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理论在德国的传播与接受

尉佩云

“史学理论”在德文中有诸多的表达:“Theorie der Geschichte”(Geschichtstheorie)、“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istorik”。一般而言,这三个术语在中文里分别被译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知识理论”。就思想范畴而言,“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是德国史学理论的原初概念,流传最广且涵盖范畴最大。在德国史学思想史上的诸多著作中,“Historik”一般都当作主标题被使用,特指由德罗伊森(J.G.Droysen)所集大成且在历史学职业化时期所形成与流传的、对历史学科性质反思的理论成果。

当代德国史学理论的思想面貌基于以下三点而形成: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特别是理念论传统的影响、20世纪现象学和诠释学的塑造、“二战”后德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的直接作用。综观20世纪德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发展,以“二战”为界,形成了具有不同思想特征的时间划分。“二战”以前,德国的历史思考总体还在兰克和德罗伊森等人开辟的范式下进行,历史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是当时历史学的关键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于反思纳粹历史的原因,德国传统的史学范式逐渐式微。历史主义、保守主义遭到批判,其中的代表性历史学家诸如特奥多尔·施德尔(Theodor Schieder)、维纳尔·康策(Wiener Conze)等人。但这些历史学家也并非完全对德国史学传统进行瓦解,相对托马斯·尼颇代(Thomas Nipperdey)、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这些更新一代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本身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史学家。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兴起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德国新一代历史学家们开始有了“创立新世界”的诉求,正在此时形成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史学理论研究组”Research-group “Theorie der Geschichte”(theory of history)supported by theWerner-Reimers-Stiftung.。瑞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克里斯蒂安·梅耶(Christian Meier)、沃夫冈·蒙森(Wolfgang Mommsen)、赫尔曼·吕波(Hermann Lübbe)等史学家、思想家们开辟了德国“二战”后史学研究的新格局,即以纳粹反思为主流话语,以历史伦理为鲜明特征的史学研究范式成为主导。

与德国传统相异,20世纪英美史学理论界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分野乃是W.H.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区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后现代史学理论开始逐渐成为当代史学理论的主流话语在国内的语境中,“后现代史学理论”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有重叠之处;在德国语境中,两者区分明确。

通过上文的追述,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哲学体系下的德国有其“自成一体”的史学理论传统。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英美思想体系中蔚为大观的分析历史哲学以及后现代史学理论在德国历史哲学自身的发展演进中似乎是不存在、没有影响力的。由此,我们首要探讨的问题便是:英美分析历史哲学体系下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在德国有没有被接受?以此才能确保我们对真问题给出真答案。

这个问题在德国本土的学者中也一直存疑,2014年9月15日至16日,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y Bochum)由蒂莫西·格林(Timothy Goering)主持召开了题为“1945年以来德国的哲学、理论与历史”学术会议。格林要求与会学者对他提出的两个问题做出回应:第一,为何分析的历史哲学在1945年以后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德国历史哲学的发展,同样也没有影响德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理论”(Theorie der Geschichte)的发展?第二,假设分析的历史哲学进入德国学术界,它能够或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蒂莫西·格林在波鸿鲁尔大学的会议引介上,他陈述此次会议的目的和立论时说,此次会议的文章将分析德国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间的关系,并将此作为一个案例研究。德国如此恰切地作为一个研究案例,是因为19世纪在哲学和历史之间那种紧密关系在20世纪保留了下来。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叫“历史理论”(Geschichtstheorie)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同时出现了像瑞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卡尔·格奥尔格·费博(Karl-Georg Faber)、托马斯·尼颇代(Thomas Nipperdey)、约恩·吕森(Jörn Rüsen)等一批历史学家。因而,仔细看看德国的情况,就能够阐明在德国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Geschichtstheoretiker)之间所流行的对分析历史哲学的批判甚至敌视的姿态。Goering,T.D,“Introduction to the Forum: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Germany,”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10,no 2,2016,pp.163-169.

