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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表征视角下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机制研究



摘 要:在遗产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是在对文化遗产进行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的相容利用,不仅具有空间属性,更是文化表征的具象实践。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构成文化再生产的空间装置,其运行机制体现为在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情感空间中,通过表征提取、表征转化、表征共享的循环过程,实现以文化遗产地为对象的融合发展与创意发展。 文化遗产地可以通过物质空间功能化、文化空间场景化、情感空间协同化来突破传统保护范式,通过创意赋能,实现遗产保护利用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向同行。

关键词: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空间生产;文化表征

一、引言

文化遗产利用理念始终与文化遗产保护相辅相成,并逐步由单一的保护模式拓展为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融合发展模式① 邹统钎:《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6 期。,如何使遗产地建设更好地服务未来,成为当下遗产研究新的突破点② Harrison R.,“Heritage as Future-Making Practices,”in Rodney Harrison,ed.,Heritage Futures: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London:UCL Press,2020,p.21.,202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作为发展文物保护事业的工作要求。 目前各个文化遗产地都积极尝试“让文物活起来”,开发文创产品、引入创新业态、编创文艺演出等创意实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文化现象。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化,旨在从空间与表征的视角分析其实现机制与发展路径。

在对多处文化遗产地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浙江良渚遗址为主要案例地,展开相关研究。 良渚已形成文物保护利用的“良渚模式”,2024 年获批建设浙江余杭良渚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通过对遗产空间的精细规划和对遗产价值的挖掘阐释,良渚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全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是探索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机制与路径的代表性样本。

二、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双重特质:空间实践与符号表征

(一)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逻辑起点

伴随着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景观”“历史城市景观”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空间”“文化生态区”等遗产类型和方法论的广泛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整体性是包含了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层次最高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能够更好地适应文化遗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①周小凤、张朝枝:《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视角演变:基于文献的系统分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5 年第1 期;张治强、吴炎亮、刘托等:《笔谈:整体性保护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国文化遗产》2025 年第1 期;林秀琴:《整体性保护:价值、理念、实践及挑战——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创新的若干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2 期。。 整体性保护强调文化遗产的多维整合与动态延续,其核心在于打破“孤立保护”的局限,构建涵盖物质与非物质②向岚麟:《地方记忆:活态遗产地整体性认知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5 期;杜晓帆、全轶先:《“活态”与“非物质”:对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性的认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第1 期。、过去与现在③Mendes Zancheti S.and Piccolo Loretto R.,“Dynamic Integrity:a Concept to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vol.5,no.1,2015,pp.82-94.、自然与人文④俞孔坚、李迪华、李伟:《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地理科学进展》2008 年第2 期。的综合性保护框架。

融合性发展是在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实现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的协同共生。 2015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20 届会议通过了《将可持续发展愿景融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提出了“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将遗产保护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进程。⑤“Draft Policy Docume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to the Process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https:/ /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5553?posInSet=1﹠queryId=2d6a1546-2ed9-4653-8592-083f337b49a5,2015 年11 月6 日。 2019 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进入了融合性发展的新阶段⑥邹统钎、仇瑞:《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性保护思想诠释与路径探索》,《民俗研究》2023 年第1 期;郭永平:《生成整体论视域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机制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 年第8 期。,融合性发展蕴含的文化价值利用⑦邹统钎、仇瑞、张丽荣:《国家文化公园相容性利用原则与路径》,《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6 期。、多维功能融合⑧王秀伟、何军霞、武秀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空间逻辑和协调机制》,《山东社会科学》2023 年第11期。与可持续发展⑨Chin Ee Ong、张朝枝:《文化遗产旅游促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旅游学刊》2023 年第8 期。,是我国后续提升文化遗产利用水平的关键。

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是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的“一体两面”,前者通过系统性思维保护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后者通过创新性实践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在两者的共同要求下,文化遗产地活化需在整体性保护的框架内引入融合发展和创意发展的思路,提升文化遗产利用水平,以回应公众对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需求,同时推动遗产地及周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创意产业:激活文化遗产当代价值

