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走向衰落,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地方治理方面存在失策,尤以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所在的西南海洋边境地区为甚。在战略层面上,拜占庭统治者忽视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战略地位,弱化海军建设,丧失了西南边境的海洋管制权。拜占庭帝国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军事建制不完善,海陆两军力量严重不足,西南边境的本土防御逐渐瓦解。更为重要的是,拜占庭帝国政府无视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民众的基本权益,地方吏治黑暗腐化,通过赋税、劳役、侵吞土地等形式在当地榨取盘剥,失去了西南边境民众对帝国的忠诚和认同。
关键词: 拜占庭帝国;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地方治理;行政改革;海军建设
拜占庭帝国晚期的衰亡历程为探讨中古帝国为何由盛转衰提供了重要参鉴。研习史料可以发现,导致拜占庭帝国晚期中央集权迅速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帝国政府在地方治理上存在严重失策,这种情况尤以西南地区为典型。在科穆宁王朝(Komnenos dynasty,1081—1185年)和安格洛斯王朝(Angelos dynasty,1185—1204年)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将希腊中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视为边缘地带和流放地区,对该地区战略安全、军事防御和民心向背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是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入侵时期该地区大部分城镇迅速脱离拜占庭统治①详见孙思萌:《第四次十字军时期拜占庭地方贵族投敌原因——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例》,《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的一大诱因。
在现当代的拜占庭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对帝王宫廷、中央政府和首都生活给予格外的重视,对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地方社会,特别是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关注相对不足。而在有关拜占庭地方社会历史的有限研究中,又存在着各区域失衡的状况。与近东、埃及、小亚、意大利南部等地区相比,关于第四次十字军入侵前夕拜占庭帝国西南边陲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造成这一研究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在11—12世纪帝国的官方档案和首都知识精英书写的历史作品中,对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记载相对简略。而官方文献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对西南海洋边境的战略价值和安全隐患缺乏重视。20世纪以来,该地区作为11至13世纪十字军东进路径上重要中转站的作用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在一系列讲述1204年后十字军政权统治该地区的历史著述之外,美国十字军研究专家塞顿(K.M.
Setton)在40年代发表的长文《12世纪后期的雅典》①K.M.Setton,“Athens in the Later Twelfth Century,”Speculum,vol.19,no.2,1944,pp.179-207.中率先论述拜占庭统治时期雅典城的历史。随后,法国考古学家波恩(A.Bon)通过比对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撰写了《1204年以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②A.Bon,Le Péloponnèse byzantin jusqu’en1204,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1.。这部描述伯罗奔尼撒地区史的专著涉及当地的斯拉夫移民问题,以及第四次十字军入侵前夕的行政、军事和教会组织情况。阿尔维勒(H.Ahrweiler)则在专著《拜占庭与海》③H.Ahrweiler,Byzance et lamer:la marine de guerre,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mes de Byzance aux VII e-XV e siècle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6.的一章中介绍了11至12世纪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海防体系。何琳(J.Herrin)的论文《拜占庭省级政府实情:希腊与伯罗奔尼撒(1180—1205年)》④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Dumbarton Oaks Papers,vol.29,1975,pp.253-284.对科穆宁王朝末期和安格洛斯王朝时期该地区行政、军事组织的瓦解和教会体系的延续进行了深入解读。
总体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关注拜占庭统治时期希腊—伯罗奔尼撒地方史,而对拜占庭政府在该地区的统治政策,及其与帝国国势发展之关系的探讨还不够充分。事实上,11—12世纪拜占庭统治者在西南海洋边境的治理失策,是帝国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该时期是拜占庭晚期史的开端,它上承马其顿王朝“黄金时代”之尾声,下启末代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是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逐步解体、地方分裂问题凸显的历史阶段。本文以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西南地区为时间和空间范畴,希望从地方治理史、央地关系史的视角,运用业已发掘整理的史料,在考察地方史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到地方史之外,分析1204年前夕拜占庭统治阶层在治理希腊—伯罗奔尼撒地方社会时的决策失误及其带来的深远危害,进而为讨论拜占庭晚期地方分裂的原因补充案例。
