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朝谏议心态的多重性与诗文创作

张 贵

摘 要: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制度、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谏议心态呈现出多重性特征。士人刚直敢言已然成风,部分士人“资言以进”,进而借谏言攻讦、邀名。与之相关,仁宗朝士人谏官任上创作了大量奏议,并普遍将谏章单独编纂成集,谏疏的形式、写作观念等亦出现了变化。同时,仁宗朝士人用文学进谏、干预现实的现象更加普遍,浮薄士人甚至将文学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

关键词: 仁宗朝;谏议心态;士风;诗文创作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由清而不要转而成为清要之职,在士人心中其地位甚至可与宰相相提并论。谏官成为仕宦捷径,任谏官之人后来多跻身宰辅。受谏官制度、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谏议心态呈现出多重性特征。与之相关,仁宗朝士人谏官任上创作了大量奏议,许多士人将谏章单独编纂成集,且谏疏的体制、写作观念等出现了变化。同时,仁宗朝士人用文学进谏、干预现实的现象更加普遍,浮薄士人甚至将文学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讥刺、讪谤诗歌盛行。

一、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谏议心态

宋仁宗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职能从规谏君主扩大到监督百官,且风闻言事职权得到进一步强化。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云:“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页。欧阳修《上范司谏书》云:“谏官虽卑,与宰相等。”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74页。可见,仁宗朝谏官地位显著提升,甚至与宰相相提并论。谏官形成了“与宰相等”的责任意识、权力意识,促进了其言事积极性,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引范纯仁:“仁宗朝委事执政,而台谏实参论议。” 朱熹撰,李伟国校点:《八朝名臣言行录》,《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28页。谏官已成为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

谏官任上敢言的谏官由于“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48页。,从而迅速升迁。此外,仁宗“每进用大臣,未尝不采天下公议所归”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64页。,而谏官进谏易获得声名,为人主所知,也为其升迁奠定了基础。据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所列“北宋谏官升迁与罢免人数统计表” 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86年博士论文,第89页。,仁宗朝任谏官的67位成员中,有40位都获得了升迁。并且据其文所附《北宋谏官表》 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86年博士论文,第351页。统计,仁宗朝很多知名谏官后来都出任宰辅,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由此可见,谏官多不次之擢,已成为仕宦之捷径。

《宋史·忠义传序》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传序》第38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9页。文中所说对真、仁宗朝士风形成起关键作用之人都曾任谏职,他们谏官任上直言谠论。在其影响下,“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然而,对仁宗朝谏官活动分析后我们会发现,由于特殊的谏官制度和谏诤环境,除积极作用外,谏官言事风气也给士风带来一些弊端,士人的谏议心态呈现出多重性的特点。

(一)“资言以进”的谏议心理

仁宗朝谏官敢言成为普遍现象,庆历三年,仁宗亲封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谏诤活动达到高潮,对此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引张方平语,认为“谏官之势,自此日横” 苏辙撰,俞宗宪点校:《龙川志略龙川别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2页。。积极敢言获得声名的谏官即可赢得士论,迅速升迁,甚而后来出任宰执。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虽未有意通过谏职获得升迁,但他们的实际经历,却有“以论事切直,急加进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87页。之嫌。受之影响,部分素质较低的谏官产生了奔竞徼进的弊端,如被叶清臣指责的谏官宋禧、被仁宗宠妃视为“我家谏官”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74页。的谏官王贽等,都因奔竞之举获得了升迁。同时,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通过敢言的方式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任谏职都有士论影响的因素。谏官的奔竞徼进之风及通过敢言出任谏官的方式,引起士人争相仿效,欧阳修说“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欧阳修:《辞召试知制诰状》,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17页。,庆历四年知谏院余靖也指出“小人望风希进,无所不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27页。。对此,早在宝元二年仁宗就曾下诏加以戒止,要求士人“罔沽誉以干进,思首公而尽规”韩琦:《诫励风俗浮薄诏》,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245页。。并且仁宗对侍御史知杂事郭申锡说:“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三十《郭申锡传》第30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20页。认为积极敢言者多有“资言以进”之人,他们一旦获得升迁,则有所忌惮不再敢言。

