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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诗的“当代性”问题


摘 要: 自阿甘本《何为同时代?》被翻译以来,“当代性”“同时代人”等说法在当代文学领域流行,形成一定规模的学术热点。 当代诗歌结合自身语境,对这些观念作出尤其明显的反应,已形成问题化的“当代性”诗学气候。 本文先对“当代性”的外文、中文理解情况展开梳理与辨析,进而提出一个有效把握新诗“当代性”问题的框架,并对其中包括“当代诗”“历史意识”等在内的主要诗学现象进行逐一分析。

关键词: 当代性;同时代人;当代诗;历史意识;新诗

一

“当代性”这一提法,近年愈发密集地出现在文学和学术场域,但不是没有沦为又一种不再时髦、也不再具备学术生产力的空洞名词的危险。 一方面这是因为,受外国文论影响,中文的“当代性”,其所指、使用情境庞杂,至今都缺乏比较统一的认知;另一方面,“当代性”的探讨本身即包含着一种特殊难度,如果将保罗·德曼观点里的“现代”二字替换成“当代”,则可以表述为:“当代性自身并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独立于其当代性之外的一套价值观”① 保罗·德曼:《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5 页。——这种悖论式的认知疑难,显然既增添了“当代性”的感性因素,又延缓了它被逻辑思维把握并叙述的可能。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新诗在“当代性”的话语基础上生成的诗学,但是在此之前,重新对“当代性”的相关理论展开梳理与辨析,也是必要的一步。

曾有学者追认,《论巴拉廷斯基的诗》(梁真译,1958)一文是中文世界使用“当代性”的起点② 这一看法最早出自王东明:《关于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4 年第1 期。,又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可生成自己的“当代性”理解③ 丁帆:《中国文学的“当代性”》,《上海文化》2021 年第12 期。,可是实际上,如果没有讲稿《何为同时代?》(阿甘本)在2009 年的译介①此文最早由王立秋翻译,首发于网络后即有反响,修订后刊于《上海文化》2010 年第4 期。 目前有多个译本。,“当代性”便不可能带来如此时段集中的诗学、学术争议。 因此在我看来,以阿甘本讲稿的内容为主要切入点,再延伸至其他材料,是更合理的一种思路。

无论是阿甘本,还是多年浸淫“现代性”理论的中国学者,都能接受一类普遍用法,即“当代”或“同时代”(英文均为contemporary)首先指向当前的、无意义附着的时间状态。 将“当代”从时间之流中截离出来,源于现代人对时间的敏感,也如哈贝马斯所说,这是典型的“现代的历史意识”②哈贝马斯:《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8 页。。 在外文传统中,经过康德对“启蒙”的界说、黑格尔描述“时代精神”时也用上“当代”一词,此外,还有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冒险”等,所谓当前时间状态,慢慢演变成个体意识的危机状态,已积蓄起较多的哲学内涵。 然而,对其世俗化的理解,例如主动将“当代性”定位为“五四”以来学术研究的传统③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7-148 页。,或者在诗歌的审美体验里,认可“现在之再现”(波德莱尔语)的语言倾向、“把‘现在’英雄化”(福柯语)的反讽意志,又显示出一种“当代”与历史的紧张对峙,并可从中提炼精神的文学性时间框架,同样为中文所接受。

阿甘本的“当代性”兼顾以上共识,但也增加了别样的问题意识。 在这篇讲稿中,作者对“当代性”的定义多达四五处,如:“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同时代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④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论友爱》,刘耀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63、78 页。由于思路的流动,这些句子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当它们被频繁地单独征引,就可能造成断章取义的危险。 这种情况在当代诗歌里是时有发生的。 遭致误解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阿甘本拥有极具文学感染力、煽动性的行文风格。 他为阐明“同时代人”而举出的各一则生物学、天体物理学案例令人备感新鲜;诸如王立秋译本中的“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醮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则传播更广,并且显然,“晦暗”的意象,容易直接激发出诗人、学者们固有的某些隐秘情感,反倒忽视了对文字背后的来龙去脉的把握。 与其说这是阿甘本的责任,倒不如说,它恰恰是“当代性”引发新诗共鸣与诗学问题的一个侧面。

