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辅仁论文《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论析

彭利芝

摘 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所藏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成为研究辅仁大学古代文学教育与研究水平的重要史料。黄叙伦的毕业论文《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采用传统校勘方法,对《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及其演变进行了详细探讨。此文以鲁迅、孙楷第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开启隋唐系列小说专题研究之序幕。它所探讨的问题,所用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小说学术史价值。该文的发见,可以避免在某些问题上的重复研究。此外,从该文入手,亦可进一步了解其指导教师孙楷第的学术成果及影响,并以此管窥民国时期大学国文系的古典小说教育状况以及大学生学术水平。

关键词: 辅仁大学;毕业论文;隋唐演义;源流;孙楷第;古典小说研究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毕业论文是当时大学教育与研究水平的直接体现,其史料价值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本人有幸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首经贸图书馆”)发现了大批辅仁大学的学生毕业论文手稿。辅仁大学作为著名的天主教大学,向以国学教育与研究闻名。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将成为研究辅仁大学古代文学教育与研究水平的重要史料。

首经贸图书馆藏有辅仁大学学生毕业论文手稿500余种(含少量硕士研究生论文)。关于此批论文的递藏情况,目前馆内职工已无人清楚,可能系原北京财贸学院图书馆购自中国书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系由北京经济学院与北京财贸学院合并而成。此批论文,大部分属于文学院,数量大致占其毕业论文总数的五分之一。 据统计,辅仁大学文学院1931—1936年毕业人数不详(辅仁大学共毕业401人),1937—1945年共毕业1221人,1946—1950年共毕业966人,总数不超过2500人。参见孙邦华编著:《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第80页、第108页。辅仁大学的学生毕业论文,除极少数保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外,其他多已散佚。因而,此批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文献价值不言而喻。辅仁大学文学院,主要由国文系、史学系、西语系、社经系组成。首经贸图书馆藏国文系本科生毕业论文214种(225册),时间跨度从第二届(1932年)至第18届(1948年)。在这214种毕业论文中,有2种章回小说研究论文,分别是《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与《西游记演变》,二者风格类似,其研究内容与方法,具有民国时期古典小说研究的典型特征。其中,《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采用传统考证方法,深入探讨《隋唐演义》的来源及其演变,系第一篇隋唐系列小说 关于“隋唐系列小说”之名,笔者曾在1998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称之为“说唐系列小说”。台湾学者张清发在其专著中对学界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梳理。参见张清发:《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研究:以发展演变为论述核心》(上下),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近年来,“隋唐系列小说”之名使用最为普遍,且从小说所叙写的历史时期来看,“隋唐”更为稳妥,今习用此称。专题研究论文。该文在隋唐系列小说研究领域的诸多论点,后世学者也未能脱其窠臼。可惜该文尘封于图书馆,不为学界所知。本文即以新见《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为考察对象,钩沉该文在隋唐系列小说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进一步了解孙楷第小说源流考证的成果及其影响,并以此管窥民国时期大学国文系的古典小说教育状况以及大学生学术水平。

一、《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概貌

《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手稿) 黄叙伦:《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辅仁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编号:国13.8,首经贸图书馆藏。系辅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生黄叙伦的本科毕业论文(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以下简称“黄文”),指导教师为孙楷第(子书)先生。黄文采用辅仁大学统一印制的格子论文稿纸,每页10列,每列24字,线装成册;书脊正反面处印有“辅仁大学国文学系”“第十三届毕业论文”“三十二年”“岁在癸未”字样;用墨笔誊写,繁体字,手写正楷,字迹工整,书写流畅,其中“演义与隋炀艳史”部分系第二人笔迹;整篇论文由序、目录、正文、参考书目以及指导教师评语组成,字数约35000字。黄文正文共三部分,分别是“隋唐演义之来源”“隋唐演义之文章”“演义所补缀之情节见于他书者”。第一部分“隋唐演义之来源”分别从“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演义与唐书志传”“演义与隋炀艳史”“演义与隋史遗文”四个方面探讨《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及其演变。第二部分“隋唐演义之文章”探讨“演义对引用各书之重加煊(渲)染”“演义对引用各书中之剪裁”者。第三部分则探讨《海山记》《迷楼记》等文言笔记小说对《隋唐演义》的影响。论文重点篇幅在第一部分“隋唐演义之来源”,字数约32000字,是论文的价值所在。第二三部分仅提及褚人获处理素材的方式以及文言笔记小说对《隋唐演义》的影响,未展开论述。

