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安史之乱后,面对河朔三镇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在河朔地区推行给谥制度时,“量体裁衣”地采取了不同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的给谥策略,即以节度使个人的恭顺作为请谥的先决条件,以王朝现实政治的需要作为给谥的重要参考,同时在谥字选择上强调忠顺之义而弱化武将(武功)色彩。 这种对给谥制度的“变通”之举,体现了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灵活性。
关键词: 给谥制度;唐代;河朔三镇;变通
安史之乱后,以魏博、成德和幽州为代表的河朔三镇,逐渐游离于中央王朝统治秩序之外,成为“不沐王化”之地,对唐代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 因之,河朔三镇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其中又以央地关系最受重视。① 详见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三镇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24-39 页。那么,面对河朔三镇这片“化外之地”,通行全国的给谥制度,在谥法实践时会遵循“一视同仁”的给谥准则,还是会“因地制宜”地作出适当调整呢? 换言之,河朔三镇节度使的给谥,有哪些异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给谥的特点呢?② 本文涉及的藩镇类型,以张国刚对唐代藩镇的分类为准,详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42-59 页。针对这个问题,学界还没有专文进行讨论。③ 目前对河朔三镇节度使谥号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节度使谥号的个案研究层面。 例如,朱华:《唐代官员谥法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朱华:《唐德宗朝河朔政策之变——以王武俊谥号用字之争为视角》,《保定学院学报》2014 年第3 期;王雪玲:《唐代太常博士拟谥考论》,《南开学报》2014 年第5 期;徐路:《隋唐官员谥法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上引诸研究成果,对本文写作的启发很大,特此说明。本文拟以河朔三镇得谥节度使为例,通过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给谥案例的对比分析,探析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的特殊性及其历史原因。
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虽然整体上比较跋扈,形同化外,但有些节度使去世后,朝廷还是给予了谥号,详见表1。
表1 河朔三镇节度使得谥情况表

说明:本表格据两《唐书》《唐方镇年表》汇总而成。 其中,田弘正被害于成德节度使任上,但因长期担任魏博节度使(任职成德节度使不足一年),故将其归入魏博镇序列。 此外,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之子罗绍威谥号曰“贞壮”①王溥:《唐会要》卷80《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61 页。,幽州节度使刘恭仁谥号曰“昭”②杜守昌、李宇峰:《辽代〈刘宇一墓志〉考释》,《辽宁省博物馆馆刊》,辽海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3-132 页。,但二人的谥号均不属于李唐王朝赐谥的范畴,故不列入。
根据唐代给谥制度的规定,百官公卿去世后若想获得朝廷颁赐的谥号,首先要满足基本的品秩标准,即职事官三品以上(赠官同职事)、散官二品以上。 符合品秩标准的官员,还要经过如下程序:丧家向尚书省考功司呈递请谥行状→考功郎中(员外郎)审议行状→太常寺的太常博士据行状拟谥→尚书省官员集体议谥(驳谥)→奏闻皇帝→葬前赐谥。③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20 页。这项通行全国的给谥制度,终唐之世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期间(按:宪宗时期)只是在行状撰写和谥法运行效率上略有调整。④王溥:《唐会要》卷80《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62-1763 页。据此可知,唐代官员谥号的成功颁赐,需要丧家和朝廷共同配合才能完成。 其中,政绩与德行是官员请谥的重要依据,二者不仅影响着谥号的美恶,甚至对朝廷是否赐谥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点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的传记中就可以得到印证,限于篇幅,兹不再赘述。 但是,检视河朔三镇得谥节度使,我们发现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性,即任职节度使时对朝廷恭顺有加。 换言之,对朝廷的恭顺(而非个人政绩和品德),是丧家主动向朝廷申请谥号的先决条件。
