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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重估《学衡》的历史语境与学术史价值



摘 要: 1989年,乐黛云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揭开了学衡派研究的新篇章。她借助人文主义理论,重估《学衡》,反思了历史中的“博爱幻梦”,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并由此接受“用‘一切时代共通的智慧’来丰富自己”的人性论,从而突破了“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二元对立思维的藩篱,呈现出多元共生的五四图景。通过重估,乐黛云深受学衡派“追求绝对真理”精神品质的感召,呼唤知识分子回归纯粹的文化立场,接续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任务,自觉担起“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乐黛云;《学衡》;五四;泛情主义;白璧德

因与新文化运动相颉颃的文化姿态,学衡派一度被扣上“复古”与“反动”的帽子,其思想被排斥到学界边缘。新时期以后,虽有学者重新关注学衡派,但始终难以超越“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认为其主张“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① 郑大华:《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3 期。,或有保留地评价他们抱持的是“加上了浓厚的‘中西合璧’的色彩”的“复古理论”② 许祖华:《在逆反中构建的理论形态——论“学衡”“甲寅”等复古派的文学理论主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 年第 1 期。。1989 年,乐黛云所撰《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③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 年第1 期。本文未标注征引对象的乐黛云之言皆引自此篇。率先突破了旧的认识藩篱,在多元共生的理论框架下高度肯定《学衡》派④ 乐黛云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重评的乃是《学衡》史料,因此她在该文中使用的是“《学衡》派”的称谓。的文化启蒙立场。该文揭开了学衡派研究的新篇章,也是乐黛云学术生涯带有转捩点意义的重磅文章。本文拟将《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置于20 世纪80 年代,重访该文得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彰显乐黛云重估《学衡》的学术史价值,分析乐黛云对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与学衡派人文主义思想的接受,阐述其学术转向背后对“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自觉承担。

一、重估《学衡》与重构五四

1980 年,乐黛云在谈及学衡派时,还持有旧的文学史观,认为“学衡派的胡先骕、吴宓则力图介绍西方‘最新’的,但并不健康的思潮”① 乐黛云:《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4 期。。然而,面对《学衡》在各种文学史中遭到批判的情形,她“对此多少有些怀疑,深感证据不足”,特别是1981 至1982 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接触到吴宓、梅光迪、汤用彤与“新人文主义”的关系后,“更是觉得《学衡》的问题必须重新探讨”。②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1 页。按其自述,她在去哈佛之前就已萌生出重估《学衡》之意,但此时距离《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一文的发表相隔将近十年。乐黛云的勤勉一直为人所称道。“西方学界同仁每每相见,都惊异于她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如此多的工作,近乎于现代社会中时见的‘工作狂人’”③ 陈跃红:《得失穷通任评说,敢开风气敢为先——乐黛云先生的学术世界》,《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50 页。。她也曾自言:“1984 到1989 年的五年间,我真是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④ 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75 页。那么,为何重估《学衡》这项研究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当是有更为紧迫的历史重任摆在她面前。