2005 年,阮仪三先生就提出文化创意产业能够赋予城市遗产新的内容,使遗产“真正的价值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挥”。①阮仪三:《论文化创意产业的城市基础》,《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1 期。党的十八大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先后出台,鼓励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中的能动作用不断凸显。

文化创意产业着眼于“人的创造力”,与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能够生成既具有当代文化表征,又符合遗产价值内在要求的作品,使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变得更加生动可感②Cerisola S.,“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Development Nexus:The Role of Creativity,”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vol.43,no.1,2019,pp.21-56.。 在此基础上,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是以文化遗产地为创意来源,综合多种表现形式生产或形成文化创意产品、服务和空间的一种遗产地综合利用方式。 (见图1)它不仅着眼于遗产价值的保护、阐释、展示与传播,也强调通过创意实践激活遗产地与所在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从而实现遗产价值与地方发展的双向赋能。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并不是零散的创意行为或短期的商业化运作,而是遗产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

图1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概念图解

(三)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内涵特征

1.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是以文化遗产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保护为前提的“相容利用”。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全球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概念,既是衡量遗产价值的重要尺度,也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依据。③朱煜杰:《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概念演绎与地方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2 年第4 期;张成渝:《原真性与完整性:质疑、新知与启示》,《东南文化》2012 年第1 期。《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78 条指出:“遗产必须同时符合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并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其得到保护。”④《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21(中文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译,http:/ /www. icomoschina. org. cn/content/details57_10856.html,2022 年10 月19 日。所以,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需要在遗产本体、所在环境与遗产地精神三个层面同时遵循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要求,确保创意表达与保护目标相一致。 在本体层面,遗产本体是遗产地存在的根基,其真实性与完整性直接关系到遗产价值的存续,所以创意活化必须以遗产本体保护为前提。 在环境层面,文化遗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会空间紧密联系,创意活化不能割裂遗产与环境的整体关系,避免出现与遗产氛围不符的空间改造或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在文化遗产地精神层面,2008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6 届大会将“遗产地精神”正式引入遗产保护领域,用以强调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不可分割,以及人和社区在遗产保护传承中的重要作用。⑤《关于保护遗产地精神的魁北克宣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译,http:/ /www. icomoschina. org. cn/uploads/download/20200310141141_download.pdf,2009 年10 月。遗产地精神是遗产地特质的集中体现,其真实性与完整性不仅体现在文化内涵上,更体现在承载与延续这一精神的人与社区上。 创意活化必须以尊重在地社区为前提,通过社区参与和公众共建,探索符合文化遗产地精神的活化方式。

1999 年,《巴拉宪章》提出了“相容用途”概念,指对某一场所的文化重要性给予充分尊重的用途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1 页。 此处的“文化重要性”为《巴拉宪章》提出的概念,指“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人们具有美学、历史、科学、社会和精神价值”,“文化重要性包含于遗产地本身、遗产地的构造、环境、用途、关联、含义、记录、相关场所及物体之中”,与“遗产意义”和“文化遗产价值”具有相似的内涵。。国家文物局于2020 年8 月发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也明确提出,应以价值利用为导向,同时兼顾相容使用。②《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国家文物局,http:/ /www. ncha. gov. cn/module/download/downfile. jsp?classid =0﹠filename=2008251015511896708.pdf,2020 年8 月28 日。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化是在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的相容利用,包括与遗产价值相容,与区域开发相容,与可持续发展相容。 在对文化遗产地进行创意活化的过程中,生成的文化产品需要与遗产价值相呼应,避免标新立异地对遗产价值进行庸俗化、娱乐化处理。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也需与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避免因孤立保护导致遗产地与区域发展脱节。

