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转录是质性研究(尤其是基于视频的互动研究)的核心工作之一。然而,如此日常而又如此重要的转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 与分析和研究的关系是什么? 相关的讨论少之又少。本文将转录工作视为一种政治学,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呈现和分析同一个课堂上的八个转录文本,讲述八个不同的故事,以此讨论转录作为分析、作为扰乱和作为赋权的性质。
关键词: 视频转录;转录文本;多模态分析;课堂参与;权力关系
(旁白)“视频记录的力量不在于它们清晰地呈现了什么,而在于它们挑战和扰乱了分析的最初假设。”①S.Goldman and R.McDermott,“Staying the coursewith video analysis,” in R.Goldman,R.Pea,B.Barron,and S.Derry,eds.,Video research in the learning sciences,London:Lawrence Erlbaum,2007,pp.101-113.
自从影像技术进入社会科学以来,多模态的转录工作就是视频研究的重要环节②F.Erickson,“Uses of video in social research:A brief histo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vol.14,no.3,2011,pp.179-189.。教育视频研究的元老、教育人类学家麦克德莫特(Raymond McDermott)曾估计过,对社会互动做粗略的多模态转录,一秒钟的数据需耗费一小时,也就是说,数据量和转录时间的比例是1 ∶3600;若要更精细的话,数秒钟可能会耗费数个月的时间③R.McDermott and J.D.Raley,“Looking closely:Toward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ingenuity,”in E.Margolis&L.Pauwels,eds.,The SAGE Handbook of Visual Research Metho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pp.372-391.。可见,转录工作在基于视频的研究中占据很大一部分。
如此重要、耗时如此之长的转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 转录文本和视频的关系是什么,和分析过程的关系是什么,和研究结果的关系又是什么? 转录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充当一种怎样的角色?与建立在转录工作之上的研究成果数量相比,对于转录本身的讨论却少之又少① C.Davidson,“Transcription:Imperativ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vol.8,no.2,2009,pp.35-52.。
本文通过一系列转录文本,讨论转录工作“可以是什么”。我们将首先梳理已有的文献,并介绍本文呈现的课堂情境。随后,我们将借用话剧中“幕”的形式,依次呈现八个转录文本,并由此讲述八个故事。最后,我们将从这些故事入手,反思转录工作的方法论问题。
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奥克斯(Elinor Ochs)在1979年发表《转录工作作为理论》一文,在社会科学界首次系统地讨论转录的性质② E.Ochs,“Transcription as theory,”in E.Ochs&B.B.Schieffelin,eds.,Developmental pragmatics,Cambridge:Academic Press,1979,pp.43-72.。迄今,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主要共识是:转录不是原始数据的复现(representation),而是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和阐释(interpretation);这种表征和阐释是有所选择的,带有转录者的理论立场。在1979 年这篇开创性的文献里,奥克斯阐述了“从上到下的偏见”和“从左到右的偏见”。前者的理论立场是,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对话一定是由成人主导的,成人强于儿童;后者的理论立场是,言语行为是互动的主要部分,是更值得分析的,而非言语行为是次要的,只是一种附属品③ E.Ochs,“Transcription as theory,”in E.Ochs&B.B.Schieffelin,eds.,Developmental pragmatics,Cambridge:Academic Press,1979,pp.43-72.。