格林师从德国当代史学理论家卢西恩·霍尔舍(Lucian Hölscher),在德国完成了他早期的学术训练和博士论文后,去了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就他的学术经历而言,总体上是从德国大陆哲学背景进入了分析哲学背景之中。克里斯·洛伦兹(Chris Lorenz)针对格林的论证逻辑进行批判,他说格林对分析历史哲学及史学理论与德国历史哲学“敌对”关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预设性的。而强调德国历史哲学的“德国特殊性”,这在经验事实上和思想逻辑上顶多是模棱两可的判断而非定论。洛伦兹认为,正是由于格林学术环境的转换“刺激”他提出问题,即为何分析的历史哲学及后现代史学理论没有影响德国史学理论的发展?那么,同样的逻辑,假设一个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学者来到大陆哲学语境中,并回顾自己所处的这两种思想语境时,会发生什么变化。

洛伦兹设置了一个类比的思想实验。假设此次会议的举行不是在波鸿大学,而是在作为分析哲学大本营的剑桥大学。剑桥大学的博士生蒂莫西·哈瑞斯(Timothy Harris)已经修习分析哲学和英国历史多年,在此期间,哈瑞斯有机会参加了一些在巴黎、弗莱堡和柏林的课程学习。由此,哈瑞斯发现,这些欧洲大陆的哲学教授们对哲学的理解和他在剑桥的教授们的理解完全不同。在这些域外的哲学课堂上,哈瑞斯学习了很多黑格尔、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但此时他并未忘却福柯和德里达。他沉迷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些被现象学、诠释学和解构论所抛弃的思想。哈瑞斯开始自我发问,为何这些思想带给他的新奇、兴趣和乐趣是剑桥哲学教授们所不能给的。他同时也意识到,英国的史学家们也是如此的固执保守,彻底拒绝用大陆哲学思想来反思历史研究。

通过洛伦兹的思想实验,我们看到了格林立论中的“先定结论”恰似洛伦兹构想的哈瑞斯所问的问题——为什么英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大陆哲学和史学理论如此漠视?由此可见,格林和哈瑞斯所提出的立论,都是“从问题开始”(begging the question)。

洛伦兹对此更加清楚地说:“波鸿会议意在对一个纯粹缺席的事物做出解释——这就是分析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在德国的被拒。简而言之,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要我们就真实状况做出解释:德国的历史和哲学对德国传统的历史思考进行持续的钳制,最后以如此‘德国’的方式进行专业化和学术化,其成果便是德国的‘历史理论’(Theorie der Geschichte)与‘史学理论’(Geschichtstheorie)。”Chris Lorenz,“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Germany: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Krysztof Brzechzcyn,ed.,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Around Paul A.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vol.110,Brill,Leiden/Boston,2017,pp.57-58.那么由此推论,在格林看来,德国史学理论是德国历史和哲学发展的“特殊路径”,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及后现代史学理论似乎像被拒之门外的优质而高雅的思想访客。

总而言之,格林的问题“为何分析的历史哲学及后现代史学理论在德国被拒”是一个假问题,无法给出真答案。

德国无疑是接受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影响。在国内对后现代史学理论传播的认知中,最为显著的标志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73)。而在德国史学理论语境中,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的经典著作《分析的历史哲学》最具有代表性意义。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汉斯·鲍姆伽特勒(Hans Michael Baumgartner,1933—1999)在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连续性与历史:历史理性批判与元批判》中,首次将丹图的叙事主义理论介绍到德国学术界。Hans Michael Baumgartner,Kontinuität und Geschichte.Zur Kritik und Meta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Berlin:Suhrkamp,1972.丹图作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开创性学者,德国学界对他的思想主张的反馈不一。一方面,约恩·吕森、沃夫冈·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üller)、卡尔·阿赫姆(Karl Acham)等人对鲍姆伽特勒的工作表示认可,同时对丹图的叙事主义理论表现出积极的接受态度。约恩·吕森在后来的口述中便说,通过鲍姆伽特勒的介绍,他接受了丹图的观点从而成为一个叙事主义者,认可了在历史思考中存在一个叙事结构与叙事逻辑。约恩·吕森、尉佩云:《历史叙事、历史研究与历史伦理——访约恩·吕森》,《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1期。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等人则对鲍姆伽特勒的论述多有批判,我们来试举一例。鲍姆伽特勒在论及历史连续性时说:“历史连续性不能被视为历史过程本身所持存之物,相反,连续性被证明是对已逝去的、无法复原过往的重建。但这种重建并非对事件本身的重建,而是对意义的重建。历史连续性也并非对发生事件的确定性的重证,也不是要通过理解、行动或自我反思来管理的任务。历史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Hans Michael Baumgartner,Kontinuität und Geschichte.Zur Kritik und Meta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S.252.

