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心态解析:结构、形成与功能

李佳瑜 冯帅帅 罗教讲

摘 要:文章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状和现有社会心态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复兴社会心态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个人层次的国民自我认知、社会/群体层次的国民对社会的态度、国家层次的国民的国家观与文化观,以及全球化层次的国民对世界的认知。研究认为,民族复兴社会心态,对民族复兴这一社会存在(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和社会意识(中华精神文化软实力的崛起)存在促进作用。良好的民族复兴社会心态能发挥积极的、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不良的民族复兴社会心态则会起到消极的、反面的作用。该种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复兴社会心态的控制机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民族复兴目标要求国民形成新的社会心态,亦即“理想类型”的复兴社会心态。

关键词:复兴社会心态;结构维度;形成机制;作用机制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闭幕会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但是应该予以承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全面变革与发展的系统工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借助社会心态的“软力量”,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力快速强盛的基础下,经济新常态和社会矛盾及社会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启动社会心态培育和社会心理建设的意义凸显,这将对提高我国软实力,践行中国梦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复兴起到重要作用”王俊秀:《从社会心态培育到社会心理建设》,《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民族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心态的影响。具体而言,良好的民族复兴社会心态对民族复兴这一社会存在(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和社会意识(中华精神文化软实力的崛起)是积极的、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不良的民族复兴社会心态则会起到消极的、反面的抑制作用。民族复兴目标要求培育国民新的社会心态,亦即“理想类型”的复兴社会心态。

一、结构维度:复兴社会心态及其构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合适且行之有效的界定与“操作化”(operational)极为重要,若没有相对比较统一和得到学术界认可的界定和操作化指标,那社会科学研究就极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境地,难以达成共识,说服力也将大打折扣,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因此,关于复兴社会心态的界定和测量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社会心态”概念是本研究“复兴社会心态”的基础,因而,在探讨“复兴社会心态”的构成及操作化之前,我们首先对学术界关于“社会心态”的概念及其操作化予以回顾。

(一)社会心态及其构成

社会心态的概念早就出现,而且使用这一概念开展研究的人非常之多。我们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在1986年至2020年间,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的期刊文献多达1667篇。对于社会心态研究而言,准确地对“社会心态”概念进行界定和操作化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现代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心态的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对社会心态进行客观的测量,以完成科学研究的‘经验任务’”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杨宜音总结了早期社会心态概念的三种主要用法:其一,社会心态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一定地域内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的总和。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例如丁水木的定义是:社会心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的、在社会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具有社会性、大众性和概括性。丁水木:《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其二,社会心态是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支配下的社会各种群体主观上的情绪、情感、态度等心理状态和社会心境状态,通过言论、行为、习俗、舆论表现出来,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晴雨表”,揭扬:《转型期的社会心态问题及其有效疏导》,《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5期。具有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其三,与个体心态不同,社会心态是指社会群体的心智状态,它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以整体面貌出现的主体状态,具有群众性、整体性、客观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例如,张二芳认为,它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中介,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动态性、倾向性、两极摇摆和自我调节性。张二芳:《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理论探索》1996年第1期。最终,杨宜音教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做出界定:“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有关社会心态的操作化问题,王俊秀教授借鉴了马广海教授的研究成果,把社会心态划分为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维度,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社会心态的测量指标体系,并运用这套指标体系,进行实际调查测量,出版了研究专著,为中国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问题与建议》,《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5期;《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二)复兴社会心态及其构成

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的伟大梦想,多少代中国人一直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为之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必须”,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而在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中,人民团结、开拓进取、公平正义、国家与中华文化认同等积极向上的国民复兴社会心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优良、积极、乐观、健康的国民复兴社会心态是国民成熟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是构成14亿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强大内驱力,是中国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这种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民社会心态。

本研究在对社会心态概念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复兴社会心态”的概念。现界定如下:

民族复兴社会心态,是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实践过程中,广泛弥散在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群体中的与民族复兴紧密相关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绪基调、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的总和。它由从低到高的四个不同层次的元素构成,即:个人层次的国民自我认知、社会/群体层次的国民对社会的态度、国家层次的国民的国家观与文化观和全球化层次的国民对世界的认知。

