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酒店”内外:《孔乙己》中的失序与教化

杨 磊

摘 要:鲁迅在《孔乙己》中描绘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微观世界。这个微观世界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色人物,在传统文学作品中,恰恰是无关紧要的。这意味着,《孔乙己》所描绘的是一个失序的世界。但与此同时,通过对丁举人的反常描写,鲁迅暗示了近代中国急需一种新的教化。

关键词:鲁迅;《孔乙己》;失序;教化

在过半的小说作品中,鲁迅构造了“一个以S城(显然就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6页。,这个世界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7页。。《孔乙己》是这个世界重要的一分子。该文以极短的篇幅描述了咸亨酒店内外的各色人等微妙的行为和相互间的关系。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小说中的诸种成分(包括人),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其中的人几乎都脱离了他们本该在的位置,他们的行为、关系也不同于以往。

这些细微幽深之处告诉我们,《孔乙己》呈现的不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自清末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传统中国就被迫遗弃了它的自然基础,也遗弃了曾维系这个国度正常运行的政治秩序。毋宁说,鲁迅描写的正是一个因失序而被暴露、自身也被迫失序的农村社会。但不像有学者认为的,“他只探病而不诊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鲁迅仍隐晦地、忧心忡忡地提出了重建乡土、重构自然基础的设想。

在艺术实践中,作者往往通过作品的形式传递一些重要但不便言明的信息。《孔乙己》并不例外,在开篇第一段中,作品涉及的所有因素都已经出场: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底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这意味着,第一段将会传达一些不便言明但又至关重要的信息。鲁迅的描写简洁而细致,以至于李长之说:“那咸亨酒店的景况,似乎我们一闭眼就可以呈现出来。”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但鲁迅何以要强调“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只有强调了这个不同,下文短衣帮的登场和长衫客的隐退才显得水到渠成。

在最直接的层面上,这个不同只是对物理空间的简单描述,不同之处只是表面的。其共同之处在于,古往今来的酒店里频繁有士人从事文化和政治实践,联系到咸亨酒店中也有“长衫客”出没,可以肯定,咸亨酒店并不例外。酒店、酒楼,在中国文学实践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士人在酒楼上登高远眺,于此发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与世界的永恒间难以克服的张力,因而热衷于在酒楼上抒发他们无尽的哀思。王粲的《登楼赋》、崔颢的《黄鹤楼》、杜甫的《登楼》,先贤留下了无数传颂千古的佳作。时而也会有反英雄在此吟咏,比如《水浒传》里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酒店还是密谋家的首选。刘关张起于草莽,始于在村口酒店中密谋匡扶汉室。基于这些实践,酒店事实上表象了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秩序。

问题在于,现在出现了巨大的反转。这些长时间在酒店中从事文化和政治实践的“长衫客”,虽仍然出没于酒店,但“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之后,就悄无声息了。短衣帮也从原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走到了聚光灯之下。鲁迅所谓的“不同”,或许正是这个不同:文化和时间意义上的不同。就前者而言,文化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秩序也随之失去了效力;就后者而言,意味着历史意识发生了变化,“咸亨酒店”以及由咸亨酒店所表象的中国(农村)社会被卷入到了现代性进程中,也因此被暴露在欧风美雨之下。这个不同,也就是清末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既往的研究对取长衫客而代之的短衣帮不太友好。汪晖把他们区别于“华老栓夫妇、单四嫂子、闰土、阿Q等”——但后文将会指出,这些人的精神是相通的,“鲁迅痛心于他们精神的麻木,又同情他们的命运,延续的批判与含泪的温情融为一体”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6页。。但汪晖已经十分宽容,后来者几乎觉得他们百无是处:“中国民众经过长期的专制压迫,形成了阿Q式的双面特征: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张全之:《中国读书人的两种角色:“主子”与“戏子”——重读〈孔乙己〉》,《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这种观点其实延续了晏阳初先生当年的判断,认为中国农民有“贫、愚、弱、私”四大疾病,固然有合理之处,但不外乎把“启蒙”这把无往不利的大刀简单加诸对象,而缺乏对对象的审思明辨。

我们已然看到,短衣帮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乃至暴露出——更准确地说,是被赋予诸种弊病,其实是一种既定的秩序失效的后果。这种既定的秩序被费孝通称为“长老统治”,其核心是长幼原则的确立确保了教化权力的实施。费氏认为,不同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行有赖于横暴、同意和教化三种权力能各安其职、分工合作。乡土社会更依赖长老统治的教化权力。如果“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费孝通:《长老统治》,《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所谓乡土性,正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费孝通:《文字下乡》,《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乡下人之所以显得愚,是因为自然秩序崩溃后,原先的特质被启蒙知识人当作愚了。

