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研究·国际信用专题
“信用研究·国际信用专题”编者按:近年来,随着美国随意退出相关国际组织、日本企图推翻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印度变着法“坑杀”外国企业等国际不诚信现象日益突出,学界开始思考国际信用治理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北京信用学会及时组织专家团队,研究如何把国内的信用机制运用于国际交往及全球治理之中,并在2025 年两次组织召开以“国际信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当下研究国际信用治理,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对“国际信用”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既往的语境中,“国际信用”是指国际货币资金的借贷行为,国际信用评价指标也仅限于经济、金融领域的相关数据。 因而,在本刊组织的这三篇论文中,马忠法教授等的《“国家的国际信用”概念的界定与重构》首先说明了“国家的国际信用”概念重构的必要性,并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设计了国际信用评价的四维模型。 李寿平教授等的《现代国际法中诚信原则的法律属性及其实施路径》阐明了诚信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国际法中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论文从诚信原则的视角分析了当前国际治理面临的挑战,同时提出了完善诚信原则适用的具体路径。 中国学者对于国际信用的创新性研究体现了中国在构建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担当,彰显了中国倡导的诚信价值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基础性价值。
摘 要:长期以来,“国家的国际信用”概念在经济学范式主导下被泛化为“主权信用评级”与“偿债能力评估”等指标,导致国际法视域下对国家守约评价的狭隘化与工具化,削弱了国际法规范的正当性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性。 出于对现有经济学单维度模式的纠偏,需提出一种涵盖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模型,以更精准地评价国家的整体信誉,增强国际法诚信原则的可操作性。 实践路径方面,可借由“一带一路”建设、气候变化治理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变革等议题,推动国际信用规则与多边治理机制创新,提出建立在诚信原则基础上的中国方案,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创造有利条件和提供重要引领。
关键词: 国家的国际信用;国际治理;诚信义务;国际新秩序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源于经济学的主权信用评级与偿债风险评估体系,已成为衡量国家在国际社会可信度的核心准则。 该范式随着全球资本的扩张,进而垄断了一国之“国家信用”的界定与评判。 其核心逻辑在于,主权评级机构通过对宏观经济、财政状况及市场预期的量化分析,将复杂的国家信用简化为纯粹的金融违约概率,使之与国际金融体系紧密关联。 然而,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国与国之间的信赖关系远超债务履行范畴,其同样涵盖政治承诺的恪守、条约义务的履行、外交政策的稳定乃至文化感召力等多元维度。 经济学范式主导的国家信用评判体系将前述维度排除在外,致使“信用”概念呈现工具化倾向,其在国际法治与多边合作中的哲学意涵与规范功能亦遭到忽视。 此种狭隘语境既无法解释部分国家财政稳健却屡次违背政治承诺的现象,更无法说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恪守条约而在国际上广受尊重的内在逻辑。 学界若固守此种狭义的信用框架,不仅将遮蔽国际法“诚实守信”原则的制度价值,亦可能变相纵容经济强权对国际规则公平性的侵蚀,更将实质性地削弱国际社会对国家失信行为的法律评判与有效制衡。 比如,用狭义的“国际信用”就难以解释某些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做出的种种“国际承诺失信”行为:如某些大国违背1994 年12 月由乌克兰、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签署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之规定(乌克兰政府同意放弃当时含约1900 枚战略核弹头的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库,而作为交换,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同意“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带来的俄乌冲突;美国政府对2015 年7 月由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德国及欧盟签署的伊朗核问题协议(全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旨在通过限制伊朗核活动换取国际制裁解除)之履行的反复无常给伊核问题解决带来的阴影;特朗普两任政府先后两次宣布退出2015 年达成的《巴黎协议》后,停止资金缴纳、不履行减排义务等给全球欲解决的最严重的公共问题之一——全球变暖——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等等。 当然,也不仅仅限于“大国”,有些“小国”也存在“国家失信行为”,如2021 年11 月18 日,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行为,显然背弃了其在中立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2025 年3 月,尼日尔军政府对中国企业的背约之举;20 多年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屡次背弃承诺、侵权挑衅的事实;等等。
目前,学界关于主权信用的研究虽已丰硕,但大多局限于评级比较、因素分析等经济学框架,对国家在非经济领域的信用表现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鉴于此,本文旨在批判性反思并系统性重构当前以金融风险为单一维度的国家信用范式,并基于国际法视角尝试提出一个融合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等多维要素的“国家的国际信用”综合分析框架。 进而,系统构建与阐释该框架的理论内涵与评价指标,同时深入剖析其对强化国际法规范效力的实践价值,最终探索中国引领国际信用体系重塑的战略路径。