民族复兴社会心态测量指标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心态及民族复兴社会心态测量指标

1.个人层次的国民自我认知

国民自我认知即“国民性”的概念。国民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且稳定的心理特征,这种稳定的心理特征必然会打上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烙印。周晓虹:《理解国民性: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国民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民性也不例外,它与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相适应,否则就会不断地衍生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国民素质的发展和提升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于国民性,特别是新国民性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合民族复兴心态理论和已有“国民性”研究成果提出了“新国民性”的概念,新国民性即指民族复兴时代中国国民所具有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总和。它具体包括国民的自我评价、国民的自我体验和国民的自我实现三项二级指标。其中,国民自我评价包括个人品德自评、学识储备自评、交际能力自评和社会认同自评四项内容;国民自我体验则由自尊感、自信感、自豪感和荣辱观构成;国民自我实现则包含进取精神、开拓品质和创新意识几项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新国民性”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新国民性”量表 国民自我评价国民自我体验国民自我实现个人品德自评学识储备自评交际能力自评社会认同自评自尊感自信感自豪感荣辱观进取精神开拓品质创新意识

2.社会/群体层次的国民对社会的态度

所谓态度,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观念或现象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倾向(赞成或反对、喜欢或讨厌的情感程度),它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意向)等三个方面构成。国民对社会的态度,则是作为认知主体的国民对认知客体的社会运行状况所形成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心理倾向。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生活最敏感的综合感应器,国民对社会的态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同时,也包含着消极的成分。对社会的消极态度主要表现在:(1)社会群体敌视心态滋生,公平感缺失。随着改革的推进,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这种群体性敌对是各阶层抵触与仇视日益显化的表现,是官民冲突、贫富冲突的反映。民众对于富二代、官二代的仇视,是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写照。(2)各阶层弱势心态蔓延。《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中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知识分子有半数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管健:《“弱势心态”蔓延:矫情还是憋屈》,《人民论坛》2010年第34期。多年来,尽管居民的阶层差距逐渐拉大,但是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不大,国人的阶层认同普遍偏低,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或者中下等。这一普遍弱势情绪或者阶层认同极化现象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强烈和自我效能感降低。(3)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为社会成员互动提供了一种高于各自立场分歧和自身差异之上的共同信念,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内在联系纽带。在现代社会,人际普遍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本条件,普遍信任程度低,将会影响到公共参与和各种亲社会行为,增加社会交往成本,也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制度、规则等的信任和遵从。

中国的崛起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在国民物质生活丰裕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长。特别是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历了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的快速转型,国民的社会生活受到深刻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对社会的态度也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社会态度取决于社会环境,亦反作用于民众行为,进而间接改变了社会环境。稳定是和冲突相反的一种社会运行状态,社会不稳定就意味着社会中出现了影响社会发展进步和公众正常生活的冲突行为。国民对社会的态度,特别是消极性的态度,可能会导致这些不良现象的产生。因此,从理论上展开国民对社会的态度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国民对社会的态度操作为以下三项内容(指标):公平感、信任感和正义感。我们选取该三项作为测量指标的原因如下:第一,国民对社会的态度,要结构全面的测量指标体系过于复杂,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选择最重要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密切的三项内容作为测量指标;第二,良性的社会态度功能上有利于社会团结稳定,微观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正义、信任的社会精神;第三,从已有研究中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国民对社会的态度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平感、正义感、信任感领域的不和谐;第四,根据公开的报道和研究,在一些典型的社会事件中,折射出国民对社会的不良态度主要在于公平感、正义感、信任感的缺失。

在对公平感、正义感、信任感进行操作性定义时,界定为对公平、正义、信任的主观感受和态度,各部分可细分为不同内容,如公平可分为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等,信任可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等。基于此,我们制作了社会公平量表、社会正义量表、社会信任量表,对国民对社会的态度进行测量,以了解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国民对社会的评价性心理倾向,分析形成这种情况的影响因素。“国民对社会的态度”具体测量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图2 国民对社会的态度测量量表

3.国家层次的国民的国家观与文化观国民的国家观和文化观是国民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自信和文化自觉有助于国民形成对国家的归属和认同、对文化的皈依和认可,进而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国家观和文化观包罗万象,其中对国家和文化的认同是构建国民国家观和文化观的首要因素,促进国民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构建中国人的“主体间性”,正是这种主体间性构成了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国民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对维护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