在鲁迅的小说中,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汪晖归为另一类的阿Q、华老栓夫妇等人,其实无异于短衣帮这一类。他们具有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是无名无姓的。华老栓、蓝皮阿五、老拱、小D、阿Q,这些名字是完全可以互换的。孔乙己也不例外。关于孔乙己,鲁迅有所交待: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九尾常喜曾做过考证,意在证实“孔乙己”确有其人。九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九尾的考证或许有些远离了作者的设计。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小说中明确说这是个绰号,不是无目的的。自古以来,绰号比比皆是,如梁山泊上一百单八将,他们的绰号巧妙地展现了人物的技艺、性格或德行。但“孔乙己”只是从描红纸上随手得来,这个命名不是要证实确曾有过这样的人,而是故意模糊其面目。这是要表明,孔乙己和短衣帮、华老栓、阿Q实质上并无差别,都是无名无姓的、面貌模糊的。

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行也十分契合“短衣帮”这样的群名,如: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每逢此时,孔乙己或“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又或“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众人于是哄笑一场,“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这是短衣帮唯一的目的。从这样的言行中,难以识别出人物的个性与风姿,它们是无聊的、琐碎的。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人也出现在这个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比如,老舍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选集》第四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页)。叶圣陶《倪焕之》里的蒋冰如“最恨那些茶馆,以为茶馆是游手好闲者的养成所”。蒋冰如是典型的传统乡绅,他的恨表明,游手好闲者已经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作家的关注。但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意识到这些人是无个性的,是以“群体”出现的,因而他几乎放弃了对这些“新人”的命名。当这些人集体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之时,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无名无姓之人登场的时代也随之到来了。上文已经指出,这个时代是自然秩序败坏的产物,鲁迅名之以“沙聚之邦”,可见,鲁迅并不满意这个状态。鲁迅复又认为唯有“自觉至,个性张”之时,才能臻于他理想的“人国”。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上文认为,孔乙己几乎和短衣帮别无二致。但孔乙己毕竟是身穿长衫之人,对此,我们应该做出更细致的辨析。细读鲁迅对孔乙己形象的描述,或许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孔乙己无疑既落魄又苍老。上文曾提到,研究者对孔乙己多有否定、鞭笞。这种观点当然是合理的,但通常只是启蒙的一般价值观的产物,而缺少对那些隐秘细节的发掘。这使它看似无往不利,却往往失之偏颇。在做出评判之前,或许应该先问,鲁迅何以如此描写孔乙己?或者说,鲁迅可不可以把孔乙己描写得更年轻一点?要在这两种可能中做出适当的选择,我们应该尽可能先了解《孔乙己》产生的背景。

历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孔乙己是科举制的畸形产物。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了解科举制和《孔乙己》的关系。《孔乙己》写就并发表于1919年。此前约15年,也就是1905年,在西力冲击之下,清廷废除科举。张之洞、李鸿章等推动废科举之时,可能没有清醒意识到它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后果,“眼光未免有些局促”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废科举百年反思》,《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翌年,严复不无担忧地评价说,废科举“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严复的担忧其实有史可鉴。如果把科举制视为自然基础的可见表象,那它的败坏其实早在17世纪时就已经露出端倪。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罗志田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毫无疑问,科举制的废除把对自然基础的败坏推向了极致。或者说,科举制的废除是在败坏自然基础之路上,最具毁灭性的举措之一。

废科举之时,张、李曾设想约莫20年,能培育出国家急需的人才。吊诡的是,20年之期未至,清廷已经覆灭,看不到当初美好愿景是否能实现,而废除科举制的弊端却已显露无疑。需要注明的是,这不意味着废科举是错的,但在西力冲击之下,政治制度的改革被动而又迫切,以至于其弊端被无限放大了。按照余英时的说法,科举之重要在于“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余英时文集》第九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科举制度连通了政教和耕读,确保了庞大的古代中国能正常运作。因此,“科举制的废除不仅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还连带摧毁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废科举百年反思》,《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具体而言,科举制的废除关闭了耕读之人向上的社会通道。这一后果,我们在山西举人刘大鹏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举人出身,山西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其《退想斋日记》历时51年,记50多万字,是研究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文献。的日记中可窥一斑。刘氏在1905年7月13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道:“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话虽如此,转向新学的想来应以年轻人为主,毕竟,年纪稍长,应付变局的能力较年轻人为弱。同年12月25日,他慨叹:“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48页。1914年,刘大鹏陷入困顿:“予因穷,厄于乡,无一求食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此时刘大鹏58岁。