乐黛云访学归国后,将精力主要集中于引介国外的文艺理论,并在1987至1988年连续出版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原理》两本学术专著。这一时期,她还积极推动“文化热”潮流。在“反思激进历程”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双面作战中,五四被视为“一个被迫中断而需要在80年代重新接续的历史源头”⑤ 贺桂梅:《80-90 年代对“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年第 4 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寓言化”⑥ 所谓“寓言化”(allegorization),即舒衡哲所言“把历史作成批判现实的镜子的过程”,也就是“每代新人都因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抱负,为‘五四’启蒙运动创造了不同的意象”。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7 页。的存在,成为20 世纪80 年代知识分子不断重返的原点。知识分子基于过去的十年是“封建大复辟”⑦ 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 页。的共识性判断,那么,五四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文化资源亟待被重新释放出来。韩少功回忆说:“当时运用西方话语也成为‘现代化’的内容,模仿西方曾经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力,在西方的现代性刺激下生长出来的文化现象,成为80 年代重要的景观。”⑧ 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9 页。乐黛云身处的正是西方文化再度成为知识分子理想镜像的新阶段。她认为“‘文化热’的核心和实质就是酝酿新的观念”,“要促成我国悠久文化的发展新阶段,首先要有不同于过去的新观念”。⑨ 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117 页。如此便不难理解她何以暂时搁置重估《学衡》的计划。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寓言化”的五四有了新的面相。它被视为需要反思的现代化想象。顾昕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直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主题之一。林林总总的五四编史学(historiograhy)模式不断问世,到一九八九年达到高潮。”⑩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五四反思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3 页。期间,五四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反思五四合法性反而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达到了高潮。《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一文,原题为《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⑪两篇文章基本相同,略有差异。,本是乐黛云为参加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五四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提交的论文,收录于《论传统与反传统——纪念五四七十周年论集》。该论文集以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从海外学者对五四的评论说起》开头,以乐黛云的《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收尾。这样的安排可谓别有深意。王元化的文章旨在反驳林毓生提出的五四全盘西化论的观点。而乐黛云则在其文中特别强调:“不可否认的是《学衡》也是五四的产物,没有五四,就不会有《学衡》。”① 乐黛云:《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李中华编:《论传统与反传统——纪念五四七十周年论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22 页。可见,此文既是重估《学衡》,也意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辩。或者可以说,此时学界反思五四的风潮已经迫使她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学者将乐黛云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与余英时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并置讨论,把它们同置于“反思‘五四’与质疑‘启蒙’”② 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5 卷(1977-2000),黄修己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44 页。的历史序列中。然而,这种将反思五四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倾向与重评保守主义并列视之的学术史叙事,则有可能会忽略乐黛云撰写此文的真正意图,遮蔽她更深层次的文化考虑。事实上,在反思五四的浪潮中,除了余英时,林毓生和李泽厚的观点也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反响。乐黛云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说:“当人们大谈文化断裂,全盘西化或保古守旧,‘体用情结’时,是否也应参照一下《学衡》杂志,这一远非和谐,然而独特的音响?”③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 年第1 期。只有循着她自述的“文化断裂,全盘西化或保古守旧,‘体用情结’”等关键词,方可解锁出她文章意欲对话的具体学者。

严家炎曾说,关于五四的重评,“可能导源于美国学者林毓生教授”,林毓生和陈来的观点很激烈,“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而彻底的反传统则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④ 严家炎:《“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严家炎全集》第8 卷,新星出版社2021 年版,第1 页。 当然,20 世纪80 年代还有别的知识分子指责五四运动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裂。⑤ 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该文原载《文艺报》1985 年7 月6 日,收录于谢尚发编《寻根文学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90 页。但林毓生的说法无疑最具代表性,被普遍视为重评五四的挑起者。乐黛云所谓“文化断裂”应有与林毓生对话之意。此外,在重评五四的浪潮中,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乃是“文化热”舆论场的中心话题。他当时两面作战,还提出“西体中用”说。乐黛云与李泽厚本就是好友,两人又同是“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成员。可以推断,乐黛云在撰写《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前肯定读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乐黛云所说“体用情结”显然也有与李泽厚对话之意。至于如何辨析乐黛云与余英时在重评保守主义思潮方面的立意之别,从而明晰乐黛云重估《学衡》的真正用意,需要更加细致的思量。

