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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规范化行使



摘 要: 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须依法规范行使起诉裁量权。起诉裁量权存在的根本在于对于个案公平正义的追求。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的本质是判断起诉必要性。先判断处罚必要性是判断起诉必要性的关键,解决可诉可不诉的问题。判断处罚必要性以影响构罪责任的要素为基础判断对象,但以影响量刑责任的要素为主要判断对象,而量刑责任判断以相关要素能否影响特殊预防必要性为原则。以能否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再作利益衡量的判断,解决可诉可不诉的究竟是诉还是不诉。在明确起诉裁量标准的同时,为提升该标准的实务性和操作性,有必要在建立个罪裁量标准的基础上,再构建以行为人主体、类罪名、侵害的法益能否恢复等为区分要素的类型化不起诉裁量标准体系。

关键词: 起诉裁量权;起诉必要性;规范行使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刑法正呈现出一种积极扩张态势,如《刑法修正案》不断增加新的罪名,刑罚前置化趋势明显,刑法规制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有着“对刑法作为风险控制工具的紧迫需要。”①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 页。刑法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必要,但这与刑法谦抑原则以及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刑事司法理念存在一定冲突。若司法实务过分强调刑法(罚)的严苛,严格执行刑法规定,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正义,如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严格执行起诉法定主义原则,即凡是符合起诉条件的均提起公诉。这种做法事实上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更无法体现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的检察担当,不应被积极提倡。

毋庸置疑,我国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决定起诉与否,坚持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起诉为主、不起诉为辅,如2024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决定起诉76.1万人,不起诉18.6万人,不诉率19.7%。”②https:/ /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408/t20240806_662470.shtml#1, 2024 年12 月10 日访问。随着我国司法不断进步,检察机关愈加重视运用起诉裁量权,坚持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助力社会治理,以更好实现案件办理“三个效果”的统一。

严格讲,检察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决定起诉与否,都是起诉裁量权行使的体现,包括决定起诉、不起诉。在案件由侦查机关/调查机关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官根据案件事实和在案证据依法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两者均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也都是检察官依法履职的体现。然而,当检察官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决定不起诉,这本质上属于检察机关对自身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否定,理应作为司法实践的补充,但这更能考验检察官的综合业务能力,以及体现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主导责任和检察担当。因此,本文所阐述的起诉裁量权主要是指检察官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根据案件事实和情节裁量并作出不起诉决定,包括酌定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①存疑不起诉和法定不起诉是犯罪事实没有达到起诉条件或是不构成犯罪,这种结论是根据事实和证据判断的唯一结论,难以体现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性质。

一、案例与问题

案例1.2018年5月5日,张某英在担任某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负责人期间,挪用单位公款人民币30万元用于其丈夫个人公司的营利活动,同年5月8日,该笔款项归还。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张某英作出不起诉决定。理由:张某英已构成挪用公款罪,但归案后如实坦白,认罪态度较好,挪用公款时间短,且案发前主动归还挪用的款项,犯罪情节轻微,作相对不起诉。

案例2.2015年12月间,某科技公司董事长乌某与该公司总监陈某经事前共谋,在无货物交易情况下,由陈某指示该公司采购员倪某,通过林某等人居间介绍,采用虚构交易、支付开票费等手段,以单位名义,让他人为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税额37.7344万元。检察机关对该公司、乌某、陈某等人作相对起诉书处理,认为:一是该公司及乌某等人实施虚开发票行为,但犯罪时间短、具有偶发性、涉案金额不高,与长时间、持续虚开发票偷逃税款行为有本质区别;二是公司成立不久、经营良好,系以合法经营为主的企业,与以虚开发票为业的空壳公司有根本区别;三是该公司及乌某等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案发后积极补缴税款、上交违法所得等。②史济峰:《不起诉决定助力企业焕发生机》,《检察日报》2020 年6 月12 日,第003 版。

案例3.2023年9月2日,吴某某将某区某街道红岩路旁堆放的14块钢制模具盗走并销赃非法获利7500元,经鉴定,被盗物品价值9448元。检察机关认为,巫某某构成盗窃罪,但具有自首、自愿认罪、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鉴于其无前科、系偶犯、初犯且系在校大学生,决定对吴某某不起诉。③参见石泉检刑不诉[2024]12 号不起诉决定书。

综上三则案例可知,检察机关均是以行为人构罪为前提,再考量相关情节要素后依法决定不起诉。这些要素包括:案例1中的归案后如实坦白,挪用公款时间短,案发前主动归还挪用的款项;案例2中的犯罪行为时间短、具有偶发性、涉案金额不高,公司经营良好,系合法企业,自首、认罪认罚、补缴税款、主动上缴违法款;案例3中的自首、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偶犯、初犯,行为人系在校大学生的主体身份等。

