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由多元行动主体参与互动的政策执行网络结构。 在政策执行网络内行动主体的既有资源未实现充分整合的情况下,由于行动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行动目标不同,当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的效果距离政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表现为政策制定主体与政策执行主体的衔接问题、政策执行主体内部的协调问题、政策执行主体与产业运营主体的利益冲突、政策执行主体与社会公众的信任问题以及政策执行主体与专家智库主体的观念错位问题。 为深入分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执行问题,选取Y 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进行个案研究。 研究结论指出,政策网络多元的利益主体结构、网络主体间不同行动策略的选择以及外部政策环境共同影响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效果。 因此,提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网络的整合力、强化政策网络主体的利益整合至关重要。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网络;政策执行;案例研究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首创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是中国国家公园制度的延伸拓展。 当前已编制出台的国家文化公园相关规划均在组织保障部分对建设保护主体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应做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组织协调,发挥部门职能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①新华社:《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科学绘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蓝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答记者问》,https:/ /www. gov. 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7093.htm,2021 年10 月27 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后,相关部门提出建立健全政府部门、文博机构、文旅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保护开发的长效机制①新华社:《坚持保护优先 增强文化自信 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答记者问》,https:/ /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709d2.htm,2021 年10 月27 日。。 由此可见,从规划编制的角度出发,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文物、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职责,更需要其他公共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专家团队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首批规划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自2019 年部署启动以来,建设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然而基于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的效果距离政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加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与行动主体研究,是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战略落地增效、找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切入点的有效途径。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与政策网络的内在逻辑相互连通,政策网络理论能够帮助解释当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问题。 本文借鉴政策网络理论,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网络由哪些行动主体构成? 这些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问题是什么? 进而言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网络结构又如何导致了政策执行问题的产生?
Y 区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的核心区与代表区。 根据各省段规划,地级市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的主体,而直辖市的区与地级市的“行政级别”基本相同,Y 区即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政策执行的基本单位。 本研究选择Y 区的建设情况为例,结合政策网络理论,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网络构成、行动者主体关系与其行动策略进行分析,探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的执行问题,就进一步完善并优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首创的概念,在国际上并无直接相关的研究讨论。 当前有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文化公园的利益相关主体、管理体制机制和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等方面展开。 其中,有学者对国家文化公园“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管理原则提出了进一步建议,例如,连玉明认为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项国家工程,其建设保护工作必须由国家主导,在国家统筹和统一规划的框架下鼓励和保障地方创新和社会参与。②连玉明:《重新审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价值》,《中国政协》2020 年第17 期。总体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了国家文化公园存在的多头管理与各自为政、地方政府产权制度矛盾、跨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社会建设能力和意愿较弱等问题,但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仍需进一步探索。