联系其他文本来阅读讲稿,会发现,阿甘本在此没有承担解读“当代性”的原创工作。 除了他强调的“成为同时代人,首先是勇气问题”明显出自康德的“要敢于认识”⑤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0 页。,大篇幅探讨的“时尚”问题,也延续自波德莱尔,并且出入不多。 尼采著作《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又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则是阿甘本此次言说最主要的文献依据之一。 阿甘本先是明确引用尼采的原文,指出主体过于轻率地盲信、拥抱历史文化,乃是一种“历史狂热病”,随后,不管是他自己的定义,还是借曼德尔施塔姆名诗《世纪》而作的一番解说,也都专注在“同时代人”注定会与时代“断裂和脱节”上。 尼采的长文洋洋洒洒,强力论证了“非历史的能力”对于个人、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几乎比“历史的能力”更加重要,这是阿甘本的讲稿不存在的环节。 尼采的文章很精彩,却也有几处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是第三节的尾声,他开始犹疑于如何“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因为即使是“非历史”的人,也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先辈的产物,无法摆脱先后次序的时间锁链,况且,“非历史”作为“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 可以说,对两种天性的指明与对比,恰恰隐藏着尼采即使批评现代进步观,然而依旧无法舍弃历史乃是线性累积和因果论的心态,这会导致他所构想的“非历史”人物,若不是隶属“天才共和国”的一员(这是尼采最激赏的),便会落入某种暧昧不定的意志区间。⑥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77 页。阿甘本是一定程度的左派哲学家,其眼中的“同时代人”,并不诉诸超人,在提防“历史狂热病”之余,其时空观也和尼采不一样。 正是在这里,讲稿的重心转向了其他方面。

阿甘本关于“同时代人”是“不合时宜”之人的提法,明显承袭自尼采;但他对“不合时宜”,即主体朝向其时代的位置总是“不再”或“尚未”的解释,却清楚地摒弃线性时间,转而围绕弥赛亚主义展开。讲稿后半段,阿甘本致力于澄清,这种“不合时宜”的本质乃是一种共时性:“根据‘不再’和‘尚未’……也与那些‘其他时间’建立起了特殊的联系”,“尤其是通过突出当下的古老,同时代性嵌入到当下”。①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同前书,第74 页。从原理来说,弥赛亚主义的共时观由于有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在先,中文世界并不算陌生,它是一个有别于“历史的连续统一体”,所有记忆均被捕获并如“星丛”汇聚,时间则是“静止而停顿”的“当下”②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274、276 页。。 不过,由于阿甘本自己本来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的陈述,反而不似本雅明那么追求严整,而是有意无意地,把重点放在线性与共性的转捩上:“它(同时代性)在编年时间中活动,驱策逼迫并改变编年时间。 这种驱策就是不合时宜。”③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同前书,第71 页。此处的“编年时间”(一译“流俗时间”),显然是一种下意识表述,本身已经是对现代式线性时间的淡化,或曰纯粹客观化;而“驱策”的动作,似乎是阿甘本很希望强化的一种主体品质,也意味着,共时、非历史狂热病的“不合时宜”,的确可以在每个“当下”达成。 关于“驱策”的道理,阿甘本在另一本书中交代得更加清楚,这是发生于他专行区分的“时机”和“编年时间”之间的一种动宾关系,在他看来,“时机”虽然只是后者的“缩短和削减”,当被真正把握时,却延长了时间中的“临在”,并使人们能够感知脱节一事。 如此,“时机”也必然会带来“彻头彻尾的决定性的差异”。 阿甘本反复说,代表救赎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即“时机”已兑现),那么,从文化、文学的角度看,这相当于指出,“同时代人”不仅仅是脱节的姿态性问题,更还承担着去“驱策”,或曰运用历史、展开批判的重任。④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版,第95-96、98 页。阿甘本就这样部分地续接尼采观念,又将“不合时宜”给弥赛亚化,也即,把尼采对过去的那种不满用意,转换成必然的当前氛围。 因此,他的“同时代”,肯定也会不同于那种静态的“异代同时”(王敖语)诗歌精神,或者像艾略特那样,仅投诸“理解过去的现在性”,进而引发“传统”之整体微调⑤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2-3 页。。后面两种观点,相对常见于现代主义诗学,而“不合时宜”是走到了“当代性”的界面上。 简单概括,“同时代人”其实是历史的截停与收容之声,而批判是它最重要的精神属性。