首先来看魏博镇。 魏博镇首位得谥的节度使是田弘正。 史载田弘正担任节度使后,不仅力排众议首倡归顺朝廷,而且在随后宪宗征讨淮西吴元济、成德王承宗和淄青李师道的战役中出力甚众,与朝廷勠力同心,共同推动了元和中兴大业的实现;继任者田布亦以忠孝名于时,在穆宗追赠其尚书右仆射的诏书中称赞道“嗟我诚臣,结其哀愤,引迁延之咎以自刻责,奋决烈之志以谢君亲。 白刃置于肝心,鸿毛论其生死,忠臣孝子,一举两全”,①刘昫:《旧唐书》卷141《田布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853-3854 页。俨然一副忠臣孝子的形象;晚唐以降,节度使罗弘信一度游走于宣武、河东两大强藩之间,但在黄巢之乱时亦有献马助军之举,积极协助中央政府平叛。
其次来看幽州镇。 史载刘济在任期间于河朔三镇中“最务恭顺,朝献相继”;②刘昫:《旧唐书》卷143《刘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900 页。张仲武节制幽州时积极协助朝廷北击回鹘,大破契丹与奚族的扰边行为,稳定了东北边疆,有“会昌时功第一”的美誉;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2《张直方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981 页。张允伸在任时不仅做到了“克勤克俭,比岁丰登。 边鄙无虞,军民用乂”,④刘昫:《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680 页。而且在庞勋之乱时积极响应朝廷的号召,通过纳粮助军为朝廷的平叛出力。
最后来看成德镇。 自王武俊担任成德节度使后,成德镇就表现出异于魏博、幽州二镇的节度使选任方式,即“家镇”模式,⑤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3 期。这就使得成德镇节度使的选任基本出自王氏一族,并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 在这一背景下,下礼邻藩、上奉朝廷逐渐成为王氏一族治理成德镇的不二法宝。 因此在史臣笔下的王武俊“竭忠奉国”,王士真“恬然守善……然岁贡货财,名为进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王元逵“素怀忠顺……颇输诚款,岁时贡奉,结辙于途”,⑥刘昫:《旧唐书》卷142《王武俊等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876、3877、3888 页。王景崇“问行在,贡输相踵。 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1《王景崇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962 页。足见王氏一族对朝廷之恭顺。
至于刘怦、何进滔和王绍懿这三位得谥节度使,史书虽不载其特别的恭顺之事,但是从时任幽州留后的刘怦在四镇之乱时极力规谏反叛朝廷的朱滔,何进滔“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⑧刘昫:《旧唐书》卷181《何进滔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687 页。王绍懿为侄子王景崇传授“家业不坠”的秘诀来看,他们三位在任期内与朝廷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亦符合“恭顺”的历史表述。
作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河朔三镇为什么一定要向中央朝廷申请谥号呢? 中央王朝为什么要准其所请,颁赐谥号(而且是美谥)呢? 我们认为这与谥号的社会功能密不可分。 作为一种明别善恶的政治符号,谥号通过发挥其“一字寓褒贬”的声誉传播机制,具有宣传、引导、监督和激励等社会功能。⑨潘祥辉:《盖棺定论:作为一种本土传播机制的谥号及其政治功能》,《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11 期。对于河朔三镇而言,通过口耳相传、史籍乃至碑刻材料等媒介宣扬父祖的美谥,就稳定内部秩序方面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中央王朝而言,通过对恭顺节度使的赐谥,可以起到激励、引导和示范效应,亦是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 这种中央王朝与河朔三镇在谥号上的授受关系,是双方各取所需、相互借重的集中反映。