2.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具有空间属性。 空间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既是实体的物质空间,也是信息的载体,是承载各种关系的社会建构空间③王长松:《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研究范式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 年第2 期。。 遗产本体、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文化消费街区等文化设施是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物质空间属性不言而喻。 2005 年,《西安宣言》提出应对遗产周边环境进行保护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7 年版,第374 页。,201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认为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应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⑤《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译,http:/ /www. icomoschina. org. cn/Upload/file/20210629/20210629161830_9714.pdf,2015年8月21日。。 可见,文化遗产物质空间除了遗产本体外,也包含遗产地的地理环境、生态景观及地区文脉等。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物质空间可以突破传统保护边界,在更广阔的环境中形成遗产价值的创意转化。 通过创意转化,文化遗产地将曾经属于特定群体、特定地方的图像、思想和实物遗存,转化为现代性的文化成果,并向更广泛的地域及公众展示和分享,其空间建构不仅包含物质性的遗产载体,更重要的是构建起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的价值传播网络,实现遗产价值的空间转译与代际传承。

3.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是文化表征的具象实践。 表征是指运用记号、叙事、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获得、建构和解释的文化实践方式,即“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⑥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5-10页。。 文化遗产价值的生成和传承是由多个群体共同建构的文化实践过程,对遗产的价值阐释本身就是一次文化表征的提取。 孙华提出,文化遗产价值可以划分为“内在的存在价值”与“外在的使用价值”,前者指遗产本身所固有的、不因外在人或事物而改变的价值,如“年代价值”“空间价值”等,后者包含了可以被利用的“情感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等。⑦孙华:《遗产价值的若干问题——遗产价值的本质、属性、结构、类型和评价》,《中国文化遗产》2019 年第1 期。文化遗产地通过文创产品开发、沉浸式服务供给、复合空间营造等多种创意活化的方式实现遗产价值由“内在”向“外在”的表征转换,构成了文化表征的具象实践。

三、空间表达: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三维空间属性

从福柯和列斐伏尔开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空间转向,空间由此被认为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媒介⑧王长松:《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研究范式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 年第2 期。。 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将人对地方的依恋和追求纳入空间研究的范畴,探讨人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情感投射与认知互动。①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4-5 页。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既具有空间属性,也与地方紧密相连:它一方面根植于地方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关系,并依托具体遗产地展开实践;另一方面又通过创意实践反哺地方社会,推动地方文化的持续更新。 借助空间理论,可以立体解构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空间层次,为建设路径提供参考。

本文将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空间属性划分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②此处受列斐伏尔“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元空间辩证法的启发。 列斐伏尔通过这三个辩证关联的维度回答了“空间如何被生产”这一问题,本文建立“物质空间-文化空间-情感空间”三维体系,并不意在与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一一对应,而是借鉴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空间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空间生产”的逻辑,来分析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空间组成及生产机制。 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58-62 页。。 (见图2)“物质空间”主要指遗产本体、周边环境及为保护与活化遗产而建设的物理设施,如博物馆、遗址公园、文化创意工作坊等,是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最基础的空间维度;“文化空间”是在多学科对遗产价值进行知识化与话语化阐释的基础上,通过对遗产独特文化元素的挖掘提炼,所形成的以视觉图像、符号及叙事为主要载体的空间;“情感空间”则是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共同参与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过程中,通过节庆仪式、公众参与、创意表达等实践形成的共享场所与关系网络。 这一空间既是物质空间与文化空间相互作用、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化遗产地“地方感”的集中体现。

图2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空间生产体系

从形成过程看,物质空间是最先存在、最易被感知的层次,提供了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物质基础;在此之上,通过文化元素提取和创意转化,原本的物质形态和空间被转化为文化符号,从而形成文化空间;此后,多元主体通过对物质与文化空间的体验与互动,将遗产价值内化为集体认同,构成情感空间。一方面,从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到情感空间,是遗产从被看见,被阐释,到被认同的过程。 另一方面,三者又是相互依存的。 没有物质空间,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文化空间,物质空间就无法升华为被社会共享的符号与故事;没有情感空间,这些文化叙事便难以转化为主体的情感认同。

