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者的悲剧
——重读茅盾的《腐蚀》

阎浩岗

摘 要:《腐蚀》是茅盾小说中作者与读者互动最多、受读者影响最明显的一部。茅盾最初对原定结局的续写和改写是接受香港读者建议的结果,因为这种修改不违其艺术原则与创作宗旨;新中国成立初期该作再版时他不肯接受新的读者的批评意见而再度修改,也是为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尽管当年茅盾不方便承认,该作确实体现了作者对主人公赵惠明的人道主义同情。赵惠明离家、再离家到存疑的回家,勾画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人生轨迹,也喻示着个人主义者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的悲剧命运。赵惠明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离家出走”青年知识女性系列形象中的独特一例,这一形象的独特审美价值也奠定了《腐蚀》的文学史地位。

关键词:茅盾;《腐蚀》;赵惠明形象;个人主义

茅盾平生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并不多,算起来主要有《蚀》《虹》《路》《三人行》《子夜》《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劫后拾遗》《霜叶红似二月花》《走上岗位》和《锻炼》等十三部,其中比较成功、代表茅盾小说创作水平的主要是《蚀》《虹》《子夜》《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五部。迄今为止,研究《蚀》《子夜》《虹》的论著较多,研究《霜叶红似二月花》的近年也有不少,唯独《腐蚀》被相对冷落。茅盾曾说,他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茅盾全集》第3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页。

《腐蚀》发表后先是在香港和东南亚轰动,继而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产生很大反响,1950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故事片,票房一度也非常好。可以说,《腐蚀》与《霜叶红似二月花》共同代表了茅盾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水平。它的被冷落,应该与曾经的政治评价有关:同名电影热映期间突然被批评、被停映,主要原因是被认为同情国民党特务,而当时正值“镇反”运动高潮,从政治角度看,对特务予以同情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新时期思想解放以后,开始出现少数几篇从新的视角研究这部长篇的文章,例如研究其心理描写、叙事技巧,或是将主人公置于茅盾“时代女性”系列之中予以考察,发掘其“妇女解放”内涵,或“小资产阶级痛苦”主题。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腐蚀》的思想艺术成就很有帮助。作者自述及当年各种评论文章特别谈到作品揭露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意图,这一点非常明显,毋庸置疑。

然而,该作在茅盾小说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何独特之处?与其他作家笔下及茅盾其他作品中的“时代女性”相比,《腐蚀》中的赵惠明形象有无新的内涵?在今天有无现实意义?在国民党黑暗特务统治早已成为过去之后,这部作品哪些内涵还能引起普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兴趣?说到底,我们是否还可以从中发现某些超越时代的东西?作品具有哪些堪称经典的意义?这些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作者之于读者:迎合、满足与拒绝

《腐蚀》大概是茅盾创作中读者意识最强、作者与读者互动最多的一部。《蚀》的写作有卖文维持生计的考虑,有对读者的考虑(认为“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但更是想以自己“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读者反应及作品社会效果的考虑尚在其次。写《子夜》和“农村三部曲”时,虽也不能说没有考虑读者因素,但更是想以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现状的理解、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短篇《水藻行》首先是写给日本杂志发表的,考虑了国外读者的特点。而《腐蚀》是应港版《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之约而写,由于刊物刚刚创办,又是在环境异于内地的香港,必须考虑香港及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考虑刊物销路,所以,选材和写法方面是将读者接受放在首要位置的。