11—12世纪,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军事防御压力暂时减小,拜占庭统治者在统筹全局时忽视了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导致帝国丧失了对西南边境的海洋管制权。
在千余年的历史上,希腊—伯罗奔尼撒所在的西南地区是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战略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捍卫帝国首都的、不可或缺的海上防线。从7世纪末至9世纪,这片区域在外敌入侵的直接压力下成为重要战场,曾得到帝国政府的重点关注和政策倾斜。在拜占庭中期进行的军区制改革中,希腊军区(
)和伯罗奔尼撒军区(
)被列入最早建立的一批军区。希腊军区约成立于687至695年之间。⑤在此前的行省架构中,该地区属于古罗马时期延续下来的阿凯亚(Achaia)行省。J.Nesbittand N.Oikonomides,eds.,Catalogue ofByzantine Seals at Dumbarton Oaks and in the Fogg Museum ofArt,vol.2,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1994,p.22;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AD284-813,translated and commentary by C.Mango and R.Scot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514;N.Oikonomidès,Les listes de préséance byzantines des IX e et X e siècles,Paris: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72,pp.349-351.9世纪初,伯罗奔尼撒军区从希腊军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军区。⑥A.Bon,Le Péloponnèse byzantin jusqu’en1204,p.89;N.Oikonomidès,Les listesde préséance byzantinesdes IX e et X e siècles,p.350.两大军区在应对斯拉夫部落的迁入、保加尔人的南下以及阿拉伯人沿海路带来的新威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帝国防御体系中占据很高的地位。成书于842—843年间的《职官录》(Taktikon Uspenskij)表明,在所有位于欧洲的军区中,伯罗奔尼撒军区将军(
)和希腊军区将军的地位仅次于拱卫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色雷斯军区将军和马其顿军区将军。①N.Oikonomidès,Les listes de préséance byzantines des IX e et X e siècles,pp.48-49.根据宫廷礼仪官菲洛塞奥斯(Philotheos)写于约899年的宫廷宴席座次表(
)信息,在被划为“西方的”(
)各个军区中,伯罗奔尼撒军区将军居于首位,希腊军区将军位列第4。②在菲洛塞奥斯撰写的宫廷宴席座次表中,把军区分为西方军区和东方军区两大类。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欧洲的色雷斯军区和马其顿军区“被算入了东方的军区”(
>)。N.Oikonomidès,Les listes de préséance byzantines des IX e et X e siècles,pp.100,104,138;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The Book ofCeremonies,volume 2,book II,trans.Ann Moffatt and Maxeme Tall,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2012,pp.714-715.军区将军的薪水清单也能够反映不同军区的地位差异。在9世纪中期的军队薪资表中,西方军区的将军都领取第四档薪资,但记载者在罗列第四档薪资的将军名单时,将伯罗奔尼撒军区和希腊军区的将军列在了第1位和第3位。③W.Treadgold,Byzantium and Its Army,284-1081,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9-122.
然而,10世纪至11世纪上半叶,随着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威胁陆续解除,拜占庭帝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西南地区向西北边境转移,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军区在帝国战略部署中的地位开始下降。马其顿王朝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Porphyrogenitus,945—959年在位)在政论著作《军区论》(De thematibus)中共列举了29个军区,其中包括12个欧洲军区:希腊军区位列第5,伯罗奔尼撒军区位列第6。④Constantinus Porphyrogenitus,De thematibus et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ited by I.Bekker,Bonn:Ed.Weberi,1840,pp.51-54.此外,通过阿拉伯作家的传抄而保留至今的其他拜占庭军区名录也提供了佐证,直观地反映出:拜占庭西南地区从马其顿王朝后期开始,不再是闻名帝国内外的战略要地。在保存至今的由阿拉伯作家记录的5份拜占庭军区名录中,完全没有提及希腊军区,而伯罗奔尼撒军区只被提及一次,其地位在14个军区中位列第13。⑤其中提到伯罗奔尼撒军区者只有马苏迪(Al-Mas‘udi)在956年写成的作品。E.W.Brooks,“Arabic Lists of the Byzantine Themes,”The Journal ofHellenic Studies,vol.21,1901,pp.68-69.此外,此时伯罗奔尼撒军区和希腊军区的将军每年的薪资不再由中央政府拨付,改从将军所在的军区支取。⑥此时西方军区将军的年度薪资都不再由中央政府拨付,改由地方军区承担(![]()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The Book of Ceremonies,volume 2,book II,p.697.
