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

人性视野中的《子夜》新论

吕周聚

摘 要:以往的研究者受茅盾对《子夜》言说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切入来分析作品的思想主题,强调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意蕴。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解读茅盾的《子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部作品的新的视角。由此出发,可以发现导致吴荪甫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赵伯韬的压迫和捣乱,而是吴荪甫自身赌徒的性格使然,其连襟杜竹斋在最后关键时刻的背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无不与贪婪的人性密切相关;同时,也会看到作品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人性意蕴,金钱对人性的异化、性的压抑与放纵、革命与性的交融是作品的重要内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还可以看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子夜》;人性;异化;革命;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的《子夜》是一部非常重要且有影响的作品。从1932年完成以来,它就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再版多次,被译为英、法、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被视为茅盾的代表作予以高度评价。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茅盾及其《子夜》却一度受到质疑与批判,蓝棣之基本否定了《子夜》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只肯定它的社会文献价值,认为《子夜》缺乏时空的超越意识,缺乏深厚的哲理内涵以及对于人性、生命和宇宙意识的透视,只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读〈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王一川编选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他选了九位大师,直接将茅盾排除在外,认为“其高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偏见:似乎‘现实主义’、‘史诗式’作品就高于其它”王一川:《我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在王一川看来,《子夜》欠缺小说味,概念痕迹过重,主题先行,缺少审美价值。此外,王晓明、徐循华等人的文章也对《子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王晓明:《一个引人沉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徐循华:《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这些文章共同认为茅盾及其《子夜》具有概念化、政治化的倾向,缺少复杂的思想意蕴,缺少审美价值。他们的这些观点不无道理,的确指出了《子夜》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人们重新认识评价茅盾及其《子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案例。然而,《子夜》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是否除了政治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思想意蕴?这需要通过文本细读来寻找答案。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子夜》历来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由此来看,《子夜》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也是可以理解的。《子夜》于1932年出版后,“从各方面所发出的批评,即使是素来偏重保守思想的文学刊物也对于他表示着相当的敬意,以为是这一年里文坛上的重要创作收获”淑明:《子夜》,《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这固然说明《子夜》出版后所获得的好评,但仔细一想,又会发现新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但当时中国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对左翼文学采取高压政策,采取严厉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1931年秘密枪杀了“左联五烈士”,许多左翼刊物及左翼作家作品无法得以正常出版发行,《子夜》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顺利出版,且得到“偏重保守思想”的文学刊物的敬意,并在短时间内出版四版,难道是国民党政府及其新闻检查制度对《子夜》大开绿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子夜》中固然涉及了当时的农民革命和工人运动,但全书十九章,只有第四、九、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涉及革命的内容,且这些只是作为全书的背景出现的,并非全书的主体,作品中并没有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思想。茅盾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原载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见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26页。虽然1934年2月《子夜》因“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而被“严行查禁”,经过出版商的据理力争,最后被归入“应行删改”一类,删掉第四、第十五章,继续出版。检查结论:“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124页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见晦庵(唐弢):《〈子夜〉翻印版》,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那么,后来人们所讨论的《子夜》的深刻的思想主题来自何处?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及大量关于《子夜》思想主题的分析,皆来自茅盾自己对《子夜》的说明与阐释。

从茅盾所发表的关于《子夜》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茅盾对《子夜》的言说前后并不一致。在1933年开明书店版《子夜》的《后记》中,作者交代了写作《子夜》的大致经过,也介绍了自己写作《子夜》的意图,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作者原定的计划比写成的要大许多,但在写作过程中割弃了很多内容,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茅盾:《后记》,《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554页。。到1939年,茅盾在《新疆日报》副刊《绿洲》上发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对《子夜》的写作意图和思想主题做出了明确的说明与阐释,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作者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参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作品涉及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结合作品来看茅盾的这两次言说我们可以发现,1933年开明书店版《后记》中的说明是与作品文本相一致的,而1939年发表的《〈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则与作品本身有了较大的出入,原来在作品中只是作为背景出现的民族工业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农村经济破产及农民暴动与民族工业的矛盾被作者强化成了作品的主题,而作品的主线即围绕着金钱所展开的人性冲突则成了背景。作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说明、阐释《子夜》的思想,这无疑提高了《子夜》的政治水平和政治影响力,也成为后来人们解读、评价《子夜》的主要依据。后来的研究者以作家对自己作品创作情况的说明作为研究的依据并非完全不可以,但关键要看作者所说的与作品本身及当时的创作语境是否相吻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即部分作家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作品进行多次修改以使其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这种现象在1949年后发展到了极致,茅盾对《子夜》的不同言说即属于这种情况。茅盾后来对《子夜》的说明与阐释,赋予或强化了《子夜》鲜明的政治色彩,引导着读者与研究者去对《子夜》进行政治解读。今天,如果我们摆脱茅盾对《子夜》的说明与阐释,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来重读《子夜》,则会有新的感受与发现。