传统主权信用理论奠定了国际信贷关系的基本认知,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国家信用测度的技术路径。是故,在展开对“国家的国际信用”概念的重构之前,有必要追溯并厘清经济学视域下主权信用评级的理论渊源与指标体系。
主权信用评级体系的形成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其理论基础源于主权国家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契约关系。 早在18 世纪,随着跨国经贸活动的进行,主权国家为满足公共财政需求,逐渐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或从事国际借贷活动,并承诺严格按照约定期限偿付本金及利息,由此确立了以主权国家偿债承诺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信用体系。 在此体系中,债权人对主权债务人的信任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国家履约能力和意愿的预期判断,同时债务违约风险成为信贷关系得以持续的重要关注焦点。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伴随主权债务规模的增加,主权债务违约事件频繁发生,客观上推动了主权债务风险评估体系的发展。①Christopher M. Bruner ﹠ Rawi Abdelal,To Judge Leviathan:Sovereign Credit Ratings,National Law,and the World Economy,25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1,191-92(Aug.2005).此种评估体系最初以经济学领域的风险预期理论为基础,假设国家行为遵循理性原则,即主权国家在决定是否履行债务时,通常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②吴晶妹、谢巧燕:《国际信用评级业的美式评级:认识与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4 期。
评级机构在具体分析过程中通常也依据前述理论基础而采用两个核心维度进行主权信用评估,即国家的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 偿债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在财政经济层面的基础条件,具体指标包括宏观经济总体规模、经济增长潜力、产业结构多样性、外汇储备与国际收支状况等宏观经济指标,同时还包括政府预算赤字率、公共债务总额占GDP 比例、债务结构及利息负担能力等财政稳健性指标。③夏凡、姚志勇:《评级高估与低估: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顺周期”行为》,《金融研究》2013 年第2 期。此外,评级机构还会评估一国的货币金融稳定性,包括通货膨胀水平、汇率制度的稳定性及银行体系健康程度等要素,以全面判断国家能否持续满足债务偿付需求。 在偿债意愿的评估方面,评级机构则主要关注政治稳定性、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法律体系的执行情况。④岳振宇:《危机下的反思:失信的信用评级及其制度完善》,《证券市场导报》2009 年第9 期。从实践经验看,政治制度稳定、决策程序透明以及法治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市场的高度信任。 反之,政权频繁更替、国内社会冲突激烈或制度性腐败严重的国家,往往被视作履约意愿较低。 此外,国家对国际组织或多边机制的合作态度与接受监督的意愿也成为评估主权债务履约风险的重要因素。
在评级实际操作层面,评级机构通常将上述各项要素以量化方式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对主权债务做出评级,并以字母形式(例如AAA、AA、BBB)加以标识。 获得AAA 评级的主权国家,债务违约风险极低,能够以最优惠的利率条件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融资,而评级低于投资级别的国家则面临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需要承受更高的融资成本。 评级结果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主权国家融资本身,还通过金融风险的权重计算、债务担保条件及其他市场机制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定价。⑤胡文莲、孙哲等:《后危机时代国际信用评级业改革趋势及其启示》,《中国金融》2010 年第8 期。
长期以来,学界与主流媒体在言及“国家的国际信用”概念时,往往径直援引国际金融市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 由于评级结果直接关联于债券收益率、银行资本充足率乃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金融市场倾向于将“信用”概念简化为可量化与交易的债务风险价格。⑥James Chen,Sovereign Credit Rating:Definition,How They Work,and Agencies,Investopedia(Aug. 28,2023),见:https:/ /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overeign-credit-rating.asp.这种技术导向的分析框架虽然在资本市场层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在理论层面却形成了“信用即偿债风险”的单一认知定势。 当媒体与部分学术论述不加辨析地将评级结果视作国家综合信用评价结论时,便产生了概念错位与场景错位两大弊端。
首先,概念错位体现于评价主体的性质差异。 在纯粹金融逻辑之下,主权信用评级的主体身份属性并不具备实质法律意义,评级所关切的仅仅是主体的财务实力与现金流偿债能力。 然而,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是多重的,其不仅是债务主体,更承担着国际法律义务、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及国际组织成员等多重角色。 若仍以偿债能力为唯一尺度评价国家的国际信用,则必然忽略国家在条约履行、国际司法裁决执行、国际合作承诺履行及人道援助等非金融场域的诚信表现,由此造成信用概念与国际法治秩序及全球治理要求之间的割裂。