(一)物质空间:分级规划活化文化遗产地空间布局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物质空间是在多维规划体系及功能实践中被具体构造的。 从规划角度来看,对文化遗产空间的分级管理和边界划分是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创意活化如何开展的重要依据,通过分级管理和空间边界的科学划定,形成层次递进的空间格局,保障不同区域的遗产保护任务与遗产利用功能。 例如《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将遗产地划定为“核心区-缓冲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则采用“文物本体-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分级制度。 划入保护范围后,相关区域的土地使用方式将受到严格管控。 从功能角度来说,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物质空间还包括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和遗址保护区范围内的文化消费街区、文化创意空间、艺术家工作室等,以及遗址保护区范围外基于遗产价值营造的空间实体。

良渚文化遗产地的物质空间构建充分体现了“分级布局、节点驱动、功能嵌入”的创意空间活化模式。 2022 年底,余杭区启动“良渚文化大走廊”计划。 余杭区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通过划分核心区、重点区、关联区三大圈层,科学界定保护与开发的边界,奠定了宏观空间框架;以良渚古城、瑶山、老虎岭三大遗址公园及良渚博物院“1+3”展示空间为抓手,构建起串联文化展示、生态景观、旅游休闲的多元空间节点;积极引入“文化+数字”“文化+旅游”等业态,依托余杭“浙江数字经济第一区”的优势,打造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目前已有800 多家数字文化企业入驻,各种以良渚文化为灵感的游戏、动漫、剧本正持续酝酿。 数字内容、研学旅行、文化市集等创意活动在良渚遗产地集聚,推动其从单一的保护区转向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意并行的复合场所,并通过高规格的组织体系和细化到产业、人才、文旅等多方面的专项政策,持续优化物质空间的功能结构与实践生态。

(二)文化空间:多元话语形塑文化遗产地价值表达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文化空间是在文化符号生产及传播中被不断构建起来的。 考古学、历史学等多领域专家和学者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论证,形成了关于文化遗产价值的学术话语体系,奠定了文化空间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化遗产地独特文化元素的进一步挖掘与提炼,构建出具有鲜明意象的叙事体系,从而使遗产的文化价值得到充分彰显。

考古学家的实证研究指出良渚古城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在于不仅弥补了中国长江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大河文明”中的明显缺位,亦可为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提供确凿物证。①陈同滨:《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9 年第4 期。 玉琮、玉鸟、神人兽面纹等良渚元素被二次设计后大量应用于良渚遗产地乃至杭州市区的景观装置中,并借助杭州第19 届亚运会等大型赛事实现多渠道传播推介,建构起良渚文化廊道与传播通路。②张颖岚、李荣炜:《“空间生产”视阈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发展路径——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中国文化遗产》2024 年第6 期。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使良渚文化空间呈现虚实交织的新形态,通过数字孪生、沉浸式互动等手段打造的“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莫角山朝圣之路”AR 互动体验、良渚VR 大空间等项目,为公众提供了可漫游、可交互的遗产体验平台,拓展了文化空间的边界与表现维度。 良渚文化空间有力塑造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核心标识,也为余杭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与发展动能。

(三)情感空间:共同情感联结文化遗产地精神场域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情感空间,是多元主体在共同参与遗产治理、共享文化价值与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生成的精神场域,承载着集体观念、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