论文封面

论文目录

此文作者黄叙伦将传统的校勘方法用之于通俗小说研究,详细考校了《隋唐两朝志传》(以下简称《隋唐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以下简称《唐书志传》)等书与《隋唐演义》的异同。在当时,国内并未发现《隋唐志传》的版本。黄叙伦手头有的是孙楷第抄录的日本东京尊经阁藏本杨慎评本《隋唐志传》目录,以及《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 黄叙伦在论文中说明:“兹于子书师处得见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一书。”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载:“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藏有《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一书,系覆明刊本。全书十卷一百十四节,每节标目皆二句七言。”(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两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7页)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载:“明武林精刊本”,“十卷一百一十四节”,存“北京市图书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两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页)。按照孙楷第的勘校,《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第九节以上系录自杨慎评本《隋唐志传》,自第十节以下至九十八节内容皆同于熊钟谷书(《唐书志传》),九十八节以后则又全同杨慎评本《隋唐志传》。因此,黄叙伦将该书分为两部书:“其开首数节(自第九节以上)及九十九节以后各事,皆归作两朝志传 黄叙伦论文中的书名都未加书名号,为保留原貌,本文中引文凡涉书名,都不添加书名号。另外,该论文中的某些用字,也不符合现代汉语习惯,如煊染(渲染),本文亦保留原貌。书。并合之上文所记之多出情节,自第十节以下至九十八节,则作为熊书唐书志传”,“以之分与演义相校,则二书之异同及演变自可得而明矣”。

黄叙伦将《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第一至九节与《隋唐演义》校勘,以探究《隋唐志传》对《隋唐演义》的影响。他认为《隋唐志传》第一节除萧妃事外,其他皆为《隋唐演义》采用。第二至五节中的情节,为《隋唐演义》第三十七八回采用,唯窦建德孙安祖事有所不同。第五至八节瓦岗寨事,为《隋唐演义》第四十六回采用。第九节“唐公举义之前后情节”,“演义虽未尽录,然此意亦有相合处”。对于举义后的战争,“演义有删而未录者,有仅记其盖略者,均加剪裁”。黄叙伦又比较第九十九节以后情节,认为:

演义自太宗即位后之情节,仅据两朝志传演化而成。惟两朝志传所记述者,均简明切要,演义则据其情节重加煊染,加入许多材料。但千变万化,总未出志传范围,仅于其中插入褚氏点染之文笔而已。

关于太宗朝以后情节,黄叙伦认为:“所记各情节,校之演义七十回至一百回之本事,非只所记之事略相同,即词句亦间有照袭两朝志传原文者。惟褚氏以原书所记多简略,演义又兼采他书之情节重加煊染,以补其阙略。”黄文还校勘二书回目之间的关系,如“两朝志传三十一回‘秦王北邙山射猎’三十二回‘秦王被擒囚南牢’三十三回‘李世私放秦王’,演义五十一回乃集前三节而成者”。

作者认为《唐书志传》“因蜕化自《两朝志传》者,故内容情节均同于两朝志传,而间有增减”。关于《唐书志传》与《隋唐演义》的异同,作者指出:“演义因据遗文于秦叔宝之褒扬独多,故于其事之采录亦甚广。他若瓦岗群雄之记述亦不少,于李唐开国及亲王剿灭诸丑等节则多有减略。故演义所记根据《唐书志传》而蜕化者固不少,但每多为之减略。仅于杨义臣破宇文化及为炀帝前后,及尉迟公战美良川事采录稍详,且志传所记有同于遗文者,演义率多以遗文为本,间附志传之文,但本事情节亦皆同于志传也。”为明了二书之关联,黄文特别列表加以比较,并附有说明。因《唐书志传》始于唐公起兵,二书之比较始于《隋唐演义》第四十六回,止于六十八回。

