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

张 岩 晏绍祥

摘 要:传统研究认为,古典时期雅典将军职务的作用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即在公元前5世纪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到公元前4世纪将军群体开始减少政治活动,演说家成为政坛的活跃力量。学者通常将这种变化视为城邦政治专业化的体现。然而,无论是将军的具体活动还是整体的统计情况都表明,公元前5世纪的将军大多是职业军人,政治家是其中少数,公元前4世纪的将军大多在政治上不活跃,但成为政治家或参与政治的人并非个例。城邦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专业化并不是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公元前5世纪就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专业化,不过其专业的程度和趋势因雅典政治和古代社会的特征而受到诸多限制。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的将军都是城邦严格掌控下的军事将领。在此意义上,将军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在两个阶段中并无本质区别。

关键词:雅典;将军;演说家;城邦政治

传统的研究在谈及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运行特征时,都会提及将军(strategoi)与演说家(rhetores)之间权力的分离,并认为这是军事和政治领域逐渐专业化所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政治与军事领导权尚未分离,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公元前4世纪,将军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Oxford:B.Blackwell,1957,pp.127-128;S.Perlman,“The Politicians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Athenaeum,Vol.41,1963,pp.346-348;W.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143-147;J.K.Davies,Wealth and the Power of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New York:Ayer Company Publishers,1981,pp.124-131;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5-46;J.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119-121;M.H.Hansen,“The Athenian ‘Politicians’,403-322 B.C.,”in M.H.Hansen,The Athenian Ecclesia II,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1989,pp.17-21;M.H.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 and Ideology,trans.J.A.Crook,Oxford:B.Blackwell,1991,pp.268-271.该观点影响广泛,堪称主流。不过就分离现象及其成因,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特利特尔(L.Tritle)提出,权力分离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源于18—19世纪学者基于当时概念进行的历史构建,更多是基于理论的演绎而非实证的考察。现代学者过多聚焦于演说术及其影响,未能注意到将军在雅典政坛一直发挥着显著作用。L.Tritle,Phocion the Good,London,Sydney and New York:Croom Helm Ltd.,1988,pp.101-102;L.Tritl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Athenian Strategia,”The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7.4,1993,pp.125-129.哈梅尔(D.Hamel)认为,古代文献资料中对于政治领袖缺乏军事经验的说法存在夸大之嫌,特利特尔只是论证了公元前4世纪将军没有放弃政治活动,但对于活动程度的论证存在不足。D.Hamel,“Strategoi on the Bema: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uthority,”The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9.1,1995,pp.25-39.此外,认为将军逐渐失去政治影响力,将公民大会的讲坛让与演说家的观点还常常与城邦的衰落与危机联系起来,成为追忆往昔优秀政治领袖,同时感慨城邦衰落的注脚。J.B.Bury and 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4th ed.,London:Macmilian and Co.,Limited,1975,pp.364-365.然而,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的将军是否真正减少了政治活动?若确有其事,这种情况是否只限于公元前4世纪?换言之,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将军的“专业化”在雅典城邦政治中是否真正存在过?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古代文献证据和现代学者的研究进行重新考察。

在雅典民主政治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无论是演说家还是将军,获得权力的方式都是依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检验影响力的场所便是公民大会。正如芬利(M.I.Finely)所指出的,检验个人是否拥有地位,“只取决于公民大会是否按他希望的那样投票,因此这种测试随着每一项提案而反复进行”,这是雅典所有领导者都要面对的条件。M.I.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42页。在此情况下,如何获得影响力便成为一位公民政治生涯的关键。古代作家与现代学者都倾向以获得政治影响力的方式来划分城邦政治领袖的类型,将演说家与将军视为两种类型的政治人物,认为将军与演说家分别通过军事行动和演说来获得政治影响力。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中论及了相关情况:

在古代,无论何时同一人成为民众领袖兼将军,他们都倾向于将政体转为僭主制;因为早期大多僭主都崛起自民众领袖。过去常发生而如今已经不同,原因在于当时民众领袖出自那些担任过将军职务的人(当时还不是机敏的演说者),但现在演说术已经成熟,能言善辩者是民众领袖,不过由于他们在军事事务上没有经验,无法控制城邦,除了偶尔在某些地方发生的此类小规模事件。Aristotle,Politics,1305a7-15.除特别注明外,本文中的希腊罗马古典作家著作均译自洛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Heinemann)。引用的古典文献均按传统方式标注章节号或行数。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可能存在时间上的错位,不过他的观察的确反映出一些变化,即政治领袖从早期的军事指挥官变为了后来的演说家。公元前5世纪,将军和演说家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常集中在同一人身上,而在公元前4世纪,两种任务逐渐分离。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论和平》中也论述了他眼中的今昔差别:

我们与先辈差别如此之大,他们会选择同一人去管理城邦并且成为战场上的将领,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在这个讲台上给出最佳忠告的人,会在他单独做决定时深思熟虑。我们恰恰与此相反。对那些我们在最重大事件上需要遵循他们建议的人,我们认为他们不适合被选举为我们的将军,仿佛在怀疑他们的智慧,但是对于那些无论是自身事务还是城邦事务都没人会征询其意见的人,我们赋予他们全权,派他们上战场,仿佛认为他们出国后会比在国内更聪明,他们会发现就希腊人相关问题在国外更容易征求意见,而不是在此提出那些问题以供考虑。Isocrates,On the Peace,54-55.

