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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社会中大学教师角色的异化与匡正


摘 要: 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 社会加速导致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和自我异化等五种新异化的产生。 加速社会中的大学深受加速逻辑的影响,成为竞争性甚至是过度竞争的组织。 大学教师在被迫加速中异化:与空间的关系从“情感归属”沦落为“生存依托”;与物界的关系从“亲密从游”衰弱为“疏离契约”;行动上从“学术为业”退让为“学术为生”;时间上从“闲暇好奇”消解为“时间焦虑”;自我从“知识分子”降格为“学术工人”。 匡正大学教师角色异化,需要转变社会价值理念、创新制度建设;大学需回归使命、重构治理模式;教师需养成道德自觉、践行闲暇观念。

关键词: 加速社会;大学教师角色;“新异化”;“共鸣”关系

一、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

(一)加速: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

作为速度学的核心概念,速度“不是一种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它就是相对性(relativity)本身”① Hauer T., “Speed,Wealth and Power”, Society, 2017, 54(2), pp.150-155.。 亦即速度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相对性存在,不是孤立和绝对的。 如果说速度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表征,那么加速则是现代人生存的核心规则和境遇。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等人在从速度的视域考察文明和现代性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他明确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朝向社会加速的过程”②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55 页。。

罗萨把社会加速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三个维度。 科技的加速变革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改变了物质社会结构,还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速率不断增加,即社会变迁加速。 社会变迁的加速则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动,为此,人们必须不断加快生活节奏,才能应对新事物不断产生的新环境。 当生活节奏加速近乎为一种常态,新科技又成为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推动科技加速。 三者形成了一种自我推动的循环状态。 现代社会突出地表现出“加速”的特征。 在加速社会里,“加速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加速不但是社会变化的方式,也是社会变化的动力,更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一种目标”①王建华:《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7 期。。

时间的加速是加速过程的根本主导。 彼得·康纳德(Peter Conrad)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②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 页。,其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概括明确指出,对现代社会的考察不能忽视时间维度。 罗萨也表明,“除非我们在分析中加入时间维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和特征以及现代性的结构和文化演进的逻辑”③Rosa H.,“ Social Acceleration: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Desynchronized High-Speed Society”,Constellations, 2003(1), pp.3-33.。 在罗萨看来,时间是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社会通过时间结构联结起来,并受时间体制的操控,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时间的维度描述和解释。

加速来自现代社会“时间密度”的提升。 社会现代化进程将宽裕、闲慢的时间变得紧张而快速。 社会加速并不是因由时间物理结构的变化,而是基于事物在单位时间内发展速度的变化导致时间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社会学视域,时间结构“是与认知和规范有关的特性,并且能够深深地将社会的习性根植于个体的人格结构中”④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 页。。 时间结构具有把社会结构特征转移并嵌入个体的行为结构、认知结构的功能。 加速文化背景下,个体完成同样的事情但花费更少的时间,对时间不断压缩,使得“时间密度加大”。 时间在加速社会进程中呈现出新的结构形式与外在特征,人们常常感到时间流逝殆尽,一切都在加速,生产、消费、社交,甚至人们的灵魂都在加速的眩晕感中不断地被掏空。⑤董金平:《加速、新异化和共鸣——哈尔特穆特·罗萨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6 期。这是加速社会中时间结构对个体行为、认知结构重塑的最直观的结果。 加速已成为最能够体现现代时间本质与特征的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之一。

(二)新异化:社会加速的时弊

社会不断加速和变化,人们唯恐落后,拼命提速,“不进则退”是社会的运行规则,以至于任何事都以“量”作为基准在追求提升。 这种单纯的为增长而增长,以数量的增长为目的的增长逻辑导致异化的产生。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既有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异化相同的部分,又有不一样的论点,他把异化归纳为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五种新形式,称之为新异化。

