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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与共生教育发展


摘 要: 从智能时代城市文化的转型视角对人类共生教育予以新的探讨,不仅涉及文化转型与教育变革的内在关联,也将智能时代的发展特质纳入共生教育视野中,进行深入反思与未来展望。 智能时代促成城市文化转型与创新的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教育为构筑“社会共生体”而努力的紧迫步伐,进而催生了共生教育的现代变革与发展。 基于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的背景反思,以城市文化转型与现代教育变革作为新视角,重新理解了共生教育在主体关系、教育理念、发展策略以及价值取向层面的重要演变,并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文化转型背景下共生教育的发展路径:以“双向赋能”为特色,走向促进人与机器互动发展的共生教育;以“百花齐放”为目标,走向构建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共生教育;以“人的发展”为根基,走向实现城市空间意义再生产的共生教育。

关键词: 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教育变革;共生教育

共生教育在本质上既是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自然产物,它通过动态生成的结构关系与运作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社会、文化、技术,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共生,人类教育发展史在文化与教育交互影响的历史演变中走向共生。

当前我国对共生教育的研究,主要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共生教育为代表,其共生教育实践早已与少数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不仅具有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呈现出当代教育与民族文化之间一脉相承、和谐共生的历史联系。 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共生实践,有效地拓展了共生教育的研究视域。 孙杰远提出,现代共生教育亟需“将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以自然与人文共生场域滋养人的发展”① 孙杰远:《论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教育研究》2010 年第12 期。。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城市文化因智能技术的介入,充分彰显自然、科学与人文共生的独特基因,为共生教育在主体关系、教育理念、发展策略以及价值取向层面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启示。 因此,城市文化转型与现代教育变革在智能时代的价值关联与变化影响,有待在彼此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深化路径中继续深挖,并在时代转型的意义上,探讨共生教育基于教育与文化共生变革这一新视角下的重要发展。

一、智能时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主要挑战与转型方向

在智能时代探讨城市文化的转型问题,不仅要关注到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以及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关系,还应深入理解人的发展、文化发展与技术发展的交互作用,并将城市文化在智能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新变化纳入教育发展视野中,通过剖析智能时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主要挑战和转型方向,为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具有创新性的视角与思路。

(一)城市文化从人类日常实践与网络虚拟交往的相互悖离转向和谐共生

全时空信息共享的网络虚拟交往平台,在丰富和便利人们沟通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的深度重构——虚拟与现实交融的人类交往实践由此产生。 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会文化运动等,“带来了一个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一个新经济,也就是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个新文化,真实虚拟的文化。 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世界里的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基础”①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321 页。。 因此,智能时代背景下人与人、人与机器越来越成熟的虚实共生的交往实践,逐渐改变了城市文化的生成逻辑与现实样态,为构建人类社会共生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式。

然而,有学者认为,“虚拟文化是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它打开了人类的解放视界,也孕育了新的迷误”②余乃忠:《从“误解”到“同居”:虚拟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历史性际遇》,《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4 期。。 也就是说,虚拟文化在丰富城市文化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新型城市文化“变得越来越难以与日常经验相协调”③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邵文实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由此阻碍人类日常实践的创新发展,从而为城市文化转型下的人机关系协调发展,提出了源于时代的经典拷问。

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仍然要面对人类日常实践与网络虚拟交往之间难以统一的严峻问题,从人的现代化需求出发,在加强智能技术为每个公民与城市共同体赋能④LefebvreHenri,EverydayLifeintheModernWorld,TranslatedbyS.Rabionvitch,TransactionPublishers,1994,p.135.的同时,也积极追求人与人、人与机器和谐共生的城市文化转型可能。

(二)城市文化从技术文化导向与大众文化秩序的彼此分离转向和谐共生

伴随一波又一波的技术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技术文化通过与人类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方式,充分融入到城市居民的实践活动与价值观念中。 而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技术文化的“异军突起”提供了重要动能,并对一个城市的创新力与融合力产生直接影响。 技术文化作为智能时代城市特色文化的重要代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主要职能、建筑风格、治理模式乃至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等。 现代技术从“智能化”“数字化”到“数智化”的发展演变,使得城市文化发展特征日趋复杂和多变,城市文化内涵在技术文化的迭代更新中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大众文化秩序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的创新变革,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职业文化得以实现更具兼容性和共生性的发展,“有容乃大”的城市文化魅力逐渐彰显。