二、多元共生的“五四”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将五四视为“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五四“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界“在意识认同方面的深刻危机”。⑥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5 页。由此,他提出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绝不应是黑白二分”,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只能在旧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⑦ 林毓生:《增订再版前言》,《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 页。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林毓生重评五四的思路仍然遵循着“反思激进历程”和“重建现代文化”这一双向路径。他通过反思五四“一元论”的文化逻辑,解构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激进叙事,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林毓生的观点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和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在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林毓生的观点。李泽厚通过拆解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救亡政治运动,成功解构“激进政治”,重新回到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他指出“我们今天的确要继承五四”,但不能“重复五四那种激烈的批判和全盘西化”,并由此提出了对传统文化的“转换性的创造”。①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39-40 页。余英时则认为,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成‘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②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24 页。。然而这种通过否定五四来解构“激进政治”的研究范式何尝不是另一种激进叙事? 五四的文化空间被限制在“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的激进叙事中,无法再为“重建现代文化”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因此,如何超越激进逻辑,重现多元共生的五四文化空间成为学界重评五四的关键点。

王元化、严家炎、袁伟时等学者纷纷著文,努力论证多元共存的五四文化空间。他们都断然否定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指出五四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并论证了五四启蒙者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所做的贡献。如王元化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对先秦诸子学说作了持平的论述”③ 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从海外学者对五四的评论说起》,李中华编:《论传统与反传统——纪念五四七十周年论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9 页。。然而在众多重评五四的文章中,只有少部分学者关注五四运动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期间,余英时对此话题的探讨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但其意不在挖掘保守主义者的文化贡献,而旨在批判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浪潮。那些关注到学衡派的研究,仍未能在学衡派文化探索的现代价值层面做出学理化的判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乐黛云所撰《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格外难得,使《学衡》派的贡献在中西“互为参照”“互为语境”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得以重现。

乐黛云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指出,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围绕同一问题构成的张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契机”。通过与世界文化对话,她突破了前人建构的新文化运动派与学衡派之间“进步与落后”二元对立的逻辑,指出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启蒙”。乐黛云此处并非是呼应余英时反思五四运动中激进主义倾向的观点,而旨在终结自林毓生兴起的否定五四的浪潮。乐黛云说:“我对那种鼓吹‘返回传统’,以至‘否定五四’的主张实不敢赞同。”④ 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99 页。从林毓生、李泽厚的五四“全盘反传统”起,再到余英时所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何尝不把五四当成传统文化的最大敌人,而且在思想上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 余英时认为:“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现状,就是保守与激进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坐标,因此双方就永远不能有真正的对话。”⑤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9 页。然而,当乐黛云将五四启蒙者的舆论场置于与世界对话的场域中,以多元共生的视野重审新文化运动时,五四也就呈现出比“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更复杂的面相。乐黛云指出:“中国启蒙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西方衰弊时期”,鉴于“西方文明的矛盾和弱点已暴露无余”,“激进派尊崇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派找到了杜威、罗素”,提倡好人政府和整理国故;“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保守主义者则服膺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倡导中西文化结合。这在今天看来已然是常识的说法,在当时却是被学界普遍忽略的。即使在当时被视为现代文学学科最新突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也认为:“当欧洲的新艺术的创造者已开始了对他们自己的传统勇猛的反叛的时候,我们因为从前并未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只好对这些新的反叛‘敬谨接受’,便又成为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⑥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平原文集》第1 卷,商务印书馆2024 年版,第285 页。其间透露出来的仍是20 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化缺乏主体性反思的无奈。而当乐黛云将五四启蒙者置于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场域中,无论是激进派、自由派,抑或《学衡》派,其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主体性反思都被重新释放出来,所谓的“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激进叙事逻辑也就随之瓦解。

更应指出的是,乐黛云并非从学衡派与自由派、激进派的论辩探讨其功过是非,而是从白璧德“人文国际”的视野下重新挖掘《学衡》派文化探索的现代价值,附加于他们身上的“落后”标签也随之被摘除。她指出:“由于白璧德用以规范人性的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普遍性永久价值,因此,能从世界文化汇通的高度来讨论传统问题。”她还特别谈到白璧德希望促成“人文国际”,即在西方创始人文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展“新儒家运动”。乐黛云认为《学衡》派在“人文国际”的号召下,“很自觉地将新人文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她详细阐述了《学衡》派在中西文化主体性反思基础上进行的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探索。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一方面,《学衡》派反对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真理不但万古常新,而且具有普遍性世界意义”,因此强调“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另一方面,《学衡》派的目的是“阐求真理”,“方法也不是固守旧物而是批评和融化新知,这就是发展”,由此与国粹派拉开距离。在“引介西学”的问题上,《学衡》派既要求“被引进之本体有正当之价值”,又提出“被引进的学说必须适用于中国”。

