外本土组织的,以推动中文教育为主要职能的非营利性、自愿的公民团体,包括在当地管理部门正式注册以及未经注册的民间社团。此类团体在不同国家名称各异,国内一般称为社会组织,本文将其统称为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以往研究显示,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组织运行较成熟,中文教育社团组织也较为集中⑥ 王祖嫘、张晓睿:《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中国语言战略》2024 年第11 期。。根据组织规模、业务范围、活跃程度、影响力以及材料的可及性,我们通过网络田野调查、内部咨询和实地调研等方式筛选出一批以推动中文教育为核心职能的社团组织,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士等7 个国家的63 个组织。其中美、加、澳属于典型移民国家,社区语言丰富;英、法、德、瑞等国位于欧洲,属于多语使用的典型区域,超语语境具有代表性。研究大量搜集组织的官方网站、社交媒体推送、出版物及学术会议实录等多种材料,以探究其中的超语实践、相关策略及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1.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主要用于社团组织生产的文本。每个组织的文本至少包含三种类型,一是官网网页,二是出版物,三是活动推送或者相关行政文件中的任意一种。分析采用量化和质性两种方式。超语实践研究通常会设定“默认语境”,即研究者认为该语境下存在默认的语言选择,多数情况下,默认语言为研究对象所在国家(区域)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单独使用默认语言之外的语言或语言变体,或与默认语言组合使用都可视为发生了超语实践①Ma Yue and Li Min,“Unpacking translanguaging in refusal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strategies,distribution,and functions,”Multilingua,vol.43,no.4,2024,pp.487-524.。本研究以一份网站首页、出版物或文件为文本考察单位,对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情况进行量化统计,观察其超语使用频率及比例② 统计方法为:人工阅读组织文本,每份文本按照是否出现超语实践进行二元编码,以组织为单位将出现超语实践的文本数加总(单位:份),超语使用比例=(某组织超语实践文本总数÷该组织各类文本总数)×100%。。同时也考察超语使用的分布情况,根据组织语言实践场域的公开程度和受众群体,划分公开语域、专业语域和管理语域三类(见表1)。公开语域面向全社会,开放程度最高,文本包含组织官网和社交媒体推送等;专业语域主要面向从事中文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文本含中文教学相关出版物、文化沙龙及学术研讨通知等;管理语域主要面向组织内部管理者及当地责任管理部门,开放程度最低,文本包含相关行政文件,如章程、财务报告等。对上述三大语域的超语实践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探讨其分布特点及相关策略。

表1 研究材料数量一览表

研究方法 材料类型 数量文本分析公开语域文本 80(份)专业语域文本 171(份)管理语域文本 28(份)瞬时分析口语转写文本 35861(字)学术报告PPT 22(份)2.瞬时分析法

瞬时分析法(moment analysis)是超语研究的常用方法,不强调样本数量,更多地关注瞬间发生、易被忽略的语言实践,并结合主体的经历、意识形态、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等进行深入理解③LiW.,“Momentanalysis and translanguaging space: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bymultilingual Chinese youth in Britain,”Journal of Pragmatics,vol.43,no.5,2011,pp.1222-1235.。本研究使用该方法对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学术会议实录进行分析,包括口语转写文本和报告PPT(见表1),对其中的超语实践进行编码,探讨组织成员在真实语境下的超语策略,并结合相关社会背景信息对超语实践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解读。

