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与其“吟咏”习养密不可分。 “吟”“咏”“诵”在唐代语境下有着核心区别:与“诵”多指诵读佛道经典或他人作品不同,“吟”与“咏”是诗人创作自身诗歌时普遍采用的口头方式,贯穿于构思、表达、推敲与修改的全过程。 通过考察,不仅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诗作体现了通过吟咏进行的口头创作,在大量其他唐诗文本、笔记小说及相关图像记载中也可以发现吟咏在唐代诗歌创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仅是触发灵感、辅助构思的有效手段,也是诗人即时抒发情志、赋予诗歌“声韵美”的重要途径,尤其在追求格律精严的近体诗创作中不可或缺。 吟咏作为唐代文人特有的口头诗学实践,显著区别于西方朗诵传统,是理解唐诗创作机制与声韵特质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 吟咏与吟诵;口头性;诗歌创作
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诗歌都是先以口头形式创作的,抒情诗最典型的代表是我国《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部分。 国外则有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乃至印度的《摩诃婆罗多》,这些史诗也都是以声音为第一媒介创编出来的诗歌。 但是随着各个文化书写传统的形成和介入,这些诗歌逐渐具有了相对稳定的传世文本,口头文本与书写文本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言文互缘”的现象① 关于“言文互缘”,参见朝戈金:《口头诗学的文本观》,《文学遗产》2022 年第3 期。,两者既独立传承又互相影响。 由20 世纪诸多中外学者构建起来的口头诗学多被应用到对民间文学的考察中,认为民间文学尤其是以表演为载体的文学形式在创作和表演过程中有一套固有的程序,受众对其以“整序”的方式进行接受② 关于“整序接受”,参见朝戈金:《口头诗学的文本观》,《文学遗产》2022 年第3 期。。 但是甚为可惜的是,口头诗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成果在传统士大夫经典诗歌的研究中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考察中国中古的诗歌创作时,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口头和书写两种传统。 而在唐代文人诗歌创作的口头传统主要体现在“吟咏”上,唐诗文本和有关诗歌创作的笔记小说中就存在许多关于吟咏的记录,这些记录表明吟咏不但是当时诗歌的重要传播方式,还是一种常见的创作方式。
近几十年国内学者出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把目光投向“吟诵”(吟咏),陆续出版了多本专著和研究①华锋:《吟咏学概论》,大象出版社2013 年版;陈少松:《古诗词文吟诵导论》,中华书局2017 年版;徐健顺:《吟诵概论——中华传统读书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这些专著和研究或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史实材料,或从文学、语言学等角度对“吟诵传统”做了学理性的探讨。 不过正如赵敏俐教授指出的,学者们的论述大多来自自己习得吟诵的体会,研究尚不系统,甚至连概念的使用也不统一,有“吟诵”“吟咏”“吟唱”等多种称谓②赵敏俐:《序》,徐健顺:《吟诵概论——中华传统读书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 页。。 本文就将从讨论这个概念在唐代诗歌的具体文化语境下的内涵开始,考察其在唐人诗歌创作实践中的功用和表现,其中有几个观点需要说明。
首先,近年国内对于传统吟诵(吟咏)的研究偏重保存和整理③赵敏俐等:《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现代出版社2022 年版。,成果丰硕,嘉惠学林,自不必说。 但是在保存和整理的基础上所作的对吟诵诗学的理论反思和具体研究都还比较缺乏,少数专题论文则主要从受众或者传播的角度理解吟诵④董兵、王立增:《论唐诗在当时的吟诵传播》,《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3 年第3 期;赵黎明:《中西吟诵诗学的语文制度差异与对话融合——以朱光潜与海德格尔为中心的推展》,《中国比较文学》2023 年第1 期。,而对于吟诵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研究不足。 比如,有的学者直接把吟诵定义为“声解”,认为它“是以吟咏、诵读等形式感知情感意涵的解释方法”。 对于诗歌而言,吟诵的功能在于“它不仅是读者的一种理解行为,也是诗歌的一种再生产方式”。⑤赵黎明:《中西吟诵诗学的语文制度差异与对话融合——以朱光潜与海德格尔为中心的推展》,《中国比较文学》2023 年第1 期。这种理解采取了一种“后置”思维,将吟诵完全置于诗歌发生和创作之后,显然忽视了诗歌创作者在吟诵中的角色和作用。