还值得一提的是,乐黛云从“民族”与“世界”双重面向上重现了《学衡》派文化探索的现代价值,呈现了《学衡》派“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贡献,更进一步彰显其文化探索之于世界的意义,从而将《学衡》派的文化探索重新织回了世界文化发展的脉络。因此,乐黛云特别强调《学衡》派提出的“世界将来之文化,必东西文化之精髓而杂糅之”。基于此,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衡》派这些主张“显然突破了传统保守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是一条“现代保守主义之路”。

自林毓生通过否定五四启蒙传统来打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学术空间后,如何阐述五四启蒙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困扰学界的“现代性幽灵”。王元化等学者重新梳理五四启蒙者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方面的贡献,逐步瓦解“全盘反传统”的五四寓言。然而问题在于,论者在阐述五四启蒙精神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理想化的西方镜像:林毓生、李泽厚等学者以理想化的西方镜像去想象五四“激进派”的启蒙者,将其描述为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王元化等学者则以理想化的西方镜像否定五四“激进派”与“自由派”存在全盘反传统的倾向,论证其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方面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五四启蒙者“重建现代文化”的主体性思考被压抑在理想化的西方镜像中。相比之下,乐黛云更具突破性地将《学衡》派纳入五四启蒙者的行列,详细阐述了《学衡》派在“人文国际”视野下“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总体思路;并将五四启蒙者置于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历史场域,提出了“多元共生”的理论框架,得以窥见激进派、自由派与《学衡》派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主体性反思,从而击碎了建构“全盘性反传统”五四寓言的理想化西方镜像。倘若说王元化、严家炎等学者从自由派、激进派的视角开拓了多元共生的五四文化空间,乐黛云则完成了重现多元共生文化空间的最后一步——重评保守派。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一文深深影响了此后的学衡派研究。大部分学者是在乐黛云定位的“现代保守主义”框架下探究学衡派的价值与意义。

三、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

如同学衡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异军突起,乐黛云在重评五四的浪潮中也“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那么,她何以会在历史被遗忘的角落里发现学衡派的价值? 当然,这其中有历史的偶然契机——哈佛访学,但笔者想追问的是乐黛云是如何接受白璧德与学衡派的思想,从而在与时代浪潮的对话中重估《学衡》的? 乐黛云曾说:“我对于《学衡》史料的较为全面的阅读,引起了我的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我逐渐较为深入地与过去支配我的、趋向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也就是与曾经禁锢我的某种意识形态决裂。”①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6 页。可见,理解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是解读她接受白璧德与学衡派思想的关键。

根据乐黛云对白璧德思想的阐述,她同时征引了学衡派和侯健的译文,还根据原文亲自翻译了白璧德的核心概念。如“lower self”和“higher self”,侯健译文不涉及这些概念,学衡派分别译为“卑下之心性”① 白璧德:《白璧德释人文主义》,徐震堮译,《学衡》1924 年第34 期。和“内心中高上之部分”② 白璧德:《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吴宓译,《学衡》1925 年第38 期。,乐黛云则译为更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较低的自我”和“较高的自我”。还有侯健与学衡派同时翻译了白璧德名文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West,但乐黛云在阐述白璧德思想时几乎全部征引侯健的译文。乐黛云究竟如何理解学衡派译文? 毕竟学衡派使用了大量儒家术语翻译原文,从而使译文呈现出儒学化的白璧德思想。换言之,学衡派译文并不完全等同于白璧德思想本身。对此,我们不妨从乐黛云所接受的侯健译文谈起。

