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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视野下的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与传播研究

文化遗产研究



摘 要:21 世纪城市与博物馆的伴生关系表现为相互嵌套的物质空间、媒介空间与故事空间。 文章认为“博物馆之城”是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功能深度介入下的城市发展思路,北京“博物馆之城”是面向未来的全域性活态博物馆城市。 结合叙事学与城市设计传统,文章采用城市策展与叙事绘图的方法,提出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可借助遗产考古地图、精英文学地图和普通人日常生活地图交织而成的城市故事网络,整合碎片化的城市空间,强化身份认同,在未来充满移动性的混合媒介空间中,培育公众对城市历史、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切与行动。

关键词: 叙事;城市策展;“博物馆之城”;城市建设;城市传播;记忆

引言:变革中的城市与博物馆

20 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向以城市为主导的世界转型。 城市面临着各种现代性的挑战,如人口扩张与可持续发展,资源管理与保护,减排与气候变化,等等。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还混合着现代性乡愁和对理性主义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的反思。 有学者提出,以加速为特征的现代时间经济消解了物质性的建筑坐标和城市空间的地方性。① Nick Prior,“Speed,Rhythm,and Time-Space:Museums and Cities,”Space and Culture,vol. 14,no. 2,2011,pp.197-213.20 世纪末,全球城市中的地方意识和身份意识复兴,多地政府将文化政策作为城市更新的引擎。 城市不仅依赖于经济和技术上的成功,还努力成为“文化磁石”,以凝聚社会共识,吸引投资、人才和游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提出“以人为本的城市就是以文化为中心的空间”①“HABITAT III:‘A Human-centred City is a Culture-centred Space’ Says UNESCO Report”,https:/ /news.un.org/en/story/2016/10/543082#: ~:text = With%20top%20diplomats%20and%20urban%20development%20experts%20gathered,cities%20that%20are%20more%20inclusive%2C%20creative%20and%20sustainable,2016-10-18.。

近年来,在城市研究与城市实践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和修辞转向。 在叙事学、符号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建筑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视野下,叙事和“讲故事”被视为人类记忆、认知和社会交流的基本方式之一。 城市亦被看作人类想象的世界和承载了主观性的区域,是一个可以被编码和解码的文本或一个“写作”的过程。 城市不仅是各种媒介再现的对象,城市环境本身同样具有媒介属性与传播功能。②孙玮:《城市传播的研究进路及理论创新》,《现代传播》2018 年第12 期。 在“媒介泛在”的观念中,城市中的一座建筑、一棵树或者一块石头都可以讲述其各自的历史。 叙事成为广泛的符号现象和文化现象。 城市建设从一项技术性的工程转变为需要兼顾空间意识、形象思维和意义创造的复杂且富于人性化的交流活动。 意大利城市学家Bernardo Secchi 和Paola Viganò 建议城市实践者要从前人在地球表面上有意识地印制的层层叠叠的大量标志中汲取养分,同时要超越这些符号,以便为持续和有意识地改变城市的状态编织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③转引自:Jeremy Allan Hawkins,“From Narrative Objects to Poetic Practices:On Figurative Modes of Urbanism,”Urban Planning,vol.7,no.3,2022,pp.430-439.