这种逐回比较的方式,使得二书之异同一目了然。作者的阐述说明,也颇为详细。最后作者总结:“演义所采自志传之原文,似不多,即或有采录者,亦多变换其词意。此盖因志传之作专为记述秦王世民之武绩,故文又有秦王演义之称。演义则于秦王争战各节多加删减。况演义据遗文原意者多,于志传势不能不加剪减或演化也。”

论文对《唐书志传》与《隋唐演义》的比较

关于“演义与隋炀艳史”,作者从创作意图角度探讨二书材料之承继关系。“褚氏改定之隋唐演义主旨在写两朝宫闱秘事,故于是项有关材料采择独多记述亦不嫌其烦。而艳史既系写隋朝宫闱事之作,则与褚氏之采集恰合。故演义之借重艳史也,非只本事及节目完全本诸艳史,即词句一字不易而被录入演义者亦复不少。即或稍有不同,亦只于词句间少加增减,或取其情节重加粉饰,实未见本事有何不同之处也”。黄文也比较了二书回目的异同:“褚氏之摘录艳史入演义虽原文有一字不易者,然于每个目录(即每一回)均多改换其名。此或因演义录艳史之情节有从三四回摘录合而一者,有兼采他书,亦有褚氏增益之情节,若此是不能不加改变。”如《隋唐演义》第二十回“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即系合艳史第五回‘黄金盒赐同心 仙都宫重召入’,第六回‘同钓鱼越公恣志 挞宫人炀帝生嗔’,第九回‘文皇死报奸雄 炀帝大穷土木’三回而成”。在这种演变中,黄文认为褚人获的“增益”,“亦有含意在也”。如“萧后不惜以帝后之尊,假宫娥妆冀博帝欢”,“此节为褚氏增添者”,“盖艳史于萧后之人品诋之甚下,演义更加甚。其辞于萧后之不知脸(廉)耻,不顾贞节,均加重描写”。

关于《隋史遗文》与《隋唐演义》,作者认为《隋史遗文》“事略多为豪杰英武之记,深合演义之体。故褚氏之改定隋唐演义也,除录自艳史之文前以述论外,于本书之采择亦独多”,“其中相同处固多,而用其本意加以煊染者亦不少”。黄文几乎逐回比较二书之异同,阐述也非常详细。最后总结:“演义摘录遗文有原文目录并录者,有录原文而改变目录者,有合二目为一者,即一字不误而录入者亦甚多。虽后回中褚氏有加入艳史之文,唐书志传之文,两代志传之文,以及煊染之文而改变其词意者。然其情节与遗文亦皆暗合,只中间插入他事耳。故遗文一书对演义之改定实有莫大之渊源。自始至终均为演义录入。”

二、《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与前人研究

黄文撰写于1943年。在此之前,古典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1919年,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把传统的考证学方法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对《水浒传》《西游记》等章回小说的作者和版本进行考证,提出了一系列小说考证的命题与论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的出版,则奠定了古典小说研究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等目录学著作的出版,为古典小说研究创立了目录学根基。这些成果,为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从事古典小说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鲁迅、孙楷第在隋唐系列小说领域的研究成果,则直接影响了《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的选题与写作。

论文对《隋史遗文》与《隋唐演义》的比较

《隋唐演义》虽不能与“四大名著”媲美,但在民间流传久远,其影响不亚于“四大名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章中,首次详细介绍《隋唐演义》,重点探讨其来源,并且点明其典型特征是“叙述多有来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他还介绍了《唐书志传》,但并未阐释其与《隋唐演义》的关系。作为一部小说史著作,鲁迅对《隋唐演义》的阐述,可谓蜻蜓点水,未尝深入。但他阐述的重点,显然放在《隋唐演义》的“来历”之上。而这点,也成为后世《隋唐演义》研究的热点问题。