在伊索克拉底笔下,先辈们选择的领袖显然是指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米泰雅德(Miltiades)、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客蒙(Cimon)和伯里克利(Pericles)等人。特别是伯里克利,曾连续15年担任将军职务,在城邦中享有巨大影响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伯里克利之死是雅典政治领导权的转折点。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28.1-3.康纳(W.R.Connor)将伯里克利看成重要的分界线,伯里克利及其之前的重要政治领袖都是军事指挥官,而在他死后可以看到一种显著变化——在后来政治领袖的生涯中将军职务不再特别重要,“有能力的演说者在崛起过程中并没有伟大、持续的军事成就”W.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pp.144-146.。奥伯(J.Ober)也认为,演说家和将军这两条通往政治权力的道路在伯里克利身上重合,但在他死后很快分开,而且在公元前4世纪区别相当明显。J.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pp.119-120.尽管主流观点认为,公元前4世纪将军与演说家作为两个群体逐渐分离,不过有部分学者虽然认同分离的说法,但持更为谨慎的观点。西利(R.Sealey)在考察卡利斯特拉托斯(Callistratus)与其他政治家和将军的关系时便指出,不能高估公元前4世纪将军与政治家分离的趋势。R.Sealey,“Callistratos of Aphidna and his Contemporaries,”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5,H.2,1956,pp.178-179.汉森(M.H.Hansen)指出,演说家和十将军区分明显,他们代表着两种政治领导力,但是这并不妨碍一个人同时充当两种角色,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世纪很普遍。M.H.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 and Ideology,p.269.不过,汉森对分离的状况进行了补充。在统计和分析了将军作为城邦使节和法庭证人的情况后,他认为公元前4世纪时,演说家和将军是两个正在分离的团体,但仍有相当多重叠,这点不应被低估。由于使节需要向公民大会和议事会汇报任务,加上作为证人时需要在法庭发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演说家。汉森统计了公元前4世纪时已知的94位使节,其中11至12位是将军,如果加上法庭作证的记录,则有22至23人可以视为将军兼演说家。不过本文的统计并未将使节活动算作政治活动。参见M.H.Hansen,“The Athenian‘Politicians’,403-322 B.C.,”pp.20-21.辛克莱尔(R.K.Sinclair)认为,专精于军事活动的将领早有先驱。在政治领域,如卡利斯特拉托斯、优布鲁斯(Eubuleus)、莱库古(Lycurgus)等人凭借经济管理能力也能成为政治领袖,并且他们中有人后来涉足军事领域。此外,提莫泰乌斯(Timotheus)和福基昂(Phocion)的生平也提醒着人们不能夸大分离趋势。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pp.45-46.

值得注意的是,有志于从事公共活动的公民往往不能主动选择参与何种类型的城邦事务。不同时期城邦事务的重点不同,公民参与的重点也就随之不同。例如,克里昂以能言善辩著称,是位在公民大会上频频发言的“演说家”,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围攻派罗斯(Pylos)的关键时刻,他也要参与到军事事务讨论中,以致出现了误判:

他(克里昂)说,如果将军们是男子汉,带着适当兵力起航并俘获岛上的人是件容易的事,他宣称,若他是指挥官便会这么做……但是当他意识到尼西阿斯真的将指挥权交给他时,他说他并非将军,尼西阿斯才是。他现在十分惊恐,因为他从未想过尼西阿斯会如此胆大,放弃自己擅长的职务。Thucydides.4.27-28.

在派罗斯取得巨大成功后,克里昂的军事能力似乎得到了雅典人的信任,他在之后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死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Thucydides.5.6-11.克里昂的情况表明,在雅典公民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军事还是政治并不一清二白,它取决于城邦在某一阶段中面临的紧要事件,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类活动。正如晏绍祥所述,演说家并非极端民主的产物,雅典社会的口传特征体现在城邦政治的方方面面,演说的出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晏绍祥:《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若演说是雅典社会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传统,那么军事成就也是如此。(热爱荣誉)亨利·乔治·利德尔、罗伯特·斯科特编:《希英词典:中型本》(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5页;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62页。一词恰恰说明了希腊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雄心(尽管施展的空间可能不同)。由于公民大会是雅典政治中的核心,而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活动,政治家也是演说家,晏绍祥:《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所以本文主要以公民大会中的发言及提出动议作为分析政治影响力的标准,以此来探究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两个阶段中雅典将军参与政治的情况。