编委会决定在刊物上连载长篇小说是因为“全是硬性的政论文章”读者接受不了,会影响刊物销路;而连载的小说必须“内容能够吸引香港的读者”。大家认为茅盾写最合适,茅盾只好“沉吟片刻,咬咬牙”答应。他选择写“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以及特务机关的内幕”,是因这些“有一层神秘的色彩”,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茅盾全集》第3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417页。有可能像武侠、惊险小说那样以题材本身引起读者关注。确实,即使在今天,地下斗争、谍战或反特、监狱生活等仍然是普通受众喜欢的题材,因为它们能激发读者或观众的好奇心,有刺激和娱乐的功能。《腐蚀》创作中读者影响作者的另一直接表现,是作品的“续写”和结局的改变:原先的计划是写到小昭之死便结束,但许多读者给编委会来信,希望给主人公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邹韬奋鉴于读者要求,以及装订合订本的方便,请求茅盾考虑续写,茅盾于是就满足了读者的愿望和主编的请求。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读者又对作品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该给赵惠明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特务以自新之路”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茅盾全集》第3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421页。。这次茅盾虽也认真考虑了这些读者的意见,但仍然决定“终于不作任何修改”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茅盾全集》第3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页。

茅盾在《腐蚀》初刊时的接受读者意见,与后来拒绝按新的读者的意见修改原作,两种不同选择值得分析。

初刊时提出意见的读者是香港及南洋爱好文学阅读的普通市民或知识分子。他们要求作者给身为女特务的主人公出路是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出发,因为作品真实细腻的艺术描写打动了他们,他们已对主人公的遭遇和处境感同身受,并不将其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来看待,而是当作一个有缺点但不失良知的活生生的人,一个身陷逆境、绝境而不甘沉沦、竭力挣扎的孤独个体,因此高度关注其命运,对其错误乃至罪行有所谅解。这样一个人如果最后绝望或毁灭了,会使寻求阅读愉悦的读者感觉不爽。而茅盾早年便是人道主义者,虽然后来他接受了阶级论,但并未以僵硬的阶级理念抹杀人性关怀,所以他也认为赵惠明这样的人并非罪不可赦,应该被给予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读者正在接受铺天盖地的阶级论教育,区分“人民”和“敌人”是首要的政治立场问题,加之当时正值镇反、清除敌特运动高潮,赵惠明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在“革命化”读者心目中已远远盖过其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孤立无援的女子的身份,同情特务、同情敌人是革命伦理之大忌,于是才有对《腐蚀》结局与写法的批评。茅盾不肯接受这种批评意见,他申辩是为了政治宣传效果,即有利于分化敌人、分化潜藏的特务,实质上还是因为他不肯放弃人道主义,不肯为了政治理念而损害艺术本身的完整性。

在对新中国读者和批评家谈自己不肯修改的理由时,茅盾借用的是“一九四一年的极大多数的读者”的意见,表示“作者的我,也是在这样的论据上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的”,而据茅盾说,这“极大多数的读者”要求给赵惠明自新之路的理由是:

(一)既然《腐蚀》是通过了赵惠明这个人物暴露了一九四一年顷国民党特务之残酷、卑劣与无耻,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只是日本特务组织的“蒋记派出所”(在当时,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受了欺骗,以为国民党特务组织虽然反共,却也是反日的),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不少青年分子是受骗、被迫,一旦陷入而无以自拔的,那么,(二)为了分化、瓦解这些胁从者(尽管这些胁从者手上也是染了血的),而给《腐蚀》中的赵惠明以自新之路,在当时的宣传策略上看来,似亦未始不可。茅盾:《腐蚀·后记》,《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299页。