鲁迅之所以未能深入探讨《隋唐演义》的来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并未见过《隋唐志传》与《唐书志传》。而真正对这几部小说进行校勘比对的,则是孙楷第。1931年,孙楷第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后编纂《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一书。在此书中,孙楷第详细介绍了东京所见《唐书志传》与《隋唐志传》。

孙楷第在东京见到四种版本的《唐书志传》,认为它们“书名虽异,实为一书,其标题及内容文字,亦无不同”。孙楷第从四方面介绍《唐书志传》:其一,该书“以秦王世民事为主,故又有‘秦王演义’之称”,“凡事非涉唐者皆可略,唯炀帝江都遇弑及窦建德灭宇文化及事稍详而已”;其二,“其叙次情节,则一依《通鉴》,顺序照钞原文而连缀之”;其三,“其演义而稍具规模者”,为窦建德破宇文化及与尉迟恭战美良川二事;其四,“多抄缀史书,尽是呆板之文”,“非史抄、非小说、非文学、非考定。凡前人之性格趣味,既不能直接得之于正史、又不能凭其幻想构成个人理想中之事实人物,如打话人所为。固谓雅俗共赏,实则两失之无一而是”。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两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2-246页。孙楷第在东京发现尊经阁藏本《隋唐志传》,认为该书与《唐书志传》都出自罗贯中《小秦王词话》。“熊据史书补,故文平而近实。此多乃罗氏旧文,故语浅而可喜”。孙楷第校勘二书,考校异同,时有灼见。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两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6-249页。在《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孙楷第又介绍《隋史遗文》,并认为“褚人获重编隋唐演义,多取此书” 孙楷第:《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两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0-342页。。在孙楷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关于古典小说文献中《隋唐志传》《唐书志传》的介绍,往往录自孙先生原文。

黄文是继鲁迅、孙楷第之后,第一份《隋唐演义》专题研究论文。黄叙伦受胡适、鲁迅、孙楷第等人的影响,将研究视角放在《隋唐演义》“来历”之上。他以孙楷第的目录文献学成果为基础,利用传统校勘手法,首次较为全面地探讨《隋唐演义》的来源与演变。黄文重点探讨的是《隋唐演义》在素材来源上对《隋唐志传》《唐书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的因袭与改造。孙楷第关于《隋唐志传》《唐书志传》的论断,在黄文中得到体现,举凡《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提及的细节,几乎都在论文中得到深化与细化。如孙楷第发现《唐书志传》中明显与史实不符者,“破铁勒九姓及薛仁贵定天山,均高宗朝事。以为太宗征高丽时事,不经甚矣”。《隋唐志传》则记述太宗征辽,改铁勒为扶桑,但“仍以薛仁贵事属之高宗”。孙楷第仅指出其不符处,并未探究原因。而黄文则认为出现谬误的原因是“熊书本以秦王为主,因而艳羡其事而强属之太宗”。孙楷第关注到《唐书志传》《隋唐志传》二书相同的一个情节——窦建德破宇文化及事。其中,杨义臣事与史实“全不相涉”。黄文则具体考察了小说中关于窦建德杨义臣情节的描写,并以此探究《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

关于“唐宋杂说”对《隋唐演义》的影响,鲁迅仅提及文言小说篇名。而黄文第三部分虽未能展开论述,但在鲁迅所列文言笔记基础上,增添了《大唐新语》《幻戏志》《李謩吹笛记》《高力士传》。同时,列举《隋唐演义》具体情节对以上文言小说的吸收与改编。如《隋唐演义》第十六回“报德祠酬恩塑像西明巷易服从夫”乃系据《虬髯客传》繁衍而成者。

当然,黄文最大的贡献,则是详细校勘《隋唐志传》《唐书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与《隋唐演义》,全面系统地探究了《隋唐演义》在素材来源上对前期隋唐小说的吸收与借鉴。

