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首页 > 当期文章
当期文章 更多+
  • 俄国思想的历史书写 刘文飞 摘要: 俄国思想的兴起相对较晚,但是其发展却十分迅捷,涌现出众多思想大家,从而成为欧洲和世界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 doi: HTML
推荐文章 更多+

精深的文献功夫与深切的生命体验——论丁景唐的现代文学研究


摘 要:丁景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中不容忽视的独特存在。 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以文献学为底色,自觉将目录、版本、辑佚、校勘等传统文献学方法纳入到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中,在鲁迅、瞿秋白和“左联”五烈士的研究上取得了多方成就。 丁景唐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重视文献的搜集与考证,一方面也自觉在研究上贯注充沛的生命感受,晚年之作更是携带深沉的历史反思,由此形成细密、朴实、厚重、深沉的学术风格。在学科史的层面,丁景唐的学术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代学人”的悠长谱系,他以自身切实的努力和丰沛的激情充分彰显出第二代学人的使命与责任,为初创期和转型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丁景唐;瞿秋白;鲁迅;“左联”五烈士;左翼文艺运动

丁景唐(1920—2017)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中的独特存在。 按照现代文学研究中通行的代际划分,丁景唐相较于第一代学人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田仲济等要小,但又明显长于第二代学人林非、范伯群、严家炎、孙玉石等人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学人代际划分,参见温儒敏:《第二代学者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冯济平编〈跋涉者的自白〉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 年第5 期;钱理群:《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文艺争鸣》2023 年第11 期。,或可如王景山一样被视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学人。② 孟庆澍:《为玄黄中国做注——论王景山的学术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4 期。依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丁景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宣传部门和出版系统工作,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宣传处处长、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9 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党组书记,与绝大部分学人供职于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不同。①宫立提醒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在关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的学者外,还要关注供职各类馆藏机构和出版社的学者。参见宫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史料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 年第2 期。依个人治学的环境和条件,学术研究并非丁景唐的“本职”工作,丁景唐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②丁景唐:《一九六一年初版本序》,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 页。,这与绝大部分学人以著述为业又存在明显不同。 或许由于以上原因,丁景唐对于学术界而言似乎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学术界对于他的学术成就与贡献并无过多总结与讨论。③既有对丁景唐学术研究的总结多集中在友人的回忆文章,专题论文并不多见,可参见陈思和、丁言昭:《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50 年》,《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3 期;张小红:《丁景唐先生与“左联”研究》,《文教资料》2001年第2 期;周国伟:《丁景唐研究鲁迅的情结》,《文教资料》2001 年第2 期;丁言模:《丁景唐与左翼文艺运动史研究》,《上海鲁迅研究》2020 年第1 期。陈思和教授指出在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1950—1985),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这一时期最有贡献的学者是丁景唐”④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概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5 期。。 这是相当有见地的看法。 丁景唐回顾自身学术经历提及自己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过程和重心所在“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偏重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瞿秋白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探讨”。⑤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269 页。纵观丁景唐的学术历程,左翼文艺运动确实是他一生心之所系的“志业”。 丁景唐对左翼文艺运动研究的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需要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说。 本文无意全面总结和评价丁景唐的学术成就,只是在回顾丁景唐人生经历与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对他研治左翼文艺运动的方法、经验以及成就进行初步总结,以期再为“有承担的学术”⑥钱理群:《有承担的学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93 页。议题提供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例证。

一、“些微的鲁迅研究进程的侧影”

邓广铭曾参照清代乾嘉学者的意见提出目录、职官、年代、地理是治史者的“四把钥匙”⑦邓广铭:《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版,第78 页。。 这一说法在史学界颇为广行,已成为治史的不二法门。 系统阅读丁景唐业已出版的有关左翼文艺运动的系列论著与散落在报纸期刊上的各类论文⑧丁景唐勤于修改个人文稿,他的学术著作通常存在多个版本,本文集中研读的论著包括《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1958,1959,1961)、《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1961,1981)、《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1980,1983)、《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与王保林合著,1993)、《犹恋风流纸墨香》(2004)、《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2015)等。,不难发现丁景唐的学术研究不仅有恒定的对象(左翼文艺运动),也逐渐形成一套稳固的方法(文献学)。 借用邓广铭的说法,丁景唐的学术研究也有“四把钥匙”,即为目录、版本、辑佚、校勘。 正是借助这些“钥匙”,丁景唐出入于左翼文艺运动史,开展对鲁迅、瞿秋白以及“左联”五烈士的研究。