在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关系到国家的存在及长远发展。近年来,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作为国家观和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认同是国家建构的目标,是公民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接触并接受大量的国家信息资源,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培养的对国家的归属感。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国家认同是国家整合必不可少的力量,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国家认同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了对自身的认同,就有利于加强公民的凝聚力,培养公民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意识,增强国家安定团结。因此,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文化认同是指国民对中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文化认同具有源远流长和很强的稳定性,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其深刻性和久远性却是其他类型的认同难以企及的。文化认同引导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文化,从而保存和光大文化,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因此,文化认同是社会整合、国家整合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资源。

国民的“国家观”和“文化观”具体测量指标体系如图3所示:

图3 国民“国家观”和“文化观”测量量表

4.全球化层次的国民对世界的认知

从中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高,但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相当复杂的时期。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国人的社会心态与思潮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脆弱的自卑与盲目的自大交织地存在于国人身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诸多思考与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各种概念并进行了阐释,其中“大国心态”以其独特意义而备受学界关注。本研究将国民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操作为国民的“大国心态”量表。

结合中国的情况,查继宏在《中国崛起需要大国心态》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大国心态对于大国崛起复兴的必要性,以及大国心态本身的特征(五种大国认知),即从容自信、坦然面对、兼收并蓄、沉着理性、坚定果敢。查继宏:《中国崛起需要大国心态》,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200页。 与此对应有五种情绪,分别为自信心、平常心、包容心、责任心、进取心杨琳、王滢、刘新宇:《塑造大国心态》,《瞭望》2004年第39期。;另外,由于这些认知和情绪的存在,我们建构出作为大国的国民对于国家在国际上行为的期待,即大国应该行使其大国的权力、履行大国应该履行的义务;最终,我们根据国家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认为中国国民的大国心态的价值取向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大国心态”界定为:国民认知上从容自信、坦然面对、兼收并蓄、沉着理性、坚定果敢,国民情绪上的自信度、平常心的程度、包容度、负责任度和进取程度,国民行为意向上对于大国行使大国权力和履行大国义务的期待,以及最终在价值取向上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目标总和。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本研究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急需确立“自信心”“平常心”和“责任心”三种大国心态。其中,“自信心”指的是国民要抛弃不成熟、有缺陷的情绪化心态,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平常心”指的是要客观辩证对待中国在发展中取得的伟大成果,同时正确认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国内外困境,并用平常的心态努力解决;“责任心”指的是中国要做有担当的强国,主动拥抱世界,做世界繁荣的贡献者,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生成维度:复兴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周晓虹提出,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由互为补充的两项内容组成:一为“集体表征”;一为“社会认同”。一方面,前者起到了为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心理模板的作用。“社会心态这种特定时期内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宏观和变动的社会心理尽管是一种突生现象,但并不完全是自发形成的或随意蔓延的,在某种人群集合体中原本可能相似的、也可能相异的甚至大相径庭的个体的心理状态最终发生趋同,是因为它们是以某种心理模板作为建构框架的。”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这种为个体认同提供集体心理建构基础的模板,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或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另一方面,集体表征为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心理模板,但这种由历史和现实共同铸就的模板要演化为群体或社会中大多数人共同的社会心理态势,还必须获得个体在心理上的认同。总而言之,如果说集体表征为人们的心理趋同提供了基本的方向,那么社会认同则通过推动心理群体的形成将社会生活中散落的个体凝聚在一起。正是在这样两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心态才得以形成。

我们尝试将这一机制运用到“民族复兴社会心态”的形成上来。其形成机制如图4所示:

图4 民族复兴社会心态形成机制分析图

从“民族复兴社会心态形成机制”分析图中可以看出,个体心理(个体社会态度、个体情绪感受、个体性格特征)与复兴社会心态(包括国民自我认知、国民对社会的态度、国民国家与文化观、国民对世界的认知四项心态内容)两者并非时间先后性的发生学关系,即个体心理的聚合并不必然形成复兴社会心态。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心理千差万别,个体对社会的态度和情绪感受常常受到个体诉求及诉求满足情况的影响,个体与社会、私德与公德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张。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的心理当然也成为这种巨变的“表现域”。人类学者闫云翔教授通过对北方村落下岬村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入,“无公德个人”(Uncivil Individual)逐渐成为转型中国人个体特质的突出表现,其特点是在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无视个人的社会道义责任与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魏则西事件”和“江歌案”正是“无公德的个人”泛滥引发的中国道德危机的典型代表。

