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法律中的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后被世界各国的国内法所广泛继承。诚信原则还适用于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交往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现代国际法中,诚信原则的内涵包括条约的善意缔结、解释和履行,禁止反言和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内容。诚信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具有至高的效力地位。 然而,在当前国际法环境中,诚信原则的适用面临大国操控、责任制度缺失与共识匮乏的三重挑战。 我们应当通过完善诚信原则的适用标准、建立多边框架下的诚信监督机制、构建针对违反诚信原则行为的层级化责任体系、推动诚信原则的共识巩固与价值重塑,系统性完善诚信原则适用路径。
关键词: 诚信原则;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
近年来,国际关系中频现系统性散布虚假信息、污蔑他国、出尔反尔、随意“退群毁约”等严重违反诚信的行为,此类国家主导的“背信行为”严重扰乱国际秩序,对二战后建立的一系列多边机制造成毁灭性打击。 然而,既有法律框架与治理机制在应对此类行为时陷入失灵难题。 在规范维度,现有规则不仅对单方退出条约的约束存在不确定性,① 江河:《条约退出机制:法律困境、法理解读与中国方案》,《环球法律评论》2020 年第4 期。还缺乏对传播虚假信息或诽谤他国等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在程序维度,国际法院等司法途径的启动需要当事国自愿接受管辖,往往陷入司法能动性困境。 再加之当前国际法碎片化趋势凸显,多边机制陷入僵局,这种结构性困境导致一些国家得以肆意采取背信行为,冲击国际秩序。
既有国际法规则的失灵呼唤着基础原则的复兴与回归,具体而言就是诚信原则的回归。 诚信原则作为最先发源于私法领域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以平等主权国家的交往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领域。 早在17 世纪初,格劳秀斯就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断言,“没有人愿意和那些被自己视为无视法律、权利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人结为同盟。”①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1 卷)》,弗朗西斯 W.凯尔西等英译,马呈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 页。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诚信原则早已成为一项文明国家共同践行并承认的习惯,并广泛体现在条约和实践中。 诚信原则要求国际法主体真诚地遵守自己的诺言,不滥用自己的权利,对其他平等主体秉持基本的尊重。 在国际社会背信行为频发、相关规则缺乏有效性时,有必要复兴诚信原则,重塑国际交往的信任基础,方能重建互信合作的良好国际秩序。
基于上述目的,本文旨在澄清诚信原则在现代国际法中的重要地位,梳理其实施问题,并提出更加完善的诚信原则实施路径。
作为私法体系中的“帝王原则”,诚信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 主观诚信要求行为人主观上秉持善意,而客观诚信要求行为人在客观上忠实履行义务。 在法理上,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根植于罗马法,并逐渐发展为现代各国私法体系共通的基本原则。
罗马法中的诚信(bona fides)指真诚、善意、不欺骗,②Bryan A.Garner,“bona fide”,in Black's Law Dictionary(10th ed.),Thomson Reuters,2014.在物权、契约和诉讼等多个领域广泛适用。 在物权领域,《十二表法》已经具备了以占有是否具备诚信来区分物权取得效力的思想,③第6 表第3 条规定,土地和其他物品的物权取得时效分别需要两年和一年;第8 表第17 条规定,禁止对盗窃物适用时效取得。《尤利法》和《普拉蒂法》也禁止对暴力取得之物适用时效取得。④ 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92 页,第94 页。《法学阶梯》进一步指出,一般动产善意占有人可基于一年时效取得物权;但物若系盗窃或暴力所得,原窃贼及后手善意买受人皆不得主张时效,因该物的取得存在污点。⑤ 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92 页,第94 页。可见,罗马法已经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基于诚信的取得时效制度。
在契约领域,罗马法将契约分为“严正契约”与“诚信契约”。 前者债务人只须严格依照契约的规定履行义务,凡契约未规定的事项,债务人不需履行。 而后者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还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⑥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法学研究》1989 年第4 期。严正契约大多是单方合同,而诚信契约大多是诺成合同。⑦谭和平:《罗马契约中的胁迫论》,《求索》2013 年第9 期。可见在当时的契约领域,诚信原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适用,诚信由此成为契约履行的“默示条款”。 在诉讼领域,罗马法亦对应契约二分法区分了“严正诉讼”与“诚信诉讼”,前者审判员须严格适用市民法按照契约条款判决,而后者审判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突破契约的文字依善意与公平原则酌定给付内容,以平衡双方利益。⑧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中国法学》1995 年第1 期。
可见,罗马法已经构建了系统的诚信制度。 早期诚信原则以客观诚信为主,要求行为在外观上不侵犯他人权利。 后来,罗马法中出现了主观诚信的观念,指行为人主观上确信自己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心理状态。⑨徐国栋:《罗马法中主观诚信的产生、扩张及意义》,《现代法学》2012 年第3 期。最后,诚信原则经由契约和诉讼发展为包含公平、衡平的法律理念,在成文法滞后或不完善时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项补充手段。