三、《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与后世研究

1949年以后,我国古典小说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特别是1978年以后,更是视野开阔,路数多元。然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的学术成果仍然滋养着后辈学人。本来,作为第一篇隋唐系列小说专题研究论文,黄文于后世研究当有一定借鉴意义。后人既可吸取其成果,也可避免重复研究。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黄文尘封于图书馆,不为后人知晓。可以说,后世隋唐系列小说研究,直接跳过黄文,重新以孙楷第的成果为基础。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近三十年来,隋唐系列小说研究日益繁盛。继孙楷第之后,欧阳健、齐裕焜、石昌渝、程毅中等都曾对隋唐系列小说进行过探讨。站在隋唐小说研究史的时间轴上,重新审视黄文,我们发现,黄文实际上拉开了后世隋唐系列小说研究的序幕。

黄文重点探讨的是《隋唐演义》源流与演变。既然是源流研究,自然有孰先孰后的问题。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因袭孙楷第的观点,直接将《隋唐演义》的源头追溯到《小秦王词话》,认为《唐书志传》乃增益《小秦王词话》而成。关于《唐书志传》与《隋唐志传》孰先孰后的问题,孙楷第未有定论,但认为《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当晚于《隋唐志传》。黄文以《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为研究文本,因此认为《隋唐志传》在《唐书志传》之前。尊经阁本《隋唐志传》露出完整面目之后,这一问题的讨论更为复杂。齐裕焜认为二书的前后次序“似难判定”;而石昌渝则认为《隋唐志传》是在《小秦王词话》的基础上参考《唐书志传》写成,在《隋唐志传》《唐书志传》与《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的关系上,后者与前者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作者主要依据民间传说独立创作” 参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2-319页。

关于《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言中强调了《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的影响。具体影响有多大篇幅,有哪些情节,序言并未加以说明。黄文则首次进行了探讨。在黄叙伦之后,不断有学者在重复这一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何谷理曾指出:“《隋史遗文》无疑地是《隋唐演义》最重要的材料来源,整本《隋唐演义》有三分之一直接源自《隋史遗文》。” 何谷理:《〈隋史遗文〉考略》,邱成章、董挽华校订:《隋史遗文》,幼狮月刊社1975年版。继黄叙伦之后,大陆首先对《隋唐演义》来源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欧阳健与齐裕焜。欧阳健与黄叙伦的研究角度非常相似,只不过二者的观点有所不同。黄叙伦认为《隋唐演义》来源于《隋唐志传》《唐书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而欧阳健则认为其来源于《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混唐后传》。欧阳健并未见过黄文,他只是根据褚人获《隋唐演义》序以及英国博物院藏嘉庆乙丑(1805)吴鹤樵评本《绣像隋唐演义》正文第一回的题署,直接将《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锁定在《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以及之后的小说《混唐后传》。虽然他也将最初的源头追溯到宋代讲史话本,但忽略最早的章回小说《隋唐志传》《唐书志传》对《隋唐演义》的影响,这作为小说源流考证,显然是不全面的。不过,在校勘《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与《隋唐演义》时,二人都采取逐回考校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也非常相似。比如,在校勘《隋史遗文》与《隋唐演义》时,欧阳健以表格的形式清楚地列出二者之间的演变关系。而黄叙伦早在1943年就进行了此项工作:“兹为详加细鉴别计,谨按目述于下,以明二书之关联,及褚氏于演义之演变也。”他不仅考察了二书回目之异同,并且具体指出了《隋史遗文》各回怎样被增删改造到《隋唐演义》中。将其与欧阳健文中的表格比较,二者几乎一模一样。第十二回以后的回目比较,二者除极个别不同外,也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可以说,欧阳健几乎重复了黄叙伦的研究,只不过欧阳健具体指出了回目的占比。 欧阳健:《〈隋唐演义〉“缀集成帙”考》,《文献》1988年第2期。

