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书写与个人困厄
——论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未完成”现象

林 玮

摘 要:在老舍的一生中,有五部未能完成的小说,分别是《选民》《蜕》《民主世界》《小人物自述》与《正红旗下》,内容涉及两大主题:讽刺社会弊端,书写个人、民族的历史。这种内容相近却又多次中断书写的循环,构成了老舍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现象。文章将从写作风格、主题蕴含、精神向度三方面诠释这一“未完成”现象,联系时代语境,透视残篇断章背后老舍对小说写作的可能性探寻和主体精神困厄。

关键词:老舍小说;“未完成”现象;写作风格;主题蕴含;主体精神

对作家来说,有一两部未能完成的作品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但若多次中辍且残篇指向同一主题,这种现象就值得进一步思考。据张桂兴考证,老舍未完成的作品共有20多部张桂兴:《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青海师范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小说文体占大多数。在这些未完成的小说中,有原文存世的仅有六篇其余未完成的小说,一些停留在了只构思阶段没能付诸实践,如《二马》续篇和原计划在《正红旗下》后创作的另外两部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些原文不知所踪,如《大概如此》《病夫》《二拳师》。《二拳师》中的部分情节被老舍改编成了短篇小说《断魂枪》,但《断魂枪》毕竟已经不是《二拳师》的原文了。,分别为:《选民》《天书代存》《小人物自述》《蜕》《民主世界》《正红旗下》。书信体小说《天书代存》是老舍与赵少侯合著,不列入本文考察对象,其余五篇均是老舍一人所作的残篇。内容上,五部作品延续了老舍一贯的主题追寻:文明批判与讽刺社会弊端,书写个人、民族的历史。就阅读体验而言,这五部残篇相似的命运和对以上主题的反复书写,则给人一种周而复始的重复之感。

除《正红旗下》受制于紧张的政治形势,直至老舍去世也没有机会续写,其余四部小说都是可以在外部干扰因素减弱后继续创作的。但是,老舍没有选择将中辍的小说捡拾起来,继续完成,而是选择重新开篇,书写相似的故事而又最终放弃,留下残篇之憾。这种怪圈般的循环构成了老舍小说创作中一种值得探究的“未完成”现象。循着这一现象,回溯这些残篇的创作历程,考量其背后潜隐的创作探寻与个人困厄,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一、难以收尾的讽刺

从凭借《老张的哲学》登上文坛起,幽默与讽刺一直被视为老舍作品的重要特征。老舍地道的京白配上狄更斯式的幽默讽刺,在当时的文坛上很是特别。商务印书馆在《老张的哲学》的广告中就称其为“新鲜的作品”,“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们亦宜换换口味”。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页。 不过,在当时,也有人批评,认为老舍讽刺作品的收尾总是不够完美。“《老张的哲学》末尾找补书中未死各人的结局,散漫无归;《赵子曰》末一段赵子曰向末大年、武端说的话,意思不大明显,不能将全篇收住”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页。,“至于顶足为全小说的完整之破坏的,是丁二爷一个人物的结局”李长之:《离婚》,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34页。。从不够完美的收尾到难于收尾的“重复”,老舍与“讽刺”的纠葛,贯穿了他的创作历程。

小说《选民》《蜕》《民主世界》承续了老舍一贯的讽刺风格。老舍很少谈起这些未完成的作品,在创作谈中往往是一笔带过。老舍甚至没有把这些正式连载过的残篇当作自己的作品,在回顾之前的创作时只是说:“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见老舍:《“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8页。结合时代背景来看,战争是《选民》以及同时期其他小说未能完成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诱因。应当说,战火的蔓延和生活的坎坷流离仅仅是表面因素,更重要的是战争引发的民族危机感削弱了创作的动力。“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老舍:《这一年的笔》,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选民》连载于《论语》第98期至115期(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该小说最初是以《选民》为名在《论语》半月刊98-115期上连载的。后来,香港作者书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将此书出版,取名为《文博士》。但据史承钧考证,《选民》并没有写完,《文博士》中的《序》也是伪造的。参见史承钧:《〈选民〉(〈文博士〉)应是未完成之作——兼论此作究竟有没有“初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讲述了留美归来的哲学博士文博士,为了获得权势,来到济南一路“披荆斩棘”的故事。这部小说确实有些“太平歌词”的味道,叙事者时而道德立场鲜明,时而又滑向文博士一端,时而严肃,时而插科打诨。用老舍自己的话说是“郑重的去思考,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老舍:《“幽默”的危险》,张桂兴编:《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这种“不郑重”的基调在“七七事变”后的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按照小说已有的情节链条推演,叙事者若是倒向公正的道德立场,小说很可能会像《猫城记》那样,悲观地收场;叙事者若是继续保持“不郑重”,小说就会有一个闹剧般的结局。在战争语境中,这两种结束方式都过于消极,不利于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的生成与提升。同时,老舍也不愿给故事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以文博士之流被惩戒收尾。如此这般两难处境,老舍只好中断书写,留下残篇。