布霍尔茨(Mary Bucholtz)更是宣称,在任何情境下,对话语的表征都不可能免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转录文本是作者创造的产物,不可能是中立的,而总是某种观点的表达④M.Bucholtz,“The politics of transcrip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vol.32,no.10,2000,pp.1439-1465.。戴维森(Christina Davidson)2009 年发表的述评全面地梳理了30 年来质性研究界对转录工作的讨论。在她看来,转录工作的核心就是做出选择和决策,这已经得到了研究界的公认;所以重要的不是“再现真实”,而是研究者是否有足够的反身性,意识到自己的转译,并向读者作出充分的说明⑤ C.Davidson,“Transcription:Imperativ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Qualitative Methods,vol.8,no.2,2009,pp.35-52.。
然而,在上述共识之外,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占少数,但来自非常重要的研究者,也值得关注。例如,著名语言人类学家、奥克斯的丈夫杜兰蒂(Alessandro Duranti)援引柏拉图著名的“洞穴隐喻”,区分了对转录工作看法对立的两类人。第一类是“虚拟现实主义者”,他们就像洞穴中的囚犯相信墙上的阴影就是现实本身一样,不加质疑地接受转录文本的真实性;第二类是“超语境主义者”,他们就像解脱了枷锁的囚犯不愿回到洞穴一样,不承认转录文本有任何实用的价值⑥A.Duranti,“Transcripts,Like Shadows on a Wall,”Mind,Culture and Activity,vol.13,no.4,2006,pp.301-310.。以翻译工作来类比:虚拟现实主义者认为译作和原作是完全映射的关系,译作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超语境主义者认为译作和原作没有任何对应关系,译作没有实际意义。杜兰蒂提醒我们,这两类人的看法都是极端的、不可取的。他主张从时间性的角度看待转录工作,即认为每一个转录文本不但是数据的折射,也同时反映出转录者的某种阐释的(因而是选择性的)眼光。无独有偶,著名质性研究方法论学者哈默斯利(Martyn Hammersley)将转录的表征性称为一种“危险的错觉”,认为一味强调转录工作的阐释性是不恰当的;转录文本并不完全是被建构出来的,提倡“忠于数据”的严谨性依然是必要的⑦M.Hammersley,“Reproducing or constructing?Some questions about transcription in social research,”Qualitative Research,vol.10,no.5,2010,pp.553-569.。此外,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都指出,虽然已经有了许多对于转录的讨论,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依然超出我们现有的理解,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有两股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这门传统技艺的反思和辩护。第一股力量是自动转录技术的发展。如果计算机已经可以对录音或视频数据进行准确地转录,那这项工作还需要由人去做吗? 研究界为人工转录工作的必要性提供了至少两个理由。其一,人类行为在本质上是多模态的,除了言语行为之外,人的眼神、手势、体态乃至脚的移动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一场互动的理解① J.Bezemer and D.Mavers,“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s academic practice: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vol.14,no.3,2011,pp.191-206.② L.Mondada,“Multiple Temporalities of Language and Body in Interaction:Challenges for Transcribing Multimodality,”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vol.51,no.1,2018,pp.85-106.。现有的技术还远远无法达到对这些方面都进行自动转录的程度。更何况,互动不仅仅是单个的人,还有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协作,其中的细节会随着互动实体的增多而呈指数级增长③C.Goodwin,Co-Opera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75.。其二,要做出高质量的分析,研究者应对自己的数据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在质性研究中,对数据的理解高度依赖情境和语境,如果仅仅依靠自动转录的文本,而不亲自听录音、亲自看视频的话,对数据的理解很可能会流于表面,分析也很可能是肤浅的④ G.B.Bolden,“Transcribing as Research:‘Manual’Transcription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vol.48,no.3,2015,pp.276-280.。