从对时间之流的截离,到《何为同时代?》里,阿甘本将其进一步弥赛亚化,“当代”“当代性”的底色都是一种供主体不同程度参与的历史观。 在诗学上,所谓的历史意识(不专指艾略特),其理论思维与此也保持着同一。 中国当代诗人尤为喜爱用历史意识这个词,并且,远在阿甘本的“同时代人”概念传入以前,中文也有了自己小小的“当代”“当代性”释义传统,这个传统跟前者的区别比较大。 关于“当代”,许多国内学者已有共感、共识,那就是它和“现代”一样,都是社会、政治时间的干预之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专用语汇,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当代文学”,就是“一种与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统一的文学形态的努力”⑥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 年第3 期。。 “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所携带的约束力,主要施行于1950 至1970 年代,然而,中文“当代”“当代性”的一个类似历史遗留的特征就在于,作为两种门类话语的复合物,当它在新的时间场域剥离了政治光谱,那些曾经对文学的要求,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尤其是它背后所依照的唯物主义美学观、时代观,却作为文学想象的内质,而获得诸多保留。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唐弢语)、文学学科的“当代”前置语应当取消⑦陈思和:《新世纪文学的学科含义》,《文艺争鸣》2007 年第12 期。等声音,都是1980 年代以后,研究者意识到此前三十年的“当代”话语在新时间面前的滞重、残影而发出的,可是诸如确认革命前史,又把当下的社会时间命名成“后当代”“后社会主义”⑧张旭东:《当代性与文学史》,《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298 页。等做法,也同样很多见,这意味着,思考此刻的文学“当代性”,则仍必需顾及,甚至是首先回应:“当代”与一段特定的社会时间之间如何在相互阐释上生效(如“当代”往何处去的纯粹提问也是有的,但不是主流)。 总体上,这一习惯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中文的“当代性”,往往扩充了“当代”的时间长度,致使“当代”与历史对峙原有的那份悖论、紧张之感降低;第二,在诗学层面,“当代性”“现代性”一对概念,也往往受意识形态分年法的牵制,而有时转变成“当前”阶段文本审美和“现代”阶段文本审美的较量。

政治性的宽泛能量,为中文“当代性”注入了幽灵。 1980 年代之后,文学“当代性”的讨论虽然声势不大,但间而有之,其中,从最早的文献,到最近的文献,“现实感”“时代感”等都是比较频繁出现的解释用语。①如:王东明《关于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何联华《文学的当代性问题》(《江汉论坛》1986 年第5 期);丁帆《中国文学的“当代性”》;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6 期)。这一现象无可厚非,然而就文学的敏感度而言,中文语境里的“时代”之类用词,通常所指模糊,因而容易反过来使得“当代性”什么都是,却也什么都不是。 换言之,喻示历史意识,乃至历史危机的“当代性”,容易回退成一个仿佛是“泛当代文学”的同义反复的标签。 近几年,受阿甘本和一些词条解析式文本②主要是:金莉、李铁《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年版);廖昌胤《当代性:悖论诗学的哲学基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 年第6 期)。的启发,“当代性”也较多地被看成文学研究“历史化”倾向的张力面来处理,不过,如果在底层逻辑上,追求“当代性”只是为了尊重并使原有的史学思路更加完善、自洽,那么“当代性”的非历史或曰深度批判潜能也会因此被取消。 在《何为同时代?》传播之前,当代诗学已有很长时间汲汲于“历史意识”的获得,早在1992 年,陈超即曾大致提出,“当代性的强弱”是一种诗歌标准③陈超:《深入当代》,《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20 页。;到了晚近一些年,“公共性”“诗歌伦理”的争端明显也与此相关;只是它们背后的历史语法并不明晰,或者经常无法使人于争议中体会到,历史是如何在诗歌的意义上有效呈现活力。 “同时代人”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新诗历史语法、诗学语法的更迭,表现也比整个文学界更具体多样,这部分内容我在随后讨论。

二

尽管在对待历史一事上,外文和中文的思想路径几乎呈相反之势(“革命”“先锋”等亦会创造历史机遇,但是21 世纪以来的中国,此类驱动力已消歇,或者被知识化),但是,二者依然存在理论上的接洽,或曰一个为了平衡现象而设的锚点。 这样看待问题,并不是出于某种追求“中西结合”的普泛心理,而是新诗的“当代性”表现,允许、推动着这样做。 由此,我希望提出一个有效观察新诗“当代性”问题的总体框架,我把它命名为:基于编年时间的隐喻文学史。