及至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紧张局势同时出现在西部、北部和东部的边境地带,拜占庭统治者因此忽视了西南边境的战略地位,力图使用更少的资源对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进行治理。印章证据和历史文献表明,从11世纪上半叶开始,两大军区取消独立建制,实行合并,统称为“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
)。两个军区置于同一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拜占庭皇帝选派、委任地方官员同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南部行使职权。⑦Michael Choniates,
,vol.I,edited by S.P.Lampos,Athens,1880,p.177;A.Bon,Le Péloponnèse byzantin jusqu’en1204,pp.187-207;H.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empire byzantin aux IX-XIème siècles,”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vol.84,no.1,1960,p.76;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56.与此同时,地方行政中心北移,希腊—伯罗奔尼撒的地方长官不再像以前的阿凯亚行省总督和伯罗奔尼撒军区将军那样居住在科林斯(Corinth),而是住在希腊中部的经济重镇提比斯(Thebes)。⑧Michael Choniates,
,vol.I,p.177.
除了忽视西南边境的战略地位之外,拜占庭统治者的短视还体现在他们无视海军建设,淡漠对海洋的控制权,在海防上依赖外部势力,逐渐丧失了西南边境的海洋管制权。拜占庭是一个高度依赖海洋的帝国,海洋是帝国的生命线,“一旦帝国丧失了海上贸易优势地位和海上霸权,便陷入衰落”。⑨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的特征》,《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帝国西南地区在地形上是一个半岛,对海洋的依赖性更强。然而,在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海上防御转而依赖威尼斯舰队,在地方治理中忽视本国舰船的建设,进一步摧毁了拜占庭地方军区的海军力量。在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统治期间,海军政策的核心是控制君士坦丁堡与东地中海其它城市之间的商贸航路,摧毁拜占庭海域上的敌对势力。在这一政策的落实上,拜占庭皇帝选择依赖威尼斯人的帮助,后者同意为拜占庭帝国提供海军力量,以换取帝国的诸种贸易特许权。①H.Ahrweiler,Byzance et lamer,pp.180-182;Michael Choniates,
,vol.II,pp.99,129,137,238;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80.约翰二世(John II Komnenos,1118—1143年在位)登基后虽然试图撕毁阿莱克修斯一世与威尼斯人订立的协议,但在威尼斯人的施压下,仍然在1126年再次确认了威尼斯人的海上特权。②H.Ahrweiler,Byzance et lamer,pp.229-233;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80.
约翰二世的另一项政策则从根基上断送了拜占庭帝国的海洋控制权。根据史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ketas Choniates,约1155—1217年)的记载,在财政大臣(megas logariastes)约翰·普切斯(John of Poutzē)③Alexander P.Kazhda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066.的建议下,“皇帝约翰(二世)废除了事关公共福祉和在他之前数位皇帝延续的、有益于所有岛屿的一项政策,由此带来巨大危害。虽然海军税的征缴在过去专门用于发展舰队,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他(约翰·普切斯)仍然动用花言巧语将其移交国库,各岛屿所需的三列桨战船几乎完全被放弃。他解释称,国家和公众并非时刻需要三列桨战船,这些战船每年所需的开销是巨大的负担,因此这些资金应该存放至国库,海军需要的补给和薪俸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由帝国财政提供”。④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ofNiketasChoniatēs,trans.Harry J.Magoulias,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2-33.