一是空间异化。 受现代社会加速的影响,迁居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 空间的不断变更导致人们无法与所居住、生活的环境产生熟悉感和亲近感,无法对特定空间产生认同感。 也就是说,社会加速造成的大量流动性使得人们不断脱节于既存的生活空间,又不停地遭遇陌生的新环境。 人与空间之间出现认知和情感的断裂,这种缺失人与空间联结、互动关系的空间坐标将人异化为地理方位的表征符号,⑥国吉、赵海月:《加速与异化的共鸣——对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探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空间则成为陌生的、无意义、无回忆的“沉默的”空间,个体无法从中获得美好生活的体验。 二是物界异化。 传统社会,人们在生活与工作中通常长久地使用某些物品,这些对象物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生命经历、身份构建的一部分,亦即自我扩展进物的世界,物的世界成为自我的栖居之所。 随着人们生产、消费、更换物品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不仅对于物的亲近感无法产生,还必须被动地掌握新产品的使用规则才能跟上物的加速更迭,反而成了物的牵制者。 三是行动异化。 在一个由速度支配的世界,人们越来越没有时间对要做的事情进行充分的了解。 “找一个短期内就能获得满足的欲望,会比设定一个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满足的欲望还要明智。”①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31 页。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些短期可以达成的目标,最终却发现这些行动都是“虚假意识”的驱动,而并非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自愿”去做那些他们本不想做的事。 人们似乎失去了对自身的支配权,忘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以及自己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②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32 页。四是时间异化。 现代社会中,人们匆忙适应时间的节奏,所从事的行为停留在时间的表面,不能与自身的内在状态产生“共鸣”,难以形成深刻的记忆。 社会加速的规制逼迫着人们不停地进入新的体验,人们获得的是更多的片断化的外在体验,而非深深印痕于生命历程的内在记忆。 当“我们没有让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 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③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39 页。。 五是自我异化。 人们的自我感觉和认同来自对行动、经验和关系的吸收,形成于所处的时空、物界和社会世界。 社会加速导致人们与时空、物品、产品以及行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异化,人们的行动与经历无法内化整合入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周围世界的疏离进一步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 人们自己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颠倒了重要事物的先后顺序,自我关系受到干扰,“自我”本身不断消耗,在加速社会中无法定位和建构真实、完整的自己,自我由此异化。

二、加速社会中的大学与教师角色异化的表征

(一)竞争性组织:加速社会中的大学

加速主导的社会,任何组织都深受加速逻辑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跟上社会加速的步伐,就有被社会淘汰和边缘化的可能,积极适应社会加速已成为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 “就大学发展而言,如果不能迅速建立与加速社会中时间结构相匹配的组织结构、行为结构、认知结构,如果不能以加速为原则更新或重构既有的组织流程、决策程序、管理过程和控制过程,那么在与技术经济社会‘非同步化’发展的过程中将难以保持中心地位或将逐渐被边缘化。”④王建华:《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7 期。

竞争是现代社会加速的推动力,也是其产生的结果之一。 “竞争”原则已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分配原则,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其视为界定现代性的核心原则。⑤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1 页。这一原则也必然嵌入并影响高等教育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表现出一种竞争性发展的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来,这种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⑥陈先哲:《时间之维的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11 期。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否则就会落后,就会被淘汰。 “在当前的学术气质中,‘卓越’,已经成为某种‘停不下来’的理念;标准必须永远‘步步高’。 指标之所以要存在,就是为了被超越。 卓越的,还必须要变得‘更卓越’才行,做不到的,就会暴露出来,被贴上自满、落伍或者某种同样羞耻的标签。”⑦玛吉·伯格、芭芭拉·西伯:《慢教授》,田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9 页。在外在加速环境的塑造下,大学已经越来越成为竞争性甚至是过度竞争的组织。

在世界高等教育范围内,为了通过在各类排名中所处的位置来展现自身的良好形象和学术声誉,以争取更多的资源,各国大学越来越相信并依赖大学排名。 正如菲利普·阿特巴赫所言,大学排名已成为全球知识竞赛的重要工具。 排名是推动高等教育竞争的重要机制,它不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竞争结构,还确立了大学与资源的紧密联系,排名靠前意味着能够获取更多资源。⑧刘信阳:《排名:大学的“增压泵”——兼与程莹博士商榷》,《大学教育科学》2020 年第5 期。为了在排名中占据优先位置和有利地位,各国高等教育机构针对经费、人才、生源等各项资源进行展开竞争。

为应对国际竞争,我国各级政府利用政策、资源、权力等各种手段和方式把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系统。 例如学术锦标赛在学术职业中的纳入,大大驱动了各类大学为学术精英及其学术成果而竞争。 本质上,锦标赛制是在多数人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只有部分具有优势者才能获胜。 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学术锦标赛是在国家行动的总体框架下实施的,它能够把国家意志、大学组织目标和学术人员的个人目标三者相统一,对组织和个体产生较强的作用。 再如高等教育领域广泛采用的项目制,其突出的“竞争性”也充溢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 无论是大学还是教师,要获批项目都必须参与层层选拔,通过竞争的方式达成。①孙丽芝:《教学项目场域中的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40 页。为通过项目获取资源的优先权,行动者在制度设计预期下围绕各级各类项目展开角逐与抢占。