丁景唐将治学之路的起点定在从东吴大学转入沪江大学时期。 那时他在朱维之的指导下研究巴金的作品文法,并写成论文《论巴金作品的文法研究》,同时在沪江大学就读期间也深入研习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⑨丁景唐:《八十回忆》,丁言模编:《丁景唐文学评传(193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9 页;丁言昭:《播种者的足迹——丁景唐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38 页。不过这些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便转向鲁迅研究。 丁景唐与鲁迅结缘可追溯到青年时代。 早在中学时期,丁景唐就接触到鲁迅作品,仿写过鲁迅翻译的蕗谷虹儿的抒情小诗,模拟过鲁迅编选的《近代木刻选集》和《蕗谷虹儿画选》。 1937 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给与丁景唐以很大影响,他不久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 1938 年春,丁景唐参与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的活动,模仿鲁迅笔法撰写杂文。 继而又接触到1938 年复社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并在与同学王韬合办的文摘性刊物《蜜蜂》上转载有关《鲁迅全集》的订正文章。 20 世纪40 年代初,丁景唐又与王楚良编辑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会刊《联声》,期间得到一部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在反复阅读中,丁景唐对鲁迅杂文的笔法有了更深理解。 1946 年,上海市文艺界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文协等十二个团体在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继而又举行鲁迅墓祭活动。 丁景唐主持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有不少会友参加了两次活动。 同年,丁景唐购买到1946 年重新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和《鲁迅书简》,这两部书成为他“有目的地搜集鲁迅著作不同版本的起点”①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402 页。。 青年时代的鲁迅阅读经验给丁景唐的文学生涯以深刻影响,在鲁迅的启迪下,丁景唐的精神与思想逐渐成熟,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同20 世纪40 年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丁景唐的生命历程中也存在独特的“鲁迅情结”②韦泱:《老丁的“鲁迅情结”》,《鲁迅世界》2002 年第1 期。。

1945 年11 月,丁景唐正式发表第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祥林嫂——鲁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丁景唐将祥林嫂视为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受难女性的“典型”,通过对祥林嫂一生重要节点的分析(成婚、生子、做工)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农村底层女性的压迫与残害。 丁景唐为祥林嫂的命运而悲戚,他质疑时人强加给祥林嫂身上莫须有的“罪行”,追问祥林嫂落得如此命运的缘由,继而设想祥林嫂在未来存在的可能性。 丁景唐谦称此文是“不成熟的习作”③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260—261 页。,在既有的鲁迅研究著述中或许并不突出,但它却以真挚的思考显露出一位20 世纪40 年代文艺青年在文艺探索阶段对鲁迅作品的鲜活感受,是以此文刊出不久就引发雪生剧团改编《祝福》的越剧实践。④章力挥、高义龙:《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7—113 页。 陈漱渝甚至慨叹“在鲁迅研究史上,一篇研究文章能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实属罕见。”参见陈漱渝:《关于丁景唐先生的琐忆》,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9 页。丁景唐对祥林嫂的分析是其计划中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妇女形象考察的一种,虽然计划未能实现,但在同时期出版的侧重讨论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的论文集《妇女与文学》(1946)中也可见其相关思考的进路。 1947 年丁景唐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辗转避居家乡镇海,在阅读《歌谣周刊》合订本的过程中发现1925 年4 月8 日鲁迅致刘策奇的书信,于是在9 月写作了鲁迅研究的第二篇文章,分梳佚信所涉及的史事,其后又补充《万古愁曲》的版本信息,此文遂成为丁景唐“六十余年的生涯中留下一个难忘的纪念”⑤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268 页。。