我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保罗·德曼在《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中的观点。 德曼的所谓“现代性”,以文学语言、写作主体对时间(历史)的敏感为主,因此和本文要讲的“当代性”区别不大。 更重要的是,德曼留意到,“现代性”与文学史在共享时间之余,总是存在一项无法消除的悖论:一方面,“它(文学史)的持久和更新则有赖于现代性;而现代性若不同时淹没并重新结合于一种退行性历史过程的话,那它也就不能维护其自身”;另一方面,就渴望抵入“现代性”的文学书写来看,德曼也指出,其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甩脱历史的“实体”(这个“实体”包含的共时性,与艾略特的“传统”相似),“不具备从据认为是无法忍受的情况中摆脱的能力”。 由此,一种在语言本体的内、外部均浮动历史因素,但文学本身又致力于识别历史危机,且反对汇编庸俗历史的文学史模型,就构建了出来。④保罗·德曼:《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同前书,第174、187、189 页。考虑到中文“当代性”常常裹挟着现行历史的基因(有学者把这概括为“消极意义上的当代性”⑤王东东:《历史的锤与钉:新诗的年代学与凯洛斯》,《今天》2024 年春季号。),另外一边,如尼采、阿甘本的“不合时宜”又经常是反历史的(但不会也不可能拒绝文学史),那么,德曼的这个基本模型,移到“当代性”诗学的视野和要求底下,首先可以更改的一点,是把文学史背后,那进化色彩较浓的“时间锁链”与种种意识形态附着都彻底淡化,使之变成更客观的编年时间;时间的客观化,随之自然会带来文学史的抽象化,诚然,在本意上,我并不是只想论述对发生了“当代性”的新诗史某截面的感受,只不过,这种抽象化处理,反而更有利于检视,那各种“当代性”“当代诗”的质量,也更接近于德曼和张旭东形容的,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意识的危机时刻(前提是该编年时间愿把自己特殊化),文学一旦把自己表述成“当代性”,就意味着文学和历史的双重“不确定性”。①保罗·德曼:《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张旭东:《当代性与文学史》,同前书,第294 页。文学是隐喻的语言,它发生的编年场所,我称其为隐喻文学史。

隐喻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即最理想化的文学史,因而,它包含有对充满诗性正义的历史语法的锻造。 除了当代诗歌此前许多年喜欢把“历史意识”当作活力生长点,阿甘本的“同时代性”,也是朝着这一目标的努力。 而且,后者的批判属性,在这个框架、这次诗学话语的契机中尤其显示分量,诚实地说,假如没有了这一点,不仅“当代性”会脱离问题现场,退化成又一个笼统观念,也和目前相对有活力的那部分新诗思考不符。

三

在编年时间的意义上,有意提倡“当代性”的诗歌,其实是渴望不同于其他时间——譬如新诗史、经典作品——的当代诗歌的同义词。 给出不一样的美学见解和文本,是这类诗歌的目标。 在《何为同时代?》发表同一年,“当代诗”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一种新的东西”,开始被明确地倡议。 仅从对它的理念描述来看,其特征似乎是合格的,只不过还相对笼统:一是强调“写作与当代社会进程”的关联,二是写作结果不逐求“‘好’或者‘成熟’”,只以“新鲜感”为主,另外,如认为经典的作品都有“当代性”,则明显是受到阿甘本的影响。②孙文波等:《当代诗的概念:范围、内涵与阐释——有关〈当代诗〉杂志》,《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张桃洲、孙晓娅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4-125 页。“当代诗”被更多作者接纳,并赋予更个性的形塑之后,有时会遭受文本质量方面的拷问,可是,如果那真的是“当代性”冲动的产物,则美学上挣脱“对以前时刻的依赖”,将自己兑现于“仓促的即刻性”③保罗·德曼:《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同前书,第181 页。,抑或,在“新鲜”与经典化之间尝试找到某种有待确证的妥协,都并非不可理解。 然而,“当代诗”的真正问题,也许还在于另一个向度:它的大多数支持者,都是曾活跃于1990 年代,并且没有放弃那个年代的“历史意识”心情的诗人。 譬如所谓“写作与当代社会进程”,特别是对其“复杂性”经验一面的在意④孙文波:《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就非常类似从前诗人面对中国急遽变化时的那种不安。 换言之,此刻的“当代诗”,反倒更像是作者对过去时空里,某些陈旧的历史语法——主要是亲“现实”、取材于社会的“进程”——的再次声明,其中不乏在当年的诗艺未能完全实现的焦虑。 对比起来,这反而没有一些年轻诗人只关心“此刻”的“赌徒性写作”、对其他时间“丝毫没有去窥视的欲望”⑤秦三澍: 《为诗歌的当代性增高一厘米》, 豆瓣网 https:/ /www.douban.com/note/748775747/? _ i =0886487kz6rU9F,2020 年1 月12 日。的做法来得轻松。 最近几年,几位青年学者再次提议“走出漫长的九十年代”,逻辑便部分地与此有关。 萧开愚是“当代诗”群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个人对这个名称的含义提炼最早,而且,他经常希望以社会学式的方法,让文本、语言被某种最“真”的历史充实。⑥萧开愚:《一个文学现象(提要)》,《此时此地:萧开愚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17 页。新诗的本质,在他看来即是随时随地的“当代艺术”。⑦萧开愚:《姑妄言之》,《此时此地:萧开愚自选集》,第380 页。可是,这种诗观所依据的史观,恰恰带着观念的超稳定结构,在命名的深度方面不会给“当代诗”更多支持。

