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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者古诗之流”说的清代接受与实践——以清代赋集序跋为中心

再解读



摘 要:“赋者古诗之流”是一句传承千年的经典论断,清代学人往往将其作为学术定论加以使用,视为讨论赋体文学的理论前提和重要基础。 考察近百篇清代赋集序跋中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清人在“赋源”“赋用”方面承袭汉唐,认为赋体文学是“雅颂之亚”,与《诗经》一脉相承,具有“润色鸿业”“鸣国家之盛”的颂美功能,并且充分认识到赋在观风、衡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至于“赋艺”,清人又摒弃六朝学者“专言铺陈”的狭义赋学观,而对元代祝尧以来“赋兼六义”的观念加以继承和发展,将诗、赋关系的探讨从学理上推向深入。 清代的诗赋创作、文集编纂、文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形成了诗赋二体合撰、合编、合注、合论、合考的基本格局,使“赋者古诗之流”说成为赋学批评领域流传广泛、深入人心、不可撼动的经典理论。

关键词: 赋者古诗之流,润色鸿业,六义论赋,文学实践,诗赋关系

“赋者古诗之流”最早见于汉班固《两都赋序》① 班固:《两都赋序》,萧统辑,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第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版,第78 页。,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不歌而诵谓之赋”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55 页。一道,对中国赋体文学的渊源、性质、特征以及诗赋关系等进行了最初也最权威的论说。 在此后将近两千年时间里,赋论家对这两大论断进行过各种阐释、论证和发展,尤其是“赋者古诗之流”说,几乎成了历代学者讨论赋体文学的理论前提和重要基础。

学术界普遍认为,“古诗之流”的“古诗”指《诗经》,后来亦泛指诗体;“流”则有两种解释:一是“流裔”,二是“流亚”。 前者认为,赋是“诗的后续产品”,是“诗的分支”;后者认为,赋是“诗的类别,跟诗同一类型的东西”。③ 许结讲述,蒋晓光整理:《赋学讲演录(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91—193 页。前者着眼于渊源流变,后者着眼于性质归属。 不论作何种理解,都揭示出诗、赋二体一脉相承、紧密衔接、不可分割的关系:诗为源,赋为流;诗为根,赋为苗;诗为干,赋为枝;诗有赋笔,赋具诗心。 尽管赋体文学在后世出现了多种形态,“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文心雕龙·诠赋》),但并不能改变赋源于诗,赋具诗思、诗情、诗艺、诗法的基本属性。

降至清代,评论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尤其热烈。 或者明确征引班固之语,进行新的阐释论说;或者干脆隐去班固之名,将“赋者古诗之流”作为学术定论加以使用。 曹虹、何诗海等学者曾对“赋者古诗之流”说的内涵、意义以及明清嬗变进行深入探讨,颇具启示意义①参见曹虹:《从“古诗之流”说看两汉之际赋学的渐变及其文化意义》,《文学评论》1991 年第4 期;何诗海:《“赋者古诗之流”说在明清的嬗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2 期。。 笔者搜集到清代赋集序跋七百余篇,其中有近百篇序跋曾对该论题进行过分析和讨论。 现以赋集序跋资料为主要依据,考察清代学人对“赋者古诗之流”说的接受、阐释和文学实践情况。

一、溯源与推尊:径用成句,众口一词

清人在为赋集(含总集、选集、别集等类别)撰写序跋、凡例时,往往先征引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一句,将其作为进一步评赋、论赋、注赋、解赋的前提。 例如:

赋者,古诗之流。 汉魏以下,作者林立。 (锺衡《同馆课艺三编序》)②锺衡:《同馆课艺三编》卷首,日本内阁文库藏清乾隆十四年(1749)损斋刻本。

赋者,古诗之流亚,六艺之附庸。 昉乎荀、宋,始造椎轮;亦越马、扬,先驱别派。 (周雷《律赋衡裁序》)③周嘉猷、周鉁辑,汤骋评:《律赋衡裁》卷首,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瀛经堂刻本。

赋者,古诗之流也。 义取铺张,词归鸿丽。 (叶抱崧、程琰《本朝馆阁赋前集凡例》)④叶抱崧、程琰:《本朝馆阁赋前集》卷首,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困学斋刻本。

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不歌而诵谓之赋。”《文粹》:“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吕宣曾等《乾隆靖州志》卷一三《艺文志·赋选序》)⑤吕宣曾等:《乾隆靖州志》卷一三,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 按,“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出自汉扬雄《法言·吾子》,并不始见于《唐文粹》。

赋者,古诗之流。 虽敷陈其事,其言要必包括宇宙,总览人物。 (邱先德《唐人赋钞序》)⑥邱先德选,邱士超笺:《唐人赋钞》卷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粤东学院前麟书阁朱墨套印本。

赋者,古诗之流。 诸子中文之丽者,皆赋类也。 骚、七,又异其名耳。 (鲍桂星《赋则凡例》)⑦鲍桂星:《赋则》卷首,清道光二年(1822)歙县鲍氏刻本。

以上所列,大都出现于序跋(或凡例)之首。 其中吕宣曾明确征引班固《两都赋序》,且保留“或曰”二字,此二字说明“古诗之流”说并非班固首创,但在东汉已是颇为流行的观点;其余各家皆隐去班固之名,将“赋者古诗之流”作为学术定论加以使用。 显然,在清代赋论家眼里,“赋者古诗之流”说作为传承千年的经典论断,已经成为赋体文学创作、评论、编选、研究的理论基石,不可质疑。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聊举数例而已。