第二股力量是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后结构女性主义等理论群落的兴起。这些理论都明确地指向平等与社会公正,因而对转录工作中的权力关系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研究参与者有审阅转录文本的权利吗? 米洛-杰夫(IritMero-Jaffe)认为,虽然让研究参与者审阅转录文本会带来一些两难问题(如:倘若他们想删去一些对研究来说很重要的内容,该怎么办?),但总的来说,这种审阅将研究的权力(如解释权、话语权)部分地移交给了参与者,从而提升了研究的伦理性⑤ I.Mero-Jaffe,“‘Is thatwhat I Said?’Interview Transcript Approvalby Participants:An Aspectof Eth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Qualitative Methods,vol.10,no.3,2011,pp.231-247.。又如,听觉障碍者是否适合进行转录工作? 霍普(Mindy J.Hopper)和奎奴斯(Sandra Quiñones)的合作研究表明,听障者的认识论(如对视觉和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对非言语行为的解读等)会给转录工作带来有价值的立场和实践,从而促进和丰富基于视频的研究⑥M.J.Hopper and S.Quiñones,“A Hunch without a Sound:Co-Constructing Meanings of Nonverbal and Verbal Interactions in Video Dat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Qualitative Methods,vol.11,no.5,2012,pp.547-572.。
本文从转录作为阐释这一共识出发,在以上三种讨论进路的影响下,探索转录的两种较少被提及的属性:扰乱与赋权。具体来说,我们希望借由呈现多个多模态的转录文本,并对这些文本所表征的“现实”进行不同的叙事,扰乱读者的认知。同时,不同于力求尽可能地隐去作者,从而让读者“身临现场”的传统文本,本文尽可能地让读者察觉到作者(亦即转录者、分析者和叙事者)的存在,从而对转录工作中的权力关系进行审视和反思。
本文呈现的是上海市某完全中学预备初中(即六年级)的科学课堂,时间是九月初。任课教师兼班主任吴老师两年前从一所部属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是一名对学生刚柔相济、对教学改革有热诚的职初教师。两个多月前还是小学生的孩子们刚刚进入中学,一方面还在熟悉陌生的环境和同伴,融入新的集体和角色,另一方面又延续了低学龄的活泼和热切。
在一节关于“什么是科学”的课上,吴老师正在通过一个“小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意识到感觉的不可靠,从而理解科学测量的必要性。这个探究活动分为三部分,吴老师首先请学生上台,把双手分别放入两个盛有冰水和热水的烧杯里,再迅速同时放入一个盛有常温水的烧杯里,体会手对温度的感受;随后,吴老师和学生们一起讨论了温度计的类型和原理;最后,吴老师再次请学生上台,用温度计测量不同烧杯里的水温。上述活动总共持续了20分钟左右,本文的大部分故事就发生在这20分钟里。
在这一节,我们会呈现八个转录文本,并以此讲述八个不同的故事。在进入下文之前,我们想做一个提醒:为了达到最佳的阅读效果,请读者不要跳读,按顺序观看这条主线。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个“小的探究活动”里,课堂互动的主要模式是怎样的。表1的转录文本呈现的是一位学生上台感受水温时的场景。
表1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课堂互动模式——师生一对一问答。再加上科学实验的情境,我们很容易想象当时的情况——吴老师请一位学生上台操作,其他学生在台下观看;这位学生操作完后,吴老师可能还会请下一位学生上台操作,其他学生继续在台下观看……无论吴老师邀请多少位学生上台操作,在某一时刻,有资格“动手”和“发言”的只有一位学生,或者说,真正“参与”实验探究的只有一位学生,而更多的学生被排除在外。
(旁白)故事一:这是一个实验探究活动,学生的整体参与程度较低。
可是,这个课堂的参与程度真的较低吗? 图1和图2分别呈现了吴老师邀请学生上台之前和有学生上台之后的场景。

图1

图2
由图1可见,这个班级里的很多学生都在积极地争取上台做实验的机会。由图2可见,即便没有获得上台做实验的机会,很多学生依然积极地关注着台上做实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把“课堂参与”狭隘地理解为“被授权”的单个学生在“聚光灯”下的显性行为(如起立发言、上台板书、做实验),而是也包含注意的、情感的、社交的投入,包含情境学习理论所言的“合法性边缘参与”,那么从这两张图来看,这个课堂的参与程度并不低。