“当代诗”试图特殊化某一段编年时间,那么,那些存在于其他时间的新诗作品,就容易被拿来比较,或是被对立看待。 前文提过,这种分隔的标准,多少也受中文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一种基于在1949 年以前完成的“现代诗”形象便被确立了出来。 如有一种争议颇大的观点是,活跃在20 世纪早期的新诗人,其审美取向往往“19 世纪化”(浪漫主义化)①西川:《诗人观念与诗歌观念的历史性落差》,《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50 页。;另一种有意对“现代诗”作概述者则说,诗歌在那几十年经历了由启蒙的在场感,到以心智对抗外部世界的转变过程②姜涛:《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7 页。。 这些看法林林总总,各具衬托“当代诗”的上下文,而且对发言者的知识谱系、时间意识要求颇高,因此,如果能直接就“当代性”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诗学差别展开辨析,则会更容易在学理层面流通。 胡桑的一些说法值得注意,他像多数人一样,运用了来自帕斯、米沃什等人的现代诗歌批判理论,也在现代主义容易造成主体幻觉,因而需要“当代性”对之作出历史感调校的意义上,合宜地取用阿甘本“同时代人”乃是“脱节”与“凝视”并行的观点,不过,更有价值的一处细节是,他进而又追问:“一个更为丰盈的历史主体”在哪里?③胡桑:《自我流放与谦逊的凝视——关于当代诗与现代性》,《当代诗3》,孙文波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3-171 页。这追问说明,一种凸显“当代诗”的历史语法,在他的感知里是有待生产的,而不是现成之物。 胡桑此后的很多写作,均把重心引向“他者”主题,显然,那是他追寻新“历史主体”而自设的步骤。

“同时代人”掌握的“脱节”,是通过在编年时间内部又“划分和植入”另一种时间,才能到来;而在言辞的感染力上,弥赛亚共时观——尤其经过阿甘本的讲述——则似乎天然地,便可制成一套不需要文化支柱的方法论,被诗人迅速模仿。 中文诗人目前理解的共时,基本是对“……通过突出当下的古老,同时代性嵌入到当下”一句的直接截用。 共时已逐渐变成“当代诗”的美学特征之一,但是,一来应看到,这种趋势并不是隐喻文学史求证“当代性”的结果,在它的背景里,其实还堆垒着1990 年代诗歌“汉语性”“现代汉诗”等未竟目标以及2000 年以后愈发明确和主流的“古典性”诗学追求。 换言之,所谓的共时,在这里主要是响应了旧心理,作出一种翻新表达。 二来根据诗意的发生学观察,诗人们对共时的体验,总体也还缺少那种始自“当代”紧张、不确定,而引发的面朝其他时间的召唤动作,例如,杜甫长期都是当代诗歌十分推崇的古诗典范,可是,若把他描述为“我们每一个人”、居于“超越时空的伟大精神共时体”之内④霍俊明等:《“我们的杜甫”:同时代人与“艺术的幽灵”(一)》,《扬子江诗刊》2020 年第5 期。,则不啻于是再次指认,传统乃是静态的而已,这毋宁是“同时代人”的字面义版本,与那种个体心智去往某个疏离现代时间的语言方位、重新辨认传统写作和“当代”写作的张力,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实际上,关于“精神共时体”一说,骆一禾在1980 年代已经给出了较有信服力的论述。

