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美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协办]

主持人语:

讨论现代中国美学诸问题,显然不仅止于对“史”的搜寻本身。如果说,在更深一层的现实性意义上,一切问题史研究都可以被视作指向当下的重新思考,那么,围绕在现代中国美学之上的各类话题的发生及其持续展开,也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思想的“再出发”行为。更何况,“现代”本就在我们身边和身上。至少,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意愿来看,今天的中国美学和美学研究其实并未完全超出“现代”的范畴:作为一种书写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不断获得展开的建构性想象,“现代”构成了我们正在进行中的理论目标及其实现。因此,在理论建构的现实层面,现代中国美学既是一个历史对象,同时也更显现了它自身的当下性意味。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应该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德胜)

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探论

唐善林

摘 要: “文艺大众化”一直以来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中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也是毛泽东、瞿秋白、鲁迅、茅盾、周扬等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透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生活论转向”哲学视野的考察,“文艺大众化”在语言、技术、体裁及作家培养问题上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观点,既呈现出一种体验、认识、改造与解放生活世界的本体论致思理路,又包蕴着一种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现实动力或价值旨向。

关键词: 文艺大众化;生活论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文化领导权

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进程中,“文艺大众化”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理论家们为人民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在美学文化战线上取得的重要胜利。因此产生了诸如毛泽东、瞿秋白、鲁迅、茅盾、周扬等一大批论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美学思想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此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做出了梳理和反思,取得了颇丰的成绩;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国内人文哲社领域继20世纪“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视觉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多种转向之后,又开启了“生活论转向”的学术思潮。那么,当我们转身回望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历史进程时,是否可以从“生活论转向”视野去探寻和挖掘其蕴有的独特理论品质和价值旨向?从而为“生活论转向”视野内涵的拓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下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生活论转向”

学界一般认为“生活论转向”作为一种世界哲学思潮,最早发端于胡塞尔“生活世界”观的提出,但我们认为,世界哲学“生活论转向”的发端应往前推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上。因为从西方哲学史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早于胡塞尔“生活世界”观的形成;另一方面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其哲学通过绝对理念封闭性的逻辑推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体系,这使得其哲学在根本理路上切断了与生活的本体关联,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和批判者,将本末倒置的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并将其思考科学合理地建基于作为生活方式的实践之上,从此开启了哲学致思的一次新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过去的历史观往往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前提,那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是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建基于人类生活能够得以继续这一首要前提之上,然后再谈政治、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其他生活类型的需要和可能。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其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实践概念。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明确界定其实践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建构其哲学理论体系时,始终把实践概念作为其理论基石。以唯物辩证法为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时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论述辩证法一般形式的哲学家;但是,受其绝对理念内循环思路的影响,黑格尔将其辩证法思想神秘化了,即认为是观念意识决定了实践生活。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观念意识是人在实践生活中改造外在事物的结果。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所以,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生活最基本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基础,一切观念性的思辨理论都应建基于其上,并从中找到原动力。换句话说,实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石。

综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们认为物质生产固然是实践生活最根本最基础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其他社会生活也是一种实践生活方式,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甚至明确指出语言也是实践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因此,我们赞同朱立元关于“实践”概念的界定,他说:“我们理解的实践是广义的人生实践。它固然以物质生产作为最基础的活动,但还包括人的各种各样其他的生活活动,既包括道德活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等,也包括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 朱立元:《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人文杂志》2006年第6期。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作为各种生活方式的实践是一种与理论相对应的人的感性活动。在此感性活动中,人不但体验认识了自己的生活世界,而且改造解放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就在此生活本体论致思理路上,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哲学“生活论转向”的发轫之作;而且他提出的“生活”概念,不仅包括物质生产生活方式,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道德、日常、艺术等生活方式。概而言之,实践即生活。