作为现代城市文化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被寄予推动城市变革的厚望。 1972 年,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关于博物馆在满足现代拉丁美洲社会和经济需求方面的作用”的圆桌会议上,来自拉丁美洲的农业、城市规划、科技、教育和博物馆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以技术和经济增长为逻辑的社会发展没有带来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发展以及广泛的社会公平,反而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会议倡议博物馆重新融入和服务社会,为世界面临的危机提供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案。④Bruno Brulon Soares et,al.,“Towards the Integral(and Integrating) Museum:Over 50 Years of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Museum International,vol.74,no.3-4,2022,pp.24-35. 通常而言,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⑤蒂莫西·阿姆布罗斯、克里斯平·佩恩:《博物馆基础》,王思怡、郭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 页。。 随着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增多,以及新博物馆学的推动,当代博物馆的类型和实践日益多元化。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章程中,“博物馆”的定义曾经过多次重大修订。 如今,“博物馆”一词可以涵盖各种遗产和文化组织,包括博物馆、历史建筑、考古遗址、遗产中心、公园、花园等。⑥北美和欧洲国家有众多活态历史博物馆(Living History Museums)和露天博物馆(Open Air Museums),它们创立的初衷是保存和展示民间文化与自然,如农场博物馆、植物园、花园等。 这种类型的博物馆也反映了古典博物馆概念在时空维度上的开放性,将博物馆作为自然中蕴藏的沉思之所。 相关内容参见:Paula Findlen,“The Museum:It’s Classical Etymology and Renaissance Genealog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vol.1,no.1,1989,pp.59-78.20 世纪后期,陆续涌现的露天博物馆聚焦于城市、工业与军事环境,关注生态议题,或呈现史前及古代文明的生活图景。 相关内容参见:Lucie Rychnová,et al.,“Open-air Museums:The Futur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Spiritual and Architectural Heritage,”Muzeológia a Kultúrne Dedˇc i stvo,vol. 10,no. 1,2022,pp.5-18;Sascha B. Olinsso,“A Museology for Open-Air Museums,”Journal of Conservation and Museum Studies,vol.21,no.1,2023,pp.1-17. 博物馆与图书馆、档案馆也不再是完全隔绝的机构。⑦Patrick Lo,Kitty But and Robert Trio,“Links between Libraries and Museums:a Case Study of Library-Museum Collaboration at t he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JLIS.it.vol.5,no.1,2014,pp.103-119.一些博物馆设立了馆藏文献库,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也出现了服务公众的常设性和临时性展览。 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系统,博物馆以实物为中心展示并传播思想。⑧Duncan F. Cameron, “A Viewpoint:The Museum as a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Museum Educ ation,”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vol.11,no.1,1968,pp.33-40. 为了提升社会包容性和可及性,博物馆策划和营造出“叙事环境”或“故事空间”。 Louise Ravelli 对此解释说,通过创造性组织展品和空间,选择和建构内容,诠释角色关系,展览成为有意义的文本,观众在空间中穿行,就是对文本的阅读。⑨Louise J.Ravelli,Museum Texts:Communication Frameworks,London:Routledge,2006,p.123. 在“文化营城”理念的推动下,城市和博物馆日益形成相互嵌套的物质空间、媒介空间和故事空间。 荷兰安特卫普河畔博物馆坐落于“一条充满故事的河流”的岸边,博物馆的收藏、展览与建筑、广场上的公共艺术,甚至建筑在河流中的倒影及附近街区环境在视觉上的连贯性,共同讲述着这座港口城市的故事。①“Discovering Antwerp’s History and Culture at the Museum aan de Stroom(MAS)”,https:/ /antwerpist.com/museumaan-de-stroom-mas/,2025-09-22.为了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博物馆也充分利用“讲故事”这一强大的参与性工具,通过科学家、土著知识所有者和农民的讲述,将气候变化这个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明了,丰富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②Manuel Charr,“How the Australian Museum is Leading the Charge on Climate Action and Sustainability”,https:/ /www. museumnext. com/article/how-the-australian-museum-is-leading-the-charge-on-climate-action-and-sustainability/, 2022 -02-07.