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皇帝约翰二世统治之前,拜占庭地方军区征收常设海军税,税款直接用于当地的海防建设,例如建造、维修三列桨战船等。但在约翰二世统治时期,从地方征收的常设海军税被直接输送至君士坦丁堡,由拜占庭中央政府统一调配。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拜占庭统治者并没有利用这些从地方收集的税款去改善帝国海军建设,反而将其挪作它用,例如用其中一些钱来赎买和平、收服外邦入侵者。⑤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p.68-69.由此给地方海军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防御极为依赖海军,故成为这一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在此之前,该军区虽然被统治者无视,却仍可以将常设海军税用于发展本地海军,从而维系基本海防。然而,这些税款上缴国库后,中央政府鲜有顾及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西南地区海防建设从根源上丧失了财政支持,帝国政府在西南边境海洋管制权的丧失也只是时间问题。⑥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ēs,pp.32-33;P.Lemerle,“Recherches sur le régime agraireàByzance:la terremilitaireàl’époque des Comnènes,”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vol.2,no.7,1959,p.275.
总体而言,在11—12世纪,拜占庭统治者无视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战略地位,将该地区用于海军建设的税款收归国有,沉重打击了帝国海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也将西南边境的海洋管制权拱手让与威尼斯人。拜占庭统治者在帝国宏观治理图景中对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无视,是造成该地区治理情况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源。
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在地方治理中存在诸多弊端,直接体现为基层军事建制不完善,海陆两军力量严重不足,逐渐导致西南边境的地方防御体系瓦解。
在陆军方面,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陆军部队人数非常有限,由首席百人长(
)来统领。①H.Ahrweiler,Byzance et lamer,pp.208-209,275-277;H.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empire byzantin aux IX-XIème siècles,”p.83.在12世纪后期,整个拜占庭帝国内的陆军规模历经大幅度缩减,②在瓦西里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军区制趋于瓦解是一种全国性现象。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新的税收来源,将农兵转化为税户,大量的小军役地产落入了大土地贵族之手,严重削减了拜占庭国内部队的力量。国内军力普遍衰落之际,军力的分配愈发失衡,统治者把军力主要集中于帝国统治视野中更为重要的首都周边、多瑙河边境和小亚地区,并且借助国外雇佣军的力量展开防御。雇佣军的使用给拜占庭帝国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军容易发生哗变,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遭到忽视的西南边境地区,无法得到雇佣兵的援助,陆军兵力与上述地区相比更加孱弱。详见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302-303页;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43-558、588-600页;陈志强:《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首席百人长实际统领的很可能是一种被称为“德鲁吉”(
)的小规模分遣队,负责守卫具有战略意义的山间要道。其兵源主要是地方官员从当地或邻近地区强制征募而来。当地农民被强征入戍卫部队后,越来越多的耕地因缺乏劳动力而成为荒地,因此即便是“德鲁吉”戍卫队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减。③Michael Choniates,
,vol.I,p.311;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pp.278-279.
在海军方面,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地方军权主要掌握在常驻君士坦丁堡的海军总司令(
)手中。 “海军总司令”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设立的新官职,全权负责在拜占庭帝国全境征召士兵、海员,筹备军需物资,统领整个拜占庭帝国的海防。④关于海军总司令这一职位的最初设立,详见Anna Comnène,Alexiad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Leib,vol.3,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45,pp.158-164;关于整体的海军重组情况,参见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pp.197-199.然而,海军总司令本人及其办事机构常驻君士坦丁堡,既缺乏对包括希腊—伯罗奔尼撒在内的一部分地方军区的直接影响力,也对希腊—伯罗奔尼撒军队的防御情况和安全隐患缺乏关注。⑤P.Magdalino,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1143-118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34.
由于海军总司令常驻首都,因此他会委派下级官员——海军指挥官(
)和舰队司令(
)对具体地区进行军事管理。他们服从海军总司令调度,统领具体的海域或分队。⑥A.Hohlweg,Beiträge zur Verwaltungsgeschichte des Oströmischen Reiches unter den Komnenen,PhD Thesis,The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1965,pp.146-157.12世纪时,在亚德里亚海海岸、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等海军基地,相关的军职地位显赫、前途可期,往往由拜占庭皇帝的亲戚或海军总司令的心腹担任。⑦J.Verpeaux,“Les oikeioi.Notes d’histoire institutionelle etsociale,”Revue desétudesbyzantines,vol.23,1965,pp.89-99.