作为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式开启了人类近代的“城市化”进程。 但由两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城市化”发展,都是以传统工业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型,这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文化方面的影响。 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文化传播媒介愈加丰富便利,城市大众文化也在这一趋势下蓬勃兴起。 然而,“技术化”在推动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同时,也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文化产业链条下的“附属品”。 标准化、可复制、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泛滥,促使大众文化秩序日趋单一化,城市文化的创新性与多样性也被反向“吞噬”,这一切都使人们毫无准备地陷入了一种没有未来、没有根源、只有现在的具有迫切感文化(the culture of urgency)特征的思考方式中①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7 页。,从而迫使城市居民的文化交往实践让位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淘汰式竞争②温权:《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

而以计算机、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却出乎意料地为城市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城市“现代化”开始从以工业技术为核心的旧有形态走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模式。 可以说,城市文化的第二次现代化转型深刻地改变了大众文化秩序的发展走向。 这种改变是革命性的。 智能时代以技术革命的方式促成了城市文化的跨世纪演变,具体来说,城市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开始实现从过度逐利性、单一趋同化和粗放发展型向生态式、个性化以及特色化的实质转变,并为大众真实有效地参与城市文化创新,提供了虚实结合的文化发展载体与沟通渠道。 因此,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数字化发展潮流,对于城市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功不可没,并以知识创新为内驱力,极大地转变了大众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认知与使用模式,从而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多元融合与个性发展,走向技术文化导向与大众文化秩序和谐共生的城市文化发展模式。

但是在这个以技术驱动力为“马达”的智能时代,城市文化发展如何不被智能技术所操控,如何避免机器文化、虚拟文化对城市多元文化的遮蔽,成为了城市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新挑战。 因此,城市文化如何实现多元文化共生共长,齐力“建构一个没有对抗性的分工(antag onistic division)割裂的社会,在那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互补的”③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二版)》,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75 页。人类文明社会,依旧是城市文化转型背景下的重大使命。

(三)城市文化从个体文化需求与地域文化空间的断裂构造转向和谐共生

随着现代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和生产劳动的精细化分工,城市被“拆分为不同职能的碎片化空间单位”④温权:《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 城市居民的个体文化需求因城市物理空间所造成的客观“阻隔”而受到了直接影响。 公益性和开放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被剧烈压缩,个体文化需求淹没在了日复一日的生产劳动与短暂休憩中。 卡斯特曾指出,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分布景观,从根本上瓦解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可能。⑤Manuel Castells, 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f.IdaSusser,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2, p.377.“社会景观中不断出现的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终日处于监控中的私有化的公共空间,无疑是该状况的直接表现形式。”⑥温权:《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

地域文化空间的畸形构造不仅表现出对个体文化需求的“熟视无睹”,还可能导致个体文化需求的片面有限发展,使得城市文化显露出一种“商品化、异质化与同质化相互交织的更为复杂复合的文化内涵”⑦董慧:《秩序与活力:城市文化空间的意义构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版第4 期。。 首先,城市文化的“商品化”内涵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域文化空间为市场利益所驱动,大型商场、步行街占据城市空间主体,传统城市建筑被大规模拆除,让位于过度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城市文化无形中加强了个体文化需求的趋利性导向。 其次,由城市文化的“商品化”所导致的城市文化的“异质化”,表现为城市“消费主义”“排他主义”文化盛行,个体文化需求的“空虚乏味”与“恶性竞争”,使得城市地域文化空间中固有的商业中心形态和社群分化居住样貌,变得更加“凝固”。最后,城市文化的“同质化”特征过于明显,比如“网红打卡文化”在很多城市的突然兴起或出现“千城一面”的城市文化“荒漠”现象等。 总之,“城市文化之魂”的缺失,使得个体文化需求与地域文化空间都出现了“异化”问题,因而对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与压力。

