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管理学研究

文化领域新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困境与机制
——基于公共能量场理论的分析

廉 思 周 媛

: 文章以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运用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场”理论,对利益表达机制的“利益表达主体特征-既有制度安排-实然表达偏好”脉络进行了梳理。采取深度访谈、座谈会和实地走访三种方式来丰富一手资料的收集,最终通过对话语文本进行对比、归纳、提炼,试图在“公共能量场”框架基础上总结文化新阶层的利益表达特征,以利益占有为标准分层次解读群体特点,最后总结并归纳文化新阶层渴望的政策“对话”方式。

关键词: 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利益表达;公共能量场

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社会阶层结构的阶段性转型。1949年以后,中国将社会整体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型。同时,全球化不仅仅带来了国民职业形态丰富化、社会阶层多元化,也让既得利益者与新兴利益获得者在冲突与碰撞中寻求着平衡。原来较为僵化的阶层结构出现松动,区别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新社会阶层应际而生。2016年7 月,中央统战部“八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正式成立。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发挥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党与国家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及其作用的发挥。

在新的社会阶层之中,文化领域的新阶层人士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其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特性品质在各种新兴网络媒介的放大效应下(如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等),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青年所认同和模仿。但同时,文化新阶层有意区别自身与传统文化领域人士的态度,他们掌握着海量的社会思想动态,在话语权上有着后发优势,却长期不被体制所关照和吸纳。因此,了解该群体的利益表达意愿、议题偏好与表达路径有助于我们认识新社会阶层的话语能力,构建从“体制外”话语到“体制内”话语的传输通道,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

一、研究框架与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福布斯和米勒的“公共能量场”理论,将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整理、提炼,并多次对比理论与观察、资料与情境。根据胡塞尔现象学的七步骤——发现特殊现象;研究本质;理解内在联系;解构现象中的意识;观察显性表现;暂时搁置意识;意义解释——对实证资料进行分析,从三方面着手对一手素材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对利益主体与利益客体进行比较,探讨利益主体(即论文研究对象——文化领域新社会阶层)与利益客体(即公共部门、特定受众、社会公众)在角色定位与追求目标上的异同,探讨发生异同的原因,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其次,既定渠道与行动方式比较。在这个层面上主要对比体制内与体制外、惯例化与非惯例化的异同,研究差距及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基于公共能量场理论下的文化新阶层的表达阻力、机制与现状分析,发现契合其诉求的政策对话模式,并提出我们的思考。见图1。

图1 研究框架结构

二、理论基础:公共能量场理论

福克斯和米勒将政策对话模式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少数人的对话——由权力精英控制政策讨论过程;二是多数人的对话——绝大多数人提出反对意见而很少有人给出解决方案;三是部分人的对话——一种真正有效的政策“对话”。他们以正当性话语标准为依据,对官僚独白模式、无政府的表现主义话语和真正民主的“对话”这三种形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部分人的对话是民主、有效的政策对话[注]査尔斯·福克斯、休·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图2 公共能量场的三种对话机制

(一)公共能量场隐喻

福克斯和米勒从微观动力学中的电荷产生电磁场、电子与质子的相互转化受到启发,提出了“公共能量场”这个概念。它是指某一包含了多主体的情境中,不同主体在进入情境时就带入了意图、情感、目的和动机,这些因子构成的集合就是“能量场”。强调带入场的能量不仅仅是互动,而且是根本上的相互影响与共存。总结来说,福克斯和米勒将话语场所隐喻为一个能量场,入场的多元的话语形态在不停地聚集、导向或被削弱,从而发生着显性的现象。他们试图建构一种有效对话的新模式,给出了判断有效性的标准而非具体框架和建议。

在福克斯和米勒看来,能量场包含着情境、语境和历史性三个要素。其中,能量从物理学中隐喻了以潜能形式存在的一种内在作用力;“场”描述了由主体意志下的历史积淀的意向和行为的集合。情境是一个时间截面,人们将当下的意图、情感和动机带入能量场时,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或事件即是情境;语境指的是一个群体内部有一套话语体系,而外部的人难以得知或理解,将对话双方语境统一需要一个过程;历史性是个人经历、社会潮流会传播并影响人们的意识,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使其意志与行为不断被修正,备受关注的信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流通。能量场不仅是行为者的交互活动,同时也包括他们带入能量场的动机及历史轨迹,可以说,解释问题就是能量场本身的一部分。