具体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学术界已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意义、时代内涵和建设保护规划政策展开了大量研究。 而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的制度机制出发,研究者主要围绕管理架构、协调机制、社会参与机制、运营管理机制等方面对现存问题展开了分析。 马雪峰指出从现实情况来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部分省段与地级市并没有专门设立长城保护管理机构和专职的保护、研究人员。③马雪峰:《辽宁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开发利用探析》,《美与时代(城市版)》2023 年第11 期。邹统钎等认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应考虑政府横纵层级之间的衔接,也应考虑各部门专项制度之间及其与市场运营之间的衔接。④邹统钎、吕敏:《长城如何实现由国家文保单位向国家文化公园的转型》,《中国旅游报》2019 年12 月17 日,第3 版。付卫东提出通过在八达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有利于改变目前多数游客前往八达岭长城的“打卡式旅游”现状,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文化教育体验。⑤付卫东:《建设八达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中国长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 年版,第257 页。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揭示了学者们对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问题的关注不仅包括其管理体制,还扩展到行动主体和主体间行为互动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的影响。 对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有研究从宏观与中观角度强调了管理架构、协调机制、社会参与等因素的重要性,但微观层面上对地级市(以及直辖市市辖区)一级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实施的主体在政策执行上的现状与问题的研究较少。 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方法占据主流,鲜有探究具体问题的案例研究,特别是未充分探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哪些不同类型的主体、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与行动策略,以及政策网络如何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效果产生影响。 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构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网络,以Y 区的政策执行情况为切入点,分析多元行动主体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运行机制及其行动逻辑,以识别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的矛盾与挑战,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
在政策执行以及行动者协同机制的相关研究中,学界多运用协同治理、行动者网络等理论分析各主体的合作特点、形式与政策执行情况。 从网络的基本概念出发,网络由若干节点和连接这些节点的链路构成,表示诸多对象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节点”的网络行动者与作为“链路”的行动者关系是网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①刘卫星、易洪涛:《地方政府网络:理论基础与研究前沿》,《公共行政评论》2023 年第3 期。大多数公共项目都是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执行的,政策行动主体需要与政府内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合作,受到不同的激励措施的影响,并指向不同的目标。②Hall T.E.and O’Toole Jr L.J.,“Structure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An Analysis of National Legislation,1965-1966 and 1993—1994,”Administration&Society,vol.31,no.6,2000,pp.667-686.其中,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政策过程的分析工具,能够解释影响政策过程中行动者间的结构关系、相互依赖、动态变化等多种因素③毛寿龙、郑鑫:《政策网络:基于隐喻、分析工具和治理范式的新阐释——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3 期。,能够对政策主体之间互动关系模式进行解释和分析,帮助研究者获得对政策过程的认知④冯贵霞:《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与解释框架构建——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4 年第9 期。。政策网络一般是指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群组织的联合体,强调与利益、资源及其与政策过程的关系。⑤朱亚鹏:《政策网络分析:发展脉络与理论构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5 期。由此,基于政策执行视角的政策网络的内在逻辑可理解为由地方政府、其他公共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组织等多元行动主体,基于自身的政策目标与利益诉求,通过资源交换形成了相互关联式结构的动态过程。
罗茨对政策网络的分类模式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与适用性,根据政策网络的成员构成、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成员之间的资源分配情况,将政策网络划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种类型,其整合程度由高度整合到松散整合逐次递减。⑥Rhodes R.A. W.and Marsh D.,“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Network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21,no.1-2,1992,pp.181-205.(如图1 所示)其中,政策社群通常由国家级、省级的行政机构构成,负责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具有高度的纵向相互依赖和有限的横向衔接特征。专业网络由政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构成,负责为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咨询服务与专业化建议,体现了较高的独立性。 府际网络是以地级市(及直辖市辖区)一级政府为代表的基础政策执行网络,负责政策的实际执行与政策目标的细化落实,表现出较为广泛的利益关联性。 生产者网络由众多的经济利益相关者构成,如投资机构、风景名胜区旅游集团及其他文旅企业等,表现为对行政机构的依赖以及政策执行中生产资源、技术资源与专业知识的提供。 议题网络由当地居民、社会大众与媒体构成,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体现为政策参与及过程监督,其参与者众多,但相互依赖程度较为有限。

图1 政策网络结构
本文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及相关研究,重点围绕网络行动者的关系模式、策略选择、政策执行的实践结果三个方面,建构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网络的分析框架。