齐裕焜在《论隋唐系统小说的演化》 齐裕焜:《论隋唐系统小说的演化》,《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齐裕焜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曾安排专节“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187页)对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演变予以介绍。其小书《隋唐演义系列小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有更详尽的说明,可惜为中学生普及读物,内容不够深入。中也探究了《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对《隋唐演义》的影响,但仅指出了回目总数,并未做具体研究。台湾学者张清发的《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研究:以发展演变为论述核心》是笔者见到的唯一全面系统研究隋唐系列小说的专题论著,它重点探讨了《隋唐演义》对《隋史遗文》的因袭,认为《隋史遗文》六十回中,有五十五回被《隋唐演义》所采用,并以表格的形式逐回进行了比较。 张清发:《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研究:以发展演变为论述核心》(上下),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304页。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对此做更为详尽的梳理,《隋唐演义》源流演变研究得到深化与细化。 雷勇《近三十年〈隋唐演义〉的研究和回顾》一文,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参见《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张清发《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研究:以发展演变为论述核心》(上下)对整个隋唐系列小说的相关研究成果有详细的梳理(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3页)。遗憾的是,由于黄文湮没无闻,后人难免重复其研究。

黄文对《隋唐志传》《唐书志传》的探究成果,同样不为人知。关于《隋唐志传》对《隋唐演义》的影响,由于黄叙伦当时仅见过尊经阁藏本的目录以及《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因此,他探究的范围主要集中于该书第九节之前,以及第九十九节以后,也就是尊经阁藏本《隋唐志传》的第一回至第十回,第九十二回至一百廿二回。因未见《隋唐志传》全貌,黄叙伦的探究不够全面,但他能关注其对《隋唐演义》的影响,实属难得。而关于《唐书志传》对《隋唐演义》的影响,至今未受到学界关注。黄叙伦却逐回分析了二书之间的关联,甚至认为“词句间亦有相同处”。

黄文在考证《隋唐演义》来源及其演变的基础上,也对褚人获的创作手法进行了初步探究,并将其“引用”素材的手法概括为“煊染”与“剪裁”。相对于后世的研究成果而言,黄文的阐述都还不够深入。 如张清发就将褚人获的手法概括为“删简增添”“重新架构”“新生发展”三种。参见张清发:《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研究:以发展演变为论述核心》(上下),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136页。但这种初步的尝试,则是对《隋唐演义》创新性的认识,是对《隋唐演义》艺术特性的研究。此外,在探讨《隋史遗文》与《隋唐演义》的关系时,黄文也涉及《隋史遗文》与其他章回小说的比较,还提及其他小说对《隋唐演义》情节处理艺术的影响等。此类研究视角,即使在当前的隋唐系列小说研究中都仍显不足。

作为小说源流考证研究,黄文也存在明显不足。在《隋唐演义》素材来源上,孙楷第多次提及词话、戏曲对《隋唐志传》《唐书志传》的影响。但该文并未关注这一问题,更忽视了《小秦王词话》这种早期词话体小说。在此点上,程毅中《试探〈隋唐两朝志传〉的渊源》 程毅中:《试探〈隋唐两朝志传〉的渊源》,《文献》2009年第3期。可弥补此不足。此外,鲁迅、孙楷第都提及文言笔记小说对《隋唐演义》的影响。黄文第三部分虽有所提及,但未作深入探讨。

作为一篇本科毕业生论文,《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的选题显然有些过大。且论文目录虽有三部分,但作者真正用力者仅第一部分,二三部分仅简要提及。指导教师孙楷第给论文打了80分,并写下评语:

考褚人获《隋唐演义》来历,凡褚氏以前者如罗贯中隋唐志传熊大木唐书志传齐东野人艳史袁晋遗文均一一列举,在材料方面可说无遗憾。至于比较异同校勘文字亦颇费一番工夫。唯取材既多头绪纷繁,叙述间有未明晰者,此是行文技术问题,亦未可以责晚进书生也。