(二)政策话语的正当性依据

米勒和福克斯提出判断话语正当性需要四种依据:真诚;自主参与;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首先,真实的话语需要对自己、他人真诚。他们把“不真诚”描述为官僚总是自负地将规则解释为利己主义的观点,并且剔除或忽略对话语认知上的不和谐部分。不真诚的诉求分成三种类型:“不信任感;对不真诚诉求的辩护;工于心计的诉求”。其次,自主参与描述的是一种自愿争论、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状态——各参与者关注、倾听讨论进程和发表言说。自主参与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持续参与的话语能力,参与者是否迫于外在压力而进入话语阶段。再次,切合情境的意向性意味着能量场中的言说者应从问题发生的情境出发,而不是从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立场出发。在处理公共问题上,参与者应更关注集体逻辑,站在整体困境而非个人困境的立场上思考方案。最后,实质意义的贡献是指参与者能够推进对话的深入,聚焦解决方式推进变革。

(三)利益表达的三种机制

以上述四种评判标准为参考依据,福克斯与米勒将公共能量场的对话模式分为三种:独白模式;多数人对话;部分人的对话[注]査尔斯·福克斯、休·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其中,独白模式是一种极少数人的对话,类似于统治精英的操纵——政府机构或研究人员,已经做好了问题设置并控制政策讨论过程,比如问卷调查、市民专门小组和政策分析等。而多数人的对话往往是彰显个性的盲目批判,如网络评论——无需负责的虚拟身份,没有达成共识的意识,以及不会集中探讨“下面如何行动”的问题。通过对以上两种对话模式的分析和批判,福克斯与米勒渴望建立“部分人的对话”——构建一个涵盖公共行政人员、智囊团、立法人员、利益集团与公民的政策网络机制,把拥有不同发言权的人包含在一个公共能量场内,使参与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实质性问题上。见图2。

三、文化领域新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困境

笔者在对“公共能量场”理论体系的梳理基础上,带领课题组赴北京、上海、成都三地10余处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及表演地点,选取了民营文化企业管理人、民营文化非营利机构管理人、网络文化从业人员、文化类自由职业人员四类人群中90余名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分别以“一对一”深访、座谈会、参与式观察三种形式进行调研。在形成40篇深访报告、6篇座谈记录后,聚焦文化新阶层的利益表达困境,对其特征做出研究分析。

(一)话语体系沟通不畅导致的“距离感”

文化新阶层中正在崛起着一批“网生代”[注]网生代:1994年4月20日,中国互联网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这里用网生代来指代“95后”青年。青年。网生代青年是以“互联网思维”来看待世界的一代青年,其核心是“边界被溶解”、“社群为核心”,该群体在数量上占据了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一半以上,他们自居为“边缘”青年,数量不多,却对全国范围内的青年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并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然而,这也让公共部门在与该群体进行“对话”时会存在空间与心理上的距离感。在空间距离上,网生代青年数量众多且分散在全国各地。知名度较高的“红人”难以直接接触,往往有经纪人作为中间协调者,经纪人出于曝光率、名誉与商业价值的考量阻止“红人”和政府接触,成为联系的阻力;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底层文化新阶层在线上使用虚拟身份,线下的职业流动性大,身份不断变化,因此形成“人难统、人难聚”现象。在心理距离上,与其沟通难以避免地出现三个问题:一是代际差异,网生代青年在同龄人的话语体系内表现异常活跃,一旦出了这个圈子则相对冷漠,小心翼翼;二是“边缘”焦虑,该群体宣扬的文化一般偏离主流甚至带有叛逆色彩,他们担心被主流文化打压和收编;三是自我意识,信仰缺失的网生代青年往往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这些问题都使得政府部门与其接触存在难度。

(二)利益表达平台的缺失成为倾听其声音的“盲点”

在与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的访谈中发现,他们渴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政府倾听,但在改革的转型过程中,原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三个方面的缺失值得注意:一是既有表达渠道不受欢迎。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偏好在网络媒体上表达意见,而当前的信访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听证制度等一直未有效覆盖该群体,使得利益表达的既有制度与行动偏好存在较大偏差,导致参与意愿不高。二是专属平台的缺位。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区别于体制内各种协会的一群人,一直以来缺乏一个专属平台打破其生活小圈子形成大圈子,实现其常规、频繁地与政府建立联系,破除“体制”的壁垒。三是双向沟通不畅。目前为止,统战部门、文化部门和群团组织或多或少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存在联系,但缺乏一个信息征集渠道对其意见与诉求进行收集整理,同样,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政府的政策法规知识也缺乏了解,不利于其开展文化创作和市场推广活动。