不难发现,我国检察机关通常是以个案形式阐述检察官如何裁量不起诉的,决定不起诉的裁量依据(标准)相当随意,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缺乏核心标准指引,④王志坚:《醉驾案件不起诉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法学家》2024 年第3 期。甚至可以说是无标准。不起诉权的适用标准模糊。⑤陈卫东:《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权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4 期。一方面,检察官随意适用不同要素作为裁量不起诉的依据,缺乏规范性。上述三则案例显示,检察官均简单地罗列不同情节要素,据此直接决定不起诉,没有对不同情节要素为何能成为决定不起诉的依据作出解释,缺乏相对规范性。例如,如实供述、自首、认罪认罚表明行为人认罪态度好,特殊预防必要性小,可作为决定不起诉的依据。再如,案例2 中“公司企业良好”、“以合法经营为主”作为裁量不起诉依据,本身缺乏法律依据,更应该说明理由,否则适用将更随意。

另一方面,将裁量要素等同于裁量标准。上述三则案例中作为检察官裁量不起诉的依据,如自首、退赃、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均为检察官裁量不起诉的对象要素,不是裁量标准。事实上,检察官是将上述要素作为裁量标准适用,根据相关情节要素直接决定不起诉。再如,《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案件,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这里的初犯、防卫过当等均为不起诉裁量的对象要素,而非裁量标准。将裁量要素视为裁量标准,要素多样化将致标准随意性。

起诉与否裁量标准相对缺失,易致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缺乏规范,具有随意性,客观有损于司法公信力,也不利于实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检察担当,因此,规范起诉裁量权的行使以及构建相对明确的不起诉裁量标准很有必要。那么,如何规范行使起诉裁量权、构建起诉裁量标准(体系)就是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起诉裁量权行使的根据,即检察官为何能行使起诉裁量权,以明确起诉裁量权行使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规范起诉裁量权行使及构建起诉裁量标准的基础,也是目的。其次,行使起诉裁量权的本质是什么,即检察官如何规范裁量起诉与否,包括不起诉性质是什么,检察官如何裁量并决定不起诉,众多要素为何能成为裁量不起诉要素,检察官在裁量中又是如何考量并适用不同要素的,这是规范裁量权行使、构建起诉裁量标准的关键。再次,在明确如何规范裁量不起诉标准后,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不起诉裁量体系,则关系到构建相对规范、系统的起诉裁量权(标准),这是本文的立脚点。

二、起诉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根据

一般而言,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审查后,认为行为已构罪、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通常会决定起诉,但不是所有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都被起诉,有一部分案件作不起诉处理。那么,为何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要决定不起诉,这是关于起诉裁量权存在的根据问题。

(一)起诉裁量权产生的直接缘由:起诉法定/便宜主义之争

检察官依法审查起诉案件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行使追诉权,目的是为了惩罚、预防犯罪和保护人民。因此,对构罪行为人以刑罚惩罚、罚当其罪既是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以此论,检察官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均应提起公诉,①李峰:《论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的关系》,《法学论坛》2014 年第4 期。这是起诉法定主义。不过司法实践难以贯彻彻底的起诉法定主义,即不可能起诉所有构罪案件。如对于刚达醉酒驾标准、未造成其他后果且行为人认罪态度好的醉驾案件,若一律起诉则必然导致更多社会问题,决定不起诉相对合理。

检察机关未将符合起诉条件案件均提起公诉,而对一部分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决定不起诉,这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此之便宜原则,是对于可以诉追的犯罪行为之不诉追的决定。”②张丽卿:《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 年版,第54 页。其一,刑法(罚)谦抑性质决定并非构罪即被起诉。刑罚剥夺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是严厉的,但同时,“刑罚是为了控制人的违反规范的行为所采取的‘最后的手段’。”③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 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25—26 页。因此,“刑法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违法行为,只能慎重、谦虚地在必要的范围内予以适用。”④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6 页。所以,对于部分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系由刑罚本质决定。其二,司法办案质效决定不应将所有构罪案件起诉。随着刑事案件逐年增加,司法机关面临巨大的办案压力,从提高司法办案质效来讲,对于犯罪事实情节轻微、无处罚必要的,不起诉应是检察官的主要选项。其三,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决定了对于少数情节轻微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检察官在办理案件中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不仅要追求法律效果,更要充发挥检察职能,追求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对于符合起诉条件,但没有必要起诉的,从有利于维护社会有序、安全、发展等利益出发,可以决定不起诉,充分体现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

(二)起诉裁量权存在的理论根据:刑罚目的

当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国家已启动对于涉罪行为人刑事追诉,于此刑法已实质启动,行为人面临刑罚的现实风险。虽然这种风险需经法院判决方能现实化,但法官作出有罪判决必然考量刑罚目的,刑罚目的是其在责任刑范围内决定最终量刑的核心标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也必然易致行为人面临刑罚的现实风险,那么,检察机关对构罪案件决定起诉与否,无疑同样需考量刑罚目的,且当前强调司法办案应以审判为中心,更亦如此。亦即,检察官对构罪案件决定起诉与否,能否实现刑罚目的是衡量的关键要素。正是因为刑罚目的,奠定了起诉裁量权存在的理论根据。