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即生活”的哲学思想,并将它与中国各类实践生活相结合,从而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活论”哲学形态:毛泽东思想。这可以通过毛泽东“生活论”哲学思想的经典成果《实践论》来进行集中探讨。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可见,实践是一种以人的物质生产为基本的社会活动或生活形式,它包括阶级、政治、科学、艺术等其他种类的社会活动或生活形式。那么他的“实践论”有何特性?又有何意义呢?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认识活动的本源,是感性与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生活形态。他说:“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毛泽东认为感觉和直接经验是实践过程中感性认识最初发生的必备条件;但是,他又认为人的感性认识是片面的、表面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换言之,在实践过程中,概念和理论的理性认识是推进科学认识必具的环节,也是实践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理性要素。所以,我们认为实践生活包括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大基本要素,离开了它们,实践生活难以开展,也失去了它得以开展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不能脱离实践生活,只能是在实践生活本体上的辩证统一。正如他所言:“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毛泽东还认为实践不仅具有生成认识,而且还有检验真理和改造生活世界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生活(包括社会、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和文化等)中生成的理论认识,当它们传播到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就需要结合中国各种实践生活尤其是中国阶级斗争实践生活来检验其真理性,从而再生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改造中国现实生活。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简言之,理论认识产生于实践生活。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理论,必须把他们的理论认识与中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思考。所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马列主义阶级论思想的指导下,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反动知识分子是我们革命的对象,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是我们革命提防的对象,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朋友,而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为中国革命实践生活谁领导、依靠谁、反对谁和提防谁的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革命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了抗日战争时期提倡全民族统一战线外,毛泽东这一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论被阶级斗争实践生活证明是正确的,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援。实践产生和检验真理,但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改造生活世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毛泽东通过各种生活体验,思考了中国政治状况、中国革命性质、革命战争战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工作政策、人民群众生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并发掘了其中的真理;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实践的。也就是说,通过实践发现问题和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和发展真理,并最终通过实践解决我们的问题和改造我们的生活世界。在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思考了国民党新军阀背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中国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的问题,指出在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状况下,中国革命的性质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所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大力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打倒封建地主,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抗战后,毛泽东借助其于革命实践生活中形成的卓越的革命战略战术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打败了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豪绅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世界得以根本性改造和解放。

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历史发展及其致思理路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突破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颠倒意识与生活的唯心理路,明确地重建了物质生产、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道德、艺术等实践方式与现实生活的本体关联,把对生活的体验、认识、改造和解放作为实践的致思理路和价值旨向,这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呈现出一种“生活论转向”的本体特征和内涵。以此为视野,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深受其影响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最初孕育。在此论争中,文艺理论家们虽然没有集中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探讨,但树立了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生活服务的意识。这对“左翼作家联盟”的创立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明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铺垫作用。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1926)中认为,“革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很明了的,就是以写实的方式去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生活表示同情。他呼吁青年们到兵间、民间、工厂和革命的漩涡中去生活和创作。成仿吾则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中指出,文艺活动应承当革命的责任,克服小资产阶级性质而走向工农大众。他说:“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可见,“革命文学”创作要以无产阶级大众生活为源泉,要到无产阶级大众生活中去,并最终服务于无产阶级大众革命斗争生活。

而1930—1932年《大众文艺》的倡议和“左联”的推动,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初步发展。此时,“文艺大众化”已经不是一个是否可能实现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和如何实现的问题。1930年,《大众文艺》刊登了各位理论家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意见稿件,表达了他们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实施方法。如沈端先认为“文艺大众化”就是普罗文学的大众化,“不能使大众理解,不能使大众爱好的,决不是大众的文学,决不是普罗列塔利亚自身的文学”。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1932年“左联”则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但是,这一阶段的问题主要侧重在方向、原则、政策、组织和方法的一般宣传上,对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还未作深入分析研究。

所以,1932—1934年“文艺大众化”论争和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深入发展和至高定论。在此阶段,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们主要从文艺的语言、技术与体裁以及作家与大众关系三个方面对“文艺大众化”问题集中展开了讨论。

首先,在“文艺大众化”的语言问题上,不同理论家的某些具体观点尽管有出入,甚至相对立,但为了便于大众理解和接受,总体上一致主张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作为此阶段“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的发起者,瞿秋白1932年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两篇文章,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文化现状决定了普洛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立刻实行,而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即用什么话写。在瞿秋白看来,大众文学创作是不能以文言文来写,同时也不能以章回体白话来写,甚至连“五四”式的白话也不能用来写。文学因语言的问题斩断了文艺与大众现实生活的关联,造成一种或粉饰生活或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文艺状况。针对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是一种不为大众所懂的新文言,以及大众造就了一种现代普通话的论断,茅盾发表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1932)一文表达异议。茅盾认为,瞿秋白指出的“五四”白话与大众生活相脱离是事实;但他把“五四”白话与旧文言等而言之,则有失偏颇,因为通俗的“五四”白话是比较接近大众的。至于瞿秋白所言的中国现代普通话,茅盾则认为这不切实际。一则因为全国范围内基于北方话的现代普通话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只存在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大都市新兴阶级的普通话;二则因为现代普通话还不能担任文艺描写的责任。所以,茅盾认为在目前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来创作,而且现在通行的白话也不至于像瞿秋白所说的那样罪孽深重、无可救药。