(三)多维度主体共同推进有效政策对话存在“难点”

由于文化领域涵盖多行业,多环节,某一个政府部门在拟定新的发展规划时难免会涉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最为关心的版权与监管问题,处理这些问题必然需要多维度主体的协同治理。一是横向维度,也就是横向职能部门的协调。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和国家版权局是文化领域最为关键的单位,如新媒体的注册须在网信办申请服务许可,内容审批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把关,著作权登记、著作集体组织由国家版权局负责管理。一项政策规划是否有效可行,与各职能部门在同一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密切相关,许多法规细则的设立、实际困难的解决更涉及到各个职能部门。此外,还存在文化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协调问题。如某市创新文化领域自由职业人员的管理方法,对街头艺人规范管理,认证的几十名街头艺人要按照“持有证书、规定时间、指定区域”的要求开展表演活动。但是其他部门对此事的认知有不同看法,街头艺人原来没有纳入文化部门管理时,仅涉及城管部门一家单位。现在纳入文化部门管理后,税务部门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工商部门要检查营业执照,园林部门根据相关管理规定(不得在园林内进行封建迷信、赌博、乞讨、卖艺,卖淫嫖娼等活动),认为在园区内卖艺属于违法。可见,在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管理上,还存在“九龙治水”的工作难点。二是纵向维度,即中央与地方部门的维度。政策落地需要执行层面积极主动,合理合法,“十三五”规划出台以后,上海、深圳对文化领域的支持力度走在前列,不仅注重资金扶持,而且重视文化人才培养,而许多其他地方政府的思路还停留在修建场馆等硬件支持层面,服务新阶层人士仍然是“硬”的多于“软”的,在思想观念上没有跟上中央政策和理念。三是服务对象维度,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涉及多利益主体。从既得利益的强弱关系来看,市场规律划分出了有资本优势的特殊获益者、平稳发展中的普通获益者及受制度、市场双重制约的利益相对受损者,统筹协调多方利益主体的平衡可能会成为推进改革的潜在阻力。

(四)政策扶持的尺度拿捏不准易产生逆向“斥力”

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对既有管理服务工作造成的冲击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问题。应在分析社会治理效果前提下,选取重点扶持项目,特别是分析该群体的心理需求特点,让扶持领域有重点,支持项目有成效,同时注意避免踩中“雷区”而带来的反向作用。第一,不同群体对资金帮助的心理获得感有较大差异。民营文化机构管理人认为资金扶持的作用不大但有象征意义,政府补贴占其总投入比例较低,接受补助会让其产生“话语平衡”被打破之感,他们更愿意将其看作一种荣誉与官方认可,成为提高社会认可度的象征;相反,资金支持对自由创作个体能够产生放大效应,特别是“尾部”群体的收入来源不稳定,创作成本也不高,一定的补贴能够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第二,扶持对象的选择可能成为引发争议的“燃点”。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争取扶持或评选名额时认为自己先天优势不足,因此更渴望评选程序的公开公正,当“体制内”单位或主流文化作品占据大多数名额时,极易引发他们的“疏离”情绪。第三,价值引导的负效应大,规则建立的正效果强。多元价值观是该群体坚持与秉承的原则,加之其本身就从事思想文化工作,如果对其价值引导工作方法不得当,手段不高明,可能会适得其反,成为一种逆向斥力;而积极开展版权保护、打击侵权盗版等规范市场规则行为则赢得其广泛好评,成为一种正向拉力。

四、公共能量场下的利益表达机制分析

(一)分化:公共能量场的内部分化

1.特殊获益者:资本导向的少数精英

这部分人主要是大型文化公司领导者与极具盛名的“人物”。与其他领域相似,纵向比较文化新阶层内部发现,占据资本的少数人对组织有决策能力,控制着较大文化市场的管理者有着绝对的市场引导力,同样,他们与政治决策者也有更多的接触机会,掌握着更大的政治话语权;但横向来看,与本身就出身于体制内文化组织的高层领导者相比,他们仅能影响政策而难以主导,可以迎合但不能否决。资本导向的少数精英在能量场中从市场获益要远远大于政治获益。正是由于本身的既得利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广泛关注,因此不敢“越界”或“踩线”与政治力量发生冲突,反而会在迎合中保全自己。

