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摘 要:德政景观与循吏文化是表里关系,不应一概视作谄谀或自夸之举。 循吏文化的持续时间和辐射范围有赖于德政景观的建造与存续。 德政景观有赖于循吏的历史与文化土壤,循吏文化深耕过的地方,容易出现更多的德政景观,甚至形成群聚现象。 再造德政景观,乃借古喻今,说明当下地方治理良好,地方官也因此享有赞誉。 德政景观及其相关文学作品塑造了当地的文化记忆和叙述模式,一些原本不是为了纪念德政的建筑后来被赋予了德政意义,被循吏文化染色,地域与文化之间由此形成了固定联系。
关键词: 德政景观;德政碑;循吏文化;襄阳
德政碑,亦称“遗爱碑”“去思碑”“清德碑”等,是纪念地方官政绩的石碑。 与墓碑不同,德政碑立于地方官的任职地,立碑时,碑主可能还在世,故而德政碑能够突破葬俗和地域的很多限制,成为民间社会参与地方政治评价的方式之一。① 学界对于德政碑已有关注,其中较为重要的综合性研究如下。 佐藤直人:《後漢徳政碑の出現とその周辺——西狭頌摩崖を事例として》,《统合テケスト科学研究》第3 卷,2005 年。 刘馨珺:《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463-516 页。 赵洋:《唐代德政碑再探》,《碑林集刊》第20 辑,2014 年。 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收入仇鹿鸣著:《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4-173 页、第174-218 页。 刘琴丽:《表彰抑或利用:唐代德政碑刻立的政治意图》,《江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12 期。 刘琴丽:《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4 期。 刘琴丽:《唐代乡族势力的地方政治参与——以德政碑为中心》,《兰州学刊》2019 年第6 期。 刘琴丽:《德政碑所见唐代颂政歌谣考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1 辑,2021 年。 何亦凡:《德政类碑刻研究的新视角》,《唐宋历史评论》第11 辑,2023 年。 何亦凡:《唐代德政类碑刻:民间社会与王朝国家互动的鲜活证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3 年第1 期。 何亦凡:《唐代德政碑刻制度源流考》,《中华文史论丛》2024 年第1 期。德政景观是包括德政碑在内,依托地方官政绩而在任官地兴建的景观建筑。 德政景观的纪念对象是任职于当地的循吏。 余英时先生曾专论“循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循吏兼具“吏”与“师”的双重身份,“吏”代表以法令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师”则代表以教化为主的文化秩序,“循吏”兼而有之。①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收入《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29-216 页。除了正史中专门有传的循吏,中国古代地方也有自己的谱系与传承,且历代均不乏创造此种文化的热情。 循吏文化不仅对于王朝国家十分重要,对于维护地方政治文化秩序亦有作用。 包括德政碑在内的多样化的德政景观往往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教化一方。 德政景观还能与自然风景结合,给人以感官的震撼,吸引异乡人驻足留观或撰写诗文,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大。②19 世纪德国地理学界发起了景观研究,而后逐渐关注景观的文化与历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关于“景观”的概念及其研究史,参见晏昌贵、梅莉:《“景观”与历史地理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2 期;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7 页;安介生:《他山之石:英美学界景观史范式之解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 景观概念传入中国后,历史文化景观研究也体现在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等研究中,出现诸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小波、吴其付:《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的志记、咏记、游记与历史旅游景观研究》,《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10 期;王灿、赖玉芹:《历史景观与公共记忆——以黄州东坡赤壁为例》,《甘肃理论学刊》2011 年第6 期;张佩国:《清代节孝文化景观的历史制作——围绕江南史相关研究的评论》,《浙江社会科学》2023 年第11 期。 文化景观是与历史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美学、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与方法对中国古代史和区域史等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就研究方法而言,个案研究侧重“长时段”“地域性”,较适合这个课题。 