众所周知,刑罚目的存在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并合主义之争。一是构罪即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即有罪必究、有罪必罚,这是刑罚绝对主义的观点。“此即所谓的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并因此使之正当化。”①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 版补正版),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 页。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贯彻刑罚绝对主义,则检察机关起诉所有构罪案件,这是起诉法定主义的做法。二是刑罚目的是预防犯罪,这是刑罚相对主义观点。检察机关只贯彻刑罚相对主义观点,即检察官决定起诉与否只考量能否预防犯罪而不考量惩罚犯罪,由于预防犯罪对象包括特定犯罪人和不特定其他社会人,那么,检察官决定起诉与否即变得随意。三是刑罚既要惩罚犯罪还应预防犯罪,这是并合主义的观点。“刑罚的本质是作为报应的害恶和痛苦,但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②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 页。若检察机关执行并合主义,检察官对构罪案件提起公诉,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功能,体现起诉法定主义,再以此为基础,对于能够起诉的考量能否实现刑罚的目的以最终决定起诉与否,这正是起诉便宜主义。

综上,刑罚绝对主义对应起诉法定主义,刑罚相对主义对应起诉与否的混乱,而合并主义则是起诉的便宜主义,由此可知,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正是对应上述刑罚目的之争。

(三)起诉裁量权成立根本:法的价值追求冲突/司法理念转变

检察机关对涉罪行为人刑事追诉,目的是惩罚和预防犯罪以保护法益,而刑法(罚)更深层次的目的反映了法的价值追求,即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般而言,法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效益、安全等,检察机关适用刑事法规范评价行为人是否构罪及决定起诉与否,无疑具有追求并实现公平、正义、安全、秩序等价值目标。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的任务,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这就是对法秩序、安全价值的追求。

检察机关适用法律追求上述价值目标时,价值内部以及不同价值之间出现冲突和矛盾是必然的。如检察机关追求绝对正义,对所有构罪案件起诉,包括对情节轻微犯罪行为决定起诉,则易致更大不公平。例如,何某无固定收入且75周岁,为解决无父母的孙子女温饱问题,在某商店连续盗窃4次米面等食品,被抓后认罪态度好,取得店主谅解。何某构成盗窃罪可以起诉,若检察机关简单地将该案起诉而不考量起诉后能否实现刑罚目的,即保护法益和预防犯罪,包括能否预防像何某一样的其他人实施盗窃米面,以及再次预防何某盗窃米面呢,值得质疑。

笔者认为,起诉何某使之承受刑罚,不能实现预防犯罪目的,且会带来更大社会矛盾,不利于法益保护。何某系75岁老人且无固定收入,承担抚养已无父母的孙子女,这说明何某个人难以履行好抚养孙子女的义务,而盗窃米面正是因为何某无力履行抚养义务而选择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就此论,何某盗窃米面期待可能性小;其为抚养孙子女而实施盗窃行为的主观目的值得宽宥,盗窃行为违法性不高,认罪态度好;得到被害人谅解,说明盗窃行为产生的法益侵害结果得到恢复。综上,何某的盗窃行为情节轻微,可决定不起诉。如此,既可使何某继续抚养其孙子女以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也让社会感受检察机关办案的公平公正。若以刑罚规制何某盗窃行为,对于社会其他人而言,难言公平合理,检察机关执法相对死板,不人性化,刑罚难以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同时,若何某承担刑罚,其家庭经济收入将更遭,无论是缓刑还是实刑,刑罚执行完毕后极有可能再次盗窃,由此,刑罚特殊预防目的也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何某接受刑罚后易致其孙子女处于无人照顾危险境地,也会使何某带着犯罪人标签生活在阴影中,进而影响个人自由。由此,本案中所追求的正义、公平、安全、稳定、自由等价值冲突正是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的根源。

三、起诉裁量权本质:判断起诉必要性

(一)起诉裁量权规范行使:通过判断起诉必要性体现

2007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8条规定,即“依法适用不起诉。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严格依法掌握起诉条件,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可诉可不诉的不诉。”据此,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决定起诉与否,主要考量的是案件是否具有起诉必要性。一般而言,起诉必要性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经触犯刑法的案件,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的审查和考量,以确定该案有无提起公诉的价值和必要,从而依法决定是否将该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以行为人行为已构罪且案件事实证据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前提开展,亦即,检察官是在案件可以起诉的情况下决定是否起诉,这就决定检察官规范行使起诉裁量权包含两个层次的评价与裁量:一是判断案件事实和证据是否达到起诉条件、行为人行为是否构罪;二是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据此,检察官裁量起诉与否略过第一层次评价,直接在第二层次进行评价。该层次评价以行为构罪且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前提,再综合考量后决定起诉与否。简言之,依法可以起诉的是否要起诉,即是否具有起诉必要性。“不起诉裁量权不包括事实方面的判断,而仅指检察官在法律上对案件起诉与否的选择权,其基本内容是在提起公诉与不起诉之间进行选择。”①宋英辉、吴宏耀:《不起诉裁量权研究》,《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 年第5 期。