可见,由于仁宗朝谏职成为仕宦捷径及士论影响谏官选任等原因,素质不高的谏官利用敢言的方式以图获进,士人中出现“资言以进”奔竞徼进的风气。

(二)“攻讦、捃摭人私”的言事弊端

明道二年,范仲淹等人因言不当废郭皇后被贬,富弼云:“范仲淹为谏官,所极谏者,乃其职也。……居谏官者,务要讦直,乃号称职,依违者为旷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53页。指出谏官职责要求亢直敢言,如果依违不言便是失职。范仲淹等人积极言事激起了谏官“以钳口失职”的认识,苏辙《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风既行,士耻以钳口失职。”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0页。此外,仁宗朝施行过“言事簿籍”制度,当时士人也确以言事多少为标准评价谏官是否称职,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记载,权知谏院杨伟尝言:“谏官宜论列大事,细故何足论!”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61页。舍细故而论列大事,所言必然有限,结果杨伟被士人讥为无补。可见,谏官言事多少不但影响其仕途升迁,还关系其在士人心中的形象。程颢曾指出言事官形成了“必以诋讦而去为贤”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的病态心理,他们唯恐被认为是因不称职而遭罢免。故谏官往往望风而言,“绳治细故,规图塞言责”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搜抉隐微,无忠恕长厚之风”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37页。,出现了唯利是择,不顾事体,甚而攻讦、捃摭人私的弊端,并对士风产生了深刻影响。

1.庆历新政时期谏官活动再认识

庆历新政时期的谏官活动是构成仁宗朝刚正不阿、无所畏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成庆历士风的重要因素。然而通过考察我们会发现,此时谏官行迹却有攻讦人私、借攻讦以进身之嫌。欧阳修指出,庆历三年仁宗增置谏员后,谏官积极敢言,但同时也被指责为“好讦阴私”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56页。、倾陷图进。庆历三年十二月,欧阳修作《辞召试知制诰状》又言:“今若骤觅宠荣,越次升用,则是讥议者谓臣向之所为,果是沽激,本非为国而去恶,但务倾人而进身。”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17页。指出自己的谏诤活动曾被讥议者怀疑是“倾人而进身”。庆历四年,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说:“先帝设谏官、御史,以司君上之过,纠臣下之罪。陛下增其员数,甚盛德也。然不务规正,专为伺察,掎摭纤微之衅,讦扬幽昧之私,取悦闻听,弥缝非职。”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47页。赵师民的批评乃是针对王素、余靖、蔡襄、欧阳修等知名谏官而发。他指出其时谏官专为伺察、攻讦人私的弊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谏官的行为。后来张方平《论进用台谏官事体》也指出仁宗增置谏官后,由于对之听用过当,引起了攻讦、诋毁忠良之风。

庆历新政时期部分谏官品质不高,更使人对其言事动机产生怀疑。如王素“为谏官时尝托京市木,而京委文水令董望市之,亏所僦车直及谩税钱四十千”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68页。。此外,他多次在仁宗前称赞富弼,“意弼引己登两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36页。,未能如愿,便对富弼加以诋毁。可见,作为“庆历四谏”之一的王素,不但有欺民、谩税之嫌,而且颇为投机希进,其品质并不像部分士人评价的那么高洁。同为“庆历四谏”之一的余靖,原名希古,曾与王仝友善,王仝为其干谒知州举制科,结果被知州论罪,之后余靖改名并在其他州及第。此事后被朝廷按察,余靖托人给王仝银百两,令其勿言,结果银被所托之人盗取,王仝指认希古即余靖,“靖竟坐以左屯卫将军分司”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7页。。余靖所为不可谓光彩。再看另一位敢言的谏官孙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嘉祐四年记载:“甲辰,贬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知寿州孙沔为检校工部尚书、宁国军节度副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77页。而原因竟是其恣意妄为,夺人财产,奸人妻女,害人性命!由此可知,庆历新政时期的谏官品质参差不齐,在仁宗宠信谏官、士风高涨的背景下,难免有个别谏官出于投机心理,肆意攻讦、诋毁,沽激求进。