鲍姆伽特勒这个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观点遭到哈贝马斯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鲍姆伽特勒希望历史连续性完全正式地实现其叙事性构建的属性;他坚持认为,历史连续性意味着一种自主的形态,既不是相同主题的衍生,也不是时间上的复制。鲍姆伽特勒没有考虑到叙事不仅组织了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而且组织了历史学家本身:历史学家遇见的是一个已经预先构建的叙事主题。在这个层面,历史是一个客观对象,而不是史学理论家所构建的理论世界(Lebenszusammenhang)。”Jürgen Habermas,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Berlin:Suhrkamp,1995,S.251 f.哈贝马斯此处所谓的“组织了历史学家本身”“预先构建的主题”来自于德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概念“不可预想性”(Unvordenklickeit)参见Joachim Ritter,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Hg.),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Band 11:U-V.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1,S.339-341.。“不可预想性”一方面具有神学背景,另一方面具有理念论核心的影子。其指的是,“历史”在历史学家对其进行叙事性构建之前,它已经以当代社会环境、当代世界面貌的状态呈现出来,已经呈现为当代史家所生存的世界。在这个逻辑上,历史对于当代史家而言,是预设性的、无法脱离的。当然,此处它还展示了德国古典历史主义的逻辑。哈贝马斯对鲍姆伽特勒历史连续性定义的批判体现了德国本土思想传统的影响力。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的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开始逐步接受并吸收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史学理论思想。此处,我们将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史学理论做笼统分析,因为在德国的思想接受史中,晚期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史学理论早期形态的传播难以完全割裂开来。

20世纪60年代德国当时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沃夫冈·施太格缪勒任教于慕尼黑大学,在他的诸多论著中,多卷本《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的问题与结果》最为知名。Wolfgang Stegmüller,Probleme und Resultate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1969.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自己的“分析哲学协会”(Gesellschaft für Analytische Philosophie),现今也是欧洲第二大的分析哲学的学术团体,仅次于德国哲学学会。这也就无怪乎在德国后来有相当多的著作在阐述分析历史哲学对此后德国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影响了。

多丽丝·格柏(Doris Gerber)任教于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她于2012年出版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行动、历史与解释》。Doris Gerber,Analytische Metaphysik der Geschichte.Handlungen,Geschichten und ihre Erklärung,Berlin:Suhrkamp,2012.早在此之前,1974年德语圈中的学者卡尔·阿赫姆就出版了他的《分析历史哲学》Karl Acham,Analyti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Eine kritische Einführung,Freiburg/München:Karl Alber Verlag,1974.。由此说明,德语世界的学者很早就关注并吸收分析历史哲学的思想成果。阿赫姆作为德国20世纪7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组”的成员,这些思想后来间接影响了德国当代史学理论的面貌。

另一位德国知名历史哲学家赫尔曼·吕波同样深受分析历史哲学的影响。在吕波试图重述历史主义渊源的著作《历史概念和历史兴趣》Hermann Lübbe,Geschichtsbegriff und Geschichtsinteresse.Analytik und Pragmatik der Historie,Basel:Schwabe,2012.中,洛伦兹将吕波所持的观点称为“分析的历史主义”。同时,卡尔·格奥尔格·费博(Karl-Georg Faber)在他的畅销著作《史学理论》中也明确提出,要对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析哲学进行批判吸收。K.-G.Faber,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Munich:Beck,1982.即使亨佩尔-德雷关于“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大讨论,在德国的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同样没有缺席,托马斯·豪斯曼1991年在他的《解释和理解:论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对此之前覆盖律模型在德国的讨论进行了总结。Thomas Haussmann,Erklären und VerstehenZur Theorie und Pragmatik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Berlin:Suhrkamp,1991.