种种问题复杂交织,促使现代城市不得不在共生的意义上“建立新的公共空间”①海因茨·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页。。 有学者指出:“各地消费型城市空间的兴建,不断挤压着此类空间本身可能具有的公共性,但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化媒体使用而生成的虚拟空间,经由与实体空间的相互交织,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拓展这类城市空间的公共性提供了可能性。”②於红梅:《数字媒体时代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及其公共性——以苏州平江路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8 期。而“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的全部活力”③胡惠林:《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思想战线》2018 年第4 期。不仅要注重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共生发展,也要突出并尊重个体文化需求,尊重个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意愿与交往实践,使“城市不同类型人群都能够将他们的社会文化活动呈现其中,并找寻到自身的文化空间归属”④常东亮:《当代中国城市文化活力问题多维透视》,《学习与实践》2019 年第4 期。。 因此,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实际上正以其特有的技术内涵与形态,瓦解原有的个体文化需求与地域文化空间的断裂构造,使得城市文化逐渐转向和谐共生的发展形态。

二、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催生共生教育变革

城市文化转型为现代城市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通过影响人的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方式,对教育变革产生联动作用,因而拉开了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共生变革的时代新序幕。 城市文化转型在主体关系、文化形态和空间建构层面的关键之“变”,给未来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教育主体关系、教育主要形态和教育活动方式三个方面的具体变革挑战。 新挑战也孕育了现代教育发展的新视野与新方向,教育与文化的共生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教育向主体关系共生、教育形态共生、活动方式共生以及三者合力作用下产生的价值取向共生的发展与演变,进而改变并丰富了人类探索共生教育的原有图景,推动共生教育在新契机与新条件下的发展之变。

(一)文化转型与教育变革的内在关系与相互影响

文化与教育,既具有复杂的内在关联,也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

从关系视角来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并改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认识与超越自我而形成的社会文明成果,它始终与人类自身发展密不可分,并且离不开教育的有意识介入与自觉作用。 文化通过教育的方式得以内化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魄,进而影响到人的存在方式与思维素养。 可见,人的发展是文化与教育存在的前提,也是文化与教育产生内在关联的中枢与纽带。

从系统视角来看,文化与教育都属于社会子系统的一部分,文化系统通过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次,对教育系统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但文化系统并非一种静态的存在物,它需要依赖教育系统进行不断地累积、迭代与更新,教育系统反过来为文化系统的延续与完善提供生命内驱力。 作为社会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教育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共同目标,产生双向交互的价值共创影响。 智能时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又推动形成了文化转型与教育变革的新发展样态,文化系统与教育系统的相互影响更加显著。

从历史视角来看,文化的演化与发展,必然引发教育的深刻变革。 当人类社会从一种文化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文化形态时,教育的目标、理念、内容、方式,甚至制度等,都可能发生相应转变。 与此同时,教育的自觉变革也在无形中重塑了文化的发展生态,从根本上影响文化最深层的精神基因。 文化与教育在共同的演变历程中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

不难发现,文化转型与教育变革的关系,具有“共生”与“共变”的双重属性。 共生是文化与教育的基本存在形式,二者的共生效应又催生了文化转型与教育变革的共变取向,从而在彼此交织的共生与共变中产生潜移默化、不容小觑的交互作用。

(二)基于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教育变革新挑战

随着“元宇宙”浪潮呼啸而来,人们对智能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予以了更加热切的关注。 文化转型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通过思想创新为社会转型提供核心动力。 把握好文化转型的内涵与走向,有助于推动教育“应时而变,顺势而为”,从而为社会转型凝聚共识与力量。 而智能时代的社会转型,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数智化”,体现为人类智慧与数字智慧不断融合创新的一种社会新生态。 其中,“数智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为剧烈,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塑了城市文化特色。 “数智化”开始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形态,使得城市主导性文化发生根本转变,由此也改变了人的文化语境与存在方式。 教育与人的发展又密切相关,人在何种文化语境下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发展形态与育人过程。因此,城市文化在智能时代的转型,通过改变人的“精神化生存”的内涵与方式,对现代教育提出了变革的需求与挑战。

既然城市文化的转型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打开了新视域,产生了新要求,提出了新挑战,那么,就需要从城市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之“变”入手,来更精准地把握现代教育的变革方向。

倘若以“数智化”为抓手,来审视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的趋势与变化,我们会发现,城市文化的主体关系、主要形态和空间建构,都发生了明显改变。