二、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策略

研究结果显示,超语实践在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中十分普遍。本文选取的组织默认语言均为本国官方语言或行政语言,英、美、加、澳等国为英语,德、法两国为德语和法语,瑞士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及罗曼什语。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在多种场域广泛存在着超语实践,文本中出现多语使用的比例达93.82%。从语域角度观察,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在公开、专业、管理三大语域中呈现中间多,两端少的特点(见图1)。专业语域的超语使用最为频繁,其次是公开语域,管理语域使用最少。中文教育社团组织作为推动中文教育和传播的主体,其超语语库主要由中文和当地默认语言构成,非英语国家组织的语库则体现出中文、默认语言和英文混合的特点。超语实践中语言符号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中文+默认语言、中文+默认语言+英文、中文简体字+繁体字、汉字+拼音以及多种模态符号的混合,等等。可以看出,各国社团组织在当地语境下积极进行着超语实践,并通过实践创造了多样的中文应用场景,其中专业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扩展到公开领域。限于篇幅,以下仅就语言符号展开讨论,包括口语和书面语,有关多模态超语实践的分析将另文论述。

图1 三大语域的超语实践分布情况(%)

(一)语际策略和语内策略

以往研究根据调用的语库资源类型,将超语策略分为语际策略和语内策略两种① Ma Yue and Li Min,“Unpacking translanguaging in refusal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strategies,distribution,and functions,”Multilingua,vol.43,no.4,2024,pp.487-524;Han and Yanmei,“Translanguaging as transnational spaces:Chinese visiting scholars’language practices on WeCha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vol.17,no.2,2019,pp.174-195.。本研究发现,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亦使用了上述两种策略(见表2)。语际策略指在一份文本中单独使用非默认语言,或同时使用两种及以上语言的策略。本研究收集的网页文本最多同时出现了五种语言,社团组织的语际策略包含“中文+默认语言”“中文+默认语言+英文”两种子策略,有来自7 个国家的60 个组织使用了前者,由于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来自英语国家,因此采用“中文+英文”策略的最多,共计237 份文本。非英语国家则更倾向采用“中文+默认语言+英文”策略,来自3 国3 个组织的13 份文本采用这种做法,仅有8 份文本采用“中文+默认语言”策略,默认语言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语内策略指单个文本中同时使用一种语言之不同变体的策略,来自5 国19 个社团组织的36 份文本使用了这一策略,其中最突出的是“简体字+繁体字”子策略,个别组织还使用了“汉字+拼音”子策略。

表2 基于语库资源类型的超语策略分布表

超语策略 文本数量(占比) 来源组织数 分布国别语际策略中文+默认语言 245(94.96%)中文+默认语言+英文 13(5.04%)合计258(100%)60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士3法国、德国、瑞士语内策略简体字+繁体字 34(94.44%)17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汉字+拼音 2(5.56%)合计36(100%)2澳大利亚总体来看,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策略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语际策略远多于语内策略。其中“中文+默认语言”是主流,在各类活动和宣传中,既照顾了当地通用语言,又融入了中文表达,彰显了组织的身份特征。在非英语国家,不少组织采用了“中文+默认语言+英文”的策略,显示英语在欧洲国家组织的语库中占据重要地位,社团组织主动调用英语,以提升国际性,扩大信息传播范围。此外,语内策略主要表现为中文繁简字体的混用,一方面由于部分组织成立时间较早,早期创始人或相关汉学研究多使用繁体字,具有一定历史惯性;另一方面,繁体字作为传统书写形式,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部分组织将繁体字作为传达组织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近年简体字的传播日益广泛,也有17个组织的34份文件采取了繁简兼用策略。

(二)有基础语策略和无基础语策略

“基础语”原是来自语码转换理论的概念,Scotton将之定义为语码转换中在句中起主导作用的语言① Myers-Scotton C.,“Code-switching,”in Florian Coulmas,ed.,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itic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7,pp.217-237.。引入这一概念对超语策略进行分类,是由于超语同语码转换的概念并不矛盾,而在内涵方面更为丰富,同时便于统计和比较。有基础语策略指单个文本中不同语言资源所占篇幅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篇幅大的语言为基础语,篇幅小的为嵌入语。分析发现,社团组织的基础语主要为中文和所在国默认语言,极个别组织出现其他语言为基础语的情况② 瑞士汉语教学协会的官网提供英文版,以英文为基础语混合了中、法、德、意四个语种。。无基础语策略指不同语言资源在文本中所占篇幅无明显差异,可细分为对照型和互补型。在对照型策略中,不同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一致,读者掌握任意一种语言即可获取全部信息;而在互补型中,不同语言传递的信息不一致,几部分信息共同构成整体内容,读者仅掌握一种语言则只能获取部分信息。