由于将军职务具有选举和可以连任的特征,加上需要具体执行军事活动,雅典公民会因担任将军职务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取得战斗胜利会加强他们在战争决策中的影响。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部分雅典将军战功卓著,但在文献记录的城邦政治活动中却保持“沉默”。他们的军事生涯、任职记录和文献中的形象都表明,他们具备优秀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雅典人的信任,但并未获得相应的政治影响力,福尔弥奥(Phormio)便是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福尔弥奥曾5次担任将军职务。分别是公元前440年(Thucydides.1.117)、公元前 432年(Thucydides.1.64)、公元前 431年(Thucydides.2.29)、公元前430年(Thucydides.2.68;2.69;2.80)、公元前429年(Thucydides.2.88)。福尔弥奥还有两次可能担任将军,时间分别是公元前438/7—前434/3年期间及公元前428/7年。参见C.W.Fornara,The Athenian Board ofGenerals from 501 to 404(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16),Wiesbaden:Steiner,1971,pp.49-56.狄韦林认为福尔弥奥担任将军的时间为公元前 440、439、436、432、431、430、429 年。 参见 R.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 684-321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91-92,96,102,117,119,121.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指挥过的各类军事行动(参见表1),基本涵盖了古代希腊战争中的所有类型,包括:重装步兵方阵战斗、劫掠、突袭、围攻、蹂躏敌方土地和海战。福尔弥奥在科林斯湾地区指挥的海战,均是以少胜多。特别是公元前429年的两次海战,福尔弥奥及其指挥的雅典海军在行动中分别展现出了极高的指挥技巧和航海技艺,面对科林斯及斯巴达方面的优势兵力仍选择主动应敌,成为古典时代海战的经典战例。那段时间也常常被学者称为“福尔弥奥的时代”——雅典海军绝对制海权的代表。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福尔弥奥的胜利挽救并巩固了战争初期雅典在西北希腊的地位,也鼓舞了被瘟疫吓坏了的雅典人,“使斯巴达人在海上称雄的希望破灭了”N.G.L.哈蒙德著:《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1页。

表1 福尔弥奥的军事指挥记录本表根据修昔底德和波利艾努斯的作品整理得出。表格中波利艾努斯《策略》(Polyaenus,Stratagems)的内容,参见Polyaenus,Stratagems,translated by R.Shepherd,1793,http://www.attalus.org/info/polyaenus.html,2017年3月17日。

时间(公元前) 地点 军力对比、战斗过程及结果 相关文献出处440 萨摩斯 与修昔底德、哈格农一同率40艘战舰增援对萨摩斯的围攻 Thucydides.1.117约432—431 卡尔基斯 两次进攻卡尔基斯城 Polyaenus.3.4不确定 不确定 率30艘战舰对敌50艘,摧毁大部分敌方舰船 Polyaenus.3.4.2 432—431 波提狄亚率1600名重装步兵围困波提狄亚,封锁波提狄亚后率军蹂躏卡尔基狄克和波提狄亚地区,攻陷该地区一些城镇;与马其顿王柏第卡斯一同远征卡尔息斯人1.64-5;2.29 Thucydides.431 墨伽利德 在伯里克利率领下侵入墨伽利德 Thucydides.2.31 430 安菲洛奇亚 率30艘战舰占领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 Thucydides.2.68 430/429 科林斯湾 率20艘战舰封锁科林斯湾,在诺帕克图斯建立基地 Thucydides.2.69 429 科林斯湾海峡两侧 率20艘战舰对敌47艘,俘获12艘,击沉若干 Thucydides.2.83-4 429 诺帕克图斯 率20艘战舰对阵伯拉西达等人率领的77艘战舰时取得胜利,俘获6艘,击沉若干,迫使提摩克拉特斯自杀 Thucydides.2.85-92 429/428 阿卡纳尼亚 率400名重装步兵及400名美塞尼亚人侵入阿卡纳尼亚境内,驱逐敌对势力Thucydides.2.102-3

与福尔弥奥辉煌的军事生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城邦政治中的活动。在目前已知的文献材料中找不到他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和提出动议的记录。即便是在他擅长的军事领域,也没有关于他参与战争讨论的文献记载。D.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Leiden,New York and Kln:Brill,1998,pp.32-39.在雅典的城邦政治中,他是否因军事胜利而获得政治影响力不得而知。文献材料中政治活动记录的缺失,以及后来被处以100米纳罚款的情况表明,统计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对将军的审判相当严厉,审判结果通常不是无罪。不过仍有阿尼图斯(Anytus)遭受叛国罪起诉最后脱罪的情况(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27.5)。与之相比,福尔弥奥并未能免除罚金,这也是其政治影响力较弱的反映。关于雅典将军遭受审判的情况及福尔弥奥的罚金,参见D.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132-139,142.他的政治影响力可能十分有限。公元前428/7年,阿卡纳尼亚(Acarnania)使者坚持请求派遣福尔弥奥的儿子或亲属担任指挥,最后雅典人派福尔弥奥之子阿索皮乌斯(Asopius)率30艘舰船前往伯罗奔尼撒(Thucydides.3.7)。该事件表明福尔弥奥并非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不过通过外邦要求而形成的影响力显然不会太大。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和平》一剧中对这位老将的评价也侧面印证了这点,“我忍受痛苦已经太久,麻烦就像降临到福尔弥奥身上的一样多”(347行)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上卷),张竹明、王焕生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517页。。福尔弥奥的情况并非特例。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 son of Democles of Lamptrai)参与了雅典在希腊西部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他在派罗斯开创了全新的要塞战术要塞战术指的是 επιτειχισμó这种做法,通常指在某地或某块区域建立要塞,以此给敌人施加压力。参见F.E.Adcock,The Greek and Macedonian Art ofWa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pp.69-70.并取得巨大成功。拉马科斯(Lamachos)正因为是位富有经验的将领,才会受命与尼西阿斯、亚西比德一道指挥西西里远征。Thucydides.6.8.虽然雅典人任命将军的方式为人诟病,不过拉马科斯既非政治家也非外交家,雅典人以他出身行伍的背景来补充其余两人军事能力上的不足,这点也反映出了拉马科斯在政治上不活跃的情况。对于雅典任命将军的批评,参见J.B.Bury and R.Meiggs,AHistory ofGreece to the Death ofAlexander the Great,pp.294-295.拉马科斯的老兵形象也出现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在剧中拉马科斯得到传令官命令,整理装备准备出征(1070—1145行),参见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上卷),第92-100页。但两人的政治影响力不大,古代文献中没有他们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及提出动议的记录,在西西里战役的决策中,他们都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拉马科斯直接攻击叙拉古的主张没有太大影响力(Thucydides.6.49);德摩斯提尼立即撤退的主张未被尼西阿斯(Nicias)接受,再次从海上突围的主张遭到桨手们的拒绝(Thucydides.7.47-48;7.72)。