其次,老一辈学者中早就有人指出吟咏和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吟咏是古人创作诗歌的重要途径之一。 叶嘉莹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诗人作诗总说‘吟诗’或‘咏诗’,这并不是随便泛言之词,而是古人作诗时是确实常伴随着吟咏出之的”⑥叶嘉莹:《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161 页。。 华锋先生也在其专著《吟咏学概论》中指出:“吟咏贯穿整个诗歌的学习、创作、修改的全过程”⑦华锋:《吟咏学概论》,大象出版社2013 年版,第26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先生都在概括古人出声读诗的概念时用了“吟咏”而非“吟诵”,通过考察,在唐诗对于出声读诗书的描写中,“吟”“咏”和“诵”有比较明确的区别。 因此本文将延用华锋先生的概念,称唐人出声读诗的习惯为“吟咏”。
最后,国外学者也曾在这方面做过探索,其努力主要体现在唐诗的口头性研究方面。 美国学者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曾在其专著《有诗自唐来》(Manifest in Words,Written on Paper: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中有过专门论述。 然而,在论述唐代诗歌的口头创作时,倪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那些在题目中标明了“口占”或者“口号”的诗,根据他的统计,《全唐诗》中收录的共计81 首。 由此他得出了从现存资料来看很难对唐代诗歌的口头创作情况做出精准判断的结论⑧倪健:《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冯乃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63-164 页。。 不过通过更为细致的考察,除了明显以“口占”或“口号”为题的诗歌,《全唐诗》中还有不少作品在题目或者内容上提到了吟咏,数量远远超出81 首。 诚然,其中很多创作是关于吟咏他人诗歌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一部分诗歌从内容上可以判断为诗人吟咏自己的诗歌的,吟咏甚至是贯穿在整个构思、创作与修改的过程中⑨倪健根据任半塘和芬尼根的理论,在书中对唐代诗歌口头创作给出了明确定义,即“不把书写当作首要创作行为的诗歌创作”,并且认为“创作完成后的诗歌命运与我们是否认为它是口头创作的再无关系”,见倪健:《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冯乃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49 页。 但笔者认为不妨把创作视为一个更加宽泛的“事件”,因为除了创作行为当下本身,事前的构思和事后的修改都应被视为创作的一部分。。 本文将把对于这部分诗歌的考察纳入唐诗口头性的研究中,从中观察吟咏对唐人创作实践的功用和影响①吟诵(吟咏)习养贯穿于从六朝直到清末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旨在考察唐代文人的口头诗学。 对于唐之前和之后的吟诵(吟咏)将另作研究。。
许多学者都曾经讨论过与吟咏相关的各种名词的定义和关系。 郑玄对于《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诵”的解释是“以声节之曰诵。”②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724 页。任半塘先生的《唐声诗》认为“吟”与“诵”在很多时候可以互训,“唐人于诗于文皆有吟,即上述杜诗之所谓‘诵’。 唐诗中普通所谓‘吟’,或指歌,或指诵”③任中敏:《唐声诗》上编,凤凰出版社2013 年版,第20 页。。 当代学者中华锺彦、李珍华认为:“吟咏或名吟诵。 诵,本有二义,其一为念诵,即指朗读,不带声调……其二为吟诵,即指吟咏,是带着声调的曼声长吟”④华锺彦、李珍华:《唐诗吟咏的研究》,《中州学刊》1985 年第5 期。。 另外,华锋先生和徐健顺在这方面做过比较细致的考察。 前者认为:“吟有按照一定节奏和变化去读诗文的意思,……咏与歌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有按照一定音节旋律去歌唱之意,……诵最基本的用法是朗读、念读,……对象却是有所指定,主要以《诗》、《书》等经典为诵的对象”。⑤华锋:《吟咏学概论》,大象出版社2013 年版,第3 页。后者在他的《吟诵概论——中华传统读书法》一书中认为“吟”和“咏”都是拖长声音去读,“吟”的特点是用偏于低沉轻柔的嗓音有旋律地读诗或文,“咏”则就是拖长声音有旋律地读。 他认为“诵”的意义在后来已经脱离《周礼·春官·大司乐》中的用法,而是常指“背诵”和“没有曲调但有节奏、有抑扬顿挫地读”,因此诵的音乐性不如吟和咏,但依然很讲究读法的规则,不能随意地念⑥徐健顺:《吟诵概论——中华传统读书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16 页。。 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这些学者都试图从发声的方法和特点上来探讨“吟”“咏”“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那么如果考察唐诗,这几个词的用法是不是就如学者们所解释的那样呢?
