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解读

眼前的革命与远方的“沦亡”——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叶赛宁之死

吴丹鸿

摘 要:1925年底的叶赛宁自杀事件在中国经历了从“个人化”到“阶级化”的阐释过程。这一事件的能量在1927年上海、广州与武汉的清党政变相继爆发之际,得到了鲁迅、蒋光慈和冯雪峰等人不同角度的释放。鲁迅对“叶赛宁之死”的思索与他“广州时期”见证过的“恐怖”与大时代中的“沦亡”紧密相关;蒋光慈在叶赛宁身上找到了自己从革命前线后撤之际对“乡情”的精神需要,并对他的自杀作出了哀歌般的描述;冯雪峰在1929年对“叶赛宁自杀事件”不同角度的翻译,体现了他对革命青年普遍的政治苦闷有着从“宽大”到“清算”的态度调整。对“叶赛宁之死”的解释方式的变化,既反映出了大革命后的“阶级批判”话语的生成过程;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文学家在面对革命的风暴时,共通的“苦闷”下对待“痛苦”不同的态度。

关键词: 鲁迅;蒋光慈;冯雪峰;叶赛宁之死

1926年1月10日,《莽原》发行了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的第一期,依然是由鲁迅主编。这一期《莽原》上公布了国内最早关于叶赛宁的死讯:

苏俄新文坛著名的最同情于农民的青年诗人叶遂宁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列宁格勒自杀 原因未明。

这应当视为鲁迅第一次郑重地“提起”叶赛宁的死,这一次他只是简略地给出“原因未明”[注]《莽原》这个讣告的消息应当是来自日本的报道。讣告中所用的叶赛宁的画像与升曙梦的《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中叶赛宁的画像是同一幅,并且一样有“同情农民”的描述。鲁迅在《〈十二个〉后记》中也指出:“卷头的勃洛克的画像,也不凡,但是从《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转载的,不知道是谁作。”藏原惟人于1926年1月写的文章《诗人叶赛宁的死》中,对于叶赛宁的死因也依然是“原因未明”,可见讣告中的“原因未明”并非由于消息的滞后。四个字。到1927年10月,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又一次提起了叶赛宁的死,这一次对于叶赛宁的“死因”有了更为意味深长的解释: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注]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483页。

在鲁迅的理解里,叶赛宁的死并没有减弱他的“革命性”。与那些在“指挥刀”的掩护下安全地提倡革命文学,以及只在“纸面上”喊打喊杀的人相比,一个能为革命文学的试验付出性命的人,显然更符合鲁迅意义上的“革命人”。“革命人”或“革命文学家”之所以稀有,也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活不下去”,会因为无法面对革命时代的大转变而死在时代齿轮的咬合之间。因此,叶赛宁的“活不下去”,恰恰是革命时代的征兆,是“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注] 鲁迅:《〈尘影〉题辞》(1927年12月7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的“大时代”的征兆。

时隔将近两年,鲁迅再次提起叶赛宁的死,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文坛消息,而是与身边革命青年的死,革命形势的骤变,以及他自己在广州的钟楼上和白云楼上的思索紧密相关。

鲁迅广州时期的“沉默”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广州的革命青年期待鲁迅可以针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抨击,这些青年请求鲁迅发声的要求被他“轻轻地推却”了。梁式和宋云彬都相继在《新时代》上撰文表示对鲁迅沉默的失望。鲁迅对于指责他“躲避”、“熟视无睹”的言论,不同于对待“正人君子”、“现代派”等人的攻击采取蔑视与反讽的回答。对于这种对他的“发声”的急切期待,他反而一再表示“这热诚使我很感动”[注] 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1927年12月17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鲁迅在《答有恒先生》(1927年9月4日)中回答有恒先生对自己不发议论的疑惑,也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他原本准备以《在钟楼上》为题写一篇对于广州种种现象的看法,然而在经历了“四一五”事件之后,已经无法追溯那时的心情,只能引用拉狄克对于叶遂宁自杀的评论结束了这一篇由于“目睹了反革命”而无法续写的文章。