“一九四一年的极大多数读者”的这些意见,应该是茅盾根据《大众生活》编辑部转给他的读者来信概括而来。然而,读者的意见是否采纳,还是取决于作者的决断。如果说杨沫这样初涉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对20世纪50年代读者和批评家的意见还相当敬畏,那么作为资深著名作家和批评大家、文化部长、作协主席的茅盾有更多资本和底气拒绝自己不以为然的“读者意见”,尽管他对来自政治的压力也颇为忌惮。茅盾的忌惮表现为他不肯直接承认自己同情赵惠明,甚至还称“一九四一年的极大多数读者”也并非同情赵惠明,“因同情于赵惠明而要求给她以自新之路的读者,只是很少数”,而“极大多数要求给以自新之路的读者倒是看清了赵惠明这个人物的本质的”,这本质就是“不明大义”(敌我界限不清)。反抗动机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利害为权衡,一到紧要关头便软下来。给她自新之路只是出于分化、瓦解敌人阵营的政治宣传策略。在今天语境中,同情误入歧途的青年、罪孽不深的敌特胁从者,希望他们走向光明,早已并非政治忌讳:大量表现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活动题材的影视剧,甚至也不避讳军统、中统特务“虽然反共,却也是反日的”。《女子别动队》《误入军统的女人》之类作品已直接将赵惠明类型女特务当作正面人物或被同情的对象。茅盾当年若不同情赵惠明,就无法将其心理写得那么真实、那么细腻动人。事实上,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对笔下人物都有一种大悲悯: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写沙威因职责与良心矛盾而自杀,《九三年》中的贵族叛乱者朗德纳克侯爵还为救儿童而被捕;老舍《四世同堂》甚至对汉奸丑类祁瑞丰、冠晓荷等,也不无一丝悲悯;姚雪垠《李自成》更是将“封建地主阶级的的头子”崇祯皇帝当作悲剧主人公之一来写。

最初连载发表《腐蚀》的《大众生活》虽然是左翼刊物(主编邹韬奋同情共产党),但毕竟不是党刊。1941年时国共虽然发生激烈摩擦,但统一战线毕竟并未完全破裂解体,共产党仍然在重庆办《新华日报》。邹韬奋等人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一是其专制独裁,二是其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暗中与日伪有联络),其价值立场和出发点还是民主和人权、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而茅盾早期虽然也曾是中共党员,此时也是代表性的左翼作家,也以阶级眼光看社会,但他内心深处始终不曾放弃五四时期即已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把一切人当“人”看,而非仅将其作为政治符号看。此前他的《蚀》《虹》写小资产阶级、《子夜》写资本家、“农村三部曲”写中农和地主,虽然都写出了其阶级特点,但主要人物又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作者并未对之进行政治判决与批判,没有丑化、漫画化作为“剥削阶级”的资本家和地主,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满同情,真实细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矛盾,以致还因此被激进的左翼批评家指责。《腐蚀》之所以动人是因它并非简单的政治批判或揭黑幕之作,它同情地展示了赵惠明这一身份经历独特的人物作为个体生命的处境与感受,以及内心的愤懑、懊悔、纠结与希冀。后来茅盾不肯承认自己对赵惠明抱有同情是因当时语境中“同情特务”的帽子太大,他只好也勉强从政治效果角度自辩。

不仅将赵惠明当作“人”来写,《腐蚀》还写出了特务们的不同人品和不同性格。最后被赵惠明帮助逃走的女特务N刚被骗入特务系统,没有什么罪行,而且极力反抗丑恶势力。年轻的男特务F对赵惠明有所同情和关心,“虽然很猥琐而且懦怯得叫人生气,但也还有几分可爱之处——人性尚未完全失掉”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然而,“在这圈子里即使是血性而正直的人,也会销磨成了自私而狡猾”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赵惠明根据人生经验判断:“倘使为了自救,大概他虽则一面‘良心痛苦’,一面还是不免要跟我的脑袋开一次玩笑的。”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而赵惠明自己正是在受到上司怀疑、面临危险时,出卖了地下党员K和萍的行踪,后来因良心愧疚,又去给K通风报信。牢房看守“马同志”是东北人,“此人直爽,心地不坏”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以致小昭产生争取他的想法。陈胖子很阴险,拿赵惠明当枪使,与特务头目G内斗,后来又为了利益与G握手言欢,出卖了赵惠明,而且私通汪伪特务;但此人“到底是文职出身,还能顾全体面”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并不像G那样在女下属面前显露流氓相。《腐蚀》对特务的这种描写,与当时中国小说和电影中对特务形象的塑造判然有别。例如最著名的《红岩》中就未出现一个多少还有点良知、有点人性的特务,里面都是些“狗熊”“猩猩”之类,虽然真实历史中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中也有良知未泯者,例如最后放走罗广斌等人的那位特务杨钦典。除了这些特务,出入于舜英家的“老世伯”周总经理虽然政治上有疑点或污点,但他对赵惠明还有长辈的关心,使后者感到“人生毕竟还不如我们所想像那样冷酷”,“这世间有冷酷,但仍旧有温暖。任何人有他一份儿,只要他不自绝于人,只要在他心深处有善良的光在闪烁”。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这些都是超越政治立场的人性之笔。