首先,城市文化的参与主体由以人为主体演变成“人机一体”,人与机器的文化协同实践,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日常表现形态,渗透在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次,城市文化的主要形态由城市居民创造的文化共同体形态转向城市地域文化与人工智能文化的融合体形态,这种新型的文化融合体,其内部既有交织也有碰撞,但总体呈现出一种文化互动格局,通过不断演变形成一种富有时代气象的城市特色文化。

最后,城市文化的空间建构,在“有形”的层面呈现出虚拟智能空间与现实物理世界的紧密融合,在“无形”的意义上又增添了数字化想象力与创新力,智能技术与人类生产实践、城市文化空间有机结合,彻底改变了城市文化基因的生成方式与城市文化特色的绽放样态。

可见,城市文化在主体关系、主要形态和空间建构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一种跨界融合、联动发展的文化转型新趋势。

那么,基于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的新视角,现代教育将会面临哪些兼具时代特色和变革使命的新挑战?

新挑战与现代教育变革需求有关,城市文化的转型,实际上为教育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因文化转型之“变”,现代教育也有了更加清晰的变革方向:现代教育的主体关系、主要形态、活动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变。

就主体关系看,城市文化中充满兼容性的人机协同实践,促使现代教育亟需处理好人与机器这两大主体的互动关系,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如何相互促进,“人师”与“机师”如何通力合作,是现代教育变革要解决好的核心难题。

就教育形态看,城市文化转型加强了文化多元性、互动性、开放性、丰富性及灵活性,促使现代教育有必要打破相对封闭的发展形态,反思如何从单一垄断的学校教育形态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教育形态,从有限选择的早期教育形态走向大众普及的终身教育形态,从时空受限的传统教育形态走向灵活多变的现代教育形态。 教育在主要形态上的重要演变,是教育现代化不得不回应的变革问题。 实际上,文化资源的日益“数智化”无疑拓宽了现代教育的认知视野,转变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观念,并进一步启发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思路。

就活动方式看,现代教育的开展手段、活动过程等,都因城市文化所新增的数字空间建构方式而产生了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混融交织的革新需求。

总之,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情境,而由新情境所引发的新挑战,又同时衍生出了与现代教育变革紧密相关的新问题。 从教育变革需求来看,这些新问题都与“共生”有关,无论是主体关系共生、教育形态共生、活动方式共生,还是基于三者合力作用下在价值取向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共生属性等,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现代教育在教育要素层面的共生需求与变革走向。

(三)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推动共生教育的发展之变

共生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是在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背景下,由教育变革新挑战而推动产生的教育变革新方向。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教育变革的共生走向,并非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下的新产物,在早前的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就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共生教育理念与共生教育策略。 因此,这里所谈的现代共生教育变革,是基于已有的共生教育研究,对共生教育基于城市文化转型而发生的深度变革的进一步探讨。 在剖析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进一步促进现代共生教育变革的具体表现与推动方式之前,有必要先回到共生教育的已有概念,理解共生教育之基本内涵。

1.共生教育的基本内涵

共生教育本身是一个复合的教育概念,在承认个体生命价值与共同体相互作用的前提下,作为一种新的关系状态、教育理念、价值取向以及发展策略,为打破传统教育的藩篱,走向教育现代化提供重要启发。 其具体内涵如下:

其一,共生教育作为一种理想的关系状态,既是对不同教学要素相互关系的基本描述,也体现了教育活动中不同主体的关系模式。 从关系互动视角来看,共生教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活动中作为关系性存在的人的本质内涵,强调通过教育中的“交往实践”来培养具有共在性取向的“世界历史中的人”①鲁洁:《走向世界历史的人——论人的转型与教育》,《教育研究》1999 年第11 期。。

其二,共生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被视作个体发展的文化需要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②孙杰远:《走向共生的民族文化发展与教育选择》,《教育研究》2012 年第9 期。,对于人与文化、人与自然、文化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富有特色的共生理念。

其三,共生教育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对如何更好地创生教育发展资源、拓展教育发展方式予以了高度关注,其核心目标在于以教育的方式,持续丰富人的发展可能。