统计表明,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有基础语策略显著多于无基础语策略,在7国48个组织中,共204份文本使用了该策略,达79%以上(见表3),其中默认语言为基础语的占56.37%,默认语言主要为英语,占45.09%。英语占据的文本篇幅大、传递信息丰富,发挥了很强的实用价值。与此同时,中文为基础语的文本数量也十分可观,占43.14%,同前一类相差无几。7国的组织文本中都出现了无基础语策略,共有32个组织的54份文本,其中互补型策略的使用略多于对照型,绝大多数为中英文融合使用。我们发现,组织的中英语库资源组合更倾向于使用互补型策略,占同类文本的58.7%左右;而中文同其他语言资源的组合则更多使用对照型策略,占同类文本的87.5%。

表3 基于语库资源篇幅的超语策略分布表

超语策略 文本数量(占比) 来源组织数 分布国别默认语言作为基础语 115(56.37%)48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士有基础语策略中文作为基础语 88(43.14%)合计204(100%)其他语言作为基础语 1(0.49%)36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士1瑞士中文-默认语言(互补) 28(51.85%)无基础语策略中文-默认语言(对照) 26(48.15%)合计54(100%)17 美国、加拿大15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士一般认为,有基础语策略是单语意识形态的产物,嵌入语仅是单语框架下的补充和注解,因此该策略更接近于“语码转换”,与典型的超语实践尚有距离。而无基础语策略基于双语或多语意识形态,更贴近超语实践,其中互补型与对照型相比,后者表现出较强的语言边界感,而前者语言资源的融合度更高,根据表达需求进行资源配置,是超语实践的典型表现。从本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并非“一刀切”的同一状态,而是有层次并不断发展的,其策略运用表现出由保守向开放过渡的趋势,其中无基础语策略的运用呈现更强的超语实践特征。

三、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超语实践的影响因素

(一)语言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

本文研究发现,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是一个处在变化中的连续统。当前组织的语言实践中单语意识形态仍居于主导地位,表现为有基础语策略占优势,所在国默认语言为基础语的策略居多,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不仅在英语国家占支配地位,在非英语国家组织的语库中也十分重要。同时,中文为基础语的情况也为数不少,显示出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对中文应用和文本生产的主观能动性。不过,无基础语策略的使用也展现出多语意识形态对社团组织语言实践的影响,其中互补型策略的使用超过了对照型,从符号组合的角度看,互补型策略更加灵活随意,能够发展出更丰富的表达手段。该策略在英语相关的文本中大量使用,表明实践主体中英语库的融合度高,边界弱化,使语言生产更贴近真正意义上的“超语实践”。可见,多语意识形态在海外影响力的提升,使社团组织的语言实践也表现出“超语化”的趋势,其中中英双语群体走在了前列。

其次,中文教育社团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也深刻影响其超语实践。欧美发达国家相关组织的成员大多为中文母语者① 据前人研究,英国中文教师社团中华裔母语教师为绝大多数,十余年间未有明显变化。见张新生、李明芳:《英国汉语教育的发展现状、特征与趋势》.《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4 年第 5 期;张新生、李明芳:《英国大学汉语教师和教学法现状调查》,《第十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2010 年。据笔者内部咨询和实地观察,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情况基本相同。,对中文怀有强烈的认同。同时,中文也是增强组织专业性和辨识度的重要元素。社团组织主动根据语域调整超语资源配置,在适当的语境下积极应用中文,因此,其超语实践在专业语域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语域的特征。瞬时分析发现,组织成员的身份背景差异导致了一些认同差别,并对其超语实践产生影响。以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② 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成立于1995年,现有教师队伍近3500人,教授学生近17万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中文教育社团组织。为例,组织第28 届年会公告中给出了“双语PPT 报告展示(Bilingual powerpoint presentation)”的语言政策③ 澳大利亚达尔文市,2023 年7 月。,但该政策的具体实践有所不同。我们对大会三个工作坊的语言实践进行了比较,每个工作坊有一位主报告人,均为华人教师,分别记为教师A、B、C,每位报告时长为45 分钟左右,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工作坊的超语实践分析