关注社会、关注政治是茅盾毕生创作的特点,但发掘人性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寻求作品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是他不同于某些激进左翼作家之处。《腐蚀》确实也否定了赵惠明的个人主义,但是在学理层面,而非政治层面。

二、离家—再离家—回家(?):赵惠明的人生轨迹

赵惠明的人生轨迹,可用“离家—再离家—回家(?)”来表示。从这一人生轨迹,可以看出其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茅盾正是借助这些表达了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思考。

赵惠明的第一次离家是纯五四式的。在她十五岁之前,父亲对她十分宠爱。大概也是这种宠爱造就了赵惠明特别任性、特别自我的性格。在母亲去世之后,父女渐生隔阂。作品并未具体写父女矛盾缘何而起,只写到赵惠明离家出走那天父亲“满面怒容”,似乎“又是有几分不愿意”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女儿就此走开;姨太太却不仅不说和,反而“冷言冷语挑拨”。可见,父女矛盾与姨太太有关,或许也与娇宠惯了的赵惠明容不得姨太太夺去她一部分父爱有关。我们甚至也可以猜想,或许还可能由于赵惠明爱上贫困的小昭,而曾在国民政府内务部任职的赵父不同意。无论如何,赵惠明的离家出走是为了个人自由,也是其我行我素的个性使然。

赵惠明的第二次离家是离开她与小昭的小家,是由于和小昭意见不合。我们从作品的断片描述可知,小昭是个追求理想、坚持信仰,为之淡看物质生活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而当时的赵惠明虽然有极强个性,但她贪图物质享受,后来见了沦为汉奸的舜英夫妇的豪华生活也不无羡慕。因此,她与小昭注定会分道扬镳。她与希强同居之初,似乎希强正合乎她之所愿;然而,赵惠明心里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底线,所以,即使希强不是喜新厌旧、始乱终弃,她也注定会再次离开被发现了是汉奸的他。她生下了她与希强的儿子小“小昭”,最后忍心将出生不久的儿子遗弃,这固然由于她与汉奸的儿子让她抹不掉不愉快的记忆,但她选择弃子而去(也是再次离“家”),主要还是因为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了自己无牵无挂、潇洒自由地去做自己的事,实现“自我”——虽然她自己将这种选择解释为“我还有仇未报;我需要单枪匹马,毫无牵累地,向我所憎恨的,所鄙夷的,给以无情的报复!”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因为自己所受不公,给亲生儿子更大的不公——使之生下来便成为孤儿,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这毕竟是完全从自我利益出发而不计他人感受与利益的纯个人主义行为。

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是以“个人”的自觉为特点的。最早倡导“人的文学”的周作人特别对自己提倡的人道主义做了界定: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6月)。

