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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案文学的叙事重构与法治省思——以《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为中心



摘 要: 《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是改编真实案例而成的两部小说,“从案件到故事”的变化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学意涵。从司法档案和官箴书再到公案小说,逐渐生成了丰厚的故事意涵和法律“想象”。两部小说中还包含了较少进入读者视野的诉讼实践和诉讼文本,在上控词状中杂糅多元诉请体现了传统中国诉讼观念中“冤”的独特性、微妙性与复杂性,彰显出创作者对社会结构和秩序的书写与反思。两部小说均塑造了兼具业务能力和高洁品格的正面讼师形象,这是对传统话语模式的艺术突破,也向读者展现了清代中期以来民众对于讼师的复杂情感和微妙变化。从《警富新书》到《九命奇冤》,彰显出从娱乐教化到思想启蒙的书写转型,具有以案件“开国民智,导文明进步”的时代意味。

关键词: 《警富新书》;《九命奇冤》;叙事重构;诉讼文本;民众意识

引言

当文学作品涉及真实案件的书写时,会不断涌现出虚构与真实、修辞与实录、传统与当下的多重解释空间,彰显出不同“解释性群体”的意义。①“解释性群体”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是由群体而非作品本身或单个读者得出的。这些群体不是客观公正的而是带利益性的,他们并非站在中立立场,因为他们是一个有特殊目的和目标的利益群。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l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清代雍正年间发生于广东的一件真实案件从乾隆年间伊始便不断进入笔记、说唱、小说等解释性群体,其中以小说《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最为后人所熟知。《警富新书》成书于乾嘉年间,讲述了一件“七尸八命案”沉冤昭雪的艰辛历程。《九命奇冤》最初连载于1904年《新小说》杂志第一卷第12期,在《警富新书》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与传统满足民众清官崇拜情结的公案小说不同,《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更像是“纪实文学”,所传达的是冤案昭雪之文化反思。

学界对《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料考辨和文本批评两方面。一方面考证凌家犯下七尸八命案之真伪,①罗尔纲:《〈九命奇冤〉的本事》,《〈九命奇冤〉凶犯穿腮七档案之发现》,收入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9-110页;周宝东:《历史与文学的错位:晚清小说〈九命奇冤〉本事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1期;刘洪强:《吴趼人〈九命奇冤〉本事“七尸八命”为冤案考》,《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另一方面比较二书之文体结构、叙事语言和思想境界,②阿英:《晚清小说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24-226页。或从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分析其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区别及与中国传统文本之叙事关系。③吉尔伯特:《〈九命奇冤〉中的时间: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米列娜编,伍晓明译:《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130页。然而,作为以叙述案件尤其是真实案件为主的小说,学界对其中所涉及的法律文本、秩序意识等却鲜有论述。从文学与法律跨学科视角看,上述两部小说对真实案件之改写各有侧重,从中可以考察文学叙事如何影响案件之塑造,以及改写所传达的微妙法文化意蕴。而《九命奇冤》对《警富新书》的改写也体现了文学对法律观念转型的自我思考和文化意涵。此外,两书中的上控词状也有一定的文献与文体价值。下文试详论之。

一、从案件到故事:清代“七尸八命案”的叙事重构

《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中记载了一则发生于雍正年间的冤案。书中梁凌两家本有姻亲,富豪凌贵兴捐得监生功名后却屡试不第,在风水先生挑唆下想购置梁天来家房产,梁天来因遵从父之遗命不肯买卖,二人嫌隙渐生。此后,凌贵兴在亲友爪牙助力下三番五次挑衅梁天来,纠集强盗,犯下斩伐树木、拆墙填池、拦路夺银、割禾毁田等桩桩罪行。梁天来屡次忍让,凌贵兴却气焰日涨,最终指使其亲党火烧梁家石室,酿成七尸八命惨案。梁天来向官府投告,凌贵兴却大肆行贿,此案经县审后,又历经府控、道控、司控、院控,皆以梁天来败诉告终。最终梁天来冒险赴京控告,使案件上达天听,沉冤方得昭雪。

此案中无论是“七尸八命“的惨烈,还是控告过程的艰辛,都有史料为证。罗尔纲先生发现了两件乾隆二年(1737)的题本,一是六月二十二日督署理广东巡抚鄂弥达的题本,二是十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徐本的题本,其中记载了凶犯穿腮七行凶火烧致死梁天来家多命的案件,并且证实了此案发生于雍正五年(1727)九月,直至雍正九年(1731)才得以昭雪。④罗尔纲:《〈九命奇冤〉的本事》,《〈九命奇冤〉凶犯穿腮七档案之发现》,收入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9-110页。但是罗尔纲先生发现的题本中并无实证证明凌贵兴是七尸八命案的真凶,将此案归责于凌贵兴是在文人笔记《霭楼逸志》中。