孙楷第的评语以朱笔行书写就,个别文字需仔细辨认。确实,黄文在材料占有上没有问题,文字校勘也下了一番功夫,但论文头绪纷繁,部分地方阐释不够明晰。从小说研究史的角度来看,该文的“头绪繁杂”恰恰具备了后世隋唐系列小说专题研究的多种要素。

孙楷第先生评语

四、孙楷第与《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的撰写

黄文的撰写,直接得益于孙楷第先生。从该文入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孙楷第小说源流考证的成果及其影响。此外,从孙楷第对黄文的选题与撰写的指导过程,亦可管窥民国时期大学国文系古典小说的教育状况。

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以版本目录学研究独树一帜,其《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目录学著作,为古典小说研究创立了目录学根基。孙楷第在编撰小说目录时,将传统的经学校勘方法运用于小说文本的考证之中。他“对《西游记》《水浒传》及有关隋唐故事的几部演义小说的记载最为翔实,广征博引,考校异同,时发新见,对后世的研究极具重要意义”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他的研究,引发了学者对小说戏曲的关注,掀起一股小说戏曲源流考证热潮。

北平沦陷后,日军强行接管北平图书馆,孙楷第弃职家居,致力于搜集善本古籍,以小说戏曲为多。1942年,辅仁大学文学院教授储皖峰去世,校长陈垣介绍孙楷第接任这一教职。从1942年到1945年,孙楷第在辅仁大学工作了三年 实际上,孙楷第1933年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45年任教北京大学后,仍参加了辅仁大学1946届的毕业论文指导。,为国文系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当时,北大、清华、北师大各校相继南迁,留在北平的学者纷纷到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任教。1941年燕京大学停办,辅仁大学成为北平沦陷区唯一不受日伪控制的大学。在陈垣的努力下,辅仁大学名师云集,文学院国文系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如余嘉锡、沈兼士、周祖谟、高步瀛、郭家声、罗常培、顾随、赵万里、陆宗达、孙楷第等。此时,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取得突出成就。辅仁大学特别重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文学院规定所属国文、史学、社经各系分别设立研究室,安排专门教授指导高年级学生,“以期养成自动研究之学风” 参见辅仁大学文学院编:《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度),辅仁大学印书局1935年版,第2页。。当年的辅仁学子,大多接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其本科生毕业论文也达到了一定水准。上述教授都曾指导毕业论文,黄文就是孙楷第所指导毕业论文中的一篇。

辅仁大学的毕业论文,基本上都是由学校规定选题,学生自主认领,但也有部分系学生自主选题。规定选题,往往与教师研究专长及任教课程相关。黄文显然系孙楷第拟定的题目,与孙楷第古典小说目录学研究以及任教的课程《中国小说史》相关。作者在序言中交代写作缘起:“兹者吾师子书先生于东京大连国书馆,曾见有隋唐两代志传及唐书志传各书皆与演义之出处有关者,承嘱小子对此问题略加探讨。”另一篇章回小说研究论文《西游记演变》(1946年)的作者刘益暐也曾提及:“余作西游记演变之计划,远在二年级。去岁谒孙子书先生,请示论文题目。孙师之提出此题与余之计划不约而同。故余遂作此论文焉。” 刘益暐:《西游记演变》,辅仁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编号:国16.6,首经贸图书馆藏。在《隋唐演义》与《西游记》版本考证上,孙楷第是当仁不让的专家。老师的研究兴趣影响学生,引领学生作进一步研究,这是常见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式。孙楷第作为目录学家,于通俗小说戏曲版本研究尤为擅长,源流演变考证是其研究特色之一。辅仁大学学生在小说戏曲领域的毕业论文选题,体现出对源流演变考证的强烈兴趣。首经贸图书馆收藏的论文中,除《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西游记演变》外,还有与戏曲研究相关的《元逸曲故事考》《会真记故事演变考》《西游记杂剧本事演变考》《长恨歌故事之演变》等论文,这都可视为孙楷第掀起的小说戏曲源流考证热潮影响下的产物。