他引用的拉狄克的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无论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所在的原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都引起了鲁迅的深思。鲁迅写道: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叶赛宁等人的自杀,虽然证明了他们的脆弱,却也证明了他们真实地、深入地参与了革命。他们的幻想被碾压粉碎,恰恰也证明了革命的履带在前进。鲁迅用以说明叶赛宁“到底并不是旁观者”的逻辑,也说明了自己不是旁观者。因为他同样被革命的残酷“恐怖”[注] 在《答有恒先生》(1927年9月4日)一文中,鲁迅解释自己近来的“沉默”是因为“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得说不出话,更在沉默中经受着之前一系列观念的轰毁,这些状态都与躲在“象牙塔里”的“平安”完全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叶赛宁的沉没与鲁迅的沉默,都正好说明了他们不是革命的旁观者。

鲁迅理解叶赛宁的自杀,正是承认了“幻想的革命”与“现实的革命”差距之巨大。而看到了“差距”,才是看到了“真实”,所以叶赛宁到底是“有真实”的。鲁迅不仅也经受了这种“差距”带来刺痛,并且一直陷在了“如何在这种差距”中说话的巨大的挣扎。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25日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会欢迎会上说:“到广州来不过一礼拜……我以为广东还是一个旧社会,跟其它的旧的社会,并没有两样。新的气象,不大见得。”[注] 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275页。他号召青年应该“喊出来”,打破广州的沉寂。这些话大大鼓舞了在座的革命青年。毕磊在《欢迎了鲁迅以后》中写道:“只要你喊,如果你有声音,喊得不好听,创作得幼稚,这决不是可羞的事情。”[注] 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做什么?》第一期,1927年2月7日。然而包括毕磊在内的三十多个中大青年均在 “四一五”事件中被捕。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这里言论界之暗,实过于北京”[注] 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10月12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并在《答有恒先生》中沉痛地表达了自己的内疚之感。他认为自己对青年的鼓励,无非“弄敏了他的感觉”[注] 鲁迅:《答有恒先生》(1927年9月4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使得他们在受刑时的表情更为痛苦,让“讨赤军”“讨革军”们在观赏时更能得到“特别的愉快”。如果将鲁迅这种残酷的自省,阐释为后悔几个月前鼓动广州青年勇敢发声[注] 鲁迅在1927年6月翻译鹤见佑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附记中,再次反省了自己当初反对青年们躲进书斋,他没想到“对于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可见“清党”事件给鲁迅造成的刺激很大地集中于青年(包括他自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问题。,也许会过于简化。但确实是因为有了这层顾虑,鲁迅才陷入了暂时性的失语:“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注] 鲁迅:《答有恒先生》(1927年9月4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青年的血和死带给鲁迅的,不仅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注]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1927年5月1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的虚无感,更多还是一种幸存者与未亡人的醒悟。所谓“幸存”,既是指能在险恶的舆论环境和血腥的屠杀风暴中幸存,更是指能避免叶赛宁式的希望彻底轰毁的内心的幸存。前一种幸存是经得起自我调侃的。鲁迅回忆起在中山大学成日的辩论与开会就自嘲道:“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注] 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1927年12月17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然而后一种内心的幸存,是在一个“由此可以得生,由此也可以得死”的大时代里,辨认自己生命的火是否还未冻灭,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注] 鲁迅:《〈小约翰〉引言》(1927年5月30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鲁迅之后在《文艺与革命》(1928)、《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32)中也提到了叶赛宁的自杀,但都是十分简略地提及他的死因是因为对革命的失望,这些提及也只是作为给革命青年敲警钟的例证。唯有在1927年底回忆广州钟楼上的生活时,对叶赛宁之死的思索,深入触及了他自身的困境——如何面对幻想与希望的轰毁,如何在“虽生犹死”的虚无状态中确认自己存在。他与这些黑暗缠斗了大半年,渐渐有了这样的野草式的生命逻辑:正是经历了观念的轰毁,才证明了自己终究不是革命的旁观者;正是年轻生命的“沦亡”,鲁迅才能“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注] 鲁迅:《〈野草〉题辞》(1927年4月26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也才得以知道自己“未尝沦亡”。

叶赛宁的名字虽然在胡愈之发表于1922年的文章《俄国新文学的一斑》中就出现过,但他的诗作译介却是在1926年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才陆续刊登。1927年11月,蒋光慈在《创造月刊》上连载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注] 蔣光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续》,《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7 年11月。中撰写了关于叶赛宁的专论,这篇文章不仅节选翻译了叶赛宁不少的诗段,也对叶赛宁自杀的悲剧性意义进行了不同于鲁迅的阐释。

