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美育研究

“生活的改造与解放”——“生活论转向”视野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种内涵和旨趣

唐善林 冯能锋

摘 要:在“生活论转向”的世界哲学思潮中,一部分西方哲学家把现实生活的考察体验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确定了生活在自我完善和社会发展中的本体地位;在西方,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重要代表,把整个哲学建基于物质生产生活之上,并由此进一步思考社会、经济、政治、革命、道德等生活形态与艺术审美生活形态的价值及关系,从而呈现了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如何有效改造与解放自身生活的美学内涵和旨趣。

关键词: 生活论转向;实践;异化劳动;改造与解放

近些年,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和“身体转向”等潮流之后,国内人文哲社领域又形成了一股“生活论转向”的学术思潮。我们认为,这股学术思潮的出现,既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推动,也因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从“生活论转向”视野出发,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旨趣作一历史的、深入的梳理和探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目前众说纷纭的“生活”概念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活论”美学的内涵和旨趣作出一种新的阐释,从而为我们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发展提供某种有效的视野和路径。

从文化的本源性来说,古今中外的文化都离不开人类的生活,差异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在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上有所不同。古希腊时期各派哲学观点各异,无论是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还是追求快乐的伊壁鸠鲁学派,都对生活持反思的态度,主张过一种哲学的生活。中国先秦各派哲学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提倡入世的原始儒家,还是逍遥出世的原始道家,都主张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生活的体验和观念在人类文化进程史上从未中断,只不过人们对不同生活形态或方式在人类文化发展和生命价值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

从西方人文哲社发展史来看,丰富多彩、充满生活气息的古希腊文明,经过罗马化时期尤其是基督教思想主宰的千年中古时期,没入了一个由神性控制人性、单调僵化的黑暗时期。在这个时期,生活不再是多元自然的人性欲望得以实现的方式或场域,而成了祷告上帝、忍受苦难的途径和慰藉所。但随着商品市场的开拓和市民经济的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生活中再一次发现了自身生命的价值和需要,把自己从上帝的十字架上解放下来。在此过程中,人们体会到了理性的价值和威力,并进一步通过启蒙运动把人类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推向了一个无所不能、无以复加的高度,黑格尔理念逻辑学就是其典型代表。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认为只有理性才能真正认识客观世界和真理,只有理性才能给他们带来合理的生活和幸福;遗憾的是,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并没有完全兑现它的承诺,它在令我们远离感性生活的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两次惨无人道的世界大战。如何安置我们的人生,或者说生活在何处,再次成为人文哲社领域反思的根本所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客观唯心哲学只是理念精神封闭性的内在逻辑推演,在总体思路上完全脱离了实践生活,从而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和生命价值实现的根本原因。

后期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就此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明确提倡回到生活世界,这在某种意义上宣示了人文哲社领域“生活论转向”思潮的到来。在早期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是世界的一面镜子,通过事实、事态和事件三个层次的逻辑分析,可以把握世界普遍必然的结构;包括命题、基本命题和简单名称三个层次的语言,是与世界结构相对应的图式。因此,在早期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我们认识现实世界难以替代的通道或媒介,但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却意识到逻辑和语言把握现实世界的局限性。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主要不是由其实指义或指称对象决定的,而是在根本上为其使用者的语调、表情、动作和处境所决定。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指出,一个词语的表达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消有涨;但它作为一种“语言的游戏”,无论在发生学意义上还是在应用学意义上,都与人的生活形式有着本源性的关联。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页。也就是说,语言不仅是一种能指与所指的世界符号图式,从本源性来说,它更是一种生活形式的构成和展开。所以,我们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发生了一种“生活论转向”,突显了生活世界在词语意义实现中的本体价值。