良渚遗产治理模式带来的社区协同与共享格局促进了良渚情感空间的生成。 为处理好大遗址保护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文化遗产地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城市发展反哺遗产保护的机制③陈同滨、王琳峰、刘翔宇等:《高速城镇化进程下的大遗址整体保护规划策略研究——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例》,《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9 年第4 期。,使遗产保护不仅是政府和专家的责任,也成为社区居民维护家园的自觉行动。 村集体因保护良渚遗址而获得专项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与民生事业④骆晓红:《大遗址保护中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以良渚遗址的保护为例》,《南方文物》2018 年第1 期。,居民不仅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也在心理层面认同“守护文化就是守护自身未来”,共同塑造带有归属感的情感空间。 正如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谈到的:“我们一直强调良渚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精神标识,良渚遗址告诉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如何起源的,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以文化带动发展的宝贵财富。”①受访人:良渚遗址管委会职工X,访谈时间:2025 年1 月25 日,访谈地点: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节庆活动在良渚情感空间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以来,杭州市将7 月6 日设为“杭州良渚日”。 2023 年推出“瑶观天象”直播,吸引众多观众线上共赏星空,在考古与天文的对话中唤起文化敬畏;2024 年举办的“良渚文明探索跑”,让公众在古稻田、古河道间体会五千年文化遗迹的生命力;2025 年,一辆装饰玉鸟、神徽的花车在杭州街头巡游,成为移动的文化窗口。 节庆活动使“良渚”成为全市范围内共庆共感的文化主题,充分激发了公众的情感共鸣。

情感空间的日常化表达也依赖于人们在文化遗产地的持续体验。 以“玉鸟集”为代表的艺术创意街区,是良渚遗址周边居民日常休闲社交的生活场所。 良渚文化通过玉琮、神徽、玉鸟等文化符号,以雕塑装置、店铺陈设等方式参与城市公共生活。 居民与游客在此拍照、聚会甚至只是日常散步,便在无形中与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建立连接,形成一种内在的精神归属。

然而,大遗址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也存在拆迁安置、产业转型、利益分配等复杂问题,不同群体(如居民、创意工作者等)之间也可能存在融合问题。 良渚模式在社区共享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文化遗产地如何在多元社群间持续实现利益协调,促进社群融合,是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

四、文化表征:空间表达下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循环机制

保罗·杜盖伊等学者认为,文化意义并非自明,而是通过表征系统被显现与建构,并在表征、生产、消费、认同与规则等相互作用中持续再生产,这一过程即所谓的“文化循环”②保罗·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3-4 页。。 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化也在持续的循环过程中,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表征实践不断被塑造。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形成机制是在不同空间层面上的表征实践过程。 (见图3)在物质空间层面,通过对物质遗存的认知和解读,产生“概念”,实现表征提取;在文化空间层面,借助叙事重塑、艺术演绎、数字媒介等多样化手段推动文化遗产价值的创意转化;在情感空间层面,则通过公众参与、集体记忆传承等方式生成情感认同。

图3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形成机制示意图

(一)表征提取:创意活化从“能指”到“所指”的意义建构

表征提取源于对文化遗产物质性的感知与理解,即符号学中从“能指”到“所指”的意义构建。 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可被视为文化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符号的创造。③保罗·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1 页。根据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的双重形式,“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表现为可感知的符号,“所指”是符号在人们思维中所能引发的观念。④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35 页。 由此可见,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表征提取过程,是一种基于物质感知而指向文化认知的阐释性生产。

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良渚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展现了以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 年间营建的宏大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与祭坛、城外聚落以及大量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意义的玉器为代表的高度文明形态。⑤《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管理规划(2017—2035)》,https:/ /www. yuhang. gov. cn/art/2024/5/27/art_1229180160_4270381.html,2024 年5 月27 日。 这一系列遗址与遗物不仅代表了长江流域史前城市文明的最高成就,也为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表征提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其遗迹与遗物展现了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意义在良渚博物院“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的展览布局中得到凸显。 以玉琮为代表的器物群,是良渚社会等级秩序与宗教礼仪体系的重要物证①方向明:《反山大玉琮及良渚琮的相关问题》,《东方博物》2019 年第4 期。,也是遗产符号体系的重要物质载体,被广泛运用于文化创意产品和艺术装置的设计中。第19 届亚运会的吉祥物“琮琮”以及火炬“薪火”,正是直接取意于玉琮,体现了良渚文化的当代价值。