《选民》中辍数月后,老舍开始在宣传抗战的通俗刊物《抗到底》上连载新的长篇小说《蜕》。这依旧是一部针砭时弊的作品,暴露并讽刺了一个名叫阴城的死寂之城中的种种乱象。从小说中的表述及老舍战时经历来看,小说中的虚构之城——“阴城”是以济南为原型的。在原载于1938年2月15日《创导》的《致xx兄》中,老舍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济南的所见所闻:“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廿五六日,伤兵过济者极多,无衣无食无药物,省政府似不甚热心照料。到站慰劳与看护者均是学界中人”,“青年学子,爱国心切,时约赴会讨论工作计划。但政府多虑,不准活动,相对悲叹。下半月,各线失利,而济市沉寂如常……”这些描述与《蜕》的情节多有相似之处(老舍:《致××兄》,《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版,第510-514页;张桂兴:《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青海师范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但不同于《赵子曰》《猫城记》等讽刺作品的是,小说在开篇预设了一个光明的结局,开篇的《解题》直白地点名了“蜕”的含义——在生死关头的蜕变、新生。而“七七事变”前不久,老舍还颇为抗拒这种“光明”先行的创作态度,在刊载于《宇宙风》第41期(1937年5月16日)的《“幽默”的危险》一文中表示:“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老舍:《“幽默”的危险》,张桂兴编:《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很显然,《蜕》已经“浪漫”“正确”了许多,不过老舍还是老舍,讽刺手法中悲郁的底色犹在。最终《蜕》并没能彻底完成蜕变,它只连载到了第十六章。此后,文协的工作分散了老舍的创作经历,《抗到底》的停刊也使《蜕》之连载失去了刊物依托。但比起严峻的外部因素,讽刺叙事的难以为继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讽刺如何与“蜕变”衔接是一个难题。虽然有五名爱国大学生代表了新生与希望,但他们遭遇的挫折在凸显了爱国之心的同时,也映照出阴城的黑暗与失序。王德威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一书中称老舍小说中闹剧与煽情悲喜剧的模式并存,并且两种模式都在相互扯对方的后腿。这种扯后腿的拉扯感在《蜕》中尤为明显,两方的撕扯甚至使小说流露出难以调和的分裂感。讽刺本就是“用来使某一主体显得荒谬可笑,引起读者对这一主体产生乐趣、鄙夷、愤慨或蔑视的态度,并以此来贬低这一主体”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页。。用情节上的“积极”和“蜕变”去冲淡悲观反而会削弱讽刺的力量。激昂的抒情与辛辣的讽刺拼接在一起,并不能中和讽刺中的悲怨底色,反而消解了开篇预设的乐观主调,使叙事者显得矛盾而焦灼。除此之外,情节上的“蜕变”也十分生硬,缺乏说服力。让人印象颇深的是,五位爱国青年在奔赴前线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颇似《猫城记》中小蝎的青年,他满嘴悲观论调,认为任何努力都是徒劳,只想死在前线寻得解脱。随后,这个青年在一场轰炸后“像由梦中惊醒了似的”彻底地焕然一新,主张要去积极杀敌。人物态度的急转不仅十分突兀,而且显得失真、苍白,缺乏说服力。