然而,由于统治者没有意识到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战略地位,海军总司令也无视当地海防,经常没有在该地区设立海军指挥官职位。即便在某一时期,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拥有被正式任命的海军官员,但这一职位在帝国军队体系中地位低下,对于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军事官员而言缺乏吸引力。1147年,当诺曼人进攻科林斯卫城要塞时,帝国派遣的指挥官尼基弗鲁斯·哈鲁菲斯(Nikephoros Chalouphēs)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和手下士兵“都在里面游手好闲地坐着”。他的消极懈怠遭到诺曼舰队统帅的羞辱和嘲讽,认为他“比女人还娇气”。⑧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p.43-44.
在海军总司令、海军指挥官两层军官缺位的情况下,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海军主要依赖于沿海港区。港区的设置是阿莱克修斯一世时期改革的一项内容。阿莱克修斯一世设想为滨海地方军区中的每座重要港口都配备一支小型的地方舰队,使这些港口成为在附近区域展开陆军和海军行动的根据地。这些港区被称为“卡特帕尼基亚”(
)或“侯里亚”(
)(原义是“疆界、边境”),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各港区使用的是后一名称。⑨H.Ahrweiler,Byzance et lamer,pp.223-225,277-278.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内部存在5个“侯里亚”:拉里萨(Larissa)、提比斯—埃夫利波斯(Thebes-Euripos)、雅典、帕特拉斯—迈索尼(Patras-Methone)和科林斯—阿尔戈斯—纳夫普利翁(Corinth-Argos-Nauplion)。①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p.277;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78.
负责管理这些港区的特设官职被称为“卡特帕诺”(
)、“杜克斯”(
),或是被笼统地称为“长官”(
),他们由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指派。②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pp.210,223-225,277-278.港区长官不受地方政府总督的管辖,而是直接听从海军总司令的命令。③Michael Choniates,
,vol.I,p.335.在实际运行中,港区中所谓的地方舰队不是常设武装力量,也并非由固定的船只和海员组成。港区长官将管辖范围内符合服役标准的男性海员信息录入籍册,他们平日从事货运、贸易,或以渔业为生,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应征履行役务。④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p.278-279.
综上所述,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军事建制中,“德鲁吉”部队是军区内陆的主要防御者,而海军建制虽然名义上存在“海军总司令—海军指挥官—港区长官”三个层级,但在实际运行中,前两个层级几乎完全缺失,军区的海军主要依赖港区内的地方舰队。无论是“德鲁吉”,还是港区地方舰队,它们都不是帝国派遣的常规驻军,而是由当地民众组成的临时军队,他们平时从事农业、渔业等,只在有战事需要时才被征募。这样的军备无法确保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海防安全。
正是由于海陆军力薄弱,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虽然拥有大量坚固的城市围墙和城堡要塞等防御工事,但仍然难以抵御外敌的进犯。当13世纪初该地区面临第四次十字军入侵时,这个问题暴露得尤为明显,科林斯卫城要塞的沦陷就是典型例证。根据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的分析,“科林斯卫城要塞是一座位于高耸陡峭山峰上的强大要塞,依托于梯形地势,并用城墙加固。它如此牢固,看似无法攻破,因为天险、地形和连成一体的城墙,共同筑造了它的固若金汤。但诺曼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进入了要塞,在攻占时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当然,此事既不特别,也不奇怪,因为这个要塞不足以自成一体。尽管它的防御工事强大,但如果没有具有战斗力的守军和岗哨,它无法驱逐入侵的敌人”。⑤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43.