2.谏官攻讦、捃摭人私之风盛行

仁宗朝谏官攻讦、捃摭之风渐盛,甚至“竞为激讦,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镇传》第3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85页。。其实,早在宝元元年,宋祁就指出谏官“索疵吹毛,飞文历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55页。的弊病。前文已述,庆历新政时期谏官积极进谏的同时,亦有攻讦、捃摭人私以图进的行为。他们大多都获得了升迁,对后任者影响甚大。庆历之后谏官望风仿效,攻讦、捃摭的风气更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四载宰相刘沆语:“自庆历后,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48页。刘沆所言虽出于厌恶言事官的心理,但他指出的谏官自庆历后攻讦人私、中伤士大夫的行为,却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事实。如钱明逸任谏官后极力攻讦新政人士,其“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99页。,“劾范仲淹、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 脱脱等:《宋史》第30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46-10347页。等行为,具有攻讦、捃摭之意图。鉴于谏官的言事弊端,仁宗曾于皇祐元年下诏:“近岁风俗,争事倾危,狱犴滋多,上下暌急,伤累和气,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奏,违者坐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83页。试图通过限制言事范围的方式来改变言事风气,但并未起到多少效果。谏官不仅攻讦、捃摭人私,甚至还出现诬陷正直士人的情况。如吕公弼因转运使任上颇有政绩而获得升迁,谏官陈旭却劾其借父吕夷简余荫干求荐引,随意捏造事实,显然是在攻讦、捃摭,故而仁宗谓辅臣曰:“古之君子贵夫几谏,今则务讦人阴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89页。皇祐五年,仁宗再次下诏约束谏官“不得徇私挟情,抉擿阴细,无益治道,务在公实”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12页。。但至和二年,翰林侍读学士吴育言时事颇有见地,仁宗多次想加以重用,“而谏官或诬奏育在河南,尝贷民出息钱”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358页。,结果吴育出判延州。谏官攻讦人私尚且有据可循,而肆意诬陷则完全出于编造,当是攻讦之风极度发展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仁宗屡对谏官攻讦人私加以戒止,但这一风气却愈演愈烈。后来哲宗朝,侍御史刘挚在论及仁宗朝谏官时说:“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720页。即指出仁宗朝谏官攻讦人阴私、弹劾细故的言事特点。

3.谏官攻讦、捃摭人私对士风的影响

仁宗朝谏官积极言事,甚至攻讦、捃摭人私,其言事风气激起士人的效仿,形成一股言事热潮。言事者中既有狂妄肆言之人,也有品行不高借言事以徼进之徒,士人中产生了肆意妄言,攻讦、捃摭人阴私的不良风气。

受谏官言事活动影响,士人的言事积极性迅速高涨,部分士人并无多少识见,却跟风肆言。如景祐元年“同安县尉李安世,辄因狂悖,妄进瞽言。不识朝廷之仪,惟摭市井之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09-2710页。。庆历二年,范仲淹《让观察使第一表》指出:“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张方平《论小臣妄投封章讪上事》也记载:“王预仕人卑品,娄彻草泽狂生,投匦上封,恣斥朝政。”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进言者素质不一,甚至有纤邪之人混迹其中。士人肆意献言的行为,不免出现言事不切事体的情况,也会对士风造成不良影响。对此,庆历八年张方平总结道:

比年以来,朝廷颇引轻险之人,布之言路,违道干誉,利口为贤,天下承风,靡然一变。又外人议论,展转缘饰,沽激仿效,惟恐不及,败坏雅俗,遂成险薄。内则言事官,外则按察官,多发人闺门暧昧,年岁深远累经赦宥之事。而又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仆,观时得逞,敢于犯上,创造词说,朝廷便行,济以爱憎,何所不至。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29页。

张方平指出,近年朝廷大量引用轻险之人任言职,他们言事不顾事体,肆言以求贤名,并广被传颂、称扬。士人承其风,沽激仿效,以至于吏胥僮仆也敢于犯上妄言。在谏官攻讦、捃摭风气影响下,士人中逐渐刮起了激讦之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一嘉祐五年:

六月乙丑,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或不关政体者。时殿中侍御史吕诲言:“故事,台谏官许风闻言事者,盖欲广其采纳,以辅朝廷之阙失。比来中外臣僚多上章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暧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故下是诏。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27页。

吕诲指出臣僚纷纷侵言事官职权,上章告讦人罪,形成了攻讦、捃摭人阴私的风气。士人的这股风气与谏官言事弊端有着一致性,在吕诲的请求下,仁宗下诏对之加以戒止。

与言事风气相关,士林中逐渐产生了评价士人言行的扭曲标准:“攻人过失,即为公论。”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33页。这一不正常的评价标准,是攻讦之风盛行的产物。皇祐三年,谏官包拯引用王旦的话说“大都迭相称誉近乎党,过相纠讦近乎公”,并加以评论道:“诚哉是言,至切至当。缘近世之患,正患如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94页。认为以攻讦之言为公论的评价标准已成为当时的一大弊端。以能否攻人过失作为言事的衡量标准,必然更加恶化士人攻讦、肆言的风气,从而造成士人相互攻讦、人人自危的局面。

(三)谏官好虚名心理与士风

仁宗朝谏官对“好名”风气起到了激化作用,“名”成为士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嘉祐六年,同知谏院司马光曾指出“国家求名不求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95页。的情况,以名行赏会造成一部分士人求名躁进,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谏官任上积极敢为,虽无意通过追求声名而获得升迁,但他们的个人经历,鼓励了一些谏官效仿。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素质较低的谏官便不惜卖直邀名、沽名钓誉以图自进,甚至“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 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2页。。于是,谏官追求“虚名”的风气与正直高尚的士风相伴而高涨。部分谏官为了获得“虚名”,或者攻讦人私,或者所言之事不切实际,甚至荒唐可笑,如宋禧为谏官时劝仁宗在宫中设荆棘、养罗江犬等。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四》记载,胡寅曾指出谏官存在“立异为心”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0页。的不良风气。谏官之所以好异,即是因为通过标新立异可以显示自己不与流俗、才能异于众人,从而为自己赢得声名。

宋人曾言“本朝尚名好贪”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3页。,将“尚名”与“好贪”相联系,道出了二者的相通之处。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一部分投机分子便借“虚名”以觑谏职,进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受谏官言事风气影响,士人中出现了奔竞、攻讦以邀“虚名”之风,“搢绅之间,名节罔励。矜劳者掠美以近名,希进者行险以徼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68页。。士人竞相邀名,或发出不切实际的议论,或将所上章奏四处宣扬,或故意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或故作清高反复让官。

庆历新政时期士人言事风气高涨,向被作为正直高尚士风的典型广加赞誉。前文已述,庆历新政时期谏官素质并非都十分高尚,他们有攻讦邀名之嫌。所谓的“庆历士风”,在士人敢言的背后,沽名钓誉、邀“虚名”以图进亦俨然成为风气。文人们纷纷上疏谈兵议政,很多时候只是随众喧哗,部分士人甚至利用文学作品自我标榜、随意诋毁。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庆历士风”的积极成分,而忽略其消极因素。

仁宗朝正直高尚的士风与攻讦、求“虚名”的风气交织并存,共同影响了当时及其后北宋的政治、士风,一些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亦与之相关。

二、仁宗朝士人谏官任上的奏议创作及写作观念

仁宗朝谏诤精神高涨,士人谏官任上的奏议数量显著增多,并且相较于其他时期的同类作品,谏官任上所作更具现实针对性,形式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此外,与谏议心态的多重性相关,士人的谏疏写作观念亦存在差异。

