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与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何 理 冯 科

摘 要:中国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虽然逐步市场化,但土地资源的配置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受到政治关联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由于政治关联的信息沟通作用,以及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政治关联度高的民营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土地使用权,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而市场化进程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能缓解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对资源配置造成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为上述理论提供了实证检验。以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的计量分析表明,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同时,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正向影响。本研究的公共政策含义在于,应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土地资源的配置带来的扭曲,同时坚定提高市场化程度,使得正式制度不断完善,进而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政治关联;市场化;土地使用权;资源配置

一、引言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而相对于劳动、资本要素而言,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是最低的,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管制很多,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稀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张莉、高元骅、徐现祥:《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当前中国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必须经过政府征收才能转换为城市土地,地方政府则完全垄断了城市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虽然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制度自2001年开始大范围实施以来逐步市场化,但土地市场的运行仍然受制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杨广亮:《政企关系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吗?》,《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期。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土地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对于政府而言,如何优化土地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则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在现实中,不同民营企业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即土地使用权的配置差异很大。对于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原因的解释,一方面能从理论上对土地政策这一重要的公共政策做出分析和总结,另一方面能从实践上引导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其运用效率。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各地的城市地价快速上涨,地方政府则十分热衷于出让土地使用权。现有文献对此现象的解释,主要有“土地财政”理论和“官员晋升”理论两类。“土地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源于财政激励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李郇、洪国志、黄亮雄:《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增长的策略性》,《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4期。郑思齐、孙伟增、吴璟、武赟:《“以地生财,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Han,L., & Kung,J.K.Fiscal Incentives and Policy Choices of Local Governments: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5,116,89-104.,因为出让土地能带来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官员晋升”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着政治激励,为了晋升而致力于招商引资和发展地方经济Li,H., & Zhou,L.A.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743-176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徐现祥、王贤彬:《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2期。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杨其静、卓品、杨继东:《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11期。,从而将土地出让作为招商引资和发展地方经济的手段。可见,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角度出发来分析土地出让,而缺乏企业视角,尤其是忽略了企业本身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在竞争获得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使用权配置中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从企业视角来考察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如何影响其土地使用权配置。

土地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制度环境,因而制度会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市场与行政支配相混合的制度环境之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监督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正式制度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在实际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非正式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而来的不成文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North,D.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Helmke,G., & Levitsky,S.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A Research Agenda.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04,2(4),725-740.。在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作为替代的非正式制度,会深刻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具体而言,在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非常注重“关系”,尤其是与政府的关系。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逯东、万丽梅、杨丹:《创业板公司上市后为何业绩变脸?》,《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一种“关系”Braendle,U.C.,Gasser,T., & Noll,J.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I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Hindered by Guanxi?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2005,110(4),389-405.Wei,L.Q.,Liu,J.,Chen,Y.Y., & Wu,L.Z.Political Skill,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and Career Prospects in Chinese Firms.Journal ofManagement Studies,2010,47(3),437-454.,会影响其土地使用权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2019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到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因而探讨政治关联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另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随着信息透明度的持续提高和监督机制的逐渐改进,也会影响土地使用权的配置。因此,本研究将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不同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差异,同时考虑市场化程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本研究以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于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同时,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的公共政策含义在于:应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土地资源的配置所带来的扭曲,同时坚定提高市场化程度,使得正式制度不断完善,以便土地政策的执行过程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相关的信息批露更为透明,进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从政治关联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差异,深化了已有文献对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的理论认识。(2)将市场化进程这一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引入到政治关联与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关系的分析中,为理解当前中国特殊环境下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3)运用上市公司微观大样本数据,为政治关联与土地配置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逯东、万丽梅、杨丹:《创业板公司上市后为何业绩变脸?》,《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会深刻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高管具有政府工作经历,或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有紧密联系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价值Fisman,R.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1095-1102.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Faccio,M.,Masulis,R.W., & Mcconnell,J.J.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Journal of Finance,2006,61(6),2597-2635.,例如政府能给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债务融资条件或更低的实际税率等。相关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Khwaja,A.I., & Mian,A.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4),1371-1411.Leuz,C., & Oberholzer-Gee,F.Political Relationships,Global Financing,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Evidence from Indonesi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1(2),411-439.有学者发现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还有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出现财务危机时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救助。Faccio,M.,Masulis,R.W., & Mcconnell,J.J.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Journal of Finance,2006,61(6),2597-2635.