与此类似,胡塞尔在其后期现象学哲学研究中也呈现出 “生活论转向”。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他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在几何与代数普遍逻辑观念的影响下,自伽利略以来的欧洲近代自然科学越来越数学化,以致于从抽象的形式观念中寻找客体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他说:“一个无限的世界,在这里是指一个观念性的世界,被设想为这样一个世界,它的客体并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偶然地被我们认识的,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系统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在这种无限的进展中,每一个客体按照其完全的自在存在,最终都会被认识。”[注]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换言之,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远,只能按一种理性的系统的方法来认识观念性客体世界。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因数学化而生成的观念性客体世界是由形式逻辑构成的“一般世界”,即“公式化”的自然世界。这一过程固然有其合法性,甚至是必然性;但是,这一切断自然科学与原初生活或直观世界的致思理路,使得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日益失去其实现生命本真意义的基础,不仅弱化了自然科学前进的原动力,而且还有可能将人类命运带入迷途。所以,胡塞尔不仅主张我们要对近代自然科学的缘起作出历史澄清,而且认为,只有澄清了自然科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我们才能在一种开放性的原初生活中发现自然科学无限创造性的可能。他指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的不言而喻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都要从生活世界出发来利用那种对于生活世界的每个目的来说总是必需的东西。”[注]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在此意义上,目前学界把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作为人文哲社领域“生活论转向”的一个标志,也不无道理。

相对于理性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来说,以经验主义见长的美国哲学在“生活论转向”的实现上则显得更为鲜明轻松,其中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舒斯特曼是典型代表。被罗蒂称为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并列为20世纪三位最重要哲学家的杜威,突破了最初对其有所影响的黑格尔绝对精神世界的局限,认为哲学改造的关键是摆脱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情感、本体与现象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把对世界的认识和人生意义的实现拉回到源于生活的经验之中。他指出动物和人都是一个“活的生物”,都与周围的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只不过前者本能地适应环境,而后者凭借记忆与环境相互作用生成具有完整性的生活经验。据此,杜威在“活的生物”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经验”的概念。他认为,人作为“活的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会生成多种多样的生活经验;但这些生活经验大多是初步的不完整的。而“一个经验”则是一个整体,一种保存各发展阶段独立性的深度融合,即一种具有审美性质的生活经验。“一个经验”不一定是审美经验,但审美经验是“一个经验”的集中和强化。也就是在这一哲学意义上,杜威进一步提倡一种“艺术即经验”的美学观点。在这一“生活论转向”的美学观点中,杜威强调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经验应重建其与生活的密切关联。他明确指出,从事艺术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注] [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页。杜威不但强调艺术品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连续性,而且还提倡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美的艺术与实用艺术之间的连续性。他说:“我认为黑人雕塑家所作的偶像对他们的部落群体来说具有最高的实用价值,甚至比他们的长矛和衣服更加有用。但是,它们现在是美的艺术,在20世纪起着对已经变得陈腐的艺术进行革新的任务。它们是美的艺术的原因,正是在于这些匿名的艺术家们在生产过程中完美的生活与体验。”[注] [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页。换言之,黑人雕塑家雕塑的偶像在他们部落群体看来不过是一种实用的通俗的艺术作品,但因它们完美地凝聚了黑人雕塑家的生活与体验,在20世纪被认为是一种美的高雅的艺术作品。可见,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具有本然的内在关联。