丁景唐在20 世纪40 年代发表的两篇鲁迅研究文章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种偏向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一种偏向佚文搜集与考订。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景唐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随着工作调动、身份转变以及共和国初期的文化生态,丁景唐的学术兴趣逐渐集中到鲁迅作品的搜集与考订上,并且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20 世纪80 年代,成为丁景唐研究鲁迅的最大特色。 以佚文搜集来看,丁景唐陆续发掘出1927 年6 月12 日《黄埔生活》周刊登载鲁迅讲演稿《革命时代底文学》,1931 年11 月30 日发表的《〈日本研究〉之外》,1931 年10 月东京四六书院出版的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作品集《阿Q 正传》。 1961 年,丁景唐综合各地鲁迅纪念馆和研究者的成果,集中梳理了1956—1958 年版《鲁迅全集》(十卷本)以外的四十四篇佚文,这是当时对鲁迅佚文最为全面的综合报道,对进一步汇集鲁迅作品有着莫大意义。 以史实补充来看,丁景唐陆续介绍1936 年5 月30 日《救亡情报》登载的署名为“芬君”采写的《鲁迅先生访问记》,补充鲁迅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史实;介绍山上正义在鲁迅逝世后发表在《改造》杂志的《鲁迅之死和广东的回忆》,补充鲁迅在广州的活动信息;介绍1902 年10 月出版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补充鲁迅青年时代在日本求学的若干信息。

丁景唐对鲁迅佚文的持续搜集,对鲁迅生平活动史实扩充,以及对鲁迅作品的校读,看似细微零碎,不成系统,但最终又能汇集到一个更大的目标与计划之中,那就是助力《鲁迅全集》的编纂。 丁景唐自1938 年接触复社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1946 年购入重印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这套鲁迅著作就成为丁景唐治学的案头书,也成为时时需要校正的对象。 1956 年至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鲁迅全集》(十卷本),并进行注释。 丁景唐即时购入并经常学习,以之作为自己搜求鲁迅佚文的重要依据。 在长期阅读中,丁景唐发现十卷本《鲁迅全集》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对全集的编校工作提出改正意见,包括编校不精密,重要字句存在误讹;编辑体例不一致,书信收录不齐全,译名更为当时通用的译名时不统一,未将外国人名统一为所在国文字;有些文章此前因资料限制无法注明出处,而当时可以注出等等。①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365—373 页。这些意见细密深刻,与同时期张向天、余石、熊融、陈中绳、胡本生的意见形成呼应,为后续《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于是当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鲁迅诞辰百年之际推出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时,丁景唐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连续撰文向读者介绍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体例与编排上的创新之处,特别是新的注释所体现出的对历史场景的深入还原和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显示出研究者历史认识的长足进步。 在向中学语文教师介绍新版《鲁迅全集》时,丁景唐按照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录的十九篇鲁迅作品顺序,依次介绍新的注释对理解鲁迅作品的重要作用。②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331—343 页。由于多年来持续搜集并整理鲁迅研究资料,丁景唐就1981 年版《鲁迅全集》存在的不足再次提出修订意见,包括漏收鲁迅1930 年5 月16 日写的自传,瞿秋白赠鲁迅诗存在字词误讹,注释中的人名简历和索引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等等③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321—330 页。,这些意见又为下一阶段的《鲁迅全集》编纂工作提供了订正的方向。