“吟”在唐诗中出现次数最多,如果在《全唐诗》中的诗歌内容中检索“吟”,会出现三千多条结果,其中有一些结果是因为诗歌的来源是宋代《吟窗杂录》,再去除《梁父吟》《白头吟》这样的乐府题目和描写蝉吟或猿吟等动物叫声的,真正在诗行中出现“吟诗”含义的也有2000 多条,绝大多数意为出声咏读诗文。 “咏”字在与诗相关的内容中出现了八百多次,虽然比“吟”要少许多,但是经常与“吟”互训,比如白居易的《闻龟儿咏诗》:“怜渠已解咏诗章,摇膝支颐学二郎。 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权德舆的《秋疾初愈月夜咏左思招隐诗因而成咏》:“闲吟理轻步,不厌凉夜咏”,郑谷的《结绶鄠郊縻摄府署偶有自咏》:“酒醒往事多兴念,吟苦邻居必厌闻”等等。 而“诵”出现的次数更少,一共不到200 条,其中有大多数讲的是吟诵佛道两家经典及其相关文字,单“诵经”和“禅诵”就出现了50 次,另外还有很多处是诵某某经、诵某某偈,岑参的《寄青城龙谿奂道人》就将诵经和作诗对举:“诵戒龙每听,赋诗人则称”。 而最常将“诵”用作吟诵诗文的诗人是杜甫,一共有11 首,比如“诵得老夫诗”、“猥诵佳句新”“伶官诗必诵”“试诵白头吟”“忆君诵诗神凛然”“谢朓每篇堪讽诵”“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卷看在手”等。 除杜甫之外的唐代诗人也有将诵用作吟诵诗文的,比如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李白《赠何七判官张浩》“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归嵩山》“夫子闻洛诵,夸才才固多”;李颀《送康恰入京进乐府歌》“夜诵相如美人赋”;白居易《劝酒》“夜诵古书朝忍饥”;钱起《送万兵曹赴广陵》“应须杨得意,更诵长卿辞”;许浑《送从兄别驾归蜀》“已称鹦鹉赋,宁诵鹡鸰诗”;陆龟蒙《江湖散人歌》“口诵太古沧浪词”。 但总结这些“诵诗”的用法,几乎没有与创作有关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诵”的是他人之诗书。 由此可以看出,在唐诗中“吟”和“咏”几乎是同义词,往往与吟咏诗赋相关联,而“诵”的用法不仅如任半塘先生和徐健顺老师所说是不带旋律的吟诵,而且是比较专门地用于出声朗读佛道经典及其相关文字,那么“诵经”正如徐健顺所言,乃另有一套宗教式的读书方法①徐健顺:《吟诵概论——中华传统读书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39-40 页。。 更进一步,换个角度去理解,在唐代“吟诗”和“咏诗”既可以被用于创作自己的诗歌也可以用于读他人之诗文,而“诵诗”则主要用于吟诵他人的诗文。 因此,如果从是否与创作相关和从发声方法上两个角度看,现下通行的术语“吟诵”在唐代主要在“吟”而非在“诵”。
明白了唐诗中“吟”与“诵”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说在唐代普遍的规律是出声读诗尤其是在创作自己诗歌的时候只能用“吟”或“咏”,因此若单论唐代诗人的创作实践,用“吟咏”概括似更为合宜。 鉴于“吟诵传统”在讨论古代诗歌的口头性时已经成为一个通行的概念,本文有必要规范其在具体语境中的应用,因而采用了华锋先生的概念“吟咏”来概括有唐一代的诗歌口头创作方式。
虽然在中古时期中国的文字书写早已成熟,诗歌的保存和流传也有赖于书写,尤其是手抄本,但中国古代文人创作诗歌不一定先要援笔成章,口头性即使不像西方学者在研究史诗时那样纯粹,在写作过程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唐代文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就常常采用吟咏这样特殊形式的口头方式,诗思的构成往往并非在书斋中,像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得来的诗句因得“江山之助”反而更鲜活,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说:“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56 页。 诗人可能偶然被眼前外物所触动,遂而将心中所思所想付之于口,这样的吟咏不仅能矫正音韵,更能诱发诗人的创作灵感。
除了灞桥风雪这样著名的例子,还有很多相关文字和图像记载表明吟咏在唐人创作时起到的关键作用。 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 ……尝写诗人襄阳孟浩然《马上吟诗图》,见传于世。”③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6 页。已有学者论证这幅图画后来如何演变为蹇驴吟诗的母题,在此不加赘述④参见尚永亮、刘晓:《“灞桥风雪驴子背”——一个经典意象的多元嬗变与诗、画解读》,《文艺研究》2017 年第1 期。。 另外,中唐诗人张籍就曾在诗中写道“策蹇秋尘里,吟诗黄叶前。”⑤《全唐诗》卷384,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4329 页。唐代诗人有时也把吟咏创作当成一种文人间的游戏,这些游戏有的时候具有竞赛夸耀的性质。 元稹曾写过一首题目一百多字的诗《为乐天自勘诗集,因思顷年城南醉归马上递唱艳曲十余里不绝。 长庆初,俱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夜后,偶吟数十篇。两掖诸公洎翰林学士三十余人惊起就听,逮至卒吏莫不众观,群公直至侍从行礼之时不复聚寐。 予与乐天吟哦竟亦不绝,因书于乐天卷后。 越中冬夜风雨不觉将晓,诸门互启关锁即事成篇》⑥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22,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52 页。:“春野醉吟十里程,斋宫潜咏万人惊。 今宵不寐到明读,风雨晓闻关锁声”。 在这个堪称一篇小序的诗题中,元稹回忆了他和白居易曾经在马上“递唱”自作“艳曲”和长庆初一同值宿口头创作诗歌数十篇引得翰林学士和一众卒吏侍从围观的盛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题目里两次出现了“不绝”的表述,一次是说白居易与元稹在城南醉驰于马上的时候连续创作短小的律绝艳曲,另一次是说这两位诗人在宫中值宿唱和诗章时的“吟哦不绝”,说明两人的口头创作十分投入,不仅并非偶一为之,而且具有游戏竞赛性质。 元白的口头创作贯穿于二人的交往中,及至晚年都是如此。 白居易在《祭元微之文》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过洛,醉别悲吒,投我二诗,云:“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又曰:“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吟罢涕零,执手而去。①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69,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457 页。
这样的赠别诗看似随意,并没有经过精雕细琢,但是白居易在文中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通过吟咏即兴口头创作诗歌的实例②倪健在探讨唐代诗人的口头创作时认为“在社交场合里随意的诗歌口头创作不值一提”,并因此而下断语,“虽然元稹的文集规模可观,但他只有一首诗是回应口头创作的,而他自己没有进行过口头创作,”见倪健:《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冯乃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64 页。 然而,通过《祭元微之文》中白居易的描述以及前文所举元稹为白居易自勘诗集所作的诗来看,显然这个判断没有考虑到“吟咏”在唐人创作中的表现。。 这些都说明当时在行旅中或者特定场合不借助书写而是口头创作诗歌在唐代并非奇特现象。