城市与博物馆的伴生关系引发了有关“博物馆之城”的讨论。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其自身就是一座动态的社会与历史的博物馆,整个大城市的物质实体都具有教育的目的。③安东尼·滕:《世界伟大城市的保护:历史大都会的毁灭与重建》,郝笑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75-80 页。 新博物馆学运动酝酿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和整体性博物馆的观念,将地域空间看作一个完整的博物馆的范围,提倡遗产在原址保存,以便从整体上理解遗产的意义。 博物馆不再是以实物为中心的一座建筑,而成为一个地方,它的边界还可以由音乐、传统、方言或其他属性来界定。④Peter Davis,Ecomuseums:A Sense of Place,London:Continuum,2011,p.81.博物馆在城市中不断增加和集聚,形成了城市众多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本文认为,“博物馆之城”建设与其说是拥有和修建大量实体博物馆,更准确地说是由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功能深度介入的城市发展思路。 不同于城市工程建设,以博物馆的方式“照顾”城市⑤Jill Bennett and Saskia Beudel,Curating Sydney:Imagining the City’s Future,Syndney:UNSW Press,2014,p.9.意味着收藏、保护、解读、展示和传播城市遗产与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地讲述故事的方式,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为公众提供终身教育与知识共享的开放性环境,唤起人们探索、观察、研究和思考城市的兴趣。

一、北京:“故事之城”与“博物馆之城”的耦合

叙事是一种修辞行为,是指“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⑥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页。。 叙事文本是由“行动者或主体通过某种媒介,如语言、图像、声音、建筑物或它们的组合,向(读者、观众或听众)讲述一个故事”⑦米克·巴尔(Mieke Bal):《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4 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 年版,第5 页。。 有着3000 多年城市史和800 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显然是一座充满故事的城市。 北京也是由众多不同时代的作者通过各种媒介和不同体裁的文本讲述的城市。 在汉语语境中,叙事和城市设计有着独立的传统。 在古汉语中,“叙”与“序”相通,与礼乐制度按空间分布、依先后次序而行的规范有关;“叙”“事”两字合用则是指“行事”,主要表现为朝堂上的奏事、论事和处理事务的过程与次序,此后,逐渐发展出按空间和时间安排故事线索的意思。⑧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1 页。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作者们时常将作品的开头作为“与天地精神和历史运行法则打交道的契机”,是“建立天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相沟通的总枢纽”。⑨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29 页。中国古代城市设计同样采取了超时空的安排,在礼仪制度与城市空间的组织和设计中借鉴了天文、星象等知识。 北京老城是城市设计者和匠人们依照古代先人的伟大想象与宇宙观在地球表面上的创造性书写,此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是在这一创作的基础上的继承、续写和再创造,由持续性创造和想象所塑造的北京城充满了叙事的能量。

1923 年,沈从文先生第一次进京,他将看到的琉璃厂、前门大街,以及琳琅满目的货品和骡马大街上镖局的招牌与驼队描述为“文化博物馆”的模样①王苗:《北京文学地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版,第87-88 页。。 1951 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也称北京为“中国的博物院”②林徽因:《中国建筑常识》,新世界出版社2024 年版,第202 页。。 截止到2023 年底,在北京市文物局备案的博物馆有226 家,北京地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840 处。③《2023 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统计公报》, https:/ /whlyj.beijing.gov.cn/zwgk/tzgg/202407/t20240705 _3739877.html,2024 年7 月5 日。其中,相当数量的博物馆坐落于遗产原址或是对历史建筑的再利用。 北京还有大量文化存量资源,如会馆、名人故居、古道网络、历史文化街区、工业遗产、古树名木、国际设计师建筑、文创园、画廊和不同规模、形态和性质的公园。 “十四五”期间,北京提出建设能够代表大国首都形象的“博物馆之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发展。 2023 年,北京市文物局面向公众发布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2035)(征求意见稿)》,提出推动博物馆之城建设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与城市规划、老城保护、城市更新、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相结合,最终达成“馆城融合”的战略性目标。④《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2035)(征求意见稿)》,https:/ /wwj. beijing. gov. cn/bjww/362741/dczj/326038287/2023021713274012831.pdf,2023 年2 月。 基于上述城市历史和文化资源特性,以及城市发展的需要,本文将北京“博物馆之城”视为一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它不仅包括城市的物理结构和空间结构,也包括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结构、文化结构和文本结构,是一座开放性、全域性和面向未来的活态博物馆城市。