周知,襄阳乃古代军事重镇,天下形胜,重在襄阳;同时,其也是农业中心,一都之会,通衢所在。③参见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3484 页。 并参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284-381 页。便捷的交通和频繁的人口往来使襄阳的德政景观拥有更多的观众和更强的文化辐射力。 据笔者整理统计,在正史、文集、金石著录以及方志等史料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德政碑250 余方。 相比于其他地区较为零星出现的德政碑,襄阳地区的德政碑数量和循吏文化存续时长都更为突出,且不乏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德政景观,故本文以古代襄阳为个案研究对象。 寡见所及,学界对此类话题尚未措意,故草此小文,祈教方家。
所谓“再造”,是后世对既往德政景观的修缮、重建、增建的过程。 堕泪碑,初立于西晋,亦称羊公碑、羊祜碑,因立于岘山,又称岘山碑,是古代襄阳最重要的德政景观之一,也是襄阳乃至全国的循吏文化符号。 此碑多次重立,还有增添的附属性建筑。 已有学者梳理过堕泪碑的存废过程④参见张鹏飞:《〈水经注〉徵引荆襄石刻文献考论》,《理论月刊》2015 年第2 期。 胡家全:《〈堕泪碑〉考》,《殷都学刊》2017 年第4 期。,兹不赘论,这里侧重讨论屡次重建堕泪碑及相关德政景观的动因和文化意义。
东晋《襄阳耆旧记》载:
羊祜,字叔子。 武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率营兵出镇南夏。 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 与吴人开布大信。 及卒(咸宁四年即公元278 年),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 其仁德所感如此。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谈咏,终日不倦。 ……祜卒后,襄阳百姓于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⑤习凿齿撰,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南雍州记)》卷5《牧守》,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99 页。 《晋书》本传略简,或摘自《襄阳耆旧记》,参《晋书》卷34《羊祜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022 页。
萧梁时此碑尚存,殊为难得,唯文字剥落。 《集古后录》:“梁大同十年(544)雍州刺史以故碑阙落,命别驾从事史刘伯推模立,此本故碑,一丈一尺。”⑥陈思:《宝刻丛编》卷3 引《集古后录》,叶6a,《石刻史料新编》第1 辑第24 册,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77 年版,第18116 页。 并参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2“梁改堕泪碑”,中华书局2019 年版,第39 页。赵明诚称为“梁改堕泪碑”。 按宋制,一丈一尺约合3.48米,想见碑身较高大。 这是堕泪碑的第一次重立。 当时的雍州刺史王羆,乃守城猛将,多次阻敌,《资治通鉴》所载较详,与羊祜颇有相似之处。 王羆重立堕泪碑,当不乏自况之意。 两方形制相同的高大石碑并肩而立,营造出追访先贤、比肩羊祜的德政景观。
至唐代,堕泪碑再次重立,这与当时的文化环境不无关系。 作为循吏文化的符号,堕泪碑常见于诗文,在襄阳必访此碑。 孟浩然就是襄阳人,人称“孟襄阳”,有名句“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①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卷3《与诸子登岘山》,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231 页。不只是襄阳人才来参访。 开元二十二年(734)李白游襄阳时,有诗云“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又有诗云“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②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3《襄阳歌》,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252 页。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4《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第347 页。此后何时损毁不得而知,但向往德政的士大夫们依旧将其写入诗中。 例如白居易诗云“羊公长在岘,傅说莫归岩”。③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24《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866 页。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窦庠有诗云“岂须登岘首,然后奉羊公”。④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71《东都嘉量亭献留守韩仆射》,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3046 页。