1934年5月4日,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以文言体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意在在中小学中复兴文言文教育。这一观念受到吴研和胡适等人的严厉批驳,并再次引发了文言与白话之争。不过,受瞿秋白和茅盾“文艺大众化”语言观之影响,这次论争很快就转向了“大众语”文学建设的问题。1934年6月18日,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认为文言白话之争其实已分胜负,但目前的白话文学只是为知识分子服务的东西,还不是普遍大众所需要的语言,所以需要建设“大众语”。“大众语”建设的论争吸引了如陈望道、叶圣陶、魏猛克、王叔任、鲁迅、叶籁士等人的热烈参与,其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大众语与文言文、白话文有何关联。论争者一般认为,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大众语,具有某种历史和逻辑的必然。陈子展说:“从前为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页。二是大众语与普通话、方言土语有何关联。魏猛克在《普通话与“大众语”》中认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中国普通话主要流行在轮船、火车、码头、客栈、饭铺、游艺场等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交通发达,各地人员往来频繁,所以要求一种人人能听懂便于交流的语言,即现代中国普通话。叶籁士则在《大众语·土话·拉丁化》中指出,大众语就是现代中国普通话,但是这种普通话尚是胚胎,加之中国大众多是使用各自土话的文盲,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利用各地简明有别的土话文字,提高各地文盲大众的文化水准,从而最终促进统一全国的大众语的完成。

如果说1932—1934年“文艺大众化”问题尤其是“大众语”建设的论争,为大众文艺的语言形式的发展做出了具体、充分和深入的探讨,那么毛泽东1942年5月在《讲话》中则给大众文艺语言形式问题定下了原则。毛泽东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文艺大众化”就是推动文艺创作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各种问题得以发展和解决的不二路径。他认为当前革命文艺工作的对象就是工农兵及干部,这就发生了一个需要熟悉他们的问题,即文艺工作者要了解工农兵及干部的生活和懂得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但是,当前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脱离人民群众,也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写出的作品言之无味,所以有必要对其实现大众化。何谓大众化?毛泽东回答说:“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可见,“文艺大众化”问题既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也一个语言与大众生活的关系问题。

其次,在“文艺大众化”技术与体裁形式的问题上,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们也认为革新势在必行。对于技术形式,瞿秋白主张以一种普洛的现实主义方法来创作大众文艺,普洛作家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描写、反映工农大众的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以揭露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将胜利的历史必然。对于瞿秋白的技术形式观,茅盾没有正面回应,而在质疑批评他的语言形式观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动作描写”技术形式观。茅盾指出:“大众文艺既是文艺,所以在读得出听得懂的起码条件而外,还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必须能够使听者或读者感动,这感动的力量却不在一篇作品所用的‘文字的素质’,而在藉文字作媒介所表现出来的动作,就是描写的手法。”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通过思考中国旧小说如《水浒传》为何受大众喜欢的原因,茅盾认为,旧小说易接近大众主要不在于它语言的通俗上,也不在它章回体及其有头有尾的平铺直叙上,而在于它简洁感人刚好合乎大众理解力的动作描写上。阳翰笙在《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中认为,过去的大众文艺创作存在着概念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团圆主义、人道主义等简单化、公式化、抽象化甚至庸俗化的技术形式问题,而革命的普洛大众文艺是要唾弃这种小资产阶级罗曼蒂克的创作方法的。只有走向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能创作出为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但是,阳翰笙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理解得还不够深入,在如何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众文艺创造结合起来上有待进一步深化,而这在毛泽东《讲话》中得以鲜明呈现。毛泽东认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照抄照搬从抽象教条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出发,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从文艺创作角度来看,就是文艺大众化和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因此,从技术形式层面,毛泽东提倡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生活反映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不仅技术形式,体裁形式也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在“文艺大众化”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他们认为主要有三种途径可以从体裁层面有助于文艺大众化。第一种是对旧式大众文艺的批判性继承。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认为,新式白话作品的体裁因越来越欧化和摩登化而不被大众所理解接受,相反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旧的大众文艺体裁向大众灌输他们的奴化意识。为了使大众从这些麻醉人奴化人的旧大众文艺作品中脱离出来,革命的大众文艺就应当利用旧的大众文艺体裁,创造出大众能理解的作品,即革命的小调、唱本、连环画和说书等体裁形式。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指出,有好的内容和技术的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而且为大众所喜欢和理解。可见,旧的大众文艺体裁在历史的流传中与大众生活密切关联,其中固然有封建奴化教育的意识,但对其艺术内容和形式加以批判性继承和改造,亦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第二种是对外来体裁的吸收和创化。洛扬在《论文学的大众化》中认为,文艺大众化的有效实现还应在体裁上采取国际普洛革命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即报告文学、墙头小说、大众朗诵诗等。因为这些文艺体裁形式最初源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斗争,所以采取它们自然有助于中国的普洛革命。第三种是对新体裁的创造。这里所说的新体裁的创造并不是全新的无中生有,而是一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或中西合璧的体裁创新。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就曾指出,我们不能盲目模仿旧式体裁,而应对其加以改革并加进新式的描述方法。他认为我们可以把说书话本改造成俗话短篇小说,也可以把欧美的歌曲谱子按中国群众的音乐习惯填进俗话诗歌,创造一种新的合乎韵律节奏、可朗诵的俗话诗。