其次,场景错位则体现于金融债务违约风险与国家整体守信风险之间的性质差异。 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强调风险的内部化处理,债务违约风险可通过利差、债务重组及衍生工具等进行有效对冲与分散;而国家在政治、法律和文化层面的失信行为,往往引发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国际信任瓦解乃至安全冲突等负面后果,其代价往往由国际社会整体承担,难以通过市场定价机制有效吸收化解。 例如,个别主权评级较高的发达国家频繁出现单边退约行为或长期拖欠国际组织会费,严重损害其国际法义务履行与国家整体诚信,但现有评级体系却未能对此有效反映;而一些评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国际维和、全球卫生合作领域展现出较高的信用水平,评级体系亦未能体现此类“低偿债、高信用”现象。 这种情境下,主权信用评级体系不仅无法准确识别一国守信状况与偿债能力之间的真实关联,更可能因资本市场的利差效应与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放大国际信用评价失衡的风险。
经济学视角下单一的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对“国家国际信用”概念的扭曲,不仅削弱了国际法诚信原则的制度效能,更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治理体系中南北国家的不平等,恶化全球治理的整体信任基础。
1.金融指标替代诚信义务:国际法规范效力的削弱
当“国家的国际信用”被压缩为主权债务的偿付能力,国际法所强调的“有约守信”(pacta sunt servanda)与“诚信义务”(good faith)等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便遭到金融指标的替代和削弱。①曾令良:《论诚信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适用》,《现代法学》2014 年第4 期。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 条规定,缔约国负有诚信履行条约的明确义务;②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 26,May 23,1969,1155 U. N. T. S. 331(providing that "Pacta sunt servanda.Every treaty in force is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to it and must be performed by them in good faith.")然而,在单一偿债能力指标支配下,国家信用的衡量标准被狭隘地简化为债务违约与否,而国际条约履行、国际裁决执行与争端和平解决等法定义务被严重边缘化。③罗国强:《重读善意:一种实践理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5 期。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经济逻辑所带来的误导甚至可能掩盖某些国家长期违反国际条约、拖欠国际组织会费等违信行为。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声誉与国际法义务的履行本应从多维度加以观察和评估,一旦被经济指标所“劫持”,国际法规范势必与国家实际行为发生严重脱节,最终可能退化为无力约束国家行为的抽象道德口号,危及国际法治秩序的稳定性与规范性。④Andrew T.Guzman,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72-75(Oxford Univ.Press 2008).
2.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垄断: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不公
主权信用评级机制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评级机构所垄断,评级模型的设计、指标权重的确定和具体评估实践均体现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偏好与价值观念。 评级体系的这种结构性不公平,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评级过程中遭遇系统性歧视。 同样的债务指标与经济表现,发展中国家往往会被评级机构评定为较低等级,由此被迫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形成“低评级—高利率—高债务—更低评级”的恶性循环。⑤有国外经济学研究指出,同等债务指标下,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通常获得较发达国家低一至两级的评级。 See评级结果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政策条件进一步放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长期处于制度性弱势地位,国际治理的话语权不断被削弱。 这种评级所塑造的制度性话语垄断不仅加剧了全球南北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严重冲击了国际治理体系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核心原则的制度公正性。
3.信用评价失真引发的激励失衡:全球治理的信任危机
更为严重的是,以偿债能力为单一依据的信用评级体系极易造成国际信用判断的错位,引发制度激励失衡并破坏全球治理的信任基础。 当一个国家因短期经济波动而评级被下调时,即使其长期在条约履行和国际合作方面保持积极守信,仍可能被资本市场贴上“高风险”标签,导致资本外逃和贸易壁垒增多。 相反,某些国家虽然财政表现良好却屡屡违背国际承诺,但因评级稳定而在多边机构和国际谈判中掌握主导权。 这种“高偿债但低信用”与“低偿债但高信用”的错配现象,严重削弱了国际法义务履行的激励机制,制度性地降低了失信行为的成本,使得真正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国家无法获得与其守信行为相称的正面激励。 正如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频现的承诺后退约、退出后又不得不重新谈判的恶性循环所展现的:个别高评级国家频繁以国内财政困难、国家利益受损为由推迟甚至撤回履行承诺,导致制Carmen M.Reinhart﹠Kenneth S.Rogoff,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93-95(Princeton Univ.Press 2009).度性信任逐步瓦解,降低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合作倡议的整体效能。
主权信用评级所代表的经济范式难以覆盖国家政治、法律、文化层面的守信行为。 应当基于国际法的诚信原则,引入“国家的国际信用”概念,从界分、要件与具体构成三个层次重塑其内涵,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框架。