李德裕有诗云“不如羊叔子,名与岘山留”。⑤《全唐诗》卷475《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瀑泉亭》,第5406 页。宰相李逢吉有诗云“岘山风已远,棠树事难追”。⑥《全唐诗》卷473《再赴襄阳辱宣武相公贻诗今用奉酬》,第5364 页。李白、白居易是文坛先锋,李德裕、李逢吉乃政坛领袖,他们的诗文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堕泪碑声名在外,而当时的襄州却已无此碑供人凭吊,岂非憾事。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唐大中九年(855)堕泪碑第二次重立。 南宋王象之著录:“唐羊公及改堕泪碑,太(大)中九年李景逊(即李景让,讳改为逊)重立,在岘山。”⑦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3《襄阳府碑记》,叶8a,《石刻史料新编》第1 辑第24 册,第18551 页。所谓“重立”,当是沿袭晋、梁二碑,据旧拓复刻。 碑亦有亭,见于宋人记载。 碑亭是德政碑的附属建筑,不仅保护碑版,也为参访者营造登览游憩之所。 主持立碑者李景让,大中六年至十年(852—856)刺襄州,世称“清德”。⑧《旧唐书》卷187 下《忠义列传·李景让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891 页。 《新唐书》卷177《李景让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290-5291 页。唐代襄州刺史多有德政碑,李景让则不然,他选择重建当地的德政景观,回应当时的文化需求,不愧“清德”之雅称。
宋景祐年间(1034—1038),碑版、碑亭又有修葺。 尹洙撰《襄州岘山亭记》文云:“燕公之来襄阳,时与僚佐游岘山,山故有亭,坏甚,公易而新之。 昔所谓堕泪碑者,梁刘之遴、唐李景让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让所易者。 公命工镌其字之刓缺者,使人可辨识焉。”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587,第28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29 页。燕公,即燕肃,景祐中知襄州,《宋史》卷二九八有传,或许当时也怀揣着与李景让相似的心情。 尹洙感叹说:
呜呼! 羊公之仁,不系乎山。 若碑之存,然后为不朽。 而燕公勤勤遗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爱棠树也。 然则公之政,其仁矣乎! 未有爱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⑩《全宋文》卷587,第29 页。
这段看似恭维的话,却道出了地方长官建设当地循吏文化的内在动力,标榜前贤,功在己身。 此后,以堕泪碑为中心的德政景观的保护、修葺、增建,成为地方官的一项功绩和荣誉。
庆历七年(1047)建岘山石幢和羊公祠。 石幢八面,最重要的《襄阳复羊公祠帖》刻在了第一面:“襄州奏:‘当州城南五里已来,有岘山一所。 上有古迹碑文数座,及有晋太傅羊祜祠庙。 ……’中书劄子:‘奉旨,诸处神庙,不得擅行毁拆。 ……今后不许诸色人等再斫伐□木。 仍敕所□。 疾速采石。’”⑪石幢清代尚存,唯石已倒。 康熙年间王士禛据拓本过录,载于《池北偶谈》。 晚清时文多磨灭,陆增祥编撰《八琼室金石补正》时,多据《池北偶谈》补。 参王士禛撰,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9《岘山幢宋人题名》,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07-208 页。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97《宋》16《岘山石幢题刻十一段》,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第677 页。把整个劄子刻在了石幢一面,足见立碑者对其重视。 这代表着保护堕泪碑及其附属建筑的国家意志,意味着再造德政景观不仅是个人行为,也不仅是地方行为,而是国家行为。 此事的推动者是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知襄州事王洙,其诗也被刻在了石幢的一面。 诗曰“中亭有碑即堕泪,至今观者怀仁恩。 于民何诛不足问,非民忘德由官愍”,又曰“使民永念古遗爱,勖尔风化常丕敦”,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97《王洙等岘山诗》,第678 页。可见,王洙认为维护当地的德政景观和循吏文化,以此教化一方,是地方长官的职责。 王洙诗后,僚属应和。 将作监丞通判襄州事贾黯借此歌颂王洙,诗曰“我侯至之初,亭庙皆新作。 为诗道其意,风化思所托。 侯慕羊公心,仁政及物博。 将见襄阳治,与古相侔若”,将王洙比况作羊祜。②《八琼室金石补正》卷97《王洙等岘山诗》,第679 页。守宜城县令连庠亦然,其诗曰“羊公之政公之化,异时一致当同评。 两贤继美何以况,山之永兮江之清”,连庠同样将王洙与羊祜并举称为“两贤”。③《八琼室金石补正》卷97《王洙等岘山诗》,第679 页。可见,再造德政景观不仅为了怀古,也要借古喻今。 于是,王洙与羊祜比肩,德政景观的再造者与纪念对象享有了相似的赞誉。 石幢的刻立,成为襄州乃至全国的大事,石幢题名者有范仲淹、李宗易等,名士饮饯题名亦多,羊公祠及周边德政景观逐渐成为交游之所。
此后,德政景观又有增建,欧阳修《岘山亭记》载:
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 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 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 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 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 此襄人之所欲书也。④欧阳修:《居士集》卷40《岘山亭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40,巴蜀书社2007 年版,第120-121 页。
地方官史中辉不仅将旧有的德政景观翻新,而且进行增建。 据欧阳修的描述,新的德政景观当是前后两组建筑,前为羊祜的堕泪碑与碑亭,后为史中辉的光禄堂。 这是一套组合景观,表达出接续前贤、踵随其后之意。 地方官重塑当地的德政景观,多是借古喻今。 德政景观的再造与增建,意味着当时较为出色的地方治理,体现着地方官的功绩。 由此观之,《岘山亭记》亦是史中辉的“德政记”。
元代,德政景观又有重建和再造。 至正四年(1344)地方官杨克忠重立堕泪碑,事见于欧阳玄《重刻羊公碑阴跋》。 重立之碑据王君实所存碑帖善本,但不知此善本出自哪朝。 碑文由宣文门监书博士周伯温摹写,良匠刻石,经水陆舟车,运抵岘山。 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欧阳玄记载道:“京师大夫士相传以为盛举。”⑤陈诗:《湖北金石存佚考》卷14《襄阳县》引自欧阳玄:《圭斋集》,叶10b-11a,李建廷编:《金石学文献丛刊》第1辑第7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370-371 页。可见重立堕泪碑是颇受支持的大事。 此碑明初亦存,留有题记,后亦毁。⑥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35《元重建羊太傅碑》,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347 页。
至明代,刑部尚书韩文,弘治初巡抚湖广,于襄阳为羊祜建祠立碑,据载:“莅政之始,首新羊侯祠,重刊堕泪碑,志尚可知矣。”⑦《(万历)襄阳府志》卷36《宦迹》,明万历十三年刻本,成文出版社2017 年影印本,第326 页下栏。对于初来乍到的地方官而言,重建当地的德政景观,无疑是表明心迹的直接方式。 弘治十四年(1501)堕泪碑再立,清代陈诗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著录时,此碑尚存,故清代未重立。⑧参见《湖北金石存佚考》卷14《襄阳县》,叶12a-14a,《金石学文献丛刊》第1 辑第7 册,第373-377 页。弘治十五年(1502),监察御史曹璘撰《跋堕泪碑》,亦刻石。⑨曹璘,襄阳人,另撰碑文《汉江浮桥记》,当地有名文士。 参陈诗:《湖北金石通志》卷8,叶14a-15b,《石刻史料新编》第3 辑第13 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版,第193-194 页。明正德年间(1506—1521),湖广荆南兵廵聂贤有政绩,据方志记载,其在襄阳时“修城岸大堤,葺浮桥新通羊侯祠,立岘山亭”①《(万历)襄阳府志》卷36《宦迹》,明万历十三年刻本,成文出版社2017 年影印本,第326 页下栏。。 以往纪念羊祜往往是立碑修祠,而聂贤是修建通往羊侯祠的新桥,便利往来交通,扩大德政景观的文化辐射力。嘉靖年间襄阳知府汪道昆又建一岘山亭。 至崇祯时,襄阳知府唐显悦于岘山巅建岘首亭,自为《记》云:“羊成侯宴游之所当在是山,亭外立羊成侯堕泪处大字碑,亭西稍下,又建一岘山亭。 今二亭皆圮,惟堕泪碑巍竖山巅。”②《(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叶10b-11a,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104 页。清代重修羊公祠,湖广林天擎撰《重建晋太傅羊公祠记碑》③《湖北金石通志》卷9,叶10a,《石刻史料新编》第3 辑第13 册,第213 页。,荆南道布政使司参议王度撰《重修羊侯祠记碑》④《湖北金石通志》卷9,叶15a,《石刻史料新编》第3 辑第13 册,第216 页。。 明清时期,地方官对德政景观的再造行动是多样的,修祠、立碑、设桥、建亭,使得以羊祜为核心的地方循吏文化得以传续。
晋之堕泪碑,虽屡受损毁,但因历朝的重刻而接续了这方古碑的文化生命,存续千余年,不失为碑刻史上重刊之碑的典型。 以此为核心的德政景观更是不绝,经过梁、唐、宋、元、明、清几代的再造与增建,襄阳的德政景观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成为全国性的循吏文化符号。 再造德政景观的另一目的是借古喻今,地方官们以前贤为榜样,借此表明心迹。
循吏文化深耕过的地方,容易出现更多的德政景观,甚至形成群聚现象。 当羊祜成为循吏文化的象征之后,襄阳逐渐成为德政景观的聚集地。 同时,德政景观历经沙汰,多数被时间过滤,被群体记忆遗忘,难以存续。 襄阳的德政人物不只羊祜一人,当地曾存在不少德政碑,但后世多选择羊祜作为长久追忆,这是因为人们往往乐于重建那些名声更大的德政景观,也是文化惯性使然。 幸而雪泥鸿爪,依靠零星的记载,亦可拼出襄阳德政景观群聚的图景。