1.网络行动者的关系模式:资源依赖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任何社会组织为应对资源稀缺困境以维持生存,都必须采取策略行动与外部环境保持资源交换,并维持在环境中与其他组织的互依性。①Pfeffer J.and Salancik G.,“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Organizational Behavior2,Routledge,2015,pp.355-370.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资源禀赋不同的行动主体为实现自身的目标,将通过动态的资源交换过程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链,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稳定的政策网络结构。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实践中,无论是上层政策制定机构还是基层政策执行部门,都无法做到独立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例如,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规划文件由北京市文物局编制印发(政策社群),北京建筑大学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科研资源与专家咨询支持(专业网络),规划要求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六区结合实际情况对规划内容进行补充(府际网络),通过联动北京市各长城开放景区的核心文化资源(生产者网络),以及长城周边的自然资源和六区内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人文资源(议题网络)发展文旅经济,实现扩大长城文化的影响力及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目标。 实际上,府际网络可进一步层层下分,从乡镇一级再延至行政村一级,这就涉及市级政府、区级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三个层级,而各层级在政策执行中分配的职责各不相同,即府际网络内拥有更为细分的政策执行链路。
2.网络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利益博弈
尽管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保护规划纲要中明确了总体建设目标,对于不同的政策网络主体,其利益取向与行为偏好各不相同。 利益需求契合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链路更为紧密,如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与专业网络之间,专业网络能够为前二者提供充足的学术资源与人力资源,以提升政策方案的科学性与创新性;而专业网络又能通过与前二者就课题研究在人才、项目、技术等方面不定期开展沟通交流,从其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财力资源与劳动实践资源,进而实现政研之间的合作共赢。 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充分利用北京市内科研院校优势学科资源,与北京建筑大学合作共建“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提供有力的支撑。
对于生产者网络与部分议题网络主体,经济利益是其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最重要的利益诉求。然而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的首要目标为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其次是实现文化教育与公共服务功能,并将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定位,这容易造成行动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策略冲突。 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形成的新型“政府-企业”“政府-社会”关系,已经超越了以往单中心供给时期简单的自上而下关系,逐渐需要由政府主导实现二者间良性的互动,维护好“契约”“交换”“政策”和“制度”等连接纽带,达到更加平等的关系。②林敏娟、贾思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政企关系构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而为实现主体间平等合作的目标,需要府际网络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如补贴、产权拍卖等,以调动政策目标群体的参与积极性。 如甘肃省编制《甘肃省长城、长征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2—2024 年间共计资助43 个国家文化公园项目。
政策执行作为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式,在府际网络内同样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①丁煌、李晓飞:《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4 期。一方面在纵向层级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了“负内部性”问题,即由于各级政府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下级政府通常会变通式执行上级政策,致使政策执行结果与初始目标发生较大偏差。②何立胜、杨志强:《内部性·外部性·政府规制》,《经济评论》2006 年第1 期。另一方面在横向行政部门之间,单凭单一部门的职权和能力难以实现建设目标,但部门资源、职权边界、指挥者选择与合作期限仍是限制部门间力量整合的不可忽视的因素。③刘福元:《部门间行政协作的困境与出路——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为例》,《当代法学》2016 年第5 期。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为例,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项工作组(北京)之下由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牵头,21 个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这就涉及四家牵头部门中由谁指挥与各部门职能范围边界的博弈问题,而具备属地管理责任的长城沿线市六区面对空间布局与资源重叠时,同样面对着政策执行的协作问题。
3.政策执行的实践结果受外部环境影响
在具体实践中,托马斯·史密斯提出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政策执行模式,其中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与外部环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四个重大因素。④Smith T.B.,“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Policy Sciences,vol.4,no.2,1973,pp.197-209.在政策执行网络之中,理想化政策脱胎于政策社群与专业网络,由府际网络负责执行,直接影响包括生产者网络以及议题网络在内的目标群体。 (见图2)在原有的政策网络结构中,对外部环境的重要性有所忽视。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其政策执行结果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影响,具体表现在行动主体的策略选择中。 其一是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问题。 由于不同市区、村镇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旅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过高的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再现工程建设成本将导致府际网络改变原有的行动策略,进而会对政策实施结果产生影响。 其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形象辨识度不高。 一方面,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给予公众的政策参与度过低,公众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特征往往一知半解;另一方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官方形象标志并未明确,仅有个别省段的部分采用了自主设计的形象标志,挂牌单位同样稀少。 其三,学术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究竟是建设成与国家公园近似的实体性公共文化载体,还是打造为虚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窗口,至今在学术界与规划层面并未有确切的定论。