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Merlijn van Hulst 认为,规划工作是“未来导向性”的叙事,通过讲述和聆听故事,当下的行动者不仅能够理解过去,还能为未来做好准备。⑤Merlijn van Hulst,“Storytelling,a Model of and a Model for Planning,”Planning Theory,vol.11,no.3,2012,pp.299-318.《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作为城市最新的建设蓝图,为北京城市建设描绘了一个叙事框架:一座见证历史沧桑变迁的千年古都,通过众多事件和行动,走向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古都北京”与“国际之都”作为故事的主线,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也会存在一些紧张关系,这也是北京城市故事的魅力所在。 杨义在评价中国叙事传统时说,“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致中和”的审美追求最终使两极对立达成统一。⑥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 页。 那么,如何讲述北京城市的故事,本文认为可以在空间叙事中置入博物馆的思维、功能和方法,以达成意义的传播、共享与认同。 展览是博物馆各项功能的交汇点和外显形式,策展/策展人将收藏、研究转化为公共教育,传播知识和思想,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可以通过策展的思路搭建城市的沟通系统。

二、城市策展:构建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叙事网络

策展(curation),源自拉丁语“curare”,原意为“照顾和管理”。 17 世纪以后,这个词专门用于指博物馆和美术馆对艺术品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策展人(curator),传统上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保管者和研究者,通常关注有形的物质实体与文化资源,其角色贯穿博物馆业务全过程,是各种业务的集成者。⑦史明立:《中西方博物馆策展人(curator)制度浅析》,《中国博物馆》2018 年第4 期;尹凯:《如何理解“Curator”:一个由翻译引发的学术思考》,《中国博物馆》2019 年第2 期;曹兵武:《展览与策展——一个博物馆业务与博物馆学的焦点问题》,《文博学刊》2022 年第2 期。策展人致力于通过艺术的手法讲述故事,深化人们对实物的感知和理解。 随着博物馆的增加和展示文化的广泛应用,策展实践扩展到博物馆以外的空间,乃至整个城市。 Torsten Kathke 等学者将此描绘为包括将物品、价值观和叙事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连贯的整体呈现给受众的更广泛的社会实践。⑧Torsten Kathke,Juliane Tomann and Mirko Uhlig,“Curation as a Social Practice:Counter-Narratives in Public Space,”International Public History,vol.5,no.2,2022,pp.71-79.在这个过程中,策展人是网络构建者和叙述者,在传统意义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空间的基础上,为公众架起历史文物与当代社会之间的桥梁,并协调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师、艺术家、作家、设计师、策展人以及居民和访客共同参与到城市的规划、建设与传播中。 城市策展的目的是创造富于文化性和知识性的公共生活,培育公众对城市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关切与行动。

在历史、考古、叙事和策展活动中,位置和场所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研究中,过去的时间需要在空间维度中透过人类活动的物质化场所得以呈现。①菲利普·J.埃辛顿:《安置过去:历史空间理论的基础》,杨莉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9 期。 考古研究根据文献记载,“以点(地面现存和地下新发现的)和线(大街、胡同)为基础,扩大至面(即一片,如宫城、皇城、苑囿)”②杭侃:《古今重叠型地方城址的考古方法刍议》,《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42 页。,绘制不同时代特点的城市平面图,深化对城市演变的认识。 而叙事需要思考故事的时间维度如何在空间中具体展开。 这涉及故事发生的地点(如地理、建筑和景观)和事件发生的时间进程(如过去、现在和未来),并能够通过场所与场景传达与叙事主题相关的信息和象征意义。 故事情节发展的空间关系可以形成一幅叙事的地图。叙事绘图在地理空间中定位事件、置入情节和呈现叙事,其目的是连接空间中的叙事性地点,将叙事“锁定”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③Sébastien Caquard and William Cartwright,“Narrative Cartography:From Mapping Stories to the Narrative of Maps and Mapping,”The Cartographic Journal,vol.51,no.2,2014,pp.101-106.城市策展则是将城市作为文物集合和文化资源的网络,根据主题叙事的需要挑选和组合不同位置上的资源和场所来呈现世界,向人们传递信息和价值。