孙楷第不仅在选题上影响学生,其手头的资料也成为学生论文撰写的基础。黄叙伦在论文序言中提及:“近数十年来学者于各家小说皆有详细之考订,独于隋唐演义一书尚无支字道及。考其因非见识未及,盖工具不备之故也。”而孙楷第在东京及大连的访书所获,打破了“工具不备”的局面。孙楷第为黄叙伦提供“两代志传目录” 论文后的“参考用书”中注明“杨慎评隋唐两朝志传目录录自日本东京尊经阁藏原书中者”。以及“唐书志传原书” 论文后的“参考用书”中注明“唐书志传熊钟谷原书覆明刊本首尾均增杨慎评隋唐两代志传文”,即《新刻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黄叙伦又从“人翁先生处得睹不轻见之隋史遗文”。如此,他得以对隋唐小说“逐目详加审查”,顺利撰写论文。这几份当时的稀见资料,是论文撰写的基础。无此,则选题难以落到实处。“两代志传目录”是孙楷第的独家资料。这份资料,并没有在学界广为流传。即使出版于1990年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在《隋唐两朝志传》条目下,也只标明“未见”,只抄录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的介绍。直到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隋唐两朝志传》(《古本小说集成》)出版,学者才一睹日本尊经阁藏本之真颜。作为孙楷第的学生,黄叙伦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除隋唐小说的发现外,孙楷第对《西游记》版本的贡献也为人称道。孙楷第在东京先后在内阁文库等处发现六种明清珍本《西游记》,这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有详细著述。这种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刘益暐曾多次在其论文《西游记演变》中提及孙楷第的研究成果。

孙楷第的治学方法也为黄叙伦所汲取。孙楷第非常重视小说源流考证,他曾说“吾辈读书,贵能知其源流,辨其体例” 孙楷第:《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7页。,并提及小说源流考证的研究路径:

一般来说,好的小说,大都有本事依据,从正史、笔记中来,移步换形,再加生发铺演,成了小说的规模。我仿照刘向《七略》之学,发凡举例,逐一探讨小说的源流变迁。《三言二拍源流考》以及后来的《小说旁证》,就是依据这一路数的研究成果。 孙楷第:《口述自传》,黄克:《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在这种研究路径中,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校勘。陈垣就是校勘学大家,他在其著作《校勘学释例》中归纳出4种校勘方法,此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和采用,成为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在陈垣及目录学家余嘉锡影响下,辅仁大学的国学研究非常重视考据之学。国文系第五届(1935年)毕业生蔡超尘甚至以《考证方法论》作为毕业论文选题。 蔡超尘:《考证学的方法》,辅仁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编号:国5.10甲,首经贸图书馆藏。孙楷第的学术研究受陈垣影响甚深,执教辅仁大学后,其小说戏曲源流考证与辅仁学风可谓相得益彰。以校勘方法入手,考察小说的源流变迁,这种研究路径自然为学生所接受。黄叙伦在论文序言中强调:“兹为根本明了是书之根源及关联起见,试以二书并校而论之,举凡有关之处均为记明,致褚氏所为之演义亦加阐述。”《西游记演变》《元逸曲故事考》均为孙楷第指导的论文,都体现出对各小说戏曲版本“发凡举例”的重视,《元逸曲故事考》“援据博洽极有裨于曲学”,更是获得满分。

孙楷第指导的辅仁毕业论文,不论是《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还是《西游记演变》等,文中随处可见孙楷第研究之成果。这种研究成果对论文的影响,当在情理之中,此处不复赘述。

民国时期的大学国文系,是古代文学研究重地。国文系的毕业论文,是当时大学古代文学教育状况与学生学术水平的直接体现。黄叙伦《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所探讨的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烙上鲜明的民国印记,具有一定的小说学术史价值。作为一篇本科生毕业论文,其较高的学术水准,体现了孙楷第学术成果在学生中的影响及垂范作用,从中亦可管窥辅仁大学国文系古典小说教育与研究状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3-0114-10

收稿日期:2019-07-13

作者简介:彭利芝,女,湖南耒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北京 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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