政治关联之所以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并深刻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因为政治关联具有资源效应和成本效应。第一,资源效应指的是政治关联便于企业获得经营所需的相关资源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田利辉、张伟:《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进而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有学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政治关联能提高公司价值。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Chen,C.J.P.,Li,Z.,Su,X., & Sun,Z.Rent-seeking Incentives,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Chinese Evidence.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2),229-243.第二,成本效应指的是政治关联便于企业规避诸如税收、监管等成本。例如,有学者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更低的实际税率。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也有学者也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实际税率要低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总而言之,政治关联会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政治关联发挥作用,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目前中国的市场与行政支配相混合的环境下,政府仍然是资源和合法性的关键来源,政府对经济仍然保持着较高水平的控制,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深刻。除了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影响商业机会外,各级政府还拥有分配关键资源的权力(例如土地等),通过发放商业准入、项目审批、财政补贴和税收豁免等,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Peng,M.W., & Luo,Y.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2000,43(3),486-501.因此,在当前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监督机制还不完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正式制度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政治关联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学者指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Bai,C.,Lu,J.Y., & Tao,Z.G.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Bank Loans.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6,14(4),611-628.有学者指出,政治关联是一种非正式的替代机制,能弥补产权保护不力、法律和金融发展落后等不足。Leuz,C., & Oberholzer-Gee,F.Political Relationships,Global Financing,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Evidence from Indonesi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1(2),411-439.有学者指出,企业政治关联产生于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发展落后、法制水平较低以及产权保护较弱的环境之下。Goldman,E.,Rocholl,J., & So,J.Do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ffect Firm Value?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9,22(6),2331-2360.罗党论、唐清泉(2009)也指出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一种非正式的产权保护机制。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罗党论、唐清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另外的研究发现,在政府寻租活动更加强烈的地区,民营企业将更为积极主动地建立政治关联,来保护企业的财富。Chen,C.J.P.,Li,Z.,Su,X., & Sun,Z.Rent-seeking Incentives,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Chinese Evidence.Journal ofCorporate Finance,2011,17(2),229-243.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政治关联作用的发挥。

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土地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受到政治关联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的干扰。这主要是由于政治关联的信息沟通作用,以及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第一,政治关联的信息沟通作用,会影响民营企业能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一般来说,土地资源在实际配置时,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政治关联能发挥信息沟通作用。一方面,土地正式挂牌前,地方政府通常会与有意向用地的企业事先沟通约定土地出让金及缴纳方案、企业的投资强度、项目或产业定位等条件。王媛、杨广亮:《为经济增长而干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策略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5期。另一方面,政府也更容易从企业那里获得企业实际状况的相关信息,从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吴文锋、吴冲锋、芮萌的研究就指出,企业高管如果在政府部门任过职,凭借以前任职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会使得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更为有效,更有可能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的认定和审批。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相关的研究也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申请政府救助计划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加迅速的批复。Blau,B.M.,Brough,T.J., & Thomas,D.W.Corporate Lobbying,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Bailout of Bank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3,37(8),3007-3017.总之,政治关联的信息沟通作用会影响民营企业能获得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影响民营企业能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中国目前仍然处于转型期,相对于劳动、资本要素而言,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是最低的,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管制很多。张莉、高元骅、徐现祥:《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制度,自2001年开始大范围实施以来,虽然逐步市场化,但土地市场的运行仍然受制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杨广亮:《政企关系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吗?》,《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期。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上的唯一卖方,具有绝对的支配权,进而存在寻租空间。因此,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在决定土地资源的分配时,事实上拥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权。Hellman,J.S.,Jones,G., & Kaufmann,D.Seize the State,Seize the Day: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4),751-773.因此,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影响民营企业能获得的土地使用权。

基于以上分析,企业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同时,这种影响与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关系密切,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H1: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

H2: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影响。

接下来,本研究构建以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研究假说。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反映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变量,解释变量X为反映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的变量,M为反映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的变量,C为反映民营企业的各种特征的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i代表民营企业。

在式1中,本研究最关注的系数为β2β3。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说,本研究预期β2>0,其含义为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时,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有正向影响。本研究还预期β3<0,其含义为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时,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政治关联对于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影响。在接下来的部分,本研究将以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来检验上述研究假说。

三、基于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的计量分析,以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之“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之“中国上市公司人物特征研究数据库”;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数据来源于王小鲁、樊纲、胡李鹏;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民营企业的相关原始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之“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由于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的特殊性,因而将这些企业剔除,然后再剔除了一些极端数据,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后,最终的观察值数量为12628个。