为在单位时间内争取最大程度的成果,处于校际竞争中的高校在延续政府层面举措的同时,同样会继续加大竞争的砝码。 人才引进政策、成果奖励制度、“非升即走”为代表的教职评聘制度等等,这些以效率为目标的竞争性制度设计体现了绩效管理的核心要义,目的就在于激励教师高效率进行学术生产,在最短时间段内达到学校对成果指标的要求。

绩效制度对教师行为具有强大的规约性和指向性。 作为实现绩效任务的具体行动者,大学教师在加速前进的社会中,也被带入竞争的赛道,为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避免落后而被迫加速前行。“体现相对优势的竞争不存在基准也没有终点”②阎光才:《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教育研究》2021 年第8 期。,他们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多方面进行绩效比拼,不遗余力地加速生产,“个人主义”竞争大肆彰显。 在“竞争激烈的教育背景下,几乎人人都背负着恐惧,被恐惧的情绪包围,这个可怕的‘东西’无情地扭曲了我们的心态,使我们的生活乏味、枯燥甚至晦暗”③克里希那穆提:《恐惧的由来》,凯锋译,学林出版社2007 年版,第6 页。。 加速主导的职业生活使教师迷失了方向,丢失了自我,产生异化。

(二)加速社会中大学教师角色异化的表征

“加速是造成异化的根源,因为加速打破了人们习惯性的节奏,自然产生不适应性,为了跟上社会的节拍,人们只能让自我沉沦于加速节奏的浪潮中。”④国吉、赵海月:《加速与异化的共鸣——对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探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大学教师被裹挟在社会和大学的加速洪流中前进,与时空、行动、学生的关系出现异化,更是难以避免自我异化。

1.空间异化:从“情感归属”沦落为“生存依托”

人的存在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空间,空间不仅是几何学与地理学意义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社会关系、公共精神的场域。 “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⑤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7 页。特定的空间能够镜像人们的身份属性。

大学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内嵌于组织单位中,以单位为中介形成所在大学场所空间上的归属,相对稳定的工作单位可以使个体、组织以及共同构成的空间共同体之间联系紧密,彼此之间形成和谐、认同的关系。 在如此境遇下,大学组织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教职员工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记忆和想象。工作、生活、记忆与想象汇成一种情感力量使教师对大学充满依恋和爱惜之情。 情感使空间不再是纯粹的地理实在,更是形成人们身份认同的精神载体,它使教师对大学产生强烈的认同与归属感,呈现出情感归属特征。

教师校际流动必然带来单位的更换和空间的更迭。 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推动大学教师流动的增速。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美国教师有“3 个及以上”学术机构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超过25%。 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大学教师流动频率快速上升,约半数教师只在一所大学工作过,1/4的教师在两所学校工作过。⑥刘进、沈红、庞海芍:《全球大学教师流动在加速吗——基于两次全球学术职业调查数据的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5 年第8 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师流动速度逐渐增加。 尤其是持续推进的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进一步强化了人才在高校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化了高校之间人才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增长趋势。 高校为引进人才纷纷在薪资福利、家属安置、子女上学等方面提供优厚待遇。 学术职业流动原本就具有逐利的显著特征,①刘进:《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劳动力市场》,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54 页。作为社会人的教师通常会在利益驱动下而选择“往高处走”,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有研究表明,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不断提升,平均流动率为36.92%,且人才流动周期逐渐缩短。②徐娟、王泽东:《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律研究——来自6 类项目人才简历的实证分析》,《高校教育管理》2020 年第2 期。“为应对社会的加速,大学成员无论对于大学还是对于学科的忠诚都在降低,薪酬驱动着大学教师加速流动。”③王建华:《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7 期。大学教师的合理流动对于教师的个人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繁荣有着积极作用,而失衡和无序的流动,从空间意义的角度会导致教师对大学组织情感归属的断裂与抽离。 频繁的空间更迭,教师身份的连续性断裂,难以形成具有共同理想目标、精神信念、群体记忆的共同体。 以空间为载体的共同记忆和想象无法延续,情感归属的建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于功利主义追求的社会空间只能沦落为生存所依托的空间。