在对叶赛宁的专论中,蒋光慈一开头就罗列了当时对叶赛宁自杀的三种常见的猜测,包括叶赛宁与邓肯的恋爱悲剧、叶赛宁受尽肺病折磨,以及叶赛宁在与革命短暂同路之后又无法迈过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层冲突。第三种解释长时间以来被用于解释革命青年的自杀现象,蒋光慈对1921年开枪自杀的俄国诗人勃洛克也是采用了第三种解释:

在心灵上,理想上,布洛克完全与革命是一致的,但是他没有明白,并且不会估量革命后所谓从小事做起的价值。革命后一些建设的琐事,我们的罗曼蒂克没有习惯来注意它们,而自己还是继续地梦想着美妙的革命的心灵,还是继续地听那已隐藏下去的音乐,还是继续地要看那最高涨的浪潮……但是为着要建设文化达到目的起见,革命不能与布洛克再走一条路了。[注] 蔣光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续》,《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 年10月。

将诗人的自杀理解为一种无法忍受革命低潮的左倾激进主义,也被用于解释1929年底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玛耶阔夫司基和这现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在根本上已不互相投合。因此,这是必然的,革命在破坏的时期兴感起他的诗,而当这破坏的时期一过去,走上了建设的路的时期,他便感到幻灭的苦痛,而他的诗也失去了生气。[注] 戴望舒:《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小说月报》,第21卷第12号,1930年12月。

在文学立场上,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代表的未来派的“破坏美学”和“机械美学”相去甚远,他始终畏惧“铁的生客”会毁坏永恒宁静的乡村文明。但是他们的自杀却都被同样解释为革命同路人与革命的分离,区别只在于“左右”偏离的方向不同。然而蒋光慈对于“叶赛宁自杀”的三种猜测都不甚认同,认为它们“不过是一般人普通的猜度”[注] 蔣光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续》,《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 年10月。,他没有将叶赛宁自杀简单解释为对革命新阶段的不适应,而是将叶赛宁的命运与俄罗斯农民的命运同一起来:“叶贤林是一个农民的诗人,俄罗斯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叶贤林可算是一个化身了。”[注] 蔣光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续》,《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 年10月。在蒋光慈的理解里,叶赛宁身上致命的矛盾不是“革命”不同阶段的矛盾,而是革命时期“城市”与“乡村”的矛盾:

但是十月革命的指导人,是城市而不是乡村,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十月革命前进的方向,是顺着城市的指导而行的,城市的文化将破坏一切旧的俄罗斯,将改变贫困的,局促的,惨淡的乡村之面目……他明白城市的魔力,而且对这魔力并不起反感的心理,不过因为他与旧的俄罗斯的土地的关系,未免太深切了,因之他一步踏在新的俄罗斯的领土上,而一步又留在他所爱的旧的,过去的俄罗斯怀里。[注] 蔣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全集·第六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蒋光慈认为叶赛宁身上特有农民的保守与暴动的两重性,这让他在理智上能接受十月革命后席卷全国的城市文化,却不能在情感上接受乡村也被钢铁电气彻底改变。这种解释,也十分符合那一时期认为俄国的“都市诗人”超越“田园诗人”的文学进化论的叙述方式。[注] 升曙梦对俄罗斯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就是采用这种论述:“无产阶级诗人底诗第一是都会诗。在各诗人里,都能看出要从土地底支配,从田园底家长的宗教的适配离脱的自由解放的气氛。” 升曙梦著,冯雪峰译:《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莽原》半月刊第21期,1926年11月10日。但是蒋光慈也只是在理智上对叶赛宁的自杀采用了这种说法,在情感上他对于叶赛宁的怀乡情结有着充分的体认,在审美上也更偏爱叶赛宁“美丽的”“令人心醉”的抒情诗作。[注] 1929年10月,蒋光慈在东京拜访了藏原惟人,谈论到他们共同喜爱的诗人叶赛宁时,他这样感叹:“叶贤林的意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然而他的诗却令我们这样地心醉!”《异邦与故国》,《蒋光慈全集·第一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1928年蒋光慈翻译了叶赛宁的诗《新的露西》,这是叶赛宁的创作在中国最早的正式翻译,也是蒋光慈翻译叶赛宁的唯一一首诗:

那一种狂风已经过了,我们保全的很少。

数一数旧日的交情,很多的友人没有了。

我重新回转我的荒芜的穷乡,

这穷乡我整整地有八年未归了。[注] 叶贤林(叶赛宁)著,华维素(蒋光慈)译:《新的露西》,《时代文艺》,1928 年第1卷 第1期。

这首诗与蒋光慈另外几首思乡诗作一同收录在他的《乡情集》中。不难理解为何这首《新的露西》会给蒋光慈造成这么强烈的触动。1928年也是蒋光慈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参加革命的第8年。上海的“四·一二”事件爆发后,他并未灰心,而是满怀希望地立即乘船前往武汉拟办《太阳》刊物,天真地以为“汉江中的热浪还是再翻腾,我们的胜利终将不远”[注] 吴滕凤:《蒋光慈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没想到不到两个月,武汉政府也宣布分共,开始实行大规模清党,蒋光慈对“大革命”的幻想才彻底破灭。1927年9月,他从武汉回到上海后,把那几个月里遭受的精神冲击都浇注在长诗《哭诉》中,其中“往日的朋友有许多发财的发财,做官的做官/ 今日的朋友也不少投降的投降,丢脸的丢脸”[注] 这首诗写成于1927年10月6日,收入《乡情集》时题目改为《写给母亲》。《蒋光慈全集·第一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这些感受,都与叶赛宁诗中所写的十分吻合。他从河南老家到上海参加革命,再从上海奔赴武汉捍卫革命,正如他所说的:“这其间我所领受的羞辱,苦痛,真是不堪言。”[注] 蒋光慈:《写给母亲》,《蒋光慈全集·第一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这时他只能向他想象中的“家乡”、记忆中的“母亲”寻求惶惶中的一点安慰。一个离家8年,年仅28岁的青年,在目睹了“幻想中的革命”与“真实的革命”之间吃人的差距,在经历了叛变、逃亡、流离失所之后,可能是在最脆弱的时候,在内心重新像个赤子一样思恋着家乡和家人,写下了《乡情》《写给母亲》这样罕见的“反顾”的抒情诗。

蒋光慈会将叶赛宁的自杀解读为他在情感上无法割舍乡村乌托邦,正是蒋光慈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与精神需求上与叶赛宁形成的共鸣式理解,甚至在“自杀”这一动作上,蒋光慈也在诗中重复了一遍。[注] 蒋光慈:“我几番想道,我还是追随着他们死去吧。” 《写给母亲》,《蒋光慈全集·第一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他这一时期面对“真实革命”而产生的幻灭之感,引领着他转向久别的家乡亲人寻求慰藉,并慢慢修补对外界产生的信任危机。这与鲁迅在广州清党事件后,在白云楼上编校《朝花夕拾》细数他“思乡的蛊惑”有着些许类似。“儿时的记忆”在风云骤变的险恶环境中显露出更为剔透的生命品质。不一样的是,鲁迅编校《朝花夕拾》是为了在不知道“怎么说”的困顿时期帮助自己“驱除炎热”[注]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蒋光慈诗中的“返乡”则是在上海、武汉相继使他失望之后,为自己想象出来的一片栖息地。然而他在这片栖息地上所要寻求的并不是荫凉,而是他原想在上海与武汉获得的革命的力量,于是在《写给母亲》的结尾,是更加坚决地让“我的一颗心”接着“烧下去”。如果说蒋光慈是在上海、武汉与家乡之间寻找更加“光明”的去处,那么鲁迅在白云楼的窗前比对着窗外大都市中“青春生命的沦亡”[注] 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与内心的“未尝沦亡”,则更像是布罗茨基所写的:“我坐在黑暗里。难以分辨 /内心的黑暗,与外面的黑暗,哪个更深。”[注] 转引冯冬:《布罗茨基的〈我坐在窗前〉》,《译林》(学术版),2012年第2期。