(二)表征转化:文化遗产价值由“内在”到“外在”的创意实践

创意赋能在文化遗产价值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架起了桥梁,创意人群作为“文化媒介”,将文化符号转化为生活符号,引导公众在多元化的创意实践与参与过程中与遗产本体建立审美与情感的联结,从而更为立体地体验和理解遗产的多重价值。

在实践层面,余杭区通过成立“良渚MEI”生活美学联盟,系统构建良渚色彩体系基因库、良渚纹样体系基因库,并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良渚+”产品矩阵,同时结合文学、音乐等多样的艺术形态,出版相关主题图书600 余部。②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宣传部:《杭州余杭:打造文化遗产共护共享的“良渚经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4 月23 日,第11 版。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遗产展示点与考古体验区、研学空间等合理结合,辅以讲解服务、文化体验及遗产教育项目,使公众在多样化的遗产旅游活动中完成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和认同。 通过在文化空间中对文化表征的创意转换与实践,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化推动了遗产价值从单一展示走向日常生活体验,形成遗产展示与文旅休闲互嵌的复合型体系。

在表征转化过程中,应警惕文化遗产符号被过度简化、脱离历史语境而滑向“景观化”的风险。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应始终坚守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确保遗产价值不被扭曲和削弱。需要指出的是,创意活化在实现经济价值外,更须考虑社会价值,前者体现为产业产出和市场收益,后者则涉及遗产教育、社群凝聚、文化认同等维度,社会价值是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根本目的,经济价值则更多体现为在此基础上的延展收益。 唯有确立合理边界,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才能避免成为单纯消费景观,真正实现遗产价值内涵的当代表达。

(三)表征共享:多元主体的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共享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的“突出普遍价值”及其配套的技术化评估标准,为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了共同框架,却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一套“全球化”“技术化”的话语体系,有时可能会与文化遗产所代表的地方知识和日常生活之间产生冲突。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作为在遗产价值认同下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能够推动情感空间中对遗产价值表征的共享。 文化遗产地开展的各类创意活动,将遗产表征的阐释方由官员、专家扩大到与遗产有关联的各个群体,如创意人群、社区居民、游客及其他关注遗产的公众。 在表征共享的机制下,各类主体都有天然的身份与能力对遗产价值表征进行个性化创作,遗产价值的话语空间得以拓宽。 例如良渚暖村吸引了一批返乡青年,他们采用互联网思维,将良渚遗址核心区边缘的小小村落打造成创意乡村,多个艺术社团、文化创意工作室在此生根发芽,共同营造出既保留传统又富有活力的乡村社群,使文化遗产走向日常生活,呈现出烟火气的日常图景。

五、多维度系统耦合: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实践路径

空间与表征共同塑造了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多维度系统耦合路径:在空间生成与表征提取的过程中,通过整合遗产资源、创意活动与多元主体的关系,进一步突出了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的功能融合、业态升级与多方参与,不断提升文化遗产地的发展活力。

(一)系统性与规划性:强化文化遗产地物质空间的功能协同

在传统遗产活化实践中,“文创产品生产导向”的单一模式往往陷入分散式空间开发与碎片化价值利用的困境,过度依赖文创产品的生产,形成“就产品而做产品”的孤立状态,导致文化生产与空间载体及社区发展存在结构性脱节。 要提升文化遗产利用水平,就要将创意活化与文化遗产地物质空间的多维度系统规划相关联,将空间作为驱动价值再生的能动性媒介。

当下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实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①《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https:/ /m.mnr.gov.cn/gk/tzgg/202103/t20210317_2617445.html,2021 年3 月8 日。,对文物本体与周围环境、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进行统筹考虑。 行政主体通过规划工具,划分文化遗产地功能分区,引入相关产业,使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空间在保护功能之外承担起教育、服务、商业、旅游等功能。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遗址和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21—2035)》在修订时充分考虑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结合国土空间三条控制线边界与管理要求,对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区地块进行边界调整,并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余杭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 在这一规划意见的指导下,2024 年,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东侧的老旧厂房长命印刷厂被改造成良渚5000+艺创园,形成良渚文化创作的新场景。