2.“物界”异化:从“亲密从游”衰弱为“疏离契约”

物指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物品。 对教师来说最重要、最直接的“产品”就是学生,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师生关系。 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师生以从游的方式进行知识的传授和学习。 梅贻琦曾比喻道:“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④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338 页。这种从游方式可以使学生与老师密切接触,在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中,学习知识、濡染德性,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自我提升。 宋明时期,从游教育成为书院的一种重要教学形式。 在书院生活中,有许多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既有固定程式、整齐肃穆的讲学活动,也有一同游学、雅集聚会的传道方式,师生的密切互动中,以道相交、以情相融,共同讲论学术,激励气节,结成深厚的感情,⑤王剑敏:《古代书院制的精髓及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2014 年第6 期。这种亲密的师生关系传统在近代大学依然令人称道。 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作家谢冰心在回忆教学生涯时讲到:“最使我眷念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为知心朋友。 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⑥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2 页。。

淡漠、疏离、游离、异化等词汇是学界对当前大学师生关系现象的揭示,也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学生与教师交流机会过少、教师不认识自己教过的学生、“大学师生关系就是没有关系”等现象不足为奇。对此,龚放教授在1987 年就呼吁“大学师生关系的现状必须改变”⑦龚放:《大学师生关系的现状必须改变》,《高等教育研究》1987 年第4 期。,然而“现状”不仅未有改善而且进一步恶化。 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教师作为师生关系的主体投入不足。 在加速社会背景下,在重视科研、采用量化评价标准的制度环境中,教师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于把时间和精力投入易量化、显示程度高的科研工作,牺牲和挤压的只能是不易量化,具有弹性空间的教学工作。 而挤压出去的是对学生的关爱与情感,是师生间的精神交流,留下的教学只是教师基于工作契约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必须完成的任务,是知识的交易,是谋生的手段。 学生在此种教育场域内只是教师工作的“产品”、传授知识的对象、利益获得的工具,师生是基于知识形成受契约保障的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决定了师生之间疏离的必然。

3.行动异化:从“学术为业”退让为“学术为生”

以学术为业意指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学术工作曾经被视为“一个以精神满足为鹄的的职业,它少有稻粱谋的生存意味,故而韦伯才更偏好以‘志业’(Calling)而不是‘职业’的称谓”⑧阎光才:《象牙塔背后的阴影——高校教师职业压力及其对学术活力影响述评》,《高等教育研究》2018 年第4 期。。 所谓“志业”,就是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而非其它外在的利益和事由为动力从事的事业。 在中世纪,大学教师认为知识是上帝的馈赠,不能用来贩卖,①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高建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 页。如果把知识当作商品出售则是对上帝不虔诚的做法。 他们把知识探究看作是上帝赋予的使命,进行知识追求是纯粹地为知识而知识,没有任何功利色彩。 此后,以学术为业一度是大学教师行为的重要取向。 他们凭借对学术事业的热忱,把探究高深学问作为毕生的追求,自愿为学术奉献。 他们愿意接受并享受象牙塔里的生活,甘于寂寞、安之若素,不为世俗利益所动,不为功名利禄左右,反对功利化和世俗化的学术追求活动。 他们怀有坚定而崇高的信仰,行动的动力在于他们内心对真理的召唤,行动是对自己内心的遵从。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绩效主义和量化思维的大肆蔓延,工具理性不断膨胀,成为主导社会的全新价值取向;高校内部突出的目标规划(具体而非战略性的)、绩效驱动与指标化管理取向,在变革组织内部结构的同时也重塑了学术组织的属性,赋予了高校以生产性或商业性的组织性状。②阎光才:《政策情境、组织行动逻辑与个人行为选择——四十年来项目制的政策效应与高校组织变迁》,《高等教育研究》2019 年第7 期。物质崇拜、技术治理、物化思维、绩效驱动管理取向使大学丧失了探究高深学问的理想追求,变得世俗功利、争名逐利。 大学教师的职业样态也被重塑,从以学术为业退让为为生存而竞争的以学术为生。 他们忘却了学术的本真使命,以功利目的为追逐对象。 为了晋升职务职称、获得学术头衔等在学术场域中提高自己的地位,争取更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断地生产着并不是出于兴趣的、大量的泡沫成果;他们将本职的本科教学工作置于边缘,不断“注水”;他们把知识和学术研究当作可交易的商品,以换取生计的需要,甚至投机取巧,不惜背离学术之道与大学使命。 然而,如同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曾言,“人们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大学的科学家会被商业击垮”③阎光才:《学院人的“癖好”与大学的制度安排》,《高等教育研究》2006 年第1 期。,事实上,大学教师对研究的热情和对学术生活的热爱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日益功利化,“自愿”做着自己本不想做的事。