《霭楼逸志》是欧苏于乾隆年间写成的笔记小说,其中《云开雪恨》篇用约一千五百字的篇幅记载了这一“七尸八命案”。⑤欧苏:《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收入《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李龙潜等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253页。《云开雪恨》中已经勾勒了凌贵兴屡次欺辱梁天来、最终火烧致死七尸八命、案件层层上控却屡告屡冤的雏形。欧苏在“自序”中指出,本书所记载内容“事原于昔时,所传于父老之口,耳于师友之谈”。“例言”中又称本书所载内容是经过筛选的,对于外省、外府之事,作者不敢贸然记录,而“必经本处人士目击确闻,方敢采入”。其中有些内容较为离奇,“例言”部分也特别说明这“都是人耳目所及经者,非他书平空结撰”。⑥欧苏:《霭楼逸志》,收入《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李龙潜等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49页。因此,虽然笔记小说《霭楼逸志》不可作为案件实证,却可证明此案因复杂曲折或离奇惊人而广为流传,轰动一方。从欧苏所述可见因梁凌两家存在仇怨嫌隙而将惨案归责于凌贵兴是彼时公认之事,富豪劣绅究集盗匪欺压他人并搅弄司法的故事也符合民众审美偏好,极具传播力。

《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整体上承袭了《霭楼逸志》所载的案件情节,除附带了数份词状外,《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中对案件走向和人物形象塑造有较大影响的改编有四处。第一,凌贵兴人物形象的渐变式塑造。小说增加了凌贵兴与梁天来商量买卖石室之事。凌贵兴起初并无恨意,后在凌宗孔的挑唆之下才开始百般刁难梁天来。此处改编有劝诫世人安分守己之意图。第二,主审官员的层级变化。《霭楼逸志》中只简言各级主审官员受贿包庇凌贵兴之事,仅有“司验之,亦为这恻然。桂兴馈金百镒,乃寝其事。广府吴,亦受百镒,不为申理。具详臬司楼,得凌厚贿,刑死张凤以灭口。时巡按缺员,藩台懦弱,不准状”数语。①欧苏:《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收入《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李龙潜等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中却塑造了不同的主审官员形象,向读者展示了旁杂人员受贿对主审官员断案的干预。第三,《霭楼逸志》并未提及凌贵兴伪造凌父与梁父之间的契约,《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中增加了凌贵兴谎称梁父欠债的情节,这也增加了凌贵兴能够屡次在公堂之上全身而退的合理性。第四,对案件结果的昭雪式书写。《霭楼逸志》仅简单交代了对一众强盗的处罚,欧苏还发表议论称,此案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处置风水先生马半仙,希望在国法之外,更有冥王能够处置马半仙。②“而独漏网于弥天大罪之马坐仙,不免为之击案痛恨也。虽幸免于国法,恐刀山剑树,冥王必不赦之也。”欧苏:《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收入《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李龙潜等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则将马半仙捉拿归案,一并处以刑罚,体现了人们对于冤情在现世昭雪的渴望。

文学作品往往将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素材遵循故事逻辑来排布,它们读来甚至比一些法律事件更真实。③刘星:《法律与文学:在中国基层司法中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不用局限于展现史实,它可以灵活地处理各个“伪真实”情境,以便更好地重构符合意识形态的社会,正是与历史的疏离使得文学作品获得了“自由”——文本内容不需要指向具体境况,而是指向具体境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④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段吉方、穆宝清译,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124,129页。《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虽可能与史实不符,但能够契合民众的阅读审美偏好与普遍诉讼实践状况,奸恶一方屡屡逼迫、良善一方屡屡退让的故事情节能够引发读者共情,酿成惨案后奸恶一方仍旧依靠钱财逍遥于法律制裁之外,更是将**暗书写得淋漓尽致,这些叙事也为最终沉冤昭雪进行了良好铺垫,最后一刻的正义到来时,读者会更觉酣畅淋漓。《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均刻画了良善至孝的梁天来形象,并将凌贵兴塑造为土豪劣绅,凌氏后人也因此称其为“谤书”,希望为凌家正名。⑤凌扬藻:《答香石弟书》,收入《清代广东笔记五种》之《粤小记》,林子雄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9-401页。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错位”颇具微妙的传统法文化意涵,对文学作品“虚构性”的指责很难剥离其与法律研究的关联。研究清代公案文学中的法律实践的目的,是揭示与民众意识形态相符的法观念。法律实践连接着官民两端,既呈现出受律法制度规约的官方面向,又呈现出与大众内心情感产生共鸣的民间诉求。清代法制体系承袭明制,日趋完备。然而,黄宗智先生早已通过对大量司法档案的整理研究指出了官方表达与实践的“背离”。⑥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徐忠明先生更进一步认为即便是记录司法实践的档案和记录官员心得的官箴书,也存在着对实践的“虚构”。⑦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清代公案小说的文学属性使其享有更加自由的叙事空间,因此其中法律实践描写的虚构性也不足为奇。换言之,两部小说中关于司法实践的叙事,虽然对于某一个案而言可能是虚构的,但却一定是遵从某种司法意识的,并且作为通俗文艺,两部小说相较于官方记载或官箴书等更能够贴近民众心态,从而具备更为充实的法文化意蕴。