综上,起诉裁量权规范行使的本质是判断起诉必要性。

(二)判断起诉必要性的关键前提:先判断处罚必要性

既然检察官通过判断起诉必要性行使起诉裁量权,那么,如何具体判断起诉必要性,直接影响起诉裁量权如何规范行使。笔者认为,应分两层次判断: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刑罚处罚必要性,这是起诉必要性判断的关键前提但非全部,这里解决可诉的是否可不诉;若评价为无处罚必要性即可不诉,再权衡各种利益后,决定是否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解决可诉可不诉究竟是诉还是不诉的问题。

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处罚必要性的判断是起诉必要性判断的关键前提。一方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据此,当案件事实已构罪、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是检察官决定起诉与否的关键,亦即,行为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是检察官决定起诉与否的关键。详言之,行为人构罪但不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不需要受到刑罚处罚,应决定不起诉;反之,则决定起诉。故是否要处罚行为人(处罚必要性)决定了检察官决定起诉与否。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据此,行为构罪、但因情节轻微而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检察官可以决定不起诉。这里的“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等同于行为人不需要承担刑罚责任或没有必要处罚行为人;反之应决定起诉。总之,是否有必要刑罚处罚行为人是检察官决定起诉与否的关键。①刘艳红:《实质出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9 页。

二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判断起诉必要性,该判断必然受到刑罚必要性判断的制约。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诉,在刑事诉讼中承上启下,所作起诉与否的决定,原则上仅有程序上的效力,“酌定不起诉的适用从本质上讲更多属于一种程序性处分,”②赵鹏:《酌定不起诉之现状考察及完善思考》,《法学》2011 年第9 期。只有经法院裁判才具有实体效力。任何人只有经过法院判决才能定罪,检察官决定起诉,使行为人接受法院裁判,检察官在此决定前须充分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罪以及应承担的刑罚责任,当认为行为人应受刑罚惩罚,检察官才会决定起诉。检察官决定不起诉,从定罪有无效力而言具有形式效果,但不起诉是检察官不将构罪行为人起诉至法院接受裁判,直接阻止了其被法院定罪的可能,就此论,对构罪行为人而言具有实体效力,可从宽处理。因此,检察官更应以审判为中心,按照法院裁判标准裁量起诉与否,充分考量已构罪行为人是否有刑罚处罚必要性,再以此为基础决定不起诉,这也符合司法实践。

三是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判断起诉必要性应以判断行为人承担的刑罚责任为关键。检察官判断起诉必要性是对已构罪行为人是否要起诉作出评判,决定起诉行为人将面临现实的刑罚风险,决定不起诉行为人则可避免刑罚风险,这两种决定均围绕着刑罚展开,对构罪行为人无论追责与否,行为人的“罪刑”均为法定,检察官须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判断起诉必要性,那么,检察官在已得出行为构罪的前提下须判断行为人应当承担的刑罚责任,以此裁量是否起诉。事实上,这种判断思维符合司法实际,检察官判断行为是否构罪的同时亦对行为人应承担刑事责任作预判。罪与刑的判断相伴相随。例如,甲盗窃他人财物1万元。检察官从构成要件判断甲已构成盗窃罪,同时实际已对甲承担的刑罚责任作判断,1万元属于数额较大,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这种判断系罪刑法定原则应有之义。

四是处罚必要性判断也是附条件不起诉必要性判断的关键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据此,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前提是未成年人所犯某些特定类型犯罪,且这些犯罪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这一条件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节轻微”本质相同。因为,在构罪基础上,将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事实归类为犯罪情节轻微争议不大。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限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有悔罪表现,这都是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考量。出于对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目的,且未成年人悔罪即表明对其犯罪预防必要性较小,这意味着无处罚必要或处罚必要性小。据此,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在适用条件上本质相同。亦即,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也需先判断处罚必要性。