受杜威实用主义经验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舒斯特曼将其哲学思考溯源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实践,认为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思考方式,更是一种生活实践方式,即生活的艺术。所以,他认为杜威、维特根斯坦和福柯对待哲学有一种共同的观念:“哲学有着更为紧要的、攸关生存的使命,即通过自我认识、自我批判和自我控制来改善我们自己,帮助我们通向更好的生活。”[注]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为此,他还对哲学生活实践作出划分,一种是审美的哲学生活,另一种是身体的哲学生活。审美的哲学生活是一种把自己的哲学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来打造的生活实践,而身体的哲学生活就是一种把自己的身体表象和非语言的身体经验作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重要途径的生活实践。舒斯特曼不仅在哲学思考上提倡过一种哲学生活,而且还打破审美艺术经验与身体生活之间的隔阂,主张一种身体生活美学和艺术。在《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中,舒斯特曼明确指出:“由于这些另外的审美形式的影响力似乎逐渐转变为现代主义艺术典范的衰退,因此人们可以斗胆断言,现代主义艺术垄断的终结,预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某些充满活力的新开端。对于今天的审美选择来说,两个最突出的场所显然是大众传媒的通俗艺术和致力于身体美学与生活艺术的复杂的学科群体,后者在今天对审美的生活方式的专注中得了充分的表现。对这两个文化领域共同的东西是对表演的关注。不过,它们也共享如下一些更深层次的认同:审美经验的价值和愉快、我们对美和强化的感受的需要、以及将这种强化的经验整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注]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可见,舒斯特曼认为神圣化、自律化的现代主义的美学和艺术的终结,意味着今天充满审美活力的身体生活美学和艺术的复兴。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明确认为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一种“生活论转向”的趋势。不同哲学家尽管各自的思考对象和具体观念不同,但是在总体致思理路上都主张复兴哲学与生活(包括审美生活)的密切关联,把对生活的体验和改造作为自身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可生活在自我完善和社会发展中的本体地位。那么,在此“生活论转向”的世界哲学发展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呈现出怎样的理论内涵和旨趣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包含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内的丰富复杂的理论体系,而实践观不但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核心,也是其推进世界哲学思考以实现 “生活论转向”的关键所在。那么何谓实践?它与生活存在怎样的关联?这是我们考察“生活论转向”世界潮流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实践的概念内涵,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未有定论,总的来说主要从以下三条理论路径来阐释界定的:一是从认识论角度认为实践是人能动改造和探索客观现实世界的社会活动,主要包括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类实践形态(毛泽东持有此论);二是从本体论角度认为实践主要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标志的物质生产劳动(李泽厚是典型代表);三是从存在论角度认为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除物质生产劳动外,还包括革命、政治、道德、审美、艺术和日常生活等实践形态在内(朱立元为其明证)。我们认为,这三种有关实践概念的阐释界定尽管理论路径不同,但都认可物质生产劳动是实践的基本方式;而且都认为实践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毛泽东认为人类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注]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李泽厚认为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是使用-制造物质工具的社会生产活动,而实践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即指上述基础含义,广义则包容宽泛,从生产活动中的发号施令、语言交流以及各种符号操作,到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活动。”[注]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4页。朱立元也认为:“我们理解的实践是广义的人生实践。它固然以物质生产作为最基础的活动,但还包括人的各种各样其它的生活活动,既包括道德活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等,也包括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注] 朱立元:《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人文杂志》2006年第6期,第80页。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实践是一种以物质生产劳动为根本的包括政治、经济、道德、艺术、日常等在内的生活形态和方式呢?我们认为,这固然能给我们一个启发,但不能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仍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进行细读并给出创造性的合理论证。

正如有学者指出:“实践概念虽然是马克思哲学据以立论的一块坚固基石,但只要在其著作中检索一下就会发现,‘实践’却不是作为一个高频词出现的,毋宁说马克思对这个词的使用,主要还是集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个文本中。”[注] 李佃来:《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政治哲学向度》,《哲学研究》2015年第10期,第12页。我们对马克思实践观的探讨也首先由此两个文本入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是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可见,实践是与理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决定着理论思维的客观真理性和现实有效性。不但如此,一切神秘主义理论比如宗教情感也需要在实践中或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出于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只是从感性直观客体表象的角度来认识市民社会,从而不能对市民社会作出历史的理性的本质直观。而且马克思还认为,实践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活动,更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活动。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由上可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与理论相对应的改造世界的人的感性活动;他虽然指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但并没有明确揭示实践就是社会生活或其它各类生活方式。

如果说实践概念及其与生活的关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比较笼统,那么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明确地指出了,实践首先就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它生产了人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首先应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是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他们还认为,这种为了生活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同时也生产着人们生活方式和组织关系。“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随着人口增长和交往的出现,物质生产力得到不断提高,人们在生活中加强了分工和交往的需要,从而必然引发社会结构和国家形式的社会政治生活变革。不仅社会结构和国家形式的政治生活受物质生活本身的制约,而且思想、观念、意识包括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由物质生产或物质生活本身所决定。“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市民社会领域把实践看成是一种促进历史发展的革命生活。他们认为,历史各阶段受物质生产制约同时也制约着物质生产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而包括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在内的市民社会,作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一直以来就是国家及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其它上层建筑的基础。但是,市民社会因其私有财产制度导致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个人和集体、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冲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需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突破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从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利益共同体的生活,实现解放全人类。可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不但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而且是一种革命的社会政治活动;它一方面生产了物质生活本身和一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生产了历史各阶段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形式,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变化。

我们还认为,实践概念尽管集中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个文本中,但其内涵根基却主要源于《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尤其是“异化劳动”的概念。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阐释来通向对“实践”概念的深入理解。