伯罗奔尼撒战争为雅典将领提供了展示军事才能的舞台,而长期海外作战可能限制了将军参与城邦政治。例如,对波提狄亚(Potidaea)的围攻持续了2年多时间(公元前432—前429年),阿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卡里阿斯(Callias)、福尔弥奥、哈格浓(Hagon)、色诺芬(Xenophon son of Euripides)、赫斯提奥多鲁斯(Hestiodorus)和法诺马库斯(Phanomachus)等将军先后在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地区指挥作战。Thucydides.1.57-65;2.58;2.70.相比通常在夏季展开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海外作战任务耗时更长,部分将军任职期间往往一直在外指挥作战,无法参与城邦政治活动。这些客观因素可能促成了部分将领在政治上的“沉默”,给人们留下“专业”将领的印象。但在“五十年时期”(Pentecontaetia),米隆尼德斯(Myronides)率军在奥诺菲塔战役(Battle of Oenophyta)中击败彼奥提亚(Boeotia)军队,使雅典控制波奥提亚地区近10年之久,杜尔米德斯(Tolmides)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和科林斯湾地区取得一系列胜利,严重威胁着斯巴达与科林斯。Thucydides.1.105;1.108;1.113;Plutarch,Pericles,18.他们指挥的战斗都位于希腊本土,持续时间较短,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后来长期在海外战斗的将军一样,很难说他们在将军职务之外发挥了政治影响力,因作战无法参与政治活动的说法不能有效解释这一情况。上述将军大多是长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军人,因自身的勇气和技艺被选为将军,在城邦的政治框架中履行任务,政治影响力十分有限。伯里克利等有政治影响力的政治家兼将军只是公元前5世纪将军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公元前4世纪大多数将军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的看法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pp.127-128.,可能也适用于公元前5世纪,但公元前5世纪将军兼政治家式的人物同样活跃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坛,福基昂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希望恢复伯里克利、阿里斯提德和梭伦(Solon)的公共服务,在他们的活动中政治和军事领域比例相同。Plutarch,Phocion,7.5.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中,福基昂无疑是位伯里克利式的政治领袖,集政治与军事活动于一身:

大家的确都认为他担任将军职务45次,但当民众召唤并选举他时,他往往不在国内,他甚至没有参加一次选举。因此对雅典缺乏理解的人会惊异于雅典民众的所作所为。因为福基昂比其他人更经常反对他们,并且从不说或者做任何事情来赢得他们的支持。Plutarch,Phocion,8.1-2.