此外,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还从作家与大众关系上探讨了“文艺大众化”问题。此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作家如何对待大众及其生活的态度问题。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们认为,作家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来对待工农大众及其生活是文艺大众化首先思考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大致上形成了两种有交叠性的意见:一种认为作家需要深入大众生活,但不是取悦大众,而是启蒙指导大众。郭沫若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中认为,大众文艺不需要高蹈而需要通俗,但通俗的大众文艺却不是逢迎大众,而是要教导大众,教导大众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使命,所以大众文艺的作者自然就是先生和导师。持此类文艺大众化观念的文艺理论家尚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者的精英心态中完全摆脱出来,尽管他们认为需要深入大众的生活,但毕竟远离革命大众的生活,始终是以一个旁观者心态来看待作家与大众及其生活的关系。与此不同,另一种心态则认为,作家不但要深入大众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而且还要以大众为中心,为他们服务,以他们为老师,向他们学习,并最终改造和解放大众与自身。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认为,普洛文艺是属于大众的,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不是提高大众的程度去攀附文艺,而是革命的作家要向大众学习,一起不断提高普洛文艺的水准,从而在思想、意识和情感上组织武装大众投身于民主革命。在作家对待大众及其生活的心态问题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极具思辨性的分析,他通过对大众文艺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考察,为如何处理此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在毛泽东看来,大众文艺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因此大众文艺的作家首先得普及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生活需要,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去提高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生活需要。普及是工农兵大众的普及,提高也是工农兵大众的提高。也就是说,大众文艺的作家是以一种普及的学习的心态和方式参与大众的生活,并与大众一起谋求发展和提高。

第二是大众文艺作家的培养与大众及其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大众化显然离不开作家创作,因此如何培养真正的大众文艺作家?他的培养与大众及其生活应该结成怎样的关系?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们面对“文化大众化”必须思考的问题。郑伯奇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指出:“大众文学的作家,应该是由大众中间出身的:至少这是原则。唯其由大众出身的作家,才能具有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感情,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表现大众所欲表现的东西,只要他们获得了表现的手段。”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但是,他认为在中国这个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出身大众的作家是难以得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排斥智识阶级出身的作家,应该欢迎他们,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需要特别的技能,而智识阶级所处的环境和具有的修养很容易获得这种技能。同时,他也认为智识阶级的作家创造大众文学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先前环境中养成了种种与大众的意识、生活不相一致的感情和创作习性。因此,他们需要深入大众生活,向大众学习,通过改造自己,才能创作真正的大众文艺。那么到底如何去培养大众文艺作家呢?洛扬在《论文学的大众化》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大众作品之所以不能为大众理解,主要是因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既缺少大众的生活要素,又没达到普洛革命艺术所要达到的较高阶段,而组织工农兵通信员和壁报运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它们不但便于表达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开展大众政治和阶级斗争生活;而且还有助于培养大众文艺的作者。所以,洛扬认为与大众生活结合极为紧密的通信员和壁报运动是大众文艺作家和普洛革命文学得以产生的摇篮。不但洛扬如此,周扬也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中认为,文艺大众化除了在形式上批判地采用旧式大众文艺体裁和积极地学习国际普罗文艺新式体裁之处,还应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创造出新的体裁形式。但是这种新体裁形式的创造并不是作家在象牙塔里带着超阶级、超党派态度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需要作者实际地参加工农大众革命斗争才能创造得出来。所以,周扬指出文艺大众化最要紧的是要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他说:“我们要经过工农通信的路线从劳苦大众中提拔出新的作家——普罗文学的新干部。”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由上可知,“文艺大众化”问题,无论在提倡和组织上,还是在创作和接受上,都离不开大众生活。大众的政治、经济、革命、文化和日常生活是大众文艺创作的渊源和归宿。也就是说,文艺的大众化在语言、技术、体裁和作家的培养上都需要对大众生活的体验和认识,并最终指向包括作家在内的大众生活的改造和解放,从而鲜明地呈现出一种“生活本体论”致思理路。