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犀利地指出了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军事隐患,虽然此类要塞优势明显,依托于险峻的地形,易守难攻,但拜占庭统治者对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防御的忽视,导致当地驻军匮乏,为数不多的守军斗志懈怠,要塞的防御能力大为弱化,由此造成严重的后果,地方防御体系形同虚设。
11—12世纪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地方治理中最深层的弊端在于,统治阶层无视当地民众的基本权益,地方吏治黑暗腐化,通过赋税、劳役、侵吞土地等形式对民众榨取盘剥,导致西南地区民众逐渐失去对帝国的忠诚和认同。
在地方治理中,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是基本要求。然而,11—12世纪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民众的这一基本权益却无法得到保障。彼时,西南地区常年遭受海盗袭扰。在拜占庭帝国中晚期,海盗一直是困扰帝国的难题。12世纪地中海著名海盗麦卡里迪斯(Megareites)甚至参与到拜占庭帝国的内斗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⑥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204.当帝国在12世纪放弃海洋控制权时,海盗问题越发明显。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在记载约翰·普切斯将常设海军税收归国库的恶果时,明确提到了海盗问题:“现在,由于这项不明智或者吝啬的政策,海盗控制着大海,罗马人的海上行省被海盗船袭扰着。”⑦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33.
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是连通地中海东西航线的重要中转站,此处的海盗问题甚嚣尘上。雅典大主教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Michael Choniates,约1182—1204年在职)明确指出,当时“海盗的侵扰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①Michaelis Choniatae Epistulae,edited by F.Kolovou,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1,p.89.“海盗”一词在他的书信中频繁出现。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当船只往返于雅典至莫纳姆瓦西亚(Monemvasia)的海路时,经常遭受来自阿提卡附近马克里岛(Makri)海盗的侵袭。②Michael Choniates,
,vol.II,pp.99,129,137,238.在另一封书信中,他的好友塞尔吉乌斯·克林巴斯(Sergios Kolymbas)向他解释没有留在提比斯等待他的原因时写道:如果继续待在提比斯,他会失去同行者的保护,有在科林斯地峡附近落入海盗手中的风险。③Michaelis Choniatae Epistulae,pp.107-108.然而,面对这种海盗横行的状况,帝国海军并没有为该地区提供应有的保护。
与此同时,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地方吏治黑暗腐化,进一步伤害了当地民众的权益。由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优越的物产条件和繁荣的经济状况,④在12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色萨利地区需要向君士坦丁堡提供食物、橄榄油、葡萄酒等物产,是帝国首都物资供给链上的重要环节。参见J.Harris,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186.各级官吏将其视为重要的财富来源,当地民众被迫为帝国整体的军事活动承负沉重的军税和军役。
第一,从12世纪起,帝国统治者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关注点集中在从当地征收高额军税。皇家总督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确保当地赋税的收缴,港区长官的职责自12世纪中叶开始也局限于为帝国征收相关赋税。除此之外,帝国还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设有船务后勤官(
)和海员招募官(
),负责直接向当地民众征收税款。⑤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79.
第二,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民众还背负着缴付临时税、附加税的沉重压力。我们从米哈伊尔·侯尼雅迪斯对拜占庭帝国海军征讨海盗一事的述评中可窥一斑。彼时,以珈福里奥(Gafforio)为首的热那亚海盗团伙严重干扰了拜占庭船只在爱琴海域的航运和贸易。为了剿灭海盗,拜占庭帝国政府临时组建起一支特遣舰队。海军总司令委派斯蒂里奥内斯(Steiriones)前往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征收附加税,以贴补这项临时海军行动的高昂开销。当地民众在定期缴纳的常设海军税之外,被迫继续为特遣舰队提供钱款和物资。尽管热那亚海盗珈福里奥最终被打败,但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在书信中愤怒地写道:“阿提卡地区仍然遭受了海盗般的劫掠。”⑥Michael Choniates,
,vol.I,p.310;vol.II,pp.107,122,125,129.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pp.277,289-291.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81.
第三,除了高额军税之外,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还必须承担军役负担。由于拜占庭帝国沿海地区的民众通常有着较为丰富的航海经验,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一直是拜占庭帝国海军的重要兵源地。但当地民众的军役负担并不仅限于此。内陆地区负责警戒山间要道的小型卫戍部队也由当地民众组成。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曾在信件中提到,他手下的教士曾经遭到首席百人长的强行征召和严苛对待。⑦Michael Choniates,
,vol.II,p.119.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尤斯塔西乌斯(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e,约1115—1196年)也提到,前来支援的伯罗奔尼撒军队,来源正是服军役的伯罗奔尼撒居民。⑧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i,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ki,trans.J.R.M.Jones,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88,p.89.