(旁白)故事二:虽然只有一位学生上台动手操作,并与教师对话,但其他学生也非常投入,注意力高度集中,参与的意愿也很强烈。从情境学习的视角来看,学生的参与程度很高。
或许有读者会想,情境学习理论从社会层面看待参与,和认知建构主义从个体层面看待参与,并不矛盾。在课堂整体参与程度高的框架下,我们依然可以把目光落在具体的学生上,观察个体有没有言语上的参与,这依然是一个重要指标。确实,假设吴老师整节课都在“一言堂”,哪怕每一位学生都集中注意力认真听,依然无法称其为一节学生参与程度很高的课。
小白就是这样一位学生。图3呈现的是她整节课的言语参与情况。这张图简单明了——第一层是这节课的时间轴,第二层是小白的言语参与情况。很显眼的是,第二层完全是空白,也就是说,小白在整节课上的言语参与为零,没有发过一次言。

图3
(旁白)故事三:虽然从整体视角来看,学生的参与程度很高,但具体到某个个体学生——例如小白——整节课都没有发过言,还是可以说,她的参与程度很低。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小白的内向和害羞? 是因为她不喜欢科学这个科目? 是因为她不喜欢吴老师? 是因为她没有听懂这节课的内容? 还是因为她的心思根本不在课堂上? 图3并没有为这些疑问提供足够的线索。我们的猜测是漫无边际的:学生性格问题、内容难度问题、教学设计问题、师生关系问题……要进一步考察,我们就需要新的信息。
图4在图3的中间新增了一层,这一层呈现的是小白举手的情况。可以看到的是,在整节课上,小白一共举手了11次。尤其是,在10分26秒至14分7秒这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她举了8次手。平均不到半分钟就会举一次手。然而,吴老师一次都没有叫过她。由此可见,这不是一个“无参与”的故事,而是一个“无法参与”的故事;小白不是不想说话或上台操作,而是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图4
(旁白)故事四:虽然课堂整体的参与程度很高,但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获得了平等的参与机会。这个课堂并不公平。
为什么吴老师一次都没有邀请小白? 与之前一样,基于现有的转录文本,我们只能无端地猜测。要进一步考察,就需要新的信息。
图5是吴老师第一次请学生上台操作时,点名叫人时的景象。当时,吴老师手臂抬起,伸出手掌,下巴微抬,眼神和手势都指向教室后方,同时叫出了指向的那位学生的名字。图6是一位学生在台上操作结束,正欲回到座位,换下一位学生上台操作时的景象。当时,吴老师身体前倾,眼睛望向身前不远处的一位学生,同时叫出了这位学生的名字。从这两张截图都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有机会被点名、被授权的时刻,课堂上有很多同学都在举手示意,包括坐在第一列靠墙的小白(被红圈圈出),但小白不在吴老师的视线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吴老师并没有看到举手的小白。

图5

图6
(旁白)故事五:这样的不公平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受教室座位排列、教师注意力范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致。换言之,教师并不是主观上不想让小白发言,而是没有看到她举手。
然而,吴老师真的没有看到举手的小白吗?
和图5一样,图7也是吴老师第一次请学生上台时的景象。在这张图里,小白依然在举手,而吴老师的眼神很清楚地指向了她所在的方向。和图6一样,图8也是一位学生操作结束后,吴老师重新点名的景象。在这张图里,小白同样处在吴老师的视线范围之内。如果看得很仔细的话,甚至可以看出,为了看到小白所在的区域,吴老师甚至向右边微微倾斜了身体,从而让视线得以绕开正在走回座位的上一位学生。从这两张图可以判断,吴老师应该看到了举手的小白。

图7

图8
(旁白)故事六:教师很有可能多次看到了小白举手,但却忽视了她的意愿。这样的不公平并不是客观条件所限而导致的,教师就是主观上不给小白发言的机会。
但是,情况真的如此吗? 吴老师为什么不给小白发言的机会? 是他们的师生关系出了问题? 还是举手的学生太多,吴老师实在点不过来? 还是吴老师有别的考虑? 这样的“不公平”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疑问并未得到解答。
下文展示了五张截图。每张图的下方都有一条音轨图,呈现的是吴老师第一次叫学生上台操作的时刻。她当时说的是:“比冷水凉还是热,那,来,后面,杨言。”从10分47秒至52秒,说这句话用时5秒钟。可以看到,音轨图里的13个峰型,对应的就是这13个字,“凉”“热”“来”“后”这4个字的音量是加重的。音轨图上方的视频截图则呈现出当时课堂的样子。具体来说,上半部分是教室后方的摄像机从后往前拍到的,可以清楚地看见吴老师;下半部分是教室前方的摄像机从前往后拍到的,可以清楚地看见小白。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在这5秒钟内,吴老师和小白在做什么?