(一)谏诤精神、谏议心态对谏官奏议创作的影响

仁宗朝谏官振职,责任意识增强,积极敢言的谏官即可赢得士论、获取声名。受多重谏议心态的推动,士人谏官任上留下了大量奏议。如欧阳修任谏官仅一年多时间,据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所收作品统计,其所上奏议竟达129篇之多。此外蔡襄、余靖、范镇等人谏官任上也都作有大量奏议。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士人还将谏章单独编纂成集,据《宋史·艺文志》记载,龚鼎臣有《谏草》三卷,刘随有《谏草》二十卷,钱彦远有《谏垣集》三十卷、又《谏垣遗稿》五卷,余靖有《谏草》三卷,欧阳修有《从谏集》八卷,韩琦有《谏垣存稿》三卷,赵抃有《南台谏垣集》二卷,杨绘有《杨绘谏疏》七卷,范镇有《谏垣集》十卷。士人将谏章单独编纂成集,一方面说明他们谏官任上所上奏章之多,另一方面更说明受仁宗朝谏官地位、谏议心态的影响,士人对这些作品十分重视,有意将之与其他时期的同类作品相区别。

仁宗朝士人谏官任上所作奏议相较于其他时期的奏章更具现实针对性。如庆历年间,谏官上疏中的很多见解都与范仲淹等人提出的革新主张相一致,即是他们关注时事、积极参与改革的体现。仁宗朝谏官中不少是知名的文学家,如谏官任上积极敢言的欧阳修便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此外,范仲淹、蔡襄等人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即便不以文学名家的谏官,由于仁宗朝士大夫的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他们也大多颇为擅长文学。因此,士人谏官任上的奏疏文学性普遍较高,如欧阳修谏官任上所作《朋党论》,既是作为谏官有针对性的上书,又是文学政论文的完美篇章。谏官的此类作品特征与诗文革新的内在要求有着一致性,是诗文革新运动中古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仁宗朝谏官的言事风气、谏议心态还影响了谏疏的形式特征。风闻言事原是御史特权,北宋谏官逐渐侵御史权后,谏官也开始拥有此项权利。皇帝对于谏官风闻之言不询问其由来,甚至谏官风闻言事失实,也不予加罪。仁宗时期,风闻言事权得到强化,为谏官积极言事提供了鼓励和保障。如庆历四年,欧阳修去言职外任便言“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84页。。因此,谏官多以“风闻”“访闻”“伏闻”“窃闻”等文字作为奏弹之文的开篇,以表明获得消息的途径。如庆历三年余靖言“风闻西驿勾当使臣与如定等下行铺,收买物色太多,此非国家之意”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06页。,庆历三年谏官欧阳修言“兼风闻北主见在凉甸与大臣议事,外边人心忧恐”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82页。,庆历四年谏官余靖言“臣访闻荆湖南路,本因蛮贼出就民家居停,其提点刑狱邵饰等,尽令近山人户不得耕种”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20页。等。可见,风闻言事职权已经潜移默化到了谏官谏章的书写过程之中,并在形式上有所呈现。此外,随着谏诤意识的增强,谏官在奏疏中屡屡表明自己上疏乃是受谏官职责的促使。虽然士人任其他官职时所上奏议也偶尔会提及自己的职责,但远没有任谏官时频繁,表现得也不如任谏官时自信。如蔡襄《论财用札子》“臣以贫贱之职,叨耳目之官。细民疾苦之情,天子未闻之事,俱合陈论” 蔡襄撰,陈庆元、欧明俊、陈贻庭校注:《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页。,韩琦《论众星流散月入南斗》“臣职在谏列,得于风闻,不敢隐情惜己,容默于位,实愿输尽愚瞽,有补万分之一焉”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600页。,欧阳修《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札子》“臣忝为谏官,每闻小有亏损圣德之事,须合力言,难避天谴”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72页。,张方平进谏时也说“臣以一介贱微,见识浅近,诚不足以参国论、赞圣谋。但以职在谏曹,当有犯无隐,故陈愚管,上祈裁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67页。。谏官谏疏的上述特征,影响了奏议的创作形式,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文体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二)仁宗朝谏疏写作观念的差异

受谏议心态多重性影响,仁宗朝士人的谏疏写作观念存在差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任谏官前后一段时期谏诤意识强烈,欧阳修甚至在《上范司谏书》中提出“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版,第974页。的谏诤观念,他们的谏疏直言极谏,无所回避,言辞激烈,气格高昂,对社会事务进行了多方位的干预。随着士风的变化,一部分谏官为了获得“虚名”,或者上疏攻讦人私,或者所言之事多不切实际,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对于士人的这种谏疏书写方式,韩琦任谏官时曾着意加以避免,《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十四记载:

韩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当时有得其品题一两句者,人皆以为荣。某为谏官时,因纳劄子,忽云:‘近日频见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来如高若讷辈,多是择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须纯意于国家事尔。’公闻此言,益自信也。”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170页。

王沂公为仁宗朝著名宰相王曾。王曾批评高若讷择利、范仲淹有邀名之嫌,指出谏章要做到“纯意于国家事”,并以此为标准肯定与赞扬了韩琦的谏疏写作。韩琦的谏疏词气典重、敷陈剀切,与同时期的风格甚是不同,王曾的评价给予其很大鼓励与自信。后来韩琦在《谏垣存稿序》中总结了自己的谏疏写作主张:

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矣。故主于讽者,必优柔微婉,广引譬喻,冀吾说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则忽而不听也。主于显者,必暴扬激讦,恐以危亡,谓吾言之能动,而不知论或过当,则怒而不信也。夫欲说而必听,言而必信,苟不以理胜之为主,难矣哉!……遂两上章辞,不报,乃喟然自谓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兹所以报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720-721页。

韩琦批评“主于讽”和“主于显”的两种谏章书写方式,认为二者都不能达到规谏的目的。因此,韩琦提出“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的创作主张,强调谏章书写既要顾及其适用的场合,又要以说理充分为主,同时辅以真挚诚恳的文辞。受谏官活动影响,当时“主于显”的谏疏书写方式盛行,韩琦的主张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谏官存在的不切实际、标新立异、卖直取名的弊端而发,因此,他警示自己不可“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

三、仁宗朝谏议心态与诗文干预现实传统的异化

仁宗朝士人集文人、学者、官僚等身份于一身,士人的谏诤精神、谏议心态影响了谏章之外的其他诗文创作。仁宗朝用文学进谏、干预现实的现象更加普遍,浮薄士人甚至将文学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仁宗朝讥刺、讪谤诗歌亦在谏官活动影响下产生。

(一)谏诤风气与试文写作方式的变化

受谏诤风气驱动,仁宗朝部分士人用应试之文进谏,将之作为谏言的载体,从而影响了试文的写作方式。庆历六年,张方平以贡院名义向仁宗上奏指出:“景祐之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后进传效,皆忘素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21页。据祝尚书先生考证,“张方平所谓‘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只能是指张唐卿”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2页。。韩琦为张唐卿所作《故将作监丞通判陕府张君墓志铭》云:

文正范公亦知公为深,尝与人评论人物,喟然谓人曰:“凡布衣应科举,得试殿廷下,必婉辞过谨,以求中格,人之常情也。而张某者为《积善成德论》,独言切规谏,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500页。

范仲淹认为布衣之人应科举,必然文辞委婉、恭敬,以求能够中举,而张唐卿却在殿试所作《积善成德论》中“独言切规谏,冀以感寤人主”,将之作为进谏的工具。可见,试文“变体”应该是指张唐卿用试文表达谏诤内容、直言切谏的写作方式。而相对于“变体”,试文尤其是殿试文“正体”,则当是范仲淹所说的“婉辞过谨”的写作方式。试文写作内容、目的的变化,自然会导致形式的改变。张唐卿以“变体”之作取得科举成功,使本已受谏官活动影响的士人相继仿效,更有一些浮薄之人纯粹借此以求科名。庆历年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仁宗主动为科举考试增加了进谏要求,将殿试赋题定为“应天以实不以文”,明显具有求谏的意图。欧阳修担心应试者不能尽言时事,遂作一篇《应天以实不以文赋》,“直言当今要务”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47页。,又对试文关注现实、激扬时事的创作风气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试文出现的这些变化,极易造成张方平所说的“妄肆胸臆,条陈他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22页。,即脱离试题要求、自抒胸臆的情况。由于科举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试文出现的新变自然会影响到当时的文章写作方式,仁宗朝出现的怪奇文风即与之密切相关,对此本人已有专文论述。 张贵:《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求是学刊》2015年第1期。