现行主权信用评级主要依赖财务指标和市场预期,难以体现一个国家在履行国际责任、国际道德等方面的履行状况。①吴晶妹、谢巧燕:《国际信用评级业的美式评级:认识与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4 期。因此,有必要回到国际法的诚信义务,在理论上重构“国家的国际信用”这一概念,使之成为衡量国家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的综合性范畴。 本文认为,所谓“国家的国际信用”,应当是指国家基于长期履行国际义务所积累的总体可信度,既包括国家遵守条约、执行裁决和兑现承诺的纪录,也包括支撑这些行为的政治制度、法治水平和经济治理能力。 前者关涉国际法所强调的善意履行,后者体现国家履约的现实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际社会对一国可信度的基本判断。 相较于传统经济学侧重偿债能力的主权信用评级逻辑,上述定义突破了单纯以经济指标评估国家信用的范式,转而强调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信任资本”,回归国际法以“诚信义务”“有约必守”为核心的规范精神。②Andrew T.Guzman,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33-48(Oxford Univ.Press 2008).换言之,它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一国遵守国际承诺的信赖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和评价。
就定义的外延而言,“国家的国际信用”与国家声誉、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存在交集亦有区分。 作为“声誉”范畴的重要子集,国际信用强调国家行为与国际承诺的一致性,其判断标准更具契约性与规范性。③马忠法、吴昱:《论中国国际信用建设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6 期。相对于涵盖面更广的国家形象,国际信用关注的是外部行为的可靠度,而形象则兼及文化魅力、社会风貌等感性要素。 至于软实力,学界普遍认为其关键在于通过价值观与制度吸引他国;④Joseph S.Nye 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5(Public Affairs 2004).然而缺乏信用支撑的吸引力往往流于表面,因为他国无法确认相关承诺是否能够兑现。 由此可见,国家国际信用不仅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其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唯有可信度先行,吸引力才能真正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与传统主权信用评级相比,新定义的突出优势在于,它将守信记录与履约能力并置——前者回应国际法对道义与法律层面“应然”的要求,后者对应国际政治对“实然”能力的衡量。 评级体系仅测度付息能力而忽视政治—法律维度,导致高评级国家可能出现“经济守信—政治失信”的错位;而综合模型则可同时捕捉两类信息,避免单一指标误导国际认知。 更重要的是,以守信记录为首要评价对象,有助于强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 条“必须诚信履行条约”的硬约束,恢复国际法规范作为国家行为正当性评判的准据。⑤Beth A.Simmons,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te Behavior: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94 Am.Pol.Sci.Rev.819,822-23(2000).就制度影响而言,国家若能不断积累良好信用,可在全球治理平台中赢得更高的议程设置权、规则谈判权及话语权。 相反,屡屡违约或政策朝令夕改,即使主权债水平稳,也会因可信度低下而在多边合作场域遭受信任折损,最终削弱自身软实力与制度性影响。 发展中国家若能凭借长期守约、透明治理与务实合作,即便经济体量有限,同样可能在关键议题上扮演“可信赖伙伴”的角色,获得比经济规模更为可观的制度红利。⑥Carmen M.Reinhart ﹠ Kenneth S.Rogoff,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93-95(Princeton Univ.Press 2009).因此,新定义不仅具有理论澄清价值,更为衡量国家在国际法治中的履约表现提供了可操作框架,进而为建设公正、稳健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奠定信任基础。
“国家的国际信用”作为衡量国家可信度的综合指标,必须在多维度交叉验证下才能呈现全貌。 从法哲学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诚信”(Good Faith)”并非单纯的道德宣示,而是一种兼具主观意向与客观基础的复合型制度行为。①Robert Kolb,Principles as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ood Faith),53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1,16-18(2006).一国之诚信的生成,既需要国家主体具备真实的履约动机与外在的规范约束,又高度依赖于该国实体的物质执行基础与深层的社会价值认同。 根据这种诚信生成的内在逻辑,国家的信用自然不是诸如偿债率等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主观的履约“意愿”、客观的法治“规则”、物质的保障“能力”与底层的社会“价值”这四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②Harold Hongju Koh,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106 The Yale Law Journal.2599(1997).基于此,本文从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一国的国际信用,四者既各有其功能,又相互支撑。
政治维度体现国家意志的可预期性与政策连贯性。 政权交替是否遵循法定程序、外交决策是否公开透明决定了外部伙伴能否合理预见其未来行为。 研究表明,保证对外承诺延续的政府,在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和安全条约中的履约率明显高于政策多变的政权,说明稳定的政治制度是信用的前置信号。③何志鹏:《国际法的遵行机制探究》,《东方法学》2009 年第5 期。
法律维度反映条约义务的可执行性与可裁判性。 一国若能保障国际条约的及时转化与执行,确保司法对国际裁决的无障碍承认,并通过公开立法规范对外承诺,便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履约的制度基础。相反,拒绝执行裁决或拖延履行国际义务的国家,即便经济基础良好,也会因信用受损而在国际合作中处于不利地位。