5年之后,也就是1919年,《孔乙己》于《新青年》亮相。彼时,他长着“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他的处境比之刘大鹏要更差。晚近以来,有论者别求新声,从孔乙己一直身穿长衫着手,表明“他自始至终都在为守住‘读书人’的身份而苦苦挣扎着”。但不愿意放弃“穿长衫”,其实仍然是受到了封建制度扭曲而自命清高。由此,该论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我们都是孔乙己,但不该是孔乙己时代的孔乙己!”刘江:《重议鲁迅刻画孔乙己形象的动机》,《中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这个观点其实在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出现过,只是唐弢的评价更为消极。唐弢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有后来者步子迈得更大,在讴歌了孔乙己十几年一直穿长衫捍卫读书人身份后,随即指责“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善变’,应时而变、应势而变、应利而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文人的身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持守”张全之:《中国读书人的两种角色:“主子”与“戏子”——重读〈孔乙己〉》,《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这些观点固然令人不得不心生敬意,但难道这不是过度阐释,乃至“强制阐释”吗?孔乙己“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保持长衫整洁尚不可得,更遑论有余力换装了。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冯庆博士聊起这个话题。冯博士认为,假如有余力换装,孔乙己肯定还要换长衫。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理由我在文章中已经有了解释。

与这样的遭遇形成鲜明落差的是,他时不时会满嘴之乎者也,又或卖弄茴香豆的茴字的“四样写法”。主流的研究藉此认为,这分明体现了孔乙己那被科举制度扭曲的灵魂。姑不论“四样写法”的个中深意,我觉得,可以考虑得再慎重一点。辛亥革命后,刘大鹏曾在当地任县议会议长(1913年),但他的日记中却充满了对过往、对孔孟之学的怀念。我们记得,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迫于生计不得不谋生于煤窑了。在我看来,之乎者也、四样写法,这既是深刻的刻板记忆,但同样也表象了美好的“过往”。毕竟,孔乙己虽然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但在变法、废科举、革命之前,上升的通道并没有对他关闭。毋宁说,长衫和之乎者也的共存,很好地体现了“宁为太平犬,莫做乱离人”的渴望。

在太平犬和乱离人的张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汪晖所说的“历史中间物”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页。。这是一种历史意识,鲁迅藉此洞悉自己和自己所处时代的过渡性质,也因这种过渡性质而获得相应的历史意识。这种过渡性质,正是自然基础崩溃而亟待重建的征兆。上文的讨论也已指明,咸亨酒店中的一切,正是这一基础崩溃后的产物。在此,我试图指出,其中表现出的种种征兆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在文章末尾悄然登场:

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第二年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

孔乙己是否活着倒反不重要。1923年,鲁迅解释了自己对这种关系的态度。他承认有钱是重要的,但经济上的自由不意味着人摆脱了傀儡的状态。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70页。这区分出了两种社会状态:当前的社会是机械、功利的,人与人相互依赖,不自由;另一种社会状态则是自由的。鲁迅显然认可后者。他曾指出:“首在立人”,“立人而后凡事举”。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相应的,在《孔乙己》一文中,鲁迅也暗示了一种教化之路。

至此,我们仍有两个细节尚未来得及深入辨析。第一,鲁迅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茴香豆的茴字的“四样写法”?第二,在小说一开头,长衫客已经隐而不现,但丁举人作为其中一员,不仅出现在文末,且仍拥有巨大的权势。鲁迅想通过一头一尾的矛盾来暗示什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两个细节看似互不相干,却有共同的功能,即文教。因而,要讨论鲁迅暗示的教化之路,就要先辨析这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见于孔乙己和“我”的对话。出于热心,孔乙己要教“我”茴字的四样写法,但“我”对此十分不以为然,因为“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其言下之意就是,孔乙己并不知道“我”和“我”所厕身其中的广大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字。这或许也是后人得出“他们(即孔乙己之流——作者按)又何尝具备真才实学”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结论的原因之一。费孝通甚至更激进地认为:“文字是得到社会威权和受到政权保护的官僚地主的手段。”费孝通:《论“知识阶级”》,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页。乡土社会自有其逻辑,因而“文字是多余的”费孝通:《文字下乡》,《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当然,这里的文字有特定对象,按国语运动诸子的看法,就是不能适应新时代的“中国旧有的文字”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这个新时代,既是指新事物频出的时代,也是指因前者而需要启蒙民众使其识字的时代。鲁迅举了另一个例子:“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薑(姜)的‘薑’,或一个‘鷺’(鹭)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各自外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的二十年论文集》,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版,第119页。其时的知识人由此达成了共识:“汉字是象形文字,言文不一,致使底层人民识字艰难,成为中国贫弱的根源。”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鲁迅是改革乃至废弃汉字的急先锋,他曾在多处指责汉字过于艰难,不利学习,并呼吁废弃汉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的二十年论文集》,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版,第119页。最好代之以拉丁化的大众语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大众语”有多种含义,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大众语是一种能使全国大多数人都能同时听得懂、说得出的普通话。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页。上文曾反复讨论自然基础的败坏,也就有重构的必要。构造大众语,使底层人民有了识文断字的可能,就成为重构自然基础的重要途径。