图9.1是吴老师说到“比”的时候。此时,已经有七八位学生举手。吴老师的眼神望向小白所在的区域,但小白并没有举手;她的右手放在嘴巴附近,眼睛望向吴老师的方向,似乎在思考。

图9.1
图9.2是吴老师说到“是”的时候。举手的学生已经增多至十多位。此时,小白也将手抬起,身体向左前方倾斜。相较于其他将手高高举起的学生,小白的举手显得比较犹疑——她的手只抬到耳朵旁边,且手指弯曲,有些试探的意味。然而,吴老师的眼神移向了教室右侧,小白的举动似乎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图9.2
图9.3是吴老师说到“那”的时候。她的手已经抬起,举过头顶,下巴也微抬,眼神望向教室后方。此时,小白原本弯曲的手指打直,手也举得更高,做出了一个较为标准的举手姿势。

图9.3
图9.4是吴老师说到“面”的时候。她的手已经完全伸展开,手指打直,指向教室后方。虽然此时吴老师还没有说出即将被叫到的学生名字(即“杨言”),但通过“来,后面”这两个指示词,学生们已经知道会被吴老师叫上台的肯定是坐在教室后方的学生,因此许多学生都转身望向后面。这里面,也包括了依然将手高高举过头顶的小白。此时的她把手搭在身体右侧的墙面上,身体向左转,望向教室后方。

图9.4
图9.5是吴老师说完了这整句话之后。她的视线依然位于教室后方,望向杨言所在的方向,但她的手已经落下,自然垂放在讲台上的实验器材上。此时,小白的身体依然左转,眼神也依然望着后方,但手也顺势落下,小臂绕过头顶,搭在左耳前,已经不算是处在举手的姿势了。

图9.5
回到我们的问题:吴老师和小白在做什么? 通过对二人举止的细致观察,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故事:在这短短的5秒钟时间内,吴老师和小白做了一场极为精细的协调:当吴老师即将“开放授权”的时候,小白开始举手,她举手的程度随着这个授权时刻的来临而越来越明显,但始终“慢一拍”。而当吴老师的点名尘埃落定的时候,小白“彻底地”举起了手。有这样一种可能,小白并不想上台操作,但迫于全班这么多同学举手的“从众”压力,她不得不举手,而这种“将举未举”的犹豫被吴老师看在眼里,她不给小白参与课堂的机会,并非不公平,而是一种与小白的默契。
(旁白)故事七:小白的举手介于举与不举之间。教师看到了她的举手,同时也看到了她的“并未举手”,并领会到了她的犹豫。作为一种“配合”,教师故意没有叫小白上台。
最后一幕,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下一节课。在一周之后的课上,学生要学习的是酒精灯的构造和使用。吴老师通过示范使用酒精灯的每一个动作,逐一讲解操作中的注意事项。随后,吴老师邀请学生上台尝试使用酒精灯。和一周前的课堂一样,学生们踊跃参与。不同的是,在此次举手中,小白获得了上台活动的机会。从教师邀请学生上台,到小白完成她的操作,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1分钟。和前七幕一样,小白依然不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截取了这1分钟内的10秒钟,对应时间轴,记录小白的举动,同时转录视频中的言语。在这10秒钟里,小白有三次完全静止不动的时刻(即图10的时间轴上的三个黑色实心矩形),分别持续了1.000秒、0.667秒和0.734秒。这三次静止突出了小白操作时动作韵律的不流畅和身体的紧张,也为我们看见吴老师与小白之间的“配合”提供了可能。

图10
在这一片段的初始,小白左手拿着酒精灯灯帽,准备盖灭火焰。一旁观察的吴老师进行了干预,打破了小白原来的动作节奏。当吴老师说出“刚”之后,小白拿着灯帽的左手停滞在空中,整个人几乎静止(见图10.1)。随后,小白遵循吴老师的指示,用右手扶着灯座。当她盖上灯帽后,抬起左手,再次停滞在空中(见图10.2)。一些学生迅速捕捉到小白的停顿,在下一刻给予了动作上的提示。吴老师和其他学生也先后给出相同的提示。这一刻,小白成为了其他学生的“行动代理人”;亦即,她代表当时在台下的学生,将灯帽“拿了起来”。随后,当小白用左手拿起灯帽后,她的手第三次停顿在了空中(见图10.3)。与此同时,吴老师提示将灯帽“再放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小白第三次静止时,吴老师的提示既不是对其动作的突然干预,也不是稍滞后于停滞这一信号,而是顺着对小白上一动作的肯定,连贯地指导她的下一动作。