罗马法中的诚信原则深刻影响了近代国家的私法体系,最突出的体现是法国、德国和瑞士。 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34 条明确将“契约依诚信履行”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1900 年《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确要求债务人依诚信履行义务,并在第157 条规定了合同的诚信解释原则。 在此基础上,1907 年《瑞士民法典》第2 条第1 款首次将诚信原则提升为可适用于一切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标志着现代民法诚信原则的确立。 其第2 款规定“权利的明显滥用不受法律保护”,确立了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相通性。
我国民商法体系亦将诚信原则列为一项基本原则。①《民法典》第7 条和第142 条。在合同方面,《民法典》第500 条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第509 条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则和诚信原则,以及第558 条合同后义务等均为实例。 在商法领域,《公司法》第21、23 条禁止滥用股东权利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第180 条董监高的忠实勤勉义务等也是诚信原则的体现。 在保险、票据、证券等领域,诚信原则也是一项基本原则。②如《保险法》第5 条、《票据法》第10 条、《证券法》第4 条。上述体系分别从诚意履行义务、禁止权利滥用和法律修正功能三个维度构建了完备的诚信原则体系。③潘子怡:《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类型化适用》,《法学》2023 年第9 期。
诚信原则在近代不仅发展成为整个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还出现向宪法、行政法、税法、诉讼法等公法部门扩张的趋势。④徐国栋:《论诚信原则向公法部门的扩张》,《东方法学》2012 年第1 期。公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一方面强调政府在管理公民时应遵守诚信、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另一方面强调私人主体在与公权力互动时也要讲诚信,不得滥用权利。
总结来看,近现代国内法中诚信原则的内涵相较罗马法时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变化:第一,其内涵更为丰富,发展出包括禁反言、禁止恶意磋商、禁止权利滥用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原则;第二,其适用范围从物权、契约、继承等有限领域转向以诚信履约为核心、辐射至整个私法甚至公法体系的广阔领域;第三,该原则约束的主体也由私人扩张至公权力机关,公权力亦须以诚信自律并接受监督。
诚信原则不仅得到了国内法的普遍承认,并且深刻塑造了近现代国际法。 在近代国际法的开端,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第一次提出:“战争一旦开始,它只能在法律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范围内进行”。⑤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1 卷)》,弗朗西斯 W. 凯尔西等英译,马呈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绪论第13 页。后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进一步确立了条约必须信守等国际法原则,《明斯特和约》第1 条明确各方应建立邻邦间友好、赤诚(good and faithful)的关系。 1659 年,作为欧洲30 年战争延续的法兰西王国和西班牙帝国之间的战争随着《比利牛斯合约》的签订而结束。 在该和约中,双方约定“诚意(bonne foy)避免在可能的范围内互相伤害”。 这些精神是罗马法中的“bona fides”在国际法中的延续,也是国际法上诚信原则的起源。 1919 年,《国际联盟盟约》缔约成员进一步约定,各方“本着诚意执行可能作出的任何裁决或决定”,奠定了诚信遵守并执行国际裁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 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第2 条第2 款确立了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要求成员国在解释自身义务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诚信和理性自我约束。⑥许光建:《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34 页。
可以看出,国际法源流中的诚信也包括客观和主观的双重维度。 客观维度要求国际法主体忠实履行一切国际义务,主观维度要求其秉持善意,即使在制度缺位时仍以惯例自我约束,以维护国际法律秩序与合作基础。 据此,现代国际法中的诚信之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
1.条约的善意缔结、履行和解释
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诚信原则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条约法中。 条约的善意缔结、履行和解释是诚信原则的应有之义。
第一,国际法主体应在缔约过程中秉持诚意。 缔约方在谈判中须抱缔约的真实意愿,真诚表明立场,兼顾对方利益,提供必要真实信息,并遵守程序要求。⑦曾令良:《论诚信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法学》2014 年第4 期。善意谈判义务作为诚信原则的一部分,是各国国内法均承认的精神,体现为各国的缔约过失责任或类似制度。 国际法院在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裁决中指出:“谈判方不仅是走一个形式上的谈判过程,而是负有义务使其谈判具有意义。”①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Judgment,I.C.J.Reports 1969,para.85.