普鲁塔克关于福基昂担任将军次数的记载存在一定夸张福基昂至少担任过 9次将军职务,时间分别是公元前 349、344、343、341、340、339、338、336、323年,参见 R.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 684-321 B.C.,p.496.,他对于雅典政治运行机制欠缺认识,这点影响了福基昂传记的真实性。关于普鲁塔克对于雅典政制缺乏知识及福基昂传记真实性的评价,参见A.W.Gomme,A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59-60,72-73.不过,普鲁塔克的福基昂传记所依托的材料来源广泛,其中一些可信度较高。材料包括:公元前4世纪埃弗鲁斯(Ephorus)、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和狄卢斯(Diyllus)等史家的作品,德摩斯梯尼和许佩理德斯(Hypereides)等演说家的演说辞,以及公元前1世纪奈波斯(Nepos)在《外族名将传》中为福基昂撰写的篇目。关于普鲁塔克所依材料,参见L.Tritle,Phocion the Good,pp.4-8.加上狄奥多罗斯(Diodorus)、色诺芬和波利艾努斯作品的补充,虽然无法就福基昂所有活动进行严格考证,但可大致勾勒出福基昂参与的军事与政治活动。福基昂在纳克索斯一战中及时支援雅典海军左翼的行动成为雅典获胜的关键。Plutarch,Phocion,6.2-3.此战打破了斯巴达对雅典海上粮道的封锁Xenophon,Hellenica,5.4.61.,成为福基昂近60年军事和政治生涯的开端。他在之后多次担任将军,指挥城邦军事活动。关于福基昂参与的军事活动,主要包括:对抗腓力的军事行动(Plutarch,Phocion,12-16);率军进入墨伽拉(Plutarch,Phocion,15);在阿塔内斯(Atarneus)与雅典诺多洛斯(Athenodorus)作战(Polyaenus,Stratagems,5.21);攻击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斯(Diodorus.16.42.7-9);参与希腊战争(Plutarch,Phocion,22-25)。正直的品质为福基昂赢得了“好人”的称呼奈波斯:《外族名将传》,刘君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给他带来很高的声望。他曾多次执行和谈任务,在公民大会中就重大事件发言、辩论并提出动议,参与法庭诉讼,在城邦政治中享有巨大影响力。担任使节谈判的活动:与亚历山大和谈(Plutarch,Phocion,17);与安提帕特(Antipater)谈判(Plutarch,Phocion,26-27)。在公民大会发言及提出动议:讨论墨伽拉的求援(Plutarch,Phocion,15);建议支援赫勒斯滂的盟邦(Plutarch,Phocion,14);与德摩斯梯尼的辩论(Plutarch,Phocion,16);反对答应腓力的和平条约(Plutarch,Phocion,16.5);反对庆祝腓力的死亡(Plutarch,Phocion,16.6);受到德摩斯梯尼的抨击(Plutarch,Phocion,17.1);受到莱库古的批评(Plutarch,Phocion,9.6;17);讨论亚历山大提供战舰的要求(Plutarch,Phocion,21);讨论亚历山大的死亡消息(Plutarch,Phocion,22);与利奥斯典纳斯和许佩理德斯辩论(Plutarch,Phocion,23);提出动议向安提帕特派遣使者(Plutarch,Phocion,26)。参与法庭诉讼:在诉讼中发言为埃斯基涅斯辩护(Aeschines,The Speech on the Embassy,170;184)。军事才能、德行和演说技巧无疑是福基昂多次担任将军职务并成为城邦政治领袖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他与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领袖并没有区别。

福基昂显然不是公元前4世纪中唯一一位将军兼政治家。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的军事生涯开始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他在赛诺西马(Cynossema)、阿拜多斯(Abydos)和基济库斯(Cyzicus)战役的胜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Thucydides,8.105-106;Xenophon,Hellenica,1.1;Diodorus.13.50-51.,随后在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保全雅典及推翻三十僭主的活动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特拉叙布鲁斯在雅典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他拥护民主制,主张恢复津贴制度,赋予外邦人公民权,在科林斯战争中积极反对斯巴达,并开始重建雅典的长墙。R.J.Buck,Thrasybulus and the Athenian Democracythe Life ofan Athenian Statesman,(Historia,Einzelschriften,H.120.)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98,pp.100-105.在此之后,科农(Conon)的辉煌成就可能削弱了特拉叙布鲁斯的影响力。不过在科农死后,特拉叙布鲁斯再次活跃在雅典政坛。他成为主战派领袖,率领舰队在爱琴海地区征收贡金,支持罗德岛(Rhodes)对抗斯巴达,占领拜占庭(Byzantium),对通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船只征税。R.J.Buck,Thrasybulus and the Athenian Democracy,pp.115-118.但随后在阿斯潘多斯(Aspendus)的意外遇袭终止了他的政治生涯。Xenophon,Hellenica,4.8.25-30

与特拉叙布鲁斯类似,阿尼图斯曾于公元前5世纪末担任将军,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p.431-432.在之后苏格拉底审判中,他是一位主要的起诉者。审判的结果与柏拉图与色诺芬的记载表明,他在雅典政坛的影响力不容忽视。Plato,Apology,18b;Xenophon,Apology,29-31.阿里斯托丰(Aristophon)同样参与了推翻三十僭主的行动,在公元前363年曾担任将军职务,并提出过众多法案动议,其中一些法案影响巨大。例如阿里斯托丰曾提议恢复梭伦法律,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辞中有所援引。参见Demosthenes,Against Eubulides,30-32.有记录表明,公元前347年阿里斯托丰仍在公民大会发言。倘若如此,仅在公元前4世纪,他活跃于雅典政坛的时间便至少持续了53年。关于阿里斯托丰将军职务及其他活动,参见R.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 684-321 B.C.,p.446.