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为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强度(lnLandRate),用民营企业年末“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加上“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土地使用权”,然后除以民营企业年末的非流动资产,计算得出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最后取自然对数,计算得出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强度。解释变量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度(政治级别PoliticLever,以及政治背景PoliticBG),按照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曾在或正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任职的行政层级,从无任职到乡科级副职及以下、乡科级正职、县处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厅局级正职、省部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正职以上,给 PoliticLever分别赋值 0、1、2、3、4、5、6、7、8、9;如果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曾在或正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任职则PoliticBG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Brockman,P.,Rui,O.M., & Zou,H.Institutio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M & A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3,44(8),833-852.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田利辉、张伟:《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反映民营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的变量为市场化指数(Marketization),由王小鲁、樊纲、胡李鹏计算得到,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其中2017年的数据沿用2016年。

依据相关文献所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货币资金(lnCash)、企业的固定资产净额(lnFixedAssets)、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增长率(Growth)、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LargestHolder)。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Chen,C.J.P.,Li,Z.,Su,X., & Sun,Z.Rent-seeking Incentives,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Chinese Evidence.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2),229-243.Brockman,P.,Rui,O.M., & Zou,H.Institutio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M & A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3,44(8),833-852.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田利辉、张伟:《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另外,由于企业的土地可能处于不同城市,价格差异大,但无法确切得知其位置,因而本研究假设企业的土地主要位于其注册地所在的城市,并控制了城市效应。除此之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年份效应与行业效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1所示。

表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LandRate 企业的土地配置率 0.1014 0.2442 0.0000 25.7499 lnLandRate 企业的土地配置强度 -2.8605 1.8896 -17.6488 -0.8653 PoliticLever 政治级别 2.3652 3.4226 0.0000 9.0000 PoliticBG 政治背景 0.3599 0.4800 0.0000 1.0000 Marketization 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 7.9935 1.7483 -0.2300 10.0000 lnCash 货币资金 19.7095 1.2195 15.7322 22.7721 lnFixedAssets 固定资产净额 19.6899 1.3507 15.7884 23.1388 Leverage 资产负债率 0.3770 0.2072 0.0439 0.9970 Growth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0.2222 0.4500 -0.5747 3.0207 ROE 净资产收益率 0.0829 0.1157 -0.5130 0.4299 LargestHolder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32.8760 14.1578 8.3200 71.4500

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土地使用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率,平均约为10.14%。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在民营企业的非流动资产中的占比并不算很高。第二,对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度而言,约有35.99%的企业有政治背景,即其董事长曾在或正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任职;同时,对于这些有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来说,企业的董事长曾在或正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任职的行政层级平均约为2.3652/0.3599=6.57,位于厅局级正职与省部级副职之间。第三,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从-0.23到10.00不等,平均约为7.99。第四,企业平均货币资金的自然对数约为19.71,平均固定资产净额的自然对数约为19.69,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37.70%,平均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约为22.22%,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为8.29%,平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约为32.88%。

接下来,对本研究的基本模型,即式(1)进行混合截面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2所示。

表3.2 基本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变量lnLandRate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PoliticLever 0.0370∗∗∗ 0.0216∗∗∗ 0.0843∗∗∗ 0.0615∗∗∗(0.00413) (0.00436) (0.0194) (0.0189)PoliticLever×Marketization -0.00799∗∗∗ -0.00606∗∗∗(0.00230) (0.00227)Marketization 0.0867∗ 0.0789∗(0.0471) (0.0466)lnCash -0.0588∗∗∗(0.0225)lnFixedAssets 0.117∗∗∗(0.0306)Leverage -0.613∗∗∗(0.142)Growth -0.266∗∗∗(0.0693)ROE 0.811∗∗∗(0.247)LargestHolder 0.00995∗∗∗(0.00110)Constant -2.948∗∗∗ -3.033∗∗∗ -3.746∗∗∗ -4.925∗∗∗(0.0222) (0.194) (0.424) (0.661)年份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行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城市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F 80.09 14.99 14.78 18.63 R-squared 0.0045 0.1056 0.1063 0.1236观察值数量 12628 12628 12628 12628