但谁来启蒙大众?这使我们进入上述第二个细节。

上文提到,鲁迅对士绅阶层的描述是矛盾的,因而也令人回味。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丁举人为什么以打折孔乙己的腿这样的方式登场。这或许暗示了士绅阶层已经沦为劣绅。近代史上的劣绅大概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因变法与科举制的废除,士(或读书人)和绅的分离使出现“土豪劣绅”的可能性大幅增加。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另一种则是启蒙叙事。在对毛泽东《兴国调查》的分析中,罗志田指出,毛文中多处出现劣绅字样,但文中并未出现与劣绅相对的“正绅”或“良绅”,因而“劣绅”可能泛指传统士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鲁迅对丁举人的描述,可能是一种启蒙叙事。但我觉得鲁迅用意不止于此,因为丁举人是在“长衫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前提下,依然登场的。毋宁说,鲁迅似乎在暗示,长衫客依然有较高的威望,依然在参与乡村的管理与经营。

鲁迅的这一选择不难理解。史书美曾认为,鲁迅始终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不遗余力地捍卫西方文化的价值。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不知道她缘何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可以简单回顾鲁迅对大众语的热衷。黎锦熙曾解释,大众语固然是一种人造的新语言,但必须以自然语言为基础。所谓自然语言是“这些活人在这活社会里彼此交谈毫无隔阂的地方话”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页。,且必须是现代的。废除汉字实质上“是改革本国的文字,不是废除本国的语言;并且是用改革文字的手段来保存语言,整饬语言,提高语言,修饰润色语言”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国语月刊》1923年第1卷第7期。,其意在打破上下层社会的隔阂,普及教育。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文明偏至”:“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丁举人出自旧时代,这恰恰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天生的优势。关键在于,他是否能“矫往事而生偏至”,以实现这个优势。按照鲁迅的描绘,在1919年的鲁镇,丁举人至少部分实现了他的优势。

可以确证的是,这既是鲁迅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李孝悌明确指出:“在这个转型阶段,旧有的士绅并未完全失去其功能和理想。……他们能够成功地把固有功能和新需求结合一起”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在各项启蒙活动的初期,来自社会和民间(绅士、知识分子等)的自发性努力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但无疑,鲁迅对此仍充满了忧虑。就《孔乙己》而言,孔乙己如此落魄就是一个明证:作为旧时代过来的生员,他不仅没能转型成为新时期所渴求的知识人,而且还流离失所。甚至对丁举人本人,我们也无法做出确定的判断。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有一群出旧入新、最终又由新返旧的人,如高尔础、吕韦甫、魏连殳,他们无不迷失在时代的洪流中。关键就在于,这些人不新不旧,不西不中,“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34页。。浑如站在十字路口,茫然不知所措。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知识人要立足于新时代,除了依然知悉规范知识(即道统),还应以专门的知识和技术服务社会。费孝通:《现代知识分子》,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8页。从鲁迅的角度看,这样的构想只是第一步,因为它不能使人摆脱互为傀儡的状态,也就不能实现“立人”的目的。鲁迅寄望于中国的摩罗诗人的出现。他谈道: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够?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这不是以专门知识服务社会,而是人的启蒙,是立人。摩罗诗人源自鲁迅对拜伦、雪莱等人的认识,但从对魏晋风度的论述来看,他其实暗示了传统中国同样有摩罗诗人抑或“摩罗宗”的存在。这使从传统拯救现代变得可能,其方式则是审美教育抑或审美启蒙。如果我们注意到蔡元培于1917年公开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那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时人已经注意到审美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重要意义。时至今日,审美业已成为现代知识人普遍的共识,也已经成为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也意味着,源自传统中国的关于审美的历史意识,将成为现代中国的自然基础。唯有这一目的实现之时,“立人”也才能实现,孔乙己诸人的悲剧也才可避免。

中图分类号:I20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2-0108-07

收稿日期:2019-09-26

作者简介:杨磊,男,云南大理人,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云南 昆明 650050)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