以往人们常以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以阶级理论来分析作家作品,自然就会突出强化作家作品的政治色彩。实际上,文学是人学,我们从人学、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子夜》,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与思考。

一、金钱对人性的异化

《子夜》主要描写上海的都市生活,叙述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人们围绕着金钱而展开的种种勾心斗角。金钱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也成为贯穿作品的一条主线。围绕着金钱,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上演了一幕幕严肃而又荒唐的滑稽剧,呈现出复杂的人性面相,表现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

《子夜》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明争暗斗为主线来结构全篇,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切入来分析这两个人物及其冲突,将其视为中国和美国的代名词,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成了中国和美国的冲突,赵伯韬对吴荪甫的打压成为吴荪甫失败的原因。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吴荪甫被人们(作者)视为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其最后的结局也带有一种悲壮性。这种观点是作者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中阐释出来的,或者说是研究者根据茅盾的这种言说阐释出来的。但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与人们所阐释出来的并不一致。

作者竭力要把吴荪甫塑造成一个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但这一形象并非完全通过吴荪甫的言行塑造出来,而是通过一些议论、形容词诸如“气度不凡”“大刀阔斧”“足智多谋”等赋予吴荪甫这一特征,由此导致这一人物难免带有概念化的特点。吴荪甫的性格带有多重性,作为资本家,对金钱的追求才是其性格的本质。吴荪甫对发展民族工业有着远大的雄心壮志,但这种雄心壮志的实现需要大量金钱资本的支持,因此挣钱成了其活着的重要目标。而对金钱的无限追求,不仅表现出其人性的贪婪与凶残,而且成为导致其倾家荡产的直接原因。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像吴荪甫这样的有钱人面临着办实业(开工厂)还是办银行(公债)的选择,但无论是办实业还是办银行都是做生意,做生意都是以赚钱为最终目的,“曾经游历欧美的吴荪甫自然也不是什么‘在商言商’的旧人物,但他无论如何是企业家,他虽然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那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且是永不倦怠地注视着”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为了把生意做大做强,吴荪甫将生意从他的老家双桥镇搬到了上海,他与孙吉人有着发展民族工业的共识,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地吞并朱吟秋等人的8家工厂,上演了一幕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的惨剧,表现出吴荪甫贪得无厌的性格,连吴少奶奶都说他这个人“真毒”;他成立益中信托公司,涉足公债市场,与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围绕“多头”与“空头”进行厮杀,表现出其赌徒的性格特征;当受南北战争影响产品卖不出去、工厂资金周转不开、公债市场赔钱时,他陷入困境之中,便设法将双桥镇的资金归拢到上海,加剧了对农民的压榨;通过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扣“存工”、工钱打九折等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钱,引起工人的罢工;为了打探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的信息,他设法收买刘玉英、韩孟翔、陆匡时等为他提供赵伯韬的情报。作品中详细描写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法,许多人将吴、赵之间的斗法视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实际上赵伯韬曾经与吴荪甫合作过,且获得了双赢的结果,但后来赵伯韬再找吴荪甫合作时,吴都以各种借口予以拒绝。实业与银行、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是否可以合作,这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作品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吴荪甫的益中信托公司资金周转不开陷入绝境时,赵伯韬提出以介绍一个银团放款300万元给益中公司、要求以益中公司全部财产做担保为条件与吴荪甫合作。吴荪甫面临两种选择:不是投降老赵,就是益中公司破产,而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新的办法:把8个工厂顶出去,筹措60万元资金,再与赵伯韬斗一斗。后来,他和王和甫、孙吉人商量每人又筹措50万元资金背水一战。已经无钱周转的吴荪甫可谓是将自己的工厂、住房、土地一起做抵押来与赵伯韬决一死战,然而在最后的决战时刻,他收买的刘玉英、韩孟翔、陆匡时等人背叛了他,给他提供假消息;他的连襟杜竹斋是银行家,被吴荪甫视为同伙,吴荪甫千方百计地拉拢他,把自己与赵伯韬斗法的秘密告诉他,建立攻守同盟,希望他能一块做“空头”,至少希望他能保持中立,但在关键时刻,杜竹斋也背叛了他,杜竹斋乘他们压低了价钱就扒进,这样他就背弃了吴荪甫的同盟,成了赵伯韬的同伙,成为压垮吴荪甫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杜竹斋那儿,金钱要比亲情和盟约重要得多,为了金钱,他什么都可以抛弃,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除了吴荪甫之外,其他的资本家们也都是逐利的高手,他们追逐金钱就如同苍蝇见了血一般疯狂。作为买办资本家的代表,赵伯韬对金钱简直就是明抢。他依靠自己庞大的资产、精明的算计和丰富的人脉关系,将吴荪甫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吴荪甫要廉价吞并朱吟秋的丝厂、攫取其大批茧子来赶缫抛售的期丝,赵伯韬横插一杠子,愿意押款给朱吟秋,以此掐住吴荪甫的要害,要求在益中公司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尚仲礼做总经理,作为日后的利益回报。他在公债市场上呼风唤雨,通过“多头”与“空头”的转换赚取大量的金钱。如果说吴荪甫还有一些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想法,那么赵伯韬则纯粹是在做追逐金钱的游戏。冯云卿原来是乡下的土财主,因为乡下农民暴动躲到上海城里,他不愿坐吃山空,便将自己带来的钱财投入了公债市场,无奈在公债市场上赔得多赚得少。他看着赵伯韬赚大钱而眼红,便心生一计,让自己漂亮的女儿去接近赵伯韬,以此得到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交易的动向,自己跟着赚钱,但自己的女儿光顾着享受与赵伯韬的“交往”,而忘了父亲交给她的重要使命,最后只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做了赔本的买卖。作为寡妇,刘玉英在家里无依无靠,但她能充分利用自己富有诱惑性的姿色和肉体,往来于赵伯韬和吴荪甫之间,赚取金钱。这些人为了金钱,无所不用其极,都成了金钱的奴隶。