20世纪80年代,目前仍然活跃的德国著名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在他的重要作品“三部曲”(《历史理性》《重建过去》《活的历史》)中Jörn Rüsen,Historische Vernunft.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Die Grundlag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3;Rekonstruktion der Vergangenheit.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I:Die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6;Lebendige Geschichte.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II: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historischen Wissen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9.,对以阿瑟·丹图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理论进行了分析。现在看来,吕森的“三部曲”主线还是对德国史学理论传统的重新梳理,特别是对德罗伊森为代表的“Historik”思想的重新建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与价值导向在德国史学理论语境中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出于纳粹反思的需求,史学家们需要重新思考历史学所附加的道德承载;另一方面,当时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在德国这个“精神科学”主导的大传统中,并不是史家们非常愿意看到的局面。基于此,约恩·吕森承担了和德罗伊森一样的时代要求,即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进行史学理论层面的论证诠释。只不过,德罗伊森的工作是在历史学职业化时期的理论回答,而约恩·吕森则是对当时历史学陷于“危机”时的理论方案。

约恩·吕森一方面结合时代背景重新解释了德国史学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对后现代叙事理论进行消化吸收,最后以德国理念论传统的现代解释为主线,以后现代叙事理论为参照,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当代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正是如此,吕森“三部曲”的第一本《历史理性》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本正文仅有140页的书出版之后,共有德、英文书评19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Karl Acham,“Rezension:Jörn Rüsen,Historische Vernunft.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Die Grundlag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Göttingen 1983,”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13.Jahrg.,H.1,Widerstand und Dissens in Osteuropa,1987,S.117-127;Thomas Kornbichler,“Rezension:Jörn Rüsen,Historische Vernunft,”Zeitschriftfür allgemeineWissenschaftstheorie,Vol.16,No.1,1985,S.177-182;Horst Freyhofer,“Review of Jörn Rüsen,Historische Vernunft,”German Studies Review,Vol.7,No.3 Oct.,1984,pp.559-560;Peter Munz,“Review of Jörn Rüsen,Historische Vernunft,”History and Theory,Vol.24,No.1 Feb.,1985,pp.92-100.这些书评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德文书评给予吕森以极高的评价甚至称赞,而英文书评则批判他概念不清、理论艰涩。除去书评者知识背景差异带来的困扰,更多的原因是,吕森对德国理念论核心的坚持导致英文世界的学者对他颇为不满,在德国学者看来已经是“更新”了的现代史学理论解释体系,在英美学者看来依然颇为过时且保守。英文的书评者甚至宣称吕森的理论并没有比黑格尔走出多远。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吕森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元史学研究》Jörn Rüsen,Studies in metahistory,Pretoria:Human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93.,该书是吕森第一本正面回应后现代史学理论,并提出自己的叙事理论的英文著作,此后英文学界对吕森的批判也慢慢消失。

考察吕森最近的著作Jörn Rüsen,Historik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Köln:Böhlau,2013.,譬如他对“历史意义”(Sinnbildung)等这些关键概念的解释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理念论核心的影子。不过,也正是因为吕森对德国思想系统的辩护和坚持,在当代国际史学理论界,约恩·吕森被视为德国历史哲学的代表性人物。Juan L.Fernandez,“Story Makes History,Theory Makes Story:Developing Rüsen’s Historik In Logical And Semiotic Direction,”History and Theory 57,No.1,2018.进入90年代后,随着吕森《元史学研究》的出版,以及海登·怀特等学者影响力的扩大和新一代德国史学理论家们的成长,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理论成就已经成为德国史学理论家们进行研究的前提,也逐步融入德国史学理论自身的解释体系之中。

在格林的论述中,“历史理论”(Theorie der Geschichte)这个德文概念成为德国史学理论的专享名词,并有专享含义。他的论述暗含如下逻辑:“德国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及“后现代史学理论”是存在对立关系的两个主体;其次,由于德国历史哲学没有受到分析历史哲学的影响,所以它本身的发展路径是一条“特殊路径”(Sonderweg)。格林在此所使用的“Sonderweg”这个词,无论如何会让人想起19世纪晚期以来不甚光彩的“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说,这无疑会将问题引向人文研究的“民族独特性”。

然而,就史学理论作为广义人类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广袤而丰富的思想谱系中,总能找到一些细碎的思想特殊性来确立其独特性。詹姆斯·希恩(James J.Sheehan)说:“在许多事物中,民族国家的历史共同特征就是确信各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国家都有一部书写自己独特特征和命运的历史:所有的民族道路都是独特道路。”James Sheehan,“Paradigm Lost?The ‘Sonderweg’Revisited,”in G.Budde,S.Conrad and O.Janz ed.,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Themen,Tendenzen und Theori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6,p.150.一方面,人类整体思想谱系的丰富与立体得益于思想具有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在史学理论作为“传播史”和“接受史”的比较逻辑中,我们设置的立论也同样需要重视。

作者简介:尉佩云,男,甘肃天水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山西 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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