报告人 身份背景 联会委员会委员兼区域分会会长中文为主出现中英超语实践情况口头报告 书面PPT主要策略教师A,超语使用较少,偶尔文混用,超语单位以单词为主。全部使用英文。无基础语互补型教师B 当地全日制中学资深中文教师超语使用频繁,中英文大量混用,超语单位覆盖单词、句子、语篇等不同层次。以英文为基础语,少量中文内容涉及测试例题分析,问题总结等。无基础语互补型教师C 中国高校学者中文为主,超语使用极少,偶尔出现中英文混用,单位限于单词和短语层面。以中文为基础语,嵌入零星英文简称和专有名词对照。有基础语年会三个工作坊主题均为中文教学相关专业问题,语境方面无明显差异。听众主要为会员教师,以中文母语者为主,也包括少数中文非母语教师。从表4可以看出,三位老师的报告中都包含超语实践,但其语言资源的配置方式却有所不同。首先,教师A、B和教师C呈现明显不同的风格。前两位是该教师协会的正式成员,超语策略的一致性高,即不设定基础语,而是根据表达需要自如调用语库的中英文资源,同组织的双语政策比较吻合;而教师C是受邀参加会议的中方学者,不属于组织正式成员,报告全程以中文为基础语,仅嵌入少量中英对照的专业术语,如“能做/can do”“关键技能/key skills”等,发言与书面PPT基本属于对照型文本,全程使用中文进行交流互动。可见,教师C受中方学者身份影响,未严格执行组织的语言政策,语库的中英语言具有清晰边界,尚未成为A、B一样的典型超语者。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教师A、B的超语资源配置也存在差异。A担任中文教师协会领导,是本地资深中文教学专家,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采用中文发言配合英文PPT的方式,口头报告同书面PPT并非对照型语篇,中文发言有大量灵活发挥,亲和力强。他全程积极使用中文推动讨论互动,仅对中文非母语教师使用了少量英文。总的来看,A既执行了组织的语言政策,又以身作则在专业场合推动了中文应用,充分展现了组织意见领袖的身份。教师B的工作环境和教学对象以澳籍非华人为主,作为白人学校颇受欢迎的中文教师,她对个人职业身份有较强的认同感,发言时英文调用最为频繁,显示出日常工作环境及学校文化的影响。不过B同时意识到自己中文教师协会成员的身份,顺应组织政策在发言中使用了大量中文母语,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中文互动。可见,教师B的超语实践体现了两种身份认同的调和,总体也较好地执行了组织的语言政策。以上案例是社团组织超语实践的生动诠释,组织以显性语言政策标示了自身超语实践的主体地位,成员出于组织身份认同自觉进行着超语实践。但个体的身份认同差异也导致了超语实践的差别,其中意见领袖往往起着示范作用。

(二)语域特点

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还受到语域特点的影响,公开、专业和管理三大语域的超语策略分布有一定区别。

公开语域使用“中文+英文”策略最多(91.78%),但由于受众范围广,多语需求大,使用“中文+默认语言+英文”的策略比例相对也较高,占8.22%,单个文本中最多同时出现了五种语言。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具有国际事务功能,即在全球范围内帮助保护多元文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除了扩大信息传播的考虑,上述策略也反映出组织响应当地多元文化理念、实现国际事务功能的努力。不过,由于网站建设和维护成本等现实原因,相比其他语域,公开语域使用有基础语策略的比例最高(87.67%),大量信息仍然依靠少数基础语传递,超语实践中其他语言资源并不起信息传递作用,语言职能分化明显。