以上提及的几个方面,有时会以轻重不等的痕迹集合到同一位诗人身上,从而构成整个新诗“当代性”问题的典型。 欧阳江河便是刚好满足这些条件的一位。 从开始刻意去写“费解的、不美的、不那么像诗”⑤欧阳江河:《消费时代的长诗写作》,《东吴学术》2013 年第3 期。的长诗,一直到近期,经过漫长且随时散落在各处的那些碎片陈述,事实上,欧阳江河有机会让自己的“当代性”诗学趋于完整。 这诚然是一套各主张都鲜明,也极留意主张间的和谐的有机体:在时空的感知方面,他明确放弃了会使意义“均质化”的“现代性”,而拥立据说能汇聚一切时间、空间,从而让诗意更自由的“当代性”;诗意提炼方面,他也更倾向于将发声逻辑镌刻进多重历史,具体来说,是要造成一种“早已逝去的未来”、“‘我’是五百年以后派过来的”,因而带着五百年以后的眼光的驳诘、丰厚效果,其中,“未来”一项维度,致使他的行文经常在某种信念和虚构间游移;而文本特征方面,他直言不讳对“美文学”的排斥,好像只有不美,才能唤起“当代诗”关心即刻、即刻之庞杂与深度的那一尺度……可是,纵使这些说法已经彼此相当吻合,作为一个总体,仍会给人牵强之感。 这是因为,欧阳江河试图把写作建立在十分晦暗,乃至可疑的观念基础上。 例如为了证明“早已逝去的未来”(又名“未来考古学”)具有合理性,他专门引借丸山真男的“古层”说,以之作一个诗学概念①欧阳江河:《如何追寻“早已逝去的未来”——诗歌写作的“当代性”问题漫谈》,《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 年第4 期。,而实际上,丸山所谓的“古层”中仍有“顽固的低音”“安静又执拗地发出声响”②丸山真男:《历史意识的“古层”》,见《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9 页。,只是对某一谱系学式的史观的巧妙形容,本质仍是在揭出观念的普世性,而非文学生命力。 欧阳江河这种由理论径直推进至文学的做法,恐怕有待商榷,其中所缺的不是解析,而是理论本身的文学性实在。 又如,他一度表示,“当代诗”的解读还需引入包括翻译、传播等在内的“中间环节”——一套基于多时代、多文化的“他者”评析机制③欧阳江河:《当代诗与中间环节》,《文艺报》2017 年10 月11 日。,然而这一类概念攻势,也难免使人疑心,其是否只是为了弥补文本在“当代”的尺度标榜下,晦涩不可解的遗憾。 欧阳江河原本敏感于“当代性”,但又将其暗中转换成规约诗歌的纯理式操作,且伴随着相当程度的自洽(自洽的动机,也颇值得追问),这或许并非一人的症候,而恰恰是在当代诗人与“同时代性”的遭遇中,显现的极端症候。