(二)符号性与创意性:促进文化遗产地文化空间的场景塑造

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作为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的实践路径,核心在于通过创意符号的系统化构建,塑造既具有历史厚度又能符合现代审美的综合性文化场景。 当下一些文化遗产地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以视觉奇观为导向的符号堆砌,导致“碎片化展示”“再造性景观”“商业气息浓厚”等问题,遗产表征被简化为消费符号,割裂了符号所指与文化内涵的共生关系。

为此,提升文化空间的场景塑造,应引入叙事设计的方法,将文化符号纳入连贯的价值叙事体系中。《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强调了“讲故事”的重要性,指出每个世界遗产地都有不止一个重要的故事来说明其历史:它们是如何被建造的或如何被破坏的,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曾经发生过的活动和事件,遗址以前的用途和关于这些著名珍宝的传说。②菲尔登·贝纳德等:《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刘永孜等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6 页。通过遗产故事的线性或多点式铺陈,将文物、景观、互动装置等元素有机嵌入叙事框架,从而形成整体性的文化空间表达。 还可以借助居民视角,采取口述史、公众参与等方式,丰富故事来源,拓展多元视角,使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化能够超越表层符号,形成不仅根植于过去的历史,也根植于当下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

(三)在地性与主体性:完善文化遗产地情感空间的协同治理

文化遗产已经从“历史性保护”转向了“文化性保护”,场所精神和社区角色成为“文化性保护”中的关键要素。①徐桐:《迈向文化性保护:遗产地的场所精神和社区角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年版,第180-181 页。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动为环境中的“人”提供了让遗产融入日常生活的机会,创意活动的“微介入”不仅满足了遗产地“最小干预原则”,也为遗产地居民提供了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转变为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机会。

如何有效促进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中多元主体的社群融合,可探索建立跨主体、多层级的协作机制。 2024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提出,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志愿者等参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给予指导。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http:/ /www.ncha.gov.cn/art/2024/11/9/art_2301_42898.html,2024 年11 月9 日。 鼓浪屿申遗时建立的“居民议事会机制”,中轴线申遗时实施的“数字打更人”计划,都是跨主体协作的有益探索。③吕舟:《扩大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展望》,《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5 年第2 期。 在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过程中,应进一步注重与在地居民、创意人群以及地方产业管理部门的协作,尤其要关注遗址保护与活化中涉及的利益分配与空间协调等核心议题,以增强协作机制的现实效力。 由文化遗产地管理部门牵头,建立涵盖遗产保护、遗产环境改造、创意项目引入、共享收益分配等议题的定期协商机制,推动文化遗产资源有效转化,惠及地方和基层群众。 同时积极探索数字化治理路径,依托各地政务服务平台(如浙江省的“浙里办”),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专区,打造线上议事互动社区,拓展公众参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渠道。 文化遗产地不仅是见证与保护历史文化的空间,也是在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土地,要充分尊重在地居民的主体性,以具体政策支持来促进在地居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激发遗产地活力。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整合空间生产理论与文化表征理论,提出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机制体现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情感空间的三元辩证关系,并通过表征提取、表征转化、表征共享的循环过程实现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

未来,文化遗产地创意活化需进一步强化技术赋能与社区赋权的发展路径。 通过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构建虚实相生的文化遗产体验场景,实现技术赋能;完善社区参与式遗产地治理体系,使遗产地成为培育文化认同的社会实践场所,实现社区赋权。 文化遗产地的创意活化将通过空间、文化与情感价值的持续再生产,为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文化遗产与当代文明在动态平衡中实现融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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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74-10

作者简介:王小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向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及业态创新研究”(24ZDA078)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项目“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路径研究”(24VWB0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