在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雅典较长时间处于和平状态,面临的内外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将军们缺少了许多展示才华的机会,但与福基昂一样的将军兼政治家仍不乏其人。例如:卡利斯特拉托斯曾3次被选为将领,与伊菲克拉底(Iphicrates)一道指挥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并在建立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卡利斯特拉托斯的政敌梅拉诺浦斯(Melanopus)同样是一位将军兼政治家,他曾提出法令动议,多次担任使节,并受到德摩斯梯尼的受贿指控;关于德摩斯梯尼对梅拉诺浦斯的受贿指控,参见Demosthenes,Against Timocrates,127.米迪亚斯(Meidias)是德摩斯梯尼在公民大会中的强力对手,他至少两次担任将军,之后还担任骑兵指挥官。除这些影响力较大的将军之外,还有很多诸如奥托克勒斯(Autocles)、卡里阿斯(Callias)等政治影响力较弱的将军兼政治家。几位将军的职务及其他活动的相关记录,参见R.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 684-321 B.C.,pp.473,482,447,471.关于米迪亚斯将军职务的讨论,参见L.Tritle,“A Missing Athenian General:Meidias Kephisodorou Anagyrasios,”Athenaeum,vol.70,1992,pp.487-494;L.Tritl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Athenian Strategia,”p.126.此外,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将军中,有诸如卡布里亚斯(Chabrias)、提莫泰乌斯(Timotheus)、伊菲克拉底和利奥斯泰纳斯(Leosthenes)这样出众的将领以及不太出名的科斐梭芬(Cephisophon)和瑙斯克勒斯(Nausicles),他们与公元前5世纪的将军一样,为城邦提供了军事领导,处于口传社会环境下,在必要时向民众讲话,并参与到城邦活动中。关于他们的将军职务和政治活动的相关记录,参见R.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 684-321 B.C.,pp.448,511,470,474,479,486.

上述几位将领的生平反映了将军在雅典城邦政治中多样化的角色。在他们的事迹中,参与政治事务与否并非一条区分将军群体与演说家或政治家的清晰界限,这点与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大致一样。与前一个世纪的先辈们相似,公元前4世纪的将军们大多数的确在政治活动上不活跃,但成为政治家或发挥过政治作用的人绝非个例。

如果说上述的列举容易聚焦在个别人物忽略普遍情形的话,那么关于将军及其他政治人物活动情况的数据统计或许能更好地揭示将军参与政治的情况。本文统计将军参与政治活动的思路分为两步:首先确定将军参与政治活动的数量和比例,其后在活跃的政治人物中确定将军群体的数量和比例。本文的统计以将军在公民大会提出动议和发言为准,担任使节的将领并未包括在内。确定活跃政治人物的标准为:(1)文献记录中的政治领袖;(2)任何有参与政治活动记录的雅典公民,包括公民大会发言,提出议事会及公民大会动议,以及公民大会通过其动议。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统计方式存在诸多不足,受限于稀少的证据,一些将军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并不明确,尚存争议。另外,如果以城邦每年选举10位将军来计算,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之中应有上千位将军,大量将军无法为我们所知,不过以上述个案情况为依托,在整个已知将军的范围,统计仍有一定参考意义。可以补充说明两个阶段中将军参与城邦政治的情况。

图1 公元前5—前4世纪参与政治活动的将军数量和比例图1、图2统计所需信息均来自福尔纳拉和狄韦林两位学者的著作,参见C.W.Fornara,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from 501 to 404,pp.136-139;R.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684-321 B.C.,pp.54-556.计算方式参考了哈梅尔的统计方式,参见D.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32-39;D.Hamel,“Strategoi on the Bema: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uthority,”pp.33-35.计算方式:最小值=参与政治的将军人数(28)/已知将军数量(145,去掉两位存疑)=19.31%(四舍五入保留整数),最大值=参与政治的将军人数(30)/已知将军数量(135,加上两位存疑)=22.2%(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图2计算方式相同(存疑的两位参政将领:厄菲阿尔特、希帕波鲁斯)。

图2 公元前5—前4世纪活跃的政治领袖中将军的数量和比例

由图1、图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首先,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两阶段中将军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没有显著变化。公元前5—前4世纪,有记录的将军人数约为243位,前后两个阶段中将军数量分别为133(147)和84(97)位特拉西布鲁斯(Thrasyboulos)在公元前5—前4世纪中都担任过将军,因此在统计中只记录一次。,参与政治活动的将军数量分别为28(30)和22(24)位,在两阶段将军总数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22%和23%—28%。在对公元前4世纪的统计中,优布鲁斯(Xenophon,Hellenica,5.1.5)、奥托克勒斯(Xenophon,Hellenica,6.3.7)、狄奥佩特斯(Diopeithes)(Demosthenes.18.70)、伊菲克拉底(Diodorus.14.92.2;Xenophon,Hellenica,4.8.34;6.2.39)、利奥斯典纳斯(Aeschines,The Speech on the Embassy,124)也列入了其中,若不考虑这5位,该阶段将军参政的百分比为18%—22%。在将军群体中,有政治活动记录的将军的比率在两个阶段大致相同,并没有显著下降,均在20%—30%之间。无论是统计情况还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将军的个案情况,都不能说明将军群体减少了政治活动。

其次,公元前5—前4世纪中参与政治活动的将军是将军群体中的少数。即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频繁的战事并没有增加将军的政治作用。如图1所示,在这段时间(公元前431—前404年)中将军参与政治活动的百分比为19%—20%。统计数据表明,公元前5世纪参与到政治中的雅典将军只是将军群体中的一小部分,这与公元前4世纪的情况并没有太大差异。此外,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参与政治的将军在整个将军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变化不大,且所占比例较低。若是将军们减少了政治活动,那显然不是某个阶段的特有情况。