经济维度为履约提供物质保证。 国际责任的履行需要财政资源、技术支持和人力投入:从缴纳会费到履行气候资金承诺,再到提供维和援助,均离不开稳健的经济支撑。 新的信用评价应突破单一偿债指标,关注宏观可持续性和资源动员能力,这与国际经济法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一致。④何志鹏:《国际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法商研究》2004 年第4 期。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中,新兴国家可通过支持本土评级机构、推行“双评级”模式等方式,去试图弱化西方信用评级模式的单一标准,进一步展现经济维度与制度改革的密切关系。⑤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6 期。
文化维度赋予信用持久的价值认同。 文化承载社会成员对诚信的共同期待,通过教育和公共话语塑造国家的道德形象。 一国若不断强化诚信理念和责任意识,其国际行动更易获得积极解释;反之,缺乏文化认同,即使短期守约,也可能因社会共识薄弱而在政权更迭时迅速改变政策。 文化因此成为信用的软约束,为政治、法律和经济维度提供粘合剂。 文化维度亦与中华传统“信义”及“大同”理念互为表里,为国家信用注入深厚的伦理支撑。⑥徐崇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超合作国际法”》,《法学家》2025 年第3 期。
需要强调的是,这四个要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层层嵌套:政治稳定为法治落地奠基,法治完善为经济动员划界,经济实力保证政策执行的持续性,文化认同在长周期内激发守信动机。 只有兼顾意愿、规则、能力与价值,国际社会才能对国家承诺形成可评估的信赖。 四维框架既有助于澄清信用概念,也为评估各国遵约表现提供可操作的标准,促使传统金融指标转向综合守信指标,从而提升国际法治的约束力和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
为使“国家的国际信用”这一抽象范畴具有可检验性,需要在国际法框架内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评估机制。 这种评估不同于传统的信用评级,它着眼于国家遵守国际义务的实际表现,将信用理解为履约责任与国家能力的结合,而非市场风险参数。 在国际法的发展历程中,国家信用既应当是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更应充作国际社会对合作伙伴基本信赖的前提。
首先,评估应基于国际法的诚信原则。 善意履行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基石,评价国家信用必须关注其政治承诺与法律义务的一致性,尤其是条约的国内执行、国际裁决的遵守以及对外承诺的透明度。 其次,评估应兼顾差异性与公平性。 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和制度能力上存在差距,评价指标必须反映“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精神,避免以单一标准厚此薄彼。①何志鹏:《国际法的现代性:理论呈示》,《清华法学》2020 年第5 期。
在操作方法上,评估宜采取制度化的国际社会同侪审议和公开汇报机制。 政治方面,可以综合评定政策连贯性、政府问责制度和外交透明度;法律方面,可考察条约转化的完善性和对国际裁决的执行状况;经济方面,应关注履约所需的财政与技术保障;文化方面,则需重视诚信教育、社会信任水平和公共舆论对守约行为的支持。②徐崇利:《国际社会契约及其实现路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 年第3 期。这些指标旨在体现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制度基础和价值取向,能够以清晰明确的规范化流程进一步提升新框架的可落地性。
为了保证公正,评估应当由多边机构牵头,通过公开资料与国家自评相结合,并辅以定期的集体审议。 类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或巴黎协定的“全球盘点”机制,国家信用评估也可设定周期性报告,由国际组织审查并提出改进建议。 这种柔性的监督方式既避免硬法的僵化,又能通过声誉激励促使国家改善治理结构,提高履约表现。
评估结果的功能在于提供一个公共信息平台,而非具体的市场排名。 它可以为条约谈判提供可信参考,在争端解决中作为认定国家善意与能力的事实依据,并为多边融资安排提供差别化的法理支撑。 通过评价与反馈实现闭环,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可以持续监督政府的守信行为,将外部评价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强化国际法治的社会基础。 长远来看,这种以法理为依归的评估框架能够纠正金融中心主义的叙事,使国家信用回归国际法的规范语境,为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新体系贡献制度支撑。③马雁、史志钦:《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5 期。
“国家的国际信用”四维模型既避开了传统意义上国际金融单维指标所带来的弊端,又涵盖了国际法中关于“有约必守”、“善意履约”的基本要求这一较为全面的范式。 它对于国际法学理、跨范式研究与全球公共产品理念具有重要启示,对于未来的国际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前述四维模型在国际法学语境中具有深层理论意义,有助于重塑国际法中的诚信义务概念、消弭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张力,并为全球信用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新的公共产品范式。
1.重塑诚信义务
自雨果·格劳秀斯奠定现代国际法基础以来,其条约体系即以“有约必守”为核心,并以善意原则维系其正当性。 然而进入金融全球化时代,主权信用评级把履约简化为“偿债概率”,结果造成条约守信与金融信用错位:高度评级的国家可能长期拖欠国际组织分摊会费,法理谴责却被“市场声音”盖过。④Ian Hurd,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53 Int’l Org.379,393-95(1999).四维模型则强调,衡量国家信用应以履约记录为核心,政治稳定与政策连续性体现国家履行承诺的意愿,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和裁决执行能力体现“有约必守”的规范约束;经济基础保证国家履约能力,文化传统提供守信的价值认同。 这样的评价结构既回应了国际法对诚信义务的要求,又避免将发展中国家仅因财力不足而归入低信用等级,将国家责任与履约能力有机结合起来。⑤李杰豪:《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之遵守——以利益分析为基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6 期。应当指出,国际法的遵守不依赖强制力,而在于各国认为规范符合自身利益并能维持秩序,这恰好体现了信用评价应关注利益平衡和道德认同的双重维度。 通过重视政治、法治、经济与文化四个面向,模型为国际法院和仲裁庭在处理违约案件时提供新的制度依据,有助于重塑金融化语境中被忽视已久的诚信义务。