第二,缔约方应善意履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 条明确规定,有效条约必须“善意履行”,即诚实和正直地履行,不仅按照条约的文字,而且应依条约的精神不折不扣地履行,不破坏条约的宗旨和目的。②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第329 页。
第三,条约解释也应秉持善意。 解释条约的主体除各缔约方外,还包括国际争端解决机构。 条约的善意解释和善意履行息息相关,只有在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对条约内容进行善意解释后,方能确立相应条款的内涵边界,而超越该界限的行为即构成对义务的违背。
2.禁止权利滥用
禁止权利滥用和善意履行义务是一体两面的,分别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两个层面约束国际法主体遵守基本的诚信。 关于何为权利的滥用,存在不同的学说,如主观恶意说、目的界限说等。 无论采取哪种定义方式,可以肯定的是,禁止权利滥用的思想为各大法系共有,且其核心在于诚信:若权利行使未依诚信之方法,便构成权利滥用。③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442-446 页。诚信要求行为人在行权时不侵犯他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④钱玉林:《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现代法学》2002 年第1 期。
国际法中的禁止权利滥用与国内法虽不完全相同,但其思想是一致的,即行使权利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 诸多国际人权文书均设禁止滥用权利条款,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 条第3款明定。 经法律规定,且为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或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要时,可限制表达自由。 在国际争端解决程序中,争端各方的诉讼策略可能导致程序权利的滥用,⑤郝雅烨子:《论国际法院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诉讼程序滥用——以附带程序实践为例》,《法学评论》2025 年第1 期。例如国际投资仲裁中,申请人若借变更国籍挑选更有利条约,可能构成滥用程序权利,导致仲裁庭丧失管辖权。⑥银红武:《论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滥用”及其规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2 期。禁止此类行为其背后价值在于,各方应诚实、公正地交往,不得利用不公平手段获利。⑦Phoenix Action Ltd v.The Czech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6/5,Award,15 April 2009,para.107.
3.禁止反言
禁止反言(estoppel)是诚信原则下的另一具体义务。⑧Markus Kotzur,Good Faith(Bona fid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available in https:/ /opil.ouplaw.com/display/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412,visited on 30 June 2025.在国内法中,除诉讼法外,禁反言在实体法领域亦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其核心是为了保护相对方基于当事方的行为或声明产生的合理期待。 我国《民法典》第31 条关于监护人不得擅自变更的规定,以及第136 条第2 款关于禁止擅自变更或解除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都是禁反言精神的体现。⑨徐国栋:《重解禁反言原则》,《湖湘法学评论》2022 年第1 期。这一精神也广泛存在于各国法律体系和国际法中。 常设仲裁院在Stabil LLC and Others v.Russian Federation 案中依据诚信原则和禁反言理论,认定俄罗斯既然宣称克里米亚属于其领土,那么便必须一贯地遵守该主张。⑩Stabil LLC and Others v.The Russian Federation,PCA Case No.2015-35,Award on Jurisdiction,paras.125;164-170. 国际法院在柏威夏寺案中亦指出,泰国在之前实践中承认了边界地图的效力,而后试图推翻该划界地图,这违反了禁反言原则。⑪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Cambodia v. Thailand),Merits,Judgment of 15 June 1962:I. C. J.Reports 1962,p.26-27. 同案阿尔法罗法官指出:“一国提出的主张或指控与该国以前的相关行为不一致,是不可接受的”。⑫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Cambodia v. Thailand),Judgment,Separate Opinion of Vice President Alfaro ,I.C.J.Reports 1962,p.39. 国际法院在核试验案中重申,根据禁反言原则,公开作出且表明受约束意愿的声明可产生创设法律义务的效力,其效力基于诚信原则;有关国家因而可对此加以依赖,且有权要求此类义务得到遵守。①国际法委员会2006 年通过的《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第1 条沿用了这一措辞。 参见ILC Annual Report(2006),A/61/10,chap.IX,para.176.质言之,诚信要求各国信守承诺,前后一致,从而塑造国际社会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确保国际机制有效运转,而这也是禁反言的要义。②曾皓:《论国际公法中禁止反言原则的适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涵盖条约的善意缔结、解释和履行,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禁止反言等基本内容,约束国际法主体秉持善意,不滥用权利,并认真遵守自己的承诺。