古代有所谓“辞源说”(认为赋源于楚辞)者,亦往往与“诗源说”相融合。 如盛元珍《赋体述略》,虽首起即论定“赋体起于《离骚》”,但也并未否定赋与《诗》之关系,且直言:“夫赋者,古诗之流。 《诗》有六义,二曰赋。”⑧盛元珍:《兰山课业诗赋约编·古律赋一卷》,清乾隆六年(1741)刻本。清代承元明辨体思想之绪,辨骚、辨赋思想颇盛。 有将骚体归入赋体者,也有认为骚、赋异体者;有认为骚、赋同源于诗者,也有持由诗而骚、由骚而赋之流变论者。 无论何种观点,他们的“古诗之流”观都是一致的。 例如袁枚《历代赋话序》:“古人重赋,由来久矣。 然赋者古诗之流,《诗》亡然后骚作,骚即赋之滥觞。”⑨浦铣:《历代赋话》卷首,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复小斋刻本。明确梳理早期韵文“《诗》——骚——赋”的演进脉络。 又如蓬莱逸史《梦华庐赋海序》:“赋者,古诗之流也。 导源于六义,发藻于三闾。”⑩梦华庐主人:《梦华庐赋海》卷首,清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点石斋石印袖珍本。以为赋体源出《诗经》六义,以屈骚为发端,实为骚、赋同体论。 各家所论,无不从“古诗之流”说起,认为《诗经》乃是骚体、赋体的根荄与源头。

在特定情况下,“古诗之流”四字甚至可以成为“赋体”的代称。 例如陈棨仁《冠悔堂赋钞叙》:“兰陵体物之什,列在儒家;宋玉登高之辞,冠乎集略。 古诗之流,兹其朔矣。”①杨浚:《冠悔堂赋钞》卷首,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朔”是初始、发端之意,这里直接以“古诗之流”代表赋体,认为荀况(曾经做兰陵令)《赋篇》、宋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赋,为集部之首。 又如张孔瑛《梦园律赋序》:“况自沧桑变易,正始沦亡。 顾此古诗之流,几同《广陵》之散。”②刘曾騄:《梦园律赋》卷首,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梦园律赋》是清人刘曾騄的个人赋集,张孔瑛序所谓“顾此古诗之流,几同《广陵》之散”,乃谓集中所收刘曾騄之赋堪比嵇康《广陵散》名曲,已成千古绝唱,极尽赞美与怀念之情。 “古诗之流”四字显然也是专指赋体。 经过清人的反复征引和径直使用,“赋者古诗之流”说作为经典论述早已根深蒂固,已经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班固《两都赋序》所倡扬的“赋者古诗之流”说,将赋提升到“雅颂之亚”的高度,并非只是停留在文体溯源的层面,同时亦注重于对汉赋的推尊,聚焦于赋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意义。 汉儒从讽谏和颂美角度确立了赋与《诗经》在道义上的承续关系,以期达到颂扬汉家之德、建立国家礼乐制度的目的。 关于这一点,陈赟、孙福轩、蒋晓光等皆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③参见陈赟:《“赋者古诗之流”再探——论汉人的赋体讽谕观》,《贵州文史丛刊》2007 年第3 期;孙福轩、周军:《“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6期;蒋晓光:《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 期。清代赋集序跋中反复征引“古诗之流”说,除了追溯赋体源流统绪、推尊赋体地位外,亦是出于政治考量,以满足清代统治者构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需求。 满清入主中原,一度受到诸多中原知识分子的抵制。 为求长治久安,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化措施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其中尤以诗赋取士的政策最有成效。 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以一诗一赋取士,不仅得才颇盛,而且笼络了天下士子之心,使王朝根基得以巩固,获得广大士民认同。 康熙之后,笼络文人士子之政治色彩渐趋消退,赋的颂美、衡才等传统功能日益突出。 为弥补和挽救“以八股取士”的科举之弊,为引导天下士民对满清统治之“鸿业”的“颂美”,制科、观风、翰林院庶吉士课试、散馆和翰林官大考等,皆试以诗赋。 因此,清代赋论家径用“古诗之流”说,众口一词,不仅是对赋体的推尊,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

二、强调赋用:润色鸿业,观风衡才

既然赋源于诗,根诗苗赋,赋就天然具有诗的基因、特性和功能。 “赋者古诗之流”说产生于经学昌盛的汉代,与《诗经》学关系尤密。

(一)从讽谕到颂美

西汉司马迁、扬雄皆十分重视赋的讽谏作用,前者还称赞司马相如赋“与《诗》之风谏何异”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3722 页。,此为“古诗之流”说之先声。 《两都赋序》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首举“古诗之流”之大旗。 汉代经学背景下产生的“古诗之流”说,将新兴的赋体文学与《诗经》相比附,认为赋与《诗经》一样具有美刺讽谏功能,意在提高赋的社会地位,发挥新兴文体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当时颇有积极意义。 魏晋之后,学者多改弦易辙,从“六义”角度将赋与《诗经》加以联系,较少关注其社会功用。 但讽谏说仍然不绝如缕。