第四,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民众还时常遭受从海军总司令到地方军事指挥官等各级军官的剥削和掠夺。在12世纪,海军总司令衙门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他们对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大肆搜刮。⑨参见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80.例如,12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海军总司令米哈伊尔·斯特里夫诺斯(Michael Stryphnos,约1198—1204年任职)在任期间,曾屡次买卖海军物资,将钱款挪为己用。[10]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270.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的书信表明,斯特里夫诺斯来到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视察时,向当地索要贡金(
)。这种索取逐渐成为惯例,即便是他不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也没有对该地防务做出任何贡献时,他仍然向当地要求钱物馈赠。①Michael Choniates,
,vol.II,pp.98-100;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281.
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地方官员则通过强征自由农民服军役的手段,趁机非法侵吞农民的土地。据史料记载,一位名叫巴尔达斯(Bardas)的地方官员负责征调当地男丁戍卫山间要隘,在此期间,他将服役农民的土地纳为己有,以普通民众的不幸换取自身的利益。②
,edited by K.G.Mponès,vol.I,Athens,1937,pp.73-74.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在书信中指责当地有钱有势、颇具地方声望的城堡主们(
)非法剥夺农民土地,给地方社会每个人都带来危害,穷困潦倒的农民“如风中的摇叶一般在乡村中游荡”。③Michael Choniates,
,vol.I,p.311;vol.II,pp.99,124-125.
概言之,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为帝国政府提供了大量赋税、人力和物力资源,但当地民众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还要遭受各级官吏的剥削掠夺,由此导致民怨载道,离心倾向加剧。
一方面,繁重的赋税和劳役在12世纪的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民众出现反抗政府官员甚至公然叛变的现象。1147年,当诺曼人入侵此地时,一部分当地民众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公开反抗税收官,他们将诺曼人视为潜在的盟友。尼基塔斯写道:“居民们声称,他们无法忍受苛刻的税收官,不愿再看到他醉醺醺的样子和粗鄙野蛮的行为,因此他们谋划了一个邪恶的计划,那便是公开反叛。他们无法独力完成这个计划,于是抓住这一机遇,将其视为天赐良机,他们前去面见(诺曼人的)舰队统帅,……双方达成协议,舰队统帅同意派来一千名西西里重装骑士。为了绕开税收的雾瘴,他们愚蠢地跳入火坑,为罗马人招来旷日持久、痛苦异常的战火。”④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ēs,p.43.
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虽然谴责了当地民众引狼入室的行为,却也指出他们无力承受高额赋税的无奈。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居民对帝国政府无视民生的态度非常失望,无心抵抗外敌。源于此,在面对诺曼人的入侵时,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所有滨海城市中,只有莫纳姆瓦西亚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采取了有效防御,其它地区“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⑤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p.43-45;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pp.241-243;J.Herrin,“Realities of Byzantine Provincial Government:Hellas and Peloponnesos,1180-1205,”pp.277-278.