伴随着这三次静止,活动情境从最初的小白独自操作,依次转变为吴老师干预下的操作、小白作为代理人的操作以及吴老师提示下的操作。通过前两次的“磨合”,吴老师和小白相互关注,逐渐达成默契:吴老师意识到小白需要支持,小白也意识到吴老师会提供支持。到了第三次静止时,吴老师的提示和小白的静止趋于同步,二人建构出一种应和的、共享的互动节奏。综上,在这10秒里,在吴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帮助下,小白完成了“盖灭火焰、提起灯帽、重盖灯帽”的一系列操作。
(旁白)故事八:在不同的情境下,教师会以不同的方式“配合”小白。这些不同的处理体现着教师的教学机智。
为什么我们要讲述这八个故事? 或者说,为什么读者有必要看到这八个故事? 我们认为,按照上文的顺序,一幕一幕地观看不同的转录文本,思考这八个故事,将有助于读者重新理解转录工作在基于视频图像的教育研究中的角色。下文将基于这些故事,从三个层面论述我们的观点,并讨论这种重新理解的意义。
关于转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似乎最为老生常谈的一点是,对于质性研究(包括传统的基于访谈的研究,也包括基于视频图像的研究)来说,转录并不是对资料做另一种模态的客观复现(如声音转为文字、动态视频转为静态图像),而是有研究者主观介入的处理。或者说,转录并不是资料分析之前的准备工作,而是资料分析的一部分——作为质性资料分析核心的分类、比较、编码,也正是转录在做的事情① A.Oluwafemi,S.Xulu,N.Dlamini,M.Luthuli,T.Mhlongo,C.Herbst,M.Shahmanesh and J.Seeley,“Transcription as a Key Phase of Data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Experience from KwaZulu-Natal,South Africa,”Field Methods,vol.33,no.4,2021,pp.417-423.。以上文多次出现的“举手”为例:何谓“举手”? 手靠在墙上算吗? 放在耳朵旁边算吗? 对于这一动作,不存在既定的标准或规格,我们是基于常识和情境,对视频中不同的现象进行持续比较,从而建构一个类型。又如,当我们只转录言语行为(如第一幕),或当我们同时以视频截图或文字描述的形式转录非言语行为(如第七幕),或当我们不但呈现截图,还在截图上增加某种符号标记(如第五幕),我们是在以三种不同的形式给资料编码。
更宽泛地说,转录和分析一样,本质上都是阐释。举例来说,视频本身是不包含标点符号的——没有人在日常说话时,会把标点符号也说出来(如“小明感叹号你吃饭了吗问号”)。因此,转录文本中的标点符号,都是分析者对视频中互动现象的阐释,而不是固有的客观现实。上文的八幕故事,无论简单(如第一、三幕)或是复杂(如第七、八幕),也都是我们的阐释。例如,在第六幕里,我们写道,从图7和图8可以判断,吴老师看到了小白。这是我们从常识出发,基于截图中呈现的吴老师视线范围,做出的解读,而不是确凿无疑的“真相”。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想进一步指出,转录工作本身蕴含着说服的目的。伯格在分析图像文化时写道,“每一影像都体现一种观看方法”② 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页。。因此,向读者呈现某种影像,同时也是在说服读者用某种特定的方法去观看影像。在视频图像的转录工作中,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形象接踵而至,其连续性构成了不可逆转的意义陈述”③ 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5 页。。在拉图尔所分析的实验室活动中,科学家生产不同类型的文学铭文,如符号、表格、图像或照片等,突出有用且可靠的元素,建构出支持最终论点的关键资源④ 拉图尔、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修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71-89 页。。转录正是为了使论点具有说服力而生产文学铭文的过程。转录者对视频图像进行加工,调动和组织着不同元素,如言语文字(第一幕)、视频截图(第二幕)、符号标记(第五幕)、视觉化的声音(第七幕)等等,制造出特殊的观看方式,为自己的观点装配出一套证据。