1929年,冯雪峰以“不文”为笔名在《语丝》(其时鲁迅已交由柔石主编)发表了三篇译文。[注] 冯雪峰的笔名甚多,其中“不文”这个笔名在朱宝樑的《20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与包子衍撰写的《雪峰年谱》的笔名附录中均被遗漏。2017年出版的《冯雪峰全集》虽然在附录中补充了这个笔名,但仍然缺失了冯雪峰用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在这三篇译文中,《苏联文坛近事:马克思派与非马克思派的文学论争》与《新兴艺术论的文献》都是在日文刊物上的新近文章,只有茂森唯士的《叶赛宁倾向底清算:苏联文坛底一问题》是1928年10月发表的,距离冯雪峰翻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0个月。为何冯雪峰不继续对当时日本左翼刊物上的文章进行实况转播,而是挑选了一篇10个月以前的旧文发表?冯雪峰这篇关于叶赛宁译文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是他在1929年年初翻译的藏原惟人的《诗人叶赛宁之死》。但如果将这两篇意向迥异的文章放在一起看,就会让人不由得揣测:冯雪峰对于这一事件的翻译选择,究竟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于“革命青年的痛苦”的态度的转变?

藏原惟人是叶赛宁的忠实读者,他曾在蒋光慈面前为他背诵了几段叶赛宁的诗,让蒋光慈“愧觉我的爱好叶贤林的程度不及他远了”[注] 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蒋光慈全集·第一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藏原惟人在叶赛宁自杀半个月后(1926年1月11日)就写了这篇文章,冯雪峰在两年之后才注意到它并翻译出来。这篇文章是中国读者读到的第二篇叶赛宁专论(第一篇就是蒋光慈所写的),确实如蒋光慈所说的,可以看出藏原惟人对叶赛宁的熟悉程度要比他深入很多。这篇文章对叶赛宁从1915年到1925年这10年中重要的创作和转变进行了简要而富有层次的分析。他并不将叶赛宁的自杀笼统地解释为十月革命结束后的幻灭感以及对建设时期的不适应,而只是将这个解释作为叶赛宁1921年出国旅行的阶段性原因。真正给叶赛宁以致命冲击的,是他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后所看到的家乡农村的巨变——“妹子们都已经成为青年共产党员在活动着了。而且从前设祭着圣象的地方,现在是恭敬地揭着列宁的肖像”,“他是俄罗斯的田园诗人。但要理解新的社会主义的农村,他是做不到了”。[注] 藏原惟人著,冯雪峰译:《诗人叶赛宁的死》,《贡献》第5卷第1期,1929年1月。

冯雪峰在1928年12月9日第一次夜访鲁迅,带了他“正在翻译的普列哈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去”[注] 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冯雪峰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页。,可见藏原惟人的文章也是他那段时间集中的阅读对象。所以他在1929年年初翻译藏原惟人的这篇旧文《诗人叶赛宁的死》,很可能是他那一段时间对藏原惟人的阅读兴趣的辐射;另外,藏原惟人对叶赛宁痛苦的诗艺的欣赏,在当时也没有超出冯雪峰对革命文艺的包容范围,他在《革命与智识阶级》(1928年9月)中对于智识阶级“内心苦痛”仍然坚持要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

他们多是极真实的,敏感的人,批评的功夫多于主张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常是消极的,充满颓废气氛的。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苦痛,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交接的艺术痕迹。[注] 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无轨列车》,第2期,1928年9月25日。

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仍乐观地认为智识青年消极颓废的情绪不会对革命造成妨碍。然而他在几个月后翻译的茂森唯士《叶赛宁倾向底清算》,恰恰是由于担心青年的颓废情绪会妨碍革命,于是大大收窄原来“极大的宽大”的态度,不再花笔墨分析叶赛宁的经历和诗作,而是对叶赛宁本人作出了直接的评价:

但他是,像他底行动所实证着似地,虽那般地置身于所赋予的环境之中,而终于不能脱出旧时代底观念形态,悄悄从苏维埃底伟大的建设中逃脱了身,以年青的身子自杀死了的一个人。是败亡者。[注] 茂森唯士著,冯雪峰译:《叶赛宁倾向底清算:苏联文坛底一问题》,《语丝》,第5卷第23期,1929年8月。