相比于学衡派的文言译文,侯健的白话译文更切合当下的阅读习惯。然而,侯健的译文也采用了与学衡派同样的归化译法,不过乐黛云似乎并不在意。如她征引侯健译文时指出:白璧德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和自亚里斯多德及其他希腊哲人以降的西方人文主义者是一致的”。对比白璧德原文可知,侯健将“law of inner control”③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17,No.2,1921.译为“克己复礼为仁”④ 白璧德:《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 年版,第264 页。。而乐黛云接受了侯健译文中的这种文化变异。她曾说,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人们无法完全摆脱自身的文化思维“去‘正确’解读他种文化,就必然产生‘误读’。也就是说,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他的‘不见’和‘洞见’”⑤ 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136 页。。如此看来,乐黛云也是从儒家思想的视域进入白璧德思想,并接受侯健译文。那么,她选择侯健译文作为主要征引对象以及亲自翻译白璧德思想的核心概念,并不在否定学衡派译文,而仅仅因为这种译法更符合现代语言习惯。

回到乐黛云所说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有意思的是,无论学衡派,抑或侯健,都未将以卢梭为代表的思想译为“泛情主义”,而是“感情主义”或“感情派”,并且这两种译法也符合现代语言习惯。当然,乐黛云有时也接受学衡派和侯健“感情主义”的译法,但她显然更认同“泛情主义”的译法,因之她在多篇文章中都谈到了“泛情主义”。那么,乐黛云为何特意将白璧德批判的卢梭思想阐述为“泛情主义”呢? 我们必须根据学衡派译文与侯健译文,从白璧德批判的思想流派谈起。

白璧德在《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中指出,十八世纪“个人主义的第二次大进军”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以倍根为其先知”的功利主义,“为求人类的舒适与功利而生的人类知识上与控制自然力量上的扩展”。另一方面则是以卢梭为先知,“要旨在于强调感情上的奔放,一度着重这种匪情的奔放所能导致的博爱”。“这一运动的两面,如果能配合一致,则全人类必能在对大自然的控制上赓续进步,以求利生和舒适,必能不断以博爱的精神,日趋结合”。白璧德提出:“这整个运动,不妨解为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人生观,人道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进步的观念,而这便是西方开阔主义者的真宗教。十九世纪的典型人物,以为在科学新发现和开阔性同情的联合下,其结果足以使他如丁尼逊所说,迈向‘燎远的神圣大事’。其实,他所迈向的是大战……无论如何,人文主义对功利主义及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ts)的决定性战争,在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必然会在教育的领域里进行。”⑥ 白璧德:《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 年版,第258-268 页。对比原文可知,乐黛云所译“泛情主义”比学衡派与侯健的“感情主义”更能突显白璧德所批判的sentimentalists 之本质。而乐黛云能如此精准地把握白璧德专业术语sentimentalists 的内涵? 可从乐黛云的亲身经历中去寻找。