除开严谨细密的考订,丁景唐的鲁迅研究背后还存在着自觉的使命担当与精神传承。 继承好、宣传好、发扬好鲁迅精神始终是丁景唐念兹在兹的想法。 在回望20 世纪40 年代上海的鲁迅研究工作时,丁景唐显示出特殊的感情。 按照时序,丁景唐将彼时上海鲁迅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40 年代初期两年,上海处于“孤岛”,该时期鲁迅研究突出表现在1938 年《鲁迅全集》出版和几种鲁迅思想研究著作;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该时期鲁迅研究陷入低潮;1945 年8 月至1949 年新中国成立,该时期以1946 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形成高潮,持续推动鲁迅研究走向深入。④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221—245 页。丁景唐对20 世纪40 年代上海鲁迅研究工作的梳理全面而又简洁,在大量收集资料的情况下,对鲁迅研究工作的时代演进(纵向)以及具体内容的展开(横向)都做了概括和归纳。 这种总结和归纳不是外在于丁景唐,其间包含着丁景唐自身深切的人生经验。 丁景唐当时即在鲁迅的感召下走向革命道路,因此谈及这一阶段的鲁迅研究工作,丁景唐看似是在做全面的学术总结,其实内中包含着丁景唐对过去峥嵘岁月的无限感怀。 丁景唐对这一时期鲁迅研究工作意义的界定“它不仅促进了我国现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发展,而且宣传和发扬了鲁迅精神,配合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进程”⑤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221 页。绝非泛泛之论,包含着对自身生命历程与经验的切实反思。 鲁迅对于他们那一代在20 世纪40 年代辗转流亡的知识青年来说,绝非客观纯粹的“研究对象”,更多是一种思想资源与精神慰藉,这对他们思想观念,精神气质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不论是在20 世纪40 年代革命的流亡时期,还是20 世纪70 年代革命的顿挫时期,丁景唐始终都能从鲁迅那里获得精神的支撑并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在20 世纪50 至70 年代,丁景唐默默为鲁迅研究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其间的辛苦与艰险可想而知,然而丁景唐却一再谦称自己的工作不过可以“从很小的一个侧面,看到些微的鲁迅研究进程的侧影”⑥丁景唐:《增订本后记》,《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434 页。。 周国伟在总结丁景唐的鲁迅研究经验时指出“他的作品,无论是万余字的长篇,还是千余字的短文,都具有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科学性较强的特点。 这反映了他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⑦周国伟:《丁景唐研究鲁迅的情结》,《文教资料》2001 年第2 期。这确实道出了丁景唐鲁迅研究的风采。 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万余字的长篇”与“千余字的短文”的错落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丁景唐的鲁迅研究零散细碎,各点之间没有呼应,缺乏整体性。 其实不然。 纵深来看,丁景唐的鲁迅研究每一项成果都旨在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根据时风逢迎附会,也不是故作高深以炫人耳目,这也就决定了丁景唐的许多鲁迅研究文章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倘若仔细研读各篇的正文、注释以及大大小小的附注,便会体悟到丁景唐鲁迅研究的各点之间其实存在着相当广泛的连带和贯通。 试将丁景唐对鲁迅生平与行迹的考订与同时期围绕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研究的文章参照阅读,便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着的深刻的内在联系。

二、“友谊”中的政治与文学

1931 年12 月5 日,瞿秋白读毕鲁迅送给他的《毁灭》译本,立即给鲁迅去信:“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样。”①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512 页。深入交往后,1933 年鲁迅书写清人何瓦琴所集《兰亭集序》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②文操:《谈何瓦琴》,《文汇报》1962 年8 月3 日。赠与瞿秋白。 瞿、鲁两人在20 世纪30 年代结成的深厚友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丁景唐在研读瞿、鲁两人著作时,对这两句表明心迹的话格外留意,在同时期所写的文章中不断征引、阐发。 由“友谊”切入,分析瞿、鲁两人在20 世纪30 年代的生活经历、文化活动及著译实践是丁景唐从事瞿秋白研究的独特视角。

1954 年和1955 年,丁景唐两度访问瞿秋白在上海紫霞路和毕勋路的住所遗址,撰文详细梳理瞿秋白在紫霞路68 号进行的著译实践,还原瞿秋白从“政治”退回“文学”后在一个特定空间内的文化活动。由瞿秋白与鲁迅围绕译事的往来,丁景唐推断两人初次会面大概在1932 年夏秋间,地点则是在北四川路鲁迅寓所。 丁景唐尤其看重瞿、鲁会面的历史性意义,将两人认识和接近的缘由界定为“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和对国民党反动文艺所作的共同斗争”③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版,第7 页。,可代表一个时期内的主流看法。 为深入呈现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丁景唐利用影印的《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历时梳理1931 年—1935 年鲁迅日记和书信中所反映出的两人往来,尤其是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撰写长篇序言,鲁迅为瞿秋白编辑遗文《海上述林》,大量日记呈现了鲜活的细节,将两人之间患难与共、惺惺相惜的朴素而真挚的友谊勾勒出来。④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版,第12—23 页。在梳理鲁迅为发表瞿秋白遗稿《关于列尔孟托夫》的过程时,丁景唐敏锐注意到鲁迅给《译文》编者去信前后的情感转变,由此揭示鲁迅知晓瞿秋白遇难后“深沉的哀痛和对战友的湛切的悼念”⑤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版,第27 页。。 在介绍瞿秋白与鲁迅合编的苏联版画集《引玉集》时,从侧面揭示出两人共通的艺术趣味。⑥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版,第28—34 页。