专业语域是中文教育从业者进行专业交流的场域,也是社团组织中文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该语域最常使用“中文+英文”策略(95.68%),但中文为基础语的策略使用明显增加,可见用中文探讨专业领域问题已成为组织的共识。此外,专业语域也是语内策略最集中的领域,“简体+繁体”汉字策略共使用21次,“汉字+拼音”策略也仅出现于该语域。可见,中文语内策略的使用是组织成员充分交流专业问题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大华语”观是把各种华语变体都看作是华人的语言智慧而珍重它① 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017 年第1 期。,中文教育社团组织为促进华语变体的相互影响、加强语言文字协调以及开展全球视角下的华语研究提供了有益平台;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和族群大部分是经过语言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②Jan E.Stets and Peter J.Burke,“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3,no.3,2000,pp.224-237.,兼容多种中文书写形式是联结全世界华人的方式,有利于吸纳更多同道,壮大组织实力。

管理语域使用“中文+英文”策略的比例为100%。该语域主要面向行政管理,是最为封闭的语域,部分行政人员聘自当地,相关信息仅流通于组织内部,信息传递注重简洁高效,因此相关文件使用默认语言的频率最高,非英语国家组织在该语域一般不调用英语资源。如德国、瑞士等德语区的社团组织,其内部文件均使用德文而不用英文,德文和英文也不在同一文本中共现。

最后,与其他领域的超语实践相比,中文教育社团组织语域的专业性突出,排斥不规范的语言使用。因此,超语实践基本都采用中外标准语,极少出现语音、词法、句法或修辞层面的“创意”,如通俗所讲的“Chinglish”、中外融合的新造词或幽默的修辞手法等;尽管组织成员中包括了不同的中文方言使用者,其口头及书面中亦未出现中文方言及其变体。以上都突出体现了中文教育社团组织语言应用的领域特征。

(三)语言资源与加工效率

超语理论解释了日益复杂的语言环境下,多语者搜索和开发多种语言符号资源,并加以创造性应用的实践过程。(多语者)根据不同交流目的使用不同资源,形成不同语言资源(如口音、书写)之间以及语言与其它认知和符号资源之间的功能区别① 李嵬、沈骑:《超语实践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 年第4 期。。但完全平衡的双语/多语者只是极少数,语库资源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超语实践中各类语言符号的使用,除主观因素影响外,还同语库资源的储备相关。鉴于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专业性,其语言实践中的知识概念十分密集,而现代语言教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源自西方,大量概念术语以英文首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话语体系。社团组织成员多具有西方高等教育背景,其学术话语资源也主要来自英语世界。分析发现,在专业交流中,尽管教师本身是中文母语者,但当知识概念来源于英语世界时,则往往倾向于直接调用英文概念,减少中英对照或翻译的加工成本。不过,也有少数教师在专业讨论时为英文术语添加了中文翻译(如图2),这一方面取决于使用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取决于其语库中储存了对应的中文概念② 经考察,该教师具有中国大陆学习背景,知识体系中包含系列中文术语,对中英对译的准确性有信心,因此才有能力产出此类超语文本。。

图2 社团组织成员的术语概念超语文本示例

同理,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语内策略也受到语库资源的影响。早期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华人没有学习简体字的经历,语库中未储备简体符号系统,相关输入法软件运用不熟练,从而限制了其超语实践;而中国大陆背景华人的语库大多同时存储了繁简两套文字系统,因此采用“简体字+繁体字”子策略的更多来自后者,可视为超语者面对复杂语言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灵活策略。