在帝制时代,最高统治者要求官员恭顺当是首要之义。 那么,为什么对于河朔三镇而言,“恭顺”反而要被特别强调和突出,成为丧家请谥的先决条件呢? 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⑩刘昫:《旧唐书》卷143《李怀仙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895-3896 页。 诚如宋人柳开之言:“安史横逆,唐天子弗督河朔二百年。”⑪柳开撰,李可风点校:《柳开集》卷14《宋故赠大理评事柳公墓志铭并序》,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84 页。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对于“顺地”——中原防御型、西南/西北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藩镇而言,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观察使(包括节度使)的给谥更多的要考虑官员个人的政绩(亦要参考官员的品德);而对于河朔三镇这种割据型藩镇而言,相较于节度使个人的品德和政绩,唐廷首先看重的是节度使能否顺从中央和皇帝的诏命。 这是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异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的第一个特点。 据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史之乱后,卒任河朔三镇的四十多位节度使中只有十三位有谥号的原因了。 因为绝大多数河朔节度使在任期间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并不和睦(跋扈甚至叛逆),如“实无臣节”的田承嗣和田绪父子、“首鼠两端”的史宪诚、“无君不仁”的王廷(庭)凑以及“窃怀僭乱之志”的韩简等,他们去世后家属自然不可能向朝廷请谥,朝廷亦不可能颁赐谥号。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举河朔三镇得谥节度使对朝廷的恭顺,是建立在中央朝廷(皇帝)与节度使个人之间,并没有改变(也很难改变)河朔三镇割据自立的局面。 王寿南将唐代藩镇对中央之态度分为三类,即恭顺、跋扈和叛逆。 按照其归类,上引诸得谥节度使中只有田弘正、田布父子在任期内对中央的态度是恭顺的,其他节度使都是跋扈的。①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484-485,489-496 页。但王寿南关注的是河朔三镇的整体特质(割据自立的状态),这与本文强调节度使个人对中央态度之恭顺有一定差异性。 史载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对唐廷“最为承顺”,但亦要推行“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的政策,②刘昫:《旧唐书》卷142《王士真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877 页。不敢公然违背“河朔旧事”的传统;幽州节度使刘济“最务恭顺”,但有学者指出,遵循“河朔故事”才是其表现恭顺的基本前提。③张天虹:《也释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6 期。那些试图扭转割据自立局面的“恭顺”之举,在河朔三镇不仅不得民心,而且很难维持下去。 如田弘正执掌魏博镇后,一改“河朔旧事”的传统,很快就“奉表归国”,得到朝廷的高官厚禄和大量赏赐,以致成德、淄青等镇纷纷感叹“自艰难已来,未曾闻此处置,恩泽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④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5《论魏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0 页。但田弘正的成功归附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王朝用金钱和官爵“赎买”魏博将士的结果,“恩泽如此之厚”即明证。 及穆宗长庆年间,转任成德的田弘正被杀后,唐廷因财政拮据无法继续满足魏博将士的赏赐心愿,魏博军士在史宪诚的鼓噪下再次反叛朝廷,并最终成功割据自立。
自春秋战国以后,谥号就被赋予“寓褒贬、别善恶”“惩恶扬善”的政治功能,唐代亦然。 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央政府,特别是皇帝本人,在官员给谥时往往会施加影响。 就河朔三镇而言,由于“化外之地”不同的性格差异,⑤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5-372 页。致使唐廷在谥法实践时不仅表现出异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的给谥策略,甚至在河朔三镇内部亦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最终决定谥号的颁赐与否。 换言之,河朔三镇节度使的恭顺之举,只是拥有了获得美谥的资格;而王朝现实政治的需要,则是这种资格能否顺利“变现”的重要因素。 这是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异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的第二个特点。