他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并以树木与森林的关系为例,说明“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同时他也说明,这种人道主义也有利他之意,是“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爱人类”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6月)。的人道主义。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多年间,“离家出走”成为小说的重要叙事模式之一。此时青年的离家,大多为反抗封建家长、反对包办婚姻,或为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见识更丰富多彩的世界,寻求自我实现。因此,“孝道”是被解构的对象,家族血缘伦理被视为束缚个性、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个别极端者连自己的姓氏都想抛弃,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绝对独立、不依附于任何人也不担负传统伦理义务的个体。而周作人所言人道主义“利他”一面,一般只被理解为“为社会工作”,而不包括对大家庭承担义务;更有甚者,连自己小家庭也很看淡,因而对自己对下一代子女的义务也看轻了。在这里,“个人主义”既意味着个性张扬,个体生命价值凸显,也意味着个人奋斗及个人与群体的不合作、不和谐。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一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前所述,《腐蚀》中赵惠明的第一次离家——离开老父亲,就是五四式的。她先是离开小昭、后来又忍心抛下亲生骨肉小“小昭”,也是五四式的。她当初到抗日前线,尚且有“为国”动机,为贪图物质享受而被汉奸引诱、拒绝汉奸之后又沦为国民党特务,虽有无可奈何、顺势下滑之因,也是纯粹自私的利己主义驱动。也就是说,她的个人主义已经与利己主义画等号了。

但赵惠明毕竟良知未泯。这使她并不认同她所处的团体,而与之有些格格不入。身在魔窟而怀良知,这给她带来很大的痛苦,因为“职业”使她不能不干阴狠歹毒之事。她眼见本来良知尚存的男同事K也一步步彻底堕落、放弃做人底线,又见被骗入职不久的女同行N即将重蹈自己覆辙,乃幡然醒悟:一方面帮助N逃脱;一方面自己也下决心离开这丑恶环境,重新做人。赵惠明想救N,固然是因为在N身上有她自己影子的缘故,但这确是一种“利他”行为。她狠心舍弃自己亲生儿子小“小昭”时,是丝毫没有“利他”概念的:她不肯像传统女性那样为了儿子牺牲个人前程与其他人生追求,没有更多考虑孩子的感受与未来命运。即使按今天标准,不论有何种理由,弃婴都是受到谴责的行为。她试图帮助前男友小昭时,虽也有些利他动机,但主要因素却是对自己感情空缺的弥补。最后的设法救N,却是为了“利他”而甘冒性命之险。这是质的飞跃。

人道主义对“个人”的发现与对个体生命独立价值的肯定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对“个人”的强调、对“欲望”的肯定,掌握不好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因为“个人”“利己”“欲望”直接联系着人的本能。要让人超越这些本能是困难的,而顺乎本能却非常容易。超越本能如上坡,顺应本能似下坡。中国和西方各自的封建时代文化,不论是儒家伦理还是基督教伦理,都强调克制甚至否定个人欲望,力图抵御本能诱惑,但它们后来发展到极端,导致对个体生命力的压抑,这才有了各自的思想解放运动。纵观人类历史,“利己”与“利他”、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不可偏废,否则都会导致社会问题和文化弊端。

赵惠明与N两人“重新做人”的方向与去处是开放性的:她们要去的陇东既是赵惠明的老家、老父亲所在的地方,又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于是,文本未能落实的赵惠明的最后“回家”,既可能是回归旧家庭、宽慰孤独老父、重温父女亲情,也可能是投奔共产党,走向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放弃原先尊奉多年的纯粹个人主义,重建与自我之外的他人的和谐关系、协同关系。这就宣告了一种将五四个人主义“走偏了”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破产。一贯奉行个人主义的她能否融入特别强调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十分值得怀疑。而假如逃跑失败,则意味着赵惠明生命的彻底毁灭。