乐黛云说“泛情主义”是曾经禁锢她的“某种意识形态”。言下之意,她也曾经陷入“这种匪情的奔放所能导致的博爱”的“泛情主义”中。乐黛云关于自身激进历程的回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它。她说在“史无前例”的日子中,虽然自家遭遇了不幸,但“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甚至为“老百姓起来放把火”感到“大快人心”;“我似乎预见到中国即将有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了”。乐黛云真诚地认为:“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⑦ 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35 页。有意味的是,乐黛云的“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不正是白璧德所批判的“匪情的奔放所能导致的博爱”吗?白璧德一生所致力批判的“泛情主义”似乎就在乐黛云的个人遭际中重演。在白璧德看来,“卢梭所言之博爱精神,实不过一种感情之幻梦”,而陷入“博爱幻梦”之人的典型特征在于“动辄出其毫未试验之幻想,而被以‘理想’之美名”① 白璧德:《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吴宓译,《学衡》1924 年第32 期。。换言之,白璧德认为:人性有“恃强凌弱”的恶之一面,所谓的“改良世间一切”的博爱最终会沦为“欲图无限权力之扩张”② 马西尔:《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译,《学衡》1923 年第19 期。之人的口号与工具。因此,白璧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屈从于情感的扩张幻想,其结果不是博爱,而是腐朽的霸道主义。”③ Irving Babbitt,Democracy and Leadership,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4,p.17.原文为:Actually,as Ihave sought to prove,the outcome of yielding to amere expansive conceit of the emotions is not fraternity,but a decadent imperialism.吴宓译为:然按之实际,但事服从放纵虚幻之感情,其结果并不成为博爱主义。而为一种衰败之帝国主义。但吴宓在《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译者识”中说:“白璧德所用帝国主义Imperialism 一字,应译为霸道,即强取豪夺,横行无忌之意也。”为进一步理清乐黛云所接受的白璧德思想,笔者重新翻译了原文。由此切入乐黛云所说的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我们便可进一步辩明乐黛云的其中之意。

乐黛云说:“白璧德将人生境界分为神性、人性、兽性三等,神性高不可攀,兽性放纵本能,沉溺于物欲。人性则是每一个人经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但若放弃教育和规范,听任自然,人性就会沦为兽性。”④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 年第1 期。需要指出的是,乐黛云所说的白璧德人生三界源自侯健的阐述。⑤ 侯健:《白璧德与其新人文主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 年版,第253 页。吴宓将这三界翻译为宗教界(天界)、人文界(或人界)、自然界(或物界)。⑥ 马西尔:《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译,《学衡》1923 年第19 期。 按说,吴宓所译的自然界(或物界),无疑与白璧德所说的“naturalistic level”更为契合。然而,乐黛云乃是从自身生命体验去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她显然认为“兽性”更能表达“激进的泛情主义”所带来的恶果。正如白璧德所言,“博爱幻梦”终沦为“腐朽的霸道主义”,乐黛云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中所反思的“上面武断,下面盲从的工作体制”⑦ 乐黛云:《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昆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3 页。不正是“腐朽的霸道主义”吗? 这种“腐朽的霸道主义”终使“人性沦为兽性”。对于“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⑧ 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276 页。,乐黛云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困境,更由刚开始的精神撕裂下坠于“心已经麻木冻僵,似乎已经不再会悲哀”⑨ 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276 页。,经历了“博爱幻梦”的破灭。这种由“博爱幻梦”破碎所带来的精神撕裂与麻木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症候。日后,乐黛云在她的知识分子研究中,曾剖析一类知识分子的弱点,指出他们奉为生活指南的信条“是别人告诉他们的抽象、片面,甚至绝对化的道理”,当社会发生变动时,他们“不敢正视现实而竭尽全力欺骗自己,使自己重新和那个心目中的绝对权威,那个曾经支配自己的一切的信念尽快统一起来”。⑩ 乐黛云:《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昆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5-127 页。 由此可体会乐黛云对知识分子“博爱幻梦”的反思。而“博爱幻梦”的破碎正是乐黛云接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学衡派思想的起点。

四、“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历史使命

乐黛云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特别指出:“《学衡》派诸人与政治保守派不同,他们是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绝不维护社会现状,也不想托古改制,而以文化启蒙为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这使他们和风云突变的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知识分子的距离’。”乐黛云后来则如此谈及其对优秀知识分子的期待:如连·本达强调“知识分子理想的绝对性,禁止他和政治家难于避免的‘半真理’妥协”⑪乐黛云:《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71 页。。在乐黛云心中,学衡派诸人身上无疑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不与“半真理”妥协的高贵品质。然而问题在于,乐黛云何以在此文中特别强调学衡派的精神品质?