其四,共生教育作为一种整合的价值取向,强调对个体生命成长与人类历史进程的交互关注,即它不仅注重对个体生命的悦纳及其秉性范围内的最大发展,也积极通过社会文化创新,激发个体与群体的生命自觉与发展活力,走向探索人类生命独特价值的教育共生实践③王瑞德:《“个体努力”与“教育公平”——一个基于文化批判的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 年第4 期。。

2.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为共生教育的“未来态”提供了时代新释

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从主体关系、教育理念、发展策略以及价值取向四个方面,丰富了共生教育的原有概念,推动了共生教育的时代发展。

(1)从主体关系层面,扩展了共生教育的交往实践,加深了共生教育的伦理反思

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促使共生教育在教育主体关系层面产生了重要演变,主要表现为由完全以人为主体或以人为主、机器为辅的人机关系认识,转向了一种促进人机协同交互发展的智能共生教育,进一步拓宽了共生教育的主体关系与交往实践。

随着教育主体关系与交往实践的深化发展,特别是人机关系、人机实践的复杂演进,共生教育在应对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性危机中,强化了自身的伦理反思。 从参与城市文化的实践主体来看,机器人、虚拟人等纷纷加入到城市文化的创新队伍中,与人类共同塑造了城市文化的新内涵与新形态。 尤瓦尔·赫拉利直言:“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④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版,第390 页。甚至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机器智能和生物智能将没有任何区别”⑤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 页。。 这也引发了很多学者对技术主义主导下的城市文化的深入批判,比如“芒福德、雅斯贝尔斯、弗洛姆以及不少国内学者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武器,对现代科技污染人的生存环境,压抑人的本性,物化人的自然生活,甚至使人成为无信仰、无思想、无生气的干枯灵魂,等等,都做过振聋发聩的揭露和批判”①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12 期。。 城市文化转型促使人类主体性实践活动发生了深刻变革,其背后所引发的危机与挑战,又进一步推动共生教育在“主体共生”层面更加注重人类本身的“实践哲学”与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的融合共生,并在构建与完善“彼此承认和相互归责的伦理共同体”②卞绍斌:《实践理性与价值共识——当代中国伦理话语体系构建的范式省思》,《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中,逐渐走向人机协同交互发展的智能共生教育。

(2)从教育理念层面,开拓了共生教育的认知边界,完善了共生教育的共生内涵

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促使共生教育在教育理念层面产生了重要演变,主要表现为将共生教育对人与自然、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的共生关系认识具体拓展到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技术以及人类文化与智能文化的共生关系认识之中,极大地完善了现代教育对多元文化共生内涵的深刻理解。

在此背景下,文化的多元性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身份主体的跨文化对话中,也将历史文化、当代文化,甚至是未来文化加以融合共生,促进了人类文化与智能文化的协同变革,使得城市地域文化与人工智能文化得以共生发展。 而由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教育独特性与全面性,使得现代共生教育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需求,为激发与促进人类文明在智能时代的独特创造力与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价值。

(3)从发展策略层面,完善了共生教育的活动方式,激发了共生教育的创造活力

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促使共生教育在教育发展策略层面产生了重要演变,主要表现为推动教育活动方式从以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为主到与虚拟空间紧密结合,教育空间所具有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与虚拟性价值得到了突破性延展,“虚实相生”的教育活动方式,更好地满足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文化需求,人的主体性得到了重塑。 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借助数字空间建构方式,构造并完善了独特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为共生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与选择(如数字化文化资源、文化参与场所以及虚拟文化活动等),进一步拓展了教育活动的诸多可能形式。

现代教育教学活动的方式、手段与过程也产生了巨大变化,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共生发展的教学模式成为了师生教学生活中的日常形态,教学环境、教学模式和活动形式等,都突破了传统的物理空间局限,开放、个性、灵活的个性化学习空间与学校公共教育环境共生共存,为激发共生教育活力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便捷的活动载体。

(4)从价值取向层面,加深了共生教育的价值理解,释放了共生教育的生命活力

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促使共生教育在教育价值取向层面产生了重要演变,主要表现为进一步深化了共生教育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认识,积极将教育目光投入对不同社会文明的充分理解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认同,走向具有时代风格和文化特色的人类共生教育。