以上梳理表明,诚信原则在国际条约和实践中广泛存在并得到广泛承认。 对于其法律属性,虽然1970 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并未将诚信原则明确纳入,但这一清单并非穷尽式列举,该体系的开放性使国际法基本原则随时代发展成为可能。 在互惠互信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中,诚信原则构成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因为它是各国公认的、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原则,具有至高的约束力,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础。
1.诚信原则是一项国际习惯法
国际习惯法是指经各国反复实践并确信为“法”之规范。 诚信原则作为国际法习惯,其效力首先见于诸多多边公约。 《联合国宪章》第2 条第2 款规定,各成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国际义务。 同样,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 条和第31 条明确要求缔约国诚信履行条约义务并善意解释条约内容。
其次,诚信原则得到各类国际组织宣言与司法判例的反复重申。 1970 年《国际法原则宣言》重申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国际法院在1974 年法国核试验案判决中明确:“无论义务来源如何,诚信均为确立与履行之基本原则。”③Nuclear Tests(Australia v.France),Judgment,I.C.J.Reports 1974,para.46.单方声明无需他方接受即可生效,国家应言行一致,此乃诚信的必然要求。④Nuclear Tests(Australia v.France),Judgment,I.C.J.Reports 1974,para.43.在1986 年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判决中,国际法院再次强调,声明虽然是单方面行为,但与接受同样强制管辖义务的其他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关系,在此过程中诚信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⑤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Nicaragu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Judgment,I.C.J.Reports 1984,para.60.诚信原则也在国际投资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克里米亚紧张局势背景下的投资仲裁系列案件,仲裁庭认定俄罗斯前后矛盾的立场违反了禁反言和诚信解释原则。⑥Stabil LLC and Others v.The Russian Federation,PCA Case No.2015-35,Award on Jurisdiction,para.170;JSC DTEK Krymenergo v.The Russian Federation,PCA Case No.2018-41,Award,paras.281-283;NJSCNaftogaz of Ukraine and Others v.The Russian Federation,PCA Case No.2017-16,Partial Award,para.197.
2.诚信原则是一项一般法律原则
如前文所述,诚信原则根植于各大法系之中,被各国长期承认和遵奉。
第一,大陆法系普遍承认诚信为一般法律原则。 除了前文所述的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国以外,欧盟2002 年《欧洲合同法原则》和2004 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均明确诚信是一项基础性原则。⑦《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102 条、第1:201 条、第2:301 条、第5:102 条、第6:102 条等;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04 页。作为欧洲私法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成果,上述两文件可谓代表了欧洲私法的“最大公约数”。⑧张彤:《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民法趋同和法典化研究》,《比较法研究》2008 年第1 期。
第二,在英美法系中,诚信原则亦具有悠久的历史。 有研究认为,相对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缺乏内生性的诚信原则观念。①徐国栋:《英语世界中的诚信原则》,《环球法律评论》2004 年第3 期;Steven Reinhold,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2(1)UCL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44(2013).然而,英美法系虽不强调作为整体的诚信原则,但其下位概念(如“善意”、合同落空原则等制度)亦得到广泛适用,作为诚信原则在诉讼法中表现的衡平法院亦是英国法的传统。 另外,大陆法系概念下的诚信原则也早已被引进英美法系。②初北平:《海上保险的最大诚信:制度内涵与立法表达》,《法学研究》2018 年第3 期。加入欧盟后的英国立法受到欧洲大陆法系的影响而逐渐在案例中应用诚信原则;在美国,一般认为《统一商法典》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关于诚信原则的规定标志着美国成文法中诚信原则的确立。③褚凤:《诚信原则比较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2 页。概言之,英美法系中的诚信虽属“舶来”,但亦已扎根并持续适用。