总体上看,发生于清朝雍正年间的七尸八命案经由文人笔记《霭楼逸志》的填补和传播,后被改编为公案小说《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从案件到故事”的文学叙事中饱含了独特的叙事学意涵。无论是历史书写还是文学创作,它们都反映了“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特定群体的某种情感、心态、思想和观念”。①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从官方制度,到司法档案和官箴书,再到公案小说,其客观性逐渐降低,文学性逐渐增强,并由此带来了逐渐丰厚的故事意涵和法律“想象”。

二、故事中的诉讼文本与法治反思

《警富新书》虽然与此前公案小说采用了大体相似的架构安排,按照“冤情发生-冤者上告-清官雪冤”的顺序展开叙述,但传统叙事模式侧重“清官雪冤”,《警富新书》却拉长了“冤者上告”环节,《九命奇冤》更是细致刻画上控过程。因此,这两部公案小说的叙事中包含了之前未能进入读者视野的诉讼实践和诉讼文本,使得借其考察更为全面的案件书写和诉讼形态成为可能。如《警富新书》所载词状如下:“具禀人梁天来,禀为虎豪叠噬抄杀七尸八命事。蚁悲姓□□□,居住凌贵兴叔侄肘下,恶听堪舆,要蚁拆居,长伊风水。蚁念父置子不弃,相拒成仇,屡被势逼,破祖父天罡,斩伐长松树木,建白虎、照明堂,毁拆后墙,填塞鱼池,掳掠花园,渡头截杀,惨拷夺银,锄冈芋,割田禾,抢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椅桌,种种欺噬,事事有据。蚁欲誊词上控,因母所训,贫富相悬,卵石不敌,只得忍止。岂料恶十害不休,祸于戊甲年七月十八夜,知蚁母生辰,料知兄弟归家报本,纠合强徒,统贼焚劫,烟杀七尸八命。蒙台验明在案,有张凤亲见亲闻,愿为确证。有此大冤,势着沥血上呜。乞天丙鉴,沾恩切赴!”②《警富新书》第十四回,清嘉庆翰选楼刻本。收入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主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2-83页。

从作状内容来看,这份词状中所指凌贵兴的罪行并无夸大事实搬弄是非之嫌,其中“破祖父天罡,斩伐长松树木”“纠合强徒,统贼焚劫,烟杀七尸八命”等语皆有实证。从作状技巧来看,这份词状与讼师秘本传授所述相符。清代讼师秘本虽遭禁制,但据清代律学大家薛允升称:“刻本可禁,而抄本不可禁,且私相传习仍复不少,犹淫词小说之终不能禁绝也。”③薛允升:《读例存疑》,参见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3页。可见其仍在民间广为流传,上述告词亦受其影响,逻辑清楚、结构自洽,先以“虎豪叠噬,抄杀七尸八命”总括案由,后以详略得当的方式讲明案情,塑造了梁天来步步退让却屡受欺压的卑弱形象,与凌贵兴仗势欺人之态形成鲜明对比,最后又以证人张凤和雪冤诉求进一步增加胜诉概率。

在这两部公案小说的叙事中,梁天来先后向番禺县衙、广州府衙、臬衙、抚衙、总督处投告,最终进京呈控御状。《警富新书》保留了其中的六份告词,④第一份告词投于番禺县黄县令处,已于上文摘录。第二份告词投于广州府刘公处(第十六回),第三份告词投于臬衙焦按察处(第十七回),第四份告词交于抚衙萧公(第十九回),第五份告词有别于传统形式,以五言诗形式书于壁上,引起总督孔公注意(第十九回),最后一份告词则附在奏折后呈于皇帝(第三十八回)。《九命奇冤》因其繁琐而删去。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不乏法律文本的拟写,尤其是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取材于讼师秘本的公案小说如《廉明公案》,就存在大量告词、诉词与判词。与晚明公案小说中的词状相比,《警富新书》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针对同一案件的上控词状范本,并传达出了民众在词状中所云冤抑之情的深层意涵。