在揭穿“博爱幻梦”的虚妄后,白璧德指出:“我反对用社会改革去取代自我完善的原因就在于:这是舍近求远的做法。”①Irving Babbitt,Democracy and Leadership,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4,p.7.“因此,人文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人文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完善(the perfecting of the individual),而非为提升全人类制定计划。”② Irving Babbitt,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8,p.8.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修身之学的相似之处。学衡派也正是以“一身德业之完善”③ 白璧德:《白璧德释人文主义》,徐震堮译,《学衡》1924 年第34 期。翻译“the perfecting of the individual”,并由此阐述白璧德的救世之法:“人咸能自治其一身,则国家社会以及世界,均可随之而治。”④ 吴宓:《译者识》,白璧德:《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吴宓译,《学衡》1924 年第32 期。学衡派认为“改善人性,培植道德”⑤ 吴宓:《译者识》,白璧德:《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吴宓译,《学衡》1924 年第32 期。是救世的唯一方法。然而,西方自科学发达后,物本主义(naturalism)盛行,“故忧世之士,皆思所以救之。吾国受此潮流,亦将染其流毒”⑥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 年第 4 期。,“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⑦ 吴宓:《吴宓附识》,胡先骕:《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1922 年第3 期。无论白璧德,抑或学衡派,都清醒地认识到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白璧德说:“过去一世纪的可悲失败,在于未能促成一种健全的国际主义”,“我们为什么不促成一个‘人文国际’?”⑧ 白璧德:《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 年版,第268 页。学衡派也在“人文国际”的视域下自觉认识到知识分子“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历史重任:“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最高使命,是找到摆脱这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的出路;也就是说,要调整现有的和新兴的社会状况,使其通过协调融合的过程,汲取新旧文化中最精华的成果。”⑨ 梅光迪:THE TASKOF OURGENERATION,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 页。

前半生的坎坷经历让乐黛云深切体会到“改善人性,培植道德”的重要性,也更感受到学衡派所言“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⑩吴宓:《吴宓附识》,胡先骕:《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1922 年第3 期。的分量。由此,乐黛云接受了白璧德与学衡派的人性论,认为:“最重要的是用‘一切时代共通的智慧’来丰富自己,鼓舞向善的意志而对自我进行‘克制’,以便从一个‘较低的自我’达到一个‘较高的自我’以保持并提高人性。”⑪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 年第1 期。拨乱反正时期,学界急切希望挣脱旧思想的束缚,呼唤人性、人情的复归,张扬自由、平等的五四精神。乐黛云也在时代的浪潮中重回五四启蒙主义的立场。然而,乐黛云接受的人性论乃是“用‘一切时代共通的智慧’来丰富自己”。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的她较为全面阅读《学衡》史料时,已经“能更全面、更冷静地看待历史的方方面面”⑫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6 页。。因此,在与时代浪潮的对话中,乐黛云彻底突破了旧日思想的藩篱,将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视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三位一体,肯定它们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贡献。