丁景唐意识到政治高压对鲁迅写作日记的影响,有些人物和事件在日记中有意遮没或以曲笔的形式出现,鲁迅与瞿秋白的首次会面即为一例。 丁景唐十分注意鲁迅日记的“空白”。 由日记切入,呈现人物的交往史,既可呈现当事人具体的心态,也可以为宏阔的思想研究奠立坚实的基础。 但这种细致的研读工作,有赖于研究者极高的文献修养,必须对当事人的生平及行迹有深入了解,如此才能看到日记中的“空白”与“隐微”之处。 丁景唐对鲁迅日记与书信的研读,由日记与书信揭示人物交往史,并非纯然是史实考证,其间更多的也是在捕捉人物活生生的现实感受。

随着政治形势突转,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友谊却发生戏剧性的“颠倒”。 丁景唐也因为长期以来从事左翼革命文化报刊资料的整理,以及持久研究瞿秋白而被划入“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在20 世纪70 年代不断被批判。 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和不断颠倒的历史叙述时刻考验着每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人。 丁景唐在动荡中秉持初心,忠贞不屈,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仍然继续积累材料。 于是在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期,丁景唐围绕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又陆续发表一系列首开风气的重要文章。

1979 年7—8 月丁景唐在访问瞿秋白家乡常州,回到上海后感慨万端,立即乘兴写出《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的长文。 这是丁景唐在“文革”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此文综合20 世纪50 年代所做的工作,按历时顺序重新叙写瞿、鲁两人从相识到相交的友谊,其中重点突出的是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鲁迅与瞿秋白合作编选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以及鲁迅为瞿秋白编印遗文《海上述林》的故事。①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187—208 页。同年,在西安召开的八省十七所高等院校现代文学教材定稿暨学术讨论会上,丁景唐宣读《略论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全面梳理瞿秋白的文艺活动。丁景唐将瞿秋白的文艺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五四”时期初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二是20世纪30 年代初期翻译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与鲁迅参与文艺论争,有力推进了文艺大众化运动。 这种大开大合的分析较之20 世纪60 年代发表的《“五四”初期的瞿秋白同志》,显示出更为纵深的视野,同时也为深入研究瞿秋白的文艺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 丁景唐在总结瞿秋白的文学贡献时,特地谈及评价人物的方法,应“努力对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 对秋白同志遗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应当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②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08—209 页。这套原则与方法虽然并非振聋发聩,但对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的知识界来说,“科学”“公正”等寥寥数语寄寓着十年的辛酸与沉痛,其分量可见一斑。

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深厚情谊除日常交往与文稿往来,更为突出的一项活动是两人在1933 年合作撰写了《王道诗话》等十四篇杂文。 1933 年瞿秋白在上海避难期间与鲁迅经常交换意见,经常是瞿秋白起草初稿,鲁迅进行修改,之后请人誊抄,鲁迅使用自己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 围绕当时热议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议题,两人借杂文的形式深入揭示了种种冠冕堂皇说辞背后的荒诞与悖谬。学界对这批杂文并未系统梳理,相关篇章也存在不少争议,但丁景唐、王保林早已认识到这批杂文“是鲁迅、瞿秋白研究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③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 页。。 20 世纪80 年代初,丁景唐与王保林合作对这批杂文逐一考释,后来集结为《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 丁景唐、王保林的做法是逐一分梳文章由来及收录情况,继而解释文章典故,疏通文意,结合历史背景对杂文的主题与对象进行思想阐释,然后再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瞿秋白、鲁迅两人的立意与修辞。 这就在两个层面推进了对瞿秋白、鲁迅杂文的认识与研究:一是对具体历史情境的还原,让读者进入论争现场,看到论者双方理论逻辑的展开过程,以及各自拆解逻辑的方式方法,从而赋予杂文以深沉的“历史感”;二是在广泛的思想分析后结合手稿补充论述文章的修改与艺术构思,这又赋予杂文以新鲜的“形式感”。 特别是在每篇文章结尾,丁景唐、王保林二人受朱正《鲁迅手稿管窥》启发,逐一对照瞿秋白的原稿与鲁迅改定的发表稿,对每个文本做了细致的文本校勘,在对照性的阅读中更可感知瞿、鲁两人在思想、艺术、风格方面的异同。 经由对十四篇杂文的深入分析,丁景唐、王保林对瞿、鲁两人合作杂文的释读在政治—历史—形式之间建立了一种隐秘的关联,尽管这种关联有时不免牵强,相关符码的指认和释读存在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毕竟为瞿秋白、鲁迅杂文研究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进路。④王文强:《鲁迅、瞿秋白友谊课题的新篇章——读〈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鲁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2 期;丁言模:《丁景唐、王保林合著〈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437—445 页。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⑤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 页。一向被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政治哲学中更是被视为确立政治的标准,标识着最高强度的分化或统一。⑥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2—35 页。敌友之分也构成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议题。 从这方面看,丁景唐选择“友谊”视角考察瞿、鲁两人的文化实践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丁景唐对瞿、鲁两人“友谊”的呈现细致入微,令人动容,但在分析环绕瞿、鲁周边的一些人物时有时不免带着特定时代的印迹。 敌友关系的飘忽不定或许也是革命最为吊诡之处,丁景唐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为此某些部分需要去修复、缝合,而不得已的隐衷也希冀读者能够体察。⑦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497 页。回顾丁景唐前后两次叙写瞿、鲁友谊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20 世纪50 年代,瞿、鲁两人一开始是以“朋友”“同志”的身份进入文学史和革命史,20 世纪80 年代,瞿、鲁两人进入文学史和革命史需要完成从“敌人”过渡到“朋友”的身份转型。 如果说,丁景唐在20 世纪50 年代对瞿、鲁两人的友谊叙写充满着历史上升时期的无限景仰与豪情,那么20 世纪80 年代重新叙写瞿、鲁友谊则带着深沉的历史反思,在客观呈现人物交往时充满着对“非常年代”颠倒历史行为的校正与批判。 前后两次的友谊书写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情胜于理”到“情理并重”的历史过程,而丁景唐晚年的切己反思也充分显示出历经磨练的知识人在时代转折之际的担当与操守。