更为明显的例子是那些在题目中就标明“口占”或者“口号”的诗歌③倪健在书中对“口号”及“口占”的诗歌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在此不加赘述。 见倪健:《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冯乃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48-165 页。,比如张说就有一组题目为《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的诗: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 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④《全唐诗》卷89,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981 页。
踏歌是唐代民间和宫廷常见的歌舞娱乐项目,在唐代常常配合诗歌表演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张为之,《唐代踏歌文化构建及其域外流衍——基于民俗、文学、礼仪的考察》,《学术研究》2020 年第10 期。。 既然踏歌词本身就由民间歌曲演化而来,张说在创作踏歌词时又采取了口头方式,那么这里的“口号”是否也是带有一定音律节奏的吟咏呢? 又比如杜甫在《壮游》中就曾夸耀自己儿时的创作能力,所谓“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⑥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932 页。尽管杜甫这首凤凰诗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这句诗可以推断当时他是在现场即兴作诗,并没有借助纸笔,而是口占成篇。 联想著名的出自骆宾王的《咏鹅》,可以想见即兴口头创作对一个在唐代受过良好文化启蒙的天才少年并非不可能。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诗人并不具备这样敏捷的才思,他们的口头创作需要经过反复的琢磨和推敲,但构思的过程却是通过吟咏,而非纸笔。 晚唐诗人郑谷有一首诗《静吟》就记录了这样的创作过程:“骚雅荒凉我未安,月和余雪夜吟寒。 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⑦《全唐诗》卷677,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7751 页。“静吟”这里并非不出声默念,反而应该理解为在安静的环境中吟咏,或者心意安定地吟咏。 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都跟夜晚万籁俱寂的情境相合。 通过诗句的描述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诗人在寒夜里为着琢磨一句诗而绞尽脑汁,当他终于吟咏出一句好诗时那种满足感比仕途通达更让他心情欢畅。 当然,这有可能只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是唐代最不缺乏苦吟诗人为了搜求诗句而呕心沥血的故事。 比如卢延让的名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还有贾岛的推敲故事,结合这些诗人的共同感受来看,郑谷的表达反映出的成功创作带给诗人的精神愉悦又是如此真实生动。
作为一种口头诗歌实践,吟咏确实在唐代文人创作诗歌的过程中被广泛应用。 何况如果我们拉长创作过程,将“创作”定义为在定稿之前的凝神构思、物理呈现和反复修改,那么吟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不限于“口占”或者“口号”的那一瞬间。 通过考察足以证明吟咏作为唐代文人口头创作的一种方式在诗歌构思、抒情言志与声韵谐美三个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文分别从这三个方面予以论证。
《文心雕龙·神思》一篇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①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248 页。讲明了吟咏是构思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呈现方式。 欧阳修也曾经有过创作的名言:“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②欧阳修撰,韩谷等点校:《归田录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 页。作为一代文宗他坦然承认自己的构思与是否在书斋里用笔书写全无关系。 而且《归田录》系其晚年辞官后所作,此话恐怕未可当作一句戏言,而是欧阳修对其平生创作实践的总结。其实很多文人的创作构思都并非是在书斋中完成的。 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卷七中曾记载:“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 ……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③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149-150 页。倪健就曾在书中提醒我们唐代文人的创作实践既不同于《诗经》时代的原发性口头诗学,也与习惯在计算机前进行创作的现代人有很大区别④倪健:《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冯乃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39 页。。
晚唐诗人李咸用曾有一首诗《夜吟》,就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他作诗的过程:
白兔轮当午,儒家业敢慵。 竹轩吟未已,锦帐梦应重。
落笔思成虎,悬梭待化龙。 景清神自爽,风递远楼钟。⑤《全唐诗》卷645,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7388 页。
诗中明确描写在“落笔”之前,诗人怎样通过吟咏来创作。 在一个安静的夜晚,诗人不仅无法入睡,反而在竹轩当中吟咏。 他吟咏的内容显然是自己的即兴创作,而且紧接着就用笔记录下了此诗。 虽然单看颈联不免误以为诗人是在下笔的时候才思如泉涌,但结合颔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之前的吟咏才是此诗最初的创制发端。 去唐未远的五代诗人贯休创作的《秋夜吟》也精准地说明了吟咏是构思的一种方式。
如愚复爱诗,木落即眠迟。 思苦香消尽,更深笔尚随。
饥童舂赤黍,繁露洒乌椑。 看却龙钟也,归山是底时。⑥贯休撰,胡大浚笺注:《贯休歌诗系年笺注》卷9,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481 页。
虽然贯休的诗除了题目外没有提到吟咏,但可以看出下笔之前必然有一个很长而且不容易的构思过程。正因为书写和修改在当时远远没有现代人用电脑打字那样方便,更因为诗歌,尤其是律诗有声韵美的要求,所以这个构思的过程不仅需要以声音的方式代替书写的方式呈现,更需要通过发声来不断斟酌考量每一个词甚至每个用字是否合适,也就是前文提及的卢延让诗中的“吟安”。