早在曹魏时期,襄阳就出现了德政碑。 襄阳太守胡烈碑,景元四年(263)立。 《水经注》著录:“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补塞堤决,民赖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石铭之,树碑于此。”⑤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8《沔水》,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662 页。 《太平寰宇记》载:“襄阳城有古堤,皆后汉胡烈所筑,尝为襄阳太守,惠化及人,塞补决堤。 民因歌曰:‘譬春之阳,如冬之日。 耕者让畔,百姓丰溢。惟我胡父,恩惠难置。’”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45《山南东道四·襄州·襄阳县》,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2816 页。 并参袁维春:《三国碑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3 年版,第86-88 页。唐宋时期不存,碑文不传。 西晋时,岘山上有征南将军胡罴碑。 胡罴,史称有干用,以洁行著名,在襄阳的时间早于羊祜。⑥《水经注校证》卷28《沔水》,第664 页。 东晋孙盛所撰《晋阳秋》作“胡熊”。 (汤球辑:《晋阳秋辑本》,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15 页)《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晋阳秋》作“胡罴”,《晋书》袭之。 (《三国志》卷27《魏书·胡威传》,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743 页)并参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卷8,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322-323 页。但原碑早佚,亦无重建,胡罴事迹随之消亡。 岘山上还有征西将军周访碑,东晋太兴三年(320)立,墓碑,早佚。 史载,周访治荆州,远近悦服,为中兴名将,卒时,帝哭之甚恸,立碑于本郡。⑦《水经注校证》卷28《沔水》,第664 页。 《晋书》卷58《周访传》,第1582 页。岘山上还有桓宣所筑城及桓宣碑,约建元二年(344)立,墓碑,早佚。 桓宣与羊祜相似,有守土之功,招怀初附,能得众心。⑧《水经注校证》卷28《沔水》,第664 页。 《晋书》卷81《桓宣传》,第2116-2117 页。刘宋时有诫虎碑,见于金代李俊民《庄靖集》,彼时原碑不知存否,《庄靖集》或据方志抄录。其文云:“傅僎,字子成,为襄阳令,有善政。 县多虎,僎常追虎入城诫励。 虎去,不复为害。 邑人为立碑。”⑨李俊民著,吴广隆编审,马甫平点校:《庄靖集》卷6《襄阳咏史·诫虎碑》,三晋出版社2006 年版,第326 页。南齐永明九年(491)岘山上有萧缅祠,史载萧缅治襄阳时“为百姓所畏爱”,卒后于岘山为立祠。⑩参见《南齐书》卷45《安陆昭王缅传》,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880-881 页。胡罴碑、羊祜堕泪碑、周访碑、傅僎诫虎碑、萧缅祠极有可能同时在襄阳并存过,可以想见当时德政景观群聚之景。
此后循吏文化已然成为襄阳的文化底色,德政景观未曾断绝。 南宋王象之引《襄阳志》载:“梁简文为晋安王镇襄阳日,画前刺史李阳等十三人形象于乐善堂。”①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83《景物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28 页。 《(乾隆)襄阳府志》对此事有考证,参《(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叶12b-13a,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105 页。原址早不存,史书亦不载。 晋安王萧纲于天监十三年(514)为荆州刺史,次年为江州刺史。②《梁书》卷2《武帝本纪》,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60、62 页。于襄阳仅一年有余,想必初到任上便造画像,襄阳一贯的循吏文化当不无影响。 北周时襄阳有清水亭,后因循吏申徽亦成为一处德政景观,久废,不详故址。史载,申徽为襄州刺史时,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此举与萧纲相类,或有承袭。 史载:“及代还,人吏送者数十里不绝。 徽自以无德于人,慨然怀愧,因赋诗题于清水亭。 长幼闻之,竞来就读。 递相谓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写诵之。”③《周书》卷32《申徽传》,中华书局2022 年版,第609 页。清水亭原本不是纪念德政的建筑,亦被循吏文化熏染。 北周还有襄州刺史豆卢公德政碑、襄州司马陈府君德政碑,约唐宋时佚。④《宝刻丛编》卷3《襄州》引《访碑录》,叶6b,《石刻史料新编》第1 辑第24 册,第18116 页。
唐代襄阳仍是德政景观的聚集地,亦具特色。 故襄州刺史靳公遗爱铭,八面石幢,碑主为靳恒,张九龄撰文,开元十二年(724)(一说开元十一年)立于岘山,清代尚存。 王士禛见时幢已倒,存张九龄名。⑤《池北偶谈》卷9《岘山幢宋人题名》,第206 页。至乾隆乙卯年(1795)陈诗又访得,后移至羊公祠,据其跋,幢前四面每面六行,行四十字,后四面字无存。⑥《湖北金石存佚考》卷15《襄阳县》,《金石学文献丛刊》第1 辑第7 册,第403-408 页。碑文收入《张九龄集》,与拓本相校,几乎相同。⑦参见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9《故襄州刺史靳公遗爱(碑)铭》,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993-995 页。 张仲炘总纂:《湖北通志》卷97《金石三》,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1366-1367 页。全文742 字,加上碑题、撰书人、平阙、赞词等所占空行,可知遗爱碑文刻于此幢前四面。 据碑文,靳恒离任后,当地百姓攀车遮道,但未立碑,此石幢立于靳恒卒后,故碑文当无谀美之嫌。 后四面文字磨灭,据宋代著录,可知为群官陪靳使君登岘山纪文,⑧《宝刻丛编》卷3 引《复斋碑录》,叶14a,《石刻史料新编》第1 辑第24 册,第18120 页。内容难知其详,大概有唱和活动,庆历七年(1047)岘山石幢的创建灵感极有可能来源于此。 唐代岘山不仅是游赏自然风物之所,因其留有前朝的德政景观,也是群官接受循吏文化教育之处。