图2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的逻辑分析框架
本文以个案研究法①个案研究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研究,形成对某一类共性现象的较为深入、详细和全面的认识。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聚焦于地级市(以及直辖市辖区)一级政策执行主体,探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问题,以解决如下问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网络如何构成? 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怎样的问题? 为何会呈现出此种执行问题? 此类对于“怎么样”(描述性问题)和“为什么”(解释性问题)的研究适合采用案例分析方法。
依据个案选取典型性的研究原则,本文择定北京市Y 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作为分析样本。 之所以选择此案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从案例的时间跨度来看,2021 年12 月北京正式印发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以下称《规划》),实施已有一段时间,其政策执行情况便于观察与分析。 其次,从案例的关注度与覆盖度来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作为中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先行区,在规划建设的五个重点区域中,有两个区域涉及北京市Y区,并计划在Y 区建设具有国家标识意义的B 段长城世界遗产核心展示区,因此本案例可以体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的独有特征。 同时,Y 区近几年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表现尤为突出。 最后,在《规划》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涉及了多个相关行动主体,有利于本文基于政策网络理论了解这些主体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体关系、利益博弈与行动策略,进而深入分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如下途径:其一,在Y 区实地访谈与发放问卷获取一手资料,以及与市文物局、Y 区文化和旅游局、Y 区文物管理所(Y 区博物馆)、Y 区B 段长城管理处、SX 村村民委员会、CD 村村民委员会、SF 村村民委员会、Y 区某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交流而获取的信息。 其二,在调研过程中搜集的政策文件,主要涉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的规划文件及工作报告。 其三,通过新闻网站搜集的新闻报道与中国知网搜集的相关研究文献,作为案例分析的补充材料。
在《规划》的执行过程中,Y 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政策网络中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区级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专家学者、文旅企业、本地居民、大众媒体等。 这些主体的利益需求不同,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甚至互斥的行动策略,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 (见表1)
表1 Y 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网络结构

1.政策社群
市文物局是政策社群中的主要行动者。 根据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项工作组的部署,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指导下,市文物局有序开展了《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作为指导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Y 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实际建设工作起到了原则性指导作用。
2.专业网络
主要行动者包括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长城学会、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研究机构、高校智库及国家文化公园领域内的专家学者。 例如在研究机构方面,2021 年2 月,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北京市成立,内设有长城专家组,负责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方面提供决策咨询与政策建议。 在高校智库方面,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由北京建筑大学与市文物局合作共建,旨在充分利用高校及专家团队智库,围绕北京市长城保护利用及相关任务开展战略合作,助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3.府际网络
行动者主要由Y 区文化和旅游局、Y 区B 段长城管理处及Y 区下属村镇政府等机构构成。 Y 区文化和旅游局作为区文物安全工作的主要责任部门,承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有关工作任务,下设产业发展科、文物遗产科、文化旅游宣传推广中心、Y 区文物管理所等横向部门。 北京市Y 区B 段长城管理处为Y 区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承接《规划》中某长城核心展示园的建设工作。 SX 村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Y 区传统利用区的组成部分,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村镇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当区级政府与村民间的沟通桥梁。
4.生产者网络
行动者包括Y 区内与长城文化相关的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资机构、景区文旅集团及相关文旅企业。Y 区某文旅集团作为Y 区文旅产业的龙头企业,是其中重要的行动者。 Y 区某文旅集团经营与Y 区长城景区相关的旅游咨询、资源开发、景区管理、展览展示等业务。
5.议题网络
行动者包括Y 区及村镇居民、社会组织、游客及新闻媒体。 在当地居民方面,核心园区、标志性项目及《规划》划定的五类基础工程的建设均会对当地居民的经济需求、环境需求、公共文化需求造成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在社会组织方面,以“长城小站”为例,该组织由长城文化爱好者自发组织,组织成员以志愿服务形式长期参与长城保护工作。 尽管游客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群体,但在政策网络中的位置较为边缘。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市(区,县)一级是政策执行的关键主体。 在本案例中,以承担府际网络角色的Y 区文化和旅游局作为政策执行网络中的主要分析主体,进一步分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府际网络与政策社群的衔接问题
《规划》设定明确了北京市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布局、工作要求与实施目标,是基于宏观视角对基层工作的统筹部署。 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各区的具体工作以《规划》为统领,可根据市辖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区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但不作硬性要求。