从北京城市的具体实践来看,城市考古地图、文物保护名录和已备案的博物馆构成城市策展的重要基础。 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两条关键空间轴线,讲述着“古都北京”走向“国际之都”的重要历程。 中轴线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和时空观,中轴线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要素,如天坛、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太庙、故宫建筑群、钟楼、鼓楼等,展现了北京古都的风貌,是讲述古都故事的关键场景。 长安街被誉为“神州第一街”,延续了汉唐都城“长安”的用法,取“长治久安”之意,其沿线集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重要建筑项目。 古都特有的棋盘格局的基本轮廓仍清晰可见。 元人冯梦龙曾以“步阔”④据考古研究,元代一步合1.55 米,参见孟凡人:《元大都的城建规划与元大都和明北京城的中轴线问题》,《故宫学刊》2006 年总第3 辑;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4 页。描绘元大都的街道格局。 20 世纪50 年代,建筑学家赵正之先生在元大都平面规划的复原工作中,也以“步”为单位对胡同进行定量分析,将东四三条胡同西口至东口作为代表性地段,推断出城市中不同等级建筑以“步”为单位的面积增减规律。⑤宋峰:《再读赵正之先生〈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60 页。 如今东四胡同片区(三条至八条)和西四胡同片区(北头条至八条)都是北京市重点历史文化街区。 在这些古都代表性空间中,除了修复和保护工作,通过策展、环境设计,在具体的位置上嵌入诗词、典故、民谚、文献段落,引入研究者的声音和导览活动,为人们阐述古老又抽象的城市设计理念,鼓励人们在城市漫步中获取更有意义的和深度的体验——以“步”丈量街巷、宫城乃至整个城市,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工作转化为文化探访的具身实践。 此外,“漂来的北京城”的民间说法,反映了大运河在城市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运河沿线也留存有大量文化遗产,同样是北京重要的叙事空间。

宏大的叙事往往拥有丰富的、多维度的故事和情节。 多主角、多观点,又相互关联的多个故事同时推进是常见的叙事方法。 在历史和考古文献之外,策展工作广泛利用回忆录、日记、传记、轶事或小说等文学体裁来构建丰富的叙事空间,呈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性,使展览更有吸引力。 由于叙事媒介的不同特性以及叙事主体和角色的多元性,文学文本的叙事地图不总是与考古地图的点、线、面结合,而是以故事主人公为中心,透过其行动在城市空间中形成蛛网般或星云式的位置与叙事的网络。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开风气之先,一代思想家、教育家或文艺家,如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老舍、郁达夫等人,都是北京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亲历者和叙述者。 基于共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文化认同,他们集体创造了统一的艺术化和模式化的北京形象——乡土中国。①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 页。 以往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领域,而随着历史叙述的文化转向,各类人群包括小群体的行为、心态和日常生活的形式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被细致地描述,以揭示文化形塑社会的影响力。 城市策展以这些人物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和故居作为讲述的起点,基于不同主题对他们工作、生活、思想和交往的主要场所进行定位和绘图,如老北大红楼、清华园、琉璃厂、前门大栅栏、东四胡同区、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香山等地②文学和历史学领域都有着对近代知识分子生活的研究兴趣,这些生活、工作、娱乐和聚会的场所既是个体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是观察和阐述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的空间。 具体内容参见:刘丽华、郑智:《鲁迅在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王苗:《北京文学地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中华书局2015年版;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高兴:《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北京社会科学》2012 年第3 期;韩晓莉:《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北京社会科学》2022 年第12 期;等等。,结合公共艺术、装置艺术、铭牌标记、活动设计等方式,将故事片段持久性地或临时性地放置在城市空间中。 当人们在城市中行走时,可以感受到博物馆内梳理的知识精英的生命历程、思想脉络与真实环境中遇到的各种情景交织在一起,形成完整且丰富的时代画面和历史阐述。