从基本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模型a的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与企业政治关联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该结果在模型b、模型c、模型d中依然稳健,这说明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假说H1得到了支持。这表明,政治关联度高的民营企业,能够运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势来争取到更多的土地资源。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市场与行政支配相混合的背景下,以及当今中国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情境下,土地作为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并且政府拥有分配这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因而难免会将土地资源分配给政治关联度高的民营企业,进而实现对经济的控制和对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但是却扭曲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对专注于管理创新而不善于经营政府关系的那些民营企业是不公平的,因而对社会创新体系形成了负激励,会导致一些民营企业不是专注于管理创新,而是注重去经营政府关系以获得稀缺的土地资源,进而抑制了创新,造成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本研究所用的样本是上市公司这样相对规范的民营企业,对于这样的民营企业,尚且存在着按照政治资源来分配土地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那些非上市公司,这一问题很可能就会更加严重了。因此,在土地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需要改变这种按政治资源来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土地资源的配置带来的扭曲,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模型c的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的交叉项显著为正,且该结果在模型d中依然稳健,这说明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正向影响,假说H2得到了支持。这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随着信息透明度的持续提高和监督机制的逐渐改进,能缓解按照政治资源来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最终,在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之下,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因此,为了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运行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提高市场化程度,使得正式制度不断完善,以便土地政策的执行过程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相关的信息披露更为透明,进而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

第三,模型d的结果表明:首先,从平均意义上来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度每增加1个单位,即民营企业董事长曾在或正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任职的行政层级每提高一级,例如由县处级副职提高到县处级正职时,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即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将增加6.15%,显然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其次,从PoliticLever和Marketization的交叉项的系数可以看出,从平均意义上来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所增加的6.15%减少0.61%,也就是变为5.54%,从而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于缓解按照政治资源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所起的作用大小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度量值。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方面,对于解释变量,本研究用PoliticBG来衡量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检验结果如表4.1所示。第二方面,对于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用民营企业年末“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加上“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土地使用权”,然后除以民营企业年末的总资产,计算得出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最后取自然对数,计算得出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强度。也就是说,将lnLandRate_TA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强度,检验结果如表4.2所示。第三方面,考虑到民营上市公司的规模大小,即根据公司总资产的中位数,本研究将样本分为小型上市公司和大型上市公司两部分,分别进行检验,并展开对比,检验结果如表4.3所示。接下来,本研究对各个稳健性检验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表4.1 稳健性检验一:用PoliticBG来衡量政治关联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变量lnLandRate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PoliticBG 0.233∗∗∗ 0.122∗∗∗ 0.5934∗∗∗ 0.4411∗∗∗(0.0322) (0.0331) (0.1555) (0.1520)PoliticBG×Marketization -0.0589∗∗∗ -0.0454∗∗(0.0181) (0.0178)Marketization 0.0896∗ 0.0814∗(0.0472) (0.0468)lnCash -0.0574∗∗(0.0226)lnFixedAssets 0.119∗∗∗(0.0306)Leverage -0.618∗∗∗(0.142)Growth -0.266∗∗∗(0.0693)ROE 0.813∗∗∗(0.247)LargestHolder 0.00999∗∗∗(0.00110)Constant -2.944∗∗∗ -3.020∗∗∗ -3.763∗∗∗ -5.003∗∗∗(0.0229) (0.194) (0.426) (0.663)年份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行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城市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F 52.34 15.04 14.77 18.59 R-squared 0.0035 0.1051 0.1058 0.1234观察值数量 12628 12628 12628 12628

从表4.1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与基本模型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第一,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第二,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正向影响。假说H1、H2依然得到了支持。第三,模型d的结果表明,从平均意义上来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其土地使用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即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将增加44.11%,在经济意义上具有很强的显著性。另外,从PoliticLever和Marketization的交叉项的系数可以看出,从平均意义上来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所增加的44.11%减少4.54%,也就是变为39.57%,从而显示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于缓解按照政治资源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所起的作用大小。

表4.2 稳健性检验二:用lnLandRate_TA来衡量土地配置强度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变量lnLandRate_TA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PoliticLever 0.0431∗∗∗ 0.0261∗∗∗ 0.0702∗∗∗ 0.0521∗∗∗(0.00424) (0.00445) (0.0199) (0.0189)PoliticLever×Marketization -0.00561∗∗ -0.00489∗∗(0.00235) (0.00226)Marketization 0.113∗∗ 0.102∗∗(0.0478) (0.0463)lnCash -0.290∗∗∗(0.0223)lnFixedAssets 0.424∗∗∗(0.0300)Leverage -0.818∗∗∗(0.141)Growth -0.233∗∗∗(0.0696)ROE 0.474∗(0.249)LargestHolder 0.00766∗∗∗(0.00110)Constant -4.000∗∗∗ -3.902∗∗∗ -4.828∗∗∗ -7.451∗∗∗(0.0227) (0.200) (0.432) (0.664)年份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行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城市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F 103.39 276.21 275.92 33.98 R-squared 0.0058 0.1198 0.1204 0.1722观察值数量 12628 12628 12628 12628