第一,分析河朔三镇首位得谥的节度使,我们发现对他们的赐谥,与唐廷在河朔地区的政策调整息息相关。 这种通过赐谥来窥探唐廷对河朔三镇政策转变的史实,在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给谥时是很难看到的。
首先来看幽州镇。 幽州镇自代宗大历以后辖区基本没有太大变动,但内部动乱频仍,在短短140 余年的时间(763—907)先后发生了20 余次叛乱,近30 人相继为帅,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幽州》,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552-575 页。此为内忧。 幽州镇北临异族(如回鹘、沙陀、契丹等)的寇边压力,南面又长期与成德镇不和,此为外患。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节度使依托朝廷以自固就显得尤为关键。 早在朱泚担任节度使期间,就一改李怀仙、朱希彩对中央王朝跋扈不恭的态度,开始极力向朝廷输忠款。 大历八年(773)朱泚遣其弟朱滔于泾州防秋,史称“自安禄山反,幽州兵未常为用,(朱)滔至,上(代宗)大喜,劳赐甚厚”。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4,代宗大历八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7340 页。大历九年(774)朱泚首开河朔节度使入朝觐见之先河,引发京师一时轰动。 朱滔节制幽州镇后亦对朝廷恭顺有加,在征讨魏博田承嗣、成德李惟岳的战役中出力甚重。 当然,朱泚、朱滔兄弟后来都反叛朝廷,自然无法获得朝廷谥号。 贞元元年(785)朱滔去世后,卢龙节度副使刘怦成为幽州镇第五任节度使,也是幽州镇首位得谥的节度使。 刘怦卒于贞元元年九月,官赠兵部尚书,谥号曰“恭”。 《唐会要》对“恭”的谥解是“尊贤贵义曰恭”“爱民长悌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礼敬宾曰恭”“率事以信曰恭”。①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32 页。结合刘怦的生平来看,符合“率事以信曰恭”“尊贤贵义曰恭”的谥解。 我们不禁要问:刘怦任职节度使只有短短三个月(谈不上什么大的政绩),何以获得唐廷颁赐的谥号(而且是美谥)呢? 换言之,德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给刘怦谥号呢? 从致书规谏朱滔不要反叛朝廷来看,刘怦对朝廷应该是恭顺的,这是丧家请谥的先决条件;中央王朝之所以颁赐刘怦谥号,可能更多是出于调整与幽州镇关系的政治考量。 对幽州镇而言,由于地处河朔三镇的最北边,与朝廷的利害冲突较小;对朝廷而言,“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②刘昫:《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471 页。在经历了四镇之乱、泾原兵变和李怀光反叛等事件后,德宗一改过去对河朔藩镇敌视、对抗的态度,转而以怀柔、姑息的政策来处理与幽州镇的关系,通过给刘怦赐美谥这种释放善意的举措,不仅可以对继任者刘济起到支持、激励和引导作用,而且可能暗含着分化瓦解河朔三镇的意图。 事实证明,德宗对幽州镇的怀柔政策,使得继任者刘济在任期内对唐廷恭顺非常,而且此后幽州再也没有和中央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东北边疆亦得以稳定下来。
其次来看成德镇。 作为成德镇第一位得谥的节度使,王武俊的生平颇为传奇。 王夫之将其与桓玄、刘裕、黄巢、朱温等“窃国大盗”相提并论,并称“夫群贼之中,狡黠而知忖者,王武俊耳”。③王夫之著,舒士彦整理:《读通鉴论》卷24《德宗》,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738 页。对于这样一位“大奸”之人,唐廷何以颁赐美谥呢? 王武俊在担任节度使后表现出的“知忖”之举,是其家属向唐廷主动申请谥号的前提。 朱华通过对王武俊给谥过程的分析,认为德宗对王武俊的赐谥是唐廷对成德镇政策转变的开始,即由武力削藩转变为优抚、怀柔政策,旨在维系双方和平共处的现状。④朱华:《唐德宗朝河朔政策之变:以王武俊谥号用字之争为视角》,《保定学院学报》2014 年第3 期。继任者王士真对中央的恭顺行径,证明德宗朝的政策调整起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来看魏博镇。 为田弘正、田布父子赐谥,亦是穆宗朝廷对魏博镇政策转变的集中体现。 作为河北强藩,魏博长期与唐廷处于敌对的态势,随着穆宗长庆年间魏博镇的复叛,中央王朝事实上已经无力与魏博镇继续对抗下去。 因此,以颁赐美谥的行为来结束与魏博镇的对抗关系势在必行。 事实证明,穆宗朝以后,魏博与唐廷之间再也没有爆发大的军事冲突,基本实现了和平共处。