4.时间异化:从“闲暇好奇”消解为“时间焦虑”

闲逸的好奇心是追求知识、探索科学的起点,最初探究知识的阶级是有闲阶级。 “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 由此,在埃及地区,数学技术首先形成,在那里僧侣等级被允许有闲暇。”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页。

学术工作是一种需要宽裕时间、充足闲暇保障的活动,大学教师的工作状态在历史上曾一度是闲逸而具有“慢”特征的。 闲适而似乎又颇为雅致的生活和慢条斯理的节奏,大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工作常态。⑤阎光才:《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教育研究》2021 年第8 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当时北平高校中的教师生活亦是不乏休闲活动,宴饮、茶叙、听戏、看电影、打麻将、下棋、散步等形式多样,其间充满了文化人的生活情趣。 胡适在日记中曾连续多天提及“平社聚餐”。 如:“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他们“宴集的目的,不是专在吃喝,而是在欢笑作乐”⑥刘丰祥:《1928-1937 年北平大学教授的休闲生活》,《史学月刊》2019 年第1 期。。 梁思成、林徽因曾每周在家举行文化沙龙聚会,吸引了以教授为主的知识界的众多文化精英。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降临,悠闲的“慢”学术只能是作为大学教师的一种怀念而存在,拥有闲暇变成一种奢望。 有调查显示,国内高校教师周工作时间为52.3 小时。⑦刘贝妮:《高校教师工作时间研究》,《开放教育研究》2015 年第2 期。另有一项针对研究型大学教师的调查显示,教师每周工作的总时间平均为59 小时左右。⑧阎光才:《学术职业压力与教师行动取向的制度效应》,《高等教育研究》2018 年第11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4 小时,日常每周工作50 小时及以上即为过度工作。 大学教师超负荷的工作导致体力透支以致身心疾病,近年来高校教师因“过度劳累”引发猝死的事件频频发生。 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与大学教师工作的任务和责任是无限的。 人们希望从有限的时间中获得无尽资源,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欲望,其实现途径只能是压缩有限的时间。 教师在时间困境中艰难前行,巨大的时间压力使得“时间焦虑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集体性症候”①阎光才:《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教育研究》2021 年第8 期。。

5.自我异化:从“知识分子”降格为“学术工人”

大学是由知识分子造就而成的,大学教师享有知识分子的美誉由来已久。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勾勒的大学教师形象,“既是大学内部自律的、自主的对专业有独特爱好的知识人,又是能够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②皮埃尔·布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156 页。。 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首先是“以思考和教授他们的思想为职业的人”③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高建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 页。,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人类文化的引领者。 其次,更在于他们具有对社会、国家的公共情怀和责任自觉以及社会批判精神,即他们能够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维护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社会道义,是“社会的良心”。 中国大学诞生早期的闻一多、朱自清、陈独秀、鲁迅等教授群体,他们是那个时代社会和国家的守护者,背负着“吾侪不出,奈苍生何”的使命感,用思想和人格的力量去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用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社会担当诠释了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身份。

随着现代社会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知识不断资本化和商品化,成为一种经济资本。 知识作为商品参与到市场交换之中,形成“一种使大学和教师致力于市场和准市场行为的制度”④杨超、张桂春:《“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教师学术职业角色的转换》,《教育科学》2016 年第5 期。。 弗兰克·多诺霍(Frank Donoghue)指出,“生产力、效率和竞争成绩,这些市场范畴而不是爱智或博雅,驱动着……学术的世界”⑤玛吉·伯格、芭芭拉·西伯:《慢教授》,田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9 页。。 学术场域转变为学术市场,大学和教师的关系沦落为“学术雇佣关系”。 大学要实现的是类企业的目标,它要求教师为市场目标,如大学排名,而生产知识。 雇佣关系之下,交易、竞争和功利等企业理念和规则与原有学术场域的忠诚、公共和信念背道而驰。 在大学里,“学者所收到的激励信号就是要变成企业家,用经营的方法去处理他们的研究”⑥玛吉·伯格、芭芭拉·西伯:《慢教授》,田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41 页。。 大学随之具有了“知识工厂”的形象,企业管理的模式使得教师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高效率获取声望、财富、权力等一些外在利益,他们青睐于投身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应用研究,遗忘了发展知识、探究真理等学术的内在价值和学术担当;他们对教学的投入、对学生的关注越来越少,教育价值信念的底线不断降低;他们只关心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为自己“谋稻粱”,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公共精神和情怀难以续存。 褪去了知识分子的光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学术资本主义市场中,大学教师为了生存,紧盯着绩效指标,无休止的个人业绩最优化,俨然成为“学术工人”。