在公案小说的司法书写中,“冤”本身就是诉讼双方强调并争论的核心。“冤”对于传统中国的民众而言,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说文解字》将“冤”解释为“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⑤许慎:《说文解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28页。可知“冤”的原意为不能舒展的状态。《广韵》中将其解释为“屈也,枉也,曲也”,⑥陈彭年,丘雍:《广韵》,张氏泽存堂本第一卷,第54页。可见“冤”有不公平待遇之意。由之“冤”成为诉讼文书中常见的修辞与表达,亦是传统公案文学中重要的叙述渲染。在《警富新书》所拟写的六份告词中可见刑事控告与行政控告的杂糅,以及与之对应的,“冤”所发展出的两种意涵:一是家人被害之冤,二是裁断不公之冤。第一份告词中所称“有此大冤”便是家人被害之冤,其“冤”意为受人欺压,以自身所受侵害论证对方过错。

《警富新书》创新之处在于发展出了传统公案小说较为罕见的“上诉之冤”,其后几份告词中所称“官寝民冤”“刑证沉冤”“臬台愈加冤,证人枉毙来”“反案沉冤”都是如此。从硃语变化来看,首封告词的硃语为“虎豪叠噬,抄杀七尸八命”,所控之事为凌贵兴所犯刑案。其后三份告词的硃语为“财神摆布,巧织瞒详,八命沉冤,号天伸雪”“捏凶叠噬,坑杀八命七尸,台宪受贿沉冤,干证非刑受夹,号天究救死生有赖”“屠证沉冤,坑生灭死,千金易捏,九命难伸,鬼泣人悲,泣叩超生雪死”,①其中向总督孔公投告时所采用的是五言诗形式,没有硃语。所控之事既有凌贵兴烟死七尸八命,亦有官府受贿刑死证人沉冤,且以控诉官府受贿沉冤为主。最后一份告词附在奏折后呈于皇帝,硃语为“财封国法,官养民殃,势侵人鬼,恶贯阴阳,乞叩钦差究救”,其中已不见家人被害之冤,字字句句皆为对官员受贿的控诉。从内容的变化来看,首封告词全文皆述刑案,而其后的告词屡次增加行政控诉,最后一份告词中对各级主审官员受贿的叙述已占据大半篇幅,可以说其就是由对刑案的事实陈述和对前审各级官员受贿的控诉杂糅而成的。

在上控词状中杂糅多元诉请更体现了传统中国诉讼观念中“冤”的独特性、复杂性与文化反思。第一,上诉告词中仅涉及对刑案事实和上控事实的阐述,并辅有“冤”“惨”之语,却丝毫不见对法律适用的讨论。按律提起上诉应以前审裁断不公,仍有冤抑为条件,否则便为越诉。因此在传统中国的诉讼观念中,存在冤屈是上控得以提起的条件之一,强调冤情的真切就是上诉的重点,“伸冤”也自然而然得可以涵盖刑事与行政诉请。第二,告词重点内容由刑事诉请向行政诉请倾斜。对于上诉词状的内容,《大清律例》中有所规定:“或有冤抑,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审过情节开载明白,上司官方许受理。”②《大清律例·诉讼·越诉》,康熙年间现行例,雍正五年(1727)定例。柏桦编撰:《清代律例汇编通考》,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7页。可见罗列清楚前审程序及结果是必要的。这也反映出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司法并没有被视为一项独立性事务,百姓能够上诉,只不过是享受了皇帝统治和约束官吏过程中的辐射性利益。③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熊远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9页。行政控告在诉词中的占比也因此增加。第三,混合了双重意涵的冤抑之情相互渗透催生,使得冤情以“滚雪球”的态势加深。首次呈告时的八命之冤已然在数次呈告中发展成了九命之冤;最初的八命之冤仍属于平等地位民众之间的仇怨,仍有向地位高于双方之官府投告雪冤的可能,但官府受贿逐步加剧了梁凌二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虎豪纠集盗匪欺压之冤也逐渐发展为富户搅弄司法、仇不得报之冤。