其次,从小说的文本构成来看,老舍应该是将《蜕》作为一部规格较大的长篇来构思的。从已有的情节线索来看,五位爱国青年依旧前路漫漫,“中间人物”还在徘徊摇摆,小说需要较长的篇幅才能迎来最终的“蜕变”。而问题是,这种缓慢的情节推进恐怕并不符合通俗抗战刊物拟想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蜕》开始连载不久,张天翼《华威先生》的译介就引发了“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论争,随后老舍创作的第一部讽刺剧《残雾》也因结局不“圆满”在上演时被导演修改了结局,正是人们对讽刺中的消极、悲观因素格外敏感的时期。这些恐怕也是《蜕》不得不处理的难题。最终,这篇本来要表达“蜕变”的小说终止在了“中间人物”决心蜕变并打算有所行动的那一刻。失去了下文的承接,本就空泛的“蜕变”宣言也变得苍白无力。这样的“结尾”比照开篇的《题解》,反而生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老舍搁置了小说创作,将创作重心转移到了更具宣传性的通俗文艺和话剧剧本创作上。他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抗战文艺实践活动中,直到1943年才又开始了小说创作。颇有意味的是,老舍恢复小说创作后首次发表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仍是一篇讽刺意味颇浓的作品。1945年老舍再次以讽刺的笔法创作长篇小说《民主世界》,连载于《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1期至第4、5期合刊。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颇富“民主精神”的金光镇,讽刺了国统区中各种社会乱象。在小说中,老舍复归了以往的讽刺风格,不再刻意添加急切的昂扬与积极的宣言。这也意味着《民主世界》极有可能重复他之前的讽喻现实之路,容易由讽世的辛辣滑向怨世的悲观。小说在开篇就已显露了这种征兆:与滑稽的“民主人士”对应的,是束手无策的普通百姓,在为官者“民主”丑相的背后,是民众的苦难生活。按照这样的叙事逻辑,金光镇很容易被塑造成第二个猫城。而《猫城记》自发表之日起便饱受批评,老舍在创作谈中也是百般懊悔,这部被指责过于悲观、消极的小说几乎成了老舍的一块心病,所以金光镇万万不能再次“重蹈覆辙”。在同一时期的讽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中,老舍常常写出略带“开放式”的结尾,在恰到好处之时中断叙事,既避免了滑向悲观,也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长篇小说往往追求“全景式”地记录时代变迁,以上收尾策略在长篇创作中并不能获得较好的艺术效果。拒绝刻意的积极,也不能再延续固有的讽刺调子,《民主世界》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遗憾的是,老舍没能突破这一窘境,他又一次中断创作——《民主世界》在1945年年底停止了连载。

《选民》《蜕》《民主世界》与《猫城记》在情节模式上都十分相似,都是由外来者(叙事者或叙事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带领读者,进入某一特定区域,暴露并讽刺种种不合理现象,这似乎构成了老舍讽刺作品中一种恒定的结构模式。而老舍面临的困境在于,他无法调整这种逐渐固化的结构模式,使之适应战时的文化语境。长于表现时代“横截面”中短篇小说尚可以“戛然而止”的方式收尾以引人深思、强化讽刺效果,相较而言更注重情节推演和叙事逻辑的长篇小说则不得不直面这一难题。从《选民》的中辍、《蜕》与《民主世界》的创作尝试中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自己讽刺基调的不合时宜并积极地做出改变,探索讽刺风格更多的可能性,但无奈创作实践不尽如人意。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老舍的讽刺表达中悲郁的底色与救亡、抗争的时代主题相疏离,讽刺叙事的惯性模式又常常溢出战时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老舍做出的尝试与改变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所以难以摆脱以往的风格惯性,无法以自己擅长的创作手法回应时代、民族国家的文艺需求。同时,老舍也不能做到完全放弃小说创作的审美性追求。最终这些小说残篇并不是不能收尾,而是难以收尾,所以不再继续。

二、难以书写的自传体

在《我怎样写〈离婚〉》中,老舍曾感叹:“也许这是个常有的经验吧:一个写家把他久想的文章摞在心里,摞着,甚至于摞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自传体的长篇应该可以算是老舍摞在心里的文章之一了,而且不幸地被他言中,还真的就摞了一辈子。老舍一生曾经两次尝试创作自传体小说未果,《小人物自述》载于《方舟》第39期(1937年8月1日),只刊载了前四章;《正红旗下》大约创作于1961年年底至1962年前后,在老舍生前并未正式发表。无论是《小人物自述》还是《正红旗下》,在它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中都有些不合时宜,两次创作也因此都以中断书写告终。