2.理论范式融合
国家为何遵守国际法,学界存在理性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 前者认为制度激励和制裁可以促使国家守约,后者强调身份认同和规范内化的作用。 摩根索虽然被视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但其强调权力与道德共存,认为永久和平离不开道德共识和共同行动。①张云雷:《权力、道德与永久和平——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思想再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2 期。四维模型正是将外在约束与内在认同相结合:政治稳定和法治执行提供信息对称与预期稳定,属于外在制度范畴;文化价值内化守信义务,激发国家自身履约的道德动力;经济能力居中协调外在制度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嵌套结构既能满足制度主义对可裁判性和信息透明的要求,也包容了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
3.公共产品视角
国际信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不仅涉及个别国家利益,更关系到全球治理的公平和效率。 私营评级机构的商业逻辑与价值偏见导致全球南方陷入“低评级—高利息—更低评级”的恶性循环。 而后危机时代的信用评级业改革呼吁打破三大机构垄断,建立多边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②胡文莲、孙哲等:《后危机时代国际信用评级业改革趋势及其启示》,《中国金融》2010 年第8 期。四维模型主张由多边组织基于公开数据和同侪评议发布信用报告,使信用信息成为准公共产品。 这样的报告不仅公开评价的方法和标准,还允许各国根据反馈自我整改,体现动态改善的可能。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国际信用信息及其评判准据的公共化有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卫生危机和数字治理等新议题。 随着这些领域中的合作依赖信用判断,四维模型提供了一个衡量意愿、规则、能力与价值的法理工具,可用于设置准入门槛、分配责任和评估绩效。 通过制度化的公开评估,国家的守信行动可以获得正向反馈,违约行为则面临道义谴责和制度压力,有助于从正反两方面在国际社会形成共筑信用的生态。
“国家的国际信用”四维模型的制度价值在于面向未来多边秩序的构建,提供衡量国家守约度的法理框架。
首先,在融资与援助领域,应当将“守信红利”纳入政策设计。 传统国际金融逻辑以偿债指标为唯一标准,忽视国家在条约履行方面的差异。③Layna Mosley,Global Capital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45-48(Cambridge Univ.Press 2003).四维模型强调政治连贯与法治可执行性,将其与贷款利率、担保额度等条件相联系,使守信国家在融资上获得实际优惠。 未来如制定《可持续发展融资协定》,可通过将条约履行报告与融资条件挂钩,实现“守信者优先、不守信者自付代价”之效果。 同时,在考量文化和经济维度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差异,给予制度改革和公共文化投入以正向权重,避免激励机制沦为资本对弱国的又一重压。④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10 期。
其次,在条约执行层面,需要构建渐进式监督机制。 当前环境、卫生和数字治理领域的软法和政治宣言常因缺乏可追踪性而执行乏力。⑤Jutta Brunnée﹠ Stephen J. Toope,Legitimacy and Leg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An Interactional Account 138-42(Cambridge Univ.Press 2010).四维模型倡导将评估、警示、整改和复查四个环节纳入履约议定书,设定临界值并明确触发程序。 比如,当某国法治维度在两年内持续下降时,应发布警示并要求提交改进计划;如三年未见改善,可将其列入公开审议。 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监督程序,可以为国际仲裁和法院提供量化依据,缓解软法“不具牙齿”的问题。⑥徐崇利:《晚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之评判——“全球治理”理论的引入》,《法学家》2010 年第3 期。国际经济法学界提出,在全球盘点和自报机制之外,还需要有公正的后评估制度,以确保条约目的得以实现。 四维模型可成为这一制度安排的重要抓手。
再次,应当将外部信用评价转化为国内制度改进的动力。 许多国家的履约缺口源于内部制度不健全,缺乏将国际义务转化为国内改革路径的工具。 四维模型将国家承诺细化为政治、法治、经济和文化四个维度,进一步拆解为具体指标,指引各国制定“守信路线图”。 政治方面可完善政策连续性立法,法治方面可完善裁决执行程序和信息公开制度,经济方面强调预算透明和债务可持续,文化方面关注诚信教育和跨文化交流。 这样的分解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循序渐进的改革指南,也为多边机制在设计援助项目时提供标准,使外部支持与内部改革同向发力。 这种内外耦合有助于实现国内治理与国际责任的统一,避免政策碎片化。
综上,实践意涵的关键在于以法学逻辑重构信用激励与约束,将守信纳入制度安排而非商业算计。通过差别化激励、渐进监督与治理耦合等具体思路,促使国家在享受融资便利、参与条约谈判和获取援助时更加重视承诺的兑现,推动国际法在多极世界中发挥协调与约束功能。
全球国际信用体系的重构与变革离不开中国传统诚信理念的文化渊源,应当在促进东方传统“信义”观念现代化表达的同时,注重其与国际法条约体系的衔接,进而探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转化为国际信用体系新内核的具体路径。
儒家将“信”列为立身之本,与“义”并举,主张言出必践、义利分明。 《论语》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谓“诚者,天之道也”,体现诚信既是个人德行,也是社会治理之则。 这种“信义”伦理强调承诺即负有履行责任,违信则失其为人、丧其为政,与西方法学早期强调契约自律不同,儒家将信用视为道德与政治统一的公共准则。①田旭、王云萍:《儒家责任伦理与有效治理》,《世界哲学》2021 年第3 期。今日中国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正是在制度层面为“信义”提供现代载体。
在全球治理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信义”与“大同”转化为制度愿景与行动准则。 正如学者所言,国际秩序虽无统一政权,却依赖法律确认的权利义务维系国家间的稳定关系。②车丕照:《国际秩序的国际法支撑》,《清华法学》2009 年第1 期。此处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主要指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基于诚信原则及恪守承诺等意愿而形成的多边或双边条约,而尤以多边条约为典型代表。 这种“以信为本”的多边主义,要求国家信用超越双边对价逻辑,重视“无对价公共品”的供给。 中国在气候援助与南南合作中的实践,体现了“兼济天下”的外溢价值,强化了治理的道义合法性。