《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将上控实践进行文学化叙事,通过文学书写了对相关问题的法律反思。历经多层级审理的重大冤案,曾多次具备得以纠正和救济的可能,但却呈现出屡告屡冤的惨象,由此体现出对司法秩序的文化反思。清代以前的官方律令中并无关于“上控”一词的记载,“上控”一词正式出现在官方律典中是在康乾时期,且清代中后期司法实践中上控案件数量增多,皇帝和官员对于上控的重视度也有所提升。④张翅:《冤抑与诉讼:清代上控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清代地方司法事务并不归属于专职人员负责,而是和其他行政事务一并统一由地方长官负责。鄂尔泰曾指出如果再设立官员负责查勘检验等事务,则两位官员之间的统属关系模糊,可能因相互猜忌而导致秩序混乱。⑤《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八“吏政四·官制”,鄂尔泰:《议州县不必设副官乡官疏》。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四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87页。在公案小说的叙事中,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制定的司法审判制度,却在实践中导致了司法秩序的混乱。虽然在官方表达中,大小官员都应掌握律令,⑥《大清律例·公式·讲读律令》,柏桦编撰:《清代律例汇编通考》,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9页。但公案小说中昏聩无能和易被干扰的官员形象却展现了司法运作的实践面向。中国传统的取士标准具有非职业性的特征,尤其明朝时创立并沿用至清朝的八股取士制度,着重考察文字的运用工夫,更加脱离了社会实践。⑦屈永华:《中国传统取士标准非职业性的历史成因与影响》,《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

个人行为与法治息息相关,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梁天来的个人行为最终仍需以皇权为最终保障。无论是前审州县官员的批语对后续各级审判官员的裁断产生影响,还是本应负责监督的官员直言即使沉冤也错不在己,都体现了唯有上京告御状才能救济冤案的无可奈何。《警富新书》与《九命奇冤》以屡告屡冤的上控经历为叙事重点,塑造了各色官员的懦弱形象,揭露了司法干预与受贿沉冤的黑暗秩序,展现了清代官僚体制下司法运作的实践面向。

三、从故事到文化:文本形态流转中的近代文化转型

《警富新书》将真实案例改编成为长篇章回小说,其中已经融入了少许创新性叙事,《九命奇冤》又在此基础上精心雕琢,使其文化意蕴更加丰富。讼师、官僚、上控,这些在官方表达中皆频频出现的人物与制度,在清代公案小说中却有了新的意味。在晚清的时代变革之大潮中,两部作品均有对新的知识与秩序的自我书写与认知,蕴含着深刻而又丰厚的文化意涵。

1.讼师形象的近代转型

在公案小说中以大量笔墨塑造一个正面的讼师形象可谓是《警富新书》的亮点。明清公案小说中讼师多以狡诈唆讼的负面形象出现,或是只言片语一笔带过,《三言二拍》等小说莫不如是。较为独特的是明代讼师秘本中夹杂的几篇公案小说,其中一篇《做状被访》书写了讼师的正面形象,①崔蕴华:《稀见晚明公案小说及其与法律文本关系研究》,《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但是这种书写在长篇小说中并未出现,亦非文学史的常态存在。《警富新书》以较为丰富的笔墨刻画了讼师施智伯侠肝义胆的形象,《九命奇冤》亦承袭并深化了这一讼师形象的悲情姿态。

在《警富新书》与《九命奇冤》中,梁天来寻求讼师施智伯相助。在《警富新书》中,梁天来因家中惨遭命案而寻访讼师帮助作状,所逢讼师都因命盗案件日久难缠、收益微薄而不愿应允,友人向他推荐讼师施智伯,称智伯为人“本不念财,原非唆讼”,②《警富新书》第十三回,清嘉庆翰选楼刻本。收入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主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已然将智伯与为求财唆讼的传统讼师形象相对立。《九命奇冤》中则借他人之口称“若是拿了钱请教他,他向来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见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时就代人作了”,③吴趼人:《九命奇冤》第十八回,载《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5期。又进一步说明智伯代人作状只为心中正义。此后梁天来向施智伯送去润笔银一百两,也被智伯凛然拒收,一个超脱凡俗的讼师形象跃然纸上。施智伯在首次投告前便提醒张凤做好受刑准备,又能够根据公堂断案情形推断官员受贿,足见其十分熟识断狱中的赃官伎俩。但他却循规蹈矩,始终对司法公正抱有期许,为梁天来的多次诉讼呕心沥血,无奈数次誊词控告却始终沉冤不起,最终感叹自己舞弄刀笔无用后抱憾辞世,去世前仍不忘将梁天来之冤案托付于好友东来和尚相助。在传统话语模式中,讼师作为清代诉讼网络中的重要结点之一,既不受官方认可,亦不受百姓尊敬。《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却塑造了兼具业务能力和高洁品格的正面讼师形象,这是对传统话语模式中讼师恶行的突破,也向读者展现了清代中期以来民众对于讼师的复杂情感和微妙变化。