在动荡时期,德政景观则标志着地方权力的归属。 安史乱后,藩镇割据,襄州地区与唐廷的博弈也通过德政景观展示出来。 副总戎来将军去思碑,宝应二年(七月改元广德,763)立,今在襄城区观音阁村东北,是襄樊市现存最早的石碑,文字不可辨识,惜未见历代著录。⑨参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市县概况》,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4 年内部发行,第55 页。 并参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年版,第69 页。碑主来瑱,上元元年(760)任山南道襄、邓等十州节度,肃宗对其颇不信任,终被杀。 立碑者梁崇义,随来瑱至襄州,来瑱死后,于宝应二年发动兵变,据城自固,唐廷被迫授其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随即梁崇义为来瑱立祠,并立去思碑。⑩参见《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72 页。 《旧唐书》卷114《来瑱传》,第3366 页。 《旧唐书》卷121《梁崇义传》,第3489-3490 页。 此碑之立,不似寻常。 唐代有着较为严格的德政碑奏请制度,只有经过层层批准,方可立碑,以示中央权威。 然而,以唐廷对来瑱的政治态度以及梁崇义占据襄州的过程,此碑绝非依制依规而立。 梁崇义及其僚属当知悉制度程序,而不予理会,乃有意为之,意欲为来瑱正名,表现其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尤其暗示着政治权力与权威的转移。
德政景观的建立时间亦颇有考究。 晚唐时期,襄阳还有著名的徐襄州碑,碑文收入《文苑英华》,《复斋碑录》题作《唐徐商德政碑》,碑文歌颂襄州刺史徐商政绩,属德政碑无疑。 徐商,大中十年(856)至咸通元年(860)刺襄州,咸通六年(865)拜相,同年十二月襄州立德政碑。①《文苑英华》卷870,中华书局1966 年版,第4591 页。 《宝刻丛编》卷3 引《复斋碑录》,叶21a,《石刻史料新编》第1 辑第24 册,第18124 页。 并参《新唐书》卷63《宰相表下》,第1738 页。徐商离开襄阳后,当地并未立碑,而在其拜相之时,此碑恰好刻立,想必不是时隔三年方才怀念起徐商。 由是可知,地方立碑取向与官职升降之关系。 相似实例,又见于宋璟、杜佑。②宋璟、杜佑之事详参何亦凡:《唐代的“辞让立碑”——另一种德政宣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 年第2 期。有趣的是,岘山上还有《唐相国徐公辞立碑表》,原碑早佚,立碑时间在咸通九年(868)。③《舆地碑记目》卷3《襄阳府碑记》,叶8a,《石刻史料新编》第1 辑第24 册,第18551 页。此碑是徐商拒绝立碑的表文,撰写时间当在德政碑刻立之前。显然,徐商的辞让并未成功,襄州不仅刻立了德政碑,三年之后又刻了这篇《唐相国徐公辞立碑表》。 立碑者极有可能是襄州的时任地方官,而徐商是他们的前任、当时的宰相,是榜样,也是晋升的渠道,仅刻一碑或许被认为是不够的,能够用作政绩宣传的素材都应当被利用。 两碑并立,形成襄阳乃至整个唐朝独特的德政景观。
后世襄阳亦建有德政景观,元代为多,一些分布在南漳、宜城、穀城、枣阳,记录集中在《(万历)襄阳府志》卷三七《宦迹》。 例如,襄阳路总管吕流颂德碑,岘山又有其去思碑,一人在同一地区便有两方德政碑,可见当时对德政碑的管理已不如前代严苛。 明代襄阳有原杰祠,惜现今难考其详。④《明史》卷159《原杰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4345 页。至清代,襄阳府新建的德政景观较少,这或许与乾隆四十年(1780)前后大规模清除德政碑的行动有关。 但对既有德政景观往往有重修或再造,亦不失为一种婉转又风雅的德政宣传方式。⑤孙玉庭撰《牛真谷先生传》记载:“其乾隆四十年间,上以官多沽名,所有德政去思碑皆仆之。”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附录《牛真谷先生传》,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010 页。所谓“今人之伪德政碑愈多愈贱”的情状在襄阳是几乎不存在的。⑥清康熙时人王之绩云:“至于今人之伪德政碑愈多愈贱,其亦文字中无耻之一端乎?”王之绩:《铁立文起前编》卷4《碑文》,清康煕刻本,叶1,于景祥、李贵银编著:《中国历代碑志文话》,辽海出版社2009 年版,第471 页。《(乾隆)襄阳府志》说道:“纪当代宦迹,与前代异。 盖涉笔稍浮,易滋物议。 兹所录,宁严毋泛,且遵成例。 虽政迹卓著,而现居爵位者,不敢立传,避近谀也。”⑦《(乾隆)襄阳府志》卷21《名宦·本朝》,叶64a,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359 页。 乾隆以后襄阳府鲜有立德政碑。 参王万芳纂:《(光绪)襄阳府志》卷21《宦迹》,光绪十一年刻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循吏入祀名宦祠,而不立碑,可见时人对德政碑的审慎态度。
古代襄阳的德政景观形态、目的、存佚不尽相同,历时千年,形成了独特的德政景观群景。 襄阳是中国古代德政景观群聚现象的代表,其内核是襄阳地区长期存续的循吏文化,文化惯性是长久动力。 由襄阳一地亦可推知全体:中国古代对循吏文化的推崇一脉相承,不因王朝更迭而改变。