三、构建“共鸣”关系:大学教师角色异化的匡正路径

针对加速社会产生的新异化问题,罗萨提出了“共鸣 (Resonanz)”理论的解决方案。 所谓“共鸣”关系是指,“主体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在呼应过程中各自保持自己的声音,并不被对方所占据、 支配”⑦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 页。。 “共鸣”理论的核心是个体作为主体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构建,个体的身份建构需要在“共鸣”关系中建立。 “不受掌控”是“共鸣”关系的前提,即主体和外部世界各自具有独立性。 以“共鸣”的方式应对新异化,建立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必须使主体既能保持自身的状态,又能跟上社会的加速节奏,适应外部的环境,与周围的世界同频共振。 因此,匡正大学教师的异化需要社会、大学、教师各主体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尊重其他主体的独特存在,积极行动以建立“共鸣”关系,使各主体既在相互嵌入中和谐共生,又能沿着各自的轨道独立前行,最终促进教师重构自我。

(一)价值转变与制度创新:和谐社会的创建

增长逻辑和资本逻辑导致社会增长模式是一种“强迫性增长”,这是推动社会加速的根源。 要破解教师角色异化,必须解决“加速社会”背后的逻辑,触及“加速社会”本身。 对此,罗萨提出了以“后增长社会”社会形态代替现代社会形态。 “后增长社会”是“一种总是能够增长、加速或创新的社会形态,以便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现状(例如,为了克服短缺或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为了维持体制现状和结构上的自我复制而被迫升级”①张彦、李岩:《“共鸣”何以超越“加速”:罗萨批判性美好生活观的逻辑推演》,《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10 期。。 “后增长社会”以“适应性增长”模式取代“强迫性增长”模式,②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0 页。社会发展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而不是为加速而加速,为增长而增长,它拒绝对发展和增长的绝对追求。 这一发展理念旨在满足人与社会合理的发展需求,追求美好生活,与我国在新时代提出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与我国倡导的和谐社会主旨一致。

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样态受到社会治理体系的引导和规范,社会治理是和谐社会创建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是价值理念的引导。 加速的直接动力来自社会竞争,其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 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成为主宰人们社会实践的主导逻辑,而价值理性则“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③王敏芝:《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与情感现代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1 期。。 工具理性追求实用和功利、注重控制和效率,价值理性则关注人的生命自觉和主体意义。 和谐社会的创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才能既利用工具理性的动力作用,又发挥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 在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物质繁荣的同时,使人成为“目的”,获得尊重和主体地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社会也就具备了现实可能。 由此,必须促进价值理性的回归,实现价值转变。 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是主要的治理工具。 在罗萨看来,要超越加速逻辑,不能仅靠改革人的主观认识,他还提出了对晚期现代社会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进行客观环境的改革。 当下,政府的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同样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否。 把坚持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与坚持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分别部署,既是对民生保障的加强,也是对社会治理的加强,更是社会建设制度的重要创新。④张文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法商研究》2020 年第2 期。民生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使得社会矛盾减少,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感、安全感将会大大提高,这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

(二)回归大学使命与重构治理模式:组织本质的坚守

“共鸣”的形成需要主体依据“内在特性”和“外部环境”,思考发展理念和追求,并以自发的行为方式加以回应。⑤于正阳:《规避加速陷阱: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如何应对“新异化”》,《江苏高教》2023 年第7 期。规避加速带来的异化,需要坚守大学的组织本质,回归大学的价值使命,重构治理模式,使大学的理念和行动相一致。

大学是一种以知识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特殊社会组织,它肩负着传承、创新、追求知识和真理的使命,承担着培养人才和发展学术的重任,是一个教育组织、学术组织。 大学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循这一组织特性。