从个体心理到民族复兴社会心态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聚合过程。因为在对某种价值和道德观念(如“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舍小家为大家”)的接受中,个体往往掌握有主动权,他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甚至可以做出“接受但不认同”的权宜选择。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和特纳认为,只有当“这些个体将其自身觉知为同一社会范畴的成员,并在自身的这种共同界定中共享一些情感卷入,以及在有关其群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评价上,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时,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心态才能形成Henri,Turner,John 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1986,13(3):7-24.。这一过程是以“社会表征”和“社会认同”为形成机制的,社会表征为社会认同提供了心理模板,而社会认同则构成了社会表征向现实转化的实现路径。

(一)社会表征

“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的概念源自被称为“涂尔干之魂”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一词。涂尔干认为,前现代人是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交替中度过的,这种生活的两重性也决定了人的本性的两重性,其中,自然人(PhysicalMan)是维持个体日常物质生活的基础,而在宗教的集体生活中,个体获得了另一种人性存在:社会人(Social Man)。他提出,前现代人的宗教集体生活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忘乎自我的“集体欢腾”。社会成员通过对共享的氏族图腾的崇拜而聚集在一起以表明其共同信仰,“所有人的内心都向外部的影响充分敞开,想表达的任何情感都可以不受阻拦。每个人都对他人做出回应,同时也被他人不断地增强”,由此产生出欢呼雀跃的场面。在普遍亢奋的狂热气氛下,一种外在的、非人格的力涌入个体内心。“他感到体内流溢和泛滥着一种异常的力量,并且试图奔涌而出,他欢呼、哭喊、充满激情,感觉到自己被一种伟大的道德力量所支配,令他意气风发、言语铿锵,而他的情感通过言语、行为表达出来之后,被其听众们强化了,又返归其自身”。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持续的相互沟通之下,他“不可能再意识到他自己了”,他“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存在”,一个“肉身化的、人格化的群体”[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曲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6页。

涂尔干将氏族共享的图腾崇拜视作前现代人宗教/集体生活中的“集体表象”。然而,哈布瓦赫认为,现代人集体生活的集体表象发生了改变。在现代社会,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下的“集体欢腾”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其他生活区间,平淡的集体生活由“集体记忆”来固着,“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然而,无论是涂尔干口中的“图腾崇拜”还是哈布瓦赫所阐述的“集体记忆”,在莫斯科维奇那里都统统被纳入“社会表征”的概念图示中。莫斯科维奇把“社会表征”定义为“拥有自身的文化含义并且独立于个体经验之外而持续存在的各种预想(preconceptions)、形象(images)和价值(values)所组成的知识体系”。简言之,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或系统。[法]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第41页。从宽泛的角度来看,社会表征的概念内涵极为丰富,“我们其实可以将传统、风俗、习惯、国民性、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以及时代精神、社会价值观、社会氛围、舆论与时尚、社会共识甚或意识形态都视为集体表征的不同形式”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在民族复兴社会心态的形成过程中,有关“中国梦”的表述和倡导正是社会表征机制的具体体现,它起到了为个体提供心理模板的作用。莫斯科维奇提出,社会表征的形成路径有二,即“锚定”(anchoring)和“具象化”(objectifying)[法]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1年版,第7 6页,第4 1页。。前者指对不熟悉的事物做命名或赋予特性,以熟悉的名词来解释和定义,使其可以被解释和沟通。从长时段来看,自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伊始,中华民族关于民族复兴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恢复中华”“振兴中华”,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复兴浪潮,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赶超世界”宏伟目标,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全面振兴中华”和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后到如今占据民族复兴话语最大权重的“中国梦”,每一个口号实则都是“中华民族觉醒和意图自立自强”的当代锚定。

社会表征的另一路径为具象化,它使我们那些模糊和抽象的观念变得具体。在当代中国,“中国梦”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复兴话语的最大权重,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并非一个空泛的口号,它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内容。在国家层面,“中国梦”是大国梦、强国梦,它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核心目标;在个人层面,我的“中国梦”是指希望凭借自己的勇气、智慧、努力、拼搏精神去争取属于自己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梦想。正是在这两重机制的作用下,“中国梦”的社会表征才得以形成。