(三)判断起诉必要性:再以履行检察职能的立场作最终判断

判断处罚必要性虽是判断起诉必要性的关键前提,但非唯一依据。两者不是完全等同,起诉必要性判断不能完全由处罚必要性替代。单独讲,起诉必要性判断是判断处罚必要性的前提。只有经检察官裁量认为具有起诉必要性,并将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据此才能对被告人判断是否具有处罚必要性。检察官决定不起诉将致行为人所面临的刑罚风险消失,相较而言,法官认为无处罚必要性,可免予刑事处罚,亦即,可能被判处刑罚也可能免于刑事处罚。据此,处罚必要性判断不能取代起诉必要性判断。另一方面,检察官以处罚必要性判断作为判断起诉必要性的关键,本质上是检察官站在法官角度评价起诉必要性,于此判断处罚必要性虽属于检察官应履行的职责义务,但显然属于履职不充分,未站在检察机关自身立场作充分判断,欠妥。据此,判断处罚必要性不是判断起诉必要性的全部,还应作进一步考察和判断。

判断起诉必要性更应从承担、履行检察机关主导责任的立场判断起诉必要性。不可否认,当检察官认为行为人无处罚必要性,据此认为无起诉必要性,继而决定不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但这是将两者完全等同的做法,不妥。判断处罚必要性解决的是符合起诉条件可不起诉的法律基础,但不是所有可诉可不诉的都被决定不起诉,这说明当案件处于可诉可不诉时是否决定不诉,还需要进一步裁量。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里“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不是必然作出不起诉决定,需要检察官进一步考量。而检察官通过判断起诉必要性决定起诉与否以履行检察职能,决定了检察官不仅要站在法官的立场判断刑罚处罚必要性,更应该从承担并履行检察机关主导责任的立场判断起诉必要性。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公平正义守护者,要全面充分发挥上述职能,检察官须站在检察机关的立场考量和判断起诉必要性。

据此,检察官经判断认为无处罚必要性后,还应站在检察机关的立场和角度再判断是否具有起诉必要性。

四、起诉必要性的具体判断

(一)不起诉的法律性质:对行为人从宽处理

一般而言,判断起诉必要性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决定起诉,而是为了决定不起诉。因此,判断起诉必要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判断起诉不必要性,而如何判断得出无起诉必要性,由“不起诉”法律性质和效力决定。“不起诉决定具有终止诉讼程序继续进行的程序效力。”①宋英辉、吴宏耀:《不起诉裁量权研究》,《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 年第5 期。据此,不起诉具有程序效力,无实体效力,即对于行为人而言不存在从宽或从严处理的价值,这种观点存疑。

从刑事诉讼程序论,检察官决定不起诉客观阻碍了涉罪行为人起诉至法院,导致刑事诉讼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终止,也是行为人被司法机关以刑事追诉手段追究其刑罚责任的终止,即行为人不会被刑事追诉。就此论,不起诉的确具有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的效力。从实体上讲,检察官决定不起诉行为人,即认为行为人不应接受法院审判,行为人面临的刑罚风险在审查起诉阶段消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而为,对行为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将免除处罚以不起诉形式对行为人作无罪化处理。“就其性质而言,不起诉是一种无罪化处理方式,属于审前分流的重要途经。”②周新:《论检察机关的公诉模式转型》,《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1 期。

将涉嫌犯罪的行为人起诉至法院,行为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面临的刑罚风险到审判阶段变得现实紧迫,以致最终一般会被法院判处有罪并承担相应刑罚责任。直接对行为人定罪处罚的处理,相对于对行为人作无罪化处理而言,后者本质上是对行为人的从宽处理,此为其一。其二,对行为人作不起诉处理后,行为人仍可参加各类社会活动,而判决有罪,生命、自由、财产可能失去,公职人员被开除公职,即使被免除刑罚,也会影响行为人合法权益。从实体处理效果而言,这属于对行为人从宽处理。即使起诉至法院诉仍存在着被判处无罪的可能或有罪而不处罚,但这种可能性不足以否定不起诉本质上是对行为人的从宽处理。其三,附条件不起诉本质属于暂缓起诉,给行为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对于直接起诉而言,实质上也是对行为人的一种从宽处理。

(二)先判断刑罚处罚必要性:以影响刑罚目的的量刑要素为主

刑罚处罚必要性判断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或是否有必要以刑罚处罚行为人。判断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应从刑事责任本身分析。一般而言,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构罪责任要素,它通过影响犯罪成立与否进而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二是量刑责任要素,属于量刑情节,系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主要要素。这两个要素解决的是可诉也可不诉的法律依据,不是解决最终决定诉与不诉的问题。

1.构罪责任要素:判断刑罚处罚必要性的基础要素

任何人承担刑事责任均须以其主观上具有责任为必要。“即便该当构成要件且违法,但如果不是可归咎于行为人责任的非难可能行为,则不能予以处罚(责任主义)。”①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 页。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及其危险的结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责任也不构成犯罪。主观责任要素作为影响定罪要素,行为人主观责任大小直接影响着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而这则决定了刑罚处罚必要性的大小。具体而言,行为人主观责任越大,其应承担刑事责任(刑罚)越重,对行为人刑罚处罚必要性也越大;反之,行为人主观责任越小,其承担刑事责任则变小,追究行为人刑罚处罚必要性亦变小。