至此,叶赛宁为何自杀的原因以及不再引起论者的猜想,而是以他自杀的结局给了他一个“败亡者”的定论,从而说明这样的“败亡者”是不应当被效仿的。在俄国,由“叶赛宁热”发展到“叶赛宁倾向”、“叶赛宁型”的“颓废风气”和“自杀现象”,已经覆盖了叶赛宁死因而成为新的焦点。其实早在1927年7月份的《东方杂志》上,就已经有人关注到这一问题:“自从农民诗家爱森新(叶赛宁,笔者注)自杀以来,青年共产党员自杀的一天多似一天。”[注] 遂初:《俄国人目中的青年自杀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14期,1927 年7月。一直密集关注俄国文坛动态并及时翻译日本报导的冯雪峰当然也会留意到这一现象,但这仍不足以说明冯雪峰为何要在1929年翻译“清算叶赛宁倾向”的旧文。他的关注点不会是俄国社会一两年前的新闻热点,而是在这面俄国的镜子中所照见的中国现实。

值得留意的是,就在1929年初,年仅26岁的太阳社成员顾仲起[注] 顾仲起(1903-1929),江苏如皋人,十七岁时所写的新诗受到茅盾的赏识,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1925年至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在讨伐陈炯明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军中曾任排长、连长,后随军驻扎武汉。后因武汉革命阵营分裂,他悄悄离开了营队,从革命前线战斗退到革命文学宣传与创作。1928年在上海加入了“太阳社”,1929年1月跳江身亡。主要作品有小说《生活的血迹》《残骸》《坟的自供状》等,诗集《红光》等。跳入黄浦江自杀身亡。最早作出反应的是蒋光慈在1月20日的《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一则《鸟笼室漫话》。在文中,蒋光慈认为顾仲起的自杀是无路可走的结果:“既不能反抗黑暗的势力,又不能投降于敌人的营垒,那么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注] 魏克特(蒋光慈):《鸟笼室漫话》,《海风周报》,1929年第4期。一个月后钱杏邨在《关于顾仲起先生》中写道:“他所以终于免不了走入自杀的一途,其主要的动力就是不健全的小资产阶级固有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注] 钱杏邨:《关于顾仲起先生》,《海风周报》,1929年第10期。 蒋光慈和钱杏邨虽然都强调了顾仲起自杀的必然性,但是蒋光慈将这种“必然”归咎于没有出路的黑暗生活;钱杏邨则是将责任划给顾仲起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顾仲起的政治苦闷延伸为一种“时代病”,认为它是“现代的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共通的苦闷,和找不着出路而陷于消极或自杀的青年的心理状态”[注] 钱杏邨:《关于顾仲起先生》,《海风周报》,1929年第10期。。蒋光慈对顾仲起的同情是可以理解,毕竟我们在他的诗中也看到了,他在逃离武汉之后也有过“自杀”的闪念;然而,钱杏邨虽然对顾仲起使用了阶级话语的批判[注] 此处需要考虑到钱杏邨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顾仲起说钱杏邨的文学批评太过“培植与曲谅”,所以在评点顾仲起时自然有意加重了批判的力道。,但在承认顾仲起的苦闷是“革命失败后的一种必然现象”的同时,他也承认了他们的政治苦闷是“共通”的。

大革命后革命青年的苦闷与自杀,以及针对“小资产阶级”的批评话语开始流行[注] 正如程凯所说:“虽然对智识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政治作用的批判从‘大革命前’就已经展开,但在革命的进行中,文化领域尚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而随着现实革命的挫败,文化领域成为斗争的新战场。正是在此情况下,被归纳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面临迫在眉睫的压力。”程凯:《革命的张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页。,是冯雪峰翻译《叶赛宁倾向底清算:苏联文坛底一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他所要“清算”的是普遍的政治苦闷对革命前途造成的副作用。蒋光慈、钱杏邨和顾仲起等太阳社成员“大部分都是曾经在1924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各条战线上担任过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而于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注] 任钧:《关于太阳社》,《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1929年2月。。而冯雪峰的情况与他们恰恰相反,他是在1927年目睹李大钊等革命者被杀,在白色恐怖的刺激下才加入了共产党。这两种青年代表了对“大革命失败”的不同反应:前者是遭受了背叛与追杀之后的有所后撤的“苦闷”。他们也因为一直身居革命队伍内部,所以对革命阵营中的阶级成分与革命失败的关系有着更应激的反应。冯雪峰是在大革命最低潮的时期才加入共产党,他的革命履历中还没有出现过蒋光慈等人的起伏,对于他们的“普遍的苦闷”以及在这“苦闷”之后“攻击性的反弹”,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在发生了多起革命青年自杀的事件后,冯雪峰终于意识到“叶赛宁型”的苦闷对革命并非没有妨害,但他作出的反应也并非直接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批判,而是通过译文这样较为温和间接的方式进行一种症候式的批评。但是译文中茂森唯士断然指出“叶赛宁型的浸润”都是在“属于小资产智识阶级或破落户的资产阶级之没落的阶层的青年之间”,还是最终表明了,叶赛宁的自杀、青年的颓废苦闷都被大革命之后无产阶级的批判话语所吸纳,转变成对“小资产阶级”的情绪病和阶级局限的批判。