更重要的是,共生教育因教育与文化的转型变革,进一步关注到了释放个体生命活力的重要性。 倘若以个体变化为视角,来反思智能时代城市文化的转型意义的话,我们可能对个体生命活力得以更大释放深有同感——每个个体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度与贡献度越来越高,并通过深度介入城市文明的创造过程,重塑了“城市的内在精神特质”③张松、包亚明、黄鹤、王唯山、杨宇振、张京祥、张广汉:《城市文化:如何共享? 如何规划?》,《城市规划》2019 年第5 期。。 共生教育因而也敏锐地捕捉到教育对促进个体生命活力的重要性。 叶澜最早提出“生命活力”的概念,既认识到“生命活力”对于人的发展的原动力作用,也同时强调教育活动中的一切“生命活力”,都是在人与人的共生过程中创造的,并且能够“使过程本身具有生成新因素的能力”④叶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化》,《教育研究》1997 年第9 期。;李政涛等学者指出,我们必须“回到原点,在智能时代重新认识人,找寻人的自我价值。 探讨面对进化与重生的人类,教育何为”①李政涛、罗艺:《智能时代的生命进化及其教育》,《教育研究》2019 年第11 期。。 共生教育在新的文化情境中,也走向了对人的生命价值与发展活力的高度认可与最大彰显,成为一种以完善个体生命价值与激发群体生命活力为发展使命的人类共生教育。

三、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转型背景下共生教育的发展新探

智能时代背景下现代教育与城市文化的转型变革,实际上在变化与革新的意义上,为共生教育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由新视角所带来的教育变革新需求与新变化,又为智能时代背景下共生教育的创新与完善,给予了路径探索层面的重要参考,从而为已有的共生教育研究,围绕“教育与文化共促人的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人机主体关系共生与交往实践深化、人类多元文化共生与生命活力迸发、个体文化需求共生与文化空间再造等方面,提供补充性思考。

(一)以“双向赋能”为特色,走向促进人与机器互动发展的共生教育

人机关系的共生演变,是智能时代城市文化转型所带来的最深刻变化。 “智能机器与作为主体的人融合为一体,产生了人机结合体。”②刘复兴:《论教育与机器的关系》,《教育研究》2019 年第11 期。而从以人为中心到人机合作型的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又在根本上促成了人类知识生产观念与模式的创新性变革。 宋文文等学者指出,智能时代的知识变成了人与机器互动的结果,“多元知识主体、网络型知识载体形态和个性化价值取向促使人们形成了异于追求确定性、客观性、真理性的传统知识观,突出强调不确定性、主观性和流变性的知识观”③宋文文、曾瑶、张广君:《走向“超越知识观”:智能时代的知识观变革与教学知识观取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6 月10 日。,随之而来的是这种知识观变革所引发的传统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的颠覆。

因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教育教学的知识观产生了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教学知识生产主体、教学知识传播载体、教学知识生产过程从“单一主体”到“双向主体”的演变中,还对教学知识的内容、结构、功能与价值等带来了系列挑战。 人与机器的文化共生实践,使得人类知识呈现出史无前例的“膨胀”现象,知识边界、知识类型、知识价值难以简单预测和衡量。 这使得教育教学中需要教授的知识内容变得异常杂多,需要挖掘的知识内涵变得更加多样。 以知识观的转变为抓手,促进教育教学中人类主体与机器主体的合作共生,成为共生教育在城市文化转型背景下,于主体关系层面的主要任务。

共生教育在主体关系层面的革新,可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更深入的探索实践。 第一,以人机共生作为新的教学价值观,在促进知识变革的同时,注重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尺度,改变人的活动方式与思维方式;第二,以人机共生作为新的教学主体关系,改变“人与机器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形成“一种交互式的、主体间性式的、日益融合的关系”④刘复兴:《论教育与机器的关系》,《教育研究》2019 年第11 期。;第三,以人机共生作为新的教学变革手段,在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相互赋能的互动中,推动教育教学活动的革命性、结构性变革;最后,以人机共生作为新的教育教学艺术,通过更加智能化、情境化、经验化的教学知识与传播方式,帮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知识和灵活运用知识的核心能力。 最终,通过促进人与机器互动发展的共生教育,培养“具有与自然、文化和谐共生的智慧和能力的人”⑤杨九诠、程天君、吕立杰、陈廷柱、阎凤桥、温恒福、雷万鹏、李松林、孙杰远、朱旭东:《“疫情下的宏观社会与教育思考”笔谈》,《基础教育》2020 年第3 期。。