三、“左翼文艺运动的这个优良的革命传统”

有了充分的资料积累,丁景唐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围绕“左联”五烈士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迎来学术上的又一个爆发期。 丁景唐的工作依然是从基本的文献考订做起,处理文学史研究层面最为基本的文献问题,如介绍柔石青年时代的日记和译稿①丁景唐:《记柔石烈士的一批日记和遗稿》,《学术月刊》1963 年第3 期。,柔石致好友陈昌标的七封书信。②丁景唐:《记柔石烈士的七封书信》,《学术月刊》1963 年第6 期。在对比既有的胡也频作品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上,发掘出被读者遗忘的描写青年工人觉醒的小说《黑骨头》,并通过对读两篇同题异构的小说,揭示出胡也频的“思想转变”历程。③丁景唐:《胡也频烈士的优秀小说〈黑骨头〉》,《学术月刊》1962 年第6 期。根据同济大学1928 年编印的《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与1934 年编印的《国立同济大学概览》,补充殷夫1927 年秋至1928年夏在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的读书经历。 根据新发现的《列宁青年》杂志,补充殷夫从“文学”转入“政治”后的许多政论文,以此纠正文学史的诸多误讹。④丁景唐:《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学术月刊》1963 年第1 期;丁景唐、陈长歌:《殷夫烈士和〈列宁青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 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302—318 页。介绍李求实1926 年主编的《革命歌集》,考辨每一首革命歌曲的来源,并就当时的历史语境阐明歌曲的现实意义。 在一些经典歌曲如《国际歌》《赤潮曲》的解读上,丁景唐还与瞿秋白的原作进行对比,细致辨析了歌曲的文献价值。⑤丁景唐:《李求实烈士和〈革命歌集〉》,《文汇报》1963 年7 月23 日。类似的研究思路在同时期的研究文章中大量显现。 经由漫长的文献搜集,丁景唐积极推动“左联”五烈士文集的出版工作,对余仁凯编选的《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和李伟江编选的冯铿文集《重新起来》(花城出版社,1986)颇多助力,而他自己也与陈长歌合作编选了《殷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再度使“左联”五烈士以更为完整的形象出现在现代文学史。