按照我们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赵惠明的三种可能的未来道路,实际可归为两种:即逃跑失败或逃跑成功。逃跑成功的两种可能之所以归为一种,是因为赵惠明老父既然在解放区,她参不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未来命运都会差不多:假如她参加八路军,即使她彻底教育了个人主义,她的“历史问题”也会使她在接下来的“抢救运动”中难以过关;即使过关,以后的肃反、镇反及文革中这种有“前科”者在斗争中也会首当其冲——徐远举、沈醉那样的大特务还可获得特赦,小特务被狂热中的“革命群众”“镇压”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假如她和N直接回赵家与老父一起生活,那么她的父亲若能成为“开明士绅”,则可能侥幸获得优待乃至一度重视;但若坚持顽固反动立场,以他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便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在土改及后来各种运动中被镇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读罢《腐蚀》,虽然作者暗示了一条主人公的自新之路,但读者的内心并不会轻松开朗起来,因为赵惠明的经历与身份决定了,她未来结局最大的可能是悲剧。作品喻示着:倘若不明大义、不能在踏入社会伊始便有确定的原则,不能明确大是大非,则很可能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不能绝对化,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难以分割的,而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也不可偏执偏废。

三、文学史视野中的赵惠明与《腐蚀》

赵惠明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离家出走”青年的形象,又是走出家庭的时代女性形象,同时也是对于在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中走向社会的知识分子如何抉择的思考与表现。

受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及时代风潮影响,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多有以“离家出走”为结局的作品。鲁迅写于1925年的名篇《伤逝》专门写到离开家庭之后的青年知识女性,这篇小说可与作者此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相互参照。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指出: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伤逝》里的子君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标志着她自我个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她虽然是她“自己的”,却也同时是“社会的”,她不可能不与他人、与社会打交道而像鲁滨逊一样独自生存。“个人”的觉醒与独立只是理论上、理念上的。子君出走之后,走投无路时没有“堕落”,她选择了“回来”,回到叔叔家中,结果是抑郁而死。又三年之后,丁玲塑造了另一个走出家庭的青年知识女性莎菲女士。与子君不同,莎菲不依附男人,有着更强的独立意识,但“个性主义只给她带来‘狷傲’、‘怪癖’的讥评。社会已给她的心灵烙下过多创伤,而呈现病态”,她只好“用自我毁灭来表达与顽冥不化的世道的不合作”。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杨义文存》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丁玲借莎菲形象,“为蜕变中的个性主义唱了一曲格调凄厉而充满才情的哀歌”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杨义文存》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茅盾1929年发表的《虹》,则塑造了走出家庭之后最终投入集体事业、汇入“五卅”洪流的知识女性梅行素的形象。梅行素的结局似乎是乐观的,但看茅盾本人的创作谈,这种乐观其实也是打问号的。他指出,梅女士“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狷介性格发展而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他又指出“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在他构思的《虹》的姊妹篇《霞》里,梅女士的命运仍不乐观:

在《霞》中,梅女士还要经过各种考验,例如在白色恐怖下在南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捕;……霞有朝霞,继朝霞而来的将是阳光灿烂,亦即梅女士通过了上述各种考验。有晚霞,继晚霞而来的,将是黄昏和黑夜,此在梅女士则为通不过那些考验,也即是她的思想改造似是而非,仍是“幻美”而已。茅盾:《亡命生活》,《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423页。

《霞》最终未能写成,《腐蚀》可以看作以另一种形式完成的《霞》:梅行素化身赵惠明,走向社会之后起初没能“通过”各种考验,误入歧途,沦为特务;但她又不甘沉沦下去,沉入谷底之后试图自度,还图度人。然而,正如上文所论,赵惠明自度度人的结局都还是开放的、未必乐观的。这反映了茅盾小说创作一贯的悲观色彩或悲剧精神。

赵惠明的悲剧既是个人主义、个性主义者的性格悲剧,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悲剧。在中国现代官僚体制与官本位文化中,良知残存的知识分子在走向社会、走进体制之后,都会面临坚持自我、坚持个性、坚守良知底线与个人生存发展、保存或争得个人利益之间的选择。官僚体制本身是压抑个性的,不放弃和出卖个人良知,就会时时处处受到打压,就无法在这种体制、这种环境中生存。每个人都像大机器中的零件,必须“标准化”。特别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的最黑暗年代,“国家”“民族”“正义”成为那些飞黄腾达、官运亨通者的幌子,这些人的言与行严重背离,突破底线成为心照不宣,几乎是被大家接受的“公共伦理”,“人家并不把这一切当做犯法犯罪”,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国家民族与道德的“大义”只是用来搞垮政治对手的借口与手段。从小我行我素、个性张扬的赵惠明身处如此恶劣环境中,其内心痛苦与人格扭曲可想而知。赵惠明是一个搅入政治而完全不懂政治的女性,直到故事最后,她除了知道不能当汉奸这一条,对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主张与宗旨所知甚少。一个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搅进如此复杂关系与局面中,其处境与结局难以乐观。