两部小说的“不合时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小说题材的不合时宜。两部小说的创作时间相隔约24年,都不是书写自传体小说的好时机。《小人物自述》创作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愈演愈烈使老舍无法心安理得地追忆个体的历史,救亡的呐喊势必会压倒“自述”的冲动,“小人物”也必然会湮没在大时代中。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看到了书写自传体小说新的可能性。此前,老舍从未公开表明自己的满族身份,在小说中也有意模糊人物的满族背景:《小人物自述》中“我”的父亲是在外地经商,这显然并不符合老舍的家史。受到宪法保护的民族平等原则使老舍看到了书写以满族为民族背景的自传体小说的可能性,1961年左右,老舍开始创作新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但在同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参与了文学规范的建构,文学评价的尺度锁定在阶级论分析的层面。在这个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文学场中,小说的题材有了合宜与不合宜之别。很显然,《正红旗下》的题材并不符合当时“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要求。从前后两次自传体创作的差异中能看出老舍尽力在向时代的要求靠拢,两部都是从“我”的出生开始写起,两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情节、描写也都遥相呼应。但《小人物自述》更突出“小”与“自”,小说以“我”为中心,文中也多有个人化的抒情和议论。《正红旗下》则侧重表现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族群的命运,从历史、社会而不是个人的角度去书写这部自传体小说。即便是这样,《正红旗下》也依旧是不合时宜的。从题目便可以看出,这部自传体小说表现的并不是“人民的斗争”,而是选择了特定族群作为表现对象。虽然旗人也分三六九等,像老舍一样家境清贫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他们终究是曾经的特权阶层。从清王朝日益衰败并最终被推翻的史实来看,满族旗人也并非历史洪流中的进步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已有过数次大规模的批判浪潮,小说题材也始终是文学批评中的重点问题。“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五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5页。。在这样的批评准则和历史情境中,创作《正红旗下》不仅不合时宜,甚至还有被批判的危险。

2.言说历史的方式也有不合时宜之处。不论在抗战还是新中国时期,老舍回溯历史时流露出的情感往往与民族国家“大叙事”主调相背。老舍笔下的辞旧迎新,往往有着哀怨的底蕴。老舍总是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那些被统称为旧文化与旧传统的林林总总,他承认时代的更迭、历史的前进,却不愿抹杀这些旧事物曾经的合理性,所以在回溯过去时,叙事者的语气总是清醒中带着哀怨。《小人物自述》中有大段的独白表达这种伤感的情绪;《正红旗下》在批判旗人文化的同时,也有对祭灶、洗三礼等传统习俗饱含深情与眷恋的描绘。除此之外,小说的情节中也总是流露出悲剧意味。不仅是自传体,老舍的小说作品,只要涉及“旧事物”题材,都会流露出相似的情绪。在虚构的情节中,老舍在表现一个时代的逝去时,总是强调这种逝去并不是文化自发的更新换代,而是特殊的外部环境的需要。《断魂枪》的背景是外国侵略者非正义的炮声与侵略;战胜老字号的,是洋货的入侵、商业的恶意竞争与不择手段的牟利。而且,小说中“落后”的人物、时代的弃儿,往往是《老字号》中的店员、《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这样的普通市民。他们虽然勤恳工作,努力想要挽回局面,却依然会每况愈下。出生于清末,在底层环境成长起来的老舍明白,对于这些人来说,历史的确时时在那儿牺牲着人命,历史的新光明也的确来自地狱。所以对于“落后”人物的悲剧命运,老舍也致以深深的哀叹。虚构的情节尚且如此,更何况以记忆中真实的人事为蓝本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呢?尽管老舍尽力从历史、社会的角度去表现正红旗下的变迁,但他还是难以将阶级分析的框架叠加于自己鲜活的记忆之上。《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并不是个主动顺应时代需要的人,也看不清国家、民族的现状,但他慈悲心肠,关心底层民众,又乐于助人。这个人物是以老舍重要的恩人宗月大师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老舍是万万不会因为他的“落后”而把他塑造成反面人物的。老舍在这里遭遇了和讽刺问题相似的困境,即基于生命体验的叙述基调与时代氛围的疏离。在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中这一矛盾很难调和,用阶级分析法书写自传体小说本就带有悖论意味。若是按照阶级分析论的剪裁记忆,写出的小说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自传体。并且,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口号下,无论是文学还是价值观都与政治关系密切,老舍面临的不是主流—边缘之间的选择,而是只能在正确—错误中抉择。在当时,已有人指出老舍的《茶馆》中有过多的凭吊之情张庚:《〈茶馆〉漫谈》,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42页。。《正红旗下》再创作下去的话,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在写完第十一章后,老舍再一次放弃了自传体小说的创作。这一次的放弃使他抱憾终生,老舍离世前几个月,去香山看望王莹夫妇时,还念念不忘自己想要创作的历史小说三部曲,最后不禁热泪盈眶:“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纪念老舍逝世十八周年》,《瞭望周刊》1984年第39期。老舍放弃《正红旗下》的创作,让人感慨那句“不传!不传!”的一语成谶。