第二,分析河朔三镇节度使的给谥,特别是穆宗之前的朝廷赐谥,我们发现这种赐谥行为与中央王朝对“河朔故事”的接纳密切相关。 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与唐廷多次爆发冲突,尤以德宗建中年间、宪宗元和时期最为明显。 长庆元年(821)成德镇兵变,进而引发河朔三镇复叛,朝廷无奈之下彻底放弃了争夺河朔治理权的努力,转而推行“放弃河北,控制有余”的政策。⑤孟彦弘:《藩镇与唐代政治》,凤凰出版社2025 年版,第237-248 页。通过对《得谥表》的分析,我们发现唐廷对“河朔故事”传统的接受不仅是漫长的、被动的,甚至是“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 具体而言,对幽州镇而言,早在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就已经在事实上接受了“河朔故事”的传统;对成德镇而言,朝廷亦在贞元以后开始接受,历宪宗朝的波折,至穆宗以后最终承认“河朔故事”的传统;至于魏博镇,亦在穆宗长庆后听凭其再行“河朔故事”。 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在《赐何重顺诏》中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从官方层面首次公开承认河朔三镇与其他藩镇的不同。⑥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6《诏敕中》,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121 页。换言之,唐廷对河朔三镇割据自立的局面并非全盘接纳或全盘否定,而是在长安与河北的关系互动中不断探索、尝试和最终接纳。 双方建立起比较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⑦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三镇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67 页。即河朔三镇节度使通过向朝廷输送“忠款”来获得朝廷的官爵、赏赐和美谥,使其在军镇内的统治合法化,以达到“安民情”之目的;中央王朝则通过高官厚爵和美谥来激励和引导继任者效仿先祖,维护王朝的稳定。 如此,唐廷一方面可以集中精力应对“顺地”藩镇的“去河朔化”斗争,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巩固统治之目标。
第三,对于河朔三镇而言,恭顺的节度使能否最终获得谥号,还与继任者对唐廷的态度密切相关。由于河朔惯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节度使选任方式,如果继任者对中央跋扈不恭,亦会影响朝廷谥号的最终颁赐。 以成德镇节度使王士真为例。 据《王士真墓志》并结合传记来看,①冯金忠、赵生泉:《河北正定出土唐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墓志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第5 期。王士真起于行伍,早年在讨伐李惟岳、平定朱滔之乱时屡建功勋,辅佐其父亲王武俊共同开创了成德镇王氏的统治基业。因其“佐父立功,备历艰苦”,所以在继任节度使后对朝廷恭顺非常。 这样一位恭顺有加的节度使,理应在卒后获得朝廷颁赐的美谥。 但宪宗不允请谥,原因有二:一是“其子(王)承宗不顺,不加谥”;二是宪宗意欲挑战“河朔故事”的传统,对王士真的赐谥显然与其意念格格不入。 史载王承宗在谋求节钺时与唐廷发生龃龉,进而引发双方数十年的对抗局面。 后在太常博士冯宿“怀柔之义,不可遗其忠劳”的规谏下,宪宗才同意颁赐王士真谥号曰“景襄”。②王溥:《唐会要》卷80《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61 页。《唐会要》对“襄”的谥解是“辟土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③王溥:《唐会要》卷80《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36 页。符合王士真的生平行迹。 从王士真继任后的表现来看,相较于“景”谥,更符合“危身奉上曰忠”“虑国忘家曰忠”的谥解,④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27 页。所以王士真的谥号理应以“忠襄”为是。 显然,继任者王承宗的不恭行径,不仅影响着王士真谥字的性质(美恶程度),甚至制约着谥号的颁赐与否。 相较于王士真的成功赐谥,魏博节度使韩允忠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据《赠太尉韩允忠神道碑》并结合传记可知,⑤董诰等:《全唐文》卷813《赠太尉韩允忠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3792-3793 页。韩允忠本名韩君雄,早年参加过魏博镇对泽潞刘稹的征讨,咸通十一年(870)被军士推举为节度使。 韩允忠卒于乾符元年(874),官赠太尉。 考虑到其子韩简在唐末乱局中擅自出兵攻伐河阳诸葛爽和天平军曹存实,朝廷可能早就获知其“窃怀僭乱之志”,故而没有批准韩简的请谥要求,造成了《韩允忠神道碑》中的谥号阙载。
作为官员卒后优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是谥号而非赠官,会成为我们窥探中央王朝对河朔政策转向,以及唐廷是否接纳“河朔故事”的“窗口”呢?