而茅盾本人也是一个搅入时代政治漩涡中心的文人。他内心的“矛盾”正来自政治规则、政治伦理与文人情怀之间的冲突。虽然他远比赵惠明更懂政治,但因他内心有五四精神,也有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所以他特别能理解这种“时代女性”。因此他才能对这类性格看得那么透彻、写得那么细腻、思考得那么深刻,而非简单地对之进行意识形态定性和定论。在阶级论压倒一切的特定年代,茅盾不承认对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同情,更不敢承认对身为特务的赵惠明有更多同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细心的读者读过《腐蚀》之后必能感受到这种同情,正如读过《子夜》之后必能感受到作者对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同情。《腐蚀》因同情心存良知、试图自救的女特务赵惠明而被某些极左读者和评论者批评,使人联想到当年蒋光慈发表《丽莎的哀怨》之后受到左翼批评界的严厉批评。蒋光慈被批评的原因,也是因为被认为在作品中显示出对俄罗斯贵族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蒋光慈这部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以白俄贵族姑娘丽莎内心倾诉的方式叙述,而《腐蚀》的日记体也正与此一致,不同的是“日记体”结构上更自由一些。用第一人称叙述,此种叙事方式确实容易引起读者对叙述者的同情。因此,后来的“革命历史小说”很少以政治身份或政治立场“有问题”的人为主人公或充当叙述者。当写反面人物时,尽量不多写其内心感受与心理活动,否则就会影响读者将“敌人”物化为“非人”,从而产生同情之心,失去“应有”的政治立场。浩然小说《艳阳天》虽然阶级和路线意识突出,但其中一大段比较具体细致描写主要“反面人物”马之悦在与萧长春较劲的关键时刻内心矛盾与感伤的心理活动的文字,让人感到马之悦也并非一个天生的坏人,也有人的日常情感,从而使得整部作品尖锐的路线斗争锋芒有所柔化。茅盾后来以日记体的特殊性为由为《腐蚀》的同情赵惠明之嫌辩护,说是因“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的辩护等等”茅盾:《腐蚀·后记》,《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被误解为作者观点立场所致。实际上,以今天观点看,这种阅读效果未尝不是茅盾选择日记体时的有意追求。

茅盾写《腐蚀》的题材和体裁选择是考虑到市场效应的,他虽然顾及市场,却并不媚俗。按题材,《腐蚀》可以写成谍战小说或言情小说,但它写地下工作与特工生涯并不突出传奇色彩,其传奇性甚至不及后来的“红色经典”《红岩》明显。有些段落若让今日谍战剧编导来写,肯定会被赋予不同面貌。但茅盾写此作有严肃的文学追求,他不肯为情节的传奇而牺牲作品的社会与人性关怀。茅盾也重视作品的即时性与政治效果,所以作品里有关于皖南事变的侧面表现,甚至出现了周恩来给《新华日报》的题词;但他也不肯为政治即时效果而不顾作品的超越性价值,所以他对政治生活一般不作正面描写,也不写得特别具体,从而让读者的关注点始终在人物命运与人性内涵上。这些正是《腐蚀》在后来年代中仍然在保持“政治正确”的同时不失文学价值的内在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1-0103-07

收稿日期:2019-10-21

作者简介:阎浩岗,男,河北吴桥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河北 保定 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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