2.普通受益者:进取活跃的中产阶级

文化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人员、小有名气的“网红”与小部分独立能力较强的自由职业者成为公共能量场中的普通受益者。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较为富有,社会地位得到认可,而且也具备很强的公众的发声能力。相比特殊获益者,这部分人是更加活跃的中产阶层,他们热衷于关心社会问题,影响公众舆论,参与热议事件,成为讨论焦点。这部分人主要是公共知识分子或拥有一技之长的文化从业者,他们对自我信息的收集能力、新知识的归纳传授能力、未来趋势的判断能力都充满自信,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并积极参与各种名流论坛、行业协会,可以说是一批积极影响政治和社会的体制外中间阶层。

3.利益相对受损者:底层发育的长尾“草根”

在公共能量场里,还有一批数量最多的群体,就是文化领域的“草根”阶层。5-10年前,在地铁、公园、街角、商业街卖艺的自由职业者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的经济能力、组织资源和社会地位在整体社会中并不占优势。而到了今天,文化“草根”阶层无论从规模还是职业形态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有一技之长,他们就可以通过直播、视频、漫画、网络小说,甚至一篇微博文章成为网络红人;音乐业余爱好者可以自己组建乐队,上传作品,开播电台。文化的底层孕育着大批的利益个体,但他们也是最不稳定、利益最容易受损的一个群体。由于长期缺乏资金的扶持,他们可能会在文化创作中投入回报比极低而颗粒无收,且版权没有保障,因而逐渐退出创作领域。

(二)阻力:制度安排与行动偏好差距

1.基层民主渠道:自媒体发声成为其便捷替代

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首先是公民,本应该通过基层的居民委员会、村委会、职工代表大会等进行利益表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网络自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对平权主义的笃信根深蒂固,科层制的意义不断被削弱。进行一次选民投票,发表一篇对社会事件的看法,发泄对某一政府部门的不满……对于这些事件,普通公民已经不需要找到组织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自媒体结合移动设备的便捷为公众提供了表达的平台。进一步地,文化新阶层可能会将意见和态度融合到网络文化创作、直播、软文中寻求关注。如果关注度持续增长影响到了政府部门,就能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2.参政议政渠道:体制与资本因素的双重挤占

在国家制度设计中,最为权威的利益表达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选举上,文化新阶层与体制内文化从业者有三个方面的区隔:首先,民营企业与体制存在一定距离。在文化行业中,能够代表一类职业并被选举成为人大代表的大多不会来自体制外机构,比如演员群体的人大代表均来自体制内组织并且是经过评级的国家演员。网络文化企业也鲜有被选为政协委员的渠道。其次,文化新阶层的分散性使其利益难以聚集。随着文化中小企业与自由独立个体的增多,新阶层的散落和流动特点导致并没有一个常规渠道去选出代表性的发声者,并收集、调研真实的诉求而进入政治领域。最后,资本因素挤占了中小企业的话语能力。虽然自由职业者与斜杠[注]斜杠来源于英文Slash,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撰写的书籍《双重职业》,指的是一群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这些人在自我介绍中会用斜杠来区分,例如,张三,记者/演员/摄影师,“斜杠”便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斜杠越来越流行,已成为年轻人热衷的生活方式。文化从业者越来越多,在公众视野中频繁出现,但依然要依附于文化机构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政治话语权向资本占有的流向在文化领域仍然突出,因此,当特殊获益者成为政协委员代表大资本市场发声时,政治能量场上小微企业和个体声音就被忽视了。

3.群团渠道:社会组织赶超传统群团的引力作用

体制内群团组织——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具有群体内部交流与意见输送的作用。其中,共青团与文化新阶层的联系相对较为紧密,尤其某些城市的共青团组织成立了社会联络部门,为新阶层利益诉求的输送搭建平台。与此同时,文化新阶层本身宣扬个性、表达活跃,他们基于兴趣或话题成立了许多具有强联系的自组织,在这种封闭性的小群体内部,没有政治领导的压力,他们才敢于表达真实的政治态度。并且,相比枯燥乏味的汇报座谈,社会组织设立议题与形式的创意对新阶层的引力作用更强,社团内部的话语体系使其交流无障碍,契合他们对新颖事物的追求。因此,即使群团组织在吸纳新阶层意见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是一种弱联系,而社会组织则逐渐赶超体制内群团,吸引其主动加入。