通过表2 可知,在这29 位有赠官的节度使中,对朝廷跋扈者大有其人,如田承嗣、田悦、王承宗、朱克融之流。 对跋扈不恭的节度使,唐廷在无奈之下只能通过“生封死赠”来安抚和笼络。 而谥号之所以可以承担这一角色,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内涵密不可分。 谥号的政治传播功能之所以可以发挥功效,与儒家倡导的“名正言顺”思想不无关系。①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92-193 页。谥号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 赐谥之权掌握在朝廷(皇帝)手中,而谥号的自我评价、自我宣传功效又具有自愿服从和认可的属性。 同时,作为中央王朝颁赐给去世官员的政治称号,谥号不仅是对官员个人生平行迹的“盖棺定论”,更是一种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统治合法的工具。 对河朔三镇而言,如果唐廷不承认“河朔故事”的传统,那么河朔节度使就是“安史余孽”“乱臣贼子”的代名词,双方的对抗在所难免;而中央王朝一旦颁赐其谥号(而且是美谥),那就意味着对死者政治身份的认同。 据此我们才能理解,同样是作为割据型藩镇,为什么刘怦、王武俊和田弘正会分别成为河朔三镇首位得谥的节度使,为什么最早获得谥号的是幽州,其次是成德和魏博。 归根结底,这种“量体裁衣”的谥法实践,是政治环境变化下的产物。
表2 卒任河朔三镇节度使赠官情况表

三、强“忠”弱“武”:河朔三镇得谥节度使谥字分析
中央王朝在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时,出于舆论宣传和价值导向的需要,往往在谥字选择上大费周章。 具体而言:谥号的选择一是要强调节度使对唐廷恭顺的谥义,二是要刻意弱化节度使的武将(武功)色彩,同时还要避免出现颁赐恶谥的情况。 这是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异于其他类型藩镇的第三个特点。
首先,唐廷在对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时往往会特别强调“忠”谥,以突出节度使“恭顺”的特质。 《唐会要》对“忠”的谥解是“危身奉上曰忠”“危身惠上曰忠”“让贤尽诚曰忠”“危身赠国曰忠”“虑国忘家曰忠”“盛衰纯固曰忠”“临患不反曰忠”“安居不念曰忠”“廉方公正曰忠”,②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27 页。“忠”是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舆论宣传和价值导向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于河朔三镇这种“独立王国”而言,更是如此。 这13 位得谥的节度使谥号中包含“忠”谥字的就有六位,占比近50%。 尤其是以“家镇”著称的成德镇,除王士真外,其余4 位节度使的谥号中都带有“忠”字(或径谥曰“忠”),占比达到惊人的80%,这在河朔三镇乃至整个唐代藩镇体系中都是鲜见的。 很明显,成德镇遵循的“礼藩邻,奉朝廷”的治理策略,不仅是节度使及其家族安身立命的重要法宝,更是李唐王朝迫切需要的治理之方。 诚如赵翼所言:“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③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0《方镇骄兵》,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456 页。因此,唐廷在对成德镇节度使给谥时强调“忠”谥,通过谥号的社会传播功能,在河朔地区乃至全国藩镇中起到宣传和引导的功效,以期实现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其次,唐廷在对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时会刻意弱化节度使的武将身份和武功。 《唐会要》对“武”的谥解是“克定祸乱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开土拓境曰武”“帅众以顺曰武”“折冲御侮曰武”。④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21 页。“武”谥往往与战争、军功密不可分。 安史之乱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特别是与朝廷关系密切的武将,死后多赐“武”谥。 如卒于代宗朝的李光弼谥曰“武穆”,马璘谥曰“武”,李抱玉谥曰“昭武”;卒于德宗朝的郭子仪、李晟和浑瑊谥曰“忠武”,张孝忠谥曰“贞武”,刘玄佐谥曰“壮武”,马燧谥曰“庄武”,曲环谥曰“武烈”,李抱真谥曰“康武”;卒于宪宗朝的韦皋谥曰“忠武”,高崇文谥曰“威武”,张茂昭谥曰“献武”,范希朝谥曰“宣武”;卒于穆宗朝的李愬谥曰“武”;卒于敬宗朝的刘悟谥曰“襄武”。 河朔三镇割据自立的重要基石,就是都拥有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河朔三镇节度使几乎都是行伍出身,属于典型的武将形象;河朔三镇节度使对朝廷的“恭顺”之举,多表现为协助唐廷征讨四方藩镇,建立赫赫战功。 诸如王武俊、刘济、田弘正和张仲武等,理应获得“武”谥。 但除了刘济外,其余人的谥号中无一带“武”谥者,显然这是朝廷刻意为之的结果。 因为对于河朔三镇而言,耀武扬威的将军、兵强马壮的武装力量,都是中央王朝所忌惮的。 如果在颁赐谥号时强调“武”谥,很容易激起继任者自矜的心态,进而引发骄兵悍将的局面愈演愈烈,不利于王朝政权的稳定。 遑论“武”谥,“威”“壮”等常用来颁赐给其他藩镇节度使的谥字,亦不见于河朔三镇节度使,取而代之的是谥字“庄”和“烈”。 《唐会要》对“烈”的谥解是“秉德尊业曰烈”“安民有功曰烈”;①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24 页。对“庄”的谥解是“威而不猛曰庄”。②王溥:《唐会要》卷80《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38 页。相较于“武”“威”“壮”等谥字,“庄”“烈”这种旨在强调节度使保境安民的谥号,不仅契合了河朔节度使的武将身份,而且谥义相对温和,反映了唐廷引导舆论的“良苦用心”。