不言而喻,若违法性(法益侵害性)相同,故意犯罪主观责任重于过失犯罪主观责任,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刑罚重于过失犯罪,相应的是故意犯罪处罚必要性大于过失犯罪。如故意杀人承担的刑罚重于过失杀人,前者刑罚处罚必要性也大于后者。另一方面,行为侵害法益危险的大小一般能反映行为人主观责任大小,进而影响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以及刑罚轻重。“行为法益侵害性大小决定责任轻重。”②杜宣:《行为人前科劣迹规范适用的法教义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2 期。犯罪是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当责任相同,行为的客观法性往往与行为人主观有责性相对应。亦即,行为法益侵害的危险性越大,行为人的主观责任越大,如轮奸行为责任重于一般强奸行为责任。因此,行为违法性与行为人主观有责性共同影响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进而影响行为人处罚必要性。

2.量刑责任要素:系判断刑罚处罚必要性的主要要素

毋庸置疑,须先定罪后量刑,当进入量刑阶段,行为人在构罪判断阶段面临现实的刑罚风险正在转变为现实,刑罚处罚行为人已是必然,③占比较少的无罪案件以及构罪免刑不包括在此。那么,量刑时必然在以构罪为基础的责任刑范围内,充分考量适用刑罚能否实现刑罚的目的,即以刑罚目的来最终确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换言之,在量刑阶段,刑罚目的是直接决定行为人最终承担刑罚责任的关键要素。“此处的责任固然也包括上述对于行为人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考量,但是并不仅限于此。从最广义角度而言,法官决定了罪名以后,进一步要决定应该判处被告接受多重的刑罚的时候,理论上必须考量全部和犯罪预防目的以及衡平原则有关的因素。”④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2 页。

刑罚目的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方面,一般预防通常是以适用刑罚恐吓其他社会的一般人不敢实施犯罪行为,从而实现预防犯罪目的。它是利用行为人承担恶的刑罚预防其他不特定人犯罪,而为预防他人犯罪,司法者可能随意加重行为人的刑罚责任,行为人于此实则已沦为工具,就此论,一般预防原则上不能作为裁量刑罚的标准。另一方面,一般预防犯罪目的可作为对行为人从宽处罚的根据。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论,当行为人实施犯罪,但值得宽宥,适用刑罚难以产生一般预防犯罪的目的,即一般预防必要性小,这也意味着对行为人适用刑罚的价值和意义不大,刑罚处罚的必要性也随之变小或者没有处罚必要性。况且,行为人于此实质未作为工具适用。因此,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一般预防作为从宽处罚行为人根据具有一定合理性。

特殊预防是指适用刑罚以防止行为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以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由此,行为人再犯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特殊预防必要性的大小。一般而言,行为人再犯可能性是指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即行为人的危险性。因此,如何判断行为人危险性大小是关键。无论是行为人对侵害法益的主观心态,还是其行为侵害法益危险的大小,以及案发前后的表现都能证明行为人危险性大小。例如,多次故意盗窃相比偶尔盗窃,前者特殊预防必要性大于后者。因刑罚最终由行为人承担,以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作为判断量刑责任的主要标准是合理的,即根据行为人的危险性判断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进而决定适用的刑罚。据此,作为构罪要件的行为要素、行为人要素,能够体现行为人预防必要性大小的,能够在责任刑范围内进一步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3.无处罚必要性裁量标准:无犯罪预防必要性

既然对行为人作不起诉处理是对行为人从宽处理,那么,检察官将自首、立功、初犯、认罪认罚、赔偿损失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作为对行为人决定不起诉的从宽要素,只能从这些要素自身为何能作为从宽处罚情节找寻根据,于此,才能论证性质同一的情节为何能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被不同主体运用并作判断要素。

一般而言,犯罪判断是判断主体根据事后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根据一定判断标准对行为是否构罪以及行为人所承担刑罚的判断。犯罪是不法且有责的行为。①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89 页。既然检察官裁量起诉与否是在行为构罪基础上的判断,那么,对于检察官的裁量对象要素不能直接从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方面论证它们成为从宽处罚要素的根据。但这不意味着违法、有责的构罪要素不再影响行为人承担刑罚或最终处理决定。一方面,已成立犯罪的构罪要素通过违法、有责性影响行为人刑罚责任,这种责任是构成犯罪的应有之义,即责任刑。如受贿80 万元应判处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这些构罪要素的附随特征要素通过违法、有责性大小征表犯罪预防必要性大小,进而影响行为人的责任。如案例1 中张某英挪用公款30 万元用于其丈夫公司营利活动,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有行为即构罪,而张某英挪用公款仅4 天虽已构罪,但以修复侵害法益方式证明行为人违法、有责性大小在减弱,进而说明行为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小。