三、“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现实动力或价值旨向

为了对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在此,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推动其发展的社会现实动力到底何在?一种文化现象或学术思潮的产生往往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现实生活的需要,而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提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阶段对文化革命的一种新要求。具体而言之,通过对生活的认识、体验、改造和解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就是推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社会现实动力,也是其根本价值旨向。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这就决定了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根本目标,而辛亥革命则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这场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自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或准确说自“五四”运动以后,这一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它由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取得胜利以前,中国的革命还处在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第二阶段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从世界范围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前,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此时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参与了革命,但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中国无产阶级。换言之,这一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族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性质及其变化,自然也影响到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及其变化。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所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就很快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败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前者的帮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们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世界观武装人民大众的头脑,领导人民大众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简言之,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宗旨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革命和文化的生活处境下,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才得以提出和不断发展。因此,在探讨“文艺大众化”问题时,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们及其组织机构总是论及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宗旨。“左联”作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组织机构曾指出:“要加紧研究大众化,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及批评一切反动的大众文艺,尤其要加紧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工作,以及工农兵读书班、讲报团和说书队的工作,加紧从这些工作中教育出工农作家及指导者。并且这些工作都必须和当前的政治任务——反帝、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可见,“左联”明确地把“文艺大众化”问题与反帝反封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革命生活目标结合起来思考。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认为,普洛大众文艺不仅仅是一般的文艺问题,它还是无产阶级为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准备和团结群众力量的革命方式。“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实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有效途径,它为处于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主体动力。不仅如此,瞿秋白还清楚地认识到“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夺得领导权的有效举措。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指出,“五四”式的白话文学不但脱离大众的生活,趋向于贵族化,而且还与反动的大众文艺一起维持封建和帝国主义以加强其剥削的资产阶级意识。所以,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任务,决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谈“文艺大众化”问题,而是要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换言之,就是要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文艺真正实现为了工农大众生活需要的大众化。在《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中,阳翰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叛了革命,投降到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怀抱中去了,它不但不实行文化革命,反而严厉地阻碍和摧毁文化革命,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白话文学运动自然也是如此。“因此,作为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的一般任务之一的新文学革命运动以及整个的文化革命运动,也一样要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前提条件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也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叛变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以后,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资格,自然也失去了领导包括“文艺大众化”问题在内的文化革命的权力。

在何为推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大众化”问题发展的现实社会动力或价值旨向问题上,毛泽东看得最为高远深入。他在《讲话》开篇中明确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也就是说,文艺工作是服务于一般革命工作,而作为一般革命工作之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工作则服务于其他革命工作,尤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革命工作。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存在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此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手里拿笔的文化军队。这支包括革命文艺在内的文化军队已经形成,并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革命文艺更好地服务革命工作,成为整个革命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进一步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如果我们去除历史语境而单纯从这段话的语言文字层面来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或许会认为毛泽东把文艺庸俗化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当时人民大众受尽压迫和中华民族面临灭种的历史状况来思考,或许就理解毛泽东当时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文艺观的历史合理性。更何况毛泽东始终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一方面认为,在阶级社会和革命时代文艺要服务于政治革命斗争,尤其应服务于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革命斗争,即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文艺无论政治上如何进步,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革命文艺。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简言之,革命的大众的文艺应是政治与艺术辩证统一的文艺。在《讲话》中,毛泽东不但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生活需要“文艺大众化”,而且还指出为了有效实现这一生活目标,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无产阶级要替代先前的资产阶级真正取得文化领导权。他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所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自己或他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一番生活改造,让他们“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情感改造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改造培养成革命的普洛的大众文艺作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之所以没能真正做到大众化,就是因为我们的作家没有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而没有打成一片的原因除了作家不了解群众的语言外,还因为我们的作家不熟悉大众的生活,没有改变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852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生活中的领导权,才能保证文艺生活真正是为人民大众的,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真正解放。

中图分类号:B8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4-0067-09

收稿日期:2019-11-26

作者简介:唐善林,男,湖南永州人,贵州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贵州贵阳 5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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