在对文献考证的基础上,丁景唐对五烈士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历程也展开严谨细腻的分析。 以殷夫为例,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时,丁景唐与陈长歌合作撰写了系统论述殷夫创作历程的长文《略论诗人殷夫的创作》。 该文将殷夫的生平创作分为革命前(1924—1925 年),革命初期(1926—1928 年冬),职业革命家时期(1929 年初—逝世)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结合历史背景和若干诗作详细分析殷夫的诗艺与思想演进。 诗歌分析而外,借助殷夫的散文、速记、传记、剧本,呈现了殷夫笔下塑造的系列革命知识分子形象。 又借助《列宁青年》《摩登青年》发掘的政论文,补充殷夫作为职业革命者的革命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发展,由此校正了此前文学史中单一的诗人形象认知。 经由这样综合分析,论证了殷夫“经过革命实践的铁与火的锻炼,经过自我思想斗争的痛苦磨炼,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⑥丁景唐、陈长歌:《略论诗人殷夫的创作——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3 期。的生命历程。 这篇长文在新时期的殷夫研究中具有奠基性意义,不仅将理论分析与史实考证融为一体,其间所透露出的思想探求与方法革新也有力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丁景唐对“左联”五烈士研究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对五烈士被捕和遇难事件的深入研究。 五烈士遇难后,“左联”立即展开悼念活动,在机关刊物《前哨》筹办“纪念战死者专号”,向外界报道“五烈士”的被捕与遇难经过。 在此稍前,“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和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群众日报》也都曾发表文章予以报道。 1932 年和1933 年沈从文陆续发表《记胡也频》《记丁玲》,1933 年鲁迅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也交代了柔石等人的被捕经过。 但这些早期文献在整合各项资料时,虽然占据时空优势,但不免有所遗漏,未能注意到上海租界里大量存在的外文报刊,而后来的很多研究者则受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影响,认为当时上海国民党**息“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①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1 页。,几乎不存在任何报道。 实际上,就在柔石等人被捕不久,上海租界的外文报刊《上海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等就陆续跟进报道,但这批英文报刊长久以来却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只有尤亮、张先根等极少数研究者与相关当事人注意到外文报刊并加以利用。②尤亮、张先根:《关于龙华二十四烈士的一些史料》,《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2 辑。丁景唐后来则借助译文,向读者介绍了《上海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的相关内容以及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群众日报》的记载,愈加补充了五烈士被捕牺牲经过。 这对重建东方旅社事件发生时的信息流通网络至关重要。 丁景唐本想综合中外各种史料,写作专文探讨“左联”五烈士的被捕牺牲经过及在国内外的反响,但由于身体原因却未能如愿。③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714—719 页。

“左联”在对外宣传中,在《前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后简称《致各国书》)。 《致各国书》后来经史沫特莱、尾崎秀实之手,转发到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但时过境迁,《致各国书》在国外传播的实际情况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 1961 年戈宝权根据高尔基档案文献中的俄文和英文,将这份宣言重新回译为中文,并与美国《新群众》上发表的《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进行对读,更正若干歧义之处。④戈宝权:《关于〈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一文的几处改正》,《文学评论》1961 年第5 期。在当时又恰好发现东京四六书院出版的短篇小说选集《阿Q 正传》,在日译者撰写的序言《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中,又发现转引的《致各国书》。 丁景唐邀请吴元坎译出,系统对读了中文、俄文、英文、日文四个版本的《致各国书》,不仅详细说明了各个版本间的细微差异,也探究了各个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翻译的若干因素。⑤丁景唐:《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几种译文》,《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 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158—163 页。这是当时最为全面,也是最为深入探讨《致各国书》版本差异的文章,同时期的研究者,除戈宝权外,几乎没有人关注到这份宣言内部构成的复杂性。 丁景唐借由详细的文献梳理,确实勾画出他所呼吁的“国际文化史”的“光荣的一页”,并且也为后继研究研究奠立坚实基础。⑥郭帅、李掖平:《左联的国际宣传策略及其历史回响——以“左联五烈士”事件为中心的考察》,《东岳论丛》2018年第4 期。