最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法系也把诚信确立为私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例如我国,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因此不仅《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列为基本原则之一,《民事诉讼法》也将其作为基本原则。 同样,越南《民法典》亦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在国际法中,诚信原则的效力范围涵盖各个领域。 以《联合国宪章》第2 条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 条、第31 条为基础,诚信原则的效力延伸至国际法各领域,发展为多样化的具体规则。
例如,在海洋法领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0 条规定:“缔约国应诚意履行根据本公约承担的义务并应以不致构成滥用权利的方式,行使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管辖权和自由。”这是一种关于诚信原则的经典表述:若缔约国滥用条约权利,其不仅损害其他缔约国的权利,同时自己也违背了条约义务。④冯寿波:《论条约的“善意”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1 条“善意”的实证研究》,《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5 期。
在国际经贸领域,诚信也是一项基本原则,毕竟国际经贸活动的核心与诚信制度发源的物权与合同领域密切相关。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 条将“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列为解释公约时必须兼顾的要素之一;《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7 条确立“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为强制性义务,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排除或限制其适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也为第20 条和21 条例外条款的适用设立了严格的条件,要求成员方援引例外时须秉持善意,不得滥用权利。
在其他领域,诚信原则多体现为适应本领域的具体规则。 例如,在极地治理领域,《南极条约》第7条设立的观察员制度是南极治理的基础之一。 通过建立观察员这一监督机制,缔约方克服政治分歧,承诺互相接受彼此的检查,确认彼此善意履行非军事化义务的诚意,并确保各方均不滥用南极条约法律体系赋予的权利。⑤陈力:《南极治理机制的挑战与变革》,《国际观察》2014 年第2 期。在外层空间治理领域,1963 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空工作之法律原则宣言》明确提出外空国际合作原则,并提出妥为顾及义务和提前协商义务,得到了1967 年《外空条约》第9 条的继承。 这一理念和海洋法领域一脉相承,要求各国在无主权区域行权时以不损害他国利益为限,适当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环境治理领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创设的国家自主贡献制度要求各缔约方根据自身情况作出个性化的减排承诺,同时以透明度框架和报告义务约束缔约方诚意履行自己的承诺,增强该领域的国际互信。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在国际法各个领域广泛适用,体现为多样化的制度设计,其要旨是要求行为体一秉诚意履行义务,不滥用权利,信守承诺,并彼此监督。
诚信原则是国际法的基础。 倘若没有诚信原则,国际法秩序将不复存在。 从这一角度上说,诚信原则具有效力强制性和至上性。
一方面,从源流来说,国际法本质上是国家间彼此认同且一贯遵守的规则与惯例体系。 如同商人法中的交易习惯,国际法也是各国在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惯例,用以建立对彼此行为的合理预期,进而求取安全、效率与发展。 也就是说,国际法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就揭示了国际社会成员对合作共赢的价值选择。 倘若不存在这种对于互惠、信任和合作的基本愿望,就不会有国际法,国际关系将依然困于零和困境。
另一方面,这种基于互惠信任愿望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体系,其存续与正向演进必然也依赖各主体对诚信原则的持续恪守。 作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条约倘若不能得到缔约方的诚意遵守,只能是一纸空文;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的效力根本也在于国际社会的诚意遵循。 倘若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诚信原则的约束,任何规范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任何已建立的国际秩序都将受到毁灭性打击。
最后,从功能上说,国际法具有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填补全球治理赤字的重要功能,①赵骏、孟令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法功能的时代要义》,《武大国际法评论》2022 年第4 期。诚信原则是国际法能够有效发挥这种功能的根本保证。 在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问题凸显,国家间依存度明显提升,恐怖主义、人道主义危机、自然灾害、数据和网络空间治理等问题必须依靠国际社会互相合作形成的合力来应对。 这种合力必须以诚信为基础,构建行之有效的多边国际治理体系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营造互信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观。②黄惠康:《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 年第1 期。
诚信原则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互惠互信的国际法治体系基础,围绕诚信原则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 然而,在当前国际法环境中适用诚信原则进行国际治理仍然面临多层面的挑战。