考之清代,吴慈鹤《古小赋钞序》称:“赋者,敷陈其事,或曰古诗之流。 虽以富丽为工,必以讽谕为主。”⑤郏抡才、蒋承志:《古小赋钞》卷首,清嘉庆十七年(1812)姑苏卫前汪耀明刻本。依然强调赋的“讽谕”之用,可视为古老讽谏论的清代回响。 《古小赋钞》只有二卷,选录先唐赋一百篇。 而先唐是讽谏论盛行的时代,故吴氏此语,既是针对集内作品而发,也可视为对当代赋缺乏讽谕精神的批评。 无独有偶,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云:“兹选断自宋玉,以其长于风谕,开后来赋家之祖,丽而可观,则而可法,有合于‘古诗之流’也。”①赵维烈:《历代赋钞》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立敬堂刻本。赵氏《历代赋钞》首选宋玉赋,就在于其“长于风谕”,符合“古诗之流”的标准。 这说明在律赋刚刚兴起的清代前期,仍然有学者坚守汉人的辞赋讽谏论,对赋的讽谏功能和政治作用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

其实清人更为看重的,是赋的颂美功能,即“润色鸿业”“鸣国家之盛”的功用。 早在汉代,班固就已称誉赋体文学“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②班固:《两都赋序》,萧统辑,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第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版,第81 页。,认为赋继承《诗经》雅颂传统,除了讽谕之外,还具有“雍容揄扬”、光大汉德的作用。 此处“雅颂”,主要指大雅和三颂,皆为庙堂之音,以颂美为主旨。 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马融《广成颂》等,无不具有歌颂汉德之功能。 降至唐宋,赋的颂德基因又因科举试赋而得以加强,从其进士科考题《君臣同德赋》《日月如合璧赋》《进善旌赋》《王师如时雨赋》等即可窥见。 清代乡试、会试、殿试不考赋,但对于考中进士、经选拔而进入翰林院的庶吉士们,月课、散馆皆考律赋,题材须光明重大,风格须雍容典雅,无不以“润色鸿业”“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为指归。 于是赋的颂德功能,因得到制度加持而更加巩固。相关论述,在馆阁诗赋集的序跋中尤其突出。 例如:

抑闻之,赋者古诗之流,滥觞汉代,于台阁文字之体为近。 (徐桐《同馆赋续钞序》)③徐桐:《同馆赋续钞》卷首,清光绪十六年(1890)翰林院刻本。

《两都赋序》谓:“赋者,古诗之流。 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雅颂之亚。”然则赋之为道,岂云鲜乎? 圣朝文治光昭,翰苑诸臣润色太平,铺扬鸿业,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曹振镛《同馆律赋精萃序》)④蒋攸銛:《同馆律赋精萃》卷首,清道光七年(1827)襄平蒋氏刻本。

赋为古诗之流,班孟坚尝言之。 苟其鼓吹升平,润色鸿业,以鸣一代之盛,岂第区区之声韵而已哉? (阮亨《律赋经畬集序》)⑤钱文佐、蒋继伯等:《律赋经畬集》卷首,清道光十九年(1839)扬州二酉堂刻本。

赋者,古诗之流,所以润色鸿业,非可以雕虫目之也。 (孙诏经《二家赋钞叙》)⑥孟继坤、刘锺英撰,刘锺英辑:《二家赋钞》卷首,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义合堂刻本。

徐桐认为赋与“台阁文字”相近,是上层士大夫参政议政、歌功颂德的文字;曹振镛更以《两都赋序》为理论依据,肯定赋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把“润色太平,铺扬鸿业”视为翰林院庶吉士义不容辞的责任。诚然如此,自汉大赋以来,赋的创制与帝国宗教祀典紧密相关,而献赋者历来多是皇帝身边的公卿大夫和文学侍从之臣。 清代的文学侍从之臣集中在翰林院,翰林官自然担负起献赋之责,“润色鸿业”也就成为他们分内之事。 今考馆阁之赋,如《斗为帝车赋》《耕织图赋》《君以民为体赋》《水彰五色赋》等,无论是赋题还是限韵,都规定了颂德主题。 即使是咏物、言志、拟古等题目,也常常在篇末颂圣,这已是馆阁之赋的惯例。 如陈沆《精金百炼赋》是哲理题,以“质取兼金,功资百炼”为韵,阐述修炼才能的重要性。 该赋第八韵称:“我皇上式金度以维昭,抱金心而共见。 翘材金马之门,策士金华之殿。 荷颜回之铸,不尽钻研;登郭隗之台,无方选拣。 若金用砺,圣人且益求精;如金在镕,天下皆将待炼。”⑦余丙照:《增注赋学指南》卷一四,清光绪十九年(1893)书业德刻本。归结到皇帝求贤若渴、群臣自我修炼的用意上,以此作结,颇有劝世之意。 刘锺英《赋学浅说十二则·颂圣》云:“颂圣须知大体,非国家巨典,切勿从‘圣天子’起。 ……故以尾段颂圣为正格。”⑧孟继坤、刘锺英撰,刘锺英辑:《二家赋钞》卷首,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义合堂刻本。刘锺英认为,律赋创作经过认题、布局、用典、炼韵、对仗等过程,最后必须归结到“颂圣”,方是馆阁赋正格。