通过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黑格尔“异化”观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物的异化,一是自我异化。所谓物的异化,就是说工人对其生产的产品和外在感性的自然世界处于一种敌对异己的关系,不是人控制着物,而是物控制着人;而所谓自我异化,也可以称类本质的异化,是指工人在其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行为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属于他自己的生命活动,而是把一种自由自觉的类生活当成是抽象的个人生活目的得以实现的手段。马克思明确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显然,这两种异化劳动的形态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紧密相关,与人的生命生活相生相伴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是一种生命活动,也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一种类生活,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劳动把这种生命、生产和生活变成了一种手段。这一目的变成手段的结果就是,人不但与自己类本质相异化,而且与人的身体、精神、外在自然和他人相异化。马克思还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的产生又引发了阶级对立。“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在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也就是说,伴随异化劳动的发展,不但劳动与其产品相分离,而且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工人与其劳动相对立,这必然导致社会逐渐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

马克思正是认识到“异化劳动”对人的生活和社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所以他进一步提出“实践”概念。在他看来,实践作为一种肯定性的非异化劳动,它不但是人实现自己类本质和类生活的基本途径,而且是实现人的生活改造和解放的重要方式。他认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换言之,实践不但是一种人改造自然世界的活动,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在实践中,劳动不再是把自主自由的生命活动贬低为生活手段,也不再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自我认同和类生活的审美现实。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生活旨趣并不能得到直接有效地实现,它仍需要一种政治实践生活来保证其得以实现。所以,马克思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由上可见,在“生活论转向”世界哲学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呈现出以下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实践是一种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且由其衍生出政治、革命、道德、宗教和艺术等不同形态的实践类型或生活方式;二是实践不仅是一种认识体验世界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改造革新世界的生活方式。通过实践不但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且使人的生活获得全面改造和解放的美学价值。

其实,通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作为其核心基石的实践观蕴有并呈现出鲜明的“生活论”内涵和旨趣,而且作为其重要构成部分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它主要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础上,首先认为是存在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存在。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而已。”[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思维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人对现实生活事物的反映和改造。其次,唯物辩证法认为存在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联系和发展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这也就要求我们在生活本体的基础上,把生活事物看成一个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活的历史过程。

由上我们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都建基于生活本体之上,它们是相互关联、一体连带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在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处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而他们的唯物史观则指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可见,唯物史观不同于唯心史观的根本所在就是确定现实生活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并认为历史的发展不能脱离日常生活世界。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又是一种辩证唯物史观,它同时认为包括宗教、哲学、道德和艺术等在内的精神生活生产,一方面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对物质生活生产具有反作用。所以,恩格斯明确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艺、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具体到艺术审美活动上,从发生学来看,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艺术审美活动起源于劳动实践生活。类人猿是在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实践生活中,手脚分家,直立行走,创造了促进劳动实践生活的语言,同时大脑也得到了开发,最终形成了别于动物世界的人类社会。在此过程中,人的各种身体感官得到了锻炼和强化。以人手为例,在几十万年漫长的劳动实践生活中,人手的肌肉、韧带和骨胳不断得以改造和遗传,变得越来越灵活自由,“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尔德森的雕刻及帕格尼尼的音乐”[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0页。。换言之,是人的劳动实践生活为艺术审美创造活动提供了身体前提。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美学还认为是劳动实践生活形成了人的艺术审美需要和最初表现形式。早期原始人类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改造自然和促进交往的劳动实践生活中,生成了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艺术审美需要。原始的洞穴壁画和图腾标志作为其最初表现形式,不但象征了他们对神奇力量的崇拜,而且也表明了他们以艺术审美的方式掌握生活世界的愿望和智慧。

从艺术审美活动的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艺术审美活动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生活方式和结果。人的本质力量就是自由自觉的类生活力量,主要在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劳动实践生活中呈现出来;而对象化则是指人在实践生活中通过对自然(包括社会)的认识、体验和改造,使得自然及其创造物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但是,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艺术审美活动到底有何联系呢?马克思曾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可见,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作为人的一种实践生活方式,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并在这一实践生活中,人能获得一种“自我享受”,即审美愉悦。如果说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我享受”是实践生活的某种天然展现,那么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人具有创造和欣赏艺术审美能力则是实践生活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在一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实践生活中,人不但创造了美和艺术,而且具备了欣赏美和艺术的主体条件。在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实践生活中,人们结成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一方面使得人类超越生物本能而形成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生命生活,即一种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实践生活;另一方面使得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得以生成和实现。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这段重要引语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主体实现于客体的实践生活中,主客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音乐只能激起有音乐感耳朵的感觉,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美的音乐;二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得以改造和发展,人的五官感觉也在实践生活中得以产生和丰富,以致于人能以一种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性或人性的类生活方式来享受音乐和形式美的美感。