官方话语中对讼师的打压意在限制讼师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民间话语中对讼师负面形象的塑造则源于对讼师助富为恶的畏惧和厌恶,因此,讼师恶名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连接中弥散开来,能够不断再生产鄙夷讼师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④尤陈俊:《聚讼纷纭: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89-391页。《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突破了讼师恶行的传统话语模式,塑造正面的讼师形象,也能够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诉讼文化的近代变迁:

一方面是对诉讼行为之必要性的新思考。传统观念将民众健讼多归因于讼师挑唆,官方意图通过减少讼师数量进而减少断案压力,而《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却提出了民众受冤而多次诉讼的新情境。梁天来多次诉讼虽有讼师施智伯相助,但施智伯却从未玩弄刀笔,挑唆诉讼,而是一五一十叙述案情,极力帮助梁天来伸冤。这表明,在大众观念中,不能再简单地将诉讼行为归结为讼师的引导,而更注重深入探讨民众真实受冤的情况。

另一方面是对讼师存在合理性的思考。民众因讼师索财、助纣为虐而心生厌恶,两部小说中塑造了讼师不为钱财、只为正义的形象,亦体现了民众的诉讼期许。不仅如此,小说中对于讼师的正面作用也有直接说明。梁家发生惨案后,梁天来意欲向番禺县黄县令处投告,《警富新书》中写道,张凤向梁天来表明愿意作证,“天来见其义气凛凛,辞母携张凤往省城,觅人具诉”。①《警富新书》第十三回,清嘉庆翰选楼刻本。收入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主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可见寻求讼师帮忙作状是彼时民众决定提起控告后的第一反应。而且民众普遍认为讼师助力是成功提起诉讼的必备要素。《警富新书》中梁天来与张凤寻遍讼师却无人应允,他便因此陷入了无法作状投告的困境。《九命奇冤》中也写道,梁天来的好友催其投告,梁天来回应需要找讼师帮忙填写呈词。可见在舆论和制度的双重压制之下,讼师行业并没有绝迹,是因为普通百姓诉讼知识的匮乏以及诉讼经验的欠缺,使得他们无法独自顺利撰写词状,亦无法完成衙门中繁琐的交涉程序。

总体上看,《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中施智伯与舆论和制度营造的讼师贪财图利形象截然相反。在小说的世界中构造出纯粹的、正面的讼师形象,传达出了彼时民众对诉讼行为之必要性、讼师存在之合理性的新思考。

2.叙事何为:从娱乐教化到思想启蒙

《警富新书》与《九命奇冤》对传统公案小说话语模式的突破中蕴含了人们司法正义观念的转变,除与前朝公案小说相比有所不同外,两部小说相互之间的差异也是法文化观念发展的微妙体现。

从开篇引语来看,两部作品叙事目的之差异一目了然。《警富新书》开篇借诗句点明真正的儒学生以腹有诗书为乐,不求荣华富贵,并以“昔年有个富家学者急于功名,不肯自安其分,后来生出一段荆棘事故,触怒天颜”等语引出故事,②《警富新书》第一回,清嘉庆翰选楼刻本。收入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主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可见其仍将冤案成因归罪于富户凌贵兴的不知安分守己,尚未能摆脱传统小说的流弊——其叙事者以集体意识代言人的形象向读者传达时代通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③方国武:《晚清谴责小说讽刺语体及其文化精神分析》,《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九命奇冤》开篇引语中就完全舍弃了《警富新书》中的劝诫性文字,而是对两件“奇事”发问:一是为何“纳监读书、充做书香人家的人”做了强盗?二是为何这样一桩“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的大案发生在吏治极好的雍正朝?④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一回,《新小说》1904年第1卷第12期。可见其注重启发读者对传统官僚体制的反思,叙事者虽然仍以说书人的口吻将故事娓娓道来,但却具备远高于读者之上的学识与灼见,以传播和讨论现代文明观念为己任,希望创造出公众皆可参与的思想舆论空间。⑤杨联芬:《“新”之启蒙与公众舆论:论晚清新小说的价值》,《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

从故事情节来看,《九命奇冤》亦反映了远高于《警富新书》的眼界。一方面,对于两部作品中的相似情节,《九命奇冤》的反思与启发意味更加浓厚。例如两部公案小说中都涉及凌贵兴以监生身份纠集盗匪作恶,《警富新书》中侧重强调凌贵兴对功名利禄的过分追求致使其走向歧途,《九命奇冤》中则更加强调凌贵兴的监生身份使其在诉讼中获得了诸多便利。殷氏大闹黄知县时,就反复强调凌贵兴与黄知县同为“读书人”,若要疑心凌贵兴是强盗,便是对读书人群体的不信任。⑥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二十回,《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5期。鲍师爷劝说刘知府时也称,虽不明凌贵兴的底细,但他“究竟是个纳监读书的”,不会犯下这种恶行。⑦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二十三回,《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6期。相较之下,《九命奇冤》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展现了官府对读书人的天然信赖,以及对两造在庭审中居于不平等地位的控诉。