不仅翰林院如此,翰林之外的书院、私塾等亦是如此。 清代翰林院是重要的“储材重地”,名士云集,对天下士子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天下士子多以入翰林为荣,他们在私塾、书院学习诗赋时常以馆阁赋为标杆,努力向翰院赋家看齐;加之清代的学政、书院的山长等多为翰林出身,翰林赋风对地方书院和众多士子有着巨大影响,赋的颂美意识亦深入人心。 据笔者统计,出自《两都赋序》的“雍容揄扬”和“润色鸿业”二词,在清代赋集序跋中各出现21 次,“鸣国家之盛”一语则出现22 次。 这些高频词不仅仅出现于馆阁赋选,在书院赋选、坊刻赋选、赋家别集中亦屡屡现身,赋的颂德功能已成诗赋文学界共识。

(二)从观风考俗到试赋衡才

上古有采诗之官,名曰“行人”,在路边振动木铎,向路过的人采集诗歌。 《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123 页。统治者通过采集诗歌,辨别政治得失,了解各地风俗民情,以便进一步调整国家政策。 此为《诗经》文本的主要资料来源。 晋左思《三都赋序》言:“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 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 故能居然而辨八方。”②左思:《三都赋序》,萧统辑,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第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版,第24 页。作为“古诗之流”的赋,当然亦具备“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功能。 清朱其镇《同馆赋钞序》云:“然赋本六义之一,可以觇风俗,考得失。 班孟坚谓为‘古诗之流’,其所由来者远矣。”③朱其镇:《同馆赋钞》卷首,清道光十七年(1837)京都郁郁堂刻本。王雅南《增注赋学指南叙》亦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故班固云:‘赋者,古诗之流。’先王采焉,以观土风。 赋之名义重矣哉!”④余丙照撰,余荣耀等注:《增注赋学指南》卷首,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文质堂重刊本。孔子曾发表“兴观群怨”的诗学功用论,“观”(认识作用)居其一。 以诗学理论研究赋学,是汉代以来的批评传统。 清人直接用“觇风俗,考得失”和“先王采焉,以观土风”之语论赋,不仅是对孔子诗论的异代传递,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赋体文学反映现实问题、展示民风民俗的社会功能。 赋作家、赋论家希望在上位者通过赋来了解民情,反思政治得失,完善治国方略。 这也许是儒生文人的一厢情愿,但也揭示了赋的部分特点与功用。

先秦时期士有九能,“升高能赋”居其一。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句,毛传云:“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 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中华书局2009 年影印本,第1 册第666 页。在春秋时期,是否具备“升高能赋”的能力,是考察士大夫政治才能以及国家文化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外交人员出使列国,必称引《诗经》以表达志向。 《汉书·艺文志》如此总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⑥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55—1756 页。故在先秦,“登高能赋”是用以衡量外交人员才能高下,判定其国运“盛衰”的重要手段。

先秦时期的“登高能赋”,其所“赋”内容主要是《诗经》成句,亦有临时创作的短歌。 作为“古诗之流”的赋,亦同样承担起“别贤不肖”的衡才功能。 自唐代以降,赋成了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而被文人士子竞相创作,作品繁多,良莠不齐。 考官通过声律检验士子文学才能,更通过立意管窥应试者的器识和抱负,进而选拔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清代科举虽不考赋,但翰林院却常试赋。 翰林院始置于唐朝,后世递相沿用,渐成国家取才养士之处。 唐代入翰林院者出身不限,宋以后则“非进士不入翰林”。 清代任职翰林者,不仅能成为天子近臣,还有机会成为一方大员如学政、督抚等。 虽然清代南书房、军机处相继设立,致使翰林院的权位有所衰落,但翰林素有“华选”之名,恩遇殊渥,备受尊崇。 清代非翰林不得为大学士,且“国朝谥法,惟由翰林授职之员,始得冠以‘文’字”⑦陈康祺撰,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246 页。,如此殊荣,非其他官员所能有。 这也使得天下文人士子趋之若鹜。 诗赋在士人入职翰林以及在翰林的官职升迁中起到了重要的衡才作用。清以前翰林皆“先官后选”,清代翰林则是“先选后官”。 明代的翰林院已设庶吉士制度,但当时的庶吉士选拔和散馆授官等并不完善。 清承明制而规范之,每次科考后,皆从新科进士中通过馆选(朝考)选拔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下科考试,谓之散馆。 散馆以考诗赋为主,“文理优者留馆,二甲授翰林编修,三甲授翰林院检讨,散馆第一者,并保送派武英殿协修。 余改用部属与知县”。①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年版,第130 页。清代帝王还不定时对翰林官进行能力考察,谓之大考。 大考不定期举行,以考诗赋为主,“考取一等者予以超擢,二等各员前列者量升一阶,余或遇缺题奏或赏给缎匹,考在三等后者降等录用,或分别罚俸一二年,四等者降调休致,不入等者革职”。②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年版,第135 页。赏罚制度极为严格。 例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钦命《丰泽园赋》大考词臣于西苑,詹事府赞善陆葇名列第一,即除内阁学士;六月,又钦命《万寿无疆赋》御试词臣于畅春园,第一名詹事府詹事徐秉义被擢为内阁学士。 赞善秩从六品,詹事正三品,内阁学士秩从二品,只通过一次诗赋考试,即可获得升迁,甚至连升数级,这是普通京官难以比拟的,可见诗赋在翰林院官员晋升中的重要作用。