如果有人怀疑《夜吟》中的“吟”是否真实地记录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发声行为,还是仅仅只是指代创作中的思考过程,那么以下几则见于《全唐诗》的逸闻则是更好的明证。 《全唐诗》中有一则题目为《月夜吟》的残句:“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作者为“瀵水神”,其下记录了一则故事:
冯翊之属县夏阳,有瀵泉,水清彻,毫缕无隐。 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与友步月泉上,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吟诗,久之,入水没。 明日,又至泉所,有神祠曰瀵水神,入庙,见偶人被绿袍者,前所见水中人也。①《全唐诗》卷864,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9772 页。
据考,这则故事出自唐代张读的《宣室志》②张读撰,张永欣、侯志明点校:《独异志宣室志·宣室志辑佚》,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75-176 页。。 《全唐诗》的作者正是根据张读的记载而把这句诗归入了唐代诗歌的总集。 自然,这种收录诗歌的作法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些荒谬,但是却不妨碍说明夜吟乃是在夜晚出声吟咏。 《全唐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窦裕的《洋州馆夜吟》③《全唐诗》卷865,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9779 页。和作者归为“长安中鬼”的《秋夜吟》④《全唐诗》卷866,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9790 页。。 这林林总总各种夜吟说明唐代诗人在安静无人干扰的情况下经常性地借吟咏构思诗歌,这个时候正是诗人可以潜心凝虑的绝佳时刻。 排除了外在环境的搅扰,诗人更能专注于诗歌的创作,而用声音赋予草创的诗歌以物质形式则是比用毛笔在纸张上涂抹修改更为便捷经济的作法。
其实,不仅夜晚是唐代诗人借吟咏加以构思的常见场景,很多诗人在构思过程中还有在路途中吟诗创作的习惯。 杜甫就曾在《徐步》中描写他的且行且吟:
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 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
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 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⑤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830 页。
虽然杜甫行吟的图像并没有被画家记录下来,但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大诗人的行吟图,除了前文所举王维画的《孟浩然马上吟诗图》,还有宋代梁楷的《太白行吟图》、明代沈周的《策杖行吟图》、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和徐渭的《驴背行吟图》等。 除了杜甫,韦应物也在《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记录了自己边走边吟的创作情况:“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⑥《全唐诗》卷188,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1924 页。由杜甫和韦应物行吟的诗句可以看出,在路途中创作实在不过是古代诗人常见的创作方式,因此画家们的创作也只是在现实基础之上文艺的想象和升华。 除了这些绘画,在唐代笔记小说中也记载了许多关于行吟的故事。 孟启《本事诗》记载过一则宋之问月夜行吟得骆宾王指点的故事: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 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岩晓,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 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邪?”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 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 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 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⑦孟启撰,董希平等评注:《本事诗》卷5《征异》,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147 页。
晚唐周朴也有一个在途中受到他人感发而得句的故事:
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 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 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⑧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卷7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55-1056 页。虽然这则记载并没有直接说周朴行吟,但是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在苦吟不得的过程中遇见樵夫,从而获得灵感。 无论是宋之问遇老僧还是周朴惊樵夫都说明诗人苦吟有时候可能在行走途中受到他人的语言或者行为触发,这种诗思显然是在书斋之中无法获得的。
诗人于吟哦之间还常常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状态,比如《云仙散录》中的两则记载。 冯贽根据《诗源指诀》记载了几个唐代诗人的思索之状,“孟浩然眉毫(一作毛)尽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至走入醋瓮,皆苦吟者也”。①冯贽撰,张力伟点校:《云仙散录》,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48 页。虽然王孟皆不是历史上以苦吟著称的诗人,但这则故事所描绘的人们在构思时心无旁骛的趣事却可以视为小说家笔下“文学的真实”。 如果王孟的苦吟带有小说家的夸张成分在,另一则转载自《白氏金锁》的故事则与张祜“研几甚苦”的诗名相照应:“张祜苦吟,妻孥唤之不应。 以责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岂恤汝辈!’”②冯贽撰,张力伟点校:《云仙散录》,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02 页。
除了这些小说家言,自号“醉吟先生”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曾描写其进入创作时旁若无人的状态:
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 何则? 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 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 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微之微之! 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③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45,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965 页。
这种亦魔亦仙的状态正是对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传神描述,“魔”说明了创作让诗人完全地忘我,“仙”则体现了创作带给诗人无以比拟的愉悦,而在白居易谈及这种创作体验时,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创作是以“一咏一吟”这样的口头方式进行的。 白居易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描述正好可以与《云仙散录》中的两则故事相呼应。 朱光潜先生曾经论述过这种创作之时的物我两忘的状态有助于诗人进入物我合一,也就是新黑格尔学派所谓的“移情”(Einfühlung)之中,从而创作出诗歌中的警句佳句④朱光潜:《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谈美书简》,作家出版社2018 年版,第169-171 页。。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唐人确实在创作实践中常常以吟咏构思佳句,他们构思诗歌的场景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在马上,有的于深夜无人之时,有的走入醋瓮,有的耳不闻他,有的甚至成仙入魔。 无论是哪一种吟咏的场景,都是不假纸笔的。 这些场景下诗人赋予诗歌首先以声音的物质形式,尽管有些作品算不上唐诗中的一流佳作,甚至像白居易所描述的“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⑤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45,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965 页。,但是不能否认吟咏实实在在是许多唐代诗人构思诗歌时习惯采用的方式。
中国古代诗歌是以抒情传统为主导的,虽然也曾有学者论述以“诗史”为主的叙事传统,但是绝大多数诗歌的叙事是包容在抒情内的,叙事是形式,主要目的还是抒情,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区别于西方史诗传统的一个主要特征。 《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⑥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诗大序》,《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1 页。这段话中特别指出了情与志与语言之间的同一性,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也就是思想感情与语言的发声“这三种活动是互相连贯,不能彼此独立的。”①朱光潜:《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诗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85 页。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嗟叹发生在“形于言”后,咏歌发生在“嗟叹”之后,依次类推,它们之间是递进关系。 其实根据朱光潜先生对于“表现”这个概念的阐发②朱光潜:《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诗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82-93 页。,无论是嗟叹、咏歌还是手舞足蹈都应被视为表现的一部分,它们是与语言同时发生的,不存在谁先谁后。 他们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更为恰当的表述是部分之于整体,而不是内外先后的关系。 因为《诗》是上古先民和歌而唱的甚至是伴有乐舞表演的,所以《诗大序》这里要讲的是诗歌是通过语言、腔调、音乐甚至动作一同作用来付诸表现形式的,嗟叹弥补了单纯将诗付诸语言表达的不足,语言和腔调之外又有音乐,音乐之外又有动作,这一系列的形式共同构成了语言表现,诗也是人的情感意志沸腾到顶点后综合了声音、腔调、音乐和动作的整体“表现”。
尽管到了唐代,唱诗已经不像《诗经》时代那样普遍,但是吟咏却同样要按一定的韵律节奏来表现诗歌,而在最讲究气势和神韵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吟咏以最符合语言规律的声气、韵律和节奏的形式赋予了诗歌以鲜活的风貌。 诗人们在心中的感动被触发后不自觉就要吟唱,这不仅体现在阅读到别人的佳作之时,更体现在诗人自己的创作过程中。 贾岛《题诗后》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③贾岛撰,齐文榜校注:《贾岛集校注》,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635 页。这句诗常被当作“苦吟”的代表,但细品其中滋味,之所以双泪流恐怕并非辛苦所致,而是出于创作出满意作品后的激动,这种激动的心情唯有通过高声吟咏才能宣泄出来。 并不以创作辛苦著称的杜甫也说:“赋诗歌句稳,不免自长吟。”④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2854 页。这种对于作品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恐怕只有真正体验过创作的人才会感同身受。 当自吟自唱已经不足以表现诗人的激动之情,诗人有时还要与人一起分享。 唐诗中有许多描写将新作寄给某人吟赏的作品,比如唐徐希仁《招玉川子咏新文》云:“清气宿我心,结为清泠音。 一夜吟不足,君来相和吟。”⑤《全唐诗》卷470,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5347 页。这首诗将吟咏创作的过程描写得十分清晰。 这里的“文”应该训为韵文,很可能就是指诗歌,就如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说:“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⑥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3页。“清气”乃正大光明之气,其实就是《诗大序》中所说的“情”与“志”,诗人将在心中驻留的“情志”通过吟咏宣之于口,发出清越的声音,这与《诗经》时代的先民自唱歌谣并无本质的不同。 诗人不但自己吟咏,还要招徕友人一起,两个人“相和吟”互相感发,想必更能表现诗歌的情感意境。