另一方面,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内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还导致地方贵族借机收买人心,进而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瓦解了帝国政府在该地区的实际统治权。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地方大贵族利奥·思古鲁斯(Leo Sgouros)能够迅速壮大,正是利用了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内混乱的局势和民众对帝国权威的无视。⑥Niketas Choniatēs,O City ofByzantium,Annals ofNiketas Choniatēs,p.332.他事实上的割据行为既没有受到代表帝国政府权力的官员的镇压,也没有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这或许就是拜占庭帝国政府对该地区治理不善、当地民众对统治阶层不满的体现。与利奥·思古鲁斯相似,12世纪下半叶、13世纪初期,该地区陆续出现了多个贵族割据势力。根据《莫利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Morea)的记载,在13世纪初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至少有24处由地方贵族掌控的要塞或城镇。他们在面对入侵的十字军时,绝大多数选择直接投降,由此导致伯罗奔尼撒地区成为十字军政权的重要据点。⑦孙思萌:《第四次十字军时期拜占庭地方贵族投敌原因——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例》。至此,拜占庭帝国在西南地区地方治理中存在的弊端演变成了真正的政治灾难。
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曾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地带,在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这里演变为帝国统治视野中的西南海洋边境。通过全文的考察可以看出,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军区的地方治理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一方面,统治者无视希腊—伯罗奔尼撒的战略地位,缺乏承担西南地区军事防务和经济建设的意识。地方社会缴纳的税款并未用于组织、加强地方防务:港区的地方舰队不复存在,西南边境的海洋控制权丧失,地方性海防形同虚设。至第四次十字军入侵时期,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方政府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防卫。
另一方面,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民众须服从帝国的需求,提供海军和陆军的船只、兵源和补给,承担繁重的赋税义务。地方官僚机构,从军事最高长官海军总司令、行政最高长官总督,到下属的各级官员,不仅无所作为,而且滥用职权、盘剥民众的现象十分普遍,导致当地民众失去对帝国的忠诚和认同,为13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入侵时期该地区的迅速沦陷埋下严重隐患。
从共时性来看,11—12世纪拜占庭统治阶层对希腊—伯罗奔尼撒治理的弊端是该时期帝国政府在地方治理方面存在大规模失策的缩影。在此期间,权力与资源过度向君士坦丁堡集中是其治理模式的显著特征,①大卫·勒斯科姆、乔纳森·赖利-史密斯主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四卷):约1024年至约1198年(第二分册)》,陈志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03页。在帝国统治不太稳定的边境地区,帝国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有限资源过分掠夺,却越来越无力为地方社会提供保护,导致地方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等。如此背景下,这些地方逐渐脱离了皇帝的控制,或成为反对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基地,②大卫·勒斯科姆、乔纳森·赖利-史密斯主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四卷):约1024年至约1198年(第二分册)》,第710页;G.Page,Being Byzantine:Greek Identity before the Ottoman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9-50.使帝国的地方社会在13世纪初面临西欧人的入侵和拓殖时,出现了迅速与入侵者妥协的现象,加速了东地中海世界分裂局面的形成。
从历时性来看,在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上,由于特殊的、较为开放的地理位置,始终伴随着与周边政权和族群不断的军事斗争。经营边境地区的成功与否,是帝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面临的严峻考验。地方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忠诚是保证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关键因素,成功的地方治理能够将拜占庭塑造成凝聚力强、稳定坚固的国家。相反,地方治理的弊病则易滋生地区分裂主义和地方叛乱,成为帝国失去强权、走向衰落的诱因和标志。拜占庭国家早期和中期的统治者在西南海洋边境的治理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收效。然而,在11—12世纪,拜占庭统治阶层专注于首都附近的安全以及小亚和多瑙河流域等陆上边境的争夺,却忽视了掌控制海权、守护海洋边境的重要意义,将地方的海洋防务寄托在逐利而动的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身上,对地方社会的民众诉求置若罔闻,由此在军事战略和商业贸易两方面都彻底失去了制海权,也就失去了保护首都和沿海聚居区的海上防线,导致民怨沸腾,使帝国的东地中海海岸地带陆续成为外部势力无所畏惧、来去自如的场域。在拜占庭末代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重新认识到希腊—伯罗奔尼撒海洋边境地位的重要性,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VIII Palaiologos,1261—1282年在位)收复该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后,通过建立专制君主国(despotate)的形式指派皇子对当地进行治理,力求促成该地区经济和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试图重新收获当地民众的忠诚。然而,11—12世纪地方治理弊病带来的危害是深远的,西南海洋边境那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战略防御体系很难再重新组织起来,去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③Donald M.Nicol,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261-145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395-399.
可以说,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地方社会的重要性时,不仅要关注当下陆地边境的军事压力,也应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衡量海洋边境的战略地位,更要在意民心向背,施行具有前瞻性、对国家未来负责的政策,这或许便是拜占庭帝国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治理案例为后人带来的警示与思考。
作者简介: 孙思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钱币中的拜占庭皇权研究”(24CSS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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