《九命奇冤》对《警富新书》的细微改写体现了对规则和程序的重视。例如,对梁凌二人拆股的细致描写体现了契约观念的发展。梁凌二人的父亲曾合伙经营生意,两位老人过世以后,二人约定分割商铺财产,估价高者得。《警富新书》中仅用只言片语讲述拆股结果,《九命奇冤》中则描绘了众人做中证的热闹场面,面对贵兴补价换物的请求,天来本意答应,却被众人阻拦:“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这可使不得,当众投票,是极公正之事。此刻票已开了,又来加价,起初又何必投票呢?……依我看来,还是依投票之价,梁世兄得去为是,免得因此些微小事,你两家中表起了争端。’众人齐声道:‘老丈之言甚是。倘不如此,我们今天承邀作证人,也是白白多此一举了!’”①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二回,《新小说》1904年第1卷第12期。

书中借众人之口,以极平实的语言将传统中国的契约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据合意达成的契约对立约双方有约束力,订立契约并依契约完成民事活动,需要立契双方具有平等地位,且契约行为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固有的情感纽带逐渐薄弱,独立民事法律活动主体的色彩逐渐增强,但这与传统中国的重人伦的社会性质和文化背景相悖,因而需要更具权威的“中人”对契约活动进行监督,以便暂时、局部的营造立契双方的平等地位。②田涛:《中国人的契约精神——诚信与平衡》,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九命奇冤》中新增加的中人形象正是这一法律观念的体现,中人们也的确在凌贵兴反悔时发挥了监督作用,使原本具有亲表关系的二人能够依规则处事。此外,依规则而非人情决断有助于避免争端。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重人伦道德的文化之下,人们仍然发出了关于规则与人情之关系的讨论。若依靠人情关系,梁天来与凌贵兴争相竞价容易引发争端;若依靠既定规则,则物件归属清楚明白。这亦不失为法律观念新发展的体现。

两部公案小说中都记载了案件最终上达天听并沉冤昭雪,然而案件上报皇帝的程序却有所不同。在《警富新书》中,梁天来赴京控告,在粤东按察苏沛之的帮助下向吏部官员李坤陈诉冤情,李坤指出梁天来无法以庶民身份登殿向皇帝控告,便将梁天来的呈词附在关于其他案件的奏本之后。此种呈告方式并不符合层层上报的律例规定,但却与“叩阍”制度在原理上有相通之处。在清代,虽然有律令明确禁止百姓越诉,但通过登闻鼓或邀车驾的方式直接向皇帝伸冤却可以被受理,在官府审明确有冤情后,也会免除对上控者违反禁令的处罚。③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熊远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6页。因此,《警富新书》中李坤通过一份奏折上报两个案件的行为虽然引发圣怒,但经由孔公禀明案件实情后,皇帝便召天来审讯。这是传统法观念中重视实质正义而忽略程序规定的表现。而《九命奇冤》中,梁天来一路艰辛北上,终于来到京城后,便去都察院投递呈词。根据律例规定,都察院具有受理京控的权力,案件最终由都察院批出奏报皇帝,也与既定程序相符。

从修辞风格看,《九命奇冤》相较于《警富新书》而言更富有戏谑调侃的意味。如果说《警富新书》中还希图为官僚体制中的一些成员保留一件体面的外衣,那么《九命奇冤》则毫不犹豫地将各色大小官吏塑造为见钱眼开的跳梁小丑或昏聩无能的牵线木偶。例如,梁家惨案发生后,《警富新书》中的李巡检只是依职责前往勘验,《九命奇冤》中却丑化了这一人物形象。他不是骑马奔来,而是乘轿而至;为逃避繁杂事务,他未开门检验就坚称没凭没据不得以盗案定论,如此种种,李巡检的官威派头以及对民生的漠视跃然纸上。再如,《警富新书》中仅有一句话写道黄知县“生平惧内,一闻细君之语,不敢不从”,④《警富新书》第十五回,清嘉庆翰选楼刻本。收入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主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九命奇冤》却用大量篇幅展现黄知县的懦弱无能,面对妻子殷氏的撒泼谩骂,他要么“不则声”,要么辩解被打断,要么急得跺脚,殷氏甚至直接宣称“叫他(凌贵兴)把金子即刻兑了来,包他明天没事”,黄知县完全无力阻拦。⑤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二十回,《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5期。此外,《九命奇冤》中对官员受贿的描写亦颇为生动,《警富新书》中仅提及肇庆府连公被人劝说受贿,⑥《警富新书》第二十一回,清嘉庆翰选楼刻本。收入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主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九命奇冤》中直接写道“连太守的黑眼珠子,看见了那堆积如山的白银子,哪里还顾得甚么利害?”⑦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二十八回,《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8期。其叙事者汲取谴责小说与侠义小说之精华、弃之糟粕,不对讽刺的对象进行主观点评,而是通过客观描绘展现各人灵魂的丑恶。⑧王俊年:《从〈九命奇冤〉的表现特色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吴趼人著,海风主编:《吴趼人全集·第十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52页。在戏谑调侃之间,曾经被民众奉为父母官的青天老爷形象已然跌落神坛,将司法正义归结于个人能力的诉讼观念也已黯然消退。