(二)谏官活动、好名心理与诗文谏诤因素的强化

我国传统诗教观一直都强调诗歌社会教化、干预现实的作用。受谏官活动、好名心理等因素影响,仁宗朝士人用诗文进谏、干预现实的现象更加普遍。

与谏诤精神渐趋高涨密切相关,景祐年间,颜太初即多次用诗歌干预现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四记载,颜太初为颜回四十七世孙。景祐元年,济人黎德润蒙冤,颜太初“赋诗发其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70-2671页。,用诗歌为其鸣不平。孔圣祐死后十余年无人袭封文宣公,景祐二年,颜太初借许希请立扁鹊庙之机,作《许希》诗讽喻袭封之事,“又致书参知政事蔡齐,齐为言于上”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67页。,最终孔圣祐之弟袭封。景祐年间,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等喜豪放剧饮,不遵循礼法,时号“东州逸党”,颜太初又作《东州逸党》诗刺之,诗中他说自己冒死作诗乃是希望感悟宸心,对之加以戒止:“终削南山竹,冒死指其疵。愿乘九庙灵,感悟宸心知。赫尔奋独断,去邪在勿疑。分捕复大索,憸人无孑遗。大者肆朝市,其徒窜海湄。”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22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9页。由上述几首诗歌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此时对于颜太初而言,诗歌已经成了进谏、干预现实的工具。

仁宗朝士人用诗文进谏、干预现实的情况,在景祐三年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庆历三年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诗后更加常见。景祐三年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与欧阳修等人同遭贬黜。蔡襄当时只是留京候选的属僚,并未直接参与其事,但蔡襄参加了京城中一批年轻激进、富于谏诤精神的官僚对欧阳修、余靖等人的饯别活动,《四贤一不肖》诗即作于五月二十七日与欧阳修最后告别的席上 蒋维锬:《蔡襄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对此欧阳修《于役志》有详细记载。诗中蔡襄极力赞扬范仲淹等人,并明言自己作此诗是为了讽谏:“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封人诗。” 蔡襄撰,陈庆元、欧明俊、陈贻庭校注:《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可见,该诗乃是受谏诤精神、好名心理激发的结果。随着《四贤一不肖》诗的广泛传播,范仲淹等人的谏诤行为广为人知,声名远扬,《宋史·蔡襄传》即记载:“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 脱脱等撰:《宋史》第30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97页。该诗起到了干预现实的效果,范仲淹等人被视为“四贤” 蔡襄撰,陈庆元、欧明俊、陈贻庭校注:《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4页。,蔡襄也因作此诗而赢得了声名,为其后来出任谏官打下了士论基础。

石介虽不曾任谏职,但却具有强烈的谏诤精神、好名心理。据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记载,石介曾提出“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6页。的观点,与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所说“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74页。十分接近。石介一生仕途不达,大多时候都“不在其位”,但谏诤精神却异常强烈。明道二年,虽官卑位低,无权上书言事,石介却作《上范中丞书》《上孔中丞书》等,鼓励范讽、孔道辅为国家献言献策。景祐年间,蔡州进士赵禹因言元昊必反而接连被处罚,石介用诗歌对之进行讽刺:“徂徕先生石守道有诗曰:‘蔡牧男儿忽议兵。’谓禹也。” 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宝元元年,石介作《三朝圣政录》,韩琦《三朝圣政录序》说其:“每篇之末,又自为之赞,以申讽喻之意。”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734页。石介自作《三朝圣政录序》说其作《三朝圣政录》是为方便仁宗借鉴三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谏。庆历年间,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并授予欧阳修、蔡襄等人谏职。受此影响,石介的谏诤精神、好名心理进一步高涨,他用诗歌评价士人,区分邪正,创作了《庆历圣德颂》。此诗创作后,在士人中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范仲淹等人美名愈张,而夏竦等人却更加为士论所不齿:“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8页。由此可见,石介通过此诗达到了扬善贬恶的目的,并为自己赢得了声名,使诗歌进谏、干预现实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无论是景祐三年蔡襄创作《四贤一不肖》诗,还是庆历三年石介创作《庆历圣德颂》诗,都与当时高涨的谏诤精神和好名心理相关。由于这两首诗在士人中产生的影响及谏诤精神、好名心理的膨胀发展,士人中出现一股用诗歌讽谏、干预现实之风。如皇祐三年,唐介因弹劾宰相文彦博被贬春州别驾,谏官吴奎畏缩不言,李师中作诗送唐介,有“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奸谀骨尚寒”之句,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说:“厚颜之句,为奎发也。”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页。可见,李师中是在用诗歌褒贤斥奸。梅尧臣亦作《书窜》诗,批评文彦博,歌颂唐介。诗中梅尧臣痛斥文彦博“巨奸丞相博,邪行世莫匹”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页。,措辞不可谓不激进。此诗与蔡襄《四闲一不肖》、石介《庆历圣德颂》等诗相似,一定程度上成为评价士人、区分善恶、干预现实的工具,甚至还颇涉标榜。梅尧臣论诗主张平淡,其庆历五年所作《答中道小疾见寄》云“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页。,而《书窜》诗却一反于此。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谏官活动、谏议心态影响下的士风相关。《书窜》诗与梅尧臣一贯的诗歌追求截然不同,这当是他创作此诗后“不敢示人” 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页。的一方面原因。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四记载,仁宗晚年无子,身为布衣的宋堂却以诗歌为工具“拟陈子昂作感遇诗,以讽上建储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51页。,并且还多次著书究切时务,同样是用诗文进谏、干预现实。