吟咏不仅如第二部分所论,关乎思考的过程,也同时关乎表现,甚至带有表演的性质。 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正如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总结的:“诗以声为用者也。 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 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⑦沈德潜撰,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卷上,《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187 页。其实,不仅学习创作的过程中读前人诗句需要“密咏恬吟”,就是自己的作品也往往需要借助声气来表现音韵和意境,正所谓诗的微妙处就在抑扬顿挫的音律节奏当中。 李白曾写过一首《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⑧《全唐诗》卷181,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1849-1850 页。
诗中李白自比东晋袁宏,据《世说新语》和《晋书》所记袁宏年轻时家境贫寒,因此受雇帮人运送租粮,在江边客船上趁夜吟咏自己所作咏史诗,有一天晚上途经此地的镇西将军谢尚听到有人吟诗而且吟咏得声情并茂,于是派人去打听是什么人。 当知道这是袁宏所吟自作咏史诗后,便相邀上船,对其大加称赞。后来袁宏也由于谢尚的结交而声誉日隆,最后成为一代文宗。 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和《晋书》对于这则故事的记载都强调了袁宏声音的感染力,前者说其吟诗“甚有情致”①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68 页。,后者则更明显地说袁宏在舫中的讽咏是“声既清会,辞又藻拔”。②房玄龄撰:《袁宏传》,《晋书》卷92,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2391 页。太白于此自比袁宏颇有自负之意,他显然对自己吟咏所作诗歌的感染力是相当自信的。 有的学者可能会认为这首诗并不能说明李白是在创作过程中吟咏自己的诗歌,但是如果像我前文所提,如果拉长创作的过程,不仅把创作看作初次将灵感付之于表达的那一瞬间,既然吟咏别人的诗歌可以被视为再创作,那么李白和袁宏的吟咏岂不是对于自己诗歌的二次创作吗? 因为在“高咏”中诗人才能传达出于纸笔之间所不能尽传的“诗”的韵律感,也就是沈德潜所说的“响外别传之妙”。
从学者们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吟诵(吟咏)调的保存和整理就可以看出,吟咏是带有旋律的,具有很强的音乐性。 虽然唐代的吟咏声音文献无法保存,但是我们从一些诗歌中还是能够一窥吟咏的音乐美。 比如,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③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17,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339-1340 页。就明确描写了吟咏的这种音乐性。 “昨夜江楼上,吟君数十篇。 词飘朱槛底,韵堕渌江前。 清楚音谐律,精微思入玄……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 文头交比绣,筋骨软于绵。 澒涌同波浪,铮鏦过管弦。 醴泉流出地,钧乐下从天。”众所周知,乐天是运用诗歌描写音乐的圣手,他在此诗中描写的吟诗声情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 不但如此,白居易还写了他吟读元稹诗的效果:“神鬼闻如泣,鱼龙听似禅。 星回疑聚集,月落为留连。 雁感无鸣者,猿愁亦悄然。 交流迁客泪,停住贾人船。 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由此可见吟咏带来的声韵美之动人肺腑。
在唐以前的六朝诗人主要通过吟咏外化“内听”,总结积累声韵经验,推动了“四声八病”和五言诗二三顿挫结构的形成,为格律诗奠定了基础④相关讨论参见刘靓:《试论魏晋六朝吟诵之风对于中国诗体发展之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2 期;胡海:《古代文论的“内听”难题与文术探研——以〈文心雕龙·声律〉篇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3 期。。 唐以后由于词曲等文体的兴起吟咏的艺术性则向表演声腔转变。 而唐代则在吟咏中提高声韵和谐方面遇到了诗歌发展史赋予的特别机遇。
有唐一代,近体诗蔚为大观,许多大诗人都是大量创制格律诗的高手。 根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统计,杜甫全部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近体诗占其创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唐刘长卿号称“五言长城”,《全唐诗》收录其诗歌总共四百八十八首,其中五律一百九十二首、五绝二十六首、五排五十七首,再加上七言,一共创作近体诗三百七十首,同样占其被收录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即使是以新乐府著称的白居易在《全唐诗》的收录中近体诗(一千九百四十七首)也占了全部诗歌(两千九百多首)的约三分之二。 晚唐李商隐更是格律诗魁首,近体诗占其诗歌创作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创作如此大量的格律诗时,不仅要注意四声平仄之间的关系,更要在句与句之间、联与联之间创造音韵的和谐与动感。 具体来说,就是除了遵守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规则外,一联之中出句与对句平仄相反,而两联之间平仄则要相黏,由此创造出在区别中有重复的回环往复的声韵美。 虽然诸如四声八病的规则早在永明时代就已发明,但是唐代诗人却以其大量的创作实践完善和巩固了这些规则,以至谈到近体诗后人很难超越唐代这座高峰。 所谓“唐音宋调”其实是以声音的形式来比喻唐宋诗歌在风格内容上的总体差异,而近体诗的声律和各种体式的发展在唐代就已完成。 既然声韵美对于有唐一代诗歌发展如此重要,那么在学习创作和进行创作实践时诗人们必然要采取一种能够表达声韵的方式,而吟咏对于古人是最好不过的途径。
叶嘉莹先生和华锋先生早就指出吟咏是古人学习创作的入门之法,窃以为吟咏主要是在学习声律建立律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甫《遣兴》描绘了次子宗武儿时学习的情形:
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 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 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
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 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 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①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18 页。