总的来看,超语文本的加工精细度越高,难度越大,出现频率就越低。随着社团组织影响力的扩大,人员结构更加多元,组织为降低成本,不得不选择提高信息沟通效率的做法。相较于有基础语策略,无基础语策要求更高的加工精度;无基础语策略内部,对照型的加工精度又高于互补型,需要更多投入。以往研究指出,国际组织语言管理的关键点首先在于效率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张力权衡③Spolsky Bernard,Language Management,Cambridge:CUP,2009,p.224.,这一点对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同样适用,组织的超语策略总体上注重效率,但为了贯彻语言多样性原则,为中文教育群体代言,有时也会选择中英对照、中文繁简对照等形式,提供冗余的符号信息。

四、思考与启示

(一)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超语实践的积极意义

本研究发现,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是超语实践的重要主体。作为中文教学与传播机构,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首先反映了21世纪以来全球多元文化交流和中文对外传播的成果。在上世纪,中文的海外应用场域十分有限,专业领域使用中文进行教学研讨和国际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如今,各国社团组织的实践表明,中文虽然在政策层面仍属于“其他语言”,但融入欧美国家多语环境的程度大大加深,应用广度和深度也有了明显提升。中、英文及其他语言的界限逐步模糊,体现了跨越语言边界的应用,展现了中文融入海外语言生活的多元方式。

其次,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是语言地位和语言权力平等的体现。超语实践挑战了种族主义的语言框架和社会建构的教育体系、结构和实践,通过引入多样的生源,动态多元的意义生成系统、知识体系和主体性,从而动摇了所谓单语母语者和被定义的“其他语言”及其使用者之间的语言霸权关系① Wei Li,“Translanguaging as a political stance: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ELT Journal,vol.76,no.2,2022,pp.172-182.,因此被认为具有去殖民化和促进语言公平的价值。当前,虽然全球的中文学习者不断增多,但中文在欧美国家的语言教育体系中整体仍处于弱势。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在专业领域改变了“用外语讨论中文教学”的尴尬历史,提升了中文的实用价值和专业含量;在公共领域促进中外语库融合,生动践行了语言平等观,启发人们突破单语的视角看待国际中文传播,从培养多语者和促进超语实践的角度重塑中文传播目标,回应了全球多语和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二)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超语实践的功能

超语实践突出了多语使用者的创造性与批判性,个人有能力对历史与当下情境做出批判性的回应,他们通过超语实践有意识地建构及持续调整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与价值观② LiW.,“Moment analysis and translanguaging space: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by multilingual Chinese youth in Britain,”Journal of Pragmatics,vol.43,no.5,2011,pp.1222-1235.。因此,超语实践不仅发生在语言层面,还发生在认知和身份等超越语言的层面③LiWei,“Translanguaging as a Practical Theory of Language,”Applied Linguistics,vol.39,no.1,2018,pp.9-30.。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表现出多种功能:

1.语言双向/多向传播功能

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创造了一种语言双向传播乃至多向传播的方式。语言传播具有渐进性,不会存在新语言的突然产生,而是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来实现的④ 潘巍巍:《语言传播的本质规律探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2 期。。社团组织将中文和其他语言融合使用,根据不同语域调整语言资源配置,扩展了中文的应用空间及场域,促进了中文传播中新质要素的积累。同时,通过超语实践进行的中文传播并非是单向的,它从未脱离所在国的默认语言文化,而是将中文语言文化深植其中,通过融合性和创造性手段,实现了不同语言间的互动和传播,削弱了单语单向传播的地缘化和种族化倾向,更易于被对象国接受,有利于减轻中文传播的潜在风险,展现多元文化立场,更好地践行社团组织的使命。

2.身份建构功能

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受到组织身份认同的影响,组织通过显性和隐性语言政策在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语实践自觉,其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十分重要。社团组织的意见领袖包括在政治、专业、经验、人际资源等方面拥有较强影响力的人士,他们对中文应用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也兼顾了当地语言文化,其超语实践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能够引领和带动整个组织的实践。这种实践又反向促进了组织的身份建构,增强了自身凝聚力。与中国国内组织相比,超语实践强化了国外社团组织的本土特征,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第三方”身份。