康熙倡导辞赋,并在《御定历代赋汇序》中盛称:“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③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卷首,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内府刻本。故远绍唐宋,以赋衡才。 杨澄鉴《刘观察昆圃先生赋序》也称:“夫赋者,四诗中六义之一,孙卿肇其始,孟坚以为古诗之流,《法言》取其丽以则。 唐、宋两朝,用此取士,将相贤达,魁伟非常之士,多出其中。”④杨澄鉴:《绍恭斋文钞》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721 册第724 页。追述历史,唐、宋两朝的“名臣伟人”“将相贤达”多从诗赋兼善的文人中选拔,值得效法。 潘世恩《曹相国赋序》云:

抑又闻宋王文正之赋《有物混成》也,识者谓宰相择任群才,使小大各得其所,已见于此。 范文正之赋《金在镕》也,识者谓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于此。 然则由先生之赋,以窥先生之学问经济,百世而下,奉为楷模,庶几在是。 小技云乎哉?⑤潘世恩:《有真意斋文集》不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本,第691 册第705 页。

唐、宋、辽、金、元、清各代,赋体文学成了选士手段、衡才之具,或试律赋,或试古赋。 普通文人汲汲于篇章结构和声律技巧,而有识见的主考官和赋论家则在“古诗之流”和“丽以则”的理论指导下,更看重作品的内容和立意。 宋咸平五年(1002),王曾(字文正)应礼部试,考题为《有物混成赋》,题目取自《老子》,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为韵。 王赋中有“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之句,颇见胸襟,或以为有“王佐”气象。⑥《宋史·王曾传》称:“咸平中,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 杨亿见其赋,叹曰:‘王佐器也。’”见脱脱等:《宋史》第29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0182 页。王曾也因此被擢为状元。 又,范仲淹应试作《金在镕赋》,宋孔平仲《孔氏谈苑》“范文正赋有将相器”条称:“范文正公作《金在镕赋》云:‘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材,亦见于此赋矣。”⑦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三,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清潘世恩《遗训》又云:“范文正《金在镕赋》……识者谓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于此赋矣。 盖作文须高着眼,从大处落墨,不事雕绘,具见怀抱。 此岂纤巧刻画者所能摹拟耶?”⑧潘世恩:《潘文恭公遗训》,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5971-5972 页。范仲淹赋以第一人称口吻,传达炼钢炉内金属溶液的心愿,想象奇特,立意不凡,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胸襟气度,从中可见其将相器识。 孔平仲、潘世恩对范仲淹《金在镕赋》之“将相之器”的讨论,实则也是对赋之衡才作用的肯定,同时也否定了扬雄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论调。

三、阐发赋艺:从铺陈写物到六义论赋

与汉人不同,六朝时期的赋论家在讨论“古诗之流”时,开始将《诗经》“六义”之赋与文体之赋进行比附,进而揭示出赋体文学以铺陈为主的艺术特征。 晋皇甫谧《三都赋序》称:“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①皇甫谧:《三都赋序》,萧统辑,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第1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版,第216 页。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②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134 页。于是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法(铺陈手法)与雄踞文坛宗主地位的赋体(以铺陈为基本要求的文体),水到渠成地联系到一起。 “赋者古诗之流”说,在此得到了更为雄辩有力的阐释。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亦随之成为赋论领域的经典论述,与“古诗之流”说互相发明,前后辉映。

清代赋集序跋中,颇有承袭皇、刘二人的讨论。 康熙帝《御制历代赋汇序》称:

赋者,六义之一也。 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 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 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 故曰:“赋者,古诗之流也。”③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卷首,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内府刻本。

熙帝在序中明确指出“赋居兴、比之中”,它长于“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做不到,故兴、比不能成为独立文体,赋则“卓然自见于世”,这是对“古诗之流”说与“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说的崭新表述,在清代前期具有正本清源、昭示天下、引导赋体创作的重要意义。 其实在康熙之前,毛奇龄《丁茜园赋集序》已经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赋者,古诗之流也。 惟原本古诗,故在六义之中,与比、兴同列,而实则源远流长,自为一体。”④毛奇龄:《西河集》卷五五,清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揭示赋与比、兴之异,强调其作为独立文体的意义。

不过,赋体文学在发展演进过程中,曾经吸收《诗经》《楚辞》、先秦诸子、纵横策士乃至讲唱文学的多种养分,并非单独继承铺陈一端。 汉代骚体赋、抒情小赋,即以抒发情感、吟咏情性为指归,已然超出“铺陈”之义,而兼用比、兴之法。 宋元时期学者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祝尧《古赋辩体》甚至以“比兴”论赋,在各赋的题解中揭示其对《诗经》“六义”的践行情况。 例如汉贾谊《吊屈原赋》解题:“比也。 虽曰赋而比,比义实多。”⑤祝尧:《古赋辩体》卷三,明成化二年(1466)金宗润刻本。宋黄庭坚《悼往赋》解题:“赋也。 起二句有比义,中间发乎情,有风义。 山谷诸赋中,此篇犹有意味。”⑥祝尧:《古赋辩体》卷八,明成化二年(1466)金宗润刻本。祝尧论赋,重视真情实感,故对“兼用比兴”的赋作尤为激赏。 自此以后,“取义一端,专言铺陈”的狭义赋学观被打破,“六义合观”“六义论赋”成为元、明、清三代赋学理论界的主流。 这在清代赋集序跋中亦屡有反映:

班孟坚曰:“赋者,古诗之流。”余为之解曰:《诗》者,古赋之源。 夫有流必有源,源者,所自出也;流者,所由分也。 ……于六义之中,独为一体曰赋,何也? 夫有比而赋者,有赋而比者,有兴而比者,有且兴且比而赋者,是三者合而不可离也。 (缪彤《历代赋钞序》)⑦赵维烈:《历代赋钞》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立敬堂刻本。

《诗》之六义,赋处一焉。 后之为赋者,凡赋其人,赋其事,赋其物,往往援彼兴此,即小比大,名为赋,而兴、比之义皆具。 虽踵事而增华,亦联鏣而合辙,故曰“古诗之流”也。 (戴彦镕《历朝赋格叙》)⑧陆葇:《历朝赋格》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学古堂刻本。

古以赋为六诗之一,实则假托仿喻,体物写志,比亦赋也,兴亦赋也,风、雅、颂亦赋也,骚又全乎赋者也。 孟坚以为古诗之流,不敢歧诗、赋而二之,可以知赋之为赋矣。 (路德《重刊赋则序》)⑨路德:《柽华馆文集》卷二,清光绪七年(1881)解梁刻本。

传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盖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虽赋也,而兼有比、兴之义焉……班孟坚曰:“赋者,古诗之流。”(杨知新《听潮楼赋钞序》)⑩赵铭彝:《听潮楼赋钞》卷首,清咸丰元年(1851)文喜堂刻本

赋者,古诗之流,雅、颂之亚。 自屈子作《骚》,《汉志》系之于赋。 荀卿蚕箴之理,宋玉大小之言,依类托谕,比、兴亦备。 (庄通敏《古绠斋律赋序》)①庄承籛:《古绠斋律赋》卷首,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缪彤论证赋、比、兴三者不可分割,戴彦镕、杨知新强调“赋兼比兴”,路德甚至说“比亦赋也,兴亦赋也,风、雅、颂亦赋也,骚又全乎赋者也”,堪称是“六义论赋”的代表性论述。 其实,明代华云《刻事类赋叙》早就说过:“盖《诗》有六义,赋之体何独不然? 感夫情而猋然动,谓之风;揄休缋烈,绵绵焉,寄亿千祀无穷之范,谓之雅、颂。 其为变,各有所极,而莫不有赋、比、兴之义,是故渐劘洽渍,入人之深,盖与《三百篇》等。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信哉是言也!”②吴淑:《事类赋》卷首,明嘉靖十一年(1532)崇正书院华麟祥校刻本。既然《诗经》有“六义”,作为“古诗之流”的赋亦理所当然兼有“六义”,只有像《诗经》那样坚守“六义”,兼容风、比、兴、雅、颂诸义,才能创作出“渐劘洽渍,入人之深”的感人作品。

赋为古诗之流,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然赋在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后,曾一度与诗渐行渐远。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 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③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018 页。已将骚赋(“古诗之赋”)与散体大赋(“今赋”)作了“主情”与“主物”的区别,至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说,进一步明确划清了诗、赋的文体畛域。 这种划分,影响深远,直至元明祝尧等人以比、兴论赋方有明显转变。 但元明论比、兴之赋,多以“主情”的古赋为主,极少言及律赋。 清代赋集序跋承元明之绪,以《诗》之“六义”论赋,且将律赋涵括其中,这不仅是赋与诗之关系的回归,也将赋与诗之间的关系联系得更为紧密,甚至有将诗与赋并列的趋势。 清徐士芬《家爱庐〈小赋古锦集〉序》以诗之“三体”论赋:“《诗》有风、雅、颂三体,惟赋亦然。 都京典礼,庄严沉博之作,赋中之颂也;声律排偶,应弦合节之作,赋中之雅也;若夫缘情体物,逸趣横生,刻露情状,能使潜蛟舞而嫠妇泣者,赋中之风也。”④徐士芬:《漱芳阁集》卷二,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刘熙载《艺概·赋概》则更进一步发展赋之“三体”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⑤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10 页。他将赋的题材分为言情、陈义、述德三大类,分别溯源于风、雅、颂,并不局限于“赋兼比兴”,而是全方位论证《诗经》与赋的水乳交融关系。 于是,在将赋提升到与诗同等文体地位高度的同时,传统的“古诗之流”说又得到全面深化与拓展。