《九命奇冤》不仅新增法律人物形象,且以娴熟的叙述技巧展示了案情从毫无希望到曙光可见再到希望破灭之间的心路历程,在案情变化的起承转合中呈现作者以叙述章法带动人物塑造、以情节发展彰显法律秩序改良的重要性。烟死八命案发生后,梁天来先后奔赴番禺县衙黄县令处、广州府刘公处、臬台处、总督孔公处投告,本以为总督孔公公正裁断,此事终于可以拨云见日,孰料孔公因朝廷事务不得不提前抽身,遂把案件交由肇庆府连公审理。连公同样受到干扰而受贿错断。而新任总督杨公为明哲保身而不肯接受告词。在县、府、督等地不断流转变动,不仅仅是地理空间变化与路程的艰难,更是以形象的方式让读者思考个体如何面对秩序及整体结构变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或许是吴趼人在以故事娱乐民众之余的另一种时代思考。

小说以真实案件为渊源,在大量的诉讼文本和形象塑造中呼应新的时局,呈现出以案件“足以开国民智,导文明进步”的时代意味。晚清已降,时局多变。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人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和解读。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味,梁启超诸人将小说提升到家国、政治的极高地位,认为“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由此不难理解其定义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之良苦用心。无数文人也热血澎湃,试图在小说中容纳政治关怀与人性思索,“新小说”如雨后春笋般进入读者视野。同时,西方小说的翻译热潮也与之互为表里,促成了晚清时期的小说奇观。《九命奇冤》中不少地方便有一种自觉的启蒙姿态和文化意识:“在当日那迷信鬼神的人,大有如在其上。……不比得近来风气渐渐开了,迷信的人渐渐少了。……把这神权打破了,我们中国的民智要开起来了。”②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七回,《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2期。此处以批评者的姿态介入小说叙事,借百年前旧案倡文明新风,启蒙精神在新的叙事风范与知识图谱中缓缓呈现。

综上,从两部小说之间及其与传统公案小说的对比,整体而言呈现出从古典到近代民众新的诉讼观念和正义观念。从两部小说自身差异来看,《九命奇冤》相较于《警富新书》而言,以法治省思和制度反思重建娱乐之外的近代化文人思考,并以故事之趣味与体裁启发民智。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流露,《九命奇冤》都展示了更广阔的眼界,也体现了近代以来文人对传统法律的反思及新秩序的建构。通过戏谑调侃之笔墨,将司法正义与个人能力剥离,呈现出一种更具现实性和批判性的文本形态。正如学者所云,小说阅读是一种对人类价值观的生动提醒,是一种使我们成为更完整人类的评价性能力的实践。进而言之,“文学想象同时是公民身份理论和公民身份实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③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余论

清代公案小说《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完成了“从案件到故事”的文学叙事,并承载了特定时空中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学界对于《九命奇冤》的文学价值多有赞叹,从文化视角来看,其与《警富新书》相比亦有明显进步,如抛却了良民厌讼的传统观念,摒弃了鬼神迷信的落后思想,更新了对情法关系和程序规则的认知。然而,其仍然未能触及法治理念的深层——小说最后仍将冤案的破解之道表达为明君与清官的裁断。这种新与旧之间的摇摆亦是近代文学的自我调整与思考。两部作品对于官吏及其周边群体的形象塑造亦是具有突破性的,讼师不再恶劣,官员也易受干扰,这为我们考察晚清以来民众的审美意识和文化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亦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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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蕴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怡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23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明代公案小说海内外文献整理及其与法律文本互动关系研究”(21BZW10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