金钱如同一只无形的魔掌,笼罩统治着当时整个的上海社会。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连年的战争严重地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吴荪甫们的工厂也受到极大的影响,物价上涨,产品卖不出去,公债市场的行情与战争的动态密切相关。于是,吴荪甫们为了“轧空头”,便通过各种关系花钱贿赂西北军打败仗,花30万元让西北军后退30里,使中央军暂时获得胜利,以此获得公债市场交易的利好。由此来看,金钱的力量无孔不入,军方、政界的高层人士也都成了金钱的奴隶,只不过他们捞取金钱的手段更加隐蔽、高明,也更加残忍,为了金钱,他们可以置国家、百姓利益于不顾,他们的灵魂和人性已被金钱所腐蚀变形。

作者借范博文之口发表议论,控诉金钱的罪恶,“因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因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因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龌龊的鸽子笼,把人的性灵汩没!”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174页。人类发明金钱(货币),本来是用它代替原始的物物交换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方便服务的,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金钱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象征。人们疯狂地追逐金钱,这样金钱就从原来的仆人变成了主人,而奉金钱为圭臬的人们则从主人变成了仆人。在金钱的异化之下,吴荪甫、赵伯韬、冯云卿、刘玉英等人的性格扭曲变形,人性贪婪、残忍的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二、性的压抑与放纵

何谓“人性”?自古以来,对这一问题就有不同的回答。孔子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礼记·礼运》,杨天宇:《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周作人认为:“神性与兽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人的动物性欲望(男女)视为人性的组成部分,其区别在于古代儒家思想对于性采取压抑禁锢的政策,而现代思想则承认性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作为一部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子夜》大量地涉及人的性欲问题,性的压抑与放纵成为展现复杂人性的重要表现,也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