四、文学实践:“古诗之流”说的影响

既然诗、赋相继,赋兼“六义”,那么在诗与赋的创作实践中,当然具有相通乃至相同的旨趣和技巧。

首先表现于情感抒发一端。 清王式丹《闵乡赋序》云:“昔人之言曰:‘赋者古诗之流,先王采焉,以观土风。’然则体物缘情,岂不贵有为而作乎? 若夫仲宣之感荆州,明远之伤芜城,情因地生,境与时会。”⑥朱经:《燕堂赋稿》卷首,清康熙间刻《燕堂诗钞》本,第558 册第111 页。王粲《登楼赋》、鲍照《芜城赋》,无不是“情因地生,境与时会”的作品,抒发作者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的真情实感,与《诗经》的风雅传统一脉相承,故成千古名作。 徐湘潭《采馨堂赋序》亦称:“大抵赋本古诗之流,亦兼取风、比、兴、雅、颂之意,仍不外‘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旨。 而其辞致,则又须别于质直之文,乃有古诗人咏歌之遗。”⑦徐湘潭:《睦堂文集》卷一二,《清代诗文集汇编》本。“发乎情,止乎礼义”出自《毛诗序》,本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诗学理论问题,徐氏援以论赋,并对赋体文学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赵维烈论赋则更进一步以“情”为准则: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盖古者列国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称《诗》以喻意,皆以吟咏性情,各从义类。 春秋后聘问不行,而贤士逸在布衣,失志之赋作焉。 然楚辞用以为讽,实本六义而出之。辞虽太丽,义尚可则。 后此,或长于叙事而昧于情,或长于说理而略于辞,使读之者无兴起之趣,由其不发乎情耳。 故知音律谐协,对偶精工,要必有情以文其辞,斯赋之则也。 (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①赵维烈:《历代赋钞》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立敬堂刻本。

在赵维烈看来,“发乎情”方能使读者有兴起之趣,音律协调、对偶精工的文辞,也必要“有情”方可成为赋,这是作赋的基本原则。 明人钱溥曾在《古赋辩体序》中言:“及赋之名立,则又兼风、比、兴、雅、颂之义,然后为得其体焉。 ……然发乎情而得其正,若陶翁之词,虽于骚体不类,君子以为古赋之流而取之。”②祝尧:《古赋辩体》卷首,明成化二年(1466)金宗润刻本。认为陶渊明《闲情赋》《归去来兮辞》等“发乎情而得其正”,因其止于礼义,故符合“古诗之流”的标准,而成为赋史名篇。 整部《古赋辩体》,都贯穿着以情为核心、以《诗经》“六义”为尺度的评判标准③参见踪凡:《祝尧〈古赋辨体〉的汉赋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2 期。。 这一标准在明清两代一直沿用,曾无改夺。

在赋论家眼里,诗、赋同构,不可分离,不仅体现在情感抒发上,在创作理论、写作技法方面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纪昀《眺松亭赋钞序》(又名《清艳堂赋序》)云:“古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然所谓赋者,仍诗耳。 ……故班固《两都赋序》称:‘赋者,古诗之流也。’建安以前无咏物之诗,凡咏物者多用赋。”④裕瑞:《眺松亭赋钞》卷首,清嘉庆十五年(1810)裕瑞写刻本。“建安”句的言外之意,是说建安之前诗歌寥落,赋体文学承担了诗歌的咏物功能。 无论是“体物”的咏物赋,还是“写志”的抒情言志赋,都与同题材、同类型的诗歌相通。 故民国时期台湾出版家罗蕉麓称:“未有不工诗,而径工赋者,亦未有工赋,而不能工诗者。”⑤夏思沺撰,林学洲评:《少喦赋草》卷首,1925 年台湾地区翻印本。李宗元则从自身的创作经历出发,指出:“平日多读汉魏六朝唐宋各家诗,而以律赋法行之,随意抒写,便卓然可观。”⑥李恩绶:《读骚阁赋存》卷首,清光绪十六年(1890)金陵刻本。路德在《关中书院课士赋》(又名《注释关中书院课士赋》)中评李应治《细麦落轻花赋》时,还提出“诵诗以作赋”之法:

但赋者,诗之流,与其多读唐赋,不如寝食于唐诗。 盖唐人律赋,率系应试之作,作者不皆风雅中人,其才力多薄,其篇幅多窘,其字句多杌楻而不安。 若唐一代之诗,则超前轶后,洋洋大观,千变万化,无美不备,学者纵难多读,至少亦必须三二千首。 须兼读古体,切不可专读律诗绝句,以自隘其规模。 能如此用功,方能入风雅一门。 然后取近人馆课律赋阅读之,眼底便觉雪亮,则而效之不难矣。⑦路德:《关中书院课士赋》卷一,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聚锦堂刻本。

清人作赋“宗唐”,多以唐赋名篇为范本,路德却不然。 他提出“与其多读唐赋,不如寝食于唐诗”的观点,在于赋与诗之韵律的共通性。 路德《重刊赋则序》曾言:“孟坚以为古诗之流,不敢歧诗、赋而二之,可以知赋之为赋矣。 诗有律,赋亦有律。 律,不惟律诗有;则,亦不惟律赋有。”⑧路德:《柽华馆文集》卷二,清光绪七年(1881)解梁刻本。明确将诗、赋视作一体,即律体,认为诗与赋皆有律有则。 也正是基于此,李宗元、路德等人才会在理论与写作技巧上提出“诵诗以作赋”的研习之法,甚至说读唐诗“必须三二千首”方可作赋。 此外,诗、赋二体在对仗、用典、平仄等方面亦多有相通之处,学术界多有论述,不再赘言。