最后,公元前4世纪中有更多将军群体之外的人参与了政治活动。从图2的统计中可以看到,若与城邦中全部参与政治的人员进行比较,公元前4世纪将军在活跃的政治家中所占比例较公元前5世纪有明显下降,约为11%—12%。上文所引用的相关文献材料也表明了这样一种变化,说明在将军群体之外有更多人参与了雅典的政治活动。

从上述文献和统计结果来看,公元前4世纪的将军并没有减少政治活动,他们在政坛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元前4世纪中将军群体之外有更多人参与政治活动。活跃于政坛的将军是将军群体中的少数,两个阶段中都有近80%的将军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记录。大部分没有活跃于雅典政治生活的将军似乎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分析将军的作用和地位而言,参与政治与未参与政治的将军同样重要,而后者正是分析将军“专业化”问题的关键。

现代学者关于雅典将军在军事领域存在专业化趋势的说法主要源于古代作家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领袖的评价。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pp.122-127;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p.45.但该说法受到评价内容和雅典城邦特征的两方面限制。从古代作家的评价来看,公元前4世纪作家在评价雅典政治领袖时有着各自的取向,并不能视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坛的真实全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古代作家多注重变化和新发展,而往往忽视传统的延续。雅典政坛中没有军事经历的政治家受到古代作家的关注,但在将军群体中,那些公元前5世纪保持一致的情况没有被提及。实际上,没有古代作家的记录表明,相比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将军减少了政治活动。这点也得到了本文统计结果的支持。

第二,古代作家更关心城邦政治领袖是否具备军事才能,以公元前5世纪担任过将领的政治领袖来批评公元前4世纪没有军事经验的政治家。德摩斯梯尼在提及雅典将领参与军事活动时,批评雅典的军事官员的选举不是为了战场。Demosthenes,Philippic 1,26.上文所提及的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也表达了对领袖和将领缺乏军事经验的看法。Aristotle,Politics,1305a7-15;Isocrates,On the Peace,54-55.他们对政治领袖的军事经验或能力的关注更多源于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军事实力的关切,而非雅典政治实际情况的反映。就将军职务的发展来看,雅典从小邦逐渐成长为帝国,新环境需要有更加一致和长期的计划。城邦需要官员和政治家来管理帝国事务,包括负责条约谈判、管理宗教节日、兴建公共建筑、控制人口增长及参与日益繁重的军事任务。正如康纳的看法,传统的抽签任职、任期限制和集体任职难以满足需要,将军一职恰恰提供了连续、专业的领导职位,伯里克利便是其中伟大的一位。W.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pp.122-127.但现有的证据无法确定将军在公民大会采纳其建议时多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军事生涯,也不能说他们达到了有效控制军事决策的程度。D.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9-14.即便如伯里克利这样能够长期对雅典政治施加影响的政治领袖,其影响力也不是主要来源于将军职务。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古代作家批评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家的根据是公元前5世纪政治领袖的军事能力,这根据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如果公元前4世纪存在学者认为的专业化趋势,那这种专业化反而没有解决古代作家们关注的军事能力问题。

第三,古代作家会将雅典历史上的领袖理想化,作为针砭现实的参照。在亚里士多德笔下,雅典值得肯定的政治家只有梭伦,而其他雅典历史上的重要领袖都一无是处。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25页。若以亚里士多德笔下梭伦的标准来看,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家显然都不合格。德摩斯梯尼和伊索克拉底两位演说家也常常将雅典过去的历史理想化,推崇公元前5世纪的民众和政治家。在批评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家时,他们将公元前5世纪的将军兼政治家作为楷模,指责当时政治家不再高尚,只会讨好民众,注重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第130-138页。讨好民众的演说者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德摩斯梯尼更是认为他们是城邦衰落的主要原因。Demosthenes,Third Philippic,2-3.Isocrates,On the Peace,12-13.他们笔下的理想化政治领袖成了批评现实的参照,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夸大了公元前4世纪将军不参与政治的情况。

从古代雅典的社会和政体自身来看,公元前5—前4世纪将军职务的专业化趋势存在诸多客观限制。芬利在《领袖与追随者》一文中指出:“技术专家,特别是军事专家,始终在施加影响,并始终在试图扩大这种影响。但政治决策要靠政治领袖来裁定,今天与过去没有什么差别。‘管理革命’并没有改变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M.I.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第13页。若公元前4世纪雅典将军与演说家的分离说法源于19世纪的社会进步、分工以及专业化的概念L.Tritl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Athenian Strategia,”p.125.,那么专业化的说法则部分源于20世纪技术专家治国概念的影响。但这一观点本身就存在一定理想主义因素邓丽兰:《20世纪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科学介入政治的一个历史比较》,《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忽视了古代雅典的社会和政体对专业化的客观限制。