《规划》是一种参考性的软性规划,上级没有发文件要求各区每年报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进展。 (Y 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A,20230704)①遵循学术管理规范,本文对所涉及的工作人员信息进行技术处理,编码规则:大写英文字母为被访者身份代码,8 位数字为访谈日期。
实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府际网络与政策社群之间仍存在几大衔接瓶颈:
一是政策执行部门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与建设目标理解还不够清晰。 相比于侧重自然生态保护的国家公园,侧重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国家文化公园首先在空间建构实体化与虚体化问题上存在争议。 建设实体公园与塑造精神标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由于各行动主体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理解不同,在政策执行策略上就会做出有可能偏离规划目标的判断。 而国家文化公园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别如何? 国家文化公园与旅游景区的关联如何?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是否更应侧重文物保护与提升文化自信而不以经济发展为目的? 这些基本问题都是地方政府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中面对的第一道门槛,《规划》和其他文件对此尚未予以充分回答。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要让人感到它与以前常态化的景区有所不同。 首先,在范围上应有所不同,是否要缩小一些? 如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范围太大,在管理上就会存在困难;其次,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可能给人以一种较为抽象的印象,不像一个边界明确的实体公园。 (Y 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A,20230704)
二是文化带与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内容相近与要求重复的问题。 2019 年《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 年至2035 年)》公布,《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则进一步吸收了北京市长城文化带的总体布局和管控要求。 在问及长城文化带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求的异同时,地方职能部门普遍认为二者在实际建设中不存在明显差异,自然而然将文化带建设的相关工作顺延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中,园带间共享工程与项目,致使政策执行主体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实际建设工作感到有些茫然:由于多规内容重合,《规划》发布后对长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并未发生实际变化。
长城文化带的概念已经提出多年,我们也确实围绕实施方案投入了大量的努力。 目前,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工作都在同步推进,这使得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会感到困惑,究竟应该以哪个方向为重点来推进工作? (B 段长城管理处工作人员B,20230705)
三是《规划》要求难以充分落实。 目前Y 区文化和旅游局已根据《规划》制定了两个重点区域的专项规划,但对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积极性仍有待提高,表现为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政策社群给予的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执行主体的建设资金仍不够充足,致使多数工作还停留在调研与资料搜集的阶段。 其次,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之间的沟通不足。 基层对宏观统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的管理机构还不够了解,市一级的政策文件并未对区级政府完全公开,上下的沟通渠道还不够有效,基层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存在的困惑有时难以得到快速解决,进一步使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实际上,资金限制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过程中,由于项目启动资金少,加之资金使用不合理,导致文物本体保护没有做好、环境整治水平低、导览标识说明牌少、游客中心建成后陈列展示因资金短缺而无法进行等问题产生。①杨惠福、李并成:《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甘肃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议》,https:/ /www.gswsg.net/system/2023/09/01/030866705.shtml,2023 年9 月1 日。
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 首先,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不同地方的理解存在差异,尤其是基层部门对此的认识可能还不够清晰。 其次,我们发现基层部门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虽然中央已经发布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文件,但在资金支持和考核标准方面还有待加强,同时,基层绩效的激励机制也尚未建立,这影响了基层工作的积极性。 我们期待这些方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加强。 (Y 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A,20230704)
四是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间需要建立常态化、制度性的联系沟通制度。 目前市文物局主要是通过任务制的形式与相应单位进行工作对接,根据任务需要不定期召开工作交流会或材料调度会来收集资料,了解一线单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情况,围绕工作进度进行任务推进。 这种不定期的联系沟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政策社群可以通过建立更为系统和定期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府际网络主体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评估。
2.府际网络内部之间的协调问题
在规划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府际网络面临着横纵两个方向的协调需求:一是作为上级政府的Y 区文化和旅游局如何对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给予指导、支持与帮助,二是Y 区文化和旅游局如何在横向上与B 段长城管理处、Y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进行工作协调,文化和旅游局下设的文物遗产科、Y 区博物馆、文化旅游宣传推广中心等部门如何展开有效合作。