沿着上一节的观点,我们想讨论一种特殊形式的说服:扰乱。这个层面的思考源于一个问题:视频可以用来做什么? 在教育研究中,视频主要有两个用途。其一是被用作研究数据:正如我们整理和分析问卷、实物、访谈或其他文本一样,我们也对视频进行整理和分析,最终从中得出用以回答研究问题的结论① F.Erickson,“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from videotape:Some research procedures and their rationales,”in J.L.Green,G.Camilli&P.B.Elmore,eds.,Handbook of complementary methods in education research,Washington,D.C.: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6,pp.177-192.。其二是被用作一种收集数据的工具:我们和研究参与者一同观看视频,以视频为线索进行访谈,随后再对访谈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这两种用途有一个共同点:视频本身是稳定、自洽、毋庸置疑的。
我们想打破这种对稳定、自洽、无疑的信念,从而探索视频的一种新用途。本文所用到的视频资料并不指向某个研究问题。例如,我们并不想研究吴老师的提问或理答,也不想论证这个课堂是否公平。上文从第二幕开始,每一幕都修正乃至推翻了前一幕所建立的观点。哪一幕是准确的? 每一幕都是准确的。我们没有在任何意义上篡改视频资料,每一幕的转录文本都忠实于原始视频,根据转录文本所做出的推断也是合理的。我们精心而刻意地编排了转录的方式和呈现的次序,目的不在于说服读者相信某个关于课堂现象的论点;恰恰相反,目的在于扰乱读者的信念。我们试图通过运用视频资料——尤其是引入对视频资料的不同转录形式——让读者不断推翻前一幕所传达的观点,推翻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认识,从而切身地理解转录并非客观现实的复现。与其他数据形式的转录工作相比,视频转录尤其适合扰乱,因为“眼见为实”是一个基本常识,而转录工作推翻了这种常识。它向我们提出的质疑是:眼见一定为实吗? 眼见是否有可能恰好带来实的反面? 何谓“实”? 我们希望借由这种扰乱,和读者一同警惕的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不一定全面,我们产生的想法不一定中肯,我们持有的立场也不一定正当。永远存在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往往认为,准确性是判断转录质量的核心标准。但从上文的讨论可以推论,准确与否并不是转录的关键问题,因为“所有的转录都是立场的选择,都必然包含着阐释,都在促进特定的利益,偏向特定的言说者,诸如此类”②M.Bucholtz,“The politics of transcrip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vol.32,no.10,2000,pp.1439-1465.。关键问题是“需要怎样的准确”以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准确”。正如杜兰蒂所提及的,一旦我们把绝对的准确性视为转录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将陷入对技术无节制的追求之中——用一台摄像机拍摄,为什么不用两台? 用普通摄像机拍摄,为什么不用360 度全景摄像机? 用摄像机自带的收音设备,为什么不用佩戴式麦克风③A.Duranti,“Transcripts,Like Shadows on aWall,”Mind,Culture and Activity,vol.13,no.4,2006,pp.301-310.? “需要什么样”和“为什么需要”都需要做出论证,而论证一定是带有理论立场的。
读者或许会发现,第七幕和第八幕的篇幅显著地多于前面的六幕。这是否表明,作者的分析重点在于最后两幕? 进而,这是否表明,作者更认同最后两幕所传达的观点? 上文曾经强调,我们不认为哪一幕是更准确的,也无意对这节课做完整的互动分析(倘若如此,便是把视频作为研究数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最后两幕着墨最多,确实是有意为之,因为我们想借此讨论转录的第三个角色——赋权。