近年来,一些大国频将国际法工具化以维护霸权,边缘化多边机制,削弱诚信原则的适用基础。 例如,一些西方国家提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意模糊其中“规则”与国际法的关系,试图消解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提倡这一话语,本质上是追求一种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③蔡丛燕:《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1 期。这一秩序观的盛行严重压缩了诚信原则的适用空间,因为其追求的是一种基于霸权而非主权平等的国际秩序,一些大国据此谋求维护霸权利益。 然而,这一体系严重背离诚信原则所要求的平等互信价值观,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其盛行使国际关系面临重返“丛林法则”的危险。④张华:《中国当代国际秩序观的法理基础》,《法商研究》2023 年第6 期。
进一步讲,一些大国频繁以单边主义行动冲击多边主义价值,滥用“退群毁约”、双重标准、例外主义、长臂管辖和经济制裁等措施,削弱诚信原则的适用基础。 例如,美国选择性适用国际规则,对有损其利益的国际机构和规则常常采取忽视、抵制甚至破坏行动;⑤沈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政策意图与法理分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 年第3 期。通过发起关税战践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破坏国家间原本互信互惠的经贸合作关系。 此类单边行动的常态化,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合理预期与互信基础,基于平等与合作的诚信原则不断被“强权即公理”的丛林观念所压制。
责任与救济制度缺位是诚信原则适用的另一难题。 在责任制度方面,违反诚信原则的责任认定缺乏统一、明确的归责标准。 当前,针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制度已形成围绕《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相对成熟的规范体系。 然而,当前国际责任制度对背信行为缺乏系统化、标准化的归责框架。
第一,诚信原则的规范基础碎片化。 有关善意履行条约义务的规定散见于《联合国宪章》《国际海洋法公约》等文件中,有关禁止反言和禁止权利滥用的规矩则主要分布于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判例当中,诚信原则并未被作为一项独立的义务来源对待。 在实践中,当一国通过污蔑、出尔反尔等方式损害他国利益时,由于难以认定该行为违反任何具体条约条款,而又缺乏对诚信原则统一的认知与可操作的认定标准,因此受害国难以据此追究其国际责任。
第二,诚信原则义务难以融入既有责任体系。 目前诚信既未被明确界定为独立的法律义务,也未能形成明确的责任形式,相关国际裁判先例极少,国际法院、国际投资仲裁庭等司法机构在实践中虽频繁援引诚信原则,但往往将其作为辅助性解释工具,而非独立的裁判依据,因此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后果仍不明确。①例如2013 年东帝汶诉澳大利亚仲裁案中,虽然澳大利亚的窃听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这一违反后果的认定仍然存在困难。 参见黄文博:《东帝汶诉澳大利亚仲裁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5 期。
第三,违反诚信原则的构成要件在举证层面存在难点。 主观上,国家的恶意与否难以获取直接证据;客观上,诚信义务的范围与程度缺乏统一、可量化的国际标准,致使举证与认定都是一个难题。②例如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也面临举证困难等困境。 参见郝雅烨子:《论国际法院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诉讼程序滥用——以附带程序实践为例》,《法学评论》2025 年第1 期。
在执行与救济方面,对背信行为责任的履行与救济机制薄弱。 由于诚信义务来源不明确,当条约不存在时,受害国难以通过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援引加害国的责任,更难以获得救济。 国际上也缺乏追究背信行为责任的有效机制或机构,缺乏对背信行为责任履行的监督与督促机制。 责任与救济制度的缺失导致诚信原则难以落地,背信行为难以得到有效规制。
诚信原则的有效实施高度依赖共识,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各主体对诚信的广泛自愿遵守建立在对彼此都会言而有信的互信基础之上。 在国际法中,诚信原则若要发挥实效,首先须依赖国际社会形成对诚实守信、互信合作等观念的基本共识。 然而,当代国际社会的价值对立严重威胁了此种共识的基础。 例如,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塑造“自由世界”和“专制阵营”的叙事,推广“人权高于主权”等观念,人为地将国际社会划分成为若干个阵营,故意制造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拉扯。 倘若此种价值观的对立继续存在,国际社会的广泛互信关系便难以建立。 再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等极端措施,这种政治化、阵营化的打压暴露了一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双重标准,削弱其在国际上的可信性。 又例如,近年来一些中立国家违背禁反言义务,在敏感政治问题上明确“选边站”,这种出尔反尔行为不仅损害他国信赖利益,也破坏了基于信任的国际交往关系。