首先,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雅典的军事化程度都非常低。第一,雅典没有培养军事指挥人员的机构和制度。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与想要学习军事技艺的年轻人展开对话,使他们注意到将军职位的责任,劝勉他们学习有关业务。正是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培养,所以色诺芬才会评价苏格拉底此举具有重大贡献。Xenophon,Memorabilia,3.1.尼西阿斯在西西里远征前的审议中也表达了对年轻人担任将领的忧虑。Thucydides.6.12.以现代标准来看,这段时间雅典的军事实践,就战术、战略等方面来说较为质朴简单。战争在大部分时间以尝试过的既定模式进行,而少有理论和实践创新。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1.第二,雅典没有专业的军事训练制度。尽管后来雅典也出现了为期两年的军事训练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42.2-5.,但这种专业程度不及斯巴达、阿尔戈斯和底比斯,而且指导训练的,也是城邦每年任命的民事官员。第三,雅典没有包括后勤补给在内的专业化战争部门。W.K.Pritchett,Ancient Greek Military Practices,Part I,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30-53.这是雅典的社会和经济特征,也是限制专业化的客观条件。

其次,将军一职在雅典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公元前480—前466年)。自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经历了数次战争(尤其是希波战争),随着军事执政官(archon polemarchus)权威的衰落,将军职务逐渐从城邦中脱颖而出。将军职务的形成是时代的需要,也是雅典人逐渐探索的结果。这点与后来“演说家”的出现类似正如芬利在《雅典人民领袖》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人民领袖是雅典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因素,适用于所有领导人,雅典政治领袖之间没有实质区别。见M.I.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第46-47页。,两者都是参与城邦政治的公民在新环境下围绕城邦事务的新变化,而不是某一阶段的特殊现象或制度创新。

最后,雅典政治自身对于专业化就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结构性”限制。主要包括两点:其一,雅典政治中公民大会对于将军的监督和惩罚向来严厉。一次军事失败或行动不力便可能面临着“叛国”或“受贿”的起诉。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pp.146-152.一位将领的经验积累和技艺锻炼很可能因国内政治活动而被迫中断。例如,修昔底德在安菲波利斯陷落后被放逐Thucydides.5.26.;阿吉纽西战役后雅典人对将军的审判,最终导致2位将军逃亡,6位将军被处死Xenophon,Hellenica,1.7.34。其二,雅典政体中的某些派系斗争也会牵连到军事人员。以骑兵为例,骑兵部队的训练和指挥需要大量时间和技巧,可谓古代社会中的“技术兵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骑兵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保卫阿提卡的唯一力量,骑兵部队及其指挥官经过战争磨炼,其规模和技艺都属当时希腊世界前列,但大赦后的雅典当局对一些骑兵的态度并不友好,导致不少骑兵离开雅典。I.G.Spence,The Cavalry of Classical GreeceA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Athe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216-230;G.R.Bugh,The Horsemen of Athe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4-129,142-153.这种专业军事人员的流失正是雅典政体特征对于专业化的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在军事化程度较低的古代雅典,专业化这个说法本身就存在诸多不妥之处。雅典公民以城邦生活为中心的特征也不可能出现绝对意义上的专业化,不能以现代社会“技术专家”的概念来理解古代的城邦政治,德摩斯提尼这样重要的演说家在战争期间一样需要进行军事战斗。Aeschines,The Speech against Ctesiphon,159;253.即使我们放宽标准,假设雅典在军事领域存在某种程度的专业化,那么这种现象也非公元前4世纪所独有。

结 语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相较公元前5世纪,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将军中,参与政治活动的将军所占比例没有显著变化。易言之,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将军并没有真正减少政治活动。事实上,若不计影响力的大小而言,无论是在公元前5世纪还是前4世纪,雅典将军群体中都有伯里克利和福基昂这类在城邦拥有政治影响力的将军兼政治家。除此之外,在两个阶段的统计数字背后是大量如菲洛克拉泰斯(Philocrates)和帕基斯(Paches)这样的将领菲洛克勒斯执行押送战俘的任务(Xenophon,Hellenica,2.1.31);帕基斯执行撤销密提林屠杀的决定(Thucydides.3.49)。,他们承担着雅典繁重的日常任务,而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记录。另外,学者们往往忽视的是,在公民大会上没有发言或没有发言记录的将军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便一直存在,且占据了将军群体中的大部分。他们的情况无法证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将军减少了政治活动,也不能说明该阶段存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专业化。

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面临的战争并非持续不断。在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中,雅典将领显然缺少更多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与此同时,更多的雅典公民参与到雅典的政治生活中。但从上文的统计和案例来看,这并不意味着将军减少了政治活动。实际上,将军自始至终都是城邦严格掌控下的军事将领,他们对城邦政治的基本规则也都娴熟于胸,比如上文提到的福基昂、提莫泰乌斯和伊菲克拉底等人。从这点上来看,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将军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无本质区别。政治领袖缺乏军事经验的说法与雅典政治和整个希腊世界的发展有关,将军与演说家的分离以及军事领域专业化的说法并不能够有效解释这一现象。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2-0026-11

收稿日期:2018-11-06

作者简介:张岩,男,山西万荣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晏绍祥,男,安徽金寨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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