一方面,大学应回归求真育人的使命。 大学的价值使命指引着大学的理想,是大学行动的指南,是大学发展中首要的考量标准。 但在加速社会中,“时间”取代了“价值”的优先地位,价值优先转向了时间序列优先。⑥王建华:《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7 期。作为教育和学术组织,“求真育人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本质特征”⑦顾明远:《大学文化的本质在于求真育人》,《教育研究》2010 年第1 期。,也是大学的价值和使命。 大学应总是处于知识与真理的传承和探索之中,否则将会背离自己的理想,失去本真,被侵蚀和动摇。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指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⑧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3 页。大学异化成为竞争性组织,就是迎合、顺应加速社会的结果。 大学已然无法逃避加速社会,要在加速逻辑的裹挟中避免异化,唯有回归大学的价值和使命,不忘追求真理、培育人才的初心,才能在纷杂的社会中保持独立性。

另一方面,应重构大学治理模式。 大学组织本质对大学治理模式具有直接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对治理模式的设计和选择是基于他们对大学组织本质特性的认识。 “大学作为教育和文化组织,其声誉的获得主要源于时间的结晶。”①王建华:《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7 期。然而,在加速逻辑下,大学选择了企业组织的绩效管理理念和模式,“使得大学治理模式从学院模式转变为企业模式。 这导致了大学的组织身份和生成逻辑的转变”②王建华:《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7 期。。违背了组织本质的大学治理,必然无法逃脱异化的命运。 为了适应加速社会,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也需要随之调整、变化、重构,需要更加开放、灵活,但变化的底线是遵循大学的组织本质。 因此,必须准确把握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组织特性,在此基础上依据大学的组织属性重构大学治理模式。

(三)养成道德自觉与践行闲暇观念:教师角色的维护

加速社会“不仅从根本上转变人们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与其他客体的关系,而且最终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倾向”③于正阳:《规避加速陷阱: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如何应对“新异化”》,《江苏高教》2023 年第7 期。。 大学教师角色异化的实质是其行动背离了教师的职业基准和工作特性。 要克服异化,需要在加速社会中维护教师角色和身份。

一方面,教师需要养成道德自觉。 职业道德是大学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 大学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政策、规章制度不能约束大学教师的所有行为,它要求这一职业必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 正所谓大学教师“治学是需要非同一般的伦理道德标准的”④郑忠梅:《治学道德的规训:大学教师何以以德立学》,《高等教育研究》2019 年第6 期。。 如果教师缺乏道德自律,没有崇高的教育理想,没有职业奉献精神,当面临自我利益与教育价值冲突时,就可能弃守道德,采取有损教育价值的行为。 大学教师只有提升个体道德自律,从外在规约遵从转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才能做到恪守职业道德,自觉采取符合职业要求的行为。 教师要养成道德自觉,走向道德自治,需要通过政策、制度的支持从外部优化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环境,同时需要教师不断自主反思与内省。 “除了有赖于相关宣传、政策的支撑外,大学教师自身时常的扪心自问,显然也是极其必要的。”⑤闫建璋、郭赟嘉:《道德人:大学教师身份的伦理旨归》,《高等教育研究》2013 年第11 期。

另一方面,教师需要践行闲暇理念。 闲暇并不是懒散、消遣或享乐,而是指引人们生活的理念,是人们自己“喜爱的、有价值的、自由的生活方式”⑥李海萍、上官知立:《超越“必然”之困:基于“闲暇”理念的教育转向》,《高等教育研究》2021 年第9 期。。 社会加速之下,教师的闲暇时间被吞噬,无从获得闲暇体验,无法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自我。 矫正异化,需要教师主动践行闲暇理念实现个体主动减速。首先,教师要充分认识闲暇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 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 假如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73 页。闲暇是人们生活的内在需求,蕴含着自由的价值,指向人的自我发展和生命价值。 它有助于大学教师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能够提升教师生命意义。 教师应理解闲暇的真正内涵,树立正确的闲暇观。其次,教师要合理规划闲暇生活。 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特殊性,教师应遵循其工作自身的节律,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选择适切的闲暇方式,发挥闲暇的作用,提高闲暇生活品质,助推自我发展,实现真正理想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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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丽芝,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高校教师教学投入与本科教学质量提升研究”(BIA2002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