三、“未完成”的找寻

通过梳理上述作品可以发现,这些未完成的小说不仅命运相似,在主旨演绎、艺术呈现的瓶颈制约上也有一定的共通性。但讽刺叙事、自传体书写的难以为继只是“未完成”现象的表象,其后潜隐的个人困厄才是这一创作症候的主因。在《文学概论讲义》中,老舍曾说过:“经验与想象是艺术组成的两端”,“假如戏剧与诗艺是以思想装入形式,小说是以想象变化形式”。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如果说想象是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那么这些残篇的中辍就意味着老舍难以依托个人经验为这些故事想象出合宜的远景,这也暗指了老舍于困厄之中难以思出可行的出路,未能完成突破路径的找寻。在这难以挣脱的困厄中,既有时代的外部因素也有老舍的个体原因。

时代环境的“催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38年抗战的爆发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群体都有整体性的影响,这两个历史节点性事件也构成了老舍文学创作历程中阶段性的时间标识。于老舍个人而言,不仅他的社会身份有所变化,在文学创作上的变化也是显著的:更注重文学的实用性、功利性,小说的创作质量和密度出现滑坡,散文与杂文中既洋溢着激昂的情绪,也流露出唯恐落伍于时代的焦虑感。很显然,这种转变是自觉而非自然的,是老舍在外部环境、个人境遇和生活体验都发生重大变化后做出的自觉调整。老舍是一位极富民族责任感的作家,抗战爆发与新中国成立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致《宇宙风》编辑陶亢德的信中,老舍曾这样写道:

一天的工作——且承认它有些用——不过是那么一点点呀!我不能安心去睡,又不能不去睡,在去铺被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无知的小动物,又须到窝穴里藏起头来,白白的废去七八个小时了!这种难过,是我以前所未曾有过的。我简直怕见天黑了,黄昏的暮色晚烟,使我心中凝成一个黑团!我不知怎样才好,而日月轮还,黑夜又绝不能变成白天!老舍:《致陶亢德》,《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战火的迫近使老舍陷入了自我怀疑的痛苦和无力感中,也促使他以积极的态度去做些“有用”之事去对抗那种前所未有的痛苦,以“快活得要飞了”的热情投身抗战。同样,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舍也做出了相似的改变。对于出生于民族忧患之时,经历过动荡与战火的老舍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大事件。并且,老舍归国后看到了北京城中种种利民的变化,这也使向来关注人民疾苦的他备受鼓舞,继而热心地参与新中国的文艺建设。外部因素的冲击使老舍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新的自我期许,但新期许与旧风格之间的跨度过大,老舍在思维习惯与文学表达两个层面一时间都无法顺利过渡。所以在写作时,尤其是创作虚构类作品,老舍往往力不从心,作品实际流露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常常溢出作品预设的主题框架,导致作品情节上的难以为继。

老舍早年的生命体验与旅英期间形成的文学风格偏好也是“未完成”的重要原因。作家的艺术风格受个人认知模式与个性气质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根植于人的成长经历中。在多篇创作谈里,老舍都谈到过成长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因为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越说便越不近情理,爽性倒是少说为妙吧”老舍:《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自幼贫苦的生活使老舍在性格上偏于沉郁,需要精于算计才能温饱过日的经历也使他更擅长从“形而下”的角度表现生活中琐碎、凡俗的一面。所以,当时代语境需要作家以积极的态度去全景式地表现“大时代”、书写“大叙事”时,老舍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除此之外,旅英经历也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在伦敦大学任教期间,老舍开始了正式的文学创作。在教书之余,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作品,比起早前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对老舍创作实践的影响也更加直观。从老舍之后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中也能看出,英国文学传统对老舍文学观有较深的影响。老舍旅英期间阅读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创作方式,与当时中国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异。这一方面成就了老舍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给老舍之后的写作带来了困扰:狄更斯式的幽默与康拉德的“nothing”并不适合表现严肃的启蒙与急切的救亡。虽然老舍在创作手法上多有调整,最初的艺术旨趣还是无形中影响着老舍的创作。从《蜕》与《民主世界》的尝试中也能看出,老舍并未改弦更张、完全抛弃旧有风格,而是在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甚至在文学规范稍有松动的“百花时代”,老舍还创作了颇有当年《幽默诗文集》风格的讽刺短篇小说《电话》,并且发表了《谈幽默》《谈讽刺》《谈悲剧》等文章,试图寻回以往的风格。以上两种个人因素,前者是老舍人生的开端,后者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它们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却根深蒂固的。老舍自己对这些影响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它们有时是老舍积极改变时的阻力,有时又构成自我认同的重要条件。那些“蜕变”中的悲怨和不经意间流露出挽歌的曲调,就来源于这种矛盾的徘徊和挣扎。