从纵向协调矛盾的角度出发,府际网络在政策执行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各层级行政单位的发展目标不完全一致,即执行主体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 基于Y 区文化和旅游局视角,保护长城文化资源、修复长城生态是其现阶段的主要行动目标;基于村民委员会视角,乡村自身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规划》文本中,对于提振乡村经济、促进产业升级的任务与工程项目规划并不清晰,由于就业环境与配套政策不够完善,在《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的严格规定下,行动得到一定限制的村镇政府的政策执行意愿并不理想,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出现政策变通式执行的情况:即维持着《规划》发布前对于长城文化保护工作的正常运作,将其算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一环,但少有新工程、新项目的实施。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他们自然希望能够通过长城来增加收入。 这一直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还是增强文化自信? 这些目标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 然而,协调民众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与上级部门对长城保护的要求,确实是一项挑战。 (Y 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C,20230704)
从横向协调矛盾的角度出发,府际网络在政策执行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一个独立化、专业化、整合资源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部门,即执行主体内部的结构相对松散。 《规划》文本主要提供了概念性方案,面对《规划》中要求建设的各项基础工程,在缺乏有效组织与充分协同的情境下,各部门普遍采取了从《规划》中择取本单位职责范围内工作的政策执行形式,如B 段长城管理处近年来开展了诸多对长城的景观保护与文物修缮工作,编制了中长期规划,然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并未给该部门的日常工作带来较大的变化,与Y 区文化和旅游局的主要职责关联还不太深,各自独立。 在Y 区文化和旅游局内部,负责长城文物保护与研究的文物管理所与推进长城文旅融合发展的全域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各有职责,但对彼此的工作进展还不够了解,尚未与其他部门就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主动建立密切联系。 在协调机制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平行部门间易形成信息孤岛,致使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处于一个有些尴尬的境地:下层部门既不能充分理解上层部门的规划意图,也不够了解同层部门的工作方向,无法形成执行合力。
3.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的利益冲突
作为政策执行的行动主体之一,生产者网络主要服务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旅融合工程与数字再现工程的建设,B 段长城风景名胜区即为其中的重要代表。 实行政企分开改革后,B 段长城(包括S长城景区与G 长城景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交由B 段长城管理处统一管理,另成立了Y 区某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旅游资源开发及游览景区管理等生产经营活动。 实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文旅集团从文件层面知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但对其概念与内涵不是很熟悉,容易将国家文化公园的含义与风景名胜区划等号,即《规划》对生产者网络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不大,其经营目标与《规划》目标联系尚浅。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尚未出台具体标准来指导我们的日常工作,许多基层员工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概念还不太了解,因此这一概念在实际工作中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Y 区某文旅集团工作人员D,20230704)
造成此种矛盾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在缺少交流与政策指令不够明晰的情况下,生产者网络的发展诉求较难得到府际网络的有效回应,难以形成政策合力;其二是区级规划的编制进程较慢,生产者网络与府际网络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国家文化公园偏向概念性的文本描述,也使得生产者网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 此外,文旅企业普遍面临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版权侵犯等问题,持续影响着文旅融合项目的开发与长城文化数字化工程的研发进程。
4.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的信任问题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在《规划》发布之前,2018 年新修订的《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就做出严格规定,如在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不得建设农田水利、种植、养殖等设施和从事其他生产生活活动,当地居民不得自建二层以上建筑等。编制管理办法的初衷在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而在Y 区D 镇,许多村庄因地理位置特殊,被划归于一、二级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致使乡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尽管长城周边村镇的民宿业发展如火如荼,当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是房屋租金,由于村民没有足够的创业经验与经营能力,只得将住宅委托给民宿服务企业,全权交由企业负责品牌打造与商业运营事宜。 一些村民认为,严格的管理规定对村民获取财富收益有一定影响,因此对于政策推行存有消极心理。 当议题网络的发展诉求难以被很好满足时,与府际网络的政策执行行为不易协调,进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现象。
我们村庄位于长城核心保护区域,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监督检查和建设处罚。 然而,我们村庄距离长城有一定距离,但在村内进行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是否构成对长城的“破坏”呢?(CD 村工作人员E,20230705)
对于非当地居民的议题网络行动者而言,国家文化公园的形象标识尚未确立,仅在政策文本与新闻媒体上出现的概念无法让游客以及社会公众对其内涵有切身体会,往往只知“长城”,不知“公园”。 对于广大的议题网络与生产者网络而言,文化遗产自身的价值与吸引力更重于保护形式,加之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尚未有清晰认知,尽管《规划》以五大核心园区的形式标注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发展区域,然而在各大风景名胜区与文物保护单位单独运营的情况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形象更近似于一个精神符号。
5.专业网络与府际网络的观念错位问题