4.不起诉裁量要素的厘清:对前述案例的回应

司法实践中作为裁量不起诉的要素众多,适用相对混乱,要建立相对明确裁量标准体系,有必要对这些要素分层厘清。这些要素本质上都是对行为人从宽处理的要素,而构罪基础上的从宽依据,除定罪中的主观责任小外,更多是量刑阶段的犯罪预防必要性小。因此,检察官以处罚必要性判断起诉必要性时,应从构罪责任和犯罪预防必要性对相关要素进行厘清。对此,笔者以前述案例作详细说明。

案例1列举要素包括坦白、挪用公款时间短、案发前主动归还挪用款项等。如实坦白表明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好,人身危险性变小,相对的是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变小。挪用公款时间短则表明行为违法、有责性不高,构罪责任不大。主动归还挪用款项,说明行为人积极恢复被侵害法益,也表明其认罪态度好,特殊预防必要性降低。

案例2列举的要素包括犯罪行为时间短、具有偶发性、涉案不高,公司经营良好、合法企业,认罪认罚、补缴税款、主动上交违法款。犯罪行为短等前三个要素表明行为违法、有责性不高;认罪认罚表明行为人认罪态度好,对其特殊预防必要性降低;补缴税款意味着行为人积极恢复被侵害法益,还表明自认罪态度好,上交违法款也表明认罪态度,二者均说明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已降低。而涉案公司企业良好、系合法企业,既无法证明行为违法有责性降低,也不能说明特殊预防必要性小。因此这两要素已超出一般意义上属于法律规定的从宽处罚要素,需要从更深层次去寻找其作为从宽处理的理由和依据。

案例3列举的要素包括自首、自愿认罪、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无前科、偶犯、初犯,在校大学生。自首、认罪认罚表明行为人认罪态度好,特殊预防必要性小。退赔退赃、取得被害人谅解则表明行为人积极恢复被侵害的法益,认罪悔罪态度好,特殊预防必要性小。无前科、偶犯、初犯表明人身危险性不高,特殊预防性较小。在校大学生系法律或司法机关本着教育、挽救原则优先保护它们合法权益。于此,除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保护,该要素已超出传统法律规定内的从宽处理要素,需进一步阐述其作为从宽处罚(处理)的依据。

综上,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的要素分为三类:一是影响构罪责任的要素;二是影响量刑责任的要素,三是超出法律规定的从宽要素,即超法规要素。前两者为司法人员主要运用的要素,第三种本质属于利益衡量的结果。如案例2企业信誉好、合法企业,在可诉也可不诉的前提下,如果不诉能够维护信誉好且合法企业的权益,对于维护当地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劳动就业乃至维护社会稳定,都至关重要,那么,可以决定不起诉。如案例3行为人是在校大学生。在行为人自首且积极恢复被侵害法益的前提下,为了教育和挽救大学生,维护其合法权益(正常工作生活),作出不起诉决定是合理的。那么,如何衡量诉讼中的各种利益,则是司法者最终决定起诉与否的重要因素。

(三)再作利益衡量判断:社会公共利益优于其他利益

明确可以诉的案件也可以不诉,从形式上讲,检察官无论是决定起诉还是决定不起诉,都符合法律规定,也就是具有法律效果,但这种法律效果是否同时意味着能够同时实现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呢? 值得深思。提起公诉可能带来什么,不起诉有可能导致什么,司法者在最终决定诉还是不诉的问题上,无疑需要衡量诉讼中的各种利益,有诉讼本来存在的利益,也有诉讼中带来的社会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笔者将其分为(狭义上)诉讼利益以及诉讼之外的利益。这种利益衡量包括诉讼利益之间的衡量以及诉讼利益与诉讼外利益之间的衡量。

一般而言,诉讼利益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中各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所获取的直接利益,包括司法机关代表的国家利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被害方等诉讼参与各方的利益。这些利益主要是刑事诉讼活动本身给各诉讼参与方带来的利益,如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所带来的阻止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利益。又如,对涉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决定不起诉能够保护(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无疑,诉讼利益纷繁复杂,如何详细区分本身即是难题。