以羊祜为精神主体的襄阳循吏文化,其创造者多是历代镇守襄阳的地方官,他们多不是襄阳人,但却在修造德政景观的过程中,塑造了独属襄阳的循吏文化。 而这样的文化,又影响着当地人、后来人,并形成独特的地域记忆以及叙述模式。
一些原本不是为了纪念德政的建筑后来被赋予了德政意义,被循吏文化染色,不失为地方史研究中颇值得关注的现象。 《水经注》记载襄阳沔水旁有桃林亭。⑧《水经注校证》卷28《沔水》:“沔水又径桃林亭东,又径岘山东。”第664 页。《艺文类聚》引《荆州图记》云:“襄阳县南有桃林馆,是饯行送归之所萃也。”⑨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63《居处部·馆》,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140 页。旧址不详所在,唯可推知襄阳城南桃林一带当有水陆通道,又有桃花流水的景致,于是先建一亭,后有馆驿,原本是一处迎来送往之地,而后世在追溯其历史渊源时,产生了不同解说。 《(乾隆)襄阳府志》云:
城南六里。 《旧志》止称桃林,云相传晋桓冲北伐,屯兵于此,军士食桃弃核,至春萌生,遂成茂林。 此妄传也。 考《水经》,沔水又径桃林亭东。 夫《水经》为汉桑钦所撰,已著桃林之名,乌待桓冲帅师时耶? 又按《荆州图副记》,襄阳县南有桃林馆,是饯行送归之所。 萃(盖)自晋唐已后,以羊成侯遗爱,复建亭,称岘山亭,而馆之,故址无闻。 今南门外三里许,道左有桃林一带,颇为浓郁。 虽非当年故迹,居民能勿翦勿伐,而设馆授餐,以待行旅,亦足继前徽矣。①《(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叶9b,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103 页。
关于桃林馆的起源,第一种说法是桓冲北伐军士食桃弃核后成桃林,类于敦煌“李广杏”,方志编纂者已驳其非,然《水经注》中的“桃林”属注文,当非《水经》原文。 第二种说法是,为纪念羊祜德政而建亭建馆,虽旧址无闻,但这种说法不仅得到了方志编纂者的认同,而且也是当地居民更倾向的解读,足见循吏文化对襄阳地域记忆的深刻影响。
前揭《徐襄州碑》详细记录了徐商在襄州的八项政绩,其中第八项就是修缮驿站附近的江亭,文云:
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八。 ……其八曰:汉阴驿西旧有江亭一所,迎候皆于此。 前后窄隘,不便筵宴。 所要铺陈,须至汉阴驿上厅内。 遂使前后虚豁,难置门窗,重客居停,全无床幅,结束非便,寝止难安。 遂别构设厅,以备迎送。 长廊虚槛,连接大厅。 怪石修篁,罗列其所。 江波入户,画舸临轩,信可谓胜游之地也。 又重修琐闼,改制上厅,夏凊冬温,憇息宜便。 别开过路,缭绕江亭。 主客邀迎,咸遂得礼。 因命新亭曰汉广亭。②《文苑英华》卷870,第4591-4593 页。
汉广亭原是汉阴驿附近的一所无名江亭,亦是迎来送往之地,但空间狭蹙、陈设贫乏,徐商重修后,变为“胜游之地”。 《方舆胜览》载:“汉广亭,在府治南。 望群山环绕,有汉水映带,平陆万里。”③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32《京西路·襄阳府》,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576 页。可见汉广亭当年盛景。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虽并未把类似行动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事类中,但此事是被当作徐商的重要政绩写入碑文的。 汉广亭原本不是为纪念德政而建立的,但建成之后却成为德政景观,以至于宋代曾巩在登临汉广亭时,仍不忘联想地方官的德政:“太守朴鄙人,迂无适时术。 治民务不烦,得以偷暇日。”汉广亭至迟万历间已废,而清代府志延续著录,并注明“唐襄州刺史徐商建”,可以想见襄阳的循吏文化跨时代地铭刻在地域记忆之中。④参见《(万历)襄阳府志》卷30《古迹·襄阳府》。 《(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叶10a,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104 页。
明代襄阳郡城北大门外,汉江北岸有汉皋楼,南岸有挹秀楼,一江相隔,水路不便。 弘治十年(1497)都御史沈晖等人兴建浮桥,次年建成。 通汉江、济行人,故名济汉桥,后于汉皋楼下立碑《汉江浮桥记》。⑤《汉江浮桥记》,曹璘撰,全文存于《(万历)襄阳府志》卷74《艺文》。 并参《(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叶12a-b,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105 页。 《(乾隆)襄阳府志》卷33《艺文》收录《汉江浮桥》,但为节录,叶6a-7b,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531-532 页。 本文《汉江浮桥记》据以上文献引文,后不赘注。碑文提及了主导修桥的诸位官员当时兴建浮桥的缘由:“溽暑暴涨,水啮城趾,恒为执事忧。舟人乘之,射过客,利无厌。”说明当时的摆渡船存在暴利经营的现象,而兴建浮桥会损害那些摆渡行业的利益。 碑文又云:“不废时旷日,不劳民伤财,不怵于利害”,“物议沸腾,而君不为沮”,说明建桥遇到很大阻力。 碑文又载,浮桥建成后,“行旅阴被其惠,而不知伊谁之功。 邦人显蒙其爱,而莫知所以为报。 于是致仕教授谭君、镇太学高君、宁暨义官张暹、赵粹辈挈舆论,属予记诸石,立汉皋楼下,直(植)通衢旁。 俾倾国之人知恩之所自,过者颂焉”,立碑于大道通衢,扩大影响,形成德政景观。 《汉江浮桥记》将此事以碑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用德政事迹的记叙方式加以赞颂。 碑石虽在清代已毁,但清代方志编纂者认为“古人造舟为梁之意不容泯没”,于是也收录了前朝的碑文和事迹,使之成为襄阳循吏文化记忆中的一部分。①《(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叶12a-b,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第105 页。