作品一开始写吴老太爷因躲避战乱而来到上海,没想刚到上海就一命呜呼。作品借范博文之口说出导致吴老太爷暴亡的原因:“他那二十多年足不窥户的生活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坟墓生活!他那书斋,依我看来,就是一座坟!今天突然到了上海,看见的,听到的,嗅到的,哪一样不带有强烈的太强烈的刺激性?依他那样的身体,又上了年纪,若不患脑充血,那就当真是怪事一桩!”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4页。表面上来看,范博文的分析不无道理,以往研究者也正是由此出发将吴老太爷的突然死亡视为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冲突的结果,将吴老太爷视为一遇到现代文明便灰飞烟灭的“封建僵尸”,这种观点强调吴老太爷的隐喻意义,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进一步思考则会发现问题:吴老太爷到上海后看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什么?嗅到的又是什么?他所受到的强烈刺激究竟是什么?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受到强烈的性刺激才是导致吴老太爷暴亡的直接原因。吴老太爷早年丧妻,多年来一直靠诵读《太上感应篇》度日,即使到上海坐在飞驰的汽车中,仍然在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种禁欲主义思想成为其道德信仰。他坐在汽车里,听着二小姐和四小姐的谈话,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第一次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娇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半裸的女性身体对多年不近女色的吴老太爷是个强烈的刺激,而被他视为金童玉女的阿萱和四小姐对女人时髦装束的欣赏更令他失望与愤怒,他脆弱的心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事情还没完,汽车继续往前开,“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地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男人女人的肉光、机械的骚音、女人的香气无不具有强烈的性刺激,对于奉行“万恶淫为首”的吴老太爷来说,既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又是肉体上的强烈冲击,致使吴老太爷血压升高,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及至吴府,妖艳的吴少奶奶和二小姐搀扶吴老太爷下汽车,有着披肩的长发、滑腻的臂膊、妖艳的笑容和香气扑面的她们,在吴老太爷眼里“简直是夜叉,是鬼!”到了客厅里,他见到的是群魔乱舞,“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位女郎,淡黄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她们身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高耸的乳峰,嫩红的乳头,腋下的细毛!无数的高耸的乳峰,颤动着,颤动着的乳峰,在满屋子里飞舞了!……突然吴老太爷又看见这一切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像乱箭一般射到他胸前,堆积起来,堆积起来,重压着,重压着,压在他胸脯上,压在那部摆在他膝头的《太上感应篇》上,于是他又听得狂荡的艳笑,房屋摇摇欲倒”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反复出现的富有诱惑的女性的躯体、高耸的乳房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禁欲多年的吴老太爷,长久的性压抑突然受到强烈的性刺激,导致吴老太爷的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的冲击,最终脑充血突然死亡。

同样,在吴荪甫身上也体现出这种性压抑与性放纵的问题。吴荪甫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每天忙于自己的事业,将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去,对男女之事并不感兴趣。虽然有漂亮的妻子,但他很少与妻子亲热;他身边不乏徐曼丽、刘玉英等漂亮的女人,但面对这些女人的色相诱惑时他仍能把持自己,借作品中的话来说,“他向来不是见美色而颠倒的人!”当工人罢工、工厂陷入困境时,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暴躁情绪,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只想找什么人来发泄一下,正在这时,捧着燕窝的王妈走进了书房,他被王妈那只又白又肥、指节上有小小的涡儿的手所吸引,“包围着吴荪甫全身的那股狂暴的破坏的火焰突然升到了白热化。他那一对像要滴出血来的眼睛霍地抬起来,盯住了王妈的脸。……他陡的站起来了,直向他的破坏对象扑去”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王妈配合着吴荪甫进行了你情我愿的交往活动。作品中所描写的吴荪甫的这种野蛮冲动看似突兀,实际上却是其长期性压抑的必然结果。