以上问题暴露了诚信原则在当前国际法治环境中面临的实施困境。 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倘若不能有效实施,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完善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实施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解决诚信原则适用不确定性的基础在于细化诚信义务的内容和形式。 如前文所述,诚信义务的内容至少包括条约的善意缔结、解释和履行、禁止权利滥用和禁止反言等内容。 因此,应当紧扣上述义务内容,明确背信行为与合法行为的界限,消除背信行为的隐蔽性和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作为对主权权利的一项必要约束,诚信义务的形式和内容有必要在未来得到更清晰的界定。 对此,可以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为平台,总结诚信义务在国际法体系中的存续与发展情况,确立诚信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其具体内涵。 也可以通过建立负面清单的方式,列举背信行为清单。 例如,一缔约方任意退出条约致使损害其他缔约方利益或致使条约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的,即使其未违反条约退出条款的规定,也可能构成背信行为。①杨宽:《条约单方退出的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谈起》,《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 期。另外,还有必要在外空、海洋、网络空间等新兴法律体系完善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则。 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通过路易莎号案和弗吉尼亚G 号案重申,援引《海洋法公约》第300 条“诚意履行公约义务”和“禁止权利滥用”条款时,须结合《海洋法公约》其他条款的内容说明具体的义务违背和权利滥用情况,方能证明对方违反诚信原则。②M/V“Louisa”(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Kingdom of Spain),ITLOS Case No.18,Judgment of 28 May 2013,para.137;M/V“Virginia G”(Panama/Guinea-Bissau),ITLOSCase No.19,Judgment of 14 April 2014,paras.399-401.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完善诚信的例外或免责情形,如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以清晰的外部边界进一步维护诚信在国际法中的强制性效力。
为强化诚信价值观、增强其有效性,应当建立多边框架下的诚信监督机制。 目前,联合国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设置的监督机制包括大会的讨论与建议机制,以及安理会的调查、和解与调停和经济制裁、军事行动与维和行动等机制。 上述机制当中,虽然安理会具有调查职权,但由于一方面参与的国家较少;另一方面,安理会机制主要针对的是“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然而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虽然可能扰乱国际秩序,却并不都能上升到“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高度。 因此,安理会可能发挥的职能有限,对于背信行为的监督机制应当尽量围绕大会展开。
《联合国宪章》第10 条赋予大会“得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或关于本宪章所规定任何机关之职权”与“得向联合国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各该问题或事项之建议”的权限,第7 条规定联合国可以设立认为必需之辅助机关。 目前,大会设立了人权理事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等辅助机关和专门机构,负责特定领域的研究、审议、监督和政策制定。 关于诚信行为的监督,也可以依附于大会建立诚信监督委员会等机制。 可以参考人权理事会建立特别报告员机制,对于相关主体提请的重大事项展开调查、发布专题研究报告、召开专家会议等。 诚信监督委员会的职权还可以包括对涉及重大国际关切的政府声明进行真实性验证、制定事实核查技术标准等,以应对国家主导的散布虚假信息和诽谤等问题。 这一监督机制还可以定期召开会议,互相审议彼此的守信情况,以透明的多边监督制度重塑诚信法治的价值观。
诚信原则的有效实施还须构建系统的责任认定体系。 依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12条,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即为违背国际义务,而不论该义务的起源或特性为何。 这类国际义务包含来自条约的义务,也包含来自国际习惯等其他国际法渊源的义务。 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可以认定构成一种国际不法行为,进而引致国家责任。
现行国际责任制度体系对国际不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责任形式作出了奠基性的规定,其中关于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认定方式、责任形式、免责情形等内容的规定被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广泛承认和引用。对于违反具体国际义务的认定,目前的做法是由各领域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适用该领域的特别法予以认定。 在这一方面,诚信原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诚信既具有作为基本原则的普遍约束力,同时又具有作为具体行为标准的约束力。 从宏观上看,诚信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广泛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 同时,从微观上看,背信行为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情境下可能呈现不同形态。 例如,恶意磋商、散布虚假信息、操控国际舆论诽谤他国、单方退出条约造成巨大影响等背信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具有差异性,而且需要依赖具体情境进行判断。 倘若对上述所有行为采取同等的追责强度,可能导致诚信原则过度抽象和扁平化,破坏其强制规范效力。