(二)以“百花齐放”为目标,走向构建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共生教育

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应用与快速发展,为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与便利条件,并使大众文化秩序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化内涵向精彩纷呈的多元化文化内涵转变,由此深刻影响了共生教育对不同文化的具体理解以及文化共生内涵的深入把握。

长期以来,城市文化在人们印象中较为单一与刻板,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以追逐商品经济为代表的消费主义文化。 这种文化认知本身,不仅表明城市文化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也极大地束缚了生活其中的城市居民的文化想象力与创新力,甚至阻碍了现代学校教育对多元人才的培育目标的实现。 受工业文明影响所兴起的学校教育,在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上高度对接城市化发展需求,但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却被过度窄化——从培养个体完整人格的教育理想落入单纯适应工业发展的技能培训的桎梏。 具有功利性、单一性、强势性的城市文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 但伴随工业革命4.0 时代的迅速推进,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城市文化的现有格局,这种改变无论在速度、规模,还是冲击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最重要的是,它为城市中不同主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提供了共在与共享的发展可能,同时也带来了最强有力的文化转型挑战。 由城市文化转型所带来的文化发展活力与现实挑战,促使共生教育必须做出与社会文化发展相协调、与智能时代变革相适应的教育改革创新。

因此,由城市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共生教育变化的新视角,不仅要关注到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方式更好地促进多元文化内涵与形态的彼此交融、共生发展,更应在城市文化的时代之变中,以独特的教育眼光,关注到作为个体的人的共在方式和共同发展可能;以独特的教育作用,使城市多元文化发展所迸发的生命活力,外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最终凝结成一个城市的独特魅力①张松、包亚明、黄鹤、王唯山、杨宇振、张京祥、张广汉:《城市文化:如何共享? 如何规划?》,《城市规划》2019 年第5 期。。最终,在走向构建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共生教育中,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方面的教育价值”②吴晓蓉、张诗亚:《贵州省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人类学考察》,《民族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

(三)以“人的发展”为根基,走向实现城市空间意义再生产的共生教育

智能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文化空间所承载的文化生产力与表达力,在空间上日益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智能化以及灵活化的重要特征,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空间布局日益清晰,并对生活在城市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的文化需求,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可能与满足方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 年发布的《文化:城市未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明天的城市必须以人为本、具有抗逆性、有宜居建筑和自然空间、城乡联系以及优质公共空间。 这就要求有创新而全面的政策制定和以文化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及改造,从而确保可持续性,提升民众生活质量。”③伊璐编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化:城市未来>报告建议加强文化多样性打造城市变革中的文化力》,https:/ /mp.weixin.qq.com/s/r0j6c_i-7_mgqZL29Es85g,2017 年4 月5 日。智能时代的城市文化空间,对自然与人文互动、现实与虚拟辉映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共生教育的时代转型。

具体而言,智能技术对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塑与个体文化需求的尊重,为共生教育提供了人与空间共在性发展的新视角。 一方面,共生教育的文化空间观念产生了剧烈变化,从以往界限分明的物理空间拓展到与城市文化互动、人的情感互动相关的由各种文化教育载体构成的现实空间、虚拟空间甚至想象空间,并使得城市文化空间真正成为城市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生存根本;另一方面,共生教育对文化空间意义的理解,不再拘泥于某个或某类文化空间所产生的教育意义,而是立足于活动型空间,基于教育共生过程探索人类的自我实现及其行动价值。 换言之,人在教育中的自我追求与显现,得以在不同文化空间的共生关系中获得可能性。 人与文化空间的互动与共生,成为了教育育人价值追求的隐性表达。

因此,未来的共生教育,将以“人的发展”为根基,在实现城市文化中“资本逐利性与文化公益性”“社会分工性与文化融合性”“个性化文化需求与普遍性人类追求”的共存与共生中,走向实现城市空间意义再生产的教育变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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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燕楠,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高质量教育的生命、实践教育学基础理论与实践转化研究”(22JJD880021)的阶段性成果;华东师范大学2024 年优秀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在图像中成人:教育图像人学研究”(YBNLTS 2024-027)的阶段性成果;本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