(二)社会认同

周晓虹认为,社会认同对社会心态形成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上:“其一,最初的一些个体是如何凝聚为群体的?其二,更多的个体是如何在心理上归属或加入这个群体的?”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社会认同理论家们的理论来解释。豪格和阿布拉姆斯认为,个体加入群体的出发点在于,“归属一个群体就会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但是,更重要和更需要解释的其实是第一个问题,即“诸多个体的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异的心理,最终是如何转化为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群体心理的?”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周文指出,个体向群体凝聚的关键在于“心理群体”的形成,因为“它是个体向现实的社会群体转化不可缺少的中介”,而社会认同在心理群体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认同在复兴社会心态形成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民族复兴心理群体”形成的促进中。依据泰菲尔的观点,社会认同的产生需要经过三个基本过程:其一,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即当个体将自己与前述心理群体的成员置于同一范畴时,他就会以此划分我群和他群并主动缩小与我群的差异,同时扩大与外群的差异(这是异质性转化为同质性的第一步)。对“民族复兴”的认可是“民族复兴心理群体”形成的第一步,当个体接受这一价值观念后,他会主动或潜移默化地接触和亲近同自己持有相同观念的个体,并排斥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人和群体。其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即新加入的个体会将自己的看法与本群成员尤其是群体的看法(不同形式的集体表征)相比较,从而或改变或增强原有的看法(这是异质性转化为同质性的第二步),即形成所谓“共识”。以“中国梦”和“美国梦”为例,从概念内涵上讲,“中国梦”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目标,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与“美国梦”突出个人和金钱,强调个人主义的奋斗和成功不同,“中国梦”强调个人命运和国家紧密相连。人们正是在对不同价值观念的对比中加深对“中国梦”的理解,从而调适原有观点。其三,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随着“共识”(即人们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形成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的达成,个体丧失了原有的个别性,个人消失在群体之中。至此,一种能够影响集体行为的“民族复兴心理群体”大致形成。

总的来说,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成员共享的心理现实性。在社会表征的模板效用下,个体通过社会比较、社会分类和去个性化的路径形成某种特定的心理群体,进而个体心理中共通的部分逐渐积聚,进而构成“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而“复兴社会心态”的形成就是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在以“中国梦”为代表的民族复兴社会表征的引导下,通过社会比较、社会分类和去个性化等社会认同机制形成“民族复兴心理群体”,进而使个体心理中关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愿景的部分得以积聚而产生“民族复兴社会心态”的过程。

三、功能维度:复兴社会心态的作用机制

社会心态会通过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方式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这是社会心态的根本特性。同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运动中,复兴社会心态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将这种作用机制称为“复兴社会心态作用机制”,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民族复兴社会心态的结构特点对中国国民的个体行为所产生的强化、模仿和感染等心理效应或心理影响。

其一,复兴社会心态的强化效应。所谓强化就是指个体的行为是对其所获刺激的函数。简单来说,如果这种刺激对他有利,则这种行为就会重复出现,反之,这种行为就会减弱直至消失。参照班杜拉对强化的分类,Bandura A,Barab P G.“Conditions governing nonreinforced imitation”.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71,5(2):244—255.我们认为存在三种复兴社会心态的强化效应:(1)基于表层行为刺激的直接强化。这是一种当个体作出反应并直接体验自己反应后果而受到的强化,如某个人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了解而加深和强化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自我觉知;(2)基于榜样强化行为的替代性强化。这种强化与直接强化类似,区别在于强化的对象不同,直接强化是自己的行为受到强化,而替代性强化是指因觉察到偶像的某些行为被强化而产生的自我强化感;(3)基于行为内省的自我强化。这种强化主要源自于个体对自身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社会标准而做出的主观判断,当一个人因义务献血、帮助他人而获得赞赏,他会因为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强化自己今后的爱心行为。其二,复兴社会心态的感染效应。社会感染是一种较大范围内的信息与情绪的传递过程,指在非对抗的条件下,通过语言、文字及其他符号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现象。现实和网络社会中各种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传标语、吉祥物、公益短片等符号就对大众起到了一定的渲染作用。其三,复兴社会心态的模仿效应。模仿效应是指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条件下,个体因受他人影响而仿照他人行为,从而使自己与之相同或者相似。复兴社会心态的模仿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国人的“榜样学习”中。近年来,国家对“榜样力量”的关注度不断升温,从央视2002年开始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节目到各类道德、劳动模范人物的选举嘉奖,从对工匠精神的倡导再到伟大民族英雄的宣扬,以“榜样力量”为代表的模仿效应正逐渐成为复兴社会心态作用机制的主要表现。