因此,应当建立以行为性质与损害程度为标准的层级化责任体系,以适应背信行为的多样化形态。对于较为轻微或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背信行为,可以建立以大会为核心的谴责和澄清机制。 通过形成决议、声明、意见等方式认定背信行为的不法性,对背信行为国进行提醒和谴责,敦促行为国修正自身行为与道歉,并为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提供发声和澄清的平台。 这一平台对于弥补大国和小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鸿沟有重要意义。 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背信行为,尤其是造成明确损失的,除谴责、澄清机制外,还应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二、三部分为核心,明确赔偿形式、受害国援引责任、采取反措施的限度等机制。
在国际法中,国家面临现实主义的生存危机和本国利益追求的内生倾向,再加之国际法中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缺乏限制,因此我们不应对国际法治的价值设定抱有过高的期待。①何志鹏:《国际法治中的“大国不可能三角”》,《学术月刊》2022 年第6 期。然而,应当肯定的是,国际关系的法治化是必然的,推动国际社会脱离弱肉强食的零和博弈阶段、形成良法善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目标。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推动有关诚信的国际共识的形成与巩固。
首先,应当明确诚信原则的功能定位。 一方面,诚信原则对于成文法具有重要的弥补作用。 自罗马法时期以来,诚信原则对弥补法律不足、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一直被广泛承认。 在现代国际法中,诚信原则同样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尤其对于数字货币、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兴领域,诚信原则可以有效弥补实证法律的空白。 另一方面,诚信原则可以调和多方价值取向,具有价值权衡功能。 面对气候变化治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等全球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问题上立场迥异。 对此,以各大法系共认的诚信原则为纲,可促使各方在谈判中善意披露信息、尊重彼此核心关切,避免零和对抗,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公益的衡平。
其次,在价值多元化发展的当今世界推动诚信原则共识的形成,需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桎梏,实现多元文明间的价值对话。 虽然诚信原则在法律上以罗马法为起源,但诚实信用这一思想是为世界各国所共有的伦理价值,如我国古代就有对“诚”与“信”的论述,前者指内心的真实,而后者指行为上的信守承诺,这和诚信原则的客观与主观价值不谋而合。 因此,应当推动诚信原则的解释纳入多个文明中诚信理念的共性,提炼世界文明的共同价值,尽可能吸收各文明的共识性理解,并尊重各文明文化差异带来的合理行为差异,方能合理重建诚信原则的共识基础。
最后,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诚信共识构建。 在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②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网,2015 年9 月28 日。因此,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向,倡导以平等互信为基础的国际交往观,方能从根本上规避战争与冲突。 我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自觉遵守国际义务,这种言而有信的长期实践逐渐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赖。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当继续带头践行诚信为本的国际交往观,打破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的垄断,营造互信互助的国际共识。
纵观人类法治文明,诚信原则是一项被世界普遍接受的法的一般原则,也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它在国际法的演进脉络中历久弥新,内涵包括条约的善意缔结、解释和履行、禁止权利滥用、禁止反言等方面,是维系国家间互信与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石,也是国际法治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 面对当前大国肆意操控国际秩序、诚信原则责任制度缺位与执行机制薄弱,以及国际社会缺乏对于诚信的共识等难题,有必要以现有的国家责任体系为基础,以多边国际机制为平台,加速完善诚信义务的内容与标准建设,建立多边框架下的诚信监督机制,以清晰有效的实施体系巩固诚信原则的强制力。 在单边主义抬头与全球治理碎片化的今天,我国更应该以一贯坚持的互信互助价值观,带领各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超越零和思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互信互惠的共治体系。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99-10
作者简介:李寿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蔚嘉,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323002221230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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