同时,文化维度的现代表达必须与信息传播相结合。 儒家讲“立信于民”,而国际舆论对国家信用具有放大作用。 中国业已尝试通过媒体合作、智库对话等方式对外展示守约记录和文化价值,减少话语阈值差异带来的误解。 例如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推广“协商优先”的争端解决理念,倡导以和为贵的处理方式;在联合国“中文日”介绍《论语》中的诚信篇章,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善意条款”并陈,引导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对国际社会规则的遵守与维护。 文化传播不仅输出故事,更传播规范,为政治、法治和经济维度提供内在动力,增强国家国际信用的综合表现。
“四维模型”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理论构想,更在于国家在国际场合的履约和制度贡献。 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气候治理和全球卫生等领域展现出遵守国际法义务的连续性和制度倡议能力,为重构国家国际信用提供了经验支撑。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中国履约实践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之一。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融资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2016 年启动以来,中国严格履行资本缴纳义务,迄今未曾出现延迟或拖欠问题,这与许多发达国家长期拖延缴纳国际组织会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中国推动亚投行设立了严格的环境与社会治理规则,《环境与社会政策框架》(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ESF)的实施便是典型案例。 ESF 强制所有项目在审批与执行阶段公开社会与环境评估报告,这在多边开发银行中处于先进水平,有效减少了东道国与投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以柬埔寨公路与输电网络项目为例,中方主导的项目团队严格依据ESF 要求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并针对当地居民的土地征收和安置补偿,及时制定了整改方案,体现出中国对国际法治与规则的高度遵守,以及对责任性投资的积极承诺。①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nnual Report 2022,18-21(2022).
其次,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中国同样展现了强大的守信能力,构筑了显著的制度性信用。 根据《巴黎协定》的承诺,中国2020 年已提前完成了碳强度比2005 年降低40%-45%的目标,降幅达到48.4%,获得联合国环境署在《2021 年排放差距报告》中的积极肯定。②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Emissions Gap Report 2021,31-33(2021).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设定“2030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并将其写入国内立法和规划,明确了政策连贯性和制度执行力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提出并践行“气候南南合作”倡议,通过专项资金与技术援助支持非洲及太平洋岛国的能源转型。 这种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援助模式,使受援国家不仅获得资金,也同步建立起长期履行国际承诺的制度能力,显示了中国不仅重视自身履约,更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推动更公平的合规机制的建立。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见:https:/ /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 nt_5646697.htm.2025 年4 月12日访问。
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表现同样值得深入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迅速采取措施并积极履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义务。 2020 年1 月11 日,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远早于条例规定的24 小时通报时限,使国际社会迅速开展疫苗和检测试剂的研发,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时间。④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Coronavirus Disease Situation Report,11 Jan.2020,3-4(2020).与此同时,中国是COVAX 机制的重要贡献者,不仅如期交付承诺的一亿剂疫苗,还与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合作生产,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国际信用的言行一致。 此后,中国与世卫组织共同起草了《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联合声明》,主张将基因序列公开共享和疫苗公平分配纳入长期国际制度安排,体现了中国由具体守约行为向制度规则倡议转型的努力,⑤中国政府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联合声明(全文)》,见:https:/ /www.gov.cn/xinwen/2021-08/06/content_5629771.htm.2025 年4 月9 日访问。彰显了国际信用四维模型中文化与规则倡导之间的逻辑关联。