从变量的角度考虑,可以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宜音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即借用机械因果模型来分析复兴社会心态作用机制的不同形式。杨宜音:《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该模型认为,一般而言,当A对B产生作用效果时,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类:控制机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其中,控制机制是指A现象是B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变量;中介机制是指,A现象在B现象的发生过程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即其他变量对B现象的影响是通过A现象起作用的,逻辑顺序为:其他因变量直接导致A现象(中介变量),A现象(中介变量)导致B现象的产生;当控制机制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时,便需要调节机制决定相同的前因变量会在何种条件下产生哪种效果,即A现象会调节其他因素作用于B现象的大小。我们认为,复兴社会心态也通过此三种机制来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并以此作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社会实践。

(一)复兴社会心态的控制机制

社会心态的控制机制体现在社会心态对社会现实的直接作用上,如个体在一定情绪基调下的行为选择。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产品伤害危机(即偶尔出现并被广泛宣传的关于某产品有缺陷或对消费者有危险的事件)中,负面情绪对消费者的应对行为有着直接、显著且稳定的影响。涂铭、景奉杰、汪兴东等:《产品伤害危机中的负面情绪对消费者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2013年第12期。

复兴社会心态结构由从低到高的四个不同层次的元素构成:个人层次的国民自我认知、社会/群体层次的国民对社会的态度、国家层次的国民的国家观与文化观、全球化层次的国民对世界的认知。这些都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如史耀疆和崔瑜的实证调查指出,近年来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主要诱因是社会公平——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低于国民收入平均水平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使得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导致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史耀疆、崔瑜:《公民公平观及其对社会公平评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10期。朱迪通过对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支持了布洛克曼等人提出的观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着稳定且显著的正向影响。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二)复兴社会心态的中介机制

在以往的研究中,另有学者同样发现了社会心态的中介机制。例如,“心理和谐”状况可以成为社会比较、核心自我评价及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机制。张玉柱:《职业成熟度、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1期。“心理和谐”作为自我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总和,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心理是社会心态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社会比较等因素要透过心理和谐的水平才能影响生活满意度。中介机制有可能是思维方式、价值观、自我构念,等等。

复兴社会心态也常常以一种中介的形式对个体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如在个体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作为复兴社会心态组成部分的个人价值观就表现出这样一种中介效用,王薪喜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2012年中国区的调研数据证明了这一现象。研究发现,个人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对政治信任有着直接的效应,但通过自我解放价值观的中介效应仍近似存在;受教育程度通过自我解放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政治信任产生负作用;现代信息获取方式直接对政治信任产生负作用;传统信息获取方式通过世俗价值观的中介效应对政治信任产生正向作用。王薪喜:《世俗与自我解放价值观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路径分析的中介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该文中涉及的个人价值观主要有两种:“世俗价值观”(Secular Value)和“自我解放价值观”(Emancipative Value)。其中,前者体现为对宗教、权威的疏离,对堕胎、同性恋等行为的宽容,对独立自主观念的推崇;后者则强调个体“自我赋权”(Empowerment)能力的提升。

(三)复兴社会心态的调节机制

产生调节作用的社会心态变量一般是一些心理变量,例如,预期的高低、个人情绪、自尊水平的高低、成就动机的强弱,等等。如在对青少年攻击性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纪伟标等人研究发现:(1)结果预期与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外部攻击和关系攻击)存在显著负相关;(2)自我控制在结果预期与青少年攻击性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3)在结果预期对青少年外部攻击行为的预测中,移情发挥了调节作用。在高移情个体中,结果预期并不预测外部攻击行为,而在低移情个体中,结果预期显著地反向预测外部攻击行为;(4)自我控制在结果预期与青少年外部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移情的调节,高水平的移情能力可以有效地缓解青少年因低自我控制而导致的高攻击性。纪伟标、王玲、莫宏媛等:《结果预期对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影响: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年第1期。杨昭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情绪在成就动机和风险决策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情绪在成就动机和风险决策中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无论是高成就动机者还是低成就动机者,在愉悦情绪下都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寻求倾向,并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而在悲伤情绪下,低成就动机者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规避,高成就动机者的风险规避倾向虽有所增加,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杨昭宁、禹钰、谭旭运:《情绪对成就动机与风险决策关系的调节效应》,《应用心理学》2011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2-0082-11

收稿日期:2019-10-24

作者简介:李佳瑜,女,河南开封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冯帅帅,男,河南安阳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罗教讲,男,湖南新化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湖北 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态状况抽样调查及对策建议”(13AZD069)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