3.话语体系建设功能

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在专业语域的超语实践最具特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包含中文的超语文本,创造了独特的海外言景观和本土特色学科话语体系。这种中文同其他语言深度融合,互动互鉴的话语体系,同中文母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有所不同,不仅体现了语言符号资源的丰富性,更体现了中外知识体系的对话和认知的拓展。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话语体系建设更加贴近海外各国多元文化和多语主义的话语体系,有利于中文学科话语的对外传播。

(三)促进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超语实践的建议

1.提升多语能力,鼓励超语实践

超语实践是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现实选择,也是其语言生活的重要区别特征。不过,当前多数国外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仍处于“自发”状态,尚未上升到“自觉”,超语策略较为保守单一,创新性不足。要进一步推动中文深度融入海外语言生活,需要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界突破单语思维,将多语能力作为自身的重要优势,持续壮大中文双语/多语者力量,发挥其能动性;营造包容的氛围,鼓励各种形式的超语实践,不断扩大中文应用场域;积极探讨和发展超语实践理论,从超语的视角重新认识和定义语言双向传播和文明互鉴的内涵。

2.强化身份认同,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身份认同对于中文教育社团组织超语实践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成员的多重身份认同。首先,应强化社团组织成员作为双语者或多语者的身份认同,组织秉持“大华语”观,不断增强中文语内策略的兼容性,壮大自身力量,这是激发主体超语实践动机和创造性的基础;其次要强化组织成员作为中文传播者的身份认同,为此,应持续推动中文融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提升中文课程地位,为行业带来更多红利;此外,意见领袖的推动也至关重要,中文母语国应继续加强同国外社团组织意见领袖的联系,增进感情,拓展合作,以期在意见领袖的带动下,将中文国际化的使命落实到社团组织的语言规划和实践中,进而内化为全体成员的共识。

3.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增强超语创新力

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呈现出显著的领域特点,专业领域的中文资源调用最多,是组织进行超语创新的优势场域。未来应因势利导,顺应各国社团组织的专业发展需求,大力开展中外语言教育学术交流。支持国内外社团组织开展合作,鼓励中方专家积极参与国外社团的各类活动,加强互动互鉴,在中外思想碰撞中不断更新认知,增强超语创新力。当前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对超语理论的关注和研究不足,策略较为单一。将超语理论引入国际中文教育,重点面向海外环境下的中文教学及应用展开研讨,能够开辟理论研究和超语创新的新空间。

4.建设中文学术话语体系,丰富超语符号资源

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还受到语言资源储备的影响。这就需要进一步丰富组织的语库,增加中文资源的供给。要打破英文知识概念的垄断,提升中文的信息承载量,重视中文母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传播,不断丰富原创学科理论,加强中外术语概念对译和对照,为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为国外社团组织成员提供更多来华学术研修机会,促进中文学术话语融入其超语语库。正如Li(2016)所说,超语实践是多语者的一种本能① Cook Vivian and Wei Li,“Epilogue:multi-competence and the Translanguaging Instinct,”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Multi-Competence,Cambridge:CUP,2016,pp.533-543.,当社团组织语库的中外语言和知识概念充分融合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超语实践。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可以成为中文学术话语体系传播的“中介部门”,对中文母语国的学术话语进行转化与诠释,从而更好地实现在地化传播。

五、结语

全球化时代跨境人口流动不断增加,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增多和新生代华裔子弟的成长,使得中文超语者的群体不断扩大,超语实践中的中文使用将越来越普遍。超语实践集政治、语言、文化、认知和身份认同等功能于一身,可以成为中文传播本土化的优势路径,而组织传播能够将人际传播的效果成倍放大,是不可多得的超语实践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外中文教育社团组织的超语实践对多语环境下中文传播的贡献值得期待。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190-10

作者简介: 王祖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重点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全球学术组织体系建构理念与实践路径研究”(24SGB01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20BYY11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