正如我们在上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时指出:实践不仅是一种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包括政治、革命、道德、宗教和艺术等不同形态的生活方式;实践一方面是一种认识体验世界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更是一种改造世界和解放人类的生活方式。那么作为一种建基于物质实践生活之上的精神实践生活,艺术审美生活与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方式有着怎样的关联?在这种关联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又是如何有效地实现其独特的生活旨趣?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撰写过一部美学著作,但是他们散见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著作中的美学观点以及在书信中具体讨论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都表明他们有不凡的艺术审美修养;并且还因为他们在开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突破了纯粹美学的边界显得格外现实而高远。在艺术审美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经济生活是基础,它在根本上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审美生活的发展。恩格斯明确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的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然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但马克思主义美学决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它辩证地认识到艺术审美生活的独立性和对经济生活的反作用。经济生活的繁荣固然往往带来艺术审美生活的繁荣,但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审美生活却只有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特定历史阶段才能出现。譬如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那是古希腊人在生产力落后、无法真正征服自然的历史条件下,以幻想的艺术审美生活方式来征服自然的结果。而且,我们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赋予艺术审美生活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以一种解放的作用和价值。它一方面指出了异化劳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劳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资本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使得工人成了资本的奴隶;甚至艺术家也难逃出卖艺术才能的奴役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用劳动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但它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审美艺术生活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对立面,为无产阶级工人至少在精神层面摆脱异化状态提供了某种可能。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6页。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艺术审美生产生活与资本主义存有异化劳动的经济生活相敌对,使得前者在其相对独立的精神领域,对后者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以剥削压迫工人的生活状况作出了揭露和批判;从而呼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和自由。所以,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从历史和美学的高度指出济金根按骑士方式的叛乱从而忽视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作用的历史局限,以及人物个性过于席勒化的抽象缺点。而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则认为她的《城市姑娘》应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学习,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他看来,英国伦敦工人固然消极地屈服于命运,但是在世界无产阶级战斗生活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就显得不那么真实正确,所以就要把典型人物置于工人阶级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而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进行剧烈反抗的努力中来表现。

相比经济生活,同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审美生活与政治生活有着更为直接紧密的关联;而且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人的普遍的解放需要通过政治生活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如何在保持艺术审美生活独立性的前提下,把它与包括阶级革命在内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并将其投向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政治生活中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致考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认为其小说《旧人与新人》关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描写很出色,而且其中两类人物也很典型;但是小说主人公阿尔诺德过于理想化,为突出其政治倾向性而牺牲了他的个性。恩格斯认为优秀的小说固然可能有倾向性,但其倾向性应当是通过场面和情节的描写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艺术创造可以为政治服务,但其服务的方式应该是审美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和解放全人类,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下已到了一种非人的境地,而这种非人的境地令他们背水一战,化蛹为蝶,以大无畏的高尚心胸和行动反抗资产阶级,改造和解放自己的生活世界。在无产阶级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精神性实践生活,艺术审美活动不但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无产阶级恢复人性、彻底解放自己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希望艺术创作能关注无产阶级的生活,揭露和控诉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并为他们谱写理想生活的蓝图。恩格斯认为,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海涅也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并为他们创造了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马克思高度评价在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前夕流行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勇敢的战斗呼声。甚至,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版本的序言中,呼唤有新的坦丁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

总之,通过对西方哲学“生活论转向”理路的探讨,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以上其他哲学家一样,都主张复兴哲学与生活的密切关联,把对生活的体验和改造作为自身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可生活在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发展中的本体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加凸显物质实践生活对其它生活形态的基础作用,并赋予艺术审美生活形态以一种改造和解放的美学内涵和旨趣。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2-0089-09

收稿日期:2018-10-26

作者简介:唐善林,湖南永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能锋,江西吉安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 贵阳 5500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2001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