是故,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履约和规则贡献已经表明四维模型并非抽象构思,而是具有现实操作性的评价框架。 通过严格遵守条约义务、主动履行国际责任并参与制度演进,中国既提升了自身的国际信用,也为未来全球信用治理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在全球治理日趋多元的背景下,国际信用日益构成国家参与国际法治与规则建设的关键要素。 为促进国际信用体系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型,中国应立足自身实践经验与文化优势,提出具有国际法可行性的战略构想,构建以“中国标准”为基础的信用评价体系,推动建立“全球互信平台”及区域信用合作机制,并借助信用叙事,重塑国际秩序的公平性与正当性。
首先,构建“中国标准”的国际信用评价框架是中国信用外化战略的核心环节。 当前国际信用评级主要依赖美国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机构,其标准往往片面聚焦财政偿债能力,忽视国家守约意愿、治理稳定性与文化价值等更为广泛的指标,导致全球信用话语权失衡。 中国可借鉴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持续履约的成功经验,在国际法框架下,依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或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推动制定包含政治连贯性、法治执行度、经济韧性与文化价值指标的多维评价体系,并借助公开数据与国际同行评议,形成兼具客观性与代表性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为保障该框架的合法性与普遍接受度,应遵循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善意履约”原则,设定透明评价指标与纠错机制,允许被评国提出异议与整改意见,从而克服西方主导评级模式的固有偏见与话语霸权,提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
其次,中国可积极倡导建立“全球互信平台”与区域信用合作机制。 此类平台旨在国际法治框架下促进信用信息共享与多边政策协调,奠定全球信用合作的制度基础。 具体而言,中国可联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创设国际信用合作网络,通过成员间信用信息实时共享、跨国基础设施投资合规评估、援助项目履约追踪等方式,形成可操作的信用数据与合规信息交换机制。①Deborah Bräutigam,Debt Sustainability and Debt Transparency: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Banks in Improving Governance,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546,12-17(2020).区域层面,中国可进一步推动设立“东盟—中国信用治理论坛”,以RCEP 成员国为基础建立区域信用数据库,实施常态化的政治—法律合规度审查与经济稳定性评估,确保合作机制具备法律上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 通过法律制度和多边协议推动此类机制化合作,既符合国际法平等互惠原则,亦可确保各方以规范透明方式履行义务。
再次,以信用叙事重塑国际秩序中的公平与正当性。 国际法治长期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即规范正当性与公平性不足,致使国际合作承诺易于瓦解。 中国可以信用叙事为切入点,通过提出并推动联合国大会决议、发布白皮书及国际规则建议文本等方式,将多边合作中的诚信与公平原则予以制度化与法律化。 例如,中国可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普遍定期审议(UPR)机制中增设国家信用维度指标,涵盖条约履行、人权承诺兑现及跨文化合作表现等,增强UPR 的客观性与说服力。②Ted Piccone,Catalysts for Change:How the UN’s Independent Experts Promote Human Rights,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24-128(2018).同时,中国可倡导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强化信用评估机制,推动联合国际法院与常设仲裁法院,将国家守信记录作为司法裁判和仲裁决定中的量化考量因素。 具体而言,法院可在裁判阶段参考国际信用报告,对守信国家给予更优惠的临时措施或暂缓执行等程序便利,从制度层面提升国家履行国际法义务的积极性。
最后,中国还应积极倡导“守信激励”型多边条约设计,如在未来环境、气候变化及数字经济领域国际规则谈判中,提议增设“信用合规”条款,明确规定信用等级高的国家享有更灵活的执行期限、更优惠的融资条件及更低的履约成本,以此推动信用机制逐步融入国际条约体系。 此举不仅可强化国际法治体系的整体效能,亦能有效纠正当前国际规则中“失信成本”过低的问题,提升规则体系的正当性与公平性。
质言之,中国应以制度化的积极路径推进信用外化战略落实。 通过制定公平且具普遍性的国际信用评价标准、创建国际与区域信用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并借助制度化与法律化手段强化诚信履约在国际法治中的实效,中国亦将有效增强自身在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权重,进而为构建更公正、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制度与话语基础。
在全球秩序多极化、规范碎片化的今天,构建一套兼具公正性与包容性的国家信用评价框架,既有助于增强条约遵行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也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为公平的融资与谈判环境。 中国在推进法治与弘扬儒家“信义”理念的实践中,为国家信用的文化维度提供了独特视角,表明文化传统可以转化为国际法规则创新的动力。 未来,随着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新议题的不断涌现,“国家的国际信用”评价机制有望为国际法研究和制度设计提供新的支点。 学界和政策界应继续深化对信用与国家责任、国际组织实践以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诚信、合作与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88-11
作者简介:马忠法,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昱,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2024 年度北京信用学会信用研究重大课题“国家国际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研究”(BJCS24ZD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