这两种因素相互糅合,时代之“变”、个人的“欲变”与“不变”相互纠缠在一起,使老舍受困其中,难以调和民族责任感与文学追求之间的诸多矛盾。从多次重复书写可以看出,老舍始终在困境中寻找可供突破的罅隙。在以上两个方面,老舍都做出过相应的努力——积极响应民族、国家的号召的同时不忘以讽刺的手法进行文化反思,宁愿中断创作也不愿牺牲小说的艺术性,但最终在哪一方面都无法获得满足感与认同感。有研究者曾指出,老舍格外看重自己小说家的身份:“回归小说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老舍彻底的回归自我。”孙洁:《论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这句话不仅准确地概括了老舍的创作心理,也在无意间击中了老舍困厄的核心:个体如何彻底“回归”“自我”?如果说回归小说意味着回归“自我”,那么那个在其他事务上热心投入、积极参与的老舍岂不是被分割在了“自我”之外?事实上,这种分裂感也正是老舍的困境的根源。一方面,老舍极重视自己的作家身份,在山东时期便一度想要辞去大学教职专心创作,从《述志》《梦想的文艺》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着较高的自我要求。在投身抗战活动和新中国文艺建设时期,尽管创作受到种种限制,他也极看重自己的文艺生命:“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页。但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老舍又为作家的“实用性”感到焦虑。抗战爆发后,老舍开始对文艺的实用价值产生怀疑,在挥笔书写的同时也不停地反问自己:“但是,这到底有多大用处呢?”老舍:《致陶亢德》,《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4页。在写于1942年的《文艺与木匠》中,他将作家与木匠两种职业做了对比。虽然在文中老舍表示这两种职业没有高下之分,但实际上他还是为自己没能做出更多“实际”的贡献感到痛苦与不安。“我只感到惭愧,没有替人盖成过一间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笔墨,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呢?”老舍:《文艺与木匠》,《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老舍是一位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家,也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一员,这本不是彼此割裂的。家国天下情怀和现代作家的独立意识杂糅在老舍的内心,少了哪一部分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自我”。但抗战与新中国时期的社会语境在凸显群体力量的同时,也强化了群体与个体、“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对立关系。老舍内心又极排斥在两方之间“敷衍”的态度“敷衍”是老舍早年小说主要的讽刺主题之一,在《猫城记》与《离婚》中集中地讽刺了“敷衍”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在《何容何许人也》等散文中,老舍也常常表达“敷衍”的苦闷与不甘。,表示“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老舍:《新社会是一所大学校》,《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总是试图选择一方作为克服现有困境的途径。然而背反之处在于,无论他从哪一方进行“突围”都无法突破困顿的局面。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他依旧会焦虑于自己变成了“废物”,进而陷入无法获得自我认同的新困境中,最终只能在“转变”与“回归”中反复徘徊,苦闷不已且难以开解。

老舍小说创作的“未完成”链条在表面上与创作风格上“转变—回归”的徘徊路径相契合;深层机制上看,则是个人困厄中徘徊挣扎的轨迹主导了小说创作中的“未完成”现象。讽世与自传,作为这些残篇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是老舍初登文坛时独特风采之所在,后者是老舍一生最想完成的作品。老舍在这两个题材上重复的“未完成”现象的确让人唏嘘和惋惜。但正是这些作品的“不完满”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看到这些断章残篇的背后既有时代、文学的丰富讯息,也有老舍在时代裹挟下的无所适从与在个人困厄中的痛苦挣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1-0132-07

收稿日期:2019-04-10

作者简介:林玮,女,北京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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