诉讼外的利益,可以说是司法机关开展刑事诉讼活动给诉讼参与人各方带来的间接利益,这种利益属于抽象的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由于这类利益与诉讼活动密切相关,与诉讼自身利益也紧密相联,故与诉讼利益存在一定融合之处。如诉讼中追求实现公平正义的利益,这既是诉讼利益,也是诉讼之外的利益。笔者于此无意对相关利益作详细阐述,但无论如何,最终都要归为“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检察机关在可诉也可不诉的案件中,最终决定诉还是不诉,要以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衡量标准,即社会公共利益优于其他利益。一是由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所决定。检察机关是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无论决定诉与不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都要以实现(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依据,如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安全规范有序的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当然,不能将个人(实现个人合法利益)作为工具来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我国司法机关实践做法是如此。较为典型的是,在当前社会经济形势整体吃紧的情形下,为了加快经济恢复、稳定就业、促进社会安全稳定,检察机关对许多企业涉经济类的犯罪,在被侵害法益恢复以及行为人认罪态度较好等前提下,依法可对这类犯罪作不起诉处理。如“不起诉决定助力企业焕发生机”。①史济峰:《不起诉决定助力企业焕发生机》,《检察日报》2020 年6 月12 日,第3 版。“检察机关兼顾起诉便宜主义,充分考虑起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合理运用起诉裁量权,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免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案件,根据起诉必要性,依法适用不诉权,激发那些可罚可不罚的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悔悟,并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和解等,取得被害人谅解,减少社会对抗,甚至消除危害后果,则是在追究宽的效果、兑现宽的政策。”②童建明:《论不起诉权的合理适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4 期。

三是不少国家以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标准裁量起诉与否,这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程序处理轻罪的时候,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众利益的,经负责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检察院可以不予追究。”③张朝霞:《德国不起诉制度》,《诉讼法论丛》第4 卷,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5 页。“作为一项自由裁量的事项,起诉是否真的代表公共利益。如果不能,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不采取任何行动或者警告后将其‘宽恕’。”①约翰·斯普莱克:《英国刑事诉讼程序》(第九版),徐美君、杨立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94 页。“因此,正如争论的那样,检察官必须享有自由进行判断,决定什么样的起诉才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②伟恩·R·拉费弗、杰罗德·H·伊斯雷尔、南西·J·金:《刑事诉讼法》(上册),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744 页。据此,不少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是以能否(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公众)利益作为决定起诉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

综上,检察机关应站在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决定是否起诉。

五、我国不起诉决定裁量标准模式选择:以罪名分类开展

前文已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检察官如何裁量起诉与否,即不起诉裁量的标准,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标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然而,不起诉裁量标准虽然在理论上适用所有罪名,但不同种类罪罪质差异很大,能够影响处罚必要性和公共利益判断的对象要素差异亦大。因此,要提升裁量标准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就必须构建不起诉裁量标准体系。笔者认为,可先建立典型个罪的不起诉裁量标准,再以此为基础,探索构建以行为人主体、类罪名、侵害的法益能否恢复等为区分要素的类型化不起诉裁量标准。这符合司法实践,也是合理的。

第一,建立以典型个罪的不起诉裁量标准。刑法分则规定了469个罪名,不可能构建每个罪名的不起诉裁量标准。但构建司法常见典型罪名的不起诉裁量标准是可行的,也符合司法实践。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高发罪名是危险驾驶罪、帮信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等,这些罪名所涉案件总量超过刑事案件数量的一半以上,以上述个罪罪名建立不起诉裁量标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指导性。例如,各地出台危险驾驶罪的不起诉标准就是很好的说明。各地出台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即是这种思路的最好例证。

第二,以前者为基础构建类型化的不起诉裁量标准。在适用典型个罪的不起诉裁量标准的同时,更应提炼具有一定普遍指导意义的不起诉裁量标准,这是构建不起诉裁量标准体系所必要的。(1)以犯罪主体为区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规定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的,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这是以犯罪主体为类型化构建不起诉裁量标准体系的典型。(2)以类罪名为区分。刑法分则以侵害相同或类似法益为类型构建每一章的罪名,这些类罪存在诸多相似特征,尤其是犯罪构成要件具有相似性,由此决定构建类罪裁量不起诉标准体系是可行的。例如,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涉企犯罪作不起诉的相对增多,所涉基本上是经济类犯罪,主要集中在虚报注册资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名,由此可以构建以经济犯罪为类型化的裁量标准体系。(3)以侵害法益能否恢复为区分。犯罪的本质在于威胁或者侵害法益。如果被侵害的法益能够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补救行为得到恢复,那么其行为的有责性及犯罪预防的必要性降低,由此具备了不起诉的基础和条件。例如,造成经济损失的,当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不起诉;轻伤害案件,伤害得到治疗,取得被害人谅解等,都表明法益得到恢复,可以不起诉。再如,疫情期间对相关涉罪企业的不起诉决定,往往是涉案企业弥补其违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积极恢复经济生产秩序,这说明被侵害法益得到恢复,且法益得到有效保护,这与刑法目的完全相符,为此决定不起诉合法、合情、合理。反之,被侵害法益不能恢复的,如国家安全法益,生命法益等受到侵害的犯罪,不应适用不起诉。“将司法实践中不起诉的具体情形和条件加以类型化,以统一不起诉的标准。”③陈卫东:《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权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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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D9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155-11

作者简介: 杜宣,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北京信用学会2024 年度信用研究重点项目“检察公信研究”(BJCS24A0006)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