赵伯韬是个好色之徒,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作品借何慎庵之口道出这个秘密:“外边人称赞老赵对于此道之精,有过这么两句话:是宝石,他一上眼就知道真假,是女人,他一上身就知道是不是原生货!他就爱玩个原生货。只要是大姑娘,他是一概收用,不分皂白。他在某某饭店包月的房间,就专门办的这桩公事。他常到某某屋顶花园巡阅,也为的是要物色人才!”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他对送上门来的冯眉卿照单全收,而对守寡的刘玉英也照收不误,因为“她不是人,她是会迷人的妖精!”他在华安大厦的精致客房里穿着浴衣当着李玉亭的面与刚从浴室出来的刘玉英调情,他不无自豪地对李玉亭说:“人家说我姓赵的爱玩,不错,我喜欢这调门儿。”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放纵欲望,追逐肉体的享受。而交际花徐曼丽、刘玉英也放纵欲望,周旋于男性之间,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吴公馆中的其他人也都在放纵自己的欲望。少奶奶林佩瑶与雷参谋之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林佩珊在玩着自己的爱情游戏,范博文被林佩珊那性感的身体所诱惑,“她那十六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式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出在衬裙上端,将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像绷得紧紧似的”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林佩珊充分利用自己的姿色,周旋于范博文与杜新箨之间。杜新箨渴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要沉醉在美酒里,销魂在温软的拥抱里,他们向往几个白俄亡命贵族新辟的游乐园林丽娃丽妲村,“那里有美酒,有音乐,有旧俄罗斯的公主郡主贵嫔名媛奔走趋承;那里有大树的绿荫如幔,芳草如茵!那里有一湾绿水,有游艇!——嗳,雪白的胸脯,雪白的腿,我想起了色奈河边的快乐,我想起了法兰西女郎如火一般的热情!”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丽娃丽妲村成了杜新箨们的理想国,追逐肉体的放纵享乐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

三、革命与性的交融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小说中出现了一种“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写青年男女参加革命,在革命中相识相恋,当个人的情感与革命的需要之间产生冲突时,便牺牲个人情感服从革命需要,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固然有一定的想象成分,但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青年男女把革命的激情与旺盛的力必多融为一体也是正常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革命与恋爱并非对立的两面,二者是可以兼顾的。

茅盾曾经参加过大革命运动,对革命运动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他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写出了著名的《蚀》三部曲,其主要内容便是“革命加恋爱”,表现青年男女尤其是时代女性在革命中的幻灭、动摇和追求。《子夜》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蚀》三部曲的这一特点,但二者又有一定的差异。《子夜》虽然也写到了革命——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但在作品中革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并非作品的主体,这也是这部作品在有着严格审查制度的当时能够顺利出版并能在短时间内发行四版的原因。作者在《子夜》中写革命时,延续了其早期作品《蚀》三部曲“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在描写革命的同时,也关注表现青年人的性的需求,表现革命与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力必多)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当它受到压抑时,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泄出来,若经过适当的引导它会升华为一种发明创造的动力。受到压抑的性欲也会转化为一种革命的动力,这在四小姐蕙芳身上有着具体的表现。四小姐自幼在吴老太爷身边长大,备受束缚与压抑。到上海后,她少女的春心苏醒了,不仅对时髦的穿着打扮感兴趣,而且对异性也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她被风流倜傥的范博文所吸引,但无奈范博文只对林佩珊感兴趣;她性格内向,无法向她倾心的异性表白,只能在梦中与范博文幽会。她压抑自己的欲望,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读《太上感应篇》,要求回到乡下过清心寡欲的日子,但内心那种强烈的欲望骚动不已,根本无法压抑下去。她在压抑欲望与放纵欲望之间徘徊,陷入性的苦闷之中。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她为此而苦闷不已,只有张素素窥破了她心中的秘密,指出其苦闷“光景大部分就是性的苦闷”。四小姐处于苦闷彷徨之中,找不到出路,张素素给她指出了出路:大胆地反抗吴荪甫,追求自由,要求进学校读书。从此,四小姐将被压抑的力必多转化成反叛家庭的革命动力,她给吴荪甫留下一张字条,离开吴府,搬到女青年会寄宿舍,要求进学校读书,从一位传统的闺阁小姐变成了一位“时代女性”。

吴府中活跃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正处在青春年华,力必多旺盛,为了打发时光,他们玩着暧昧的情感游戏,他们也关注社会问题,但大多止步于空洞的想象与议论之中。张素素因为腻烦了平凡生活而跟着吴芝生、柏青一起参加“纪念五卅节”游行,她本来只是来看热闹,寻求刺激,但在柯仲谋的激将之下,她也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当大队的巡捕对游行的群众进行镇压、大街上人群四散乱跑时,“慌乱中有人抓住了张素素的手,带她穿过了马路。这是吴芝生,脸色虽然很难看,嘴角上却还带着微笑”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吴芝生如同英雄救美人一般,在张素素即将被巡捕抓住时将她救了出来,他们的游行至此也就结束了。他们心惊胆战,匆匆忙忙跑进了大三元酒楼的二楼,开始与范博文、林佩珊等人高谈阔论,成为革命的旁观者。张素素与吴芝生参加游行更像是作秀,除了寻求刺激之外,更多的是秀他们之间暧昧的情感。