知识生产和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在基于视频图像的教育研究里,这种权力关系尤为凸显,因为在结束数据收集的阶段、离开田野之后,研究者还会经由“活生生”的视频数据,长久地感受和意识到“被研究者”的存在。通过观看、转录和分析视频,研究者始终行使着一种智识和话语上的特权,因为视频中的“被研究者”无权反过来观看、转录和分析研究者。那么,享有特权的研究者,对“被研究者”负有何种责任? 作为课堂研究者,我们认为自己的一项责任是,最大限度地悬置价值判断,尤其是负面的判断(如“这个教师缺乏某种能力”或“这节课存在某些问题”),而将尽可能细致地描述和理解“课堂上发生了什么”放在首位。最后两幕和之前六幕的区别,与其说是真实的程度,还不如说是细致的程度。
麦克德莫特和拉利(Jason Raley)在题为《细致地看:朝向人类才智的自然史》一文中批评了弥漫在教育研究中的“缺陷视角”,即带着预设的概念、假设和前见,审视实践场域里的人们(如教师和学生)缺少什么、匮乏什么、不擅什么的思维方式。他们呼吁一种“人类才智的自然史”,即研究“人们为彼此创造环境的方法。情境既不被视为一个变量,也不是一种(既有的)环境,而是一个适应、重组与创造的游乐场”①R.McDermott and J.D.Raley,“Looking closely:Toward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ingenuity,”in E.Margolis&L.Pauwels,eds.,The SAGE Handbook ofVisual Research Metho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pp.372-391.。第七幕和第八幕所展现的,就是小白和吴老师之间的这种为彼此创造环境的才智。通过细致的转录工作,他们之间精细的协调——包括眼神、手势和言语——得以体现。他们不再只有“在参与”或“不在参与”、“教得好”或“教得不好”的区分,而是具有更复杂的能动性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细致的转录就是一种赋权的社会行动:虽然没有把转录文本给吴老师或小白审阅,但在第七幕和第八幕的转录文本里,他们获得了展现才能(而不是认领缺陷)的权力②C.B.Vigouroux,“Trans-scription as a social activity:An ethnographic approach,”Ethnography,vol.8,no.1,2007,pp.61-97.。
总而言之,转录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有选择的阐释,因此不是数据分析之前的准备工作,而是分析本身。但除了数据之外,视频的转录工作还可以成为一种扰乱读者的工具。通过这种扰乱,研究者可以动摇乃至推翻一些观看和分析的基本假设。进而,这种扰乱可以重新组织研究者、研究参与者、作者、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细致的转录工作能够让“被参与者”——被观看的客体——获得展现才能的权力。这对于指向社会公正的质性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旁白)“快跑! 社会科学家要来了,情况将会变得更糟。小心成为被他们命名的社会问题!睁大你的眼睛。”③R.McDermott and J.D.Raley,“Looking closely:Toward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ingenuity,”in E.Margolis&L.Pauwels,eds.,The SAGE Handbook of Visual Research Metho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pp.372-391.
中图分类号: G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178-12
作者简介: 肖思汉,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何薇薇,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