由这则写实的诗歌可知,自称“诗是吾家事”的诗圣杜甫在教导儿子学语时就是以诗歌的方式启蒙,培养孩子的语感。 在唐代不仅是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教育孩子吟咏,就连武将也不例外。 杜甫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九中写到:“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 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②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15 年,第1468 页。由诗中描写的孩子夜里吟咏可见有些武将家里的孩童之用功丝毫不亚于文人。 无独有偶,杜荀鹤在《赠张员外儿》中也描写了这样一个天才儿童:
张公一子才三岁,闻客吟声便出来。 唤物舌头犹未稳,诵诗心孔迥然开。
天生便是成家庆,年长终为间世才。 月里桂枝知有分,不劳诸丈作梯媒。③《全唐诗》卷692,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7952 页。
这个三岁孩童必然是因为在家受到启蒙学诗,然后听到客人吟咏的声音受到触动唤醒了他内在的语言韵律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就是最简单的诗对于一个刚满三岁的孩童可能也无异于天书,尽管启蒙师傅或者父母可能为他讲解过内容,他定也似懂非懂,何况是来访客人随口所吟,未必是他所熟悉的诗句。 那么能够感动这个孩子的除了他在受启蒙过程中业已习得的语言本身的韵律感还能是什么呢? 可喜的是这个孩子具有天份,不但被客人的吟咏声所打动而且自己还能张口说出一两句诗。另外,白居易的《弄龟罗》④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630 页。和中唐戎昱的《赠岑郎中》⑤《全唐诗》卷270,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3008 页。都曾描写过小儿启蒙学诗的场景。 这些与叶嘉莹先生所陈述的理论和所举她自己以及侄孙女幼时学诗的情况⑥叶嘉莹先生自己的学诗经历,见叶嘉莹:《从义山〈嫦娥〉诗谈起》,《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7-178 页。 侄孙女学诗见叶嘉莹:《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1-172 页。正好可以互相印证。
除了是培养诗歌语感的创作入门途径,在唐代吟咏还往往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起到了提升音韵美的作用。 杜甫有一首诗,题目就叫做《长吟》:
江渚翻鸥戏,官桥带柳阴。 江飞竞渡日,草见踏青心。
已拨形骸累,真为烂漫深。 赋诗歌句稳,不免自长吟。⑦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854 页。
“晚节渐于诗律细”的杜甫在踏青之时由春景触发心意,从而不能自抑地放声吟咏所作诗歌,此情此景岂不快哉? 人们都评价《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子美生平第一快诗,予不揣粗陋,以为《长吟》亦可称为老杜欣悦之诗中的佳构。 这种欣然喜气固然由眼前美好的春景带来,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触发了杜甫的“诗心”。 对于一个视创作为生命的诗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创作出一首音律优美(稳)的作品更有成就感的呢? 这岂不是在创作过程中因着声韵美而吟咏自己作品的最佳明证吗?
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唐代诗人反复修改时也常常伴随着吟咏。 前文提到的卢延让的《苦吟》就是最好的例证:
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 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①《全唐诗》卷715,中华书局1960 年版1979 年重印,第8212 页。
诗人明确表示创作文和赋较诗歌容易,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诗歌是以声音为本位的文体,除了文字的优美更要求有声韵的和谐。 为了一个字的声韵完美,诗人不惜反复吟咏,所谓“险觅”和“狂搜”都应解释为口头上的构思过程,而不仅仅限于头脑里,这就是唐人创作诗歌与创作其他文体的最大不同。 除了构思过程中的反复斟酌,初次创作完成后诗歌的修改也往往伴随着吟咏。 杜甫《解闷》其七诗有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②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24 页。《石洲诗话》说这首诗表明老杜“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③翁方钢撰:《石洲诗话》卷1,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20 页。。 可见诗人在创作未定稿前的口头修改是非常认真且严谨的。
诗歌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关键特质就是其声韵美,中国古代的韵文基本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的,就连戏曲本质上都是诗歌。 《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里的“发言”主要指赋予内心情志以声音的形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诗歌首先是声音的艺术,其次才是文字的艺术。 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如果只用眼睛去看,完全无法体会其中音节婉转顿挫之致,也就失去了诗歌特质中极为重要的声韵美。
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吟咏同样不可替代。 因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书写比起发声来说都是更复杂的技能。 孩童从生下来就会发声,随后在一岁左右开始慢慢习得语言,而书写要等基本掌握了语言以后才开始学习。 那么在古人学习创作诗歌的童蒙阶段,一定是要通过吟咏来记忆,才能逐渐培养起符合发声规律的诗歌的语感。
不仅如此,吟咏还贯穿在诗人构思成篇及至修改完善的整个过程中。 除了那些在题目中标明“口占”和“口号”的诗歌,唐代口头创作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都特别常见,一是针对那种特别苦吟的诗人,比如卢延让、贾岛、郑綮等,一种是才思特别敏捷的诗人为了显示文才往往也会采取即兴口头创作的方式,尤其是带有游戏或者竞赛性质的情况下,经常两人或多人参与口头创作,比如杜甫、元白。
而通过以上的诗歌、笔记小说和绘画可以证明,中国古代诗歌的口头创作是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朗诵的,唐代诗人的口头创作几乎都是以吟咏的方式完成的,是以抑扬顿挫的声音拖长了声调来念诗,既有节奏也有一定旋律。 不可否认,吟咏作为中国传统型态的口头诗学在唐代文人中是不可忽视的常见的诗歌创作方式。 如果从这一角度继续深入考察唐诗创作的口头性,相信将会得出更丰富有趣的结论。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12-12
作者简介:赵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