1925年底叶赛宁自杀的消息,到1927年才真正受到个别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并有效地转化为他们的话语资源以表达大革命失败后对个人困境的思索。鲁迅对“叶赛宁自杀”这一事例的征用,一直持续到1932年,但只有在1927年白云楼上对这一事件的思索最具有与他自身境况的参照意义。虽然“叶赛宁之死”多次被他作为事例警告革命青年要面对革命残酷真实,但他从未顺从当时批评“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来对叶赛宁的自杀进行新的阐释。这既说明了鲁迅在白云楼上对于叶赛宁与自身达成的某种同一性认识——“都不是革命的旁观者”——自始至终没有动摇;也说明了鲁迅对于革命青年的痛苦的理解,比冯雪峰一开始所表达的“宽大”要更真实。

蒋光慈对于叶赛宁的理解,不仅是一个异乡人对一个异乡人的理解,也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倾慕,还可能是一个企图自杀者对一个已经自杀者的追念。蒋光慈在叶赛宁的诗中找到了他当时最思念的“乡情”,正是这种精神需要的高度契合,让蒋光慈对叶赛宁之死给出了最抒情也最贴己的解释——叶赛宁的死是因为一只脚留在旧的农村的俄罗斯。某种程度上讲,叶赛宁的“沦亡”对于“虽生犹死”的白云楼上的鲁迅,对于从武汉逃回上海的渡船上的蒋光慈,也是他们自身所经历的一次象征性死亡,却反而提供了全新的生存的勇气。

鲁迅和蒋光慈对于叶赛宁之死的个人化的理解,并没有成为解释革命青年自杀的标准答案。冯雪峰在1929年间前后翻译的两篇关于“叶赛宁之死”的文章,多少显示了他对于“第二种人”[注] 冯雪峰在《革命与智识阶级》表明对“第二种人”要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这第二种人是:“他承受革命,往向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往向,结局他徘徊着,苦痛着”。冯雪峰:《冯雪峰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的态度的调整。在这两篇译文中,从藏原惟人的“悲叹”到茂森唯士的“清算”,清楚地显示出冯雪峰对于钱杏邨所说的“革命青年普遍的苦闷”的态度有了不小的改变。在钱杏邨对自杀青年顾仲起的解释里,正因为政治苦闷的普遍,所以才可以理解;而冯雪峰恰恰因为这种“普遍”,才从“宽大”的态度调整为“清算”。而对于“叶赛宁之死”的解释,也逐渐被普遍化,成为革命新时期左翼内部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批评话语资源。“叶赛宁之死”的话题结束之时,已经不再具有“原因未明”的阐释空间,而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精神颓废的典型,成为“败亡者”的象征。

1926年初到1929年底,叶赛宁自杀的消息在中国“旅行”了四五年,最后还是落入阶级话语的旋涡中。但经过这一系列的“回放”,可以看到鲁迅、蒋光慈和冯雪峰都曾经根据自己当时的心境,释放出这一事件特有的能量,最终帮助自己在革命的狂风中站住了脚。他们对于“叶赛宁之死”不同的解释,既在不同层次上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象征,也让我们得以管窥革命文学家面对革命失败时不一样的痛苦的表情。

中图分类号:K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2-0098-09

收稿日期:2018-11-17

作者简介:吴丹鸿,女,广东揭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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