需要说明的是,幽州节度使刘济的谥号曰“庄武”,是河朔三镇中唯一带“武”谥的节度使。 我们认为这与宪宗朝政治环境有关系。 宪宗即位后强力推行削藩,先后在西川、夏绥和浙西用兵,使得朝廷威名重振。 元和五年(810)宪宗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宣慰使,统辖神策军及河南、河中、浙西和宣歙诸镇兵马,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 彼时刘济也参加了对王承宗的征讨,并因功官拜中书令。 同年刘济去世,中央颁赐“庄武”谥号,这不仅是对刘济个人军功的表彰(刘济在任时期,对内协助朝廷征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对外讨平奚族的侵扰,稳定东北边疆),更是想以此来激励其他藩镇节度使在此后翦除跋扈藩镇的战争中屡建功勋,实现“纪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壮天声”之目的。③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卷21《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320 页。
最后,从目前来看,唐廷还没有给河朔三镇节度使颁赐恶谥的例证。 对于“顺地”藩镇而言,由于长期处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唐廷没有太多的政治包袱,对部分德行有亏的节度使,或以“美谥+恶谥”,或以“平谥+恶谥”的形式赐谥,甚至直接颁赐恶谥。 如卒于元和六年(811)的名将伊慎,官赠太子太保,谥曰“壮缪”;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70《伊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165 页。卒于元和十三年(818)的原襄阳节度使于頔,官赠太保,谥曰“厉”(穆宗时期又改谥曰“思”);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72《于崸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201 页。卒于长庆三年(823)的山南西道节度使韦绶,官赠尚书右仆射,谥曰“通丑”。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60《韦绶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977 页。“名与实爽曰缪”“杀戮无辜曰厉”“怙威肆行曰丑”,⑦王溥:《唐会要》卷80《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38、1740 页。当属恶谥无疑。 而河朔三镇节度使中亦不乏劣迹斑斑之人。如魏博镇“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无酷于绪者”的田绪,“性忍酷,无所畏惧”的田季安;⑧刘昫:《旧唐书》卷141《田绪等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846、3847 页。成德镇屡屡挑战中央权威、反复无常的王承宗,其跋扈不恭的行为使得胡三省都感叹“王承宗之才,非诸帅所能制也”;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0,宪宗元和十二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7854 页。幽州镇“悖慢无礼”的朱克融等。 何以朝廷不通过颁赐恶谥来“惩恶扬善”“昭示子孙”呢? 究其原因,这与河朔三镇特殊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对于这片“不沐王化”之地,唐廷多次征伐却无功而返,最终只能以怀柔、姑息政策承认其“河朔故事”的传统,以此来维持名义上的大一统。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节度使选任制度,使得唐廷一旦颁赐恶谥,不仅无益于改善双方的关系,反而会让局势愈发紧张。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结束以后,面对河朔三镇这种割据型藩镇,唐廷在对已故河朔三镇节度使给谥时,刻意区别于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的谥法实践,对给谥制度进行调整,即以“恭顺”作为请谥的先决条件,以现实政治的需要作为给谥的重要参考,同时在谥字选择上“强忠弱武”,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谥号“寓褒贬、别善恶”“惩恶扬善”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价值。 这种对唐代给谥制度的“变通”之举,体现了制度的灵活性,对唐朝乃至后世的制度运行起到很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协办]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38-08
作者简介:杨晓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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