4.信访渠道:知识分子与弱势群体的偏向互异

信访制度是联系党和政府与群众利益的一个较为直接而又独特的桥梁。信访渠道由于历史延续性主要面向农民工、失地农民、下岗职工等缺乏发声能力、低学历群体,在本身就发声能力很强的文化领域新社会阶层中却不受欢迎。信访渠道本质上是“民告官”的过程,是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苦于表达无门的越级渠道。相比寻求法律、制度和社会帮助的能力较弱的上访群众,文化新阶层以知识分子为主,拥有较为自信的知识归纳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某些人自己就是专业细分领域的顾问式“大牛”。因此,他们偏向于利用网络舆论,有策略地吸引政治关注而非上访。

(三)痛点:文化新阶层渴望有效“对话”的四种契合

1.真诚契合

在能量场理论中,真诚是有效对话的前提。与文化新阶层人士访谈过程中发现,他们对真诚对话有自己的理解——身份平等、话语真实性和信任感。首先,有效交流的基础是放下成见,互相尊重与保持倾听。当利益表达主客体就某一政策进行对话时,将政治地位的高低转向对议题的关注能使双方更畅所欲言。其次,话语真实性是对己方的真诚,“踢皮球”式的职责推诿和对不和谐话语的屏蔽、打压都是戒备心加重的催化剂,而文化新阶层隐藏某些真实动机而一味迎合,也必然导致疏离感的进一步加强。最后,信任感需要平等和真实话语的共同建构,只有理解对方的难点,正视双方的摩擦与矛盾,经常性地就问题与进展进行联系,对话的有效性才能实现。

2.情境契合

能量场是一个意向性的集合,个体意向性来自于其时代、阶级、性别和地位标识,进入“场”后各个体的动机、情感和目的,都进入了同一个情境,意图解决同一议题。而情境契合意味着各主体都从情境出发,而非不考虑他人的利己主义。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文化新阶层对以下几类问题最为关注:(1)资金问题。处于初创阶段的文化从业者面临两种困境,即融资难和机会少。原创产品多从感性出发,收益不可预测,难以吸引投资人的注意。而投资方往往追求高收益回报率,使得文化领域融资存在资金流向“成本回收快”的创业者,创作的优质文化产品少,质量不佳,大量人员更多的是以智力输出的形式赚取微薄劳务费。这样的情况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有理想的文化从业者创作的产品常常被“大IP”和有噱头的低质产品挤占,慢慢也对原创性和艺术性丧失了追求。(2)版权问题。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文化产业难以效仿国外的发展模式,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版权”。正因中国观众适应了“免费使用”的习惯,线上产品“付费”的理念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转变,只有当观众愿意为“优质(精品)文化”买单,快餐与碎片式的文化产品才会被挤出,整体质量才能有所提高。(KVWQA:“主要还是打击盗版,盗版对我们原创性的公司来说实在是扛不住!我们辛辛苦苦在这边画,转眼就盗过去免费给人看。”[注]本文括号内引用内容均摘自笔者与研究对象的访谈记录,对访谈对象的真实姓名进行了隐藏,编码均采用质性研究的字母随机编码方式。)(3)人才问题。缺乏合适的人才是各类文化行业的普遍问题,民营文化企业管理人员反映,学校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与实际的艺术管理存在很大差距,走出高校后年轻人懂操作不懂创作的比比皆是,而创作型人才希望创作自己的产品,很难与市场渠道对接。同时,当前需要的跨领域跨行业的人才严重不足,某些艺术作品投入周期长,回报少,人才流失严重。民营非营利机构相对缺乏管理技术型人才,而且工资偏低难以吸引高水平的年轻人,文化精品的制作、宣传越来越需要技术能够跟得上运营,否则很容易就在市场竞争中消失。技术型人才追求高工资,更多地流入了互联网行业。(OKXLA:“原来在文化企业里做一个制作人,大概一个月拿个五千块钱到八千块钱是比较正常的工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被挖到了互联网娱乐企业之后,他的薪资体系基本上就是在一万七这样的水平,甚至会更高,两三万月薪的大有人在,工资虚高会导致我们这些真正在做艺术管理的、落地服务的人招不上来人,非常难招人,而且人才流动性非常大,如果长期下去的话,其实是特别伤害整个文化艺术这个行业的。”)(4)政策落地问题。第一是缺乏表达渠道。对于文化政策的顶层设计,新阶层人士普遍表示理想很丰满,但是真正落到实处则存在各种各样的阻碍,未实现预期效果,而体制外人士也无渠道可说,反而导致了一种先天与后天共同造成的疏离感。(PLOVX:“文化局下属的行业协会有一定的便利,但便利不是特别大。因为并没有一个完全便利的渠道,而且有很多东西做了以后可能没有任何结果。”)第二是“该扶持谁”的问题。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十分重视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给予的精神奖励,如合作机会、证书认证、荣誉奖项等,若扶持机会过多地被体制内单位挤占则会造成其不公平感,一些传统文化、非主流文化、公益性质的优质文化产品也经常受到忽视。第三是扶持的“形式”问题。资金对于很多文化企业或非营利机构可能并非最大帮助,他们认为反而不如在注册、土地产权、税收方面多一些优惠政策。(5)内容监管问题。文化领域新阶层人士近年来对政府监管的印象有所改观,对接触到的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高度评价,他们认可政府监管,认为监管有效地规范了文化市场的“无下限”乱象,起到了正能量的引领作用。但他们也提出,政府部门的管理思路与群众日益提升的需求之间仍有一定差距。他们呼吁,能否在内容监管方面出台更加明确的要求和细则,便于他们生产文化产品时把握和研究。尤其是关于政治相关方面的内容,他们往往对政治尺度的把握和政治底线的判断“不托底”。他们强烈建议文化部门举办相关的培训和研讨班,帮助他们把握政策导向和政治倾向。同时,他们也提议,对小部分实验类、探索性的文化产品,能否适当放宽审查口径,在小范围内先行先试。(WLEKV:管理层是很坚定的,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再往下一层,很年轻,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没有鉴别力,对政治方向的认知就没有敏感性。现实中监管部门又很多,文广是主管部门,网信、通管、网安、网警、扫黄打非办都对我们有监管,其实就是平时没人管,出了事一堆人罚你。)