诗、赋并称,诗、赋同构,早已是中国文学史上习见不鲜的现象,其理论源头即在于源远流长的“赋者古诗之流”说。 尽管唐代以后的赋趋于散文化,大型文总集如《唐文粹》《全唐文》《宋文鉴》《明文衡》等皆收录赋体,但在普通文人眼里,赋仍然属于广义的诗,诗、赋合编的现象十分普遍。 明清时出现了大量的诗赋集、诗赋钞、诗赋选,诗话中亦常常兼而论赋,如吴景旭《历代诗话》等。 我们检索“全国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书名中带有“诗赋”的条目多达97 条,如《解颐轩诗赋钞》《梦韶诗赋钞》《白鹄山房诗赋抄》《崇川诗赋题解》《六朝诗赋选》《关中课士诗赋录》等等,而带有“文赋”的条目只有区区10条。 俗语常言“能诗善赋”,诗、赋关系之密切,显然远远超出文、赋关系。

唐代诗赋教育情况,难以考实,前期当以《文选》为主,后期则重视律诗、律赋作法的总结和传授,皎然《诗式》、佚名《赋谱》堪称代表。 在唐代进士科考试中,大都以诗、赋为同场。 起初将杂文考试(以诗赋为主)安排在第二场,贞元年间(785—805)提前到第一场,并且只考诗赋。 因为进士科考试实行逐场淘汰制,第一场通过后才能参加第二场考试,故诗赋考试在筛选考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称:“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首场试的三场制形成的时间大概在贞元中。 ……此后,进士科考试基本上形成了先后考诗赋、帖经、对策为先后顺序的三场制。”①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0 页。这里的诗赋指律诗、律赋,都是讲究对仗、用典、声律的韵文,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创作技巧和才能。 宋代进士科考试大略相同。

在清代书院教育中,诗、赋二体作为生童的练习和考试科目,往往同时进行。 例如路德编有《关中课士诗赋》一书,先赋后诗。 上海图书馆藏有该书之清光绪十年(1884)江左书林刻本,凡五册,前三册为《关中课士试帖详注》,后两册为《关中课士律赋笺注》。 该书保留了清代书院课试的原始资料,也验证了诗与赋在文学教育、文学实践中形影不离的关系。

前已言之,赋有衡才作用,清代翰林院庶吉士的月课、散馆、大考和翰詹考试,亦往往以诗赋为题。蒋攸銛《同馆律赋精萃叙》称:“我朝则以帖括试士,而以诗赋课翰林,文治光华,法制大备。”②蒋攸銛:《同馆律赋精萃叙》卷首,清道光七年(1827)襄平蒋氏刻本。潘务正《清代赋学教育》也说:“新科进士经过以诗赋为主的朝考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后,还需要再学习三年。 这期间,他们在掌院大学士和一众教习的指导下,继续磨练律赋写作的技巧,提高写作能力。”③潘务正:《清代赋学教育》,《光明日报》2024 年7 月29 日,第13 版。除了翰林官每月的定期考试,庶吉士们平日亦加强诗赋创作的实战演练。 丁绍周《浮玉山房赋钞序》云:“庚戌,改庶常,始排日作课。 豫书诗、赋题数百个,搓作阄,置笔筒中。 晨起,手探一枚,取时表置案头,赋以八刻而就,诗半之。 大率一日诗一日赋,或两日诗一日赋。 两年来,律赋积至二百余首,试帖则三百余首。”④丁绍周:《浮玉山房赋钞》卷首,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入馆后每日练习,或诗或赋,用功勤苦,收获亦丰,两年间创作诗赋已达五六百首。 《浮玉山房赋钞》精选其律赋30 首,刻梓问世。 南京图书馆藏有清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翰林学士们陆续编纂的《同馆诗赋钞》91 卷,就是翰林院月课、大考优胜诗赋(大都获第一名、第二名佳绩)的汇集。 其中第一函6册,前4 册为《同馆赋钞二集》卷一、卷二,收录嘉庆辛未科馆课之赋一百余篇;第5-6 册为《同馆试律续钞二集》卷一、卷二,收录同科馆课之诗一百余篇。 第二函亦为6 册,第1、2、4、5 册为 《同馆赋钞二集》卷三、卷四,收录嘉庆甲戌科馆课之赋九十余篇;第3、第6 册为《同馆试律续钞二集》卷三、卷四,收录同科馆课之诗一百余篇。 以下各函同此,每函一科,先赋后诗。 作为原始资料汇编,本书辑录了自嘉庆辛未科(1811)迄咸丰壬子科(1852)凡21 科馆阁之赋二千多篇,馆阁之诗约三千篇,总数达五千余篇之巨,还原了清代晚期40 余年间庶常馆月课、散馆所试律诗律赋的真实情况。 诗与赋往往同场考试,同时阅卷,综合评定,优胜者获得奖励,劣等者受到处罚。 正如王家相《同馆赋钞二集序》所云:“三年散馆,留馆授职者若干人,其余或分部,或出宰,轨辙分歧,音尘逾迈。”⑤王家相:《同馆赋钞二集》卷首,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诗赋二体共同作用于文人仕途,决定翰林院庶吉士的升降荣辱,岂可轻忽。

无论是诗赋创作、科举考试还是文集编纂,诗赋二体合撰、合编、合注、合考、合观、合论的现象都极为普遍。 清代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实践,使“赋者古诗之流”说成为中国赋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史上流传广泛、深入人心、不可撼动的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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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02-10

作者简介:踪凡,本名踪训国,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梁凤连,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赋论整理研究”(19ZDZ24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