蔡真和玛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她们领导各厂的工人罢工,但她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这也是当时党内不同思想路线斗争的表现。在罢工失败后,她们陷入焦虑之中,受到压抑的力必多浮出了水面,在等待老克来开会的过程中,蔡真一会儿咬着玛金的领脖,一会儿又抱住了陈月娥,通过亲昵的动作,表现出暧昧的姐妹之爱。克佐甫和苏伦来参加会议讨论继续罢工问题,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玛金主张暂缓继续罢工,而克佐甫则主张继续罢工;克佐甫认为玛金是右倾主义、取消主义,而玛金则认为克佐甫是左倾盲动主义。会议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玛金和苏伦,玛金机灵柔和的眼光落在苏伦的脸上,在平日的敬重之外,又添上了几分亲热的感情。玛金躺在床上与苏伦聊天,苏伦说阿英和蔡真因忙于“两边的工作”即“性的要求和革命的要求,同时紧张”而瘦了下来,通过苏伦的嘴介绍玛金与黎八之间的暧昧关系,通过他的自言自语牵出他与小黄之间的男女关系。小黄到上海后就对他倒戈,这让苏伦陷入难过之中,他需要一个人来安慰他,鼓励他,他试图在玛金身上找到他所需要的爱情,遭到玛金的拒绝。苏伦、玛金等人通过暧昧的行为来表现他们之间的同性之爱和异性之恋,革命的激情与旺盛的力必多互相交融,上演了一幕“革命加恋爱”的好戏。

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也描写了国民党的革命。曾家驹是地主的儿子,整天不务正业,通过各种关系加入了国民党,混入革命队伍内部,从地痞变成了“党老爷”。他经常逛私娼,与父亲的情人阿金私通。农民暴动之后,曾家成为革命的对象,曾家驹趁着混乱逃走,从一个牺牲的战士的颈间解下革命的标志红布条给自己戴上,捞得了战士的手枪,假扮成革命者。在逃亡的路上,他闯入一户人家,欲强暴青年妇人而被认出,最后枪杀了她。曾家驹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他的革命与其泛滥的性欲相辅相成。

《子夜》中描写各种不同的革命,无论是蕙芳的家庭革命,还是张素素的游行革命;无论是蔡真和玛金的政治革命,还是曾家驹的投机革命,无不与性联系在一起。革命与性的交融,成为《子夜》描写革命的一大特点,这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是一脉相通的。开明版《子夜》封面是叶圣陶先生篆文《子夜》两字,扉页由王伯祥先生题签,底版小方块用斜行英文The Twilight: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连续反复地组成,这个底版是茅盾先生自己设计的。见晦庵(唐弢):《〈子夜〉翻印版》,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27-628页。英文题目译成中文,即《子夜:1930年代中国的浪漫故事》,这个英文题目更好地说明了茅盾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理解与看法。

综上所述,作为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作品,作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子夜》无疑是一部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作品,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限制,加之作者本身生活经历的限制,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正面描写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在作品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作者的政治思想只能以含蓄的方式来予以表现,这是作者后来反复强调《子夜》的革命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对《子夜》主题的言说与作品本身有一定的出入,这种言说对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易言之,后来的研究者受到作者的言说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切入来分析作品的思想主题,强调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控诉以赵伯韬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意蕴。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解读这部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部作品的新的视角。由此出发,可以发现导致吴荪甫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赵伯韬的压迫和捣乱,而是吴荪甫自身赌徒的性格使然,其连襟杜竹斋在最后关键时刻的背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无不与贪婪的人性密切相关;同时,也会看到作品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人性意蕴,金钱对人性的异化、性的压抑与放纵、革命与性的交融是作品的重要内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还可以看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1-0095-08

收稿日期:2019-11-29

作者简介:吕周聚,男,山东莱阳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山东 青岛 266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BZW09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