伴随着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集聚出更多的生产与生活中心。 在城市的交通、物流和功能结构之外,城市策展可以提供一种基于叙事、意义和参与的关联模式,将旧的与新的城市中心,以及千差万别的地方重新连接和缝补起来。 从叙事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断扩展的空间、延伸的道路、新增的功能区与建筑物是人类行为过程的物化载体,同样是有意义的地方。 北京“博物馆之城”不仅透过丰富的遗产讲述老城故事,也透过当代城市人的书写,讲述北京走向“国际之都”的行动。 具有集体象征性的重要事件的发生地与地标性建筑很容易被纳入当代城市的艺术收藏和叙事地图,比如鸟巢、首钢园、798 艺术区、国家大剧院等成为北京国际化形象的符号。 北京还有值得讲述的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科技文化、生态文化、流行文化、市民文化、移民文化,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蜕变的乡村文化,参与其中的每个个体也都是城市故事的创造者和讲述者。 新文化史学研究尤其关注普通民众和历史上的无名者,图像、声音、气味、物品、身体等皆可成为史料,除了设立各行业专题性博物馆之外,社区博物馆是收集、研究和展示普通人微观历史的理想场所。 城市策展要更加灵活地选择和创造社区展示空间和叙事媒介,楼宇墙壁、街道、绿地、田埂、报刊栏、废旧的机器、家庭相册、食物和其他寻常物件都可以成为社区信息的展示媒介,同时,应鼓励人们以多种形式收藏、记录和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想法。 这些广泛又分散的、基于普通人实践而存在的位置和展示中心,是对城市日常生活的礼赞和纪念,它们在城市中星星点点的存在也汇聚成意义的网络。 在以遗产为中心的考古地图、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地图之外,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地图将无限丰富城市故事的阅读视角与层次,引发居民、移民和游客的情感共鸣,进而强化城市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提升北京人的自豪感和继续书写城市的创造力。

通过上述三个思路的城市策展与叙事绘图,我们可以在北京城市空间中实现一个多层次的,且不乏重叠、对话与呼应的城市故事网络与博物馆系统的构建。 下文中,我们将探讨城市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进程中,“博物馆之城”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路径。

三、策展媒介:融合空间中的城市叙事与记忆导航

不少学者认为城市的未来是具有复杂性技术的未来。 随着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机交互和移动技术的发展,城市设计在建筑和自然环境中引入新形式的数字设备、服务、产品和体验,创造了一个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融合的“混合空间”或“混合媒介的空间”③Katharine S.Willis and Alex Aurigi, “Hybrid Spaces: Presence, Rhythms and Performativity,” 2011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Environments,Nottingham,UK,2011,pp.100-106.。 法国媒介学家德布雷认为,媒介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再现和传播,而且是一个复杂的、以物质载体为根基的传承记忆的生态系统。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努力保存肉体或在土地上建立各种物质标记,以形成集体生活和代与代之间对话的场所。①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27、28 页。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将媒介区分为时间偏向的媒介(如石碑、粘土)和空间偏向的媒介(如电报、无线电)。 前者能够长时间保存信息,促进文化的稳定和延续,后者能够迅速传播信息,有利于地理上的扩展和控制。 他主张,文明的延续需要在时间和空间偏向的媒介之间保持平衡。②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双语版),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译者序第9-18 页。 西方哲学的传统将位置作为记忆的关键。 古希腊教育家昆体良曾对“位置记忆法”做过说明:“如果心中对位置有强烈的印象,记忆就变得容易……当我们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到某个地点时,我们不仅会认出这个地点本身,还会记起在那里做过的事情,想起在那里见过的人物,甚至是曾经在我们心头闪过的无言的思绪。”③皮姆·邓布尔:《位置的记忆——记忆之场》,安斯加尔·纽宁、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 页。在我国金石学传统中,古人遗迹和物质证据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赵明诚曾言:“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 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④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 页。 在城市不断数字化和虚拟化及移动性不断增强的状况下,有必要重新评估城市中的物质文化和媒介文化,并进一步理解以博物馆描述一座城市的深刻内涵。