从表4.2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与基本模型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第一,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第二,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正向影响。假说H1、H2依然得到了支持。第三,模型d的结果表明,PoliticLever的系数从0.0615变为0.0521,没有大的变化,结果较为稳健。另外,PoliticLever和Marketization的交叉项的系数从-0.00606变为-0.00489,也没有大的变化,结果较为稳健。

表4.3 稳健性检验三:分小公司、大公司样本检验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变量lnLandRate小公司 小公司 大公司 大公司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PoliticLever 0.0904∗∗∗ 0.0600∗∗ 0.0601∗∗ 0.0496∗∗(0.0258) (0.0249) (0.0300) (0.0246)PoliticLever×Marketization -0.00924∗∗∗ -0.00561∗∗∗ -0.00472 -0.00436(0.00309) (0.00204) (0.00352) (0.00349)Marketization 0.186∗∗∗ 0.155∗∗ -0.0820 -0.0826(0.0633) (0.0628) (0.0633) (0.0629)lnCash 0.0908∗∗ -0.0652∗∗(0.0401) (0.0305)lnFixedAssets 0.183∗∗∗ 0.198∗∗∗(0.0533) (0.0481)Leverage -0.149 -0.569∗∗∗(0.238) (0.147)Growth -0.266∗ -0.223∗∗∗(0.148) (0.0661)ROE 1.052∗∗∗ 0.439∗∗(0.393) (0.201)LargestHolder 0.0109∗∗∗ 0.00767∗∗∗(0.00176) (0.00137)Constant -3.814∗∗∗ -9.045∗∗∗ -3.118∗∗∗ -5.862∗∗∗(0.537) (1.382) (0.626) (1.049)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F 5.59 5.54 16.05 17.48 R-squared 0.1326 0.1523 0.1377 0.1619观察值数量 6318 6318 6310 6310

从表4.3可以看出,根据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小型上市公司和大型上市公司两部分,分别进行检验后,检验结果与基本模型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第一,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第二,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大型民营上市公司而言,PoliticLever和Marketization的交叉项的系数虽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于缓解按照政治资源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所起的作用,对于大公司不明显,这表明其和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三,从模型b可以看出,小型民营上市公司的PoliticLever的系数为0.0600,和基本模型的PoliticLever的系数0.0615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结果较为稳健。另外,PoliticLever和 Marketization的交叉项的系数为-0.00561,和基本模型的-0.00606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结果较为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论包括:

第一,以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时,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得越多。也就是说,政治关联度高的民营企业,能够运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势来争取到更多的土地资源。同时,由于政府拥有分配土地这种稀缺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因而难免会将土地资源分配给政治关联度高的民营企业,这样对专注于管理创新而不善于经营政府关系的那些民营企业是不公平的,进而扭曲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在土地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需要改变这种按政治资源来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土地资源的配置所带来的扭曲,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随着信息透明度的持续提高和监督机制的逐渐改进,能缓解按照政治资源来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为了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运行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提高市场化程度,最终,在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之下,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

第三,实证分析表明,从平均意义上来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度每增加1个单位,即民营企业董事长曾在或正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任职的行政层级每提高一级,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即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将增加6.15%,这为政治关联对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影响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度量值。另外,从平均意义上来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配置率所增加的6.15%减少0.61%,也就是变为5.54%,这也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于缓解按照政治资源分配土地资源的格局所起的作用大小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度量值。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重要意义。在理论上,本研究从政治关联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差异,丰富了已有文献对企业土地配置问题的认识。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将市场化进程这一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引入到政治关联与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关系的分析中,为理解当前中国特殊环境下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参考。在实践上,本研究为中国土地政策的执行过程提供了参考,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土地资源的配置所带来的扭曲,同时坚定提高市场化程度,使得正式制度不断完善,以便土地政策的执行过程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相关的信息披露更为透明,进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最终给民营企业和经济发展创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使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最后,在政策意义上,本研究回应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2019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可以为现阶段土地政策这一重要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中图分类号:F202;F275;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1-0061-12

收稿日期:2019-08-01

作者简介:何理,男,湖北恩施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冯科,男,广东河源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15ZDA007)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