(三)仁宗朝讥刺、讪谤诗文渐盛

受谏诤精神和好名心理影响,仁宗朝出现了用诗文进谏、干预现实的现象。随着士人攻讦、邀“虚名”风气盛行,浮薄士人进一步将诗文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为了获取“虚名”,部分士人不惜将所上章疏四处宣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庆历三年:“上封者言:‘窃见近日臣僚将所上封章、书疏,令人钞录出外,乃密遣浮薄之辈传诵称扬,务取己名,欲彰君过。’”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62页。浮薄士人的这种做法,目的是获取虚名以图进,与《四贤一不肖》《庆历圣德颂》诗的示范效应密切相关。仁宗朝讥刺、讪谤诗文逐渐增多,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二记载,庆历元年“中书言,比闻有浮薄之人撰长韵诗以谤大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52页。。李焘怀疑欧阳修《从谏集》所记匿名诗即是此诗,该诗的讪谤、攻讦导致了宋庠的罢职出外。再如庆历四年,邱浚“作诗一百首,讪谤朝政,言词鄙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09页。,他在杭州服丧期间还直接将诗歌作为威胁州县官吏的工具。张方平《请推捕荆南嘲咏长吏人事》也指出:庆历三年国家虽曾下诏禁止作匿名诗讥谤大臣,但此风未息,王某在荆南时就被人作诗嘲讽、讥刺,传播于京师。因而张方平请求“其撰诗讥刺之人,乞下荆南密切搜捕,必令推获” 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皇祐四年仁宗:“诏开封府:‘比闻浮薄之徒,作无名诗,玩侮大臣,毁骂朝士,及注释臣僚诗句,以为戏笑。其严行捕察,有告者优与恩赏。’”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31页。此次仁宗下诏严行捕察用诗歌攻讦、讪谤之人,是否与张方平所奏相关不得而知,但二者所针对的现象却是一致的。

仁宗朝讥刺、讪谤诗文在攻讦、捃摭的士风中产生,同时也会进一步激化攻讦风气。英宗治平元年,蔡襄《正凌慢》一文云:“士大夫之有怨憎,党类相朋,造作谤毁,或为歌诗传于都下,或移书启于言事之门,阴幽暗昧,被毁之人无由辩明。甚者摇动公卿,以希货赂。” 蔡襄撰,陈庆元、欧明俊、陈贻庭校注:《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与他早年创作《四贤一不肖》诗时的认识不同,蔡襄批评了士人用诗文攻讦、诋毁的现象。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了攻讦、邀“虚名”风气对士风、文人创作心态产生的不良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3-0133-10

收稿日期:2019-07-11

作者简介:张贵,男,河南封丘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北宋前中期谏官与文学关系研究”(18YJC75106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