从专业网络角度出发,学术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成果更偏向于理论层面,如探析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逻辑与价值确立等。 在实践层面尽管也提出了组建实体管理机构、完善管理运行体制、探索多方参与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打造标志性国家文化公园品牌等建设路径,但在缺乏实地数据与访谈信息的情况下,研究结论往往与府际网络的实际情况有所偏离。 即便有许多高校、研究机构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地调研,研究主题也多集中于如何推动历史文化资源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少有基于政策视角分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问题。 作为政策的实质执行主体,府际网络在政策实践中面对的执行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府际网络需要协调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由于自身面对的经济压力与资源限制,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理论及重要性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深入。 在双方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的情况下,较难利用彼此的优势达成政策执行目的。
本文起源于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实践的思考:为何在建设保护规划印发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实际建设中却出现了政策执行缓慢的问题? 通过对北京市Y 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实践进行实地调研,本文发现,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复杂的政策网络,政策网络内多元的行为主体结构、行为主体不同的行动策略选择以及外部政策环境共同影响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执行效果。 由此,本文强调提升政策网络整合力的重要性,政策网络的整合即网络行动主体利益整合的过程。 政策过程中的主体与利益是多元化的,但没有一个统一支配、真正地控制政策网络的群体。较强整合力的政策网络具备网络主体关系稳定、主体间资源相互依赖、政策网络隔离于其他网络的特征,行动主体间紧密的利益互动有助于实现政策网络的整体利益。①鄞益奋:《利益多元抑或利益联盟——政策网络研究的核心辩解》,《公共管理学报》2007 年第3 期。政策制定主体即政策社群必须积极推动经过整合后具有实质意义的公共利益进入具体政策制定的每一环节,最终体现在政策产品之中,并将其设定为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②张宇:《公共利益:谁来界定? 如何整合? ——基于公共政策制定视角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2 年第4 期。因此,政策社群如何基于不同主体的需求视角制定具体可行、落地见效的规划政策,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经济振兴、文化自信提升等多目标的融合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厘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问题与矛盾的基础上,为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程,确保各项规划项目落到实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
第一,进一步夯实专业网络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理论研究,明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形式,配合府际网络科学策划体现地域特色与激发村企活力的建设项目。 由于不同类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主题不同,各区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专业网络应以令府际网络困惑的具体问题为导向,深入基层,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当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问题所在。 为提高专业网络的研究热情,府际网络应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成立专项资金推动国家文化公园的课题研究。
第二,以管理体制改革为抓手,打造职能整合、运行高效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部门。 建议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管理局,各省段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管理分局,在区段内各市区县文化和旅游局内部设立相应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科(中心),将规划设计、资源调查、项目策划、推广宣传等职能整合进同一部门内,集中资源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与上下级部门协同,建立“季度工作定期报告”的工作报告机制与“具体问题专题汇报”的及时反馈机制,便于各层级行动主体充分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与实际问题。 与生产者网络协同,建立面对面交流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便于文旅企业的政策诉求与政策评价能够直达府际网络。 为了科学评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的效果,应由政策社群主导,由专业网络与议题网络共同策划制定,对各类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匹配必要的评估体系与考核标准。
第三,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完善配套政策。 就生产者网络而言,开发数字再现项目与推动文旅融合基础设施优化升级,需要府际网络充足的资金支持,建议以基金投资方式设立分省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基金,助力重点项目建设;就府际网络而言,加强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是快速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建议各省段持续深化省校合作,成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人才工作站,大力支持和培育高层次文旅、科技与经管人才;就议题网络而言,应着力保障当地居民对于增收致富的发展诉求,以“岗位创新”等机制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如效仿长城保护员形式与当地签订长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员”编制合同,鼓励村民在参与文物保护活动中创收。
第四,重视对国家文化公园品牌的宣传推广,尽快推出统一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识。 一方面建议拓宽推广渠道,可在“学习强国”平台、国内知名视频网站、网络直播平台开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官方账号与专栏,以实时直播、视频科普、在线课堂、纪录片展示等形式传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形象,讲好文物保护故事。 另一方面应加快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官方形象标识和宣传口号的设计进程,在标识最终确定后,应在建设保护规划中修订标识的使用管理办法,在各个主题展示区、标志性项目内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尽快使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识与口号在议题网络中深入人心。
作者简介:
吴承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
牛舒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我国国家文化公园政策体系构建研究”(22AH01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