地域记忆的塑造也来自文人士大夫,《襄阳乐》以及与襄阳有关的诗歌成为循吏文化的文学表达,更加固定了循吏文化与地域之间的记忆联结。 约刘宋元嘉三年(426)刘道产为襄阳太守,史载“善于临职,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不受化者皆顺服,百姓乐业,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②《南史》卷17《刘道产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89-490 页。,说明《襄阳乐》是带有地域性的长期留存的诗歌体裁。 至相距数百年的宋代,苏辙写过《襄阳古乐府二首》,其一为《襄阳乐》,诗中有云:“谁言襄阳苦? 歌者乐襄阳。 太守刘公子,千年未可忘。 刘公一去岁时改,惟有州南汉水长。”③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1《襄阳古乐府二首·襄阳乐》,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1 页。可见宋代的《襄阳乐》仍以德政为题材。 诗歌虽不是德政景观,但也丰富了关于循吏记忆的文化内涵,地域拥有了特定的文化名片。 在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记忆中,“循吏”是“襄阳”最直接的联想词,这种记忆跨越了朝代、政权、地域。 所以,当欧阳修得知好友刘从广将赴襄阳任官时,很自然地写下《乐哉襄阳人》,数百年后王士禛路过襄阳时,也能自豪地写下《襄阳口号》。④欧阳修撰,刘德清、顾宝林、欧阳明亮笺注:《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12《乐哉襄阳人送刘太尉从广赴襄阳》,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396-1397 页。 王士禛撰,袁世硕、王小舒点校:《渔洋续诗集》卷6《襄阳口号》,齐鲁书社2007 年版,第808 页。 清人记载,《襄阳口号》乃王士禛最得意之笔。 金武祥撰,谢永芳校点:《粟香随笔》卷5,凤凰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2 页。
有识之士对德政碑常怀警惕态度,白居易诗云:“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⑤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4《讽谕四·青石》,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362 页。顾炎武云:“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华衮之权,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无以风劝,而植于道旁,亦无过而视之者,不旋踵而与他人作镇石矣。”⑥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卷22《生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69-1271 页。《随园诗话》记载:“许竹人侍御《题路上去思碑》云:‘君看去思官道石,深镌镌不到人心。’”⑦袁枚:《随园诗话》卷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 页。这样的看法容易使人产生德政碑尽是虚美之辞的错觉,但并非所有的德政景观都为人诟病,襄阳堕泪碑,历代重立都受到支持,甚至举国皆知。 德政景观传续循吏文化,引导地方政治,提供游赏之所,塑造地域记忆,应正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功能。
羊祜堕泪碑是襄阳乃至全国的循吏文化符号,纪念碑及其相关建筑构成了中国古代颇具代表性的德政景观。 历代不论原址重修还是新址增建,都体现了当时人对循吏文化一以贯之的认同。 同时,德政景观也是权力具象化的道具。⑧关于景观与权力的关系,参见W.J.T.Mitchell ed.,Landscape and Pow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中译本见《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 年版。历代地方官对羊祜德政景观的兴建,是以借古喻今的方式,宣传当下的地方治理。 也许羊祜堕泪碑在襄阳的出现只是偶然,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襄阳成为全国循吏文化的地标却是文化惯性的必然。 德政景观延续了当地的循吏文化,文化历史又催生了更多景观建筑,使得襄阳成为德政景观的群聚之地。 德政景观成为襄阳的地域文化符号,塑造了公共记忆和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29-09
作者简介:何亦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2024QQJH06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