与档案馆、图书馆、回忆录、电影和照片这些记忆工具的差别在于,博物馆主要通过实物本身的物理特性证明过去的事件确实发生过。 在现代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可移动的遗存一般被转移到独立的博物馆中妥善保存。 但是,这也使实物脱离其存在的原生环境。 为此,博物馆展览通过策划和设计手段在有限的空间中为观众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时空,方便观众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实物。 如今,博物馆采用了多种技术和手段,如实物、口头、身体、文字、建筑、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数字媒体、室内设计和平面设计等,并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不断带来全新的叙事视角与展陈方法。 博物馆通过大量的数字手段,如文物的数字立面、虚拟文物、原始环境重建(图像和三维模型)、历史人物的形象与音轨等,呈现真实的遗产空间,丰富博物馆的叙事空间和观众的体验空间。 观众可以通过各种互动装置和设施来了解展品及相关的故事。 博物馆成为时间媒介与空间媒介的集大成者,重新构筑了人类传承记忆的生态系统。 博物馆也是有想象力的媒介技术的试验场,打破了真实与虚拟、物质与符号、静态与动态的二元对立,将自身塑造为像它所讲述的外部世界一般的活生生的空间。

在博物馆之外,城市空间已然是一个由信息流主导的全球传播环境,位置、地域、物质载体和地方感都受到空间偏向性媒介的解构和弱化。 媒介技术以各种形态(移动设备、平台、大屏幕、应用程序和网络等)嵌入建筑、街道和公共空间中,建构出一个城市规模的“显示器”。 技术成为人与人、人与城市频繁互动的中介,日常活动、情感表达和社会关系也日益数字化。 城市的许多物质性存在被纳入数据分析与位置追踪相结合的新的城市逻辑中。 与消费、移动性和治理相关的数据和位置得以凸显⑤Federico Caprotti,I.-Chun Catherine Chang and Simon Joss,“Beyond the Smart City: a Typology of Platform Urbanism,”Urban Transformations,vol.4,no.4,2022,pp.1-21.,在以旅游业为导向的城市中,独特的地域性和丰富的地方感同样受到这一逻辑的影响,成为地图上的热点与游客的打卡地。 而在游客密集的旅游核心区,人们较难从中获得真实的地方体验,加剧的噪音和污染也会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社会对地方性与本土文化产生了更强烈的保护意识。 城市注重建立纪念碑、博物馆,保护特定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以及通过将一些区域命名为“历史文化街区”等方式,将公共记忆铭刻在城市景观中。 2024 年底,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3 年—2035 年)》。 2025 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和西城区人民政府陆续发布了《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3 年—2035 年)》《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3 年—2035 年)》《国子监-雍和宫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3 年—2035 年)(征求意见稿)》等。城市考古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发掘并展出新的实物证据。 比如,前门大街的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展示了镇水兽、吸水兽和部分桥体,这无疑为古都故事补充了新的细节。 城市遗产保护的范围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201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提出历史性城镇景观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经历史层累积淀而成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城区’或‘建筑集合体’的概念,包括了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①何为“历史性城镇景观”? https:/ /www. whitr-ap. org/historicurbanlandscape/index. php? classid = 7141﹠id =138﹠t=show,2024 年12 月5 日。 此后,多个历史性城市的具体实践都采取了这一思路,将历史城区的保护和管理,与城市的总体规划尤其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 从这个思路看,城市历史景观与博物馆城市也是耦合的系统,如何将这一整体性的和富于动态的历史空间与数智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是未来博物馆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

北京是一座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②在考古学和建筑学领域,赵正之、宿白、徐苹芳等先生都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参见杭侃:《古今重叠型地方城址的考古方法刍议》,《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37 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城市的基本格局被多次堆叠和更新。 20 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过去的痕迹不断消失。 因此,保管实物证据的博物馆及其展现的跨媒介整合的能力愈发显得重要。