在重现多元共生的五四文化空间后,乐黛云也重新展开了对未来中国的构想。然而,当乐黛云置身文化力角逐的世界场域时,面对“将近四十年的封闭使中国失去世界文学发展的踪迹”⑬乐黛云:《后记》,《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271 页。的学术现状,乐黛云显然无比痛心过去知识分子对“教育学者之真正使命”⑭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1922 年第4 期。的错失。她指出,知识分子本应“有独到的思考”,预见问题并提出对策,但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他们自身的弱点,当领导正确时,他们也能作出一些贡献,当领导错误时,他们往往不能起应有的匡正作用,反而迎合错误政策而助长其发展”。⑮乐黛云:《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昆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0-131 页。 换言之,陷入“博爱幻梦”中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没有与政治保持一段“知识分子的距离”,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法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如此便能理解乐黛云何以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特别强调学衡派的精神品质:“当激进派投入革命,自由派鼓吹‘好人政府’时,《学衡》派诸公却始终坚持在文化教育岗位上,也许对于人文教育的看重与执着也正是他们汇入世界现代保守主义潮流的另一个原因”。在乐黛云看来,唯有如学衡派般不与政治家“半真理”妥协,回归知识分子纯粹的文化立场,才能真正接续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任务,担起“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历史重任。她特别指出学衡派“以追求绝对真理为己任,鄙弃‘顺应时代潮流’,反对‘窥时俯仰’‘与世沉浮’”①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 年第1 期。。此意即在当今社会呼唤知识分子之真精神。在重估《学衡》不久后,乐黛云就发表了《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一文,昭示了当今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让我们在这转折时期高瞻远瞩,以强者姿态站在悠远的历史回声之前,以特色和独创进入正在进行的世界文化对话,为世界文化总体发展作出贡献。”② 乐黛云:《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理论与创作》1990 年第5 期。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股“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思潮在“国学热”中抬头,“强调国学的人们更趋向于拒斥外来的东西而回归本土的一切”③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36 页。。为了辩明中国文化的出路,乐黛云的研究视域更由《学衡》杂志的史料延伸至学衡派成员的论著。她接连写下了《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④ 乐黛云:《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4 期。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⑤ 乐黛云:《“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社会科学》1993 年第5 期。,对“国学热”引起广泛关注的学衡派国学大师进行重新解读,前者强调陈寅恪治学的真精神是借“外来‘野蛮精悍’的新鲜血液”改造旧躯体以“重启新机”,后者论述汤用彤毕生学术生涯的追求乃“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此回击“文化孤立主义”,重申“以特色和独创进入世界文化对话”的立场。

世纪之交,乐黛云敏锐地觉察到世界正在进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即“文化多元共存”的新时代,但这一文化转型时期仍内藏多重危机: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挑战。⑥ 乐黛云:《文化转型与文化冲突》,《民族艺术》1998 年第1 期。对此,乐黛云指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解决这些危机的“一剂良方”,并特别强调所谓的自觉乃是“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回溯历史,乐黛云认为“中国前贤一直是沿着文化自觉的方向朝前走的”。⑦ 乐黛云:《文化自觉与文明共存》,《社会科学》2003 年第7 期。因此,她把《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的内容统摄于《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将学衡派在“对待传统”与“引介西学”的文化探索还原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历史框架,尤为突出了学衡派借外来文化的“新眼光、新方法”促进文化更新的一面⑧ 乐黛云:《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年第3 期。实际上,在这篇文章中,乐黛云还重评了《学衡》杂志以外的史料,因此“学衡派”的称谓较之原来所用“《学衡》派”更符合该文的内容指向。而这种置换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乐黛云已经有意识地区分这两个称谓。换言之,“学衡派”的称谓指涉了参与《学衡》杂志活动的成员所发表和出版的论著;“《学衡》派”的称谓则仅指向参与《学衡》杂志活动的成员发表于《学衡》的文章。,从而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更鲜明地彰显学衡派“融化新知”的文化自觉。2007 年,乐黛云又撰写了《梅光迪与学衡派》,对较少为人所关注的梅光迪史料予以重新挖掘,呈现其构建学衡派的历史功绩。⑨ 乐黛云:《梅光迪与学衡派》,《新文学史料》2007 年第1 期。可以说,面对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浪潮,学衡派研究已经成为乐黛云不断重返的思想原点,并为其提供了展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构想的坐标。

多元共生是乐黛云重评五四的理论视野,也是贯穿其后期学术生涯的基本文化立场。正由于这份多元共生的博大胸怀,乐黛云得以窥见学衡派与激进派、自由派共通的文化启蒙立场,彰显学衡派文化探索的现代价值。通过重估《学衡》,乐黛云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将学衡派“追求绝对真理”的精神品格深嵌于其后的学术生涯。在中国与世界文化浪潮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乐黛云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自觉,不断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让焕发生机的中国文化积极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新秩序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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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158-09

作者简介: 李欢,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东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方杂志》(1911-1933)与中国‘世界主义’文学的生成”(C2280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