按照阿甘本的概括,“同时代人”除了是眼前时代——编年时间——的脱范者,还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④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同前书,第68 页。。 假如脱离时代,是为了最终更有见地地返回时代,其间便包含有对某种独立且艰难的思辨性生产的要求,这一行为,具体会投向诗歌、历史语法测探等,但无疑均要以批判为前提。 当代诗坛未必出现过完美的“同时代人”形象,然而在诗学批判的角度,有少数几种著述,依然值得留意。 张伟栋近年介入了“未来诗学”风潮,不过,依据对“未来”——诚然也是“当代”——的敏锐而论,他犹有不可代替的部分。 “未来诗学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危机与对危机的克服而展开”⑤张伟栋:《什么是未来诗学? ——关于当代诗困境与危机的历史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 年第6 期。,关于什么是当代诗歌的“危机”,他作了连续的阐释,从比较早的“历史对位法”里,他分析,有几类长诗所根据的“历史救赎论”“历史终结论”都已不可持续,指认当代作者正普遍陷入“单边的历史幻觉”(与尼采的“历史狂热病”近似)⑥张伟栋:《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江汉学术》2015 年第1 期。,随后,他也站到“当代”的诗学立场上,谈起一种“诗只关注自身”的常见现象,称之为体制化的“现代主义贫困”,此后,作为整体回应,他一再申明,诗歌应当完成从“书写的诗”到“行动的诗”的变革,诗歌的本质乃是一架反对“诗歌机器”的“历史性机器”,目的是迎来对多种存在的收编⑦张伟栋:《什么是未来诗学? ——关于当代诗困境与危机的历史反思》。。 张伟栋这种“危机”论,不再诉诸具化的修辞、审美细节检讨,反而跟新诗的整体现状拉开距离,因此的确和一般批评不同;他曾忧虑说,抗议现行的历史乃是“当代性”之责,却也不知道“哪一种历史主体”会“收编我们的未来”⑧张伟栋:《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1990 年代以来当代诗的历史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87、93 页。,这一表述表面上和胡桑的相似,可是,比之后者迅速落位于操作,他则更加渴望,把策略投注于宏观范畴,也即,要在历史语法和“当代诗”的互为寻找,乃至实体互动的层面,构建出它们的总体合法性。 张伟栋的优点及疑点,大约都在这里,一方面,将诗歌定义为一架“历史性机器”,会明显公共化且抬升诗歌的地位,通过拓展文学语言的功能边界,使诗歌不再是保罗·德曼所言的“不断背离和回归其自身”⑨保罗·德曼:《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同前书,第187 页。的历史泡沫,而直接进化成了历史的沟联力本身,由此,新诗(“当代”)与历史的矛盾,自然会得到消弭;但从另一方面想,张伟栋在谴责历史主义之余,似乎又寄希望于某种全新、更宏阔而活跃的诗性“历史”,抛开他本人的政治性立场不论,假如这些想法兑现,是否意味着,“当代性”、弥赛亚的降临,只须这一回便足够了?

另一位诗人王炜,表示信赖一种“进行时”的写作,据他界定,那是“不依附于现实行为”“与既有的社会时间相分离”,才反而能赢取的“新的现实关系”①王炜:《致读者》,《灭点时代的诗》,“51 人”出品。,由此大致判断,这似乎也是一类根植于编年时间,又在历史语法方面试图有所警觉的“当代诗”。 王炜经由对荷尔德林的解读,得出“法利赛性”一说——“无知本身获得了一种知识化的样态”②王炜:《什么是“不合时宜的沉思”》,微信公众号“比希摩斯的话语”,https:/ /mp.weixin.qq.com/s/_laiTixaZghRLFB2OKdBw,2023 年6 月21 日。,来在诗论和作品中,向当代诗坛的整体征候(其中可包括“当代性”),施展其关于历史、新诗史已将“奴性”持续内化于人的主见这一观察的批判,使他几乎必然地,要在此扮演一个“不合时宜者”的角色。 王炜的例子,尚且存在不同剖析方向,但是就“当代性”而言,尤其是在某种普遍的、考察人群的既有批判姿态的意义上,他与所谓“法利赛”诗人划清界线这一项做法,却也正好有助于本论题澄清“不合时宜”所内置的层次。 简约地说,一般会认为,在历史语法等方面对新诗表达不满的批评者,即占有了“不合时宜”,然而,王炜却相信,这可能仅仅是“一种原地不动的,被一个我们无能逾越、无能改变的主体所配置给我们的‘反应’”③王炜:《试论诗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年版,第43 页。,或者说,“被称为‘不合时宜’的,常常却是一种可被纳入功利范围的合乎时宜”④王炜:《什么是“不合时宜的沉思”》。;同样道理,并不是说,王炜一定是那理想的“不合时宜者”,可是他的以上观点,从逻辑上,却刚好会把他放入“不合时宜”的另外一种层次。 那么,在我看来,这毋宁也是在提示“不合时宜”的严肃性,及其难度本身。

这篇文章就“当代性”与新诗的相遇,做一点理论的辨析工作。 结合新诗文本的更加立体的解说,则还有待将来。 在理论层面,特别是最近十余年,“当代性”被颇有问题胆识、诉诸一定方法论地投入到新诗的诗学构造中,而从事实看,它是否真能促成诗学问题如一个“时机”绽开,并让“同时代人”等从一种外文资源转变为隐喻文学史——新诗史自身对“此刻”的需要,下判断也许为时尚早。 不过,反过来看,本文梳理出的种种,已经是对新诗史“此刻”状态的某种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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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辛北北,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编号:20&ZD28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