3.自主参与契合

自主参与要求更高层次的契合,即营造一个宽松而活跃的氛围,让利益表达主客体带着自主性而非强迫性地参与对话。这就在几个层面上都有一定要求:(1)宽容的对话环境。公共部门遵从一种政治话语体系,上传下达的正式和严谨是其日常形态,而文化新阶层人士普遍秉持多元价值观,对许多政治敏感语言与话题敢于提及,一紧一松的风格需要得到磨合。既然利益表达客体希望听到新阶层的真实表达,就应当给予其更为宽松的环境与表达空间。(2)符合利益主体诉求的对话议程。激发文化新阶层参与意识的活动必然要涉及其最关心的议题,深入调研文化新阶层的基本诉求,在针对该群体的政策调整中也可就其中某一问题加强对话。(3)对话进展的反馈机制。要让文化新阶层对政府部门保持认可度与信任感,就要让他们的意见真正得到采纳,而不是流于形式。建立对话进展的反馈机制,有助于持续联系并使更多文化新阶层人士有意愿自主参与利益表达。

4.实质贡献契合

实质贡献指的是对话过程是否探讨了“下一步方案”的可行举措,并使公共部门真正对有意义的结果采取行动。从文化新阶层现有的诉求出发,是否能达到实质进展要求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对话过程。以前文提及的音乐版权问题为例,不仅文化部门的政策法规司局有必要参加,国家版权局也应发声,只有音乐平台机构管理人、独立音乐人、版权发行机构管理人、智囊团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对同一问题的探讨,才能让每一个利益表达者对“下一步方案”做出实质性贡献,让对话的有效性达到最大化。相反地,如果表达者利益各不相关、自说自话,或者采取冷漠、沉默态度,那么部分人的对话就有可能是无效或失败的。

结 语

本文研究的初衷,是希望关注目前党和政府希望团结但缺乏联系渠道的新社会阶层,而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又是公众粘性较强的一批人。正是因为发现了他们与社会较近、与政治较远的特点,笔者才开始关注其中的桥梁问题。我们通过与40位文化新阶层人士的接触与访谈,对其反映的共性、突出问题做出总结。然而,在深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文化新阶层具有强烈的利益表达需要。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米勒与福克斯的公共能量场理论,归纳总结出文化新阶层的利益群体特点,尝试分析利益表达偏好,并解释其背后的逻辑。由此可见,在管理工作中应主动建立同文化新阶层的联系渠道,关注利益诉求,激发其参与民主对话的热情,同时建立有政策对话意义的表达机制,充分吸收其批判性与建设性话语,发挥其构建晴朗网络的正能量,将其塑造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1-0083-08

收稿日期:2018-06-23

作者简介:廉思,男,北京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周媛,女,湖北黄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9)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