《前哨》本身的出版史同样疑点重重。 当时面临两项问题:其一,大量革命历史文献并不易于搜寻,《前哨》在20 世纪50 年代存量极少,人们一度认为谢旦如保存的一份《前哨》可能是海内孤本。 丁景唐首次在谢旦如处看到《前哨》就震动不已,后来筹划影印“左联”期刊,就以谢旦如所藏《前哨》为底本,由此进一步扩大《前哨》的流通。⑦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564 页。 丁景唐对《前哨》也有特殊的感情,见1980 年2 月6 日丁景唐在《前哨》影印本的一则批注。 参见丁言模:《笔端遣春温,天地一书魂》,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363 页。其二,《前哨》的正式出版时间难以确定。 《前哨》出版时虽然标记为1931 年4 月25 日出版,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 世纪50 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影印这份刊物时,谢旦如就曾怀疑出版日期有误,但未能提供有力证据。 丁景唐其后根据《文艺新闻》《读书月刊》所登载的文坛消息和《光慈临终前后记略》一文,判定《前哨》的出版日期当在六月上旬和八月之间。⑧于奋:《关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出版日期》,《学术月刊》1963 年第2 期。丁景唐推定的时间范围或略显宽泛,以此为基础,多年以后陈漱渝辅以又一条《文艺新闻》的报道,推断《前哨》的出版下限应当不晚于七月下旬。⑨陈漱渝:《关于〈前哨〉的出版日期》,《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1 期。丁景唐对《前哨》实际出版日期的考订,意义非同小可,考虑到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党内形势以及“左联”面临的处境,当时多变的政治形势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前哨》相关作者和编者的写作策略。①王宏志:《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116—117 页。前后将近三个多月的时间差,在此种语境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与丁景唐同时,身在美国的夏济安也在搜集“左联”五烈士的资料,提出“五烈士之谜”的学术命题。夏济安将“左联”五烈士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视为“革命时代的症候”,通过分析五位作家转向共产主义的历程以及在1931 年的遭际来“探索一个时代的性格和精神”,具体说来那就是“人的精神在人性弱点面前的挫败”②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万芷均等合译,王宏志审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5—146 页。。 而丁景唐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中也尝试总结五位作家精神和思想的成长与转型,继而勘探“左翼文艺运动的这个优良的革命传统”③丁景唐:《一九六一年初版本序》,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版,第6 页。。 丁景唐与夏济安使用的材料大抵相同,但方法和结论却形成明显对照。 大体说来,丁景唐的研究更偏重文献订正和史实还原,自觉将五位作家的成长历程纳入革命史框架,夏济安的研究更偏重心理分析与政治情势,不那么强调五位作家与革命史的同构性,而更关注个体切肤的感受与革命中进程中的异质性因素。 纵深来看,丁景唐与夏济安在东西方语境中对“左联”五烈士的“共时”研究也隶属于陈平原所说“冷战时期的文学史建构”议题,其中都暗含着“冷战背景下东西学人的尴尬处境与隐微心思”④陈平原:《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读书》2024 年第1 期。,个中异同,有待深入分析,但至少就丁景唐所进行的研究来看,他所提供的一套论述方式与夏济安可以等量齐观,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参照意义。

结语

丁景唐自从进入现代文学研究,几乎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左翼文艺运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他在左翼文艺运动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围绕若干侧面只是做了一个初步总结。 他毕生的学术研究以文献学为底色,自觉将目录、版本、辑佚、校勘等传统文献学方法纳入到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中,向学界提供了大量“货真价实的东西”⑤顾颉刚:《通讯一束》,《禹贡》第4 卷第10 期,1936 年1 月16 日。,为后继的理论构建奠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同时,他并非只是将文献的搜集与考订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他在进行细密扎实的研究工作时也贯注着鲜活的生命感受。作为一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战争、革命、政治的多重考验,左翼文艺运动对于他而言“乃是主体参与的进行时态,而非简单作为知识对象的完成时态”⑥宋声泉:《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持人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4 期。。 因此,在那些看似枯燥细碎的考证中,时时也可以读出他对已逝的峥嵘岁月的无尽感怀,特别是“新时期”以后的文章更是充满历史的忧思。 他在晚年一再向读者介绍研究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⑦马信芳:《三次专访》,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303 页。,已深切表明经由历史积淀形成的优秀革命文化传统已深深嵌入他的整个生命历程。 温儒敏和钱理群在总结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的面貌时不约而同地指出他们作为“过渡的一代”和“历史中间物”的特质。⑧温儒敏:《第二代学者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冯济平编〈跋涉者的自白〉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 年第5 期;钱理群:《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文艺争鸣》2023 年第11 期。丁景唐的学术研究也置身于这个悠长的谱系,他以自身切实的努力和丰沛的激情充分彰显出第二代学人的使命与责任,坚守与担当,为初创期和转型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34-09

作者简介:张朕,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本文系第76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31 年‘左联五烈士’遇难事件的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2024M76099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