为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寻求平衡,将物质的城市、再现的城市、数字的城市更好地结合在一起,需要准确标记记忆的位置,还原或再现位置上的存在。 未来的北京“博物馆之城”应该成为城市记忆的导航,将其储存的记忆和知识完整、真实地传递给未来。 层叠的城市文明可以借助数字与智能技术展开其丰富的故事篇章。 按照科技思想家凯文·凯利对智能时代的预言,在1 比1 的虚拟的镜像空间中,可以增加一个运动的时间维度,“历史”将成为动词。③凯文·凯利:《5000 天后的世界》,潘小多译,大野和基编,中信出版社2023 年版,第3-10 页。城市堆叠的考古的地层、历史的地层与文化的地层都将通过这个时间轴展开,人们可以在时间轴上通过各种类型的叙事文本和跨媒介的内容,观看城市的全部故事。 无论是“九门走九车”,还是已经消失的河流、古道和工厂,这些过去的城市景观借由视觉图像、动画、文字、音效、旁白和视频片段的混合形式在虚拟的时间轴上重现。 为我们讲述城市变迁的可能是一个历史人物,可能是一位考古学家、建筑师、艺术家、作家或北京居民,也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 在现实的城市空间中,人们通过智能设备可以与历史的车水马龙相遇,获取记忆的信息。

在基于特定地点的内容创作之外,采用人机交互等数智技术,可以进一步增强公共空间的吸引力。相较于传统叙事的线性结构,数字化叙事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多样化的学习环境中,为学习者建立知识关联。 借助多向互动的方式,数字化叙事为不同主体在历史语境中的对话和交互创造了条件,最终达成知识传播和记忆的目的。④冯惠玲:《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数字记忆——兼议数字记忆的方法特点》,《数字人文研究》2021 年第1 期。 新博物馆学将观众视为参与者和合作伙伴,未来的“博物馆之城”也将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普通人共同规划和建设。 新兴技术为个体参与叙事绘图、定位标记和城市策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人们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社区中定位和识别记忆的位置,并追忆和讲述在其中发生的故事,共同撰写城市景观的传记。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的历史文化空间、居民的生活空间、游客的游览空间和媒介技术主导的虚拟空间发生互动和交融。 那些有意义的地方和位置是这些空间的连接点,居民和游客的具身参与是促进空间融合的内在动力。 古代与现代的故事,线上与线下的叙述,交织在多重的空间中,记忆通过参与者的互动与情感激荡在混合媒介的空间中流传。

结语

城市建设和城市传播是赋予地方以意义的建构过程,古都北京的城市建设历程展现了人们如何通过叙事认知世界并协调众人行动。 北京老城的设计理念与美学传统仍深刻影响着现代城市的建设与空间结构。 从博物馆数量来看,北京已然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博物馆城市。 作为一座全域的活态的博物馆城市,北京“博物馆之城”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指出,人的空间永远是一个意指性空间。 基于功能和用途的都市布局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①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99-209 页。 20 世纪末,全球城市空间迎来文化与叙事的转向,诗意重新回归公共生活。 在“文化之都”和“创意城市”的建设中,文化展示和讲故事作为广泛的空间实践,叙事作为情景理解、传播知识和协调行动的工具,带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的整体性发展。 如今,展览既可以在封闭的空间内举办,也可以出现在社区、公园、广场、街道或商场中,遗产和实物都可以保存在其原生环境中。 北京不仅是一个由交通、物流、通信和消费网络构成的超大型世界城市,也是一个由文化和叙事交织而成的意义之网。 通过城市策展,重新发现空间,阐释空间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移动,也是在阅读、体验和理解城市,并能在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产生共鸣和认同。 同时,城市在面向未来时,始终需要与过去保持对话,作为时间偏向的媒介,博物馆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叙述者,为人们守护历史,传承文化与记忆,引导城市走向更好的未来。 一座充满人文关怀的博物馆城市也将不断创造出值得未来保存和传承的新作品。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65